阅读与虚构赞——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

【秘鲁--西班牙】马·巴尔加斯·略萨 / 林一安译

      二O一O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没有令世人，特别是中国读者大跌眼镜：不像前几年，不知从何方又冒出了哪位神仙，闻所未闻。这回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呵，原来是略萨呀！知道知道，读过他的小说。不过，读者不知道的是，这位兼有秘鲁和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在我们中国是被译家腰斩为略萨而闻名的，他原来的父姓巴尔加斯给丢在一边，只以他的母姓略萨行走华夏了；而在大洋彼岸，作家只能跟他的夫人、也就是他的表妹帕特丽西娅·略萨（作家舅父路乔·略萨之女、作家母亲多拉·略萨的侄女）一脸苦笑，无可奈何，任凭中国译家和出版家的摆布——这就是译者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九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王子饭店会见马里奥·巴尔加斯时他们夫妇俩的尴尬表情。
   
      现在好了，二O一O年十月七日，瑞典文学院宣布，作家“由于精细描绘了权力结构，犀利刻画了人物反抗、叛逆和挫败的形象”得诺奖了，要规规矩矩介绍了，不能再略萨长略萨短了，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四大主要作家之一。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生于秘鲁南部城市阿雷基帕。父母在作家出生前离异。后随母住外祖父家。一九三七年外祖父赴玻利维亚柯恰班巴任领事，母子同往。作家在该地上小学。一九四五年，外祖父回皮乌拉任监察官，母子随行。一九五零年入利马普拉多军校。一九五三年入圣马科斯大学攻读文学及法律。一九五五年与其舅母之妹胡莉娅结婚。一九五二年开始正式发表作品。一九六五年又与其舅父之女帕特丽西娅结婚。一九九三年，由于当时的秘鲁总统藤森威胁作家要褫夺其国籍，愤极，即毅然加入西班牙国籍。其创作观察敏锐，文笔犀利泼辣，结构奇特，被尊为拉美结构现实主义大师。曾获多项国际文学奖，包括西班牙语文学界最高荣誉塞万提斯文学奖。其大多重要作品如《城市与狗》、《绿房子》、《酒吧长谈》、《潘达莱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胡莉娅姨妈与作家》、《世界终极之战》、《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弑神者的故事》等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即陆续与中国读者见面。其近作《天堂在另一个街角》、《凯尔特人之梦》等中译不日也将面世。巴尔加斯·略萨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曾携家人来我国大陆和台湾访问。

　　《阅读与虚构赞》是巴尔加斯二O一O年十二月七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因全文较长，译文略有删节。文中括号里的变体字是译者加的释文。——译者

　　我五岁的时候，在玻利维亚柯恰班巴市的拉萨尔学校，在胡斯蒂尼亚诺兄弟的课堂上，学会了阅读。这是我一生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事情。将近七十年以后，我还清晰地记得，把书本里的词汇转换成种种形象的那股魔力是怎么丰富了我的生活的：它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障碍，让我随着尼摩船长进行了两万多里的海底旅行（凡尔纳的小说《神秘岛》中的故事），让我跟着达塔尼昂、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宓斯一起，在老奸巨猾的黎塞留的时代，与威胁王后的阴谋作斗争（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中的故事），还让我摇身一变，变成了冉阿让，背负着马利尤斯有气无力的躯壳（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的故事），在巴黎的下水道里出没。
   
　　阅读把梦想变成了现实，把现实变成了梦想，把文学这片天地呈现在我这个小小人儿力所能及的面前。我母亲告诉我，我最初写的东西都是我阅读的故事的延伸，因为我总担心故事结束，总想把结局改写一遍。也许，这就是我这一辈子所做的而自己又浑然不觉的事吧：随着我成长了，成熟了，变老了，让我的童年充满激情和冒险的故事，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让我给延伸了
   
　　我真希望我母亲能在这儿，每当她阅读阿马多·内尔沃（墨西哥现代主义诗人）和巴勃罗·聂鲁达的诗篇的时候，常常会激动，流泪。我也希望我外祖父佩德罗能在这儿，他鼻子大大的，秃顶亮亮的，往往庆贺我的诗作。我还希望我舅父路乔也能在这儿，尽管文学在那个时候、那种地方，远不能让它的耕耘者们糊口，他还是一个劲儿地鼓励我，要我全身心地从事写作。我这一生，身边总有这样的人，他们爱我，激励我，我犹豫的时候，又用他们的信念感染我。多亏他们，当然，也毫无疑问地由于我自己的坚持和几分运气，我能把大部分时间献给这种激情，这种嗜好，这种妙事，也就是从事写作；我能营造一种平行的生活环境，在此，我们得以藏身应付逆境。而那种生活环境，能把杰出变成本真，把本真变成杰出，能平息动乱，美化丑陋，让瞬间变成永恒，让死亡变成短暂的景象。
   
　　写故事并不容易。一斟酌词汇，原先的打算就在纸上枯萎了，想法和形象就瘫软了。怎么再鼓起劲来？幸好大师们还都在那儿，可以学习，可以仿效。福楼拜教导我，天才就是一种锲而不舍的纪律，就是长久的耐心。福克纳教导我，形式（文字和结构）决定题材增色还是减色。马尔托雷尔（十四世纪西班牙作家、骑士。著有长篇小说《骑士蒂朗》。）、塞万提斯、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康拉德、托马斯·曼教导我，长篇小说中的数量和气魄跟精确的风格和叙事的战略一样重要。萨特教导我，词汇就是场景；还说，一部小说，一个剧本，一篇散文，都是与现实以及其最佳的选择紧密相连的，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加缪和奥威尔教导我，缺乏道德的文学是不人道的。马尔罗教导我，无论当前还是在阿耳戈英雄、《奥德修纪》和《伊利亚特》时代，都不乏英雄主义和史诗。
   
　　我这篇演说，如果把我或多或少应该感激的所有作家都聚在一起，那他们的影子将会是黑压压的一大片，多得数不清。他们除了为我揭示叙事技巧的奥秘，还让我去探索人的内心世界，敬重他们的英雄业绩，也为他们的荒唐行为提心吊胆。这些作家是最乐于助人的朋友，是我写作生涯的鼓舞者。我在他们的作品里发现，即使身处最为恶劣的逆境，总还是有希望，总值得活下去，尽管活着仅仅是因为，如果没有了生命，我们就既不能阅读，也不能构思故事了。
   
　　有时候，我常常问自己：像敝国这样一些国家，读者少，穷人多，又有文盲又有不公，文化只是很少几个人的特权，写作岂不是少数人的一种奢侈？不过。这些疑问并没有扼杀我的创作，就是在为养家糊口而干的活儿几乎占据我全部时间的那几段时期，我还总是不断地写作。我觉得，我做得对。因为，如果为了文学在一个社会里繁荣，先决条件是取得高深文化、自由、昌盛和公正，那它将永远也不会存在。相反，由于有了文学，有了它促成的觉悟，有了它启迪的愿望和渴求，也由于我们朝着一个美丽的幻境跋涉之后又从现实中摆脱出来，如今，比起小说家们开始用寓言让生活人性化那会儿，文明就不那么残酷了。如果没有我们阅读的那些好书，我们要比原本坏得多，屈服得多，也会不那么闹腾了，也听话了；而那种批判精神——进步的动力，也就没有了。跟创作一样，阅读也是对生活不满足的一种抗议。
   
　　谁要是在虚构中寻找并没有的东西，他就会说，其实，不必说也不必知道，这样子的生活，是绝对不能满足我们的渴求——人的生存状况的基础的；还会说，生活应该更加美好。我们发明了虚构，是为了能在某种程度上过上几辈子的生活，虽然我们都愿意这么过，可我们连一次都轮不上。
   
　　没有虚构创作，我们就不太会意识到争取生活能过下去的自由的重要，就不太会意识到，生活遭到一个暴君、一种意识形态或一门宗教的践踏，会变成地狱。谁要是怀疑，文学除了让我们沉浸在美好和幸福的梦想中之外，还让我们警惕地反抗形形色色的压迫，那就请问问自己，为什么所有把民众从摇篮到坟墓的行为举止都牢牢控制起来的政权这么害怕文学，要建立审查制度来加以压制？为什么这么疑心重重地监视独立作家？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知道，任凭想象穿流书本，就会有危险。当读者把虚构可能让他们享受到的自由（虚构中就行使着自由）跟现实世界中窥测他们的愚昧政策和恐惧加以比较，虚构作品就是激励反抗的。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也不管知道还是不知道，作家在创作故事的时候，就在宣示不满，指出世界变糟了，想象中的生活远比现实生活丰富多彩。这一结论一旦植根在民众的情感和意识中间，他们会变得更难以掌控，更难接受让他们相信在大棒、法官和狱警中间他们生活得更安全、更好的谎言。
   
　　优秀的文学在不同的人群之间铺架了桥梁，让我们享受、难过和惊讶。它借助把我们分隔开来的语言、信仰、风俗、习惯和偏见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当巨大的白鲸把埃哈伯船长葬入大海，东京、利马或通布图（马里城市名）的读者都不约而同地会心中一紧。当爱玛·包法利吞下砒霜，安娜·卡列尼娜扑向火车，于连·索雷尔上了断头台，当《南方》（博尔赫斯的小说）里的城市医生胡安·达尔曼从平原上一家杂货店出来，面对一名挑衅者的刀子的时侯，或者，当我们觉察到佩德罗·帕拉莫的小镇科马拉的所有居民都是鬼魂的时候（墨西哥作家鲁尔福的小说《人鬼之间》中的故事），对读者的震撼都是相同的；不论是信奉菩萨、孔子、基督、阿拉的，还是穿着西服戴着领带、穿着长袍、和服或灯笼裤的不可知论者。文学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创造了友谊，消除了无知、意识形态、宗教、语言以及愚蠢在男男女女之间设置的界线。
   
　　所有的时代都曾有过惊吓，而我们这个时代是狂热者的时代，自杀式恐怖分子的时代。那是一种古老的信念，他们认为，杀戮能够获取天堂、无辜者的鲜血能够洗涤集体耻辱、能改变不公，能让真相压倒虚假。每天，在世界各个地方，无以数计的受难者为了他们心目中的绝对真理的化身献出了生命。我们过去总以为，极权帝国垮了台，和睦共处、和平、多元论说和人权就会占据上风，世界就会摈弃无谓的牺牲、灭绝种族的杀戮、侵略和灭绝性的战争。这种事，一件也没有发生过。新的野蛮形式又在盲目狂热主义的煽动下增生蔓延开来，而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断增加，绝不能排除有哪一小撮救世主狂人哪一天会发动一场核灾难。应该阻止他们，反抗他们，打垮他们。尽管他们罪行累累，声震全球，也让我们噩梦连连，惊恐得喘不出气来，但他们人不是很多。我们不应该被企图剥夺我们自由的人吓倒，而自由，是我们在漫长的文明事业中一直在争取着的。我们大家来保卫自由民主吧；虽说它还有种种局限，但毕竟还意味着政治的多元性、和谐共处、宽容、人权、尊重批评、合法性、自由选举、轮流执政。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从残酷的生活中获取的；让我们接近文学所描绘的完美的生活吧（即使我们永远也享受不到），那种生活，是我们只须创意、写作和阅读就能够得到的。只要我们同狂热的杀人凶手针锋相对，我们就能捍卫我们的梦想和把梦想变成现实的权利。
   
　　从童年起，我就梦想有朝一日到巴黎去，因为由于对法兰西文学的迷恋，我认为，在那儿生活，呼吸巴尔扎克、斯当达、波德莱尔和普罗斯特呼吸的空气，会有助于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而不离开秘鲁，就只会沦落为星期天和节假日上上版面的蹩脚作家。事实上，我很感激法国，很感激法兰西文学，也很感激我受到的难以忘怀的教导：文学不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项纪律，一项劳动，一种倔强的意志。我在那儿生活的时候，萨特和加缪都还健在，还在写作；也是尤内斯库、贝克特、巴塔耶和西奥朗的年代，发现布莱希特戏剧和英格丽·葆曼电影的年代。但是，也许我更为感激法国的，是发现了拉丁美洲。我在那儿学到了，原来秘鲁是一个广袤的社会大家庭的一部分，是由历史、地理、社会和政治问题、某种生活方式以及同一种说写的丰富语言与它兄弟般地结合在一起的。我还知道了，就在那几年，涌现了一种新型的、朝气蓬勃的文学。我在那儿读到了博尔赫斯，读到了奥克塔维奥·帕斯、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富恩特斯、卡布雷拉·英方特、鲁尔福、奥内蒂、卡彭铁尔、爱德华滋、多诺索和其他许多位作家。他们的作品改革着西班牙语叙事文学，而正是由于他们，欧洲和世界很多地方发现，原来拉丁美洲并不只是一块有政变、邪恶的军阀、大胡子游击队、哼曼波乐曲的妓女和恰恰恰舞的大陆，它有着各种观念、艺术形式和文学创作，它们正洋溢着美妙如画的景象，还讲着一种世界性的语言。

　　我在欧洲，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真的，在什么地方都没觉得。在我住过的所有地方，不管在巴黎、伦敦、巴塞罗那、马德里、柏林、华盛顿、纽约、巴西，还是多米尼加共和国，我都觉得在家里一样。我总会找到一个喜欢的地方，可以安静地生活，工作，学学东西，鼓鼓希望，找找朋友，读读好书，想想题材来写作。我并不认为，我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世界公民会削弱所谓的“根”，也就是跟我自己国家的联系（其实这也不太重要），因为真要那样，那么作为作家，秘鲁的经历就不会再滋养我，也不会在我的故事里出现了，尽管这些故事看起来发生在远离秘鲁的地方。我认为，我在离开我出生的国家的地方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倒更加强了那些联系，并为之增添了一种更加光明的未来，一份怀念故国的心绪。而这种怀乡之情，是善于把“主”与“次”分辨开来的；而且，还能让这种联系持续发扬光大。爱自己在那儿出生的国家，不应该是强迫的，像任何一种爱一样，应该是心脏自发的跳动，是紧紧连结爱人、连结父母子女，连结朋友的一种爱。   
   
　　拉丁美洲的征服是残酷的、粗暴的，自然，这跟所有的征服是一样的。我们理应批判。不过，批判的时候，可别忘了，那些掠夺的人、犯罪的人，很多就是我们的曾祖父和高祖父，就是来到美洲并在那儿归化的西班牙人，而不是在那片土地上留下来的人。批判要公正，而且应该又是自我批判。因为二百年前，我们从西班牙独立的时候，在旧殖民地掌了权的人，并没有去解放印第安人，为他们过去遭受的屈辱申张正义，而是像征服者一样贪婪和残暴，接着去剥削他们。在有些国家，还对他们进行十分之一的选杀，灭绝他们。我们要明白无误地说，两个世纪以来，解放土著居民一直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我们却没有完成。在整个拉丁美洲，这依然是一项悬尔未决的任务。面对这种极不光彩的耻辱，我们没有一个例外。
   
　　我像热爱秘鲁一样热爱西班牙。我欠它的很多，感激它的地方也很多。如果不是西班牙，我恐怕永远也不会登上这个讲台，也成不了一个知名的作家；也许，我会像我许多不走运的同行一样，潦倒在没有运气、没有出版人、没有奖项、也没有读者的写手堆里。而他们的天分（这真是一种可怜的安慰）以后不定哪天会给人发现。我在西班牙出版了所有的作品，得到了过多的认可，像卡洛斯·巴拉尔和卡门·巴尔塞尔斯（上述二人，前者为西班牙出版家，后者是文学代理人）这样的许多朋友都为了我的作品拥有读者，竭尽了全力。在我可能丧失自己国籍的时候，西班牙给了我第二个国籍。是秘鲁人又持有西班牙护照，这之间，我从未觉得有什么不相容。因为，我总感到西班牙和秘鲁，不仅对区区我个人来说，而且就历史、语言和文化这些基本事实来说，是一件事情的正反两个方面。
   
　　我在西班牙土地上度过的这些年，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七十年代初在亲爱的巴塞罗那度过的那五年。那时候，佛朗哥独裁政权还矗着，还在杀人，不过已经是一具千疮百孔的化石了；特别在文化领域，它再也不能像往年那样控制了。裂缝和空隙纷纷打开了，文化审查修补不了了；而通过这些裂缝，西班牙社会吸取了直到那时仍以颠覆罪遭禁的新观念、图书、各种思潮、价值观和艺术形式。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像巴塞罗那这么多、这么好地利用这开放的初始时期，没有哪一座城市经历过在思想和创作的所有领域里类似的激昂场面。它变成了西班牙的文化首府，变成了为呼吸即将到来的最初自由空气而必须待的地方。从某种角度来讲，由于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画家、作家、出版家和艺术家大批涌入，它也是拉丁美洲的文化首府。他们在那儿定居，从巴塞罗那进进出出，因为，谁要是想成为我们那个时代的诗人、小说家、画家或者作曲家，那是必须待的地方。对于我，那些年是伙伴情谊、友谊、谋划和丰硕的脑力劳动的岁月，是难以忘怀的。像往昔的巴黎一样，巴塞罗那是一座巴别塔，是一座世界性和全球性的城市，在那儿生活和工作是令人振奋的。而自从国内战争时期以来，西班牙和拉丁美洲作家第一次在那儿相互交流混合，亲如兄弟，彼此认同是同一传统的主人，是共同事业和信念的盟友：独裁的末日是近在眼前的，在民主的西班牙，文化必定将是主角。
   
　　对于我来说，秘鲁就是我生于斯、但从未居于斯的阿雷基帕，就是我母亲、我外祖父母、我舅父通过回忆和怀念教会我认识的那座城市，因为，我的家族，跟阿雷基帕人常做的那样，总是在他们奔波流离的生涯里，跟着自己，把这座“白城”带走。秘鲁就是皮乌拉，就是荒漠、角豆树和我青年时代皮乌拉人称之为“别人的腿”（一种又好听又辛酸的称呼）的那种吃尽苦头的小毛驴的皮乌拉。在那儿，我发现，不是鸛鸟把小宝宝带到人间来的，而是一对对男女做了蛮事，犯了死罪，制造出来的。秘鲁就是圣米格尔学院和综艺剧场。在那个剧场，我看到，我写的一部小作品第一次登上了舞台。秘鲁就是在利马观花埠（那时候我们管它叫开心区）的迭戈·费雷大街和哥伦布大街的街角。我在那儿把短裤换成了长裤，抽上了第一支烟卷，学会了跳舞，学会了谈恋爱和在女孩子面前表白。秘鲁就是《记事报》那尘土飞扬、颤颤悠悠的编辑部。十六岁那年，我在那儿，为记者我这个第一种武器熬夜。这份工作，还加上文学，几乎占用了我整整一生；还如同文学作品一样，使得我活得更长久，更好地认识了世界；常常跟来自各地、形形色色的人士交往，人有出类拔萃的，好的，坏的，还有可憎的。秘鲁就是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院。在那儿，我懂得，秘鲁原来并不是中产阶级的小堡垒，直到那时候我也是给监管着、保护着生活在里面的，而是一个伟大的、古老的、有着怨恨的、不平等的、受种种社会风浪震荡的国家。秘鲁就是卡魏德（秘鲁共产党地下组织，作家在其小说《酒吧长谈》中有所描述）各地下支部。在那些支部里，我们正同一小伙圣马科斯大学的学生，准备世界革命。秘鲁也是“自由运动”（作家领导的政治组织）里我的男女朋友们，我和他们在炸弹、断电和恐怖分子的谋杀中间，为保卫民主、保卫自由的文化一起工作了三年。
   
　　秘鲁还是帕特丽西娅。她是我的表妹，长着一个小小的翘鼻子，性格倔强。四十五年前，我有幸跟她结了婚。她依然忍受着有助于我写作的噪狂症、神经官能症和暴怒。没有她，我的生活早就卷进折腾的旋风，毁了；而延续我们香烟、增添生活乐趣的阿尔瓦罗、贡萨罗、莫尔加娜和六个孙子孙女也不会出生了。她什么都做，什么都做得很好。她解决问题，管理财务，收拾整理，给记者和不请自来的人挡驾，保护我的时间，安排约见和旅行，整理和打开箱子。她还非常宽容大度，甚至在她以为跟我争吵的时候，还猛夸我：“马里奥，你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写作。”         
   
　　我们再回到文学上来。对我来说，童年的天堂并不是文学的神话，而是在柯恰班巴那座有三个院子的大宅院，是我生活在那里、享受在那里的现实。在那里，我跟我的表妹们和同学们可以复制泰山和萨尔加里的故事。而在皮乌拉监察院，蝙蝠就在它的阁楼里筑巢栖息，那可是那片炎热的土地上，在星光璀璨的夜晚，充满神秘色彩的静静的黑影啊。在那几年，写作是我家人鼓励我玩的一种游戏，是给我，一个外孙，一个外甥，一个没有父亲的小男孩有资格获得掌声的一种恩赐。据说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在天堂了。他是一位高个子的先生，很帅，穿着海军制服。他的照片点缀着我的夜间小桌，我常常为它祈祷，睡前总要亲吻它。在皮乌拉的一天早晨，直到今天，我还认为我再也找不回那天早晨了，我母亲透底告诉我，那位先生其实还活着，我们当天就要到利马去，跟他一起生活了。那年，我十一岁。从那时候起，一切都改变了。我失去了天真，发现了孤独、权威、成人生活和恐惧。我的解脱就是阅读，阅读优秀的著作，躲在生活就是激动、紧张、一个接着一个冒险故事的世界里，躲在我能感到自由、重又幸福的世界里。我的解脱还有偷偷地写作，仿佛一个人去干一件不可告人的坏事，去实现一件禁止的欲念。                  
   
　　文学不再是游戏了。它成为抵制苦难、从事抗争、进行叛逆和摆脱不堪忍受的一切的一种方式——我的生存理念。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在所有我感到沮丧和受到打击的环境里，在绝望的岸边，全身心地投入我的寓言家的工作，从来就是指引人走出地道的亮光，就是把海上遇难者带向海滩的救生板。
   
　　尽管我写作很费劲，还让我大汗淋漓，我也像所有的作家一样，常常感到瘫痪的威胁，才思枯竭的威胁，但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让我这样成年累月地构建一个故事而享受生活。从并不确定的萌芽露头，由于某种生活体验而贮藏在脑海里的形象，就变成一种不安，一种激情，后来又发芽成为一个计划、一个把模模糊糊、骚动活跃的人物编进故事的决定。福楼拜说过，“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的，很确切。是一种有理想、有快乐的生活方式；是头脑里火星迸溅的一团火，要跟不听使唤的词汇作斗争，直到它们给掌控。要像猎手一样去探索广袤的世界，获取令人称羡的猎物，来滋补还在酝酿状态的文学创作。还要注意减少故事刚开头就恨不得吞下全部故事那种贪婪的胃口。要体验一部正在孕育之中的长篇小说给我们带来的那种飘然的感觉，那是像我第一次一样，一直都体会到的经验。小说刚刚成形，似乎要开始独立生活了，有许多活动了、表现了、思考了、感觉了以及将有要求尊敬和重视了的人物了。这时候，对于这些人物，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强加给他们什么行为了，也不能剥夺他们的自由意志把他们杀了，免得故事失去说服力。我这种经验是充实的、飘然的，就好像跟自己心爱的女人做爱一样，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永不止歇。
   
　　谈到虚构，长篇小说我说了很多，戏剧这另一种高尚的样式，却说得很少。当然，这真是大为不公。其实，戏剧是我第一份爱。我从青年时代，在利马的赛古拉剧院，观赏了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之后，就爱上戏剧了。那场演出让我浑身激动，还让我迫不及待地写出了一部以印加人为题材的剧本（即一九五二年发表的《印加的逃亡》）。如果五十年代的利马发生一场戏剧运动的话，说不定我就先成为剧作家，后成为小说家了。运动并没有发生，这可能就使我越来越朝叙事文学方向走去。不过，我对戏剧的爱好从未中断过。它总像一种诱惑，一种怀念，蜷缩在小说的阴影下，打着盹儿；而每当我看到一出让人佩服的戏剧，尤其如此。七十年代末，我的一个大家管她叫“妈妈爱”的百岁姨奶奶对往昔的长久思念，启发我想出了一个故事。老人在她最后的岁月里，断绝了周围的现实，躲进了追忆和虚构里去了。我预感到，那是一个创作剧本的故事，只要搬上舞台，就会获得一切虚构小说曾经取得过的轰动和辉煌。我像新手一样，怀着激动、战战兢兢的心情写了出来。看到它登上了舞台，由诺尔玛·阿莱安德罗饰演女英雄一角，我欣喜万分。从那时起，在小说与小说、散文与散文之间，我曾经有好几次旧病重犯。不过，我要补充的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我七十岁的时候，还会到（应该说是爬到）台上来演出。这场鲁莽的冒险让我这个血肉之躯生平第一次体味到，这种奇迹对于一辈子写小说的人来说，就是让一个虚构的人物活起来，让虚构在观众面前呈现出生命活力。对于我亲爱的朋友，导演霍安·奥耶和女演员艾塔娜·桑切斯·希洪，我永远也感激不尽。他们一直鼓励我跟他们一起分享那次了不起的体验。
   
　　文学是生活的虚假表演。当然，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引领我们从我们出生、度过岁月以及死亡的迷宫里走出来。文学为现实生活让我们遭受的挫折和失败偿付损失。由于文学，我们至少可以部分地破解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往往是生存的谜底——主要是我们这些疑点多、判断差的人，我们这些在诸如生存的重要性、个人和集体的命运、历史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理性认识何去何从等等命题深感困惑的人。
   
　　有一种想法一直让我很是痴迷：我想，在某种环境里，我们的祖先，那时候，跟动物还没有什么不同，彼此沟通的语言也刚刚诞生，在洞穴里，围着篝火，在各种威胁（闪电、雷声和野兽的吼叫）闹腾的夜晚，就开始创作故事、讲述故事了。这是我们命运的关键时刻，因为在被嗓音和讲述人编造的故事惊呆了的原始人的聚会里，文明就开始了，漫长的岁月就渐渐让我们有了人性，让我们创造了有主权的个人，让个人脱离了部落；创造了科学、艺术、权利、自由；让我们深入探索自然、人体和空间的奥秘，让我们去星球旅行。那些故事、寓言、神话和传说，像一种新的音乐，第一次在一个什么都陌生、险恶的世界里被神秘和危险吓坏了的听众面前，震荡回响。这应该是一次清凉的沐浴，而对于那些警觉戒备的人，对于那些生存就只是吃饭、躲避风雨、杀戮和性交的人来说，又是一片平静的水面。他们自从在故事讲述人的激励下，开始集体梦想并共享梦境以来，就再也不愿给捆绑在苟延残喘的水车（那是一种干笨重的粗活的旋转工具）上了，生活就变得有梦想、有享受、有虚构的故事，还有革命的抱负了：打破监禁，改变和改善生活，这是一场缓和由空想的生活激起的欲望与野心的斗争，一场缓和驱散其周围的阵阵迷雾的斗争。
   
　　当文字诞生，故事不但可以倾听还能够阅读并且取得文学赋予的永恒地位的时候，这一从未停息的进程也就丰富多彩了。因此，必须不间断地重复下去，直到新的几代人相信：虚构远非只是一种消遣，远非只是一种让感觉敏锐、让批判精神觉醒的知识历练。为了让文明得以延续、革新，把人类美好的东西留给我们，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需要。为了我们不退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蛮荒状态，为了不让生活仅仅局限于事情观察得很透彻但对事情周围的来龙去脉却浑然不知的专家们所谓的实用主义，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需要。为了不让我们充当原本是为我们服务而发明的那些机器的仆人和奴隶，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需要。因为，一个没有文学的世界，就是一个没有愿望、没有理想、没有尊严的世界，一个被剥夺了人真正成为人那份功能的机器人的世界：人可以走出自己，也可以进入别人，进入我们梦想中用粘土捏制的别人。
   
　　 从洞穴到摩天大楼，从棍棒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从部落千遍一律的生活到全球化时代，文学的虚构已经成倍地增添了人类的经验，没有让我们男男女女屈从于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和逆来顺受。没有任何东西，像这种充满谎言的生活那样，播下了这么多的不安，激起了这么多的想象力和愿望。而为了让我们在现实生活永远也不会给予我们的伟大的冒险和伟大的激情里充当主角，我们正是凭借文学，为我们原本的生活，补充揭示出充满谎言的生活的。文学的谎言通过我们，通过经过改变、受到愿望感染的读者，回归到真实。也正是由于虚构的过错，这会遭到平庸社会的长期怀疑。当文学让我们幻想拥有我们没有的东西，成为我们没有成为的人，认可那个不可能的生存环境的时候，我们就像异教徒上帝一样，感到踏实，同时也感到永恒。这就是文学的魔力，文学把反抗和叛逆引进我们的精神，在所有为减少人类关系之间的暴力而作出贡献的壮举里，反抗和叛逆是站在后面的。要减少暴力，而不是消除暴力，因为我们的历史幸好不是一部没有结束的历史。因此，我们要继续梦想，继续阅读，继续写作，这是我们为减缓我们行将结束的生存条件、铲除时间的侵蚀、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转自：外国文学网
（全文完）

　“尽管我写作很费劲，还让我大汗淋漓，我也像所有的作家一样，常常感到瘫痪的威胁，才思枯竭的威胁，但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让我这样成年累月地构建一个故事而享受生活。从并不确定的萌芽露头，由于某种生活体验而贮藏在脑海里的形象，就变成一种不安，一种激情，后来又发芽成为一个计划、一个把模模糊糊、骚动活跃的人物编进故事的决定。福楼拜说过，“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的，很确切。是一种有理想、有快乐的生活方式；是头脑里火星迸溅的一团火，要跟不听使唤的词汇作斗争，直到它们给掌控。要像猎手一样去探索广袤的世界，获取令人称羡的猎物，来滋补还在酝酿状态的文学创作。还要注意减少故事刚开头就恨不得吞下全部故事那种贪婪的胃口。要体验一部正在孕育之中的长篇小说给我们带来的那种飘然的感觉，那是像我第一次一样，一直都体会到的经验。小说刚刚成形，似乎要开始独立生活了，有许多活动了、表现了、思考了、感觉了以及将有要求尊敬和重视了的人物了。这时候，对于这些人物，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强加给他们什么行为了，也不能剥夺他们的自由意志把他们杀了，免得故事失去说服力。我这种经验是充实的、飘然的，就好像跟自己心爱的女人做爱一样，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永不止歇。”——真是这样。创作实在是件愉悦心身的事情。

在人生中所有的过客都是贵人，如果没有大家同在，是何等荒凉的世界啊。

谢谢诗大姐分享！

略萨：小说的力量可以改变世界

鲁先圣

2010年的10月7日，举世瞩目的201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隆德庄严宣布：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略萨是拉美著名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也是28年来又—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拉美作家。

　　评审这—奖项的瑞典文学院说，巴尔加斯·略萨之所以获奖，是因为“他对权力结构的解析和对个体反抗、反叛和失败的犀利描写”。

　　巴尔加斯·略萨是“少年天才”，1936年在秘鲁出生，在玻利维亚长大，1963年以自身在秘鲁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的经历为素材，创作西班牙文小说《城市与狗》，在世界文坛崭露头角。不过，这部小说在秘鲁引发争议，遭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军官公开焚毁。但是，他始终相信，借助小说的力量，可以促使世界改善，“文学就是一把火，它要把世界一切不公平和丑恶统统烧光。”

　　巴尔加斯·略萨资历很老，他1962年就获得了拉美文学最高奖，《城市与狗》、《绿房子》早已奠定了他的地位。彼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没有写出《百年孤独》，但后者在1982年就获得了诺奖，而巴尔加斯·略萨为此却多等了28年。

　　《城市与狗》是作者根据自己少年时在军校学习的亲身经历写成。“城市”指秘鲁社会，“狗”指军校学员。作品中用了大量篇幅描写“打架斗殴”、“金钱交易”、“赌博”、“**”、“上课捣蛋”等丑恶行为，揭示出底层人生存的艰难处境，极具震撼力。

　　在作品中，作者塑造了一个“中间人物”，他名叫阿尔贝托，为人不卑不亢，不欺负弱小，也不容强者欺负。在捍卫尊严和个人合法权利方面，阿尔贝托绝对不放弃斗争，这个人物是略萨的化身。在作品中，阿尔贝托时而生活在社会上层，时而与来自社会底层的黑人、混血种族学员住在同一宿舍；他既看到了上层社会的伪善、欺诈和糜烂的生活；也了解了贫苦阶层的悲惨处境。这两个极端他都不能接受，因此宁肯躲进文学天地，逃避“狗咬狗”的生活。这样，阿尔贝托就逐渐培养了这样一种能力：建造文学的城池，去抵挡“城市”的喧嚣和“狗”们的狂吠；因为文学为个人的反抗提供了武器，也提供了施展的空间。

　　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绮丽魔幻的叙述风格不同的是,略萨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代表性作家。除了小说技巧上的登峰造极,略萨的写作带有明显的指向性。略萨的作品从社会层面讲,笔触相当广泛,拉丁美洲的土著居民、市镇市民、知识分子、艺术人物、官僚机构、军队等等,都是他的描述对象。他的小说敏感地批判和揭露社会现实问题：独裁统治、腐败现象、贫富差距、阶级压迫、种族歧视、军警横行、党派竞争等。

　　同为20世纪60年代拉美文学大爆炸的主将,略萨和马尔克斯堪称20世纪世界级文学巨匠,被誉为当今世界文坛硕果仅存的小说大师。所不同的是,略萨受封诺贝尔文学奖却比马尔克斯迟了差不多30年。但是，略萨的作品光芒却丝毫不输马尔克斯,他才气横溢、著作宏富,曾将西班牙文学批评奖、塞万提斯奖等西班牙语顶级文学大奖一一收入囊中。

　　略萨是历史上第107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在得知获奖后接受瑞典通讯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对获奖感到非常高兴，并也感到有些意外，不相信这是真的。他说：“我感到非常意外。我确实没有预料到会获奖。我多年前就已获得提名，但我不知道获奖的可能性有多大。我还以为，我已被瑞典文学院彻底遗忘。”

　　略萨创作体裁极为丰富，有小说、剧本、散文随笔、诗歌、文学评论、政论杂文等，其诡异瑰奇的小说技法及丰富多样的深刻内容，为他赢得了“结构写实主义大师”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