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一幅当代知识分子的画像

郭宏安

在荷兰，在声名狼籍的“墨西哥城”酒吧间里，在阿姆斯特丹油腻的当拉克街上，在大雾弥漫的运河畔，在地狱般了无生气的玛尔肯岛上，在洗衣盆一样冒着热气的须德海上，在坚硬的荷兰床上，一个巴黎律师正滔滔不绝、厚颜无耻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对话者的地位很特别，读者只见其人，不闻其声。这是一个狡猾、聪明、有着

　　相同的文化修养的对话者，其置疑、诘难、反驳(在这位律师的自白中反映出来)引起了他的辩解、说明、进一步的表白，于是，他的一生便昭然于天下了。他同读者看得见而听不见的人的对话，时而显得自得意满，时而显得刚愎自用，时而显得飞扬跋扈，时而显得锋芒毕露，时而又显得躲躲闪闪、底气不足、寡廉鲜耻和心绪烦躁。他是一个法官——忏悔者，他想尽千方百计留住他的对话者，诱其入彀，终于在第五天向他的对话者和盘托出“法官—忏悔者”的精义：“上下左右，全面地认罪”，目的在于绘制“一幅既是所有的人，又不是任何个人的肖像”，然后把这幅肖像变成一面镜子，让所有的人都在这面镜子前露出真面目，于是忏悔者摇身一变，成了法官。“既然人不审判自己就不能判决别人，那就得自己攻击自己以获得审判别人的权力。既然任何一位法官有朝一日都得成为忏悔者，那就得走相反的路，当忏悔者，以便能够最后成为法官。”这就是忏悔者成为法官的逻辑，他坚信，他的对话者最后也能和他一样，那时，他将变成一个读者听不见的对话者，对昔日的对话者说：“我将怀着深厚的博爱之情倾听您的忏悔。”原来这个对话者也是巴黎的一位律师，焉知不是因为这个律师圆滑狡诈，循循善诱，克拉芒斯才入其彀中，跌进他的陷阱，一步步敞开他的内心世界呢？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

　　这是阿尔贝·加缪的小说《堕落》，小说发表于 1956年，他曾经想把小说题为《当代英雄》。1951年，他与萨特为首的存在主义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方面导致了友谊的全面破裂，一方面也使他清醒地认识了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有评论说，《堕落》是加缪的自述、忏悔或者清算，无论如何，说这本书是对存在主义者的一种不算完整的描绘，总是没有错的。 1957年10月17日，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原因是“他的作品透彻认真地阐明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据说，在法国，加缪被称作“《局外人》的作者”，而在外国，特别是在英语国家，他被称作“《堕落》的作者”，以此见出两部作品在法国和法国以外的地方的地位。在我看来，两部作品难分伯仲，一部是加缪29岁时出版的，一部是他43岁时写的，《局外人》冷静的笔触难以掩盖年轻人的激情，而《堕落》则表达了中年人洞悉世情的悲观，两部作品都反映了现代社会的虚伪、冷酷与无情。虽然两部作品的风格有所不同，但是有一条秘密的通道把29岁的加缪和43岁的加缪连在了一起，这条通道是对当代人或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

　　加缪在为这本书所写的《读者须知》中说：“在《堕落》中说话的人沉湎于一种算计好的忏悔。流落在阿姆斯特丹这座运河与冷光之城中，他扮演着隐居者与预言家的角色，这位先前的律师在一个可疑的酒吧间里等待着百依百顺的倾听者。他有着一颗现代的心，也就是说，他不能忍受被审判。因此，他急忙控告自己，为了能够更好地审判别人。他最终把自照的镜子转向了别人。忏悔从哪里开始？指控从哪里开始？在这本书里说话的人控告自己，还是控告时代？总之，在这个精心设计的镜子游戏中，唯一的真理是：痛苦，以及痛苦所许诺的东西。”加缪的话暗示，痛苦许诺了希望。

　　在《堕落》中说话的人的名字叫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独身，40岁，原先在巴黎当律师，目前流落在阿姆斯特丹，从事着一种很奇特的职业：法官—忏悔者。一天夜里，他走上塞纳河的艺术大桥，周身涌起“一种功德圆满的巨大感情”，正准备点起一支“满足的香烟”，突然“一阵笑声”在他背后响起，然而四周空空如也，既无人，亦无船，只有塞纳河滔滔西去。紧接着，他又听见了那笑声，那笑声却顺流而下，渐行渐远……他回到家里，又听见窗子下有人在笑，打开窗户一看，原来是“有些年轻人在快活地告别”。他进了浴室想喝杯水，他的脸在镜子里微笑，然而，他的微笑“似乎具有双重性”了。良心的拷问，从来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正是这笑声打破了克拉芒斯良心的平静，把他从精神的亢奋与傲慢中拉回来，逼迫他回顾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回顾的结果是他一直过着双重的生活：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男盗女娼；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表面上乐善好施，实际上刻薄寡恩；表面上豪侠仗义，实际上见死不救；表面上夸夸其谈，实际上蝇营狗苟，表面上宽宏大量，实际上睚眦必报，表面上是忏悔者，实际上是法官……，他终于认识到，“我长期生活在普遍和谐的幻境中，满面春风，无所用心，来自各方的审判、利箭和嘲笑都遇我日消溶殆尽。从自我警觉的那一天起，我清醒了，同时遍体鳞伤，一下子失去了力量”。这笑声是他在夜里听见的，然而为什么是在桥上？为什么笑声顺流而下？

　　这不是正常的笑声，与克拉芒斯的判断相反，它是“神秘的”，它来自于他的心中。不过，他的感觉是对的：“笑声渐渐微弱，但我还是在背后听得清清楚楚，除了水里，这声音不会来自任何地方。”原来这“水”与他不幸的根源有关，难怪他在谈话的第一天就宣称：“我夜里从来不过桥。”事情发生在他听见笑声之前的两三年：半夜一点钟，克拉芒斯走上王家大桥，一个身腰纤细、身着黑衣的女人正凭栏“望着流水”，他只在深色头发和大衣领子之间的“后脖颈”前“犹豫了一下”。他过了桥头，走上滨河路，却“听见身体跃进水里的声音”，他“立即站住了，但未回头。几乎同时”，他“听见一声呼叫，重复了好几次，顺流而下，然后戛然而止”。“夜色突然凝固”，他“觉得随之而来的寂静无边无际”。他“想跑，却仍伫立不动”。软弱，或缺乏行动的能力，使他只能想：“太晚了，太远了……”他“冒着细雨，走远了”，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他可以不对人言，但是“蛀虫”已然在他的心中住下了，并开始长大，开始噬咬。终于，两三年之后，它发展成了无缘无故的“一阵笑声”，在他的内心深处激起无边的涟漪。首先是他的微笑“具有双重性”了，接着，他的身体上“出现了某种沉默”，然后，他莫名其妙地“感到虚弱，难以恢复好兴致”。更为严重的是，那笑声使他“重获记忆”，并且“发现了回忆”。我们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在“重获记忆”之前每说到“晚上”、“桥上”、“滨河路”之类的字眼，就吞吞吐吐，支支吾吾，或打岔，或沉默，或“王顾左右而言它”，就像阿Q一样，一直要忌讳到“灯”、“亮”一类的词。记忆是一个深渊，是个可怕的地方，有多少人们羞于启齿的隐私被悄悄地打发到那里去，像弃物一样地堆着，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旦那个地方被搅动了，天知道会有什么圣洁或不洁的精灵乘风而起，飞出来攫住人的灵魂。克拉芒斯就是这样地被震动了，他清醒了，承认自己有“两副面孔”，是个“贾努斯”，以往的一切不再是单一的了，一枚光彩夺目的徽章呈现出极不光彩的另一面。加缪在《西绪福斯的神话》早就说过：“蛀虫存在于人的心中。”在克拉芒斯，是“一阵笑声”唤醒了那条蛀虫，在别人，也许是一声哭泣，一记枪响，一个眼神，一句突如其来的疑问，或别的随便什么东西。总是有那么一个时候，在那么一个地方，由于那么一种原因，人突然从混沌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堕落。记忆或回忆，是《堕落》的基本主题。

　　有人问加缪，他最喜欢的10个词是什么，他答道：“世界，痛苦，土地，母亲，男人，荒漠，荣誉，苦难，夏天，大海。”这10个词的确是经常出现在《局外人》、《鼠疫》、《婚礼集》、《夏天集》等作品中，但是我们看看《堕落》，经常出现的却是另外一些词，如羞耻、衰老、死亡、冰冷、运河、审判等等。那10 个词表明，加缪在批判社会的同时，还对世界存有希望，土地上生活着母亲和男人，痛苦中有荣誉，荒漠上有阳光，夏天里有大海；而在《堕落》中，人们对双重性感到羞耻，冰冷的河水带走了令人心惊胆战的笑声，阿姆斯特丹的同心的运河好像地狱之圈，一圈深似一圈，法官泛滥成灾，每个人都想着“清扫”别人。加缪对《局外人》中的默而索还充满着同情，而对克拉芒斯则怀有复杂得多的情感。

　　克拉芒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巴黎知识界的一种典型，其典型性不仅仅在于他意识到一种普遍的堕落和犯罪感，而且还在于他痛切地感到末日审判的来临。他展转腾挪，力图摆脱恶在人的良心上所形成的那种不堪忍受的重负。在一个信奉《圣经》的世界中，最令人忧虑和恐惧的也许莫过于《启示录》中所说的“末日的审判”了。死去的人，无论大小贵贱，都须站在生死册前，按照个人所行的接受审判，或升入天堂，或沉入火湖。对于这个疯狂、动乱、腐化、人人“争先恐后地清扫别人”的世界来说，末日似乎正在迫近，按照克拉芒斯的说法，人们竟不必等待末日审判了，因为“它每天都在进行”。加缪在1953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人最难忍受的是被审判。”克拉芒斯深明此理，并且进一步认识到：“人为了自己不被审判，就匆匆忙忙地审判别人。”于是他说：“问题在于逃避审判。”“问题在于中止审判。”但是，如何才能逃避审判？如何才能中止审判？他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当法官—忏悔者。克拉芒斯的狡黠在于，他的忏悔真真假假，朦胧晦涩，不难集恶之大成于一身，正如他的自供所言：“我把涉及我的事与涉及别人的事混在一起。我博采共同的特点，一同经受过的痛苦，共有的弱点，时兴的气派，时下的名人，如同它在我身上和别人身上存在的那样。”所以，克拉芒斯的肖像既是他自己，又是他的同时代人，而他在这种巧妙的过渡中，发现了一座他“独自攀登”的“高峰”，感到了他“自己是上帝”。但是，无论克拉芒斯以怎样严厉的法官的面目出现，他实际上是终生背负着恶的重压的，因为在他之后还可能有更严厉的法官出现，例如他的对话者。因此，他所说的“逃避审判”或“中止审判”，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托词，他真正要求的是“能够为所欲为”，而“为所欲为”只不过是“堕落”的代名词罢了，说到底，他要求的是生活在恶之中而不受良心的谴责。那么，堕落的只是克拉芒斯吗？当然不是。且看他对他的同胞所下的断语：“对于现代人，一句话足矣：通奸和读报。”读报者谁？知识分子也。我认为，加缪的这部《堕落》，主要说的是欧洲文明及其知识分子的堕落，尤其是某些加缪颇有微词的左翼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存在主义的信徒。

　　克拉芒斯的形象是复杂的，加缪对他的态度也是复杂的。他身上既有加缪本人的影子，又带上了以萨特为首的存在主义者的特征，同时又打上了另外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的印记，最后又什么具体的人也不是，成了一种滋生在战后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综合体。加缪对于他，是厌恶的，批判的，讥笑的，嘲讽的，同时又企图通过对他的揭露和鞭挞使自己获得某种净化，使自己从他的堕落中解脱出来。因此，我们又看到，克拉芒斯并非没有自己的向往。他向往希腊：“那儿的空气是贞洁的，大海和娱乐是明朗的。”他憧憬“扶桑国”的大海上的岛屿：“在那些岛屿上，人们死的时候疯狂而幸福。”他梦寐以求的是：“全心全意的完全的爱情，日日夜夜，在不间断的拥抱之中的、享乐的、令人热狂的爱情，就这样连续五年，然后死去。”有的评论指出，这是一个人孩童时代的写照，表明克拉芒斯不能忘怀童年的纯洁和无辜。在悲观中抓住哪怕是极微弱的希望，在痛苦中蕴藏着一线希望，这是加缪给人生的一点亮色。但是，克拉芒斯毕竟是长大了，成年以后的克拉芒斯“失去了光明，失去了早晨，失去了那个自我原谅的人的纯真”。他尽管也会生出某种悔恨之心，希望那个年轻女人再往水里跳一次(多么荒诞的希望啊！)，给他一个救人和自救的机会，但是那种根深蒂固的自私、虚伪和怯懦，使他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的行动，即使时间倒转，给他一个补救的机会，他也仍然要退缩。“哎哟……水这么凉！”这句话，这种反应，这种感觉，多么生动、多么深刻、多么尖锐地勾勒出他那不可救药的软弱的灵魂啊！“现在太晚了，将永远是太晚了！”这位“当代英雄”只能带着这无可奈何感叹沉入无底深渊，永远地失去了上升的希望。

原载：译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