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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冬雪儿

#1  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

作者简介:

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俄罗斯作家。出身于莫斯科一个铁路员工家庭。从中学时代起他就醉心于文学,1912年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他比较广泛地接触俄国的社会生活,参加过红军,当过记者及报社编辑。这期间他创作了许多作品。使他一举成名的是中篇小说《卡拉-布加兹海湾》(1932)。后来他还写了一系列画家、作家的传记小说和历史题材的作品,如《伊萨克·列维坦》(1937)、《塔拉斯·谢甫琴柯》(1939)、《北方故事》(1938)等。卫国战争时期他当过战地记者。他于1956年发表的《金蔷薇》是一本创作札记,其中谈了许多创作体会和经历,受到广泛欢迎。后期他致力于创作长篇自传体小说《一生的故事》(1945~1963),反映了19世纪末直到20世纪30年代作者的经历,是作者对创作历程和道德、精神内容的思考、探索的总结。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多以普通人、艺术家为主人公,突出地表现了对人类美好品质的赞颂,具有动人的抒情风格。他的短篇小说写得优美如诗,艺术水平很高,如《雪》、《雨蒙蒙的黎明》、《一篮杉果》等。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金蔷薇

[俄] 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


    写在前面的话

    文学不遵循雕敝的规律。只有文学是不朽的。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应该永远渴求美。
    ——奥诺尔·巴尔扎克

    在这本书里,许多地方叙述得不连贯,甚或不够明确。有许多东西是值得争论的。

    这本书既不是什么理论研究,更不是什么指南之类。而仅仅是我对作家劳动的理解和我自己的经验的札记而已。

    书中没涉及我们作家工作的思想基础的广袤倾域,因为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看法没有分歧。我国文学的伟大的、教育的意义,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本书中,我只叙述了我目前来得及叙述的这一点点。

    但如果我能够使读者对作家劳动的绝妙的实质得到些微的概念,即便是一点也好,我便以为我算完成了对文学的义务了。
   
                                                                               ——帕乌斯托夫斯基

    第一章 珍贵的尘土

   记不起来了,这段关于一个巴黎清洁工约翰·沙梅的故事是怎样得来的。沙梅是靠打扫区里几家手工艺作坊维持生活的。沙梅住在城郊的一间草房里。本来可以把这个郊区大加描绘一番,以使读者离开故事的本题。不过,也许值得提一笔:直到现在巴黎城郊仍然还留存着一些古老的碉堡。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这些碉堡还被金银花和山楂子等杂草所覆盖着,一些野鸟就在这里造了巢。

  沙梅的草房便在靠北面一个堡垒的脚下,与洋铁匠、鞋匠,捡烟头的和乞丐们的破房子为邻。

  要是莫泊桑曾经对这些草棚住户的生活发生过兴趣的话,那他或许会再写出几篇出色的短篇小说来。说不定,它们还会在他的永恒的光荣上添上新的桂冠呢。

  可惜除了暗探以外,谁也没来瞻望过这些地方。就是那些暗探,也仅仅在搜索贼赃的时候才会光临。

  邻居们管沙梅叫“啄木鸟”,从这里,可以想象得出他是瘦瘦的,鼻子尖尖的,帽子底下总是翘出一绺头发,好象一簇鸟雀的冠毛。

  以前,沙梅也过过好日子。在墨西哥战争的时候,他在“小拿破仑”军团里当过兵。

  沙梅福星高照。他在维拉克鲁斯得了很重的热病。于是这个害病的兵,没上过一次阵,就给遣送回国了。团长借这个便,把他的女儿苏珊娜,一个八岁的女孩子,托付沙梅带回法兰西去。

  团长是个鳏夫,所以到哪儿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带在身边。但是这一次,他决定和女儿分手,把她送到在里昂的妹妹家里去。墨西哥的气候会夺去欧洲孩子的生命。况且混乱的游击战,造成了许多难以预料的危险。

  在沙梅的归途上,大西洋蒸散着暑气。小姑娘终日沉默着。甚至看着从油腻腻的海水里飞跃出来的鱼儿,都没有一点笑容。

  沙梅照顾苏姗娜无微不至。当然他也明白,她期望他的不仅是照顾,而且还要温柔。可是他,一个殖民军团的大兵,能想得出什么温柔来呢?他有什么办法使她快活呢?掷骰子吗?或者唱些兵营里粗野的小调吗?

  但总不能老是这样沉默下去。沙梅越来越频繁地感到小姑娘用困惑的目光望着他。最后他决定把自己一生的经历片片断断地讲给她听,把英吉利海峡沿岸一个渔村的极琐碎的小事情都回想了起来:那里的流沙、落潮后的水洼、有一口破钟的小礼拜堂、给邻居们医治胃病的他的母亲。

  在这些回忆里,沙梅找不出任何能使苏珊娜快活的有趣的东西。但是叫他奇怪的是,小姑娘却贪婪地倾听着这些故事,甚至常常逼他翻来复去地讲,在一些新的小事情上追根问底。

  沙梅竭力回想,想出了这些详情细节,最后,简直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是否真正有过这些事情了。这已经不是回忆,而是回忆的淡薄的影子。这些影子好象一小片薄雾似地随即消散了。的确,沙梅从来也没想到他还要来重新回想他一生中这一段多余的时期。

  有一次,他蒙胧地想起一朵金蔷薇的故事来。在一家老渔妇的屋子里,在十字象架上,插着一朵做工粗糙,色泽晦暗的金蔷薇;不知道是他看见过这朵金蔷薇呢,还是从旁人那儿听到过这朵蔷薇的故事。

  不,说不定,他有一次甚至亲眼看见过这朵蔷薇,并且还记得它怎样闪烁发光,虽然窗外并没有阳光,而且在海峡上空咆哮着惨厉的风暴。沙梅越来越清楚地想起了这朵蔷薇的光辉——低矮的天花板下面的几点明亮的火光。

  全村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这位老太婆没有卖掉这个宝贝。要是卖掉它,她可以得到很大一笔钱。只有沙梅的母亲一个人肯定说卖掉这朵金蔷薇是有罪的,因为这是当她,这位老太婆,还是一个好笑的小姑娘,在奥捷伦一家沙丁鱼罐头工厂做工的时候,她的情人祝她“幸福”送给她的。

  “这样的金蔷薇在世界上不多,”沙梅的母亲说。“可是谁家要有它,就一定有福。不只是这家人,就是谁碰一碰这朵蔷薇都有福。”

  沙梅当时还是个孩子,他焦急地等着老太婆有一天会幸福起来。但根本连一星幸福的模样也看不出来。老太婆的房子不断为狂风所摇撼,而且在晚上屋子里连灯火也没有了。

  沙梅就这样离开了村子,没等看到老太婆的命运有什么好转。只过了一年,在哈佛耳,一个相识的邮船上的火夫告诉他,老太婆的儿子忽然从巴黎来了。他是一个画家,满腮胡子,是一个快乐的、古里古怪的人物。从那个时候起,老太婆的茅舍已经跟以前大不相同了。里面充满了生气,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据说,画家们东抹一笔西抹一笔可能赚大钱呢。

  有一次,沙梅坐在甲板上,拿他的铁梳子给苏珊娜梳理她那被风吹乱了的头发,她向他说:

  “约翰,有没有人会给我一朵金蔷薇?”

  “什么都可能,”沙梅回答说。“絮姬①,你总也会碰见一个怪人送你一朵的。我们那一连有一个瘦瘦的士兵。他可太走运了。他在战场上捡到半口坏了的金假牙。拿这个我们整连人都喝了个够。这还是在越南战争的时期呢。醉醺醺的炮手为了寻开心,放了一炮,炮弹落到一座死火山的喷火口上,就在那里爆炸了,不料火山也开始喷烟爆发起来。鬼晓得这座火山叫什么来着!仿佛叫克拉卡·塔卡。爆发得可真够瞧的!毁了四十个老乡。想想看,就因为这么半口旧的金假牙,死了这许多人!后来才晓得这个金假牙原来是我们上校丢掉的。当然,这件事情暗中了结了:军团的威信高于一切罗。不过那一次我们可真喝了个痛快。”

  【①苏珊娜的昵称。】

  “这是在什么地方?”絮姬怀疑地问。

  “我不是告诉你了——在越南。在印度支那。在那个地方,海洋冒着火,就和地狱一般,而水母却象巴蕾舞女的镶花边的小裙子。而且那个地方,那种潮湿劲儿呀,一夜工夫,我们的靴子里就长出了蘑菇!若是我撒谎,就把我吊死!”

  以前,沙梅听过很多当兵的说谎话,但是他自己从来没说过。并不是因为他不会说谎,只不过是没有这种需要。而现在他认为使苏珊娜快活是他的神圣的职务。

  沙梅把小姑娘带到了里昂,当面把她交给了一位绉着黄嘴唇的高个子妇人——苏珊娜的姑母。这位老妇人满身缀着黑玻璃珠子,好象马戏班子里的一条蛇。

  小姑娘一看见她,就紧紧地挨着沙梅,抓住了他的褪了色的军大衣。

  “不要紧!”沙梅低声地说,轻轻地推了一下苏珊娜的肩膀。“我们当兵的也不挑拣连里的长官。忍着吧,絮姬,女战士!”

  沙梅走了。他好几次回头张望这幢寂寞的屋子的窗户,连风都不来吹动这里的窗幔。在窄狭的街道上,能听见小店里的倥偬的时钟报时声。在沙梅的军用背囊里,藏着絮姬的纪念品——她辫子上的一条蓝色的揉皱了的发带。鬼知道为什么,这条发带有那么一股幽香,好象在紫罗兰的篮子里放了很久似的。

  墨西哥的热病摧毁了沙梅的健康。军队也没给他什么军衔,就把他遣散了。以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兵身份,去过老百姓的生活了。

  多少年在同样贫困中过去了。沙梅尝试过各种卑微的职业。最后,成了一个巴黎的清洁工。从那时起,灰尘和污水的气味,总没离开过他。甚至从塞纳河飘过来的微风中,从街心花园中衣衫整洁的老太婆们兜售的含露的花束里,他都嗅到了这种气味。

  日子溶成为黄色的沉滓。但是有的时候在沙梅的心灵里,在这些沉滓中,浮现出一片轻飘的蔷薇色的云——苏珊娜的一件旧衣服。这件衣服曾有一股春天的清新气息,也仿佛在紫罗兰的篮子里放了很久似的。

  苏珊娜,她在哪儿呢?她怎么了?他知道她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的姑娘了,而她父亲已经负伤死了。

  沙梅总想要到里昂去看看苏珊娜。但每次他都延期了,直到最后他明白已经错过了时机,苏姗娜完全把他忘记了。

  每逢他想起了他们临别时的情景,他总骂自已是笨猪。本来应该亲亲小姑娘,而他却把她往母夜叉那边一推说:“忍着吧,苏珊娜,女战士!”

  大家都知道清洁工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工作。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由紧张而并不是常常有益的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垃圾,总是在一天的末尾才积聚起来,其次是巴黎人的视觉和嗅觉是不许冒犯的。夜阑人静的时候,除了老鼠之外,差不多没有人会看到清洁工的工作。

  沙梅已惯于夜间的工作,甚至爱上了一天里的这个时辰。尤其是当曙光懒洋洋地冲破巴黎上空的时候。塞纳河上弥漫着朝雾,但它从来也没越出过桥栏。

  有一次,在这样雾蒙蒙的黎明里,沙梅由荣誉军人桥上经过,看见了一个年轻的女人,穿着淡紫色镶黑花边的外衫。她站在栏杆旁边,凝望着塞纳河。

  沙梅停下了步子,脱下了尘封的帽子说道:“夫人,这个时候,塞纳河的河水是非常凉的。还是让我送您回家去吧。”

  “我现在没有家了,”女人很快地回答说,同时朝着沙梅转过脸来。

  帽子从沙梅的手里掉下来了。

  “絮姬!”他绝望而兴奋地说。“絮姬,女战士!我的小姑娘!我到底看到你了!你恐怕忘记我了吧。我是约翰·埃尔奈斯特·沙梅,第二十七殖民军的战士,是我把你带到里昂那位讨厌的姑母家里去的。你变得多么漂亮了啊!你的头发梳得多好呀!可我这个勤务兵一点也不会梳!”

  “约翰!”这个女人突然尖叫一声,扑到沙梅身上,抱住了他的脖子,放声大哭。“约翰,您还和那个时候一样善良。我全都记得!”

  “咦,说傻话!”沙梅喃喃地说。“我的善良对谁有什么好处?你怎么了,我的孩子?”

  沙梅把苏珊娜拉到自己身旁,做了在里昂没敢做的事——抚着、吻着她那华丽的头发。但他马上又退到一边,生怕苏珊娜闻到他衣服上的鼠臊味。但苏珊娜挨在他的肩上更紧了。

  “你怎么了,小姑娘?”沙梅不知所措地又重复了一遍。

  苏珊娜没回答。她已经止不住痛哭。沙梅明白了,暂时什么也不要问她。

  “我,”他急急忙忙地说道,“在碉堡那边有一个住的地方。离这里有些儿路。屋子里,当然,全是空的,什么也没有。然而可以烧烧水,在床上睡睡觉。你在那儿可以洗洗脸休息休息。总之,随你愿意住多久。

  苏珊娜在沙梅那里住了五天。这五天巴黎的上空升起了一个不平凡的太阳。所有的建筑物,甚至最古旧、煤熏黑了的,每座花园,甚至沙梅的小窠,都象珠宝似的在这个太阳的照耀下灿烂发光。

  谁没体味过因浓睡着的年轻女人的隐约可闻的气息而感到的激动,那他就不懂得什么叫温柔。她的双唇,比湿润的花瓣更鲜艳,她的睫毛因缀着夜来的眼泪而晶莹。

  是的,苏珊娜所发生的一切,不出沙梅所料。她的情人,一个年轻的演员,变了心。但苏珊娜住在沙梅这里的五天时间,已经足够使他们重归于好了。

  沙梅也参与了这件事。他不得不把苏珊娜的信送给这位演员,同时,当他想要塞给沙梅几个苏作茶钱的时候,他又不得不教训了这个懒洋洋的花花公子要懂得礼貌。

  不久,这个演员便坐着马车接苏珊娜来了。而且一切都应有尽有:花束,亲吻,含泪的笑,悔恨和不大自然的轻松愉快。

  当年轻的人们临走的时候,苏珊娜是那样匆忙,她跳上了马车,连和沙梅道别都忘记了。但她马上觉察出来,红了脸,负疚地向他伸出手来。

  “你既然照你的兴趣选择了生活,”沙梅最后对她埋怨地说,“那就祝你幸福。”

  “我还什么都不知道,”苏珊娜回答说,突然眼眶里闪着泪光。

  “你别激动,我的小娃娃,”年轻的演员不满意地拉长声音说,同时又重复道:“我的迷人的小娃娃。”

  “假如有人送给我一朵金蔷薇就好了!”苏珊娜叹息说。“那便一定会幸福的。我记得你在船上讲的故事,约翰。”

  “谁知道呢!”沙梅回答说。“可是不管怎样,送给你金蔷薇的不会是这位先生。请原谅,我是个当兵的。我不喜欢这种绣花枕。”

  年轻人互相看了一眼。演员耸了耸肩膀。马车向前开动了。

  通常,沙梅把一天从手工艺作坊扫出来的垃圾统统扔掉。但是在这次跟苏珊娜相遇之后,他便不再把那从首饰作坊扫出来的垃圾扔掉了。他开始把这里的尘土悄悄地收到一起,装到口袋里,带到他的草房里来。邻居们认为这个清洁工“疯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种尘土里有一些金屑,因为首饰匠们工作的时候,总要锉掉少许金子的。

  沙梅决定把首饰作坊的尘土里的金子筛出来,然后把这些金子铸成一块小金锭,用这块金锭,为了使苏珊娜幸福,打成一朵小小的金蔷薇。说不定象母亲跟他说过的,它可以使许多普通的人幸福。谁知道呢!他决定在这朵金蔷薇没做成之前,不和苏珊娜见面。

  这件事沙梅对谁也没说过。他怕当局和警察。狗腿子们什么事想不到呢。他们会说他是小偷,把他关到牢里去,没收他的金子。怎么说也罢,金子本来是别人的。

  沙梅在没入伍之前,曾经在村子里给教区神甫当过雇工,所以他懂得怎样筛簸谷子。这些知识现在用得着了。他想起了怎样簸谷子,沉甸甸的谷粒怎样落到地上,而轻的尘土怎样随风远扬。

  沙梅作了一个小筛机,每天深夜,他就在院子里把首饰作坊的尘土簸来簸去。在没有看到凹槽里隐约闪现出来的金色粉末之前,他总是焦灼不安。

  不少日月逝去了,金屑已经积到可以铸成一小块金锭。但沙梅还迟迟不敢把它送给首饰匠去打成蔷薇。

  他并不是没有钱——要是把这块金锭的三分之一作手工费,任何一个首饰匠都会收下这件活计,而且会很满意的。

  问题并不在这里。跟苏珊娜见面的时辰一天比一天近了。但从某一个时候起,沙梅却开始惧怕这个日子。

  他想把那久已赶到心灵深处去了的全部温柔,只献给她,只献给絮姬。可是谁需要一个形容憔悴的怪物的温柔呢!沙梅早就看出来,所有碰上他的人,唯一的愿望便是赶快离开他,赶快忘记他那张干瘪的灰色的脸,松弛的皮肤和刺人的目光。

  在他的草房里有一片破镜子。偶尔沙梅也照一下,但他总是发出痛苦的骂声,立刻把它扔到一边去。最好还是不看自己——这个蠢笨的、拖着两条风湿的腿蹒跚着的丑东西。

  当蔷薇终于做成了的时候,沙梅才听说絮姬在一年前,已经从巴黎到美国去了,人家说,这一去永不再回来了。连一个能够把她的住址告诉沙梅的人都没有。

  在最初的一刹那,沙梅甚至感到了轻松。但随后他那指望跟苏珊娜温柔而轻快地相见的全部希望,不知怎么变成了一片锈铁。这片刺人的碎片,梗在沙梅的胸中,在心的旁边,于是他祷告上帝,让这块锈铁快点刺进这颗羸弱的心里去:让它永远停止跳动。

  沙梅不再去打扫作坊了。他在自己的草房里躺了好几天,面对着墙。他沉默着,只有一次,脸上露出一点笑容,他立刻拿旧上衣的一只袖子把自己眼睛捂住了。但谁也没看见。邻居们甚至都没到沙梅这里来——家家都有操心事。

  守望着沙梅的只有那个上了年纪的首饰匠一个人,就是他,用金锭打成了一朵非常精致的蔷薇,花的旁边,在一条细枝上,还有一个小小的、尖尖的花蕾。

  首饰匠常常来看沙梅,但没给他带过药来。他认为这是无益的。

  果然,沙梅在一次首饰匠来探望他的时候,悄悄地死去了。首饰匠抬起了清洁工的头,从灰色的枕头下,拿出来用蓝色的揉皱了的发带包着的金蔷薇,然后掩上嘎吱作响的门扉,不慌不忙地走了。发带上有一股老鼠的气味。

  晚秋时节。晚风和闪烁的灯火,摇曳着苍茫的暮色。首饰匠想起了沙梅的面孔在死后是怎样改变了。它变得严峻而静穆。首饰匠甚至觉得这张面孔的痛楚,是非常好看的。

  “生所未赐予的,而死却给补偿了。”好转这种无聊念头的首饰匠想到这里,便粗浊地叹息了一声。

  首饰匠很快就把这朵金蔷薇卖给了一位不修边幅的文学家;依首饰匠看来,这位文学家并不是那么富裕,有资格买这样贵重的东西。

  显然,首饰匠给这位文学家叙述的金蔷薇的历史,在这次交易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感谢这位年老的文学家,多亏他的杂记,有些人才知道从前第二十七殖民军的兵士约翰·埃尔奈斯特·沙梅一生中的这段悲惨的经历。

  顺便提一提,这位老文学家在他的杂记中这样写道:

  “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同样,还有白杨的飞絮,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

  “我们,文学工作者,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寻觅它们——这些无数的细沙,不知不觉地给自己收集着,熔成合金,然后再用这种合金来锻成自己的金蔷薇——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或长诗。

  “沙梅的金蔷薇,让我觉得有几分象我们的创作活动。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花过劳力去探索过,是怎样从这些珍贵的尘土中,产生出移山倒海般的文学的洪流来的。

  “但是,恰如这个老清洁工的金蔷薇是为了预祝苏珊娜幸福而作的一样,我们的作品是为了预祝大地的美丽,为幸福、欢乐、自由而战斗的号召,人类心胸的开阔以及理智的力量战胜黑暗,如同永世不没的太阳一般光辉灿烂。”


2011-1-27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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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2  

第二章 碑铭

  一个作家“只有当他确认他的良心和他邻人的良心完全一致的时候,才能感到真正的欢愉”。

  ——萨尔第科夫·谢德林

  我住在海滨沙丘上的一栋小小的房子里。整个里加海滨都覆盖在白雪之下。积雪不断从高耸的松枝上一长缕一长缕地飘落下来,散成粉末,

  雪时时飘下来,有的时候是给风吹落的,有的时候因为松鼠在松枝间跳来跳去。当四周悄然无声的时候,你可以听见松鼠剥松球的声音。

  我的房子紧靠着海边。要想看海,得走出篱栅门,经过一栋封闭了的别墅,走过一段雪上踏出来的小径。

  在这栋别墅的窗子上,挂着还是在夏天留下来的窗幔。微风轻轻地吹动着它们。想必风是从那些看不见的罅缝吹进这栋没人居住的别墅里去的,可是,从远处看去,好象是有人掀动窗幔,悄悄地窥视着你的行动似的。

  海没封冻。雪一直齐到海的边缘上。雪上可以看到野兔的足迹。

  当海上掀起波浪的时候,听见的不是惊涛拍岸声,而是冰的嘎札嘎札声和雪下陷的沙沙声。

  冬天,波罗的海荒凉而阴沉。

  拉脱维亚人把它叫作“琥珀之海”。恐怕,不仅仅因为波罗的海出产很多琥珀,还因为海水看上去稍微有点儿琥珀的颜色。

  在天际,整天都飘浮着层层浓重的烟雾。低低的海岸的轮廓,迷失在烟雾里。在海上,只有在这烟雾中的某处,落下一条条毛茸茸的白带——就在那里,正在落着雪。

  今年来得过早的雁,时不时地落到海上哀鸣着。焦灼的雁声远远地传遍了海岸,但没有引起应和的声音——沿岸的森林里,冬天几乎没有鸟儿。

  白天在我住的房子里,生活是千篇一律的。劈柴在花瓷砖壁炉里噼啪地响,打字机声音喑哑,寡言的打扫女工莉莉雅坐在舒适的前厅里编着花边。一切都很平常,而且非常自然。

  但一到晚上,那宛如地狱般的黑暗就笼罩住房前房后,松林紧紧地跟房子挨到一起,而且当你从灯火辉煌的前厅走到外面来的时候,面对着这严冬、大海、黑夜,你会突然感到十分孤独。

  海伸展到千百里以外的黑铅色的远方。海面上看不见—星灯火,也听不到一丝浪涛飞溅的声音。

  小房子好象一座最后的灯塔,屹立在烟雾迷蒙的深渊边缘上。这里是天涯海角。所以,屋子里静穆地燃着灯,收音机唱着歌,柔软的地毯使脚步无声,而桌子上放着翻开的书本和原稿,这就不禁使人觉得奇怪了。

  从这里往西,往文茨皮尔斯那边,在层层烟雾的彼方,有一个小小的渔村。这是一个普通的渔村,有晾在风中的渔网,有着矮矮的小屋、低低的炊烟和拉到沙上来的黝黑的汽艇,家家都养着容易受骗的毛茸茸的狗。

  在这个村子里,千百年来住着拉脱维亚的渔夫。世代相传。从前生着淡黄色的头发、羞涩的眸子、说话莺声燕语的少女们,被风吹雨打,都渐渐成为结实的老太婆,裹着厚大的围巾。戴着漂亮的鸭舌帽,面颊红润的少年,曾几何时,都变成须发蓬松的老头子,瞪着一双沉静的眼睛了。

  但是,和千百年前一样,渔夫们到海上去捉鲜鱼。也和千百年前一样,不是每一个渔夫都能平安归来。特别在秋天,当波罗的海被风暴刮得汹涌澎湃,象魔鬼的锅子一般翻腾着寒冷的浪花的时候。

  但是,无论发生过什么事,不管人们知道自己的伙伴死了而不得不摘下帽子来多少次,总得继续他们危险的、沉重的、祖祖辈辈相传的事业。不能向海低头。

  渔村近旁的海上有一块巨大的圆花岗石。在这块石头上,还在很久以前,渔夫们刻上了一行题词:“纪念那所有死在海上和将要死在海上的人们”。这行题词远远地就能看见。

  当我知道了这个碑铭的时候,它和一切墓志一样,使我很忧伤。但对我讲述这件事情的那位拉脱维亚作家却不同意地摇头说:

  “恰恰相反。这是一行非常雄壮的题词。它说明人们决不投降,无论怎样都要继续自己的事业。我倒想把这行题词用来给所有论述人类劳动和人类顽强精神的书作题词。这行题词对我大约有这样的意义:‘纪念那些征服了海和即将征服海的人’。”

  我同意他的话,并且认为这行题词也适合叙述作家劳动的著作。

  作家一分钟都不能向苦难屈服,在障碍面前退缩。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不停地继续前辈遗留给他们、当代人委托给他们的事业。无怪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说,文学如果沉寂了,即使是一分钟也罢,都无异于人民的死亡。

  作家的工作不是手艺,也不是职业,而是一种使命。当考据某些字,研究它们的发音本身时,我们就能得到这些字的原始的意义。“使命”这个字源出“召唤”①。

  【①俄语(天职、使命、责任、才干)源出(呼唤、号召)。】

  从来不会有号召一个人去作手艺匠的工作。只有号召人去完成天职和艰巨的任务。

  是什么东西迫使作家从事那种有时叫他感到痛苦,但却是美妙的劳动的呢?

  首先是他内心的召唤。良心的声音和对未来的信仰,不允许真正的作家在大地上,象谎花一般虚度一生,而不把洋溢在他身上的一切庞杂的思想感情慷慨地献给人们。

  不能给人的视力增添一点点敏锐,就算不得作家。

  一个人变成作家不仅仅是由于内心的召唤。我们听见内心的声音,多半是在青年时代,那个时候,我们感情的清新世界还没弄得闭塞而混乱。

  但一到成年时代,除掉内心的召唤的声音而外,我们又清楚地听见一种新的强烈的召唤——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人民的召唤,人类的召唤。

  由于使命的驱使,因为自己内心的冲动,人能够创造奇迹,经受最沉重的考验。

  荷兰作家爱德华·德克尔的命运就是一个例证。他用“穆里塔图里”这个笔名写作。拉丁语中这个字是“备尝辛酸的人”的意思。

  遗憾的是,他的优秀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我想说的就正是这个。

  可能正是在这里,在这阴沉沉的波罗的海之滨,我才想起了德克尔,因为他的祖国——荷兰的海滨,也濒临着与此相同的暗淡的北方的海。关于他的祖国,他痛苦而惭愧地说:“我是荷兰的儿子,我是处在佛里斯兰和些耳德河中间的强盗之国的儿子。”

  但是,荷兰当然不是这些文明强盗的国家。他们是少数,而且他们不能代表人民。它是爱劳动的人的国家、是叛逆的乞食团①和梯尔·乌兰斯比格②的后裔的国家。直到今天“克拉阿斯的尸灰”敲着许多荷兰人的心,也敲过穆里塔图里的心。

  【①16世纪荷兰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初是指从1565年起来反对西班牙统治荷兰贵族的绰号,以后是指在陆地和海上与西班牙人进行游击战的人民起义者的战斗名称。】

  【②梯尔·乌兰斯比格为法兰德斯人民英雄。其父克拉阿斯死于火刑,梯尔将父亲的尸灰,缝于囊中,终生挂在胸前,克拉阿斯的尸灰变成了为人民复仇的象征。故事详见比利时作家查理·得·科斯忒著乌兰斯比格轶闻录。】

  穆里塔图里是名门出身,大学毕业时成绩卓著,井被任命为爪哇的行政官,过了不久,甚至升为这个岛上一个州的驻扎官。等着他的是荣誉、奖赏、财富、可能是总督之职,但是……“克拉阿斯的尸灰敲着他的心”,于是穆里塔图里把这些幸福都弃之不顾了。

  他用罕见的勇敢和顽强精神,想从内部炸毁荷兰当局和大商人对爪哇人的长期奴役。

  他总是保护爪哇人,不使他们受到欺凌。他残酷地惩罚了诈取者。他嘲笑总督和他的心腹,这些人当然都是善良的基督徒;他引证基督对邻人之爱的教义,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没有理由可以驳倒穆里塔图里。但是可以毁灭他。

  当爪哇人起义的时候,穆里塔图里和起义的人站在一起,因为“克拉阿斯的尸灰继续在敲着他的心”。他怀着动人的爱来描述爪哇人,描述这些容易受骗的孩子,同时他也愤怒地描写了自己的同胞。

  他揭穿荷兰的将军们所发明的军事上的卑劣行为。

  爪哇人非常喜欢清洁,讨厌龌龊。荷兰人把他们这个特点也利用上了。

  他们命令兵士在冲锋的时候,把粪便往爪哇人身上掷。迎着残酷的枪林弹雨毫不畏惧的爪哇人,受不了这种战争方式而退却了。

  穆里塔图里被免职,送回欧洲去了。

  有好几年,他和荷兰国会力争公正地对待爪哇人。他到处宣讲着这件事。他给大臣们和国王写请愿书。

  但都是徒然。他们勉强地、不耐烦地听着他的话,不久,人们说他是危险的怪物,甚至说他是疯子。他哪里也找不到工作。他全家都挨饿。

  在那个时候,听从内心的声音,换句话说,就是顺从那久已活在他身上的、但直到那时还模糊不清的使命,穆里塔图里开始写作了。他写了一本关于在爪哇的荷兰人的暴露性的长篇小说“马克斯·哈维拉尔或咖啡贩子”。但这仅仅是初次尝试。在这部书中,他好象在探索那对他还不怎样稳定的文学技巧的基础。

  可是他的第二本著作情书,却具有惊人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由于穆里塔图里绝对相信自己的正义性而产生的。

  这本书的个别章节写得有的好象一个人看到骇人听闻的不公平的事情、抱住头所发出的凄厉叫喊,有的好象辛辣而机智的寓言抨击文,有的好象对所爱的人们抹上一层哀伤幽默色彩的温柔抚慰,有的好象想使自己天真的儿童时代的信念复活的最后尝试。

  “上帝是不存在的,不然上帝应该是善良的,”穆里塔图里写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对穷人的掠夺!”

  他离开了荷兰想在外面找块面包。妻和孩子们留在阿姆斯特丹,因为他没有多余的钱把他们随身带去。

  他,这个与高贵社会不相称、备遭苦难、爱嘲笑的人,在欧洲各城市里漂泊,同时写东西,不断地写。他差不多没收到过妻子的信,因为她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

  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和孩子,特别想念那长着一双蓝眼睛的小男孩。他怕这个男孩子会忘记对人们信任地微笑,他恳求大人们不要引出他过早的眼泪。

  穆里塔图里的书谁也不愿意出版。

  但是毕竟有过这么一回事!荷兰一家大出版社同意收买他的手稿,但条件是他不许再在别处出版。

  精疲力竭的穆里塔图里同意了。他回到祖国来了。他们甚至只给了他很少一点钱。但稿子并没有出版。他们买去手稿,仅仅是为了解除这个人的武装。当这个火药桶没落到他们手里之前,荷兰的商人和荷兰当局是不会安心的。

  穆里塔图里终于没等看到正义便死去了。他还能够写出很多卓越的作品——写出那些所谓不是用墨水,而是用心的血写成的书。

  他尽其所能地斗争过,他牺牲了。但他“征服了海”。可能,在独立的爪哇,在雅加达,不久就会给这位大公无私的殉难者立纪念碑。

  这就是把两个伟大的使命融和到一起的人的一生。

  在疯狂般忠实于自己的事业这一方面,穆里塔图里有他的同道——也是荷兰人,而且和他同时代,艺术家文钦特·梵·高。

  很难找到象梵·高这样一生为了艺术而忘却自己的例子了。他向往在法国创立一所“艺术家协会”——一种特殊的公社,在这里什么人都不能使他们离弃绘画。

  梵·高经历了重重的苦难。他在吃马铃薯的人们和囚徒的散步两幅画里,已沉沦到人类悲哀的绝底。他认为艺术家的事业就是用全部力量,用所有才干对抗苦难。

  艺术家的事业是产生欢乐。他用他掌握得最有力的手段一彩色——创造了欢乐。

  他在画布上改变了大地的面貌。他好象用一种神奇的水,把大地洗涤清净了,大地闪耀着那样明朗和浓艳的色彩,以致每一棵老树都变成了雕塑品,而每一片紫苜蓿田,都变成了化为无数朴素花环的阳光。

  为了使我们能深刻地理解颜色的美,他以自己的意志使它们无穷的变幻停住了。

  在这之后,难道能够说梵·高对人冷漠无情吗?他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在这闪烁着各种彩色及其最精微的变幻的大地上生活的才能——献给了人类。

  他赤贫、高傲且远离实际。他与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分享了最后的一块面包,从他自身的经验,他清楚地知道什么叫社会的不义。他蔑视那些廉价的成就。

  当然,他不是个战士。他的英雄主义表现在他疯狂般相信劳动的人们——农民和工人、诗人和学者——的美好的未来。他没能够成为一个战士,但他想把自己的一份——他赞颂大地的画——献给,实际上已经献给了未来的宝库。

  从美的各种形式中,梵·高只选择了一种:颜色。色调无可非议的和谐,这一大自然的特征,这些色调的无穷无尽的变化,那时时刻刻都在转换、但一年四季到处一样美丽的大地的彩色……这一切无时不使他目眩神移。

  是时候了,应该恢复以公正态度来对待梵·高,对待乌鲁别里、鲍里索夫-穆萨托夫、戈根以及其他许多艺术家了。

  一切能够丰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内心世界的东西,一切能够提高他们的感情生活的东西,我们都需要。这个人所共知的真理难道还用证明吗?

  实际上,我们应该是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艺术的占有者。我们应该把那些因为美不按照他们的意志存在而痛恨美的伪君子从我们之中驱逐出去。

  请原谅我离开文学倾域在绘画中旁涉一笔。我认为各种形式的艺术都能帮助作家提高技巧。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专门来谈。

  不能丧失责任感。无论是冷静的考虑,无论是文学的经验,都代替不了它。

  如果对作家的才干作正确的了解,那么其中完全没有那些微末的怀疑论者企图硬加上去的性质——虚伪的热情,作家对自己的特殊作用的浮夸的意识。

  譬如说普里希文,无疑是一个负有作家的使命的人。他为此献出了一生。就是他,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作家最大的幸福是:不把自己当作一个特殊的、孤独的人,而是作一个和一切人—样的人。”


2011-1-27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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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若

#3  

跟着雪儿真长知识~


2011-1-27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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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4  

谢谢兰若分享转文!


2011-1-29 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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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5  

第三章 一束假花

  当我想到文学工作的时候,我常常问我自己: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一般是怎样开始的?是什么东西第一次使人拿起笔来而一生不放下的呢?

  很难想起来,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很明显,写作,象一种精神状态,早在他还没写满几令纸以前,就在他身上产生了。可以产生在少年时代,也可能在童年时代。

  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世界对我们说来,和成年时代不同。在童年时代阳光更温暖,草木更茂密,雨更滂霈,天更苍蔚,而且每个人都有趣得要命。

  对孩子说来,每一个大人都好象有点神秘——不管他是带着一套刨子,有一股刨花味儿的木匠也好,或者是知道为什么把草叶染成绿色的学者也好。

  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

  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归根结底,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微细的。

  对生活即对不断发生的新事物的感觉,就是肥沃的土壤,就在这块土壤上,艺术开花结实。

  当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我当然写过诗,而且写得如此之多,一个月里竟把一大厚本笔记簿写满了。

  诗写得很坏——绮靡,矫饰,而我当时却觉得很美丽;

  这些诗我现在已经忘记了。仅仅还记住几节。譬如象:

  哦,摘去那枯茎上的花朵吧!

  两丝儿静静地落到田野上。

  在那燃烧着绛红色秋天落日的天边,

  黄叶纷纷飘零……

  这仅是一点点。越到后来我就越把什么华丽的东西,连那毫无意义的美都硬塞进诗里去了:

  怀念可爱的萨迪的忧伤,闪烁着蛋白石的光芒

  在那迟缓的岁月的篇章里……

  为什么忧伤会“闪烁着蛋白石的光芒”,无论是当时,无论是现在我都不能解释。仅仅是文字的音调吸引了我。我没考虑到意思。

  我写海的诗最多。在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不知道海。

  不是一个固定的海——既不是黑海,也不是波罗的海和地中海,而是盛装的“一般的海”。这个海汇合了千奇百怪的色调,各种铺张扬厉以及丧失了真实人物、时间、真实地点的奔放的浪漫主义精神。在那个时候,这种浪漫主义精神在我的眼中,宛如浓密的大气一般,围绕着地球。

  这是冒着泡沫、快乐的海——是长着翅膀的船和勇敢的航海家的故乡。灯塔在海岸上闪着绿宝石的光辉。在港口里,无忧无虑的生活蓬蓬勃勃。美丽得罕见的黝黑的女人,按着我这个作者的意志,陷入了残酷的热情的焚烧。

  实际上,我的诗矫饰一年少似一年,这种异想天开一点一点地从我的诗中消散了。

  但说实话,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总免不了有点异想天开,我们且不去管他是对热带的还是内战时期的幻想。

  异想天开给生活增加了一分不平凡的色彩,这是每一个青年和善感的人所必须的。

  狄德罗说得对,他说艺术就是在平凡中找到不平凡的东西,在不平凡中找到平凡的东西。

  无论如何,我不诅咒我童年时代对异想天开的迷恋。

  在童年时代,谁没围攻过古代的城堡,谁没死在麦哲伦海峡或新大陆海滨上的风帆撕成碎片的船上,谁没和恰巴耶夫一起坐着马车奔驰在外乌拉尔草原上,谁没寻找过被史蒂文生那样巧妙地藏在一个秘密的荒岛上的宝库,谁没听过鲍罗金诺之战的旗帜拍打声,谁没在印度斯坦的不能通行的密林中帮助过毛格里?

  我常常在乡村里居住,细心观察着集体农庄的孩子们游戏。在这些游戏中总有坐着木筏横渡大洋(在一个名字不大好听的叫作“牛犊”的小湖上)、飞向星球或发现神秘的国度等异想天开的事。譬如,邻居的孩子们在牧场上发现大家都不知道的国家。他们把它叫作“海湾”。那地方是一个湖,湖岸有很多湾子,生着那么多的芦苇,仅仅在中央能看见一汪湖水,好象一扇小窗子。

  当然,异想天开没一下子从我意识里消失。它保存了很久,好象凝定的丁香的气息,停滞在花园里一样。它在我的眼睛里改变了熟悉的、甚至有点讨厌的基辅的面貌。

  落日把它的花园都染上了金黄色。在德聂泊河的对岸,在黑暗中打着闪电。我觉得那里伸展开一个未知的——骤雨和潮湿的——国度,充满了树叶遁走的声音。

  春给满城撒下了瓣上带着红斑点的浅黄色栗子花。它们是那样多,在下雨的时候,落花集成的堤坝堵住了雨水,几条街道变成了小小的湖沼。

  雨后,基辅的天空象月长石镶的屋顶一般灿烂。我突然想起一首诗来:

  春天的神秘力量君临着一切

  在她的颧角上闪烁着群星。

  你是多么温柔。你允诺我以幸福

  在这无凭的尘世上……

  我的初恋也和这个时候关联着——那个奇妙的内心状态,觉得每—个少女都是绝美动人的。在大街上,在花园里、在电车上,倏忽一现的任何一种处女的特征——羞涩、但亲切的流盼,头发的香气,微启的朱唇里露出来的皓齿的光泽,被微风吹裸出来的膝盖,冰冷的纤指的触摸——所有这一切都令我想到,在这一生里,迟早我也会堕入情网。我是很相信这—点的。我是那样喜欢冥想这件事情,而且我是那样想过了。

  每—次这样的邂逅,都使我开始感到一种无名的悲伤。

  我那惨淡的、说来也满痛苦的青春大部分就在这些诗中、在这些模糊的激动中消逝了。

  不久我就放弃写诗了。我明白了这是华而不实的虚饰,是涂上漂亮颜色的刨花作的花朵,是一层箔纸上的镀金。

  丢开诗,我写出了我的第一篇小说。这篇小说有它本身的来历。这我将在下一章来叙述。


2011-1-29 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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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6  

第四章 车站食堂里的老人

  在迈奥尔的车站食堂的一角里,坐着一个清瘦的老人,生着满脸硬胡子。里加湾的上空,冬天的暴风一阵阵呼啸而过。海岸上覆着很厚的坚冰。透过烟雪可以听见波涛冲击岸边坚冰的声晋。

  显然这位老人是到食堂里来取暖的。他什么也没有点,无精打采地坐在长椅上,把两只手笼在补得很坏的渔夫短大衣袖子里。

  和老人一起来的还有一条毛茸茸的小白狗。它蹲在老人的脚边哆嗦着。

  在老人的邻座上,有一群年轻人,后脑勺绷得很紧,而且通红的,大吵大嚷地喝着啤酒。帽子上的雪融化了。雪水滴到啤酒杯里,漏到熏肠面包上。不过,那些年轻人正在争论一场足球赛,所以没注意到这个。

  当一个年轻人拿起面包一口咬下一半时,这条狗忍不住了。它到小桌边,举起前脚,阿谀地望着年轻人的嘴。

  “彼契!”老人轻轻地叫它道。“你多不害臊!彼契,你干吗去打扰人家?”

  可是彼契仍然站在那里,只是它的前腿不住地哆嗦,因为举乏了,搭拉了下来。等到两脚碰到潮湿的肚子上时,便忽然醒悟过来,又重新举了起来。

  但是那些年轻人没注意它。他们正谈得津津有味,且时时把冷啤酒倒到杯子里。

  雪粘满了窗户,当你看见人们在这样的严寒里喝着冰冰冷的啤酒时,背脊上不禁会起一阵寒战。

  “彼契!”老人又叫。“喂,彼契!过来!”

  小狗很快地摆了几下尾巴,好象告诉老人它听见了,请他原谅,不过它一点办法也没有。它不看老人,甚至完全背过身子去。它好象在说:“我自己知道这不好。不过你又不能给我买这样一块面包。”

  “唉,彼契,彼契!”老人低声说,因为心里难过,声音有点发颤。

  彼契又重新摇了一下尾巴,顺便哀求地看了老人一眼。它好象请求他别再叫它,别再责备它,因为它自己心里也不好受,若不是万不得已,它当然绝不会向陌生人讨的。

  一个颧骨高大、戴着绿色帽子的年轻入终于看见了这条狗。

  “要吃的吗,狗崽子?”他问道。“你的主人在哪儿呐?”

  彼契欢喜地摇摇尾巴,看了老人一眼,甚至轻轻叫了一声。

  “您是怎么回事,先生!”年轻人说。“您既然养狗就得给食吃。不然就不文明。您的狗跟人家讨食吃。我们这儿有法津规定不许讨饭。”

  那些年轻人哄堂大笑起来。

  “净是胡说八道,瓦尔卡!”其中一个人喊道,掷给狗一片香肠。

  “彼契,不许吃!”老人喊道。他那风吹雨打的睑和干瘪的、青筋嶙嶙的脖子都涨得通红了。

  小狗蜷缩起身子,搭拉下尾巴,回到老人身边来,甚至连香肠看都没看一眼。

  “一点渣儿都不许动他们的!”老人说。

  他开始痉挛地翻他的衣袋,掏出几个银角子和铜子来,放在掌心上,一面数着,一面吹掉钱上粘着的脏东西。他的手指不住地颤抖着。

  “还生气呢!”那个高颧骨的年轻人说。“瞧啊,多大的自尊心!”

  “唉,你别去理睬他吧!你耍他干什么?”一个青年人用调解的语气说,一面给大家倒了啤酒。

  老人什么也没说。他走到柜台边,把几文零钱放到潮湿的台子上。

  “来一块香肠面包!”老人哑着嗓子说。

  小狗夹着尾巴站在他身边。

  女售货员在碟子里放了两块面包,递给了老人。

  “只要一块!”老人说。

  “您拿去吧!”女售货员低声说。“我不会因为您受穷的……”

  “谢谢!”老人说。“谢谢啦!”

  他拿起面包到月台上去了。月台上一个人也没有。一阵暴风已经吹过,第二阵暴风正在刮来,不过离得还很远、甚至可以在利耶卢皮河对岸的白色树木上,看见微弱的阳光。

  老人坐到长凳上,给了彼契一块面包,把另一块用灰色手帕包起来,藏在袋里。

  小狗痉挛地吃着,老人看着它说道:“哎,彼契呀,彼契呀!真胡涂啊!”

  小狗没听他说话。它在吃东西。老人看着它,用袖子揩着眼睛——风吹下了眼泪。

  这就是在里加海滨迈奥尔车站上发生的小故事的全部经过。

  干吗我要讲它呢?

  在我开始写它的时候,我想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说也奇怪,我想着细节在散文中的作用,便想起了这个故事,并且认为,假如在这个故事中不叙写最主要的细节,即不描写小狗用各种样子请求主人原谅,没有这条小狗的这种姿态,那么这个故事便要比实陈情况拙劣。

  而如果把别的一些细节——证明这老人是鳏居或者独身的补得很坏的短大衣,那些年轻人帽子上滴下来的雪水,冰冷的啤酒,衣裳里拿出来的粘着脏东西的零钱,以及连象白色障壁一样从海上袭来的暴风——也都掷掉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就会因此而变得更加枯涩而苍白了。

  近年来,细节的描写在我们的小说中,特别在年轻作家的作品中消失了。

  缺乏细节描写的作品,会失去生命力。任何一篇短篇小说都会变成契诃夫所说的熏鲑鱼的干棒子。鱼倒没有了,光剩下了干棒子。

  描写细节的意义,如普希金所说,忽略过去的琐事,在大家眼里会大放光芒。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作家正吃着枯燥无味、令人厌倦的精细观察的苦头。他们在作品里塞满了成堆成垛的琐碎的细节——毫无选择,不明白细节只有当它具有代表性的时候,只有当它能够象光线一样,立刻从黑暗中照出任何一个人或一个现象的时候,它才有生存的权利,才是必需的。

  譬如,想要给人一个刚开始下大雨的概念,只要写出,最初的雨点啪哒啪哒地打在吹散于窗下的报纸上,就尽够了。

  或者,想要给人一个婴儿的死的可怕的感觉,象阿历克赛·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中所写的便尽够了:

  “精疲力竭的达莎睡着了,当她醒来时,她的孩子已经死了,孩子柔软的头发竖了起来。

  “‘我睡着了,死神到他这里来了……’达莎哭着对捷列金说。‘你想想——他那柔软的头发都竖起来了……他一个人挣扎着……我倒睡着了。’

  “不管怎么劝导,也不能把她小儿子跟死神单独博斗的景象从她心中抹掉。”

  这个细节(竖起来了的孩子柔软的头发)抵得上最确切地描写死亡的许多篇幅。

  这两个细节的描述都达到了目的。细节的描写就应该是这样的——能说明整体,并且是不可缺少的。

  在一位年轻作家的手稿上,我看到过这样一段对话:

  “您好哇,巴莎大婶!”阿历克赛进门来说。(在这以前作者说阿历克赛用手打开了巴莎大婶的房门,就好象开门还可以用脑袋似的)

  “你好,阿辽沙,”巴莎大婶亲热地叫了一声,丢下了活计,看了阿历克赛一眼。“怎么好久不来了?”

  “总没有工夫。开了整整一星期会。”

  “你说什么,整整一星期?”

  “一点不错,巴莎大婶!整整一星期。沃洛季卡不在家吗?”阿历克赛环顾着空房间问道。

  “不在家。他在班上。”

  “那我走了。再会,巴莎大婶,祝您健康。”

  “再会,阿辽沙,”巴莎大婶回答说。“祝你健康。”

  阿历克赛朝门走去,把门开开,走了出去。巴莎大婶目送着他,摇摇头说:

  “麻俐的小伙子。满活泼。”

  除了写得草率马虎不算,整整这一段都是完全不必要的空话(如打上重点的)。这全是一些没用的,没特征的,什么也不能说明的细节。

  寻找和决定细节,需要最严格的挑选。

  细节和我们称之为直觉的那种现象有最紧密的联系。

  所谓直觉,我以为是由个别部分,由细节,由某一个特性能构成整体的景象的能力。

  直觉帮助历史作家不仅再现过去生活的其实画面,而且重现那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比起来当然有些不同的时代气氛,人们的情调和心理。

  普希金从未到过西班牙和英国,但是直觉却帮助了他写出辉煌的描写西班牙的诗,写出石客,而在瘟疫流行时的宴会中,描写的英国的图画,较诸在这个烟雾迷蒙的国度里土生土长的瓦尔特·司各脱或者彭斯所能写出来的毫无逊色。

  描写得出色的细节,能使读者对整体——对一个人和他的情绪,或者对事件以及对时代产生一个直觉的、正确的概念。


2011-1-29 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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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7  

第五章 第一篇短篇小说

  我从契尔诺贝尔镇坐轮船沿着普里皮亚特河回到基辅来了。夏天我是在契尔诺贝尔附近,退职将军列夫可维奇的荒芜了的庄园里度过的。我的级任老师介绍我到列夫可维奇家去作家庭教师。我的任务是给将军的少爷——大戆儿子补课,秋天他要去应两门功课的复试。

  老式的地主的房子盖在洼地上。每天夜晚,周围都弥漫着冷雾。青蛙在附近池沼里尽着嗓子叫,而且石楠草的气味熏得人头痛。

  在晚上喝茶的时候,列夫可维奇的疯孩子们,就直接在露台上用猎枪打野鸭。

  肥胖,灰白胡子、凶恶、生着一对大黑眼球子的列夫可维奇本人,整天坐在露台上柔软的安乐椅里喘着气。偶尔他哑着嗓子叫道:“哪里象一个家,简直是一伙二流子!小酒馆!我把你们赶到鬼婆子那儿去!我一个子儿也不留给你们!”

  可是谁也不理会他这嘶哑的喊声。在庄园和家里都由他的妻“列夫可维奇太太”(一个还不算老、轻佻但非常吝啬的妇人)掌管。整个夏天她都穿着嘎吱嘎吱响的紧腰衣。

  除了这些流氓儿子以外,列夫可维奇还有一个女儿——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名字叫“贞德”。她一天到晚,象男人的样子骑在一匹烈性的褐色牡马上,装作一个魔女的样子。

  她最喜欢完全没有意义地重复“我藐视”这句话。

  当人们把我介绍给她的时候,她从马上把手伸给我,瞅着我的眼睛说道:“我藐视!”

  我没敢向往脱离这个不成体统的家庭,因此,最后坐上了大车,坐在粗布盖好了的干草上,车夫伊格纳提·罗耀拉①(在列夫可维奇家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历史人物的绰号)——如果不客气,就直称他为伊格纳特——摆动繮绳,我们开始缓缓地向契尔诺贝尔出发,这时候我感到一阵说不出的轻松。

  【①罗耀拉(1491—1556):西班牙贵族,耶稣会的创立者。】

  我们刚走出庄园的大门,那洼地里矮树林的静寂便欢迎我们。

  黄昏时候,我们才到达契尔诺贝尔,在小店里过了一夜,因为轮船误点了。

  小店是一个姓库舍尔的老犹太人开的。

  他把我安顿在一间挂着祖先遗象的小客厅里睡觉,那些祖先是戴着绸便帽的白胡须的老头子和戴着假发披着黑网眼纱披巾的老太婆。所有老太婆的眼睛都含着泪。

  厨房的灯,有一股子煤油味。我刚刚躺到高高的、闷热的鸭绒褥子上,臭虫就从所有的褶缝里成群结伙地向我爬过来。

  我跳了起来,急忙穿上衣服走到台阶上。房子盖在河岸的沙洲边上。普里皮亚特河不时泛起朦胧的闪光。河岸上堆着木板。

  我坐到台阶的长凳上,翻起中学生制服大衣的倾子。夜很冷。我觉得冻得慌。

  在阶磴上坐着两个陌生人。黑暗里瞧不真切。一个人抽着马合烟①,另外一个拱着腰,好象睡着了。院子里传来伊格纳提·罗耀拉如雷的鼾声——他睡在大车的干草上,我现在很羡慕他。

  【①一种劣等烟草。】

  “臭虫?”抽马合烟的人大声问我。

  听声音我认出了他。是那个矮个子、无精打彩、光着脚穿套鞋的犹太人。当我和伊格纳提·罗耀拉来到这儿的时候,是他给我们开的大门,因为这个,他跟我要十个戈比。我给了他一个十戈比的银币。

  库舍尔发觉了,便从窗子里喊道:“给我滚出去,臭化子!要跟你说一千遍是怎的!”

  可是这个穿套鞋的人连头也没掉过来看库合尔一眼。他跟我使个眼色,说:“您听见了没有?每一个银币都在烧他的手!他终究要吝啬死的,您记住我的话!”

  当我问库舍尔这个讨钱的是个什么人的时候,他不高兴地回答说:“你说约西卡呀!他是个疯子。呶,我懂得:如果你没饭吃,至少,对别人得恭敬一点儿。别象大卫王那样从宝座上往下看人。”

  “凭这些臭虫,”约西卡跟我说,一面用劲吸着烟,我看见了他腮帮上的硬胡子。“你还得给库舍尔加钱哪,一个人若是拼命想发财,什么都干得出来。”

  “约夏!”忽然那个佝着腰的人哑着嗓子狠狠地说。“你为什么把荷莉斯嘉害死了?我两年睡不着觉……”

  “尼基福尔,你说这种糊涂话简直连一丁点儿脑子都没有!”约夏愤怒地叫道。“是我把她害死的!!到您的圣父米哈依尔那儿去问问,是谁把她害死的。不然您到警察局长苏哈连科那儿也成。”

  “我的心肝呀!”尼基福尔绝望地说。“在池沼的后面,我的太阳永远落下去了!”

  “咳,得了!”约夏对他怒叱道。

  “超渡超渡她的灵魂都不许!”尼基幅尔不理约夏,继续说。“我直接到基辅大主教那儿去。他要不赦免,我就缠着不走。”

  “咳,得了!”约夏重复说。“为她一根头发,我都情愿卖了我这条狗命。您还说这种话!”

  他忽然抽抽噎噎地啜泣起来。因为他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所以他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微弱的凄惋的声音。

  “哭吧,傻瓜,”尼基福尔沉静地,甚至是赞许地说。“要不是荷莉斯嘉爱过你这个倒霉鬼,我就一下子把你打死。也不算作孽。”

  “您打死我吧!”约夏叫道。“谢谢您!恐怕,这正合我的心愿。我倒是烂在坟里的好!”

  “你以前是糊涂虫,现在还是糊涂虫呵,”尼基福尔悲伤地回答说。“等我从基辅回来,我就把你打死,省得你毒杀我的心。我算全完了。”

  “可您把房子扔给谁了?”约夏停住了哭问道。

  “没扔给谁,钉上了——放在那儿好了!现在我用那个房子,就象死人用鼻烟似的!”

  我听了这一场莫名其妙的谈话。在普里皮亚特河上升起了迷茫的夜雾。潮湿的木板,散发出一股强烈刺鼻的药材的气味。镇上时不时传来几声犬吠声。

  “要是能够知道,那个魔鬼的泥盆——我说那个轮船——什么时候来,那就好了!”尼基福尔沮丧地说。“约西卡,咱们就喝上它半瓶。这个能使你心里好受一点儿。可现在打哪儿能弄它半瓶来呢?”

  蜷缩在大衣里暖和过来,我靠着墙打起瞌睡来。

  早晨船没来。库舍尔说船因为下雾停在什么地方过夜了,叫我不用着急,反正船总要在契尔诺贝尔停好几个钟头的。

  我喝够了茶。伊格纳提·罗耀拉回去了。

  因为无聊,我到镇上随便走走。在一条大街上,已经有几家小铺子开了门。里边送出来青鱼和肥皂的气味。理发店的门上钉着一根大狗头钉,钉子上挂着一块招牌,一个穿着罩衫满脸雀斑的理发师靠在门框上,嗑着葵花子。

  我因为没事可作,就进去刮刮脸。理发师一边叹息着,一边在我腮帮上抹上了冰冷的肥皂沫,然后就照着外省理发店里那种常有的老规矩,盘问起我来:是干什么的,到这个镇上来有什么事情。

  忽然,几个小孩子打着口哨,扮着鬼脸,打窗子跟前木头铺的人行道上一溜烟地飞跑过去,接着就传来约西卡熟识的声音:

  我不用那雄壮的歌声

  惊醒我那美人的艳丽的梦

  ……

  “拉札里!”板壁后面一个女人的声音喊道。“把门闩上!约西卡又暍醉了。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我的天!”

  理发师把门闩上,拉上了窗帘。

  “他—看见理发店有人,”他叹息着说,“就会马上跑进来,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哭。”

  “他怎么了?”我问。

  但是理发师没来得及回答。从板壁后面走出来一个年轻的蓬头散发的女人,一双眼睛带着惊奇的神情,因为激动而闪闪发光。

  “您听啊,客人!”她说道。“先得向您请安!再说,拉扎里也讲不出个什么来,因为男人们根本不懂得女人的心。什么?!拉札里,你不用摇头!您听听,并且要好好想一想我跟您说的话。您好知道,一个姑娘为了对年轻人的爱情,愿意下什么样的地狱。”

  “玛妮雅,”理发师说。“别又没完了。”

  约西卡已经在远处喊着:

  我一死,您就到

  我的坟上来呀。

  拿点香肠

  再带一瓶老酒!

  “多可怕呀!”玛妮雅说。“这就是那个约西卡!就是那个应该在基辅学副医官的,契尔诺贝尔最厚道的女人彼霞的儿子。谢谢老天爷,她没等着丢这份儿丑!客人,您知道女人得怎样强烈地爱男人才能为了他受煎熬!”

  “你说些什么呀,玛妮雅!”理发师叹息道。“这位客人一句也听不懂。”

  “我们这儿集市,”玛妮雅说。“有一次,鳏居的看林人尼基福尔带着他的独生女儿荷莉斯嘉从卡尔皮洛夫卡来赶集。欧,要是您看见了她啊,您一定会掉了魂儿!我跟您说——一对大眼睛是蓝的,就跟那个天一样颜色,辫子是淡黄的,就好象她在金水里洗过头似的。那份温柔!那个苗条劲儿,我可说不上来!呶,约西卡见了她就说不出话来了。爱上了。我跟您说,在这里头,我看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就是皇上碰上了她,也得害相思。奇怪的是她也爱上了他!您不是看见过他吗?人小小的,就跟那个孩子似的,一脑袋火红的头发,说话尖声尖气的。净做些怪事情。一句话说完,荷莉斯嘉丢下父亲跑到约西卡家里来了。您去看看这一间房子!您去瞧瞧!连一头山羊住在里头都掉不过身子来,更不用说他们两个人了。可就是一个干净。可是您猜怎么着——彼霞把她象个公主似地接了进来。荷莉斯嘉跟约西卡住在一块儿,象他媳妇似的,他那么高兴,满面红光,就象个灯笼。可您知道一个犹太人跟—个正教徒同居是怎么回事吗?他们不能在教堂举行婚礼。全镇子象一百只抱窝的母鸡似地咯咯叫起来了。于是,约西卡决定受洗礼,到教堂米哈伊尔神父那里去了。可那位神父跟他说:‘应该先受了洗,然后再糟蹋正教的姑娘。你正好弄颠倒了,现在若是没有大主教的允许,我是不能给你这个耶路撒冷的贵族①做洗礼的。’约西卡骂了他几句就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犹太教士出来干涉了。他知道了约西卡要受洗,为了这个,在犹太教会里把他的十代祖宗都给骂上了。这个时候,尼基福尔又来了,在荷莉斯嘉跟前哀告她,恳求她回家去。她就是一个劲儿地哭——怎么的也没回去。呶,一定是有人怂恿了小孩子们。他们一看见荷莉斯嘉就喊:‘喂,斋戒了的荷莉斯嘉!要不要给你一块犹太禁肉?’然后把大拇指塞给她看②。在大街上,大家都回头看她,盯着她,笑她。有的时侯,有人拿起一块狗粪就从篱垣里面掷到她的后背上。彼霞大娘的整个房子被人涂上了柏油③,——您可以想象吗?”

  【①旧时嘲弄犹太人的话。】

  【②:把大拇指夹在食指与中指间给对方看,表示侮辱。】

  【③:旧时人们把柏油涂在不正派的女人家的门上以示侮辱。】

  “哎,彼霞大娘!”理发师叹了一口气。“那才是个女人哪!”

  “你等—等,让人家把话说完!”玛妮雅冲着他喊道。“犹太教士把彼霞大娘叫去了,对她说:‘您把奸夫淫妇窝藏到家里了,可敬的彼霞·以色列芙娜。你犯了戒命了。因为这个我诅咒您的全家,耶和华一定惩罚您,象惩罚一个娼妇似的。应该可怜可怜自己苍苍的白发。’您猜她怎么回他的!‘您不是教士,’她说。‘您是警察!人家相亲相爱,您干吗拿油腻的爪子干涉人家的事!’她吐了一口唾沫就走了。在这个时候教士又在犹太教会里诅咒了她。您看我们这里多会捉弄人。不过您可别跟别人讲这些话。全镇子就关心这件事。最后,警察局长苏哈连科把约西卡和荷莉斯嘉叫去了,说道:‘约西卡,你因为亵渎希腊正教教会司祭米哈依尔神父,我把你交法庭审判。你在我这里尝尝苦役的味道。荷莉斯嘉,我强制把你送回你父亲家里去。给你们三天期限考虑考虑。你们把我们全县扰乱得一塌胡涂。因为你们害得我一定要挨省长大人骂了。’

  “苏哈连科立刻就把约西卡关在拘留所里——后来他说只不过想吓唬吓唬他们。您猜怎么了?您不会相信我的,荷莉斯嘉悲伤过度,死掉了。看着她真可怜。让那些好心肠的人心都碎了。她哭了几天,后来她连眼泪都淌完啦,眼睛哭干了,她一点东西都没吃。光求着让她到约西卡那儿去。正是在末审日的晚上她睡下了就没醒来。躺在那儿是那样白净,那样安详,一定是感谢上帝把她从这龌龊的世上叫去。干吗给她这么厉害的惩罚,让她爱上了那个约西卡!您告诉我——为什么!?难道世界上没有别的人吗?苏哈连科马上把约西卡放出来了,可是他神经已经完全错乱了,从出来那天起,他就开始喝酒,向人家讨饭。”

  “换了我我宁可死了,”理发师说。“拿枪自杀了。”

  “喝,瞧您多勇敢!”玛妮雅喊道。“要真的事情弄到您头上,您不躲着勾死鬼一百俄里走才怪。您根本不了解爱情怎样会把女人的心烧成灰。”

  “什么叫女人的心,什么叫男人的心,”理发师回答说,耸耸层膀。“有什么两样!”

  我从理发店回到小店里。约西卡和尼基福尔都不在那儿。库舍尔穿一件破坎肩坐在窗旁边喝茶。屋子里大头苍蝇嗡嗡地飞作一团。

  小轮船到晚晌才来。它在契尔诺贝尔一直停到深夜。他们在乘客室一个破漆布沙发上给了我一个位置。

  夜里又下了雾。船头靠着岸。就这样泊到太阳升得老高,一直到雾散的时候。在船上我没找到尼基福尔。他大概是和约西卡喝酒去了。

  我所以这样详细地叙述了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回基辅之后,立刻把写满了我早期诗歌的笔记簿烧掉了。我一点也不惋惜地看着那些经过推敲的诗句化成灰烬,看着那些“泡沫般的水晶”,“蓝宝石般的苍穹”,小酒吧间和西班牙茨冈女郎的舞蹈一去不返。

  我顿时清醒过来了。原来随爱情来的不是“垂死的百合的痛苦”,而是一块块的畜粪。人们把它扔在绝美的钟情的女人背上。

  想着这个的时候,忆起了“可怕的世纪,可怕的人心”这句话来,于是就决定了写我的第一篇,象我对自己说的,描写荷莉斯嘉的命运的“真正的小说”。

  我惨淡经营了很久,但不明白为什么尽管内容是悲剧的,但写出来的东西却是这样苍白无力。后来我察觉了。首先是因为小说是用别人的话写成的,其次,因为我只顾醉心于荷莉斯嘉的爱情,却把那个小镇市的残忍的风习置之一旁。

  我重写了这篇小说。最使我吃惊的是那些精炼的华丽字眼无论如何也“塞不进去”。它要求真实和朴素。

  当我把这第一篇小说拿到过去我发表诗的杂志的编辑部去时,编辑对我说:“白费气力,年轻人。这篇小说不能发表。光是这个警察局长就够我们吃个大苦头的了。不过,一般说小说写的还不坏。给我们送点什么别的东西来吧。就是要请您署一个笔名。您还是中学生。人家会因为你投稿把你从学校里赶出来的。”

  我把它拿回来藏了起来。到第二年的春天我才把它找出来重读了一遍,又明白了一个情况:在小说中看不出作者的感情——没有他的愤怒,没有他的思想,也没有他对荷莉斯嘉的爱情的崇敬。

  于是我把小说又重写了一遍,又把它拿到编辑那里去了——不是要求发表,而是请他们提提意见。

  编辑当着我面把小说读了一遍,然后,站了起来,拍了一下我的眉膀,就说了一句话:“祝贺您!”

  我第一次深信,对一个作家说来,最要紧的是,在任何作品中,即使在这样一篇小小的短篇小说里,都要完完全全毫无保留地表现出自己,从而表现出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人民。无论什么都不应该阻碍作家表现自己——不论是在读者面前的故作的愧赧,不论是怕重复别的作家(用另外的方式)说过的话的畏惧,还是对批评家和编辑的顾虑。

  在写作的时候应该忘掉一切,好象是为自己,或者是为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写的。

  应该给予你内心世界以自由,应该给它打开一切闸门,你会突然大吃一惊地发现,在你的意识里,关着远远多于你所预料的思想、感情和诗的力量。

  创作过程在它自己的过程中,还要获得新的性质,而变得更加复杂、丰富。

  创作过程和自然界的春天相似。虽然阳光的温暖是不变的,但它能消融残雪,使空气、泥土和树木温暖。大地上充满了喧嚣声、汨汨声、水滴和雪水的潺潺声——万种春信,虽然,我再说一遍,阳光的温暖是不变的。

  创作也是如此。思想本身是不变的,但在写作的时候,会引起新思想和新形象、概括和词藻的旋涡,急湍,瀑布。所以时常有人对自己写的东西感到惊异。

  只有那种能向人们叙述新的、有意义的、有趣味的事情的人,只有那能够看见许多别人觉察不到的东西的人才能够作一个作家。

  至于谈到我,我很快地就明白了:我所能说的简直少得太可怜了。我明白了创作热情的爆发,如果没有滋养,会和它的产生一样容易地熄灭。我对生活观察的积累太贫乏太狭窄了。

  在那个时候,我书本知识多于生活,而不是生活多于书本知识。必须用生活来无限地充实自己。

  懂得了这一点以后,我完全放弃了写作,有十年工夫,象高尔基说的“到人间去了”——开始浪游俄罗斯,更换过各种职业,结识了各色各样的人。

  但这不是人工塑造出来的生活。我不是一个职业观察家或资料搜集家。

  不是!我只是生活了,并没有努力想记下点什么或者为了未来的书记住点什么。

  我曾经生活、工作,恋爱、受苦、期待、幻想过,只知道一件事情——迟早,在成年的时候,或者甚至是在老年的时候,我一定会开始写作,不过完全不是因为我给自己规定了这样一个任务,而是因为我的生命要求我这样作。并且因为文学对我说来是世界上最壮丽的现象。


2011-1-29 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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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8  

第六章 闪电

  构思是怎样产生的呢?

  几乎没有两种构思能够完全相同地产生和发展。显然,回答“构思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不能统而言之,而必须就各个短篇、长篇或中篇来谈。

  要使构思出现应该做些什么,或者用稍带些书卷气的话来说,构思的产生是以什么为先决条件的,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比较容易的。它的出现永远是由作家的内心状态孕育出来的。

  构思的产生恐怕最好用比拟的方法来说明。比拟有时把最复杂的事物弄得异常清晰。

  有一次,有人问天文学家琼斯①,我们的地球有多大年龄。

  【①琼斯(1877~1946):英国物理学、天文学家。】

  “你们想象,”琼斯回答说,“有一座崔巍的高山,比方说高加索的厄尔布鲁士吧。你们再设想有一只小麻雀,它无忧无虑地跳来跳去,啄着这座山。那末,这只麻雀把厄尔布鲁士啄光了大约需要多长时间,地球就存在多长时间了。”

  那种使人能够了解构思是怎样产生的比拟,要简单得多。

  构思是闪电。朝朝暮暮在空中聚集着电。当它弥漫于大气中到极限时,一朵朵白色的积云便成为瑷瑷的阴云,于是在云层中,这浓密的电,就进发出第一道闪光——闪电。

  闪电之后,几乎立刻倾盆大雨就落到地上。

  构思和闪电一样,产生在一个人的洋溢着思想、感情和记忆的意识里。当这一切还没达到那种要求必然放电的紧张阶段以前,都是逐渐地、徐徐地积累起来的。那个时候,这个被压缩的、还稍微有些混乱的内心世界就产生闪电——构思。

  构思的产生,和闪电的产生一样,有时需要轻微的刺激。

  谁知道一次邂逅、一句记在心中的话、梦,远方传来的声音,一滴水珠里的阳光或者船头的一声汽笛,不就是这种刺激?

  我们周围世界的一切和我们自身的一切都可以成为刺激。

  列夫·托尔斯泰看见了一朵已经断了的牛蒡花——打了一个闪电:产生了绝妙的关于“哈泽·穆拉特”的中篇小说的构思。

  可是,假如托尔斯泰没到过高加索,不知道、也没听说过哈泽·穆拉特的事迹,那当然,牛蒡花就不会勾起他这个思想。托尔斯泰心里对这个题材是作过准备的,就因为这样,这朵牛蒡才引起了他的必要的联想。

  假如闪电是构思,那么骤雨便是构思的寓形。它就是形象和语言的井然的洪流。就是书。

  但有别于那眩耀夺目的闪电,最初的构思常常是模糊朦胧的。

  “通过那魔幻的水晶体看去,这部自由的小说的远景,我还辨别不清。”

  它只是逐渐成熟,占据作家的理智和心灵,弹思竭虑以至于充实而丰富。但是构思的这个所谓“孕育”回乎不象天真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它不表现为作家坐在桌前,抱住脑袋,或者孤单地、粗犷地徘徊旁徨,喃喃着自己的思想。

  全然不是!构思的形成和它的充实是每小时,每天,随时随地,在每一个偶然的机缘里、劳动里、“短促生命”的欢乐和凄苦里,不断进行着的。

  为了使构思成熟,作家决不能脱离生活而“孤芳自赏”。相反的,不断地接触现实,构思便会开花,吸取泥土的浆汁而丰硕。

  通常,关于作家的劳动有着很多偏见和成见。其中某些会以其庸俗性而使人陷入绝望。

  再没有比灵感被人弄得更庸俗不堪的了。

  不学无术的人差不多总是把诗人由于莫名的喜悦而瞠视着青天的眼睛,和吟哦时咬得尽是牙痕的鹅毛笔当作灵感。

  不消说,很多人还记得诗人和沙皇这部电影。在这部影片里,普希金坐着,如梦如幻地望向天空,然后痉挛地抓起笔来便写,又停下,再重新抬起眼睛,咬住鹅毛笔,然后又匆匆地写下去。

  我们看见过多少地方把普希金描写得活象一个得意忘形的疯子!

  一次艺术展览会上,在一个眼神“充满灵感”、头发好象电烫过的普希金的矮小雕象旁边,我听到一段有趣的谈话。一个小姑娘皱着眉头对这位普希金看了老半天之后,问妈妈道:

  “妈妈,他是在幻想吗?还是怎么的?”

  “是的,孩子,普希金伯伯在幻想哪。”母亲温柔地回答说。

  普希金伯伯“在幻想”哩!正是这个普希金关于他自己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所以永远能和人民亲近,是因为我曾用我的诗歌,唤起了人们的善心,在我的残酷的时代里,我歌诵过自由,并且还为那些没落了的人祈求过怜悯和同情。”

  但假如那“神圣的”灵感一经在作曲家的心里“浮现”(一定是“神圣的”,而且一定是“浮现”),他便会抬起双眼,给那时无疑在他灵魂中响动起来的声音,有节奏地打着拍子——正和莫斯科那座温柔的柴科夫斯基纪念碑的神态一模一样。

  不!灵感是人严肃地工作时的心理状态。精神的高扬并不表现为戏剧性的搔首弄姿和故作激昂。尽人皆知的“创作的苦味”也是一样。

  普希金关于灵感说得确切而简单:“灵感是一种敏捷地感受印象的情绪,因而是迅速理解概念的情绪,这也有助于概念的解释。”他补充说:“批评家们常常把灵感和狂喜混淆起来。”相同地,读者常常把真实和貌似真实混淆起来。

  这还算不得糟。但当某些艺术家和雕刻家把灵感和“无缘由的手舞足蹈”混为一谈的时候,看上去简直是对艰巨的作家劳动的无礼和不敬。

  柴科夫斯基肯定说,灵感全然不是漂亮地挥着手,而是如犍牛般竭尽全力工作时的心理状态。

  请原谅我离开本题,但我上边所说的全然不是无稽之谈。这说明在世上还有这类庸夫俗子。

  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即便是几次也好,总都体验过灵感——精神昂扬、清新的感觉、敏捷地感受现实、思想丰满和对自身创作力的自觉的心理状态。

  是的,灵感是严肃的工作状态,但灵感自有它的诗的色彩,我要说一声,自有它的诗的暗示。

  灵感来时,正如绚烂的夏日的清晨降临,它刚刚赶散静夜的轻雾,四下是缀满露珠的簇叶丛。它小心翼翼地向我们的面孔吹来它于健康有益的清凉。

  灵感,恰似初恋,人在那个时候预感到神奇的邂逅、难以言说的迷人的眸子、娇笑和半吞半吐的隐情,心灵强烈地跳动着。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世界象一种魅人的乐器般微妙、精确,对一切,甚至对生活的最隐秘的、最细微的声音都能共鸣。

  关于灵感,作家和诗人们写过许多卓越的章句。“但当神的语言一触到锐敏的听觉”(普希金),“那个时候,我灵魂的激动便平服了”(荚蒙托夫),“一个声音逼近了,这断肠哀音,使灵魂为之倾倒,为之返老还重”(布洛克)。费特关于灵感说得极其确切:

  从那为落潮涤平的沙洲上

  推动一下如生的帆船。

  一个波浪翻到另外一种生活里,

  能够嗅到从百花缭乱的岸上吹来的风。

  一个声音打断了凄凉的梦,

  忽然沉醉于奇异而亲切的心境。

  给予生活以意义,给予隐秘的痛苦以甜蜜,

  陌生的忽而亲切……

  屠格涅夫把灵感叫作“神的昵近”,叫作人的思想和感情的显现。他恐惧地说到当一个作家开始把这种显现变为语言时所感到的无比的苦恼。

  恐怕是托尔斯泰关于灵感说得最简单:“灵感是忽然出现了你能够做到的事情。灵感越鲜明,就越须细心地工作来完成它。”

  但不管我们怎样来给灵感下定义,我们都知道它是有益的,它不应该白白地消失,而不给人以馈赠。

  第七章人物的叛变

  曩时,人们搬家的时候,常常雇用当地监狱里的囚犯搬运箱笼。

  我们这些小孩子,总是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怜恤的心情守望着这些犯人出来。

  大胡子看守们,腰里别着“虎头狗”牌的大手枪押着犯人。我们大瞪眼睛望着这伙身穿灰色囚衣、头戴灰色囚帽的人。但不知为什么总是怀着一种特别的敬意,仔细地打量着那些囚犯,他们都用小皮带在腰上系着哗啷哗啷响的细巧的镣铐。

  这一切都非常神秘。而觉得最奇怪的情形是,差不多所有的犯人看上去都是一些平凡的、疲惫不堪的人,而且都那样忠厚,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他们是凶手和罪犯。正好相反,他们不光有礼貌,而且简直可以说是温文尔雅,在搬大件家具的时候,生怕碰着什么人,或者打坏什么东西。

  我们这些孩子,和大人商议,想出一条诡计。妈妈把看守们领到厨房去喝茶,我们就趁这个时候,急急忙忙把面包、香肠、糖果、烟草,有的时候还有钱,塞到犯人的衣袋里去。这些东西都是大人给我们的。

  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冒险的事情,而当犯人们向厨房那边递个眼色,悄声谢谢我们,把我们的礼物重新往里面藏到贴身的秘密的衣袋里去的时候,我们感到说不出来的喜悦。

  有时,犯人们偷愉地把信件递给我们。我们贴上邮票,然后结队去掷到邮筒里。在没掷进去以前,我们先四面望望,在近处有没有警察或者巡捕?就好象他们能猜着我们寄的是什么信似的。

  在这些囚犯中,我记得有一个生着花白胡子的人。都管他叫班长。

  他支配搬东西。东西,特别是橱柜和钢琴,常常卡在门上,很难掉转过来,有的时候,不管犯人们费多大力气,也不能把这些东西安放到指定的新的地方去。东西简直拧上了。碰着这种情形,有只橱搬不动,班长便说;

  “它愿意在哪儿,你们就把它放在哪儿好了!你们折腾它干什么!我搬了五年东西,我清楚东西的脾气。它若是不愿意在这儿,不管你怎么强迫它,它也不依着你。就算你拆了它,也甭想叫它听你摆布。”

  当我思索作家的提纲和作品中人物的行径时,我想起了老囚犯的这句箴言。家具和这些人物的行径有共通之处。人物常常和作者闹别扭,而且差不多总是叫他屈服。关于这点,我们以后再谈。

  不用说,差不多每一个作家都给他的未来的作品拟定提纲。有些人拟得又详细又准确。有些人光拟个大概。但也有一些作家,他们的计划不过是寥寥几个似乎彼此没有多大关联的字。

  只有那些有即兴写作才能的作家,才不需要写作提纲。在俄罗斯作家中,高度赋有这种才能的是普希金,我们现代散文作家中是阿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我认为天才的作家也可以不拟任何提纲而写作。天才的内心是如此之丰富,随便什么一个题材,任何一个思想,一件事情,或者一个对象,都会引起他连绵不断的联想。

  年轻的契诃夫对柯罗连科说:“您看您这张桌子上摆着一个烟灰碟。您若高兴的话,我马上给您写一个烟灰碟的短篇。”

  他当真会写出来的。

  可以想象,一个人在街上捡到一张揉皱了的钞票,就在这张钞票上开始了他的长篇小说,好象是开玩笑似地随便轻意地起个头。可是不久这个长篇便深入下去,扩展开来,填满了人物、事件、光和色,开始为想象所驱策,奔放而汹涌地倾泻出来,要求作家作出一切新的牺牲,要求作家把形象和语言的珍藏献给它。

  就是在这样从偶然事情开始的故事中,产生了思想,产生了人物的复杂的命运。而作家已无力控制自己的激动。他会象狄更斯那样,在他的手稿上哀哭,象福楼拜那样痛苦呻吟,或者象果戈理那样哈哈大笑。

  一如,在山间,由于一个轻微的声音,由于猎人的枪声,积雪便开始光耀夺目地、连绵一片地沿着陡坡滚下去。很快地变成宽阔的雪河奔流而下,几分钟后,一个雪崩,坠入溪谷里去,殷殷之声震撼着峡谷,空中充满晶莹的雪尘。

  许多作家都提过天资卓著且赋有即兴写作才能的人,极容易涌现灵感。

  无怪非常了解普希金的写作情况的巴拉廷斯基关于他说道:“……年轻的普希金,这个出色的轻薄儿:在他的笔下,一切都容易虎虎有生气……”

  我说过,有一些计划简直是空话连篇。

  举一个小例子。我有一个短篇《雪》。在未写之前,我写了一页东西,这个短篇就是从这个笔记产生的。这笔记是什么样子呢?

  “一本遗忘了的关于北方的书。北方的基本色调——箔的颜色。河上的蒸气。女人们在冰窟里洗衣服。烟。亚历山大.伊凡诺夫娜门铃上的字‘我挂在门旁,请拉得起劲点儿!’‘门铃,瓦尔戴①的礼物,在拱门下无精打彩地响着。’门铃叫作‘瓦尔戴的礼物’。战争。达妮雅。她在哪里,在哪个荒僻的小市镇?孤零零的。‘浮云背后朦胧的月儿——可怕的远方。生活凝缩在小光圈里。灯的光圈。在墙里整夜好象有什么东西在响。树枝擦着窗玻璃。在隆冬午夜,我们绝少外出。这应该检查……孤独和等待。一条愤世嫉俗的老猫。什么也不能使它欢喜。一切好象一览无余——甚至大钢琴上盘绕的蜡烛(橄榄色的),但暂时别的还没有。找有钢琴的房子(女歌唱家)。疏散。关于等待的故事。别人的家。老式的,有它舒适的地方,有无花果盆景,老牌子板烟斯坦波尔或密萨克苏济的气味。住着一个老人,故世了。胡桃木的写字台上铺着带黄斑的绿呢子。小姑娘。灰姑娘。保姆。暂时还没有别人。常言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可以写一个单是描写等待的短篇。等待谁?等待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使她心碎。人们在十字路口偶然相遇,却不知道他们全部过去的生活,都是这次邂逅的准备。或然率的理论。适应人心。对傻瓜们讲来万事都很简单。国家沉没在雪里。一个人出现的必然。不知谁不断给死人写信。台子上积了一堆信。这里是导线。什么信?写的什么?海员。儿子。在他到来以前的恐惧。等待。她的心地无限地善良。信变成了现实。又是盘绕的蜡烛。另一种质量的。乐谱。绣着橱树叶子的毛巾。大钢琴。桦树的烟。调音师——每一个捷克人都是出色的音乐家。包着头巾只露两只眼睛。一切都清楚了!”

  【①瓦尔戴:苏联地名,15世纪以来,以产家具著称。】

  这就是勉勉强强可以称之为这个短篇的提纲的东西。假如不知道这篇小说,而光看这个笔记,便可以明白这篇东西虽然是迂缓而模糊的,但却是对主题和情节的执拗的探索。

  作家周密考虑过的、而且经过校正的无懈可击的提纲,究竟会怎样呢?说实在的,它们的寿命大多数都很短促。

  在开始了的作品刚一出现人物,这些人物刚一按照作者的意志活动,他们便立刻开始抗拒提纲,和提纲斗争起来。作品开始按着本身的内部逻辑发展,当然逻辑的推动力是作家赋予的。人物按照适合于他们性格的那个样子行动,尽管这些性格的塑造者是作家。

  假如作家硬使人物不按照内部所产生的逻辑行动,假如迫使他们回到提纲的框子里去,那么人物便开始僵硬,变成会行走的图式,变成傀儡。

  列夫·托尔斯泰非常简单地表白了这个思想。

  到雅斯纳亚·波里雅那来的一位客人埋怨托尔斯泰,说他使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未免对待她过于残忍。

  托尔斯泰笑了笑回答说:“这个意见使我想起了普希金的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对他的一个朋友说:‘你想想看,达吉雅娜跟我开了多大一个玩笑。她结婚了。我万万没料到她会这样。’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完全可以这样说。一般说来,我的男女主角们,有时跟我开那种玩笑,我简直不大欢喜!他们作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作的,和现实生活中常有的,而不是我愿意的。”

  所有的作家都熟习人物的刚愎自用。“我在工作极度紧张的时候,”阿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说,“我不知道人物在五分钟以后会说什么。我惊奇地跟随着他们。”

  有的时候,次要人物挤走了别人,自己变成了主角,把故事的整个进程扭转过来,带着它跑。

  只有当作家正在写作的时候,作品才开始真正地、全力地生活在作家的意识中。所以提纲受到破坏和推翻,没有什么大不了,也没有什么可悲的。

  恰恰相反,这种现象是极其自然的,只是证明真实的生活涌来了,填满了作家的提纲而又推开了,甚至用自己的充满生命的压力打破了作家最初的提纲的框子。

  这一点也无损于提纲,这并不把作家的作用,仅归结为按照生活的提示来记述一切。因为形象的生命,在作家的作品中,是取决于作家的意识、他的记忆、想象力以及他的一切内心状态的。


2011-1-29 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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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9  

第八章 一部中篇小说的写作经过

  1、“火星”

  我试着回想起来,我的中篇小说卡拉布迦日海湾的构思是怎样产生的。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我小的时候,在基辅德聂伯河岸乌拉基米尔小丘上,每天晚上,有一个戴着满是尘土的帽子、帽缘下垂的老人。他天天拿来一个脱了漆的天文镜,慢吞吞地把它安在三支弯曲的铁脚上。

  人们把这个老人叫作“天文学家”,而且说他是一个意大利人,因为他故意用外国腔调把俄国话说得怪里怪气的。

  老人把天文镜安好,然后用机械的单调的声调说:“亲爱的老爷太太们!Buonagiorno!①只花五分钱,您就可以从地球飞到月球和其他星球上去。我特别建议你们看看可怕的火星,它有人类血液的色调。谁要是火星照命,就会在战场上—下子给火枪子弹打死。”

  【①意大利文:晚安】

  有一天我和父亲在乌拉基米尔小丘上,从天文镜里看火星。

  我看见一个漆黑的深渊和一个微红的小球,这个小球没有任何支柱,大胆地挂在这个深渊中。当我看着它的时候,这个球,开始悄悄地走到天文镜的边上,躲到铜圈后面去了。“天文学家”把天文镜轻轻一转就把火星拉回原来的地方。但它又开始往铜圈那边移动。

  “怎么样?”父亲问道。“你能看见点儿什么吗?”

  “当然,”我回答说。“我连运河都能看见。”

  我知道火星上有人——火星人,而且知道他们不晓得为了什么原因,在自己的星球上挖了许多大运河。

  “会有这种事!”父亲说。“别信口开河!什么河你也看不见。只有一个天文学家——意大利人斯恰帕勒利——发现过,而且还是用大天文镜。”

  同胞斯恰帕勒利的名字,对“天文学家”没起任何作用。

  “在火星左边我还看见一个什么行星,”我没大把握地说。“不晓得它为什么在天上四面乱跑。”

  “那哪儿是什么行星!”“天文学家”温厚地扬声说道。“那是什么虫子跑到天文镜上去了!”他摘下了帽子,用帽子赶走了镜片上的甲虫。

  火星的景象使我浑身发冷,有点害怕。离开天文镜之后,感到很轻松;基辅的街道上幽暗的灯光、来往马车的辘辘声、正在雕谢的栗子花混着轻尘的香味,这一切都使我觉得舒适而安全。

  不,在那个时候我一点儿也不想从地球飞到月亮或者火星上去!

  “为什么它跟砖一般红?”我问父亲。

  父亲告诉我说,火星是一个正在死去的星球,火星曾经和我们地球一样美丽一—有过海,有过山脉和茂密的草木,可是海和河逐渐干涸了,草木枯死了,山脉整个儿风化了,于是火星就变成了一个大沙漠。大概火星上的山是由红岩石组成的,所以火星上的沙子有点发红。

  “就是说,火星是一个由沙子作的星球?”我问道。

  “是的,大概是,”父亲同意说。“火星上发生的一切,地球上也可能发生。地球会变成沙漠的。不过这要在多少亿万年以后。所以你不要害怕。人到那个时候,总会想出办法来改变这种岂有此理的情况。”

  我回答说,我一点也不害怕。但是说实在的,当时我既害怕,又替我们的地球担忧。而且,在家里,我从哥哥那儿打听到,现在沙漠已经占有地球的一半面积了。

  从那个时候起,对沙漠的恐怖(虽然我还没看见过沙漠),时时刻刻萦绕在我的脑际。而且纵使我在环游世界杂志上,读了叙述撒哈拉沙漠、沙漠的热风和“沙漠上的船只”——骆驼等等的出色的文章,但这些东西都没能够诱惑住我。

  其后不久,有一个机会我尝到了第一次接触沙漠的滋味。这一次,更加加强了我对沙漠的恐怖。

  我们全家到乡下祖父马克西姆·格利高里耶维奇家去消夏。

  是一个多雨而暖和的夏天。杂草繁茂。篱畔的荨麻长得一人多高。田里庄稼都抽了穗。从菜园子里飘出来一阵阵浓厚的茴香的气味。一切都预示着丰收。

  但是,有一次,我和祖父坐在河岸上钓白杨鱼,祖父突然间慌忙地站了起来,用手掌打着遮阳,往河对岸的田地上望了好半天,然后激愤地啐了一口吐沫,说道:“刽子手、恶魔,滚来了!怎么能够把它永远铲除呢!”

  我往祖父看的那边望了一望,但除了一道长长的模糊不清的波浪而外,什么也看不见。这道波浪很快地靠拢过来。我以为风暴来了,可是祖父说:“这就是热风!万恶的阴间的火!从布哈拉,从沙漠吹来的风。一切都要烧光!你看多大的灾难来到了,柯斯契克!要出不来气了。”

  这道不祥的波浪,贴着地面,一直朝我们奔来了。祖父急急忙忙收起了他的胡桃木的长鱼竿,对我说:“快跑回家去吧,不然会迷了你的眼睛。我随后跟着就来。快跑!”

  于是我便向小房跑去,但热风在半路赶上了我。旋风打着转,把沙子吹得沙沙地响,鸟雀的羽毛和木屑都吹上了天。四周一片昏暗。太阳立刻变得毛茸茸的,成了紫红色,就跟火星一样。爆竹柳开始摇摇摆摆,发出哨声。从背后喷过来那么一股热气,烫得就好象我的衬衫在背上烧着了似的。满嘴都是沙子,灰沙迷了眼睛。

  我的姑母费奥道露·马克莫芙娜站在门坎上,手里捧着绣花手巾包着的圣像。

  “上帝呀!救救命吧,发发慈悲吧!”她恐怖地喃喃着。“最纯洁的圣母,别让我们着上吧!”

  这时,龙卷风打着转,向小屋刮来了。弥得不好的玻璃哗哗响了起来。屋顶的稻草掀起来了。一群麻雀象黑色子弹似地,从稻草下面,一齐飞出来了。

  父亲当时没和我们在一起,他在基辅。母亲显然极其不安。

  我记得,最难过的是,热度不断增高。我想,再过两个钟头光景,房顶上的稻草就要烧着了,连我们的头发和衣服也都要冒烟了。所以我哭起来了。

  快到傍晚的时候,扶疏的爆竹柳的叶子蔫了,低垂下来,好象一条条灰色的破布。在所有篱笆旁边,都吹拢了一堆堆象面粉一样黑糁糁的沙尘。

  第二天早晨,叶子都变色了,枯焦了。把叶子摘下来,可以用手指搓成粉末。风更大了。它开始扫掉枯败难看的叶子。许多树木都已光秃,黑黝黝的,就象在深秋一样。

  祖父到田里去了一道,回来的时候,心里很乱,样子怪可怜的。他怎么也解不开麻布汗衫领子上的红绳,因为手在发抖,他说:“夜里要不停下来,庄稼便要整个儿烧光了。小花园和菜园子也在内。”

  但风势并没减弱。一直刮了两个礼拜,然后减弱了一点,又重新刮了起来。大地眼看着变成了一片灰色的荒原。

  家家户户女人们都大哭大叫。男人们垂头丧气地坐在墙根土堆上,躲着风,用棍子戳着土。偶尔说道:“这是石头,哪儿是土!简直是死神抓住了袍子,没处躲,没处藏。”

  父亲从基辅来了,把我们带到城里去。当我絮絮叨叨地问他热风的时候,他爱理不理地回答说:“收成完了。热风到了乌克兰。”

  “那么不能想点什么办法吗?”我问。

  “什么办法也没有。你不能修一道两千俄里长的高石头墙。”

  “为什么不能呢?”我问。“中国人不是修了万里长城吗?”

  “那是人家中国人,”父亲说。“中国人都是了不起的有能耐的人。”

  这些童年时代的印象逐年淡忘下去丁。不过当然它们仍然留在我的记忆的深处,偶尔还会冲上来。天一旱,我就总是感到模糊的不安。

  在我成年的时候,我爱上了俄罗斯中部。其原因可能是那里的自然清新、有无数清凉的溪水,湿润的密林,阴沉沉的蒙蒙细雨。

  所以当旱灾象灼热的楔子,插到俄罗斯中部来的时候,我的惊慌便变成了对沙漠的无力的愤怒了。

  2、泥盆纪石灰岩

  许多岁月过去了,又使我想起了沙漠。

  一九三一年我到奥尔洛夫省利大内城去消夏。当时我正在写我的第一个长篇,我满心想躲到一个小城市去,最好一个熟人也没有,那样可以专心致意于写作,谁也不会来打扰我。

  我以前没到过利夫内。我喜爱这座小城的整洁、无数盛开的葵花、整块石板铺成的马路和那条贝斯特拉雅索斯纳河,这条河在黄色的泥盆纪石灰岩最厚的地方,流出了一个峡谷。

  我在城郊一栋破板房里赁了一个房间。这栋板房在临河的悬崖上。房子后面有一个半荒芜的园子,已经成了河岸上杂草丛生之所。

  腼腆的老房东在车站售货亭里卖报,他的老婆是一个忧郁、肥胖的女人,他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安菲莎,小的叫波琳娜。

  波琳娜是一个柔媚、涓洁的姑娘,她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羞羞答答的,把金黄色的辫子解开又编上,编上又解开。她当时是十七岁。

  安菲莎是一个约摸十九岁的端正的姑娘,面色苍白,两只灰色的眸子很严肃,嗓音很低。她穿一身黑,好象一个见习修女,在家里差不多什么事都不做——光是半天半天躺在花园里枯干的草地上看书。

  在顶楼上堆着许多书,给耗子咬得残缺不全,大部分是索依金版①的外国古典作家的作品。我也从顶楼上拿过这些书看过。

  【①索依金(1862—1932):俄国出版家,印刷厂主,书商。】

  好几次我在花园里居高临下地看到安菲莎在贝斯特拉雅索斯纳河岸上。她坐在峭壁下山楂树丛旁,并肩坐着一个羸弱的十六岁模样的孩子,头发淡黄,沉静,长着两只凝神的大眼睛。

  安菲莎常常偷偷地把东西拿到河岸上来给他吃。这个孩子吃着,安菲莎温柔地望着他,有的时候抚摸着他的头发。

  有一次,我看见她忽然双手蒙住脸,哭得全身颤抖。那个孩子停下了吃东西,吃惊地望着她。我悄悄地走开了,久久地抑制自己不去想安菲莎和那个孩子。

  可我曾天真地指望在寂静的利夫内,我可以聚精会神地写我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谁也不会来打扰我!但生活立刻就把天真的希望打得粉碎。显然,在我不知道安菲莎是怎么回事以前,什么专心致意和安静地工作都谈不上。

  在我还没看到她和那个孩子在一起之前,我看到她的痛苦的目光,就曾经想到过,在她的生活中,一定有什么悲惨的秘密。

  果然不出所料。

  几天之后,夜半时分,我为雷声惊醒。利夫内常常有雷雨。当地居民说这是因为利夫内地下有铁矿,好象这个矿在“招引”雷雨。

  夜在窗外折腾着,一会儿进射出急速的白色闪电,一会儿凝聚成漆黑一片。隔壁传来激动的声昔。然后我听到安菲莎气愤地喊道:“这是谁想出来的?在什么法律上写着我不许爱他?拿来给我看看!既然给了我一条命就别想夺回去。都是坏人!他一天比一天瘦,象一支小蜡烛似的。象一支小蜡烛!”她大声喊着,呛了起来。

  “孩子的妈,你让她平静平静!”房东没大把握地对妻子大声说道。“让傻瓜顺着心意活着吧。由她去吧。可是钱哪,安菲莎,我是一个子儿也不给。你也别痴心妄想。”

  “谁要你那臭钱!”安菲莎喊道。“我自个儿会挣,我把他带到克里米亚去。他在那儿或许能再多活一年。反正我非离开你们不可。你们怎么也免不了丢丑。你们可要明白这一点!”

  我开始推测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房门外在小过道上有谁也在唏唏嘘嘘地哭泣着。

  我开了门,在一个雷电闪光中,我看见了波琳娜。她前额贴着墙站在那里,围着一条长披巾。

  我轻轻叫了她一声。一个霹雷劈开了天空,好象一下子把这座破房子齐屋顶打到地下去似的。波琳娜恐惧地抓住了我的手。

  “天哪!”她嗫嚅着说。“这可怎么办呢?又下着这么大的雨!”

  她悄声告诉我安菲莎全心全意地爱上了柯利亚,他是卡尔波夫娜的儿子。卡尔波夫娜挨家挨户给人洗衣服。她是一个性情平和、不爱讲话的女人。柯利亚有病,是肺结核。安菲莎脾气大、性子急躁,谁也管不了她。要不依着她,她就自杀。

  隔壁的声音忽然沉寂下来。波琳娜跑回自己房里去了。我躺下来谛听着,久久不能入睡。房东那边默然无声。于是我也打起瞌睡来了。在蒙陇中,我听见了懒洋洋的雷声和狗吠声。然后我沉沉入梦了。

  大概我刚睡了一小会儿。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把我叫醒了。是房东敲门。

  “我们家出了事情了,”他在门外说,声昔简直象个死人。“请原谅我打扰您。”

  “怎么回事?”

  “安菲莎跑了。就穿着那身衣裳。我到斯洛博德卡,到卡尔波夫娜家里去看看。八成她奔那儿去了。我求您照顾一下我家里人。我内人昏过去了。”

  我急急忙忙穿上衣服,给老太婆送去了缬草酊。波琳娜喊了我一声,我跟她到台阶上来。我虽然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但我知道马上大祸就要来了。

  “到河边上去,”波琳娜小声说。

  “你们有灯笼吗?”

  “有。”

  “赶快拿来。”

  波琳娜拿来一盏不大亮的灯笼,我们顺着泥滑的绝壁,往河那边走下去。

  我深信安菲莎就在这左近。

  “安菲莎!”忽然波琳娜绝望地叫了一声,不晓得为什么这声喊叫却把我吓了一跳。“她喊也没有用!”我想。“白喊!”

  闪电在对岸无力地悄悄地闪烁着。雷声勉强能够听见。峭壁上的丛莽中,雨点在沙沙地响着。

  我们顺着河往下流走去。灯笼勉强照亮了。不一会儿,正在头上—个迟来的闪电,好象把天烧着了,在电光中我看见前边岸上,有点什么东西发白。

  我走到这个白东西旁边,弯下腰去。我看见了安菲莎的衣服和衬裙。她一双沾湿了的鞋子也扔在这里。

  波琳娜尖叫了一声,往家里就跑。我跑到渡船跟前,叫醒了摆渡的。我们坐上了平底小船,漂流下去,不断从这岸向彼岸划,仔细看着河水。

  “难道在夜里能找到吗,还下着这么大的雨!”摆渡的打着呵欠说,他睡意还没有消呢。“没漂上来以前,反正找不着。就是说,死神连漂亮的人儿都饶不过。就是这样,我亲爱的朋友。把衣裳脱了,就是说,好死得容易些。嘿,好个姑娘!”

  第二天清晨,在堤堰旁边,找到了安菲莎。

  她躺在棺材里,显得说不出的美丽,一双浸湿的沉重的金色辫子搭在两边,惨白的唇上挂着一抹歉仄的微笑。

  有一个老婆婆对我说:“你不要看她,亲爱的,不要看。因为这是那种使人心碎的美。最好别看。”

  但是我不能不看安菲莎。我生平第一次亲眼看到那比死还强的无限的女人的爱。在那以前,我只是在书本上看到过,但不大相信会有这样的爱情。不知为什么,当时我以为这种爱情大都注定落在俄罗斯女人身上。

  出殡的时候有很多人。柯利亚远远地跟在后面——他怕安菲莎家里的人。我想走近他,他撒腿跑开,拐进一条小巷里不见了。

  我的心灵整个为这件事扰乱了,简直一行也写不下去。只好从城郊搬到城里去,不过,说城里,莫如说是车站,搬到铁路上的医生玛利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的一所潮湿的阴暗的小屋里去了。

  在安菲莎死前不久,有一次,我打城里花园走过。在露天电影院旁边,有四十来个小孩子坐在地上。仿佛在等着什么,吵吵嚷嚷,好象一群麻雀。

  从电影院里出来一个头发花白的人,把电影票分给孩子们,然后,这些孩子便挤着骂着拥进了电影院去。

  这个头发花白的人,面貌倒年轻,看上去不到四十岁。他善良地眯缝起眼睛看看我,向我挥挥手走了。

  我决意要问问这些孩子,这个奇怪的人是谁。我走进电影院去看了一个半钟头旧片子红色小鬼,听着这些孩子打哨、跺脚、欢呼、惊叫和哼哧。

  散场的时候,我和小孩子们一齐出来,我就问他们那个头发花白的人是谁,为什么给他们买电影票。

  立刻在我周围集聚了一个大喊大叫的孩子大会,情形大致弄清楚了。

  原来这个头发花白的人是铁路医生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的弟弟。他有病:“脑振荡”。苏维埃政府给他数目很大的抚恤金。什么原因却不得而知。每月在他领抚恤金这一天,他把车站附近的小孩子都集聚到一起,领他们去看电影。

  小孩子们准确地知道哪一天发抚恤金。在这一天,他们一大早便挤在沙茨基的房前房后,坐在车站前的小园子里,装着完全是偶然来到那里的样子。

  这就是我从小孩子那里能够知道的一切。当然,还有一些与本题无关的细节。譬如,扬姆斯卡雅镇的小孩子们也想混进来,但车站的小孩们无情地反击他们。

  我的女房东在安菲莎死后一直没起床,总诉说她心里不好受。有一次,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医生来看她,于是我便和医生认识了。她戴着夹鼻眼镜,身材高大,是一个很果断的女人。虽然上了年纪,但她仍然保持着女学生的外表。

  从她那里我得知她的弟弟是一个地质学家,有神经病,确实是由于他写过在国内和在欧洲都有名的科学著作,领着个人抚恤金。

  “您不要在这儿住下去啦。”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用一种不惯于提出反对意见的医生的语调说。“快到秋天了,下起大雨来,这个地方泥泞得很,连行人都不好走。而且环境也阴沉,能写出什么来!搬到我那儿去吧。我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一个弟弟和我,铁路的宿舍里有五个房间。我弟弟很懂事,他不会打搅您。”

  我同意了,便搬到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家里去。这样我就认识了地质学家华西里·德米德利耶维奇·沙茨基——他成了我后来的中篇小说卡拉布迦日海湾中的人物之一。

  家里的确寂静得很,甚至有些死气沉沉的。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终日在诊疗所或到外面去看病人。老婆婆整天摆牌阵解闷,而地质学家很少走出自己房间。他从一清早起来,便把当天报纸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通读一遍,然后,很快地写着什么东西,差不多要写到深夜,一天写满一厚本笔记。

  偶尔从荒凉的车站上,送来几声那部唯一的调车机车的汽笛声。

  沙茨基一开始畏避我,后来熟了,便开始跟我攀谈起来。在谈话中,明白了他的病的性质。从早起,当沙茨基还没疲乏以前,他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而且是一个有趣的谈话的对手。他博学广闻。但当稍微有一点疲乏的时候,便语无伦次了。这些谵语都是根据一种癫狂的思想的,而这种思想是按照严格的逻辑发展的。

  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把他的笔记拿给我看。这些笔记簿上密密层层地写满了单词。没有成句的话。差不多是这样:“匈奴,德国,霍亨索伦,文明的毁灭”,“利夫内,狡猾,伪善,谎言”。

  是一组俄文中同一个字母起头的单词。但偶然也可以从中找出一些思想的暗示来。

  在我工作的时候,沙茨基从不来打搅我,而且在自己房里都踮着脚走路。

  他得病的缘由已经写在卡拉布迦日海湾里。他到中亚细亚作地质考察时,被巴斯马奇反革命匪徒抓去了。他每天和其余的俘虏一起,被拉出去枪毙。但沙茨基很幸运。当按照次序枪决第五名时,他是在第三名,当枪决第二名时,他是在第一名。他虽然幸免了,但神经出了毛病。他的姐姐好容易在克拉斯诺达德渐克一个给破坏了的货车里找到了他。

  每天傍晚时候,沙茨基到利夫内邮局去寄给人民委员会一封挂号信。玛利亚·德米德利叶夫娜关照邮政局长不要把这些信发到莫斯科去,她拿回来都娆掉了。

  我很想知道沙茨基在这些报告中尽写些什么。不久,我就知道了。

  有一天晚上,他到我的房里来,我正躺着看书。我的鞋子摆在床前,鞋尖朝外。

  “什么时候也不要把鞋这样放着,”沙茨基怒气冲冲地说。“这样危险。”

  “为什么呢?。

  “您马上就知道了。”

  他出去,一分钟后,拿来一张纸。

  “您看一看!”他说。“看完了敲敲墙叫我一声。我再过来,若有不明白的,我讲给您听。”

  他走了。我读起来:

  “致人民委员会。我会屡次警告人民委员会:预兆我国毁灭的严重危险已迫在眉睫。

  “如所周知,地层中合有强大的物质能(如在煤,石油、片岩中)。人已学会解放这类能并加以利用。

  “但很少有人知道,就是在这地层中,还压缩着地层形成时代的精神能。

  “利夫内市位于欧洲泥盆纪石灰岩最深厚处。在泥盆纪,残酷的、无人性的混沌意识在地球上刚刚萌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介壳类的迟钝的脑髓。

  “这种未发达的精神能,浓缩在介壳——菊石内。泥盆纪石灰岩地层中,可以说全是菊石化石。

  “每一块菊石,都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小脑髓,包含着巨大的恶毒的精神能。

  “许多世纪以来,人们幸而没学会解放地层中的精神能。我说‘幸而’是因为如果能把这种能从静止状态中放出来,它便会毁灭整个文明。中毒的人们便会变成残忍的野兽,只遵从盲目的兽性本能。而这便是文化的毁灭,

  “不过,如我一再向人民委员会报告的,法西斯分子已找到了解脱泥盆纪精神能的方法,且复活了菊石。

  “因为我们利夫内有最富厚的泥盆纪石灰岩,所以法西斯分子正想在这里放出这种能来。假如他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全人类精神的以及肉体的灭亡便是不可避免的。

  “法西斯分子解放利夫内区泥盆纪精神能的计划,备极详密。象所有最复杂的计划一样,这个计划是容易破坏的。只要事先疏忽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节——计划便会失败。

  “因此,除了必须迅速派大兵团包围利夫内外,且必须严格命令市内居民,改变习惯的行为(因为法西斯分子的计划,正依靠利夫内的习惯的生活过程),违反法西斯分子所期待的常规。譬如,通常一切利夫内居民,在就寝前,把鞋子脱在床前,鞋尖朝外。而日后应鞋尖朝里。就是这种小事情,计划可能事先估计不到,而由于这种本来是不足道的事情,可以使这个计划归于失败。

  “应该附带指出,精神传染病毒,即使从利夫内泥盆纪地层中自然渗出(虽然极少),也能使这个城市的风尚较之其他同样大小、同样形式的城市,要粗野得多。有三个城市建立在泥盆纪石灰岩的深厚处:克罗麦,利夫内和耶列茨。无怪关于这三个城市有一句古谚:‘克罗麦——窃贼的大住宅,利夫内——窃贼成群结队,耶列茨——窃贼的祖师。’

  “法西斯政府在利夫内的密使是当地的药剂师。”

  现在我明白沙茨基把我的鞋子调转过去的原因了。但同时我也觉得恐怖。我明白了沙茨基家的宁静是极不稳固的,随时都会爆发。

  不多久,我便注意到这种爆发并不稀罕,不过,沙茨基的母亲和玛莉亚·德米德利耶夫娜会在外人面前把它掩饰过去而已。

  第二天晚上,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平静地谈着类似疗法的时候,沙茨基拿起牛奶壶来,若无其事地把牛奶倒到茶炊的烟筒里去。老太太叫了一声。玛莉亚·德米德利耶夫娜严厉地看了沙茨基一眼说:“作什么祸?”

  沙茨基抱歉地微笑着解释说,就是这种野蛮的举动,法西斯分子在他们的计划里一定预料不到,所以,当然能破坏这个计划而拯救人类。

  “回到自己房里去吧!”玛莉亚·德米德利耶夫娜和以前一样严厉地说,生气地敞开窗户,让牛奶烧焦的气味出去。

  沙茨基低下头,驯顺地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但当沙茨基“神志清晰”的时候,他很喜欢说话,而且滔滔不绝。就在这种时候我知道了他在中亚细亚工作的时间最长,而且是最初勘查卡拉布迦日海湾人员之一。

  他走遍了东岸。在那个时候,这差不多是一种出生入死的事业。他把这些地方记述下来,画到地图上去,而且在海湾附近的童山上发现了煤矿。

  他给我看了许多照片。这些照片使我毛骨悚然。只有地质学家才能这样摄照山脉,这些山脉给奇异地掘了许多纵横交叉的深沟,极象人的脑髓,也只有地质学家才能这样摄照庞大的断层——险峻的乌斯秋尔特高原。它耸立在沙漠上好象一座陡峭的黑墙。

  从沙茨基口里,我第一次听到卡拉布迦日海湾——里海海岸的这个可怖的、谜一般的海湾,知道那里的海水中合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芒硝,以及可以消灭沙漠的办法。

  沙茨基痛恨沙漠的程度,只有有生物才会那样——强烈而又坚决。他把沙漠叫作干痈疽、蛎壳疮、腐蚀大地的癌瘤、自然界的令人不懂的卑鄙。

  “沙漠只会毁灭一切,”他说。“沙漠是死神。人类应该明白这一点。当然,要是人类还没失去理智的话。”

  听到一个神经病患者说这种话,非常奇怪。

  “应该征服它,不给它喘息的工夫,不停地、致命地、无情地打击它。在它没死灭以前,要不倦地打击它。那么在它的尸体上便会升起一座湿润的热带乐园来。”

  他唤醒了我身上对沙漠的在昏睡中的仇恨——我的童年时代的回声。

  “假如人们,”沙茨基说,“把用在互相残杀上的财力,只消拿出一半来根除沙漠,那沙漠早就不存在了。把人民的全部财产和千百万人类的生命都献给了战争。还有科学和文化。甚至连诗歌都变成了大规模屠杀的同谋者。”

  “瓦夏!”玛莉亚·德米德利耶夫娜在自己的房里大声说道。“你放心吧。不会有战争了。永远不会有战争了。”

  “永远没有,胡说八道!”沙茨基突然回答她说。“今天晚上都过不去,菊石都要复活。你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吗?就在阿达莫夫斯卡雅磨房附近。走去散散步,连带检查检查。”

  开始说胡话了。玛莉亚·德米德利耶夫娜把他带去,给他服了“别赫切列夫合剂”,让他睡下了。

  我很想快一点写完长篇,好开始写一部关于消灭沙漠的新书。这样就出现了卡拉布迦日海湾的模糊的构思。

  我离开利夫内已经是深秋时节。在临行之前,我到以前的房东家里去告别。

  老太太还躺在床上。老头子不在家。波琳娜一直送我到城边。

  是黄昏时分。薄冰在车辙里喀嚓喀嚓地响,花园差不多都雕零了,只在几处苹果树上,还挂着几片淡红色的枯叶。在凝冻的天室中,飘散了最后几朵寒冷的残照中的白云。

  玻琳娜和我并肩走着,她信任地挽着我的胳膊。这显得她是一个小姑娘,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她的柔情,那种孤独而羞涩的柔情。

  从城内电影院里飘来一阵听不真切的音乐声。已经是万家灯火。花园上空缭绕着茶炊的轻烟。在疏枝的后面,已经莹然升起了几点寒星。

  一种模糊的焦灼,紧压在我的心头,于是我想,为了这美丽的大地,甚至只为了象波琳娜这样的少女,也应该唤起人们为争取欢乐的、理性的生活而斗争。应该铲除所有使人类痛苦、忧伤的东西,一切即使引起人们一滴眼泪的东西。还有沙漠、战争、不义、谎言和对人类心灵的蔑视。

  波琳娜和我走到城边。在那里,我和她告了别。

  她低下头,开始解开她淡黄色的辫子,蓦然说:“以后我要多读书,康斯坦丁·格奥尔吉耶维奇。”

  她抬起那双羞涩的眸子,握了握我的手,急速地回家去了。

  我坐在一节拥挤不堪的硬席车上,到莫斯科去。

  夜里,到门廊去抽烟,我放下窗子,把身子探到外面去。

  火车顺着路堤驰过落叶萧萧的森林。森林几乎看不见。而是听声音猜测出来的——根据车轮在森林深密处产生的急促的回声猜测出来的。枋佛由于飘着大粒雪花,空气变得冷飕飕的,吹到脸上有一股冻结了的树叶的气味。

  深秋的太空在森林上面飞驰着,紧跟着火车,给眩目的星光弄得模模糊糊。有时桥在车轮下轰轰作响。虽然火车在疾驰,仍然可以看见星星在桥下黑暗的——不知是沼泽地还是河道——水中倏忽的反光。

  火车轰隆轰隆地响着,烟气缭绕。颤动作响的灯笼里,将尽的烛炬,分外明亮。窗外,顺着列车流过紫红色的火花。机车欢呼着,沉醉于它的飞快的速度里。

  我深信火车正把我带向幸福。一本新书的构思正在我脑中涌现。我相信我一定能写出来。

  我把身子探到窗外,哼着一些不连贯的字眼,歌诵这夜,这世上最迷人的地方——俄罗斯。夜风轻拂着我的脸,好象松散的少女的郁馥的发辫。我满心想吻这辫子,这夜风,这沁凉而湿润的大地。但我不能这样做,只是不连贯地唱着,好象一个中魔的人,惊异于东方天边的美,那里现出了一抹淡淡的、极柔和的碧蓝色。

  当我还没明白这是新升的朝霞的时候,我对东方天空的美,对它的澄彻的微光感到惊异。

  我在窗外看到的一切,使我心神激荡的种种欢乐,神秘地交杂在一起,使我决定——写,写,写!

  但写什么呢?我对大地美丽的赞叹,防止它涸竭、枯萎、僵死的热望,究竟会集拢在什么周围,或者象磁石一样,粘牢在什么题目上,在那一瞬间,对我都是一样的。

  过了一些时候,这些思想铸成了卡拉布迦日海湾的构思。但也可以铸成另外一本书的构思,不过也必须充盈着同样的主要内容,充盈着同样的当时占据我心灵的戚受。显然,构思差不多永远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从那个时候起,生活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所谓构思的“酝酿阶段”,说得确切一点,是以现实材料充实构思的阶段。

  3、地图的研究

  在莫斯科我找到了一本里海详图,且久久地徘徊徜徉(当然是在想象中)在它干涸的东岸上。

  还是在童年的时候,我就对地图有一种偏好。我能够几个钟头不离开地图,就象看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似的。

  我研究了人迹稀至的河流,古怪的海岸,深入到原始森林里,那儿只有用小圈圈标示的无名的贸易站,我象念诗一样吟味着那些音调铿锵的地名——尤戈尔沙尔海峡和赫希里底群岛,瓜达尔拉马和印维尔内斯,奥涅加河和科迪勒拉山系。

  这些地方是那样清楚地在我的想象中逐渐复活起来,我甚至觉得能够写出不同的大陆和国度的幻想的游记来。

  甚至我的富有浪漫情绪的父亲,都不赞成我这种过分的对地图的热中。

  他说这会使我处处失望。

  “假如碰上机会,”父亲说,“你能够去旅行,你会得到一肚子烦恼。你看到的完全不是你想象的。墨西哥可能会是尘土飞扬、饿殍载道的国家,而赤道上面的天空或许是灰暗而愁闷的。”

  我不相信父亲的话。我不能想象赤道上面的天空,甚至会有一个时候是灰暗的。照我的想法,赤道上空的颜色是那样浓重,甚至使卡里曼迦罗的积雪都变成了靛蓝色。

  不过无论如何我也丢不开这种嗜好。而日后,在成年的时候,才清楚,父亲说的不完全对。

  譬如,当我第一次到克里米亚(事先我详尽地研究过地图)的时候,当然,完全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

  但正是因为我对克里米亚预先有个概念,所以才能够更敏锐地观察它,这此我对克里米亚一无所知要好得多。

  每走一步,我都看到了我想象中所没有的东西,而克里米亚的这些新特点在我记忆中留下了特别强烈的印象。

  我觉得这种看法,不论对地方,不论对人都同样适用。

  每一个人,譬如,对果戈理都有概念。但假如我们能够在生活中看到他,那便会发现许多和我们的概念不同的特点。而正是这些特点会鲜明有力地铭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但假如没有这个预先有的概念,说不定我们就不能在果戈理身上发现很多东西,而把他看成是一个完全普普通通的人。

  我们总是把果戈理想象得有点阴郁、敏感、淡漠。所以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与这个形象大相径庭的那些特点——譬如目光奕奕、活泼,甚至有些局促、好笑、衣着雅致以及很重的乌克兰口音。

  这些思想我很难表达得有充分的说服力,但我认为是这样的。

  在地图上流浪,在想象中游历各地,可以帮助你们在现实中正确地认识这些地方。

  在这些地方,总好象留下你们想象的极轻微的痕迹,留下一抹渲染上去的颜色,一层魅人的光泽,一层使你们不能用寂寞的目光去看它们的薄雾。

  就这样,我在莫斯科已经游历了里海的愁惨的海滨,同样读了很多书和科学报告,甚至还念了许多描写沙漠的诗——总之,我差不多读过了我在列宁图书馆所能找到的一切。

  我读了普尔热瓦里斯基和阿努钦,斯文。格金和万别尔,马克—加哈姆和格隆—格尔日迈洛等人的作品,谢甫琴柯在曼格什拉克半岛的日记,希瓦和布哈拉的历史,海军上尉布塔科夫的报告书,卡列林的游记,地理调查报告和阿拉伯诗人的作品。

  在我面前展开了人类研究欲和求知欲的壮丽世界。

  已经是应该到里海,到卡拉布迦日海湾走一趟的时候了,但我没有钱。

  我到一家出版社去,向社长,一位白发枯燥的人,提议订立关于卡拉布迦日海湾的书的合同。社长懒洋洋地听完了我的话,然后说道:“要吗是您丧失了所有对苏维埃现实的认识,要吗您对它干脆就没有认识,否则您不会叫出版社出这么一本书。”

  “为什么呢?”

  “在您的海湾上可以提取芒硝。难道您当真要写一本关于泻利盐的长篇吗?要不然您在跟我开玩笑吧?您是怎么的,指望有这种傻瓜出版家为这个荒唐的想法哪怕花一个铜板吗?”

  我费了很大的气力在别处弄到了一笔钱。

  我先到萨拉托夫,然后从那里取道伏尔加河,顺流而下,到阿斯特拉罕。于是就困在那里了。我的几个微薄的川资用光了,为了继续往前走,在阿斯特拉罕便不得不给三十天杂志和阿斯特拉罕的报纸写几篇随笔。

  为了写这些随笔,我到阿斯特拉罕草原和爱姆巴河去旅行。这些旅行对我写卡拉布迦日海湾这部书很有帮助。

  我是在里海上,沿着芦苇丛生的海岸,到爱姆巴河去的。一艘旧式轮船名字很奇怪,叫作“天芥菜号”。和一切旧式轮船一样,到处都镶着红铜。栏杆扶手,罗盘,望远镜,一切仪器,甚至连船舱的高高的门槛,都是铜的。“天芥菜号”好象一只漂荡在波浪上用砖头擦得通亮冒烟的粗腰茶炊。

  海豹象些洗海水浴的人,肚皮朝上,躺在温暖的水里。偶尔懒懒地摆动一下肥软的鳍脚。

  在捕鱼的浮码头——即渔船——上,有一群皓齿的姑娘,穿着水手的蓝外衣跟在“天芥菜号”后面,又打口哨又哈哈大笑。脸上都粘满了鱼鳞。

  白色的云朵和白色的沙岛,倒映在闪光的水中,有时简直很难分辨。

  荒僻的小城古里耶夫弥漫着干牛粪的炊烟,到爱姆巴市我是坐着新近开始行驶的新型火车穿过无水的草原去的。

  在爱姆巴河上的多索尔,在粉红色浓重的湖水之间有石油的唧筒在霍洛霍洛响着,四下里弥漫着一股盐水的气味。人家的窗子上没有玻璃,都用细密的金属网来代替。在网外面有那么多的小虫,把屋子里都遮黑了。

  在爱姆巴我热衷于石油,脑子里想的尽是“石油穹地”、勘探沙漠、轻重石油和委内瑞拉著名的含油的马拉开波湖。爱姆巴的工程师们都到马拉开波湖去实习。

  我亲眼看到一个工程师,给避日虫咬了一口,第二天就死了。

  中亚细亚蒸散着暑气。每夜星星透过尘埃发出闪光。哈萨克老人们穿着杂色花布(粉红色底子上零乱地印着许多大黑芍药和绿色叶子)做的宽腿细口短裤,在街头蹒跚着。

  但每次旅行之后,我都回到阿斯特拉罕来,回到阿斯特拉罕报纸的一位记者的小木房里来。他把我拉到他家里去,我就在他家里住下了。

  小房子在瓦尔瓦齐耶夫运河河岸一座小花园里,那儿的金莲花一大丛一大丛地盛开着。

  我的特写,便是在花园的凉亭里写的,凉亭是那样小,只能容下一个人。我睡觉也在那里。

  记者的妻子是一个羸弱的、和蔼可亲的少妇,整天躲在厨房里,一边翻着小孩子的衣服,一边愉偷地啜泣——她刚生下来的一个男孩,在两个月前死了。

  我从阿斯特拉罕到马哈奇—卡拉、巴库和克拉斯诺沃德斯克。以后的事,我都写在卡拉布迦日海湾里了。

  我回到了莫斯科,但过了几天,我又不得不以记者的身份,到北乌拉尔——到别列兹尼基和索列卡姆斯克去。

  从难以置信的中亚细亚的溽暑,一下子落到了那布满阴郁的枞树、沼泽、覆满苍苔的群山和冬天降临很早的地方。

  就在那里,在索列卡姆斯克的旅馆里,我着手写卡拉布迦日海湾。这家旅馆过去是修道院。房间是拱形的,很阴冶,除我以外,还有三个化学工程师——一个男的两个女的——好象在前线似的挤在那里。他们在索利卡姆斯克钾矿里工作。

  旅馆里有一股十七世纪的气味——神香的气味以及面包,毛皮的气味。夜里穿皮袄的更夫们敲打铁板报时,在飞雪的幽明中,隐现着一座“斯特罗冈诺夫家族当权”时代古老的花石膏人教堂。

  在这里没有一点令人想起亚细亚的地方,不晓得为什么,反而倒容易写了。

  这就是卡拉布迦日海湾写作经过的很简单的梗概。所有我在旅途上的邂逅、游览、谈话和种种事故,不要说一一讲述,就连从头数—数也几乎难以办到。

  你们当然已经看出来,写到中篇里面去的只是所搜集的材料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少的一部分。更大的一部分却扔掉了。

  但无须惋惜。这些材料随时会在新作品里用上的。

  我写着卡拉布迦日海湾时,并没有考虑到材料的正确布局。我按照在里海岸旅行时搜集来的次序编排。

  在卡拉布迦日海湾出版之后,批评家们在这个中篇中发现了“螺旋结构”而高兴起来了。但这无论在哪方面我都没有责任。

  当我写卡拉布迦日海湾的时候,我主要想的是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东西,可以用抒情的英雄的音响来填满,生动如实地表现出来。不管它是芒硝的故事也好,或者是在北方森林中建筑造纸厂的故事也好。

  这一切都能以极大的力量袭击人心,但一个必要的条件是作者必须力求真实,坚信人类理智的力量,坚信人类心灵的拯救一切的力量,热爱大地。

  新近我读到巴夫洛·安托科尔斯基的一首诗,有两段,巧妙地表达了热爱生活的人类心灵的状态。这颗心不能够听不见,应该听见:

  预感到春的跫音的

  远方琴弦的哀吟,

  和静寂的千万声

  落珠般的回响——

  这世世代代清新不朽欢娱人类的宇宙的音乐……


2011-1-29 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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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10  

第十章 金刚石般的语言

    你永远诧异于我国语言的珍贵:
    每一个声音都是一件馈赠;都是大粒珍珠,实在的,有的名称比东西本身还要珍贵。
    ——果戈理

    ●小树林中的泉水
    许多俄国字本身就现出诗意,犹如宝石放射出神秘的闪光。
    当然我明白宝石的光泽,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能很容易地用光学法则来解释这种现象。
    但是宝石的光彩仍旧引起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发出光彩的宝石里面,自身并没有光源——要摆脱这样的想法是有困难的。
    许多宝石都是这样,甚至象海蓝宝石那样平凡的宝石也是一样。它的颜色简直说不上来。一时还找不出相当的字眼来说明这种颜色。
    海蓝宝石照它的名字看来,是表现海浪颜色的石头。并不完全是这样。在它透明的深处有柔和的浅绿和碧蓝的色调。但宝石的总的特征在于它从内部灿烂地发出纯粹银色的(银色的,而不是白色的)闪光。
    据说,如果仔细观察海蓝宝石,你就会看见一片静静的星星色的海水。
    显然,就是海蓝宝石和其他一些宝石的这些色泽的特点,引起我们的神秘感。它们的美,我们总觉得是不可解的。
    解释许多俄国字的“诗的流露”是比较容易的。显然,只有当文字表达那在我们看来是充满诗的内容的概念时,才是有诗意的。
    但文字本身(不是它所表达的概念),譬如即使象“露水闪”这么一个普通的词儿,对我们的想象力的影响都是难以解释的。这个词儿的声音本身就好象表现着夜间远方雷电缓慢的闪光。
    当然这个感觉是极其主观的。不能执着于这种感觉,而把它作为普遍的原则。我是这样意会这个词的。但完全不想强使别人也如此感受。
    只有大多数这些富有诗意的词和我们的大自然有着关联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
    俄罗斯语言只对那无限热爱自己的人民,了解他们到“入骨”的程度、而且感觉得到我们的土地的玄秘的美的人,才会全部展示出它的真正的奇幻性和丰富性来。
    自然中存在的一切——水、空气、天空、白云、太阳、雨、森林、沼泽、河流和湖泊、草原和田野、花朵和青草——在俄罗斯语言中,都有无数的美丽的字眼和名称。
    为了证明这一点,为了研究丰富准确的词汇,我们除了研究象凯果罗多夫、普利希文、高尔基、阿历克赛·托尔斯泰、阿克萨科夫、列斯柯夫、蒲宁和其他许多作家这样的了解自然和人民语言的专家的作品而外,还应该去研究主要的取之不尽的语言源泉——人民自己的语言,即集体农庄庄员、船夫、牧人、养蜂人、猎人、渔夫、老工人、守林人、海标看守人、手工业者、农村画家,手艺匠和所有那些字字金石的久经风霜的人的语言。
    在我遇到一个守林人之后,这些思想对我格外明确了。
    记得好象在什么地方已经讲过这件事情。如果是这样,便请原谅,只好重弹一番老调。因为这个故事对俄罗斯语言这个话题非常重要。
    我和这位守林人走在一座小树林里。这个地方自古以来是一大片泥沼,后来泥沼干涸,便为草莽芜蔓了,现在只有深厚的多年的苔藓、苔藓上的一些小水塘和无数的矶踯躅还会勾起人们对往日的池沼的记忆来。
    我不象一般那样轻视小树林。林中动人的地方很多。各种柔嫩的小树——云杉和松树,白杨和白桦——都密密地和谐地长在一起。那里总是明亮、干净,好象收拾好准备过节的农含的上厉一样。
    我每次到这个小树林里来,都觉得画家涅斯切洛夫正是在这种地方找到了他的风景画的轮廓。在这里,每一支修茎,每一条细枝都挺秀如画,所以特别出色、动人。
    在苔藓上,有些地方,象我已经说过的,会碰到一些圆圆的小水塘。里边的水看上去象是静止的。但假如仔细看下去,便可以发现水塘的深处时时刻刻涌出静静的水流来,有越桔的枯叶和黄松针在里面打旋。
    我们在一个这样的水塘旁边站下,喝了许多水。这水有一股松脂的味道。
    “泉水!”守林人看到一个拚命挣扎的甲虫,从水塘中浮起来,又立刻沉了下去,说道。“伏尔加河想必也是由这样的水塘发源的吧?”
    “是的,大概是的,”我同意说。
    “我最喜欢分析字眼,”守林人忽然说,难为情地微笑了一下。“真奇怪!有的时候一个字儿缠住你,弄得你坐立不安。”
    守林人沉默了一下,把肩上的枪扶正,然后问道:“听说,您好象是个写书的?”
    “是的。”
    “那就是说,您用的词儿是经过考虑的?而我不管怎样努力琢磨,总难给一个字找到解释。人在林子里走着,脑子翻来覆去地想着词儿,这么想,那么想:这些词儿是打哪儿来的?什么也想不出来。我没有知识。没受过教育。不过有的时候,给一个词儿找到了一种解释,那真高兴。可高兴什么呢?我也不是教小孩子的。我是看林子的,普通的看守。”
    “现在是个什么词儿缠着您呢?”我问。
    “就是‘泉水’这个词儿。我早就注意到这个词儿了。我四面八方绕着圈子琢磨这个词儿。大概因为水是从这儿淌出来的。泉水产生河,而河水流过我们的母亲大地,流遍祖国各地,养育着人民。您看这多有道理——ролник(泉水),ролина(祖国),Нарол(人民)。而这些词儿好象亲族似的。好象亲戚一样!”他重复一下,笑了起来。
    这些普通的词儿给我掘出了我国语言最深的根蒂。
    世世代代人民的全部经验,所有他们性格的诗的方面,都蕴含在这些词里。

    ●语言和自然
    我深信为了充分掌握俄罗斯语言,为了不失掉对这个语言的感情,不仅必须经常和普通的俄罗斯人交往,而且还要经常接触牧场和森林、湖水,多年的柳树、鸟儿的啁啾和每一朵在榛丛下微颤的小花。
    每个人大概都有自己的幸幅的发现的时候。我在树木繁衍草原辽阔的俄罗斯中部也有过这样的一个夏天,——雷雨和虹霓的夏天。
    这一年的夏天,在松涛声中,在野鹤的嘹呖中,在大朵白云中,在夜空的变幻中,在馥郁的绣线菊的密丛中,在雄赳赳的公鸡报晓声中,在少女们的歌声中(黄昏时分,少女们在草地上曼声歌唱,晚霞把她们的眼睛染成金黄色,第一层薄雾悄悄地弥漫在深渊之上),过去了。
    这个夏天,我——用感觉、味觉、嗅觉——重新认识了很多词儿,这些词儿虽然在那个夏天以前我也知道,但很生疏,没有感受过。以前这些词儿,只引起一般贫弱的形象。而现在才知道每一个这样的词儿里,都包含着无穷无尽的生动的形象。
    这是一些什么词儿呢?这种词儿是那么多,简直不知该从哪儿说起。似乎最便当莫过于从有关“雨”的词儿说起。
    我当然知道有毛毛雨、晴天雨、霪雨、梅雨、疾雨、牛背雨,斜雨,骤雨,最后还有暴雨(倾盆大雨)。
    但抽象地了解是一回事,而亲身体验这些雨,弄清楚每一种雨都包含着独有的诗意,独有的不同特征,却是另一回事。
    到那个时候,形容各种各样的雨的这些词儿便又获得了活力,稳定了,充满了表现力。这时候,从每一个词儿里你都能看到、感到你所说的东西,而不是机械地单凭习惯说出它的声昔来。
    顺便提一下,作家的语言对读者的作用,有它独特的规律。
    假如作家写作的时候,看不见在语言的后面他所写的东西,那么不管作家选了怎样恰当的词儿,读者什么也看不见。
    但假如作家清清楚楚地看到他所写的东西,那么最平常,有时甚至是陈腐的词儿,都能获得新颖的意义,而显著地影响着读者,引起作家想要传达给他的思想、感情和情绪。
    显然这里也包含着所谓弦外之音的秘密。
    我们再回来谈雨吧。
    有许多征兆和雨连在一起。太阳躲在乌云里,炊烟低压在地面上,燕子低飞着,公鸡不按时地在院子里啼着,白云象长缕的薄雾布在天空中——这都是雨的征兆。在下雨之前,虽然乌云还没有布满天空,但可以闻到水气的轻柔的嘘声。一定是从已经下雨的地方传来的。
    于是,最初的雨点开始滴落了。“滴落”这个俗词,淋漓尽致地传达了开始下雨时的情景,稀稀落落的雨点儿,在尘封的道路和屋顶上留下了小黑点。
    然后,雨“下大了”。于是出现一种刚被雨点打湿的泥土的奇妙而凉爽的气味。这种气味保持不久。代之而来的是湿草,特则是薄麻的气味。
    耐人寻味的是,不管要下什么雨,刚一开始,总是把它叫得非常可爱——叫小雨儿、要下小雨了、小雨儿下得紧了、小雨儿打湿青草。
    我们分析一下几种类型的雨,来说明当对它有直接印象的时候,这个词儿会多么栩栩如生,又如何帮助一个作家正确地使用它。
    譬如说“疾雨”和“梅雨”有什么区别呢?
    “疾”一词是“迅速的”、“急骤的”之意。疾雨垂直而有力地倾注下来。它临近的时候,总带着一种由远而近的喧嚣声。
    疾雨下在河上更是壮观。每一个雨点都在水面上打出一个圆圆的深窝,好象一个水作的小杯,遽然升起来,重新又落下去,消失前的刹那,还能在杯底上看见雨珠。雨点闪着光,好象珍珠。
    同时在整条河上都有玻璃相击的声音。根据这个声音的高低可以猜出雨的大小。
    而蒙蒙的梅雨,从低沉的乌云里懒洋洋地撒落下来,这种雨水所积成的水洼总是温暖的。它的声音不大,簌簌地发出一些令人欲睡的低语,仅仅能听见它在树丛中忙碌,好象用它柔软的爪子一会儿摸摸这片叶子,一会儿摸摸那片叶子。
    林中的腐植土和藓苔,把这种雨不慌不忙地完全吸收进去。所以在雨后蘑菇便茂盛地长出来——粘的黄牛肝、黄狐狸、白蘑菇、红蘑菇、栗茸和无数的毒蕈。
    在下梅雨的时候,空气中有点烟味,狡猾而谨慎的石斑鱼也极容易上鈎。
    关于顶着太阳下的晴天雨,民间说:“公主哭了”。雨点映着阳光很象大颗泪珠。但谁能流下这样晶莹的痛苦或欢乐的泪珠,不是童话中的美丽的公主是谁呢!
    可以久久地观察下雨时光线的变幻和各种声音——从木板房盖上均匀的浙沥声和排水管里的稀稀落落的声音到所谓大雨如注时的一片紧张的声音。
    这只不过是关于雨可以说的极少的一部分。但这已经足够惹得一位作家板起一副酸涩的面孔,冲着我说出这样的话来了:“我宁愿描写生气勃勃的大街、房屋,也不愿去描写您那讨厌的僵死的自然。雨除了愁闷和不适意而外,还用说,什么好处也没有。您简直是在想入非非!”
    俄语中有多少描写所谓天空现象的绝妙的词儿呀!
    夏天的雷雨下在大地上,然后“消失”在地平线下。民间喜欢说乌云不是过去了,而是“落下去了”。
    闪电忽而一下打到地里去,忽而在乌黑的云端迸出火光,好象连根拔起来的多枝的金树。
    彩虹在烟气弥漫的、潮湿的远方发出灿烂的光芒。雷声隆隆,向远处滚去,震撼着大地。
    不久之前,在乡下,在下雷阵雨的时候,一个小孩跑到我房里来,两只眼睛因为狂喜睁得老大的,望着我说:“去看雷群。”
    俄语中“雷”一词没有复数。
    他把这个词儿说成复数并不错,因为大雷雨时阴云密布,豪雨如注,雷声是一下子从四面八方响起来的。
    小孩说的“看雷群”使我想起了但丁在神曲里边说的“阳光沉默了”。两处都是概念的易位。但使语言带上了强烈的表现力。
    我提到过露水闪。
    露水闪在七月间稻梁熟稔的时候最多。所以在民间有一种迷信说露水闪“照庄稼”——在夜里照着五谷,所以庄稼才熟的快。
    和露水闪这个词具有同等诗格的有“霞”——俄语中一个最美妙的词儿。
    决不能大声说出这个词来。甚至难以想象能够把这个词喊出来。因为它近于夜的那种凝定的静寂,这时乡村花园中的树丛上空,浮着一抹清彻的微弱的碧蓝色。在民间把这个时辰叫作“蒙蒙亮”。
    就在这个朝霞初升的片刻,晨星低低地在大地上空发出亮光。空气象泉水一般清新。
    在朝霞初升之际,在黎明之中,有一种处子般纯真的东西。朝霞中小草浴着露水,每个乡村中都荡漾着一股温暖的新挤出来的牛奶的香味。在牧场上,在晨雾中,传来一阵阵牧人的芦笛声。
    很快就破晓了。在温暖的家里,笼罩着一片静寂,一片朦胧。一方方橙黄色的晨曦,映在圆木墙上。圆木象一层一层的琥珀似地闪着亮光。太阳出来了。
    秋天的早霞则不同——灰暗且迟缓。白昼不愿醒转来——反正也照不暖冻僵了的大地,也不能挽回正在缩短的阳光。
    一切都萎垂了,只有人还不沮丧。农舍里一大早便燃起炉子。炊烟在村落上空低徊,弥漫在大地之上。然后你或者会忽然看见模糊的窗玻璃上洒下来浙沥的朝雨。
    但不只是有朝霞,也有晚霞。我们常常弄不清楚落日和晚霞这两个概念。
    晚霞在日落西山之后才出现。那个时候,晚霞笼罩着灰暗的晚天,发射出无数很纯的颜色——赤金色到蓝宝石色,缓缓地转为晚来的昏暗,转为夜。
    秧鸡在灌木丛里叫着,鹌鹑咕噜着,麻鸦鸣着,升起了最初的星星,而晚霞在远方,在烟雾迷蒙中,还久久地燃烧着。
    北方的白夜,列宁格勒的夏夜——是连续不断的晚霞,或者是连到一起的朝霞和晚霞。
    谁也没象普希金那样惊人而准确地剔划出这种情景:
    我爱你,彼得的营造,
    我爱你匀整的外貌,
    涅瓦的庄严的逝水,
    花冈碧的峭岸。
    你栏杆上铸鈇的花纹,
    你幽静夜晚的
    透明的夜色,五月夜的闪光,
    这时候,我坐在房里,
    写作或读书,不用点灯,
    寥无人迹的街道上:
    在沉睡的高楼大厦清楚可见,
    而海军都大厦的尖塔如此明亮,
    不待金色的天空上
    降下夜雾,
    朝霞早已一线接着一线,
    让黑夜只停留半个时辰。
    这些诗行不只是诗的峰顶。其中不仅有准确性、心灵的明朗和宁静,而且还包涵着俄罗斯语言的全部魅力。
    即使我们想象俄罗斯诗歌消失了,俄罗斯语言也绝迹了,而只剩下了这几行诗,那么什么人都仍然能够看出我们的语言的丰富性和音调和谐的力量。因为在普希金的这首诗中,好象在魔幻的结晶里,凝聚了我国语言的一切罕有的特质。
    赋有这种语言的人民,诚然是伟大的、幸福的人民。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这一点吗?假如我们不保护我们的语言,而任不学无术的人随意败坏,使之成为贫乏而支离破碎的东西,那么我们便在文化面前,在我们的祖国和人类面前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愆。


2011-1-30 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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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11  

第十一章 花花草草

    不仅是一个守林人寻找词的解释。很多人都在寻找这种解释。而且在没找到之前,不能安静。
    我记得有一次,在谢尔盖·叶赛宁的诗中,“潋纹”这个词使我感到多么惊奇:
    在风吹成的潋纹之上,
    或者在那沙原上
    绳索套着项颈
    把我领向忧愁之乡……
    我不知道什么叫潋纹,但我感觉到在这个词里有着一种诗的内容。这个词本身就好象透露出这种诗意。
    我很久没弄明白这个词的意义,而种种猜测都得不出一个定论来。为什么叶赛宁说。风吹的潋纹?显然,这个概念和风有点关系。可是什么关系呢?
    这个词的意义从地方志作家尤林那里弄明白了。
    所有跟俄罗斯中部的自然、生活方式、历史即使只有一点点关系的东西,尤林都孜孜地钴研过。
    这一点他极象那些乡土专家和乡土爱好者,这些人专心研究,一点一滴地收集那些俄罗斯小城中还保存着的一切地方性的以及区域性的地理、动植物和历史的有趣的特征。
    尤林到乡下来看我,我们一起到河对岸牧场上去。我们在干净的沙洲上往小桥那边走去。前一天刮过风,和往常一样,在刮风之后,沙上留下了波纹。
    “您知道这叫什么吗?”尤林指着波纹问我。
    “不知道。”
    “潋纹,”尤林回答说。“风把沙子吹散成这种波纹。所以叫这么个名字。”
    我非常高兴,显然,和守林人给一个词找到解释时一样。
    这就是叶赛宁写“风吹的潋纹”,并提到沙子(“或者在那沙原上”)的原因。我最高兴的是,象我所预料的一样,这个词表现了大自然的普通的诗的现象。
    叶赛宁的故乡康斯坦丁诺沃村(今名叶赛宁诺)在奥卡河对岸不远。高耸的河岸的突出部分,遮住了这个村子。
    太阳总是从这边落山,我从那个时候起,就觉得叶赛宁的诗,出色地表现了奥卡河彼岸的广漠的落日和潮湿的草原上的黄昏,每逢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是雾,还是林中蓝色的焦烟,弥漫在原野上。
    在这仿佛寥无人迹的草原上,我有过多次不同的事故和突然的会遇。
    有一次,我在一个小湖上钓鱼,湖岸高耸陡峭,长满攀缠的黑莓。湖的四周围绕着古老的垂柳和黑杨,所以在湖上甚至在晴朗的日子里,也是无风昏暗的。
    我坐在水边长得密密层层的树丛中,以致从岸上完全看不见我。菖蒲沿湖边开着黄花,再往前,在湖水深处,时时从水底冒出气泡——大概是鲫鱼在钻淤泥寻找食物。
    在上边,在我头顶上,开着有半人高的花,乡下的孩子们正在那里采酸模。听声昔,那儿有三个小姑娘和一个小男孩子。
    两个小姑娘在学着孩子多的乡下女人的模样说话。她们大概都在摹仿自己的母亲。这是她们的玩意儿。第三个小姑娘总没说话,只是尖声尖气地唱着:
    在空袭请报的时候,
    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往下的歌词她不知道了,在沉默片刻之后,又重复起关于空袭警报的歌儿来。
    “请报,请报!”一个哑嗓子的小姑娘生气地说,“整天价,吃苦受累,就为了能把他们,这一群崽子,送去上学,可他们在学堂里能学个什么?连话都不会说!是‘警报’,不是‘请报’!等我告诉你爸爸,叫他教训教训你。”
    “我那彼契卡前两天,”另外一个小姑娘说,“算术吃了个两分。让我把他这顿捶呀,把手都打木了。”
    “全是编的吧,妞儿卡!”小男孩子用低沉的嗓音说道。“是彼契卡的妈妈打的他。就打了两下。”
    “瞧啊,鼻涕鬼!”妞儿卡喝道。“你再讲讲看!”
    “小姑娘们,你们听着!”哑嗓子的姑娘高兴地喊道。“咳!我告诉你们点事儿!就在这儿,雀滩附近,有一棵灌木。天一黑,就开始从下到上冒蓝火苗!冒的可凶着哪!一直冒到天亮。连走到它跟前去都不敢。”
    “它干吗冒火苗呢,克拉娃?”妞儿卡吃惊地问。
    “就是说有宝,”克拉娃回答说。“下边埋着宝。有金铅笔。谁若是拿那支铅笔写上自己非常希望的东西,——要啥就有啥。”
    “给我!”小男孩子要着说。
    “给你什么?”
    “铅笔!”
    “你别跟我胡缠!”
    “给我!”小男孩子喊道,而且忽然粗着嗓子哭了起来,又讨厌,又刺耳。“给我铅笔,臭丫头!”
    “啊,你这样吗?”妞儿卡喊道,立刻听到了响亮的巴掌声。“倒霉蛋!干吗我把你生下来了!”
    小男孩不知道为什么立刻不哭了。
    “可是你呀,亲爱的,”克拉娃用一种假装的温柔的口吻说,“别打自个儿的孩子。容易打晕过去。你跟我学——教他们懂事。若不然长大了也是一群呆子,对自个儿,对别人都没有一点儿好处。”
    “能教他什么?”妞儿卡气愤地回答说。“你教教他看!他会给你个样儿瞧瞧!”
    “不教怎行呢!”克拉娃反驳说。“什么都得教给他们。他这会儿跟着我们,哼哼唧唧地,你看,这一左一右全是花,一个跟一个不一样。有几百样儿。可他懂得什么呢?屁也不懂。比方说,这朵花,连叫个什么他都不晓得。”
    “夜盲草,”男孩子说。
    “这才不是夜盲草,这是肺草。你才是夜盲草哪!”
    “飞草!”男孩子甚至有点高兴地重复说。
    “不是‘飞草’,是‘肺草’。字眼儿咬清楚。”
    “肺草,”男孩子急忙回答一遍,立刻问道:“这是什么花,这个粉红色的?”
    “这是薄荷。你跟着我说:薄荷!”
    “薄荷不就得了,”男孩子应着说。
    “你别跟我得了不得了的,你就光跟我学着说。这个是绣线菊。可香着哪!可娇着哪!你要不要,我给你掐一朵?”
    小孩子,看来很喜欢这个游戏。他一面哼哧着,一面极认真地跟克拉娃重复着花名。她飞快地说了一大堆名字:
    “你看这是猪殃殃。这个是睡莲。就是那个带白铃铛的。这个是剪秋罗。”
    我听着,只是惊讶。小姑娘认识许多花。她叫了许多名字,有车叶草,甜香花草,石竹,荠菜,马兜铃,皂根,唐菖蒲,缬草,百里香,金丝桃,白屈菜和很多别的花草的名字。
    但是,这一堂出色的植物课,突然给破坏了。
    “我扎了刺了啊!”男孩子突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你们把我领到哪儿来了,臭丫头?!哪儿都是刺!我回不去家了!”
    “喂,小丫头们!”在远处一个老年人的声音喊道。“你们干吗欺负小孩子?”
    “帕霍姆老大爷,他自个儿扎了刺!”准确发音的捍卫者克拉娃喊道,同时低声添上了一句说:“欧,欧,欧,你这个没良心的!你自个儿不管谁都要欺负!”
    听得见老人走到孩子们身边的声音。他往下,往湖上看了一眼,看见了我的钓竿,说道:“这儿有人钓鱼,你们嚷到半天云上去了。这么大的牧场还不够你们跑的!”
    “在哪儿钓鱼呢?”男孩子急忙问道。“让他给我钓一会儿!”
    “往哪钻!”妞儿卡喊道。“就欠掉进水里去了,不听话的孬种!”
    孩子们很快就走了,我就这样没看见他们。老头儿在岸上站了一会,思索一下,小心地咳了两声,然后用一种犹豫不决的声音问道:“先生,您身上带着烟没有?”
    我告诉他有,于是老头儿从斜坡上滑下来,因为挂到了黑莓的蔓藤上,口里不断地骂着,发出可怕的声音,到下边来跟我要烟抽。
    原来是一个矮矮的糟老头子,不过手里却拿了一把大刀。有一个皮套。老头子一看出我对这把刀怕是有点担心事,他便急忙说:“我来砍柳条。编筐子和篓子。每天编点儿。”
    我跟老头儿说,方才在这儿有一个小姑娘,非常有意思,什么花草都认得。
    “您说的是克拉娃吗?”他问道。“那是集体农庄的饲马员卡尔纳乌霍夫的丫头。她怎能不知道呢,她奶奶是全省数一数二的草药医!您和她奶奶谈谈。保您听个够。不错,”他沉默了一会,叹了口气说。“每一种花都有自个儿的名称……也就是说,这全登记下来啦。”
    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老头儿又要了一支烟就走了。不久,我也走了。
    当我从树丛钴出来到牧场大路上的时候,在前方,远远地看见了三个女孩子。她们抱着一大把花。其中有一个拉着一个赤足的小男孩子,他戴着一顶很大的便帽。
    小姑娘们走得很快,象一溜烟似的。然后传来一声尖声尖气的声音:
    在空袭请报的时候,
    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太阳已经在奥卡河对岸,叶赛宁诺村背后落下去了,浅红色的斜辉,照耀在绵亘在东方的茂密的森林上。


2011-1-30 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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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12  

第十二章 辞典

    有时候,在脑子里会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出现。譬如这样的想法:若能编几部新的俄语辞典倒不错(当然现有的一般辞典除外)。
    一种辞典,譬如说,可以收集与自然有关的词汇,另一种收集好的准确的方言,第三种收集各行各业的用语,第四种收集乱七八糟的废字,一切官样文字,洋字和败坏俄罗斯语言的鄙俗的字。
    最后的这部辞典用来教人们抛弃那些内容贫乏,支离破碎的言语。
    收集跟自然有关的词汇的想法,是那一天我在草原的小湖上,听到那个哑嗓子的小姑娘说出各种花草名字的时候想到的。
    这当然应该是一部详解辞典。每个字在解释之后,应该从作家、诗人、学者们的著作中引用一些和这个字有科学的和诗学的关系的断片。
    譬如在“冰柱”一词的后面,可以引用普利希文作品中的一个片段:“垂在陡岸下的稠密的长树根,现在在河岸下黑暗的凹陷处变成了冰柱,越来越大,已经触到了水面。而当微风,即使是最柔和的春风,吹皱水面,涟漪在峭壁下够到冰柱的尖端的时候,也漂动了冰柱,冰柱摆动着,彼此相碰,发出声音,这种声音是春天的最初的声音,是风神之琴。”
    而在“九月”一词的后面,最好附上巴拉廷斯基诗作的一个断片:
    九月了!太阳迟迟才出山,
    发出闪闪的寒光,
    阳光在摇荡的水面上
    漾着朦胧的金光。
    想着这些辞典,特别是想着“自然界的”词汇的辞典时,我把词汇分为“森林的”,“田野的”,“草原的”,关于季节的,气象的,水和河川湖泊的,以及动植物的。
    我认为这种辞典应该编得可以当作一本书来读。这样才既能给人关于我们的大自然的概念,又能给人关于俄罗斯语言的丰富多采的概念。
    当然,这项工作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终生工作也是不够的。
    每次当我想到这种辞典的时候,便想少算二十年岁数,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来编这部辞典———我没有这种知识——不过即或参加编纂工作也好。
    我甚至动手为这种辞典作了一些札记,但照例都丢了。要单凭记忆想起来,差不多已是不可能的了。
    有一次几乎整整一个夏天,我都搜集花草的名字。我从一本旧的植物手册上知道了它们的名称和特性,同时记到我的笔记本里去。这是一件极有趣的工作。
    在这以前,我从没想过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都有其目的,从没想到过每一片小树叶,每一朵小花,每条根须和种籽都是那样复杂而完整的。
    人们有时纯粹从外表,甚至是过份地感到这个目的性。

    有一次在秋天,我和一个朋友在荒凉的奥卡河旧河床上捕了几天鱼。这个河床在几百午前就与奥卡河没有关系了,现在变成了一个深而长的湖。四周蔓草纵横,很难走到湖边去,而有的地方根本不能走进去。
    我穿一件毛线衫,毛线衫上粘上了很多带刺的金盏花籽(象扁鬼针草)、牛蒡和其他花籽。
    天气晴朗、寒冷。我们和衣睡在帐篷里。
    第三天,下了一点小雨,我的毛线衫浇湿了,夜里我觉得胸前和胳膊上有几个地方疼得很厉害,好象针扎的一样。
    原来是一些扁圆的草籽,吸饱了水分,动了起来,象螺旋似地钴入我的毛线衫。它们钴透了毛线衫,然后扎进了衬衣,在深夜,终于碰到了我的皮肤,就开始慢慢地刺痛它。
    这恐怕是目的性的一个最鲜明的例子。种籽落在地上,在最初几场雨未降之前,都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因为冲出干燥的土壤,对它并没好处。但一当泥土被雨打湿了的时候,搓成螺旋状的种籽膨胀了,苏醒了,象螺旋钉一样,钴着泥土,开始在适当的时机钻出来。
    我又离开“叙述的主要线索”,谈起种籽来了。但当我谈种籽的时候,又想起来一个惊人的现象。我不能不提到这个现象。何况它对文学还有某种——虽然是极其间接的,我仍然认为是——纯比拟的关系,特别是对什么书可以留传不朽,什么书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就象“在阴暗的清晨合苞未放便雕谢了”的悲哀的花朵一般死去的问题。
    我想谈一谈普通菩提——我们花园中的浪漫情调浓厚的树木——花的强烈的香味。
    这种花的香味只有在远处才能闻到。在树旁差不多感觉不出来。好象有一个香味的圆圈远远地环绕在菩提树的周围。
    这里就有目的性,但这种目的性我们还未完全弄清楚。
    真正的文学和菩提花一样。
    常常需要一个时间距离,来检验和评价文学的力量和它的完美的程度,来领会它的气息和永不雕零的美。
    时间一方面能使爱情和其他一切人类感情以及对人的怀念冰释,但是另一方面却能使真正的文学永垂不朽。
    应该回想一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话:“文学不遵循雕敝的规律”;回想一下普希金的话:“我的灵魂在百音交响的竖琴中,将比我的遗骸活得更长久,且逃避了腐朽灭亡”;还有费特的话:“这片落叶虽已枯萎飘零,但却在诗歌里发着永恒的金光。”
    可以举出各时代和各民族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和学者们的许多同样的见解。
    这个思想应该激励我们“改善令人喜欢的思想”,使我们不断地激动,争取攀登艺术技巧的新高峰。而且使我们意识到那横在人类精神的真正创作和那种活的人类灵魂完全不需要的、灰色的、萎靡而鄙陋的文学之间的不可计量的距离。
    瞧,关于菩提花的性质的话题,可以扯到多远!
    显然一切都可以丰富人类的思想,什么都不应忽略。因为单凭象干豌豆粒或者破瓶子的细颈这样的不值一顾的东西的些微的帮助,也可以写出童话来的。
    我还是想简略地回想一下我给假定的(差不多是妄想的)那本辞典所作的一些笔记。
    我们的一些作家,据我所知道的,都有这样的“私人的”辞典。但他们不愿给别人看,不愿意而且极少提起。
    我前面刚刚谈过的泉、雨、雷雨,霞,“潋纹”和各种花草的名字,也是重新想起来的“编字典的笔记”。
    我的最初的一些笔记是关于森林的。我是在没有森林的南方长大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俄罗斯中部的大自然中,我最爱森林。
    第一个把我完全迷惑住的关于“森林”的字眼是“荒凉的地方”。虽然这个词不仅与森林有关,但是这个词——和“野生的小树”一样——我第一次是从守林人那里听来的,所以从那个时候起,这个词在我的观念中,便和浓密的、覆满苔藓的森林,断木纵横的潮湿的密林,腐烂、朽树桩的含碘的气味,带点绿色的薄暮以及静寂联在一起的。“我的家乡,你是我的故里啊,我的自古以来荒凉的地方!”
    接下去便是道地的森林语汇:“高大劲直的森林”,“白杨林”,“小树林”,“沙地松林”,“深密的丛林”,“干涸的森林沼地”,“烧毁的森林”,“阔叶树林”,“荒地”,“林边”,“护林所”,“白桦林”,“采伐”,“树皮”,“树脂油”,“林间小路”,“木质坚密的松树”,“檞木林”以及许多其他包涵着画一般内容的普通词汇。
    甚至象“森林境界标”或者“标桩”这样的干燥无味的技术用语,都充满着不可捉摸的魅力。假如您熟悉森林,您就会同意。
    不高的界标,竖在森林羊肠小道的交叉点上。附近总有一个小沙丘,丛生着逐渐枯萎的高高的杂草和草莓。这个沙丘是立界标时掘出来的沙子作成的。在界标平滑的上端,有烙出的数字——“林区”的号码。
    差不多总有蝴蝶叠起翅膀在这种界标上取暖,蚂蚁也忙忙碌碌地在上面跑来跑去。
    在这种界标旁边,比在森林里暖和(或者只是觉得这样)。所以人们总是坐在这里休息,背靠着柱子,听着林梢低微的响声,望着天空。在林间小路上,可以很清楚地望见天空。在天上徐徐地浮动着镶着银边的白云。大概这样坐上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也不会看见一个人。
    在天空和白云中,有着象在森林里,在低垂在咸地上的风铃草的蓝色干花萼中,以及在您心中一样的中午的静谧。
    有的时候,过上一两年再与旧相识的界标相遇。而每一次都会想到多少光阴过去了,在这段时期里,你到过了多少地方,经受了几许悲伤和欢乐,而这个路标不分昼夜,不分冬夏总是立在这里,仿佛一个柔顺的朋友在等待着你。只是它身上的黄苔藓更多了,而菟丝子一直缠到了顶上。菟丝子开着花,由于森林的暑气,散发着象杏仁一样的淡淡的涩味。
    最好是从消防了望台上看森林。可以清楚地看到森林如何消逝在地平线上,如何随着丘陵洼地而起伏,如何形成深谷的屏障。有的地方有一片水光,是林中之湖的镜子般平静的水面,或者是林中浅红色“凛冽的”河水的深渊。
    在了望台上可以一览无遗地看见整个苍郁的森林地带,和全部庄严的森林地区——无边的、神秘的,它威严地召唤着人钻进它的谜一般的密林里去,
    这个召唤是不可抗拒的。必须立刻拿起背囊、指南针到森林里去,埋身在这片绿色针叶树的汪洋大海里。
    我和阿尔卡吉·盖达尔便有过这么一次。我们在森林里乱走了一整天和几乎一整夜。在从松梢透射下来的星光下,只有我们两个人(因为周围的一切都在酣睡中),直到黎明之前,才走到蜿蜒曲折的林中小河边。它笼罩在暖雾里。
    我们在河岸上升起了篝火,坐在篝火旁边,久久地沉默着,听着河中一段残树下的什么地方水声潺湲,然后听见一声麇鹿的哀鸣。我们坐着,沉默着,吸着烟,直到东方泛起了柔曼的朝霞。
    “这样坐上一百年也不错吧!”盖达尔说。“你够不够?”
    “不一定。”
    “我也不够。把饭盒给我。烧点茶。”
    他在黑暗中朝河边走去。我听见他用沙子擦了饭盒,又把饭盒骂了一顿,因为饭盒的金属耳把掉了。然后哼起一支我没听见过的歌来了:
    强盗的、苍郁的森林
    早已透不进阳光来。
    藏在怀里的宝刀,
    磨得飞快。
    他的声音使我心里感到平静。森林也无言地听着盖达尔的歌声,只有小河还在淙淙响着,对拦路的残株发着脾气。
    还有许多不是森林的词汇,但却和森林的语汇一样,用内涵的魅力来感染我们。
    俄语中有关一年四季和四季自然现象的语汇,极其丰富。
    比方我们随便拿初春来说吧。这初春,这位给余寒冻得发颤的姑娘,在她的锦囊里便有极优美的词汇。
    开始了雪融、冰消、檐滴的季节。雪结成了粒状,和蜂窝一样,日渐下陷,发黑。雾侵蚀着它。道路逐渐烂了,开始了泥泞的季节。在河上出现了最初的冰孔,里面流着黑色的水,在小丘上出现了雪化了的地方和光秃的地方。积雪的边缘,款冬已发出了黄色的嫩芽。
    然后,当冰开始斜着裂开、移动,并且从冰上的小圆洞、小孔和冰窟里冒出水来的时候,河上发生了冰的最初的浮动(就是浮动而不是流动)。
    在“凹地流干”,春汛的雪水发出最后的冰块的冲撞声,从草原和田野上流出来之后,流冰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黑夜开始。
    一一来谈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略过夏天而转来谈谈秋天,谈谈秋初的日子,就是已经开始“露月”(是“九月”的意思)的时候。
    大地一天天枯萎下去,但是“秋老虎”还在后头,秋老虎当令的时候,太阳发出最后的耀眼的、但已象云母光一样寒冷的光辉,天空晶碧,空气清凉如洗,到处飘荡着蛛丝(有的地方,一些虔诚的老太婆直到如今还把蛛丝叫作“圣母纺的纱”),雕零的败叶填满了荒凉的水塘。白桦林好象一群魅人的姑娘,披着綉着金色叶子的肩巾。“秋天是眼睛消魂的季节”。
    然后是连阴天、霪雨霏霏、吹皱污浊河水的凛冽的北风——“烈风”、寒冷、初冰、漆黑的夜晚,冷雾、暗淡的朝霞。
    一切都这样循序前进,直到初寒得势、冰封大地、飘下初雪、形成橇道的时候。然后便是冬天了,这时有暴风狂雪、风搅雪、鹅毛大雪、严寒、田野上的指路标、雪橇下滑铁的嘎吱声、灰暗的飘雪的天空。
    我们有许多描绘雾、风、云和水的词汇。
    在俄语词汇中,特别丰富的是有关河川以及河湾、深水塘,摆渡和浅滩的字眼,——在浅滩处,平水时期轮船是很难通行的,为了避免搁浅,只能顺着“主流”前进。
    我认识好几个摆渡船的。就是要跟他们学习俄语!
    渡船是热闹的集体农庄市场。它代替了民众集会和集体农庄茶馆。
    当女人们一边假意地骂着男人们是懒汉,一边慢慢地倒着铁索的时候;当毛茸茸的、听天由命的马,一面从停在身旁的大车上抽出干草,匆匆地咀嚼,一面斜眼望着大卡车上小猪们在麻袋里垂死地尖叫,打滚挣扎的时候;当那种用有毒的绿烟草卷的纸烟还没抽到烧着手指头的时候,不在渡船上聊天,又在哪儿聊天呢!
    要想知道集体农庄——也不仅是集体农庄的——各种新闻;要想尽兴地听到种种机智的、意想不到的警句格言和异想天开的故事,一定要到撒满了干草末的尽是裂缝的渡船上去,从这岸到那岸你就光坐在那儿,抽抽烟听听。
    差不多所有的船夫都喜欢说话,而且话说得都很俏皮,他们都见过世面。他们特别喜欢在傍晚聊天,这个时候,人们已不再来来回回渡河,太阳已经平静地落到陡岸彼方去了,蚊虫在天空中飞来飞去,嗡嗡地叫着。
    这时候,坐在棚子旁边的长凳上,可以用拉缆拉得粗糙了的手指,跟一个偶然来到的不忙走的行人婉转地要一支烟卷,当然还添上一句“这烟没劲儿,不过抽着玩玩,杀不住我们心里的烟瘾”,但仍然有滋有味地抽起来,眯缝着眼睛望着河水,聊起天来。
    总之,在河岸上,在码头上(一般叫作浮码头,或“轮船码头”),在聚拢着有着特殊风习和传统的无数河民的浮桥旁边,生活是纷扰的、形形色色的,这种生活能为研究语言提供丰富的材料。
    伏尔加河和奥卡河一带的语言是特别丰富的。假如在我国生活中没有这两条河,正象没有莫斯科,没有克里姆林,没有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和夏里亚宾,没有列宁格勒的铜骑士和莫斯科的特烈基亚科夫绘画陈列馆一样难以想象。
    雅兹科夫——普希金说他的语言具有惊人的魅力——在一首诗里,绝妙地描画了伏尔加河和奥卡河。而对奥卡河描写得尤其出色。
    雅兹科夫在这首诗中,以伟大的俄罗斯河川之名,其中包括奥卡河,向莱茵河致敬:
    ……洪水泛滥,檞木成林,
    在穆罗姆沙土的辽阔地方,
    带着帝王的风彩,雍容,光耀地
    流过可敬的河岸之前。
    让我们记住“可敬的河岸”这两个词,井为此向雅兹科夫致谢。
    我国方言土语之多,也不下于“自然的”词汇。
    所谓滥用方言通常指的是作家的不成熟和艺术语言的贫乏。无选择地使用含混不清的词汇,有时甚至使用广大读者所根本不能理解的字眼,只是为了铺张扬厉,而不是想要赋予作品以栩栩欲生的画面。
    纯正的、圆熟的俄罗斯文学语言是一个高峰。用方言来丰富它,需要极严格的挑选和高度的鉴别力。因为在我国有许多地方的语言和发音是玉石杂糅,有真正的珠宝,也有很多噪聒的、听上去不愉快的字。
    至于发音,恐怕元音脱落的发音,要算最刺耳难听了。还有尽人皆知的“但是”。写西伯利亚和远东题材的作家,认为这个词是差不多全部人物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口头禅。
    假如一个方言生动,音调铿锵,含义清楚的,那么它可以丰富语言。
    应该完全不加枯索的解释,也不用添加边注,便使人了解这种词。应该把这些词儿巧妙地穿插在其他词中,使读者无须借助作者或编者的旁注,便可按其前后关系一目了然。
    一个生涩难解的词儿,会给读者破坏最好的作品结构。
    不过这并不是说文学只有当它清晰明了的时候,它才存在,才起作用。晦涩而暧昧的,或者故作深奥的文学,只有作者本人需要,人民是根本不需要的。
    空气越清洁,阳光也就越灿烂。作品越清晰,作品的美也愈完善,它给予人类心灵的影响就愈强烈。列夫·托尔斯泰简单扼要地阐明了这种思想:“质朴是美的必要条件”。
    从我听到的许多方言中,譬如乌拉基米尔省和梁赞省的,当然有一部分听不懂,也没有意思,但偶然也碰到异常富有表现力的字眼——譬如,一个古老的、至今还在这些省份里保存着的词儿——地平线。
    从高耸的奥卡河岸上,可以看见广袤的地平线,就在这儿坐落着“奥科叶莫沃村”。村中居民说从奥科叶莫沃村可以“看到半个俄罗斯”。
    地平线——就是我们的眼睛在大地上所能达到的一切,或者,说句古话,就是“目光所及”的一切。这就是地平线一词的来源。
    “星火”一词也非常优美,——在这些省份里(也不止在这些省份里)民间用这个词来称呼昴星团。
    由于声音相近,这个字引起一种关于寒冷的太空的“火焰”的概念(昴星团非常明亮,特别是在秋天,当它们在暗夜的太空中熊熊的燃起的时候,的确象银色的火焰)。
    这样的词儿也给现代文学语言添上了光彩,虽然,比方说,梁赞话不说“沉没了”而说“没了”,没有表现力,不大明白,因而在全民语言中没有一点存在的权力。代替“可以”的因其古语特性而饶有趣味的“好”,也是同样情形。
    在梁赞乡间,现在还可以听到差不多象这样的责难之声:
    “哎,小伙子,怎么好(可以)这样调皮!简直个别(不许)这样。”
    所有这些字眼——我都是从一个老人——梁赞省索洛契村的一个孤独的农民谢苗·华西利耶维奇·叶列新的日常谈话中听来的,这位老人有一颗完全稚气的童心,他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劳动者,一个贫穷的人,但并不是因为他穷苦,而是因为他自奉极薄。他在一九五四年冬与世长辞了。
    谢苗老爹是俄罗斯性格的最纯正的典范——自尊、公正、慷慨,虽然从外表看来他的生活很艰苦。
    他对一切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这使人听了终生不忘,他喜欢讲小饭馆,这种地方在争论、喝茶和马合烟气中“庄稼汉通宵达旦地吵吵嚷嚷”。他很久不承认集体农庄的茶馆,因为那里要凭“食券”(收款票)吃东西。他觉得这件事别扭:“我要食券干啥!我花了钱就拿小菜来,别的少罗嗉!”
    谢苗老爹有一个未实现的宝贵的梦想——就是想作一个细工木匠,作一个全世界都为他的奇幻的作品而惊异的细工木匠艺术家。
    但这个一时的梦想变成了长期的热烈的争论:应该怎样镶“齐”窗户花框和怎样修补踏坏的小阶磴。在这儿他用了一个那么奥妙的术语,简直没办法记住。
    人是怎样美化他所生存的地方的啊!谢苗死了,从那个时候起,那个地方失去了那么多的魔力,很难提起精神到河岸上,到垂柳中的茔地的沙丘上去,据说,在他的坟上摆着一块灰色的麻石磨盘。
    在寻找字句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忽视。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在那儿会碰到一个真正的词儿。
    当我研究海、海洋方面的事情和海员语汇的时候,我开始读航路图志——船长他们的指南书。这种书中搜集了每一个海洋一切必要的资料,记述了深度、潜流、风、岸、港口、灯塔、暗礁、沙洲以及安全航行所必须知道的一切。每一个海洋都有航路图志。
    我弄到手的第一本是黑海和亚速海的航路图志。我开始读起来,并为它的瑰丽多采的语言——那种准确而又难以捉摸的独创的语言——惊呆了。
    不久,我知道了这种语言具有独创性的原因:从十九世纪初叶起,每间隔一定年限,便有佚名作者的航海图志问世。而且每一代海员都在里面作了修改。所以在航海图志里清清楚楚地反映出一百多年间语言变化的全部情况。现代的语言跟我们曾祖父和祖父一辈的语言杂陈在一起。
    在航海图志中可以看出某些概念起了极大的变化。譬如,在航海图志中,记述最剧烈、破坏性极大的风——诺沃罗西斯克东北风(冽风)——时这样说道:
    “东北风时海岸为浓重之愁云所遮蔽。”
    我们的曾祖一代把“愁云”当作浓雾讲,我们却用来说明我们的精神状态。
    所有的航海术语以及海员的口语都是丰富多采的。从“风蔷薇”到“轰传的四十度”(这不是诗歌随意用的字眼,而是这些纬度在航海文件中的名称)都可以用来写成长诗。
    可是,所有这些战船和货船、小帆船和快船、桅缆和帆桁、扬锚机和海军铁锚、“樯楼”值班、船钟和测程仪的音响、涡轮机的隆隆声、汽笛、船尾旗、强大的风暴、台风、雾、耀眼的平波、浮灯塔、“绝”岸和“险峭的”海岬、海里和锚链长,即是在亚历山大·格林称之为“航海风景画”的一切之中,该含孕着多么奔放的浪漫情调。
    水手的语言有力,新鲜,充满了沉潜的幽默。他们的语言应该和其他行业语言一样来专门研究。


2011-1-30 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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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13  

第十三章 阿尔斯王商店事件

    一九二七年冬,我住在敖德萨从前的服装商店“阿尔斯王公司”里。我用先斩后奏的办法,搬进了二楼的试衣室。
    我占了三大间镶着波希米亚产的大方玻璃镜的屋子。镜子镶在墙上镶得那样结实,我和诗人爱德华·巴格里茨基要把镜子拆下来拿到新市场上去换吃的东西,想尽一切办法都不成功。连一面镜子都没弄动。
    试衣室里除了三个装着烂刨花的箱子而外,一件家具也没有。好在玻璃门很容易从铰链上卸下来。每天晚上我把它拿下来,搭在两个箱子上,摊上铺盖当床。
    玻璃门非常滑,所以一夜里旧褥垫和我要一齐滑下来滚到地板上好几次。
    褥垫一动,我便立刻醒来,气都不敢出,连手指都不敢动弹,愚蠢地希望褥垫不要滑下去。可是它慢慢地、毫不容情地滚下去,我的巧计便破产了。
    这一点也不可笑。那午冬天非常冷。从海口到小喷泉都结了冰。猛烈的东北风把花冈岩的马路刮得千干净净。一次雪也没落过,这此街上铺满了雪还要觉得冷。
    试衣室里有一只白铁的“小铁炉”。没有可烧的。而且要想用这么一个可怜巴巴的小炉子烘暖三大间屋子也不可能。所以我只在“小铁炉”上烧烧胡萝卜茶。这用几张旧报纸就够了。
    用剩下的一个箱子当桌子。晚上在上面点一盏油灯。

    我躺下,把所有暖和的东西都盖在身上,就着油灯读乔治·申格尔译的何塞·马利亚·艾莱狄亚的诗①。这些诗是在这饥馑的一年,在敖德萨出版的,我可以证明这些诗并没有使我们的刚毅精神松懈。我们觉得自己象罗马人一样坚强,并且想起了申格尔本人的诗:“朋友们,我们是罗马人。我们流尽鲜血……”
    【①何塞·马利亚·艾莱狄亚(1803—1839):古巴杰出的诗人,革命的浪漫主义者。】
    我们,当然,没流尽鲜血,不过我们这些快乐的年轻人,有的时候,曾经感到非常寒冷和饥饿。但是谁也没发过牢骚。
    在楼下,在店面的一层,美术馆展开了一种忙忙碌碌的有几分形迹可疑的活动。为首的是以“招牌王”这个绰号驰名敖德萨的一位唠唠叨叨的老画家。
    美术馆承制招牌、女帽、“假脚”(一种女鞋,古代的朴素风格为其制造特点:在木底上钉上几条扁带便完了!)和电影广告(这些广告是用油画颜料画在不平的胶合板上的)。
    有一次,他们的画室很走运,接到一件给当时黑海唯一的轮船“伯斯特尔号”的所谓“船首装饰”的工作,这艘轮船要到巴统去作处女航行。
    这件装璜是用铁板制成的,然后在黑底上画上金色的植物图案。
    这件工作吸引了所有的人,有的时候,连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都离开了邻近的岗位,跑来看看。
    那个时候,我在海员报社作秘书。有许多年轻作家在这家报社工作,其中有卡达耶夫、巴格里茨基、巴别里、奥列沙和伊利夫。写作经验丰富的老作家中常到我们编辑部来的只有安德烈·梭勃里,——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总是为了什么事激动不安。
    有一次,梭勃里给海员报一篇短篇小说,这篇东西层次不清,杂乱无章,虽然题材很有趣,而且确实写得很有才气。
    大家读了这篇小说,都觉得很难处理:就以这样潦草的样子发表是不行的。但谁也不敢去请梭勃里把它修改一下。在这一方面棱勃里是说不动的——这倒不是因为作者的自尊心(正好棱勃里差不多没有这种东西),而是因为神经过敏:他不能回过头来看他自己写的作品,对它们已经失掉了兴趣。
    我们大家想来想去,不知道怎么办好。我们的校对布拉果夫老头子也和我们在一起想办法,布拉果夫过去是风行俄国的俄语报的社长,著名的出版家塞钦的左右手。
    他不好说话,被自己的过去历史吓坏了。这位体面的人物和我们编辑部的衣衫褴褛、吵吵嚷嚷的年轻人完全不相称。
    我把棱勃里的原稿拿回阿尔斯王商店去,预备再看一遍。
    夜晚(不到十点,但浸在黑暗中的城市,薄暮时候就已经断了来往的行人,只有风幸灾乐祸地在十字街口呼啸着),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来敲商店的门。
    我把报纸紧紧地卷成一卷儿,点起来,拿着它,好象火把,打开了用一截生銹的黑铁管顶着的沉重的店门。拿洋油灯去开门是不行的——小洋油灯不仅轻轻一晃就会熄灭掉,连盯着看一眼都会熄灭的。
    当思索得出神的时候,只要向它凝视一下,它便立刻开始哀怨地发出吱吱声来,闪闪烁烁,然后便悄悄地熄掉了。所以我甚至尽量避免去看它。
    “有位先生找您,”若拉说。“请您证明一下他的身份,我便放他进去。这儿是画室重地。据说光是颜料就值三千亿卢布。”
    当然,譬如说,按照我在海员报每月拿十亿元的工薪(这些钱在市场上只够买四十包火柴算来,那么这笔数目,并不象若拉所想的那样惊人。
    门外站着的是布拉果夫。我证明了他的身份,若拉把他放进店里来,并且跟我说再过上两个钟头他到我们这儿来暖和暖和,喝杯开水。
    “我跟您讲,”——布拉果夫说。“我总忘不了梭勃里的那篇小说。写得很有才气。不能让它掷了。您知道,我象老报人似的,有一个不放过好作品的习惯。”
    “有什么办法呢!”我回答说。
    “把原稿给我。我用人格担保,一个字都不动。我就住在您这儿,因为回家往兰若龙去已经不行了——非把我剥光不可。我当着您面把原稿遛一遛。”
    “什么叫‘遛’?”我问。“‘遛’不就是修改么。”
    “我不是跟您说过一个字都不加一个字都不减吗。”
    “那您怎么办呢?”
    “您就会看见的。”
    从布拉果夫的话里,我感到有点莫名其妙。有一个神秘的东西,在这朔风凛冽的冬夜,跟这位沉静的人物一同到阿尔斯王商店来了。应该打破这个谜,所以我接受了他的要求。
    布拉果夫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非常粗的香蜡烛头。蜡烛上绕着一条条的金纹。他把这个蜡烛头点着了,放在大箱子上,坐到我的破皮箱上,俯在原稿上,手里拿着一支木匠用的扁铅笔。

    半夜里,若拉·科兹洛夫斯基来了。我刚好烧开了水,沏好了茶,不过这次的茶不是干胡萝卜作的,而是用切碎烤过的糖萝卜做的。
    “你们应该知道,”若拉说。“从远处看你们两个在这儿,象造假钞票的一样。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改一篇小说,”我回答说。“下一期用。”
    “你们应该知道,”若拉又说道,“不是每一个公安人员都懂得你们在干什么。要谢谢上帝,当然上帝不存在,是我在这儿站岗,而不是别人。我是最看重文化不过。要说起造假钞票的,这种骗子用一块马粪既可以作出金元,又可以作出居住证来。据说在巴黎罗浮宫博物馆里,一块黑天鹅绒的垫子上,摆着一支大理石的手,简直是美极了。不过不是萨拉·柏伦哈尔①的手,也不是萧邦或者薇拉·霍洛德娜雅的手。而是欧洲最有名的造伪币人的手的塑造品。名字忘了。在那个时候,把他脑袋砍了下来,而手却展览了起来,就好象他是个提琴名手似的。不是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吗?”
    【①萨拉·柏伦哈尔(1844-1923):法国女演员。】
    “并不见得,”我回答说。“您有糖精吗?”
    “有,”若拉回答说。“是糖精片。可以分给您一点。”
    布拉果夫在将近破晓的时候才搞完。在我们没到编辑部,打字员没打出来之前,他没给我看原稿。
    我把小说通读了一遍,呆住了。这是一篇简洁而流畅的散文。一切都变得清晰明朗。先前的杂乱无章和语言的涣散,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而且实实在在一个字也没增,一个字也没减。
    我望了布拉果夫一眼。他在抽一支很粗的用象茶叶一样黑的库班烟草卷成的烟卷,一面冷笑着。
    “这真是奇迹!”我说。“您是怎么搞的?”
    “光是打上了标点符号。梭勃里搞的一场胡涂。我特别仔细地打上了句点。还有分段。这是件大事情,亲爱的。连普希金都提过标点符号。标点符号就是标出思想,摆正词和词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句子易懂、声调准确。标点符号好比音符。它们牢固地缚住文章,不让它撒落。”
    小说发表了。第二天棱勃里冲进编辑部来。和往常一样,没戴帽子,头发乱蓬蓬的,不过眼睛里闪着一种令人不解的光芒。
    “谁动了我的小说?”他喊道,声音大得不得了,并且把手杖往桌子上用力一挥,正打在报纸合订本上。于是灰尘象火山爆发一样,飞扬起来。
    “谁也没动过,”我回答说。“您可以对对原稿。”
    “撒谎!”棱勃里大喊着说。“胡说!我总会查出来是谁动的!”
    看样子要出乱子了。胆小的同事们开始很快地躲出去。而我们的两个打字员柳先娜和柳夏,和往常一样,穿着“假脚”,呱哒呱哒地飞奔来看热闹。
    这时,布拉果夫沉着地,甚至是无精打采地说:“假如您认为在尊稿上打上了标点符号,就算改动的话,那么就算是我动了您的大作。因为我必得尽我校对员的职责。”
    棱勃里向布拉果夫跑过去,握住了他的双手,用力地摇摇,然后抱住这个老头子,按照莫斯科的规矩,亲了他三次。
    “谢谢您!”棱勃里激动地说。“您给了我一个再好没有的教训。不过就是可惜太晚了。我感到我对以前的作品有罪。”
    晚上,棱勃里不晓得从哪儿弄到了半瓶白兰地,拿到阿尔斯王商店来。我们把布拉果夫、巴格里茨基和下了岗的若拉·科兹洛夫斯基都请来了,我们为文学和标点符号喝光了白兰地。
    这以后,我完全相信,适当地打上去的一个句点,对读者起着多么惊人的作用。


2011-1-30 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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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14  

第十四章 好象是小事

    几乎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鼓舞者,自己的守护人,一般说这些人也是作家。
    只要读上几行这个鼓舞者的作品,自己便立刻想要写东西。从某几本书中好象能喷出酵母浆来,使我们心神陶醉,感染我们,使我们不自主地拿起笔来。
    奇怪的是,这样的作家,守护人,在作品性质、风格和题材方面多半和我们迥乎不同。
    我认识—个作家,是一个道地的现实主义者,他专门描写日常生活,人稳重而沉着。但他的守护人却是那位落宕不羁的空想家亚历山大·格林。
    盖达尔把狄更斯称作他的鼓舞者。至于我呢,司汤达的罗马通信的任何一页都能引起我的创作欲,而且我写的东西与司汤达是那么悬殊,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有一年秋天,我读了司汤达的作品,便写了一个短篇273护林区,这篇小说是描写普拉河岸禁伐林的。但在这个短篇中全然找不到一点与司汤达的作品的共同之处。
    不过说实在的,我并没寻找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可以找到的。我之所以提到这点,仅仅是想谈一谈,有许多粗粗一看并不重要的事情和习惯却能帮助作家们写作。
    大家都知道普希金在秋天写东西写得最出色。无怪“波尔金诺的秋天”成了惊人的创作力旺盛的同义语。
    “秋天来了,”普希金写信给普列特尼约夫说。“这是我喜爱的季节——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壮起来——我的文学创作的时期开始了。”
    大概不难理解这是什么道理。
    秋天,清澈而凉爽,有“飘零的美”(语出普希金1833年写的抒情诗《秋》),远景明晰,气息清新。秋天给自然添上一种淡淡的色调。绛红、金黄的树林时时刻刻在雕落,剩下光秃秃的枝桠,使线条更形突出了。
    眼睛会逐渐习惯于秋日景色的明朗。这明朗的秋色便渐渐地吸引一个作家的意识、想象和作家的手。诗和散文的喷泉喷出冷冽的清泉,偶尔发出冰屑的响声。头脑清新,心强烈而均匀地跳动着。只是手指有些儿发冷。
    到秋天,人类思想的禾稼也熟稔了。关于这个,巴拉廷斯基说得很好:“珍贵的庄稼成熟了,你在思想的谷粒里收刈;达到了人类命运的圆满。”
    照普希金的说法,每逢秋天,他的精力又重新旺盛起来。每年秋天,他都觉得年轻了许多。歌德说得对,有天才的人一生之中,常常有几度恢复青春。
    在一个这样的秋日,普希金写了几行诗,述说了诗人极其明显的复杂的创作过程:
    我常常忘记世界——
    在甜蜜的静谧中,
    幻想使我酣眠。
    这时诗歌开始苏醒:
    灵魂洋溢着抒情的激动,
    它颤抖,响动,探索,象在梦中,
    最终倾泻出自由的表现来——
    一群无形的客人朝我涌来,
    是往日的相识,是我幻想的果实。
    于是思想在脑中奔腾、澎湃,
    轻妙的韵律迎面奔来。
    于是手指儿忙着抓笔,笔忙着就纸,
    刹那间——诗句就源源不断地涌出……
    (引自普希金的秋)
    这是对创作的惊人的分析。只有在高度精神振奋的热潮中,才能作出这样的分析。

    普希金还有一个特点。他写东西碰到写不下去的地方,便索性跳过去,继续往下写,决不停顿。以后他再回到漏过的地方,但这只是在他称作灵感的那种精神振奋到来的时候。他从来没勉强地唤起灵感。
    我看见过盖达尔写作。和作家一般的写作情形完全两样。
    当时我们住在麦绍尔森林区一个村子里。盖达尔住在一幢临街的大房子里,而我住在花园深处的一间浴室里。
    当时盖达尔正在写鼓手的命运。我们俩讲好从早晨到中午一心一意工作,在这个时间内,彼此决不以钓鱼来诱惑对方。
    有一次,我在这间浴室里靠近敞开的窗子写东西。连一页的四分之一还没写完,盖达尔就从那幢大房子里出来了,从我窗前走过,装出极其自由自在且漠不关心的样子。
    我假装没看见他。盖达尔在花园里踱来踱去,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接着又从我窗前走过,但这一次已经分明要找我麻烦了。他吹着口哨,然后又假装咳嗽。
    我不作声。这时盖达尔第三次走过来,怒冲冲地盯了我一眼。我依旧不作声。
    盖达尔忍不住了。
    “喂,”他说,“别装傻啦!你写东西这么快,扔下一会儿,有什么道理啦。嘿,好一个波波雷金①!我要是也这么写,我早就有一部一百一十八卷头的全集了。”
    【①波波雷金(1836—19e1):俄罗斯作家,对时代精神敏感,现察力强。但用自然主义的方法写作,急于概括自己的观察。】
    他非常喜欢这个数目。他津津有味地又重复了一遍:“一百一十八卷!一卷也不少!”
    “够啦,”我说,“你干脆说吧,你要怎的?”
    “要你听听,我想出来一个多么美妙的句子。”
    “什么句子?”
    “好,你听着:‘受罪啦,老头儿,受罪啦!——乘客们说。’妙不妙?”
    “我打哪儿知道!”我回答说。“得看放在那儿,跟什么发生关系?”
    盖达尔大为不满。
    “‘跟什么发生关系,’‘跟什么发生关系’!”他学着我的语气。“应该跟什么发生关系,就跟什么发生关系!嘿,去你的吧!坐在那儿琢磨你自个儿的文章吧。我可得去把这句话记下来。”
    但他没忍了多久。过了二十分钟,他又开始在我窗前走来走去了。
    “怎么样,又想出什么了不起的句子来了?”我问。
    “喂,”盖达尔说,“从前我只不过是模糊地猜想你是一个放肆的知识分子和一个讽刺家。今天看来果然不错。我感到很悲哀。”
    “去去,走开吧!”我说。“咱们好说好商量,别打扰我!”
    “了不起,一副拉热奇尼科夫①的架子!”盖达尔说,不过还是走了。
    【①拉热奇尼科夫(1792—1869):俄罗斯作家。】
    过了五分钟他又回来了,而且老远就对我高声说了一个新句子。这个句子,说实在的,出乎意料,好得很。我很赞赏这个句子。盖达尔就需要这个。
    “得啦!”他说。“这一回我再不到你这儿来了。决不来了!不用你帮助写写看。”
    他忽然用说得很糟的法国话添上一句:“再会,俄罗斯苏维埃作家先生!”
    当时,他刚开始学法文,学得非常起劲。
    盖达尔又到花园里来过好几次,但没打扰我,在远处的一条小径上踱来踱去,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些什么。
    他就是这样写作的——一边走一边想着句子,然后记下来,随后再想。他整天从屋子里到花园这样出来进去。我很奇怪,并且肯定盖达尔的中篇写得很勉强。但后来才知道,他一向如此滑头,这样写下来的远比一句一句积起来的多得多。
    大约在两个星期以后,他写完了鼓手的命运,然后兴致勃勃、心满意足地走到我的浴室里来。
    “给你读一篇小说好吗?”
    我当然很想听听。
    “那么,听着!”盖达尔说,在房中央站住了,把双手插在衣袋里。
    “原稿在哪儿呢?”我问道。
    “只有那不中用的乐队指挥,”盖达尔用一种教训的口气回答说,“才把谱架放到面前。我要稿子干吗!稿子在桌子上养神哪。你到底听不听?”
    他把小说从头到尾背诵了一篇。
    “你总归会在什么地方,把什么背错了,”我怀疑地说。
    “咱们打赌!”盖达尔喊道。“不会超过十个错误!要是你输了,明天就到梁赞去,在破烂市上给我买一个老式的晴雨表来。我在那儿看好了一个。在那个老太婆的摊子上——你记得吗?——下雨她就顶个灯罩。我马上把稿子拿来。”
    他拿来了原稿,把小说又背诵了一次。我看着原稿。仅仅在几个地方弄错了,而且不是什么重要的地方。为了这个我们吵了好几天,盖达尔到底算不算赢,但这已经和本题没有直接关系了。
    总之,我买了晴雨表,使盖达尔高兴万分。我们决定按照这个铜质的笨重器皿,来安排我们的钓鱼生活,但立刻就上了当,晴雨表上指着“大旱”的时候,而事实上却下了三天倾盆大雨,两个人都变成了落汤鸡。
    那个时期真是妙不可言:无尽无休的胡闹啦,“抽签”啦,文学上的争论啦,在湖上和旧河床上垂钓啦。所有这些都不知不觉地帮助了我们写作。
    当费定开始写他的长篇《不平凡的夏天》的时候,我刚好和他在一起。
    我由衷地希望费定原谅我冒昧地写出这件事来。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作家特别象费定这样的巨匠的工作方式,不仅对作家们,而且对所有文学爱好者,都很有意思,而且不无益处。
    我们住在加格拉紧临海滨的一幢小房子里。这幢房子好象革命前廉价的“公寓”,是一幢体面的贫民窟。
    每当风暴袭来的时候,它便为狂风和巨浪的冲击所摇撼,发出嘎吱嘎吱、喀嚓喀嚓的声音,眼看就要塌似的。门上的锁都銹了,穿堂风一吹过,门便慢慢地、可怕地敞开来,停止几秒钟不动之后,又猛丁砰地一声关上,于是灰泥便从天花板上纷纷落下。
    所有新加格拉和旧加格拉的野狗都在这幢房子的露台下过夜。它们趁主人暂时外出的时候爬进屋来,躺到床上,心安理得地打起呼来。
    不管盘据床铺的野狗的性子如何,进屋子时总要多加小心。狗不大好意思、羞答答地跳起来,失望地叫着跑出去。假如你碰着它的脚,它会因为恐惧而咬你一口。
    假如碰上一条不要脸的老油子,它就会躺在床上,用仇恨的眼光盯着你,可怕地叫起来,使你不得不请邻居们来帮忙。
    费定的一面窗户朝着临海的露台。风暴咆哮的时候,把露台上的藤椅都堆到这扇窗子旁边来,怕淋湿了。狗总蹿在这堆椅子上,从上面望着在桌旁写作的费定。这群狗低声嗥着,想到他这有灯光的暖和的房间里来。
    起初,费定抱怨说这群狗简直使他发抖。只要他的眼睛离开稿子,看着窗外开始思索时,便立刻看到几十只恶狠狠的眼睛盯着他。他甚至有几分不自在,好象因为他住在暖和的地方,却在白纸上画黑道,干着一种分明是无意义的事情而成到歉疚。
    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费定的工作,但不久他便习惯了,不再理睬这群野狗了。
    大多数作家在清晨写作,也有一些作家在白天,但绝少数在夜里。
    费定能在任何时刻写作。仅仅是偶尔歇歇乏才停下一会儿。
    他每夜在大海的呼啸声中写作。这种听惯了的喧嚣声非但不妨碍他,甚至有助于他的文思。相反,寂静倒使他烦乱。
    有一次,在深夜里,费定把我叫醒了,焦灼地跟我说:“你可知道海沉默了。我们到露台上去听听。”

    一片深沉的、好象非常静穆的沉寂笼罩着海岸。我们默不作声,想要在黑暗中听到哪怕一声微弱的浪花拍溅声,但是什么也听不见。只有耳膜嗡嗡地响着,这是我们的血液流动的声音。在高空,在那弥漫苍穹的黑暗中,撒着几点朦胧的星光。我们习惯了这大海的喧声,甚至为这种静寂所窒息了。费定在那一夜里没有写作。
    所有这些都说明:他不得不在他所不习惯的环境中工作。我以为这种生活的朴素与简陋使他想起青年时代,青年时代我们能够在窗台上,在洋油灯旁,在墨水都上了冻的房间里,一句话,在任何条件下写作。
    我无意中观察了费定,才发现他只有在把下一章严格地考虑过、调理过、用沉思和回忆充实过之后,直到个别字句都在思想中推敲成熟的时候,方才下笔。
    费定在动笔之前,全神贯注地从各个角度来审查这部未来的作品,他只写他深思熟虑过的、轮廓分明的、同时和整体有完整的关系的东西。
    费定的明豁而坚定的智慧和严峻的目光,不容忍那构思和表现的模棱两可。按照他的意见,散文应该写得确切无瑕,锤炼到金刚石的硬度。
    福楼拜在文字的惨淡经营中度过了一生。他不能够停止追求散文的晶化。有的时候,对他说来,修改稿子并不是使散文完美无瑕的手段,而成为目的本身了。他失去了鉴别的能力,疲惫不堪,悲观失望,而且显然地枯竭了,把自己的作品弄得没有生气,或者如果戈理所说的,“描写呀,描写呀,变成个描写迷了”。
    费定知道在琢磨文句时应该恰到好处,适可而止。他身上的批评精神从不疲倦,但也没有让作家灰心。
    在福楼拜身上高度地表现了那种文学理论家们称做作家的“人格化”的特性,简言之,这是一种禀赋,作家以强烈的力量,使自身与人物合成一体,亲身极其痛苦地体验作品人物(按照作家的意志)所遭遇的一切。
    如所周知,福楼拜描写爱玛·包法利服毒临终之际,他自己也感觉到中毒的种种征候,因而不得不向医生求救。
    福楼拜是一个痛苦的人。他写得那样慢,他自己绝望地说:“写出这样的东西来,真应该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他住在卢昂附近塞纳河畔的克鲁阿斯。他书房的窗户便临着塞纳河。
    在福楼拜的有异国情调的书房里,终夜点着有绿罩的灯。福楼拜在夜里写作。到晨光熹微的时候灯才熄灭。
    灯光是通宵达旦的,好象灯塔。真的,在暗夜里,福楼拜的窗户成了塞纳河上渔夫们的灯塔,甚至从哈佛尔往卢昂溯游而上的海轮的船长们也把它当作灯塔。船长们知道在一段航路上要想不迷失方位,应该“以福楼拜先生的窗户”为目标。
    他们偶尔看见一个体格健壮的人,身穿一袭华丽的东方式的睡衣。这人常常走到窗边,前额贴在窗上,望着塞纳河。这是一个疲惫不堪的人的样子。但那些弄潮儿却未必知道窗子里站着的是一位法国的伟大的作家。他为争取散文——这个“可诅咒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定型的、没有形状的东西”——的完美,已经精疲力竭了。
    在巴尔扎克看来,他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亲密的朋友,他忽而气得呼哧呼哧地骂他们是坏蛋、傻瓜,忽而微笑着,称赞地拍拍他们的肩膀,忽而拙笨地安慰他们的不幸。
    巴尔扎克相信自己的人物确实存在,相信他对他们的情况所描写的确切性,这种相信完全是虚无缥缈的。他的生活中一件有趣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个事实。
    在巴尔扎克的一个短篇里,有一个年轻的修道女(她的名字记不清了,姑且叫她作贞娜)。修道院长有一次派温柔的贞娜到巴黎去给修道院办事。年轻的修道女在首都五光十色、满眼繁华的尘世生活前目瞪口杲了。她在煤气灯光下一连好几个钟头望着从未见过的富丽堂皇的商店橱窗。她看见了穿着香气四溢的薄纱衣衫的妇女。这种衣服好象使这些美人儿曲络毕露,突出了窈窕的项背、细长的腿、小巧高耸的酥胸的美。
    她听见了奇异的、醉心的告白,暗示爱情的话,男人悄声的甜言蜜语。她既年轻又漂亮。人们在大街上盯在她的后面。跟她也说着同样奇异的话,她的心怦怦地跳得非常厉害。在一个花园里,梧桐的浓荫下,被人初次的强吻,象一声霹雷一样,把她震昏了,夺去了她的理智。
    她在巴黎留下了。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迷人的巴黎女郎,她把修道院的钱都花光了。
    过了一个月她到大马路上去了。
    在这篇小说里,巴尔扎克用了当时一个修道院的名字。巴尔扎克的书落到了修道院长的手里。修道院里正好有一个年轻的修女叫贞娜。修道院长把她叫了来,严厉地说道:
    “您知道巴尔扎克先生写您什么了吗?!他侮辱了您!他诬蔑了我们的修道院。他是一个诽谤者和凟神者。您去读一读!”
    这位少女看完了小说大哭了起来。
    “立刻!”修道院长厉声说。“立刻准备准备到巴黎去,找到巴尔扎克先生,请求他向全法兰西承认,他这是诽谤,他玷辱了一个根本没到过巴黎的纯洁的少女。他侮辱了修道院和我们全体天主教徒。让他忏悔他这十恶不赦的大罪。您一定要办到,否则最好不要回来。”
    贞娜到巴黎去了。她找到了巴尔扎克,好不容易使巴尔扎克接见了她。
    巴尔扎克穿着一件旧袍子,坐在那里呼哧呼哧地象一口阉猪。烟味充满了房间。桌子上堆满了大堆的匆匆忙忙写就的纸片。
    巴尔扎克皱起了眉头。他没有工夫,因为他早就预定好要在一生中写五十本以上的小说。不过巴尔扎克的眼睛里闪耀着异样的光辉。他凝视着贞娜。
    贞娜脸孔绯红,垂下了头,祈求上帝帮助她,然后把修道院里的一切经过告诉了巴尔扎克先生,并且请求他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这是巴尔扎克先生不晓得为了什么目的硬加在她的贞节和圣洁上的。
    巴尔扎克显然没明白这个美丽而娇柔的修女要求他什么。
    “什么不白之冤,”他问道。“我所写的永远是神圣的真理,”
    贞娜又把她的要求重新说了一遍,并且轻声补充说:“可怜可怜我吧,巴尔扎克先生。您要是不愿意帮助我,我就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好了。”
    巴尔扎克跳了起来。眼睛里有愠色。
    “怎么?!”他喊道。“您不知道怎样才好?你所应该作的事我不是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吗!完全清清楚楚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难道您想要说,让我留在巴黎吗?”贞娜问道。
    “就是呀!”巴尔扎克喊道。“一点不错,见鬼!”
    “您想要叫我……”
    “不对,见鬼!”巴尔扎克又喊了起来。“我只是要您脱掉这身黑道袍。要您象一粒活珍珠一样的年轻而美丽的身体,懂得什么叫欢乐和爱情。要您学会欢笑。走吧!走吧!不过不要到大马路上去!”
    巴尔扎克抓住了贞娜的手,拉到房门口去。
    “我都写在那上面了,”他说。“去吧!贞娜,您非常可爱,不过因为您,我已经少写了三页小说。而且是多么出色的三页!”
    贞娜不能够回修道院,因为巴尔扎克先生没给她洗刷掉可耻的污点。她在巴黎留下了。据说一年以后有人在一家叫作“银驮”的大学生酒馆里,在一群年轻人中间看见了她。她快活,幸福,而且动人。
    有多少作家,便有多少样写作习惯。
    在我前面提过的那间梁赞附近的木板房里,我找到几封我们著名的雕刻师约尔旦致波查洛斯钦的信(这些信我也提到过)。
    约尔旦在其中一封信里说,他花了两午工夫雕刻一幅;意大利画。他工作的时候,总是拿着雕板围着桌子走来走去,砖地上都磨出了清楚的足迹。
    “我累了,”约尔旦写道。“不过我仍旧走来走去,活动着。那个惯于站在斜面写字台前写作的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该多么感到疲乏啊!这才是自己事业的真正的殉道者。”
    列夫·托尔斯泰只在早晨工作。他说每一个作家身上都具有一种批评的精神。这种最尖苛的批评精神经常在早间出现,夜里便酣睡不醒,所以在晚上,作家完全是为所欲为,毫无顾忌地工作,于是写出大量胡说八道的废话。托尔斯泰举出卢梭和狄更斯的例子,他们都只是在早晨写作,并且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拜伦就因为喜欢在夜里写作,而违背了他们的天才。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的累赘当然不只是在于他在夜里写作而且不断喝茶。这毕竟不怎么严重影响他作品的质量。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繁累在于他总没摆脱贫困和债务,所以他被迫多产而且总是仓卒急就。
    他总是迫不得已时坐下来写作。他的作品没有一篇是平平静静全力以赴写出来的。他总是草率地结束自己的小说(不是按照写好的篇幅的数量,而是按照叙述的广度)。所以他的作品比它们可能有的样子和原来构思的样子坏得多。“想的远比写得好,”陀思妥耶夫斯基说。
    他常想和他未写完的小说在一起多留连一些时候,时时修改和充实它。所以他拚命拖长写作时间,——因为每天每小时都会产生新的思想,当然不能把这些新思想倒填进去。
    债务逼着他这样作,虽然当他坐下来写作的时候,他常常意识到作品还没成熟。多少思想、形象、细节都白白地放过去了,就因为它们浮现在脑际时,已经为时太晚,不是小说已经写完了,便是在他看来,已经无可挽救了!
    “由于贫困,”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自己,“我被迫为金钱而匆忙写作,所以接二连三地失败。”
    席勒只有喝完半瓶香槟,把脚放到冷水盆里才能写作。
    契诃夫年轻的时候能够在莫斯科拥挤而嘈杂的住宅的窗台上写作。而短篇猎人是在浴棚里写的。但这种满不在乎的习惯已逐年消失了。
    莱蒙托夫把自己的诗写在随手抓到的东西上。这些诗篇总好象在他的意识中顿时形成的,它们先在他的灵魂里歌唱,然后他才急急忙忙把它们一字不改地记下来。
    阿历克赛·托尔斯泰,假如在他面前摆上一迭洁净的上等质量的纸,便能写作。他曾坦白地说过,他坐下来常常不知道要写什么。在脑子里先有一个生动的细节。他从这个细节开始,而这个细节象一条魔术的线似地逐渐引出全部故事来。
    托尔斯泰照他自己的说法,把工作状态、灵感叫作来潮,“假如来潮,”他说,“我写得便快。若是不来潮,那就得搁笔。”
    当然,托尔斯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位即兴作家。他的思想总使他下笔神速。
    写作之际即当新的思想或新的画面突然涌现,从意识的深处象闪光一般冲到表面上来的时候,这种绝妙的心境是每个作家都亲身经历过的。假如不立刻把它们写下来,它们同样会消失得无踪无影的。
    其中有光,有颤动,但它们象梦一样易逝。有一些梦,在我们刚刚醒来的那一瞬间,还记得其中的一些片断,但立刻便忘了。以后无论我们怎样费尽苦心,无论怎样努力想回忆,总归徒劳。这些梦只残留下一种异样的,谜一般的东西的感觉,若是果戈理,他就会说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东西”的感觉。
    应该马上记下来。一秒钟的滞延,这思想会倏然一现便永远消逝了。
    或者就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作家不习惯在小纸上写作或象记者那样在窄条排样上写作。手要不停地写,因为甚至这个最不足道的刹那的耽搁,都可以成为不可弥补的损失。显然,意识的工作是料想不到地迅速的。
    法国诗人贝朗瑞能够在低级咖啡馆里写他的歌谣。就我所知,爱伦堡也喜欢在咖啡馆里写作。这很可以理解。因为没有比热闹的人群中更好的孤独,当然,这必须没有人直接打断你的思路,没有人分散你凝聚的注意力。
    安徒生喜欢在森林中构想他的童话。他有极好的、差不多是显微镜般的洞察力。所以他能够清清楚楚地观察一块树皮或一颗老松球,并且象通过放大镜一样精密地看到这些东西上的一切,用这些微小的细节很容易地编成童话。
    总之,林中的一切——每一根覆满苔藓的残株,每一只褐色的蚂蚁强盗,它们曳着绿色透明小翅的虫儿,好象拉着窃来的美丽的公主一般——都可以变成童话。
    我本来不愿谈自己的文学写作经验。这未必能给上文谈到的增添些什么重要东西。不过我仍然认为有必要说上几句话。
    假如想使我们的文学无限繁荣发展,那么必须明白,一个作家的社会活动的最有成效的形式,便是他的创作工作。在出版前为大家所不知道的作品,一经出版,便成了全人类的事业。
    应该珍惜作家们的时间、精力和才华,不要在累人的文学以外的忙乱上浪费它们。
    作家在工作时需要安静,尽可能没有操心的事。假如有什么事等着要做,甚至是细微的烦恼,那最好不要提笔。不然不是笔从手里滑下来,便是写出勉强挤出来的连篇废话。
    我一生中有几次在写作的时候心情轻松,注意集中而且从容不迫。
    有一年冬天,我坐一艘内燃机船从巴统到敖德萨去。船完全是空的,什么也没装。海面一片灰色,寒冷而平静。海岸隐没在灰色的烟雾中。浓重的乌云,好象在迷梦中,横在迢迢的山岭上。
    我在客仓里写作,有时站起来走到舷窗旁看海岸。强大的机器在内燃机船的钢铁的内仓里轻声地歌唱。海鸥呷呷地鸣叫着。写起来感到轻松。谁也没打断我珍贵的思路。除了我正在写着的小说而外,什么也不用想,一丝杂念也没有。我觉得这是莫大的幸福。辽阔的海使我避开了一切外界的烦扰。
    在广阔的海洋上行驶的威觉,对我们要登岸的许多港埠,或者对一些令人亢奋的偶然邂逅的模糊期待,都大大地帮助了写作。
    钢船首划开了惨白色的冬日海水,我觉得这艘船正在把我带向那命中注定的幸福中去。我这样想,显然是因为小说写得很成功。
    我还记得,一年秋天,我一个人在一座木房的顶楼上,在灯花爆炸声中,工作得多么顺利。
    暗黑的、无风的九月之夜,也象海一样包围着我,使我避开了一切外界烦扰。
    窗外乡间花园彻夜在飘零着落叶的感觉,很难说出理由来,但是大大地帮助了写作。我象思念一个人似的怀念着这座花园。它安详沉默,耐心地等着我在夜晚到井边去打水烧茶。当它听到水桶的哇哇声和人的跫音时,或者可以减少一点忍受这漫漫长夜的痛苦吧。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荒凉孤独的花园,村子四周蜿蜒数十里的寒林,林中的湖水——当然,在这样的夜里,湖畔绝无人影,只有星星和千百午前一样倒映在水中——这一切给人的感受都帮助了我的写作。我敢说,恐怕在这样的秋夜,我是真正幸福的。
    当一种有趣的、欢乐的、心爱的事情,甚至象到远处的旧河床边垂柳下去钓鱼这类小事情在前面等着你,你都会写得很出色。


2011-1-31 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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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15  

第十五章 白夜

  一般旧轮船离开了沃兹涅先尼耶的码头,驶入了奥涅加湖。

  周遭是一片白夜。我生平第一次不是在涅瓦河上和列宁格勒宫殿里,而是在北方多林的平原和湖泊之间看到白夜。

  在东方,低悬着一轮苍白的月亮,没有一点光辉。

  轮船激起的波浪,漂着松树皮,无声地滚向远方。岸上,大概是在古老的教堂里,更夫在钟楼上击着铜钟,响了十二下。虽然离岸很远,但钟声仍然传到了我们这里,并且绕过轮船,在平静的湖面上,飘到挂着月亮的透明的暮霭中去了。

  我不知道,怎样来说这白夜的恼人的光辉?是神秘的呢?还是魔幻的?

  这些夜晚,总使我觉得大自然过分慷慨——有多少淡白色的大气和奇幻的银箔色的光辉。

  眼望着这种美、这些销魂的夜晚不可避免的消逝,教人无法忍受。想必是因为这个原因,白夜和一切倏忽易逝的美一样,其短促的生命常常引起人们一种淡淡的哀愁。

  我第一次到北方来,但却觉得一切都很熟悉,特别是荒芜的花园中在暮春时节雕谢了的累累的白色稠李花。

  这种寒冷而馥郁的稠李花在沃兹涅先尼耶特别多。在这里没有人把它折下来,放在桌子上的水罐里。也许是因为花已经谢了。

  我是上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去的。当时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正在计划出版一套叫作工厂史的丛书。他吸引了许多作家参加这项工作,同时决定分成几个“工作组”——当时这个字还是第一次出现在文学界——进行工作。

  高尔基建议我挑选几个工厂。我选定了彼得罗查沃德斯克的老彼得罗夫工厂。这个工厂是彼得大帝创设的,最初生产大炮和铁锚,后来铸铜,革命后,改为制造运输车辆的工厂。

  我拒绝了工作组的工作。那个时候,我认为(现在也是如此)有些人类活动的倾域,共同工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写作工作。到头来,顶多能够辑成一个各种体裁的特写文集,而不可能写出一本完整的书来。我认为,不管题材有什么独特之点,一本书总应该有作家的个性,有他对现实,风格和语言的理解的一切特点。

  我想,这就跟两个人或三个人不能同时拉一只提琴一样,也不能共同写一本书。

  我把自己的想法对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说了。他皱着眉,照例,用指头在桌子上敲着鼓点子,想了一下说:“年轻人,人家会责备您自负的。您还是搞吧!不过不要丢脸——一定要带书回来。一定!”

  在轮船上我想起了这一次谈话,深信自己一定能写出书来。我非常喜欢北方。当时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大大地使我工作轻快顺利。显然,我想把一切迷惑住我的北方的特征,例如,白夜,静静的湖水,森林,稠李花,婉转动听的诺夫戈罗德省的方言,船首象天鹅颈般弯曲的黑划子,给杂色万草增添色彩的蜻蜓,都拉到这本关于彼得罗夫工厂的书里来。

  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当时是一片荒凉。大街上铺着一些长满苔藓的大石块。整个城市好象是云母筑的,这大概是由于湖土的白色闪光和灰白色难看的、但却不讨厌的天空所致。

  在彼得罗查沃德斯克,我待在档案所和图书馆里,阅读一切有关彼得罗夫工厂的资料。工厂的历史原来很复杂,也很有趣。彼得大帝,苏格兰的工程师们,我们的农奴出身的天才的匠师,加龙铸造法,水力机械,风俗习惯,这一切都给这本书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在读完这—切之后,我到基瓦奇瀑布和基日村去了几天,这里有一座在建筑美方面,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木造教堂。

  基瓦奇瀑布咆哮着,在它晶莹的、有弹性的飞瀑中,带下了直立的松树原木。

  基日村的教堂,我是在日落时看到的。看来,要完成这种建筑,需要首饰匠几世纪的劳动才能落成。但其实是我们的普通的木匠在一段短短的时限内筑成的。

  在这次旅行期间,我看见了许多湖泊、森林、多次光辉柔和的太阳和隐隐的远方,但是碰到的人却很少。

  在彼得罗查沃德斯克我首先写就了我这未来的作品的大纲。其中有很多史料和描写,但是人物太少。

  我决定就在这里,就在卡累利阿动笔,所以在退休的女教师谢拉菲玛.伊奥诺夫娜家里赁了一间房子。女房东完全象一个平平常常的老太婆,除了一副眼镜和懂得法语而外,没有—点象女教师的地方。

  我着手按计划写书,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而书简直在我手下分散开来。我怎么也不能使材料连起来,融成一体,让它自然发展。

  材料松散。一些生动的段落互不连贯,上下不接气。它们一个一个孤单单地楞在那里,和那唯一能够给这些档案材料注入生命的东西,也就是和生动的细节、时代的气息、跟我有密切关系的人类命运毫无联系。

  我描写水力机械、生产工作、匠人,我一面写着一面深深感到悲哀,因为我明白了,当我对这一切还没有自己的态度,当即使是最微弱的抒情的气息还没给予这些材料以生气的时候,是什么也写不成的。总之,什么书也写不出来。

  (顺便说说,当时我了解写机器必须和写人一样,要懂得它们,爱它们,为它们欢乐和痛苦。不知道别人如何,我总是为机器感受肉体的苦楚。就比方“胜利牌”汽车吧,当它用尽最后的力气上一个陡坡的时候,我所感到的疲乏恐怕不下于汽车本身。这个例子或者不太恰当,不过我深信,假如你想描写机器,那你便要象对待活人一样对待它们。我发现优秀的工匠和工人就是这样对待机器的。)

  没有比面对写作材料一筹莫展再难过的了。

  我这时感到我是一个在干外行事的人,就好象我不得不去跳巴蕾舞或者编校康德哲学似的。

  而高尔基的这两句话:“不过不要丢脸,一定要带回书来”,有时候刺着我。

  而且还有叫我灰心的是,我神圣崇拜的写作技巧的一个基本条件落空了。我认为只有能轻易地、不失掉个性地支配任何素材的人,才可以做一个作家。

  我决定投降,什么也不写,离开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就这样来结束了这个局面。

  除了谢拉菲玛·伊奥诺夫娜而外,没有人可以听听我的伤心事。我本来准备跟她谈谈我的失败了,原来她凭一种想必是老教师的经验已经觉察到了。

  “您好象我们中学里那些儍丫头在考试前一样,”她跟我说。“光是一个劲往脑袋里塞,弄得昏头昏脑,也不懂什么重要,什么毫无用场,您不过是疲劳过度了。这写作的事我虽然不懂,不过我觉得凭蛮劲是不顶事的。光把神经弄的非常紧张。这可不仅没有好处,而且简直危险。您别这么一股火就走了。休息休息。到湖上转转,到城里去逛逛。我们的城市很可爱,很朴素。也许会有点好处。”

  不过我还是决定走了。行前,我上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去了一趟。直到那个时候,我还没看见过这座城市。

  我沿着湖畔向城北走去,来到了城郊。破房子已经到头了。前面是一片菜园子.在菜园子中间零零落落地点缀着一些十字架和墓碑。

  有一个老人在胡萝卜畦上除草。我问他这是什么十字架。

  “这儿以前是墓地,”老人回答说。“这里埋的好象是外国人。现在这块地作菜园子了,墓碑都给拔走了。剩下的也放不多久。顶多到来年春天。”

  墓碑的确不多——一共不过五六块。其中的一块有生铁铸的华丽而沉重的栅栏围着。

  我走近去。在毁坏了的花岗石柱上隐约可以辨出法文写的碑文。高大的牛蒡差不多把这些碑文全挡住了。

  我折断了牛蒡,看见了:“查理·尤金·伦瑟维,拿破仑皇帝大军之炮兵技师。一七七八年生于彼尔比南,一入一六年远离故国殁于彼得罗查沃德斯克。愿主赐他苦难的心灵平安。”

  我明白了在我面前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人的坟墓,这个人的命运很悲惨,并且明白了使我脱离窘境的正是他。

  我回到家里,告诉谢拉菲玛·伊奥诺夫娜,说我要在彼得罗查沃德斯克留下来,然后立刻就到档案所去了。

  那儿有一个干瘪的小老头,瘦得只剩了一把骨头,一张皮,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他过去是数学教员。档案所还没完全清理好,但老头子管理得极有条理。

  我把我的来意告诉了他。老头子焦急得很厉害。他惯于开具枯燥无味的证明,主要是寺院户籍簿的抄录,而且就连这也是十年九不遇。而这一次要进行——次困难的有趣的档案搜索——寻找一切和这位不知道为什么在一百多年以前死在彼得罗查沃德斯克的身世莫测的拿破仑军官有关的材料。

  我们俩——老头子和我——都很担心。能不能在档案所里找到伦瑟维的一点什么踪迹,按照这些踪迹多多少少可以追溯他的生平?或者,我们什么也找不到?

  老头子忽然提出他不回家过夜,要通夜在档案所里翻文件。我想和他一齐留下,但是外人不许在档案所里留宿。于是我进城去买了点面包、香肠、茶叶和沙糖,给老头子送来,让他夜里好喝点茶,然后我就走了。

  搜索继续了九天。每天早晨老头子都给我一份卷宗抄目,按照他的猜测,这些可能有提到伦瑟维的话。他对最有用的卷宗打上了一个“V”号,他按照数学教师的习惯,把这种记号叫作“根号”。

  到第七天,才在墓地登记簿上找到了在有些奇怪的情况下埋葬法军被俘军官查理·尤金·伦瑟维的记录。

  第九天,找到了两封提到伦瑟维的私人信件,而在第十天,找到了一份破破烂烂的、没有签署的奥伦涅茨省长关于“该伦瑟维”之妻“玛丽亚·采齐丽雅·特琳尼德自法来为丈夫立墓碑短期滞留彼得罗查沃德斯克的通报。

  材料已经找完了。保管档案的小老头所找到的材料——他为这个成就而得意——已经足够使伦瑟维在我的想象中复活了。

  伦瑟维刚一出现,我立即埋头写书——不久前还是散得毫无希望的工厂史的全部材料都轻而易举地编织到书里去了。史料紧密而合理地安排在这个参加过法国革命的炮手身边,他是在格查茨克为哥萨克俘来,流到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工厂,因罹热病死在那里的。

  查理·伦瑟维的命运这个中篇就这样脱稿了。

  在没有出现人物之前,材料是僵死的。

  除此而外,事先作好的计划全部粉碎了。现在伦瑟维毫无疑问地成了故事的中心。他象一块磁石一样,不仅吸引来史实,而且还吸引了许多我在北方所看到的景物。

  在小说中,有一个哀悼伦瑟维的场面。女人哭悼他的话,我是从真实的哭诉中摄取来的。这件事值得提一提。

  我坐着轮船从拉多牙湖溯斯维尔河而上到奥涅加湖去。在一个什么地方,好象是在斯维里察,一只普通松木棺材给从码头上抬到下甲板上。

  原来在斯维里察,死了一个斯维尔河上最老,最有经验的领航员。他的领航员朋友们决定把装着他尸体的棺材顺着整条河从斯维里察运到沃兹涅先尼耶,这样好象可以使死者和他心爱的河流告别。而且可以使两岸的居民和这位住在那一带极受尊敬而且也是著名的人物告别。

  因为斯维尔河上流急多湍,没有一个有经验的领航员,轮船就不能渡过斯维尔河激流处。所以在斯维尔河上自古就有专门作领航员的人,他们之间都互相担保。

  当我们渡过急流处——石滩——的时候,就有两艘蒸气拖船拖着我们的轮船,虽然我们的轮船也开足了马力。

  轮船顺流而下时,要倒头行驶,——轮船和拖船都要逆流行驶来减缓水流速度,以免撞上石滩。

  我们船上载着领航员遗体一事已电告上游各地。所以在每个码头上,都有成群结队的居民来迎接。前面站的是系着黑头巾的号丧的老太婆。船一开进码头,他们便尽着喉咙用裂人心肺的声音哭灵。

  这种诗意的恸哭的词句永不重复。我觉得每一首哀歌都是触景生情作出来的。

  譬如有一首哀歌是这样的:“为什么你离开了我们,飞向那死亡之邦?为什么你扔下了我们孤苦伶仃?难道我们没向你致敬,没用那亲切温存的话语欢迎你?你看看哪,我的爷,那斯维尔的河水,最后你再看一眼,那陡峭的河岸已为鲜血凝结,滔滔的河水光是由我们女人的眼泪汇流而成。啊,为什么死神降临到你身上这样不是时候?啊,为什么在斯维尔河上点着送葬的烛火?”

  我们便是在这种日夜不停的挽歌声中,航行到沃兹涅先尼耶的。

  而在沃兹涅先尼耶上来许多严峻的人物——领航员——揭开了棺盖。里面躺着一个白发、强壮的老人,从他睑上可以看出来他会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

  棺材用亚麻巾抬了起来,在响亮的哀歌声中抬到岸上去。棺材后面跟着一个用披肩遮着苍白面孔的年轻妇人。她手拉着一个浅色头发的小男孩。在她后面几步,跟着一个穿船长制服的中年男子。这是死者的女儿、外孙和女婿。

  船上下半旗致哀;当棺材给抬往墓地的时候,轮船上拉了几次哀长的汽笛。

  还有一个印象不能不写到这个中篇里去。在这个印象中没有一点了不起的地方,不过不晓得为什么,在我的记忆中,它那样紧紧地和北方联系着。那便是金星的异样的光辉。

  我从来也没看见过这样强烈的、这样清彻的光辉。金星在破晓前浅绿的天空中,象一滴宝石般的液体那样色彩变幻。

  这真正是天国的使者,绮丽的朝霞的报信人。为什么在中原和南方我一向没有注意到它。而在这里,好象只有它闪烁在荒原和森林之上,显出少女般的美丽,只有它在破晓前君临在北方的田野上,在奥涅加湖和沃尔奇亚河左岸,在拉多牙湖和外奥涅加湖之上。


2011-1-31 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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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16  

第十六章 赋予生命的源泉

  有一次,左拉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说,一个作家根本毋需想象力。作家的工作只应该基于正确的观察之上。象他左拉那样。

  当时在场的莫泊桑问道:

  “那么您常常根据一条报纸上的记事新闻写大部头的长篇,而且好几个月不出房门一步,这应该怎么解释呢?”

  左拉一声没响。

  莫泊桑拿起帽子便走了。他的走可能会被人当做是一种侮辱。但他并不在乎。他不能容许任何人否认想象,即使是左拉也好。

  莫泊桑,跟每一个作家,跟你们和我一样,极其重视想象,因为它是可以让创作思想焕发的最好的媒介物,是诗歌和散文的黄金之邦。

  它是艺术生命的源泉,它象拉丁区狂热的诗人们所说的,是“永世不没的太阳和神祗”。

  但是想象这个耀眼的太阳只有和大地接触才会燃烧,它不能在空中发光。在空中它会熄灭。

  什么是想象呢?回答这类伤脑筋的问题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象盖达尔那样。他猜疑地望着对方问道:

  “你又想找我的破绽吗?根本办不到!无论怎样我也不说。”

  我们自己要想多多少少弄清楚某些概念,最好采取和孩子们谈话的方式。

  孩子们常常问:“这是什么?”“这是干什么的?”“这为什么?”他们在没逼得我们花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出所有这些问题的那怕是些牵强的答案来之前,是不肯罢休的。

  假如我们有一个交谈的小朋友,他会说“想象”这两个字,那么这番谈话想来一定是这样的:

  “那什么叫想象呢?”

  要是我们给他象什么“艺术的太阳”啦,或者什么艺术的“最最珍贵的东西”啦之类的回答,那么这个答复会把我们引到一个天晓得什么样的密林里去,出路只有一条,——那便是撇下你的交谈者逃跑。

  孩子们要求明确简洁。所以我们不得不回答我们的谈话对方,想象是人类的本性。

  “什么本性?”

  “这种本性能利用生活观察,思想和感情的积聚,除了现实而外,还创造虚构的生活和虚构的人物和事件。(当然,还应该说得简单得多)。”

  “那为什么呢?”我们的谈话对象问我们。“既然有真实的生活,干吗还要编造另外的生活呢?”

  “因为,真实的生活既庞大又复杂,一个人永远不能完整地从各方面来认识它。而且人也不可能看到和经受许多事情。比方说,他不可能回到三百年前,作一名伽里略的学生,不可能成为一个一八一四年占领巴黎的参加者,或者在莫斯科用手摸一摸卫城的大理石圆柱。或者和果戈理在罗马的街衢上谈谈说说,徘徊徜徉。或者出席国民议会,听听马拉的演说。或者从甲板上了望满天星斗的太平洋。纵然只因为这个人根本没看见过海。但是人总想知道、看到和听到一切,总想感受一切。于是想象便可以赋予他现实没来得及或没能够提供给他的一切。想象能填满人类生活的空白。”

  当然,这时候您忘记了您的谈话对象,而开始说些他不能理解的东西。

  有谁能截然地划出想象和思想之间的界限呢?这种界限是不存在的。

  想象创造了引力定律,牛顿二项式,特里斯坦和伊棱尔德的悲惨的故事,原子裂变,列宁格勒的海军部大厦,列维坦①的金黄色的秋天,马赛曲,无线电,电,哈姆雷特王子,相对论原理和影片班毕。

  【①列维坦(1861—1900):俄国杰出的写生画家,现实主义风景画的大师。】

  如果没有想象,人类思想便是徒然的,正如想象没有现实也是徒然的一样。

  法国有一句谚语:“伟大的思想是从心里出来的。”恐怕说得更正确点,伟大的思想应该是从整个人产生出来的。整个人促使这些伟大思想出现。心、想象和理性便是产生那种我们叫作文化的媒介物。

  但是有一件东西,甚至我们强大的想象力都不能想象的,这便是想象的消失,也就是它所引起的一切的消失。假如想象消失了,人便不复再是人。

  想象是本性的伟大的秉赋。它潜伏在人的天性之中。

  想象,如我已经说过,没有现实便不能存在。它以现实为滋养。而另外一方面,想象常常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事业和思想,以及我们对人的关系。

  关于这一点皮沙烈夫说得很好。他说,假如一个人不能够把未来构成鲜明的完美的图画,假如一个人不会幻想,那么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为了这个未来从事那劳顿的建筑,进行不折不抝的斗争,以至牺牲性命。

  偶然在小刀上

  找到一粒遥远国度的微尘——

  世界又重新显得奇异神妙,

  迷离于缤纷的彩雾中。

  这是布洛克的诗句。而另外一位诗人说:

  每一汪水塘里,都有海洋的气息,

  每一颗石子里,都有沙漠的影子……

  遥远国度的微尘和路旁的石子!常常由这种微尘和石子,想象便开始兴奋地活动。因为这个缘故,我想起了一个西班牙老贵族的故事来。

  很可能这个老贵族过过好日子,但在我讲的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他正在卡斯提尔自己的田庄里度着贫苦的岁月。所谓田庄,是一块土地,带一幢阴沉的好象要塞监狱似的石头房子,这原是祖先遗留下来的产业。

  这个贵族是个鳏夫。家里只有一个年迈的保姆。她简简单单地烧一餐饭都感到吃力,一点记性也没有。她连谈话都不中用了。

  这个贵族整天坐在尖顶窗边破沙发里看书。只有书脊上千浆糊的坼裂声有时打破沉寂。

  老贵族偶尔望望窗外。那里耸立着一棵枯树,象铁一般黑,地平线上是一片单调的高原。西班牙的这一个区域荒凉而落寞,但老贵族已经习惯了。

  他年纪已经不小了,不能扔下自己的家宅,踏上那累人的、尘土飞扬的旅途,那儿还可能遇到种种烦恼。如果他在整个王国里既无亲戚又无朋友,干吗要旅行去呢!

  很少有人知道老贵族过去的生活。据说他有过妻子和一个美丽的女儿,不过她们在同一个月里患鼠疫死去了。从那个时候起,他便闭门不出,连那些碰到夜晚或坏天气偶然投宿的旅人都不愿意放进门来。

  有一天,一个风尘仆仆、披着粗布斗篷的人来叩门。这人把一匹老驴系在那棵黑色的枯树上。晚饭时,在炉火旁,他对老贵族说,——感谢圣母!——他安全无恙地从西方危险的航程中回来了,这原是国王为一个意大利人哥伦布的甘言所诱,派了几艘帆船去的。

  他们横渡大洋,航行了几周之后,便听见了水妖——鲛人——的声音。这些女人们媚惑地要求扶她们上船,到甲板上暖和暖和,她们的长发,如同轻纱一般盖蔽着裸露的身体。

  船长下命令不许答应鲛人的要求。水手们愤怒了。他们如饥如渴地向往着爱情,向往着曲线丰实而柔韧的女人的肉体。

  这一切都以一次失败的暴动结束了。三个带头的给吊在帆桁上。

  他们便这样再向前航行,于是看见了从未见过的海,覆满了海草。草上开着大朵的蓝花。他们作了弥撒,然后绕过草海,直到在水平线上突然出现了一片新的陆地——一片奇异美妙的陆地。风从海岸上送来了森林柔和的喧响声和植物令人陶醉的气息。

  船长站到司合台上去,拔出刺剑,向天高举,于是在刺剑的尖端发出了金色的火焰——这便是他们终于发现了黄金国的预兆,在这个国度里,满山遍谷都蕴藏着宝石和金银。

  老贵族沉默地听着旅人的故事。

  临行时,这个人从皮囊中取出一枚从黄金国带来的蔷薇色的贝壳赠给老贵族,当作感谢他招待晚餐和宿夜的礼物。这是一个小物件,所以老贵族收下了。

  旅人走了,但夜里袭来了暴风雨。闪电在沙砾的平原上空,绥缓地隐现着。

  贝壳搁在老贵族床边的桌子上。

  他醒来,看见了被天火照亮了的贝壳。在贝壳的深处,那由蔷薇色的光辉、泡沫和云彩化成的仙国的幻象忽隐忽现。

  闪电消失了。老贵族等着下一次闪电,又看见了贝壳里的国度,此第一次更加清楚。宽阔的瀑布溅起泡沫,闪着清光,从陡峭的海岸流泻到海里。这是什么呢?想必是河。他甚至感受到运河水的清凉。水花溅在他的险上。

  他以为这是梦境,便起来把沙发移近桌子,面对贝壳坐下,俯下身去,满心想仔细观察贝壳里这个国度的一切奇异的景象,不知怎的心跳得很厉害。但闪电越来越少,不久便完全消失了。

  老贵族没敢点起蜡烛,怕在昏浊的烛光下,看出这一切都是幻觉,贝壳里什么国度也没有。

  他一直坐到清晨。在晨光中贝壳一点也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在贝壳深处除了勉强能看出来的几缕模糊的返光,什么也没有,仿佛一夜之间,这谜也似的国度便飘到几千里约(法国旧长度单位)之外去了。

  当天老贵族便到马德里去叩请国王慈悲,允许他自费装备一艘帆船,向西航行,去寻找那神秘的国度。

  国王很仁慈,允许了他。老贵族去后,国王对他的近侍说道:

  “这个贵族显然神经失常!只有一艘可怜的帆船,他能得到什么?不过上帝连疯人也给他引路。说不定这个老人会给我们王国增添新的领土呢。”

  老贵族向西航行了好几个月。他只喝水,吃的很少。焦灼使他憔悴了。他尽力避免想起那个仙国,他害怕永远到不了彼岸。而且生怕一旦看见了,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枯燥的平野,长着丛丛多刺的草莽,风不断地卷起漫天的灰色的尘柱。

  老贵族祈求圣母不要让他失望。

  雕工粗糙的木头圣母像悬在船首。她在船前头随着波浪摇荡着。她那双凸出的蓝眼睛,凝视着海的远方。在镀金剥落了的头发和褪了色的红斗篷上,有水珠闪烁着。

  “带我们去吧!”老贵族恳求说。“这个国度不会没有的。不论是醒着,不论是梦中,我都那样清楚地看见过它。”

  一天晚上,水手们从水中捞起了一枝折断的树枝。这就是说接近陆地了。

  树枝上有许多大叶子,好象鸵鸟的羽毛。树叶有一种甜蜜而清新的气息。

  这一夜,船上谁也没有睡。

  终于在朝霞光中,海上呈现出一片五光十色、重峦叠嶂、光辉灿烂的国土。清澄的河水,从这些山峦泻向海洋。油绿的森林上空,盘旋着成群的快活的飞鸟。因为树叶非常稠密,所以鸟雀不能从树林穿过,只在树林上面打转。

  从岸边吹来一阵花果的惬意的气息。仿佛这种气息吸进胸膛,每一口都可以令人长生不老。

  太阳出来了,这烟水迷漫的国度,忽然迸射出缤纷的色彩;象阳光在水晶玻璃的器皿上折射出来的光彩一样。

  这个地方是那样光辉绚烂,好象天和光的童贞女神,忘在海岸上的一条宝石带子。

  老贵族双膝跪下,把颤抖着的两手向这未知的大地说:

  “感谢你!上帝!在我的风烛残年,你使我怀念奇事,叫我的心灵为那幸福之国的幻象而苦恼。否则我永不会看见它,我的双眼会由于每天望着高原单调的景色而枯竭失明。我想用我女儿佛罗棱西雅的名字来命名这块幸福的土地。”

  有几十条彩虹从陆地上赶来迎接帆船。老贵族感到头晕。这些彩虹是阳光在瀑布飞溅的水花中反射出来的,不是彩虹来就帆船,而是帆船飞速地奔向彩虹。

  帆在桅杆上庄严地簌簌作响,奉命升起的节庆的旗帜快活地随风啪啪响着。

  老贵族突然扑倒在温暖而潮湿的甲板上不动了。他那疲惫的心,已禁不住这一天神赐给他的唯一的莫大的欢乐。他死了。

  据说,日后叫作佛罗里达的地方,便是这样发现的。

  这个故事未必要再加解说。但仍然有必要指出它主要之点来,以使生活所产生的想象有时也可以支配生活这一思想完全明确。

  促使老贵族产生想象的,是那个披了粗布斗篷的人。从那一刻起,想象便攫取了老贵族,因此,他才在贝壳深处看见了一个奇异的国家。

  想象的特点之—,是人相信它。假如不能使人相信,它便会变成—个无聊的智力的游戏,无意义的儿童的万花筒。

  这种对想象的相信就是一种力量,它能迫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追求想象的事物,为实现它赴汤蹈火,迫使人们追随想象的召唤,象那位老贵族所作的一样,最后在现实中创造出他所想象的事物。

  但想象与艺术,文学和诗歌的联系,最有关、最紧密。

  想象依据记忆,而记忆依据现实的现象。记忆的积累不是杂乱无章的。有一种规律——联想的规律,或者象罗蒙诺索夫所说的“共同想象的规律”,它把全部混乱的回忆,照其相似或时间和空间方面相近进行分类,即概括起来——拉成一条无尽无休接连不断的锁链。这条联想的锁链便是想象的导线。

  联想的丰富,便标志着一个作家内心世界的丰富。如果内心世界丰富,那么任何一种思想,随便一个题材转眼便会出现生动的轮廓。

  有一种浓烈的矿泉。只要放进去一根树枝或一个钉子,随便什么东西,过不了一会儿,它们上边便生满许多白色结晶,变成真正的艺术品。人类思想也大致相同,它沉湎在记忆的泉水和联想的饱和溶媒中。它可以变成艺术作品。

  可以随便举出联想的例子来。同时应该记住,每一个人的联想是与他的生活、经历和回忆不可分的,所以一个人的联想在另外一个人看来,可以是简直难以理解的。同一个字眼,在不同的人心里,可以引起不同的联想。作家的任务便是把自己的联想传给读者,或者象一般所说的,送给读者,而引起他们相同的联想。

  罗蒙诺索夫在他的修辞学中,举了一个最简单的联想的例子。用罗蒙诺索夫的话来说,联想是“那种和一件已有概念的事物一起能够想象出和它有关的其他事物来的禀赋,譬如:当我们心中想到船时,便一齐想到它航行的海,想到海便想到风暴,想到风暴便想到波浪,想到波浪便想到海岸中的响声,想到海岸便想到石子等等”。

  这是那种所谓“文选读本”上的联想。通常联想要复杂得多。

  顺便举个例子来说说。

  “我现在正在里加湾海滨沙丘上一幢小房子里写东西。隔壁一个天性快乐的人——拉脱维亚诗人因迈尔曼尼斯正在朗诵自己的诗。他穿一件红的绒线衫。这种绒线衫,很久以前,还是在战争的时候,我看见爱晋斯坦导演穿过。我在阿拉木图的大街上碰见了爱晋斯坦。他拿着一捆刚买来的书。书选得有点奇怪:排球指南、中世史文选、代数教科书和诺维科夫—普里波依的对马。

  “‘一个导演什么都得知道,’爱晋斯坦说。‘而且要给任何东西都找出可以看见的表情来。’

  “‘连代数公式?’我问道。

  “‘那当然!’爱晋斯坦回答说。

  “诗人乌拉基米尔·卢果夫斯基正在写一首长诗。在这首长诗中有一章是描写爱晋斯坦的,叫作阿拉木图——梦之都。诗里描写了爱晋斯坦房间里挂着的墨西哥假面。这是他到中美旅行时带回来的。顺便说一下,在墨西哥有一种差不多绝种了的马雅族。他们只剩下了一些金字塔形的庙宇和本族语言中的几个单词。有一个传说,说古代马雅语的许多词,最初是学者们在于加丹大密林里听鹦鹉说的,这些词从鹦鹉的嘴里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了。

  “总之,征服美洲的历史是人类寡廉鲜耻的历史。应该给这段历史加上这么一个标题。这本历史小说的最好标题是‘卑鄙无耻’。这个标题便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噢,不断地推敲标题该是多么恼人的事啊!

  “设题是一种特殊的才能。有一些人写得不坏,但不会给自己的作品找一个标题。相反的,也有些人讲起来天花乱坠,但就是动不得笔。这些人只是说说了事。非得有象高尔基那样强大的才华,才能够再三重复同一个故事,然后再生动地,用另外一种风格,而不是照口述的样子,把它写下来!高尔基讲故事是精彩到家了。一件真实的事件他顿时讲得有声有色。同是一件事情,每讲一次,其中的细节都有所增加,变更,而且更加生动有趣。他讲的故事,其实就是创作。所以高尔基在那些没有才气,铢两必争、而又怀疑他的故事的真实性的人中间,感到难耐的寂寞。他不断皱眉蹙额,缄默不语,好象是说:‘同志们,和你们一起活在这个世上太寂寞了!’许多作家具有这种把真人真事编成美丽的口头故事的才能。特别是马克·吐温。有一位专门在小节的真实性上吹毛求疵的酷评家,曾经指摘马克·吐温说谎。马克·吐温大为震怒。‘假如您自己不会说谎,甚至连说谎的本事都没有,而且根本对谎是怎样说的一点概念都没有,’马克。吐温说,‘您怎能判断我说谎了没有呢?只有在这方面经验丰富的人,才有权这样明目张胆地武断说话。您没有这种经验,而且也不可能有。在这一方面您是一窍不通硬充明公。’

  “伊尔夫说,他在马克·吐温的故乡看见了汤姆·莎耶和哈克贝里·芬的纪念象。这尊雕像上芬抓着一只死猫的尾巴。说实在的,为什么不可以给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立像呢?比方给唐·吉诃德或者格利佛,保尔·柯察金,达吉雅娜·拉林娜,塔拉斯·布尔巴(唐·吉诃德是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中的主人公;格利佛是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达吉雅娜·拉林娜是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女主人公;塔拉斯·布尔巴是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中的主人公),彼挨尔·别素号夫(彼埃尔·别素号夫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契诃夫的三姊妹(契诃夫有一剧本叫三姊妹),莱蒙托夫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或梅利(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乔林和梅利是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

  上边所写的是一串联想。可以无尽无休。假如把这一串联想的最初一环和最后一环——红绒线衫和梅利的塑像——套在一起,那么这整个极其自然的联想过程便成了梦话。

  我之所以这样喋喋地谈论联想,只因为联想和创作有极其紧密的关系。

  从这一席关于想象的长篇大论中,至少有一点是一清二楚的,即没有想象便没有真正的散文,也没有诗歌。

  关于想象恐怕别斯土舍夫—马尔林斯基说得最中肯:

  “混乱是创造某种真实的、崇高的和诗的东西的先驱。让那天才之光穿破这黑暗吧。敌对的、迄今保持均势的微尘,由于爱与和谐而复生,汇合而成为一颗最有力的尘土,严整地粘成一体,象闪烁的结晶般凝结起来,山峦般突起,海洋般泛滥,于是生气勃勃的力量在新世界的前额上写满了最大的象形文字。”

  夜降临了,灵魂的力量徐徐苏醒,——它暂时还无以名之。它叫什么好呢?叫作想象、幻想、人类意识中的最细小空隙的透视,灵感吗?精神的喜悦或宁谧吗?欢乐或悲哀吗?谁知道呢!

  我熄了灯,夜慢慢地亮起来。黑暗中射出雪的反光。海湾已经结了冰。好象一面晦暗的镜子,照耀着夜,使夜色变成了透明的朦胧。

  可以看见松树的黑色尖梢。电气列车在远处驶过,发出匀整的、逐渐增大的隆隆声。于是一切又复归寂静,而且是那样的静,仿佛连窗外最轻微的松针的沙沙声和奇怪的轻轻的坼裂声都可以听见。它和星星的闪光恰巧是配合的。或许是从星星飞落下来的霜,悄悄地发出坼裂的细碎的声音。

  屋子里很寂寞。只有我一个人。旁边便是千百里阔的海。海滨沙丘过去,便是宽阔的沼泽和低矮的树林……附近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只要一燃起灯火,坐在桌前信笔写来,孤独之感便立刻消失了。我不是一个人。我可以从这一间湫隘小屋里和千万人,和全世界说话。我可以向他们倾述各色各样的故事,惹他们发笑,使他们悲哀,引起他们的沉思和愤怒,爱情和怜悯,可以拉着他们的手,象向导似的在生活之路上指引他们。生活,虽然是在这里,在这四堵墙里创造出来的,但它却能冲向宇宙。

  牵着他们的手引他们去迎接朝霞。朝霞必定要来的。在东方,朝霞已经隐约地撩起了夜的黑幔,照亮了刚刚有一点蔚蓝色的遥远的天边。

  我自己还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我的心情激动不安,渴望着把此刻充满我的理性,我的心灵,我的整个躯体的一切传给人们。思想在我心里动荡,但究竟它会朝哪儿涌去,它将用什么方法来表现自己,我自己还不清楚。但我知道,我要为谁写作。我要和全世界说话。要把全世界这个概念弄清楚是很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人总是想着某一个人,譬如说想着一个长着一双光彩奕奕的瞳子的小姑娘,有一次在牧场上,她迎面跑来,抓住我的胳膊,跑得气喘吁吁地说:

  “我在这儿等您老半天了。已经采了一大把花,而且把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二章背了九遍。家里都在等着您,因为您不来,我们闷得慌。您马上给我们讲讲您在湖上看见什么了,请您编点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要不然,您别编,您就讲讲您看见的,因为牧场就已经够美的了,野蔷薇已经开第二遍了!一切都很好!”

  或者为了一个这样的女人写作:多年来的痛苦、欢乐和温柔使她的生活和我的那样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现在我们已经什么都不畏惧了。

  或者为朋友写作。我年纪大了,朋友逐年减少了。

  不过,最后,我还是为所有愿意读我的作品的人写作。

  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或者因为我想写的东西太多,一时还没理出一个头绪来,它能够象磁石一样,吸引其余的思想,把它们井井有条地纳入叙述的范围之内。

  这种心理状态是每一个从事写作的人都熟悉的。

  “无怪诗人们,”屠格涅夫说,“谈论灵感。当然,诗神不会从奥林匹斯山下凡,也不会给他们带来现成的诗歌,但是他们常常有一种象是灵感特别的心境。费特有一首诗,大家曾对之极尽嘲笑之能事,在这首诗里他说他自己不知道他要唱什么,但‘只是歌儿正在蕴藏成熟’,这首诗出色地表达了这种心境。常常有这种时候,你觉得要写作——但不知道写什么,只是觉得要写东西。这种心境,诗人甚至称之为‘神的昵近’。这种时刻会成为艺术家的唯一的享乐。假如没有这种时刻,谁也不会写作了。以后,当必须把浮现在脑际的东西加以整理,必须把这一切都记述在纸上时,苦难便开始了。”

  忽然在夜里听见了一种声音。那是遥远的轮船的汽笛声。它怎么跑到这儿,跑到冰上来了?

  昨天里加的报纸报导说,从列宁格勒开来一艘破冰船。这一定是破冰船的汽笛。

  我忽然想起来一个破冰船领航员的故事,说他经过芬兰湾破冰时,在冰上看见了一束冻凝了的野花。上面蒙上一层雪。谁把它丢在这片冰雪的荒漠上的?显然是当一艘轮船冲破最初的薄冰时,从船上落下来的。

  一个形象出现了,它用一种隐秘的力量开始引起一个还很模糊的故事。

  必须猜出这束冻花的秘密。所有的人都来揭破这个谜。每一个看见这束花的人,都有各自的想法。

  我也有我的想法,虽然我并没有看见这束花。是不是那个向我迎面跑来的小姑娘在牧场上采集的花?大概就是那些花朵。不过怎么落到冰上去了呢?只有在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神话中,才可能有这种事。

  在这里又产生一个想法——对花的特殊的纯粹女性的态度。和我们男人迥乎不同。在我们看来,花是装饰品。女人却把它看成生物,是大千世界里来的客人。我们这些终朝忙忙碌碌的成年男人对这世界只是偶尔淡淡地一瞥,毫不在意。

  多么可惜,朝霞这样快地燃起来了。阳光可以驱逐这些思想,使它在严肃之士的眼里,简直变成了笑话。

  许多故事因阳光而凝缩起来,象蜗牛一样,藏到硬壳里去了。

  可是故事——还在朦胧状态——已经产生了。在童话、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还没出世的时候,阻止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无异于杀害生灵。在我们的意识中,它们好象自己在日升月恒。

  童话落到纸上的时辰终于到了。写童话,大抵和用文字表达草的微弱的气息一样困难。写童话时,几乎不能出气,怕吹掉它上面的极纤细的花粉。而且要写得很快,因为微光、淡影和各别的画面迅速而轻捷。不能迟误,不能落后于想象的奔驰。

  童话写完了。我怀着感激的心情,还想再看一眼那一双含蕴着童话的光彩奕奕的瞳子。


2011-1-31 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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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17  

第十七章 夜行的驿车

  我想单辟一章来锐明想象的力量以及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但当我想了一下之后,便写下了一篇安徒生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代替这一章,甚至会比一般泛泛地谈论这个题目能提供出想象的更明确的概念。

  在威尼斯古老而龌龊的旅馆里,根本找不到墨水。在这种地方要墨水干什么呢?用它给旅客们记那些敲竹杠的账目吗?

  不过,当汉斯·安徒生住在旅馆里的时候,在一个锡制的墨水瓶里还剩下了一点墨水。他开始用这点墨水写一篇童话。但是这篇童话眼看着一会儿比一会儿白下去,因为安徒生已经往墨水里掺了几次水。不过仍旧没能写完,于是这篇童话的欢乐的结尾就留在墨水瓶底里了。

  安徒生冷笑了一下,他决定他下一篇童话就叫做“留在干涸了的墨水瓶底里的故事”。

  他爱上了威尼斯,把它叫作“凋零的芙蓉”。

  在海上,低低的秋云飘动着。运河里的污水汨汨地流着。冷风掠过十字街头。但当太阳冲破乌云的时候,墙垣的绿霉下边便露出蔷薇色的大理石来,于是南外便呈现出城市的景色,跟昔日威尼斯大画家卡纳列托的画一样。

  不错,这座城虽然有点忧郁凄凉却仍然非常美丽。但安徒生为了要游历其他城市,已经到了和它告别的时候了。

  所以当安徒生派旅馆的茶房去买到维罗纳去的夜行驿车票的时候,并没感到特殊的惋惜。

  这个茶房和这家旅馆正好相配——懒洋洋的,总是略带醉意,并且手脚不稳,但却生就一副坦率而天真的面孔。他一次也没整理过安徒生的房间,连石板地都没扫过。

  红色天鹅绒的帘子里,时不时飞出一群金黄色的蛾子。洗脸只好用那一只破面盆,面盆上画着几个胸部丰满的洗澡的女人。油灯坏了。桌子上摆着一盏沉甸甸的银烛台,上面插着一段油烛头,权代油灯。这盏烛台大概从替善①时代起就没擦过。

  【①替善(1477—1576):意大利的伟大画家,文艺复兴时代艺术的卓越的代表人物。】

  从底楼小饭馆里冒出一股烤羊肉和大蒜的气味。一群年轻女人,穿着用破縧带马马虎虎系着的天鹅绒胸衣,整天在那儿大笑大闹,吵得人头昏脑胀。

  女人们有时互相揪住头发动武。当安徒生偶尔从这些打在一起的女人身边走过的时候,他就停下步子,赞赏地望着她们散乱的辫子、怒得发红的脸庞和燃烧着报复光芒的眼睛。

  但是最迷人的当然是流在两颊上的象小钻石珠似的气恼的眼泪。

  女人们一看见安徒生便平息下来。这位消瘦的、风雅的、鼻子细巧的先生,叫她们感到不好意思。虽然人们都恭恭敬敬地叫他做“诗人先生”,但她们都把他当作一个外路的魔术家。在她们看来,他是一个古里古怪的诗人。他身上的热血并不澎湃。他不和着六弦琴吟唱那些使人断肠的船夫曲,也不轮流向每一个女人吐露爱情。只有一次他把插在钮扣孔上的一朵绯红的蔷薇拿下来送给一个洗盘盏的奇丑的小姑娘。这个小姑娘还是个瘸腿,走起路来好象一只鸭子。

  茶房去买车票的时候,安徒生急忙走到窗边,拉并厚重的窗幔,正好看见茶房走在运河畔,一路吹着口哨,趁便还捏了一下一个卖虾仁的红脸蛋女人的乳房,因此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然后这个茶房站在运河的拱桥上,聚精会神地试着把吐沫吐到半个空蛋壳里,吐了好半天。蛋壳就浮在桥桩旁边。

  他终于吐到了蛋壳里,蛋壳沉下去了。然后这个茶房走到一个戴破帽子的小孩子身边。这孩子正在钓鱼。这个茶房坐到他旁边,茫然地盯着浮子,看什么时候能钓上来一条游荡的鱼。

  “噢,天那!”安徒生绝望地叫道。“难道今天我竟因为这个胡涂虫走不成了吗!”

  安徒生用力敞开了窗子。玻璃震得这样响,连茶房都听见了声音,抬起头来。安徒生举起双手,愤怒地摇了摇拳头。

  茶房从孩子的头上抓起那顶破帽子,兴高采烈地向安徒生挥了挥,然后又往孩子的头上一戴,跳起来拐个弯就不见了。

  安徒生大笑起来。他一点儿也没生气。连这些逗乐儿的小事情都使他的旅行欲一天比一天增强起来。

  旅途上总会遇到一些意料不到的事。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狡黠的女性的流盼在睫毛下一闪,什么时候在远方会露出陌生城市的塔尖,在天际会出现重载船舶的桅杆,或当你看到狂吼在阿尔卑斯诺峰上的大雷雨时,会有什么样的诗句在脑中涌现,谁的歌喉,会象旅人的铜铃般对你唱起述说合苞待放的爱情的小调。

  茶房买来了驿车票,但找头没拿出来。安徒生抓住了他的衣领,客客气气地把他拉到走廊上去。就在那里,开玩笑地拍了一下他的脖子,于是他顺着摇晃的楼梯,两级并着一级地飞跑下去,一面放开嗓子唱了起来。

  驿车走出威尼斯时,天空开始点点滴滴地落起雨来。夜已降临在这泥泞的平野上。

  车夫说一定是撒旦想出来的主意,让从威尼斯到维罗纳去的驿车在夜间出发。

  乘客们谁也没有搭腔,车夫沉默一会儿,生气地啐了一口,然后警告乘客们说,白铁灯里那段蜡头点完了再没有了。

  乘客们没理会。于是车夫开始对他的乘客们是否有健全的判断力怀疑起来,他添上一句说,维罗纳是个偏僻的地方,正派人在那里没有事情好作。

  乘客们知道这是胡说八道,但是谁也不愿去反驳他。

  乘客一共只有三个人:安徒生、一个上了年纪的阴沉沉的神父和一位披着深色斗篷的太太。安徒生忽而觉得这位太太很年轻,忽而又觉得她上了午纪,一会儿觉得她很漂亮,一会儿又觉得她很难看。这都是车灯里的烛头在作祟。它随心所欲,每次把这位太太照出来的样子都不同。

  “把蜡头吹熄好不好?”安徒生问道。“现在用不着。等到需要的时候没有可点的了。”

  “意大利人永远不会有这种想法!”神父提高声音说。

  “为什么呢?”

  “意大利人就是没有先见之明。他们总是在事情已经无可挽救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大喊大叫起来。”

  “看来,”安徒生说,“大法师,您一定不属于这个浅薄轻佻的民族了。”

  “我是奥地利人,”种父怒冲冲地回答说。

  谈话中断了。安徒生吹熄了蜡烛。沉默了片刻之后,那位太太说:“在意大利的这一带,夜间行路最好不点灯。”

  “车轮声人家也会听见的。”神父反驳说,并且又大为不满地添上一句:“太太们旅行理应带一个亲戚,路上照应照应。”

  “照应我的人,”太太回答说,并且调皮地笑了起来,“就坐在我的身边。”

  她指的是安徒生。为此,他摘下帽子,向这位女伴致谢。

  蜡头刚一熄掉,各种声音和气味就都强烈起来,好象因为对手的消失而感到高兴似的。马蹄声、车轮在沙砾上滚动的沙沙声、弹簧的嘎吱声和雨点敲打车篷的声音,更加响得厉害了。从车窗里袭进来的潮湿的野草和沼泽的气味也更加浓重了。

  “真奇怪!”安徒生说。“我以为意大利会吸到橙树林的气息,但闻到的都是我们北国的气味。”

  “这马上就不同了,”太太说。“我们正在爬一个小丘。上面的空要暖和些。”

  几匹马步子放慢了。驿车真的在上一个不大陡的小山冈。

  但夜色井未因此而变得亮些。相反的,道路两旁都是老榆树连绵不断。在茂密的树枝下,是一片悄然的幽暗,让人勉强能听见它与树叶和雨点的低语声。

  安徒生放下了车窗。一条榆树枝伸进车里来。安徒生摘下几片树叶留作纪念。

  他跟许多想象力活跃的人一样,有着在旅途上搜集各种小东西的癖好。这些小东西有一个特点:能使他回忆起过去,重新唤起他——安徒生——在拾起随便一块镶嵌画的碎片。一片榆树叶或一块小小的驴蹄铁的那一瞬间的心情。

  “夜!”安徒生自言自语说。

  现在夜的黑暗比阳光更使人威到惬意。黑暗让他安静地思考一切。而当安徒生想得厌倦了的时候,这黑暗常常帮助他编出各种他自己作主人公的故事来。

  在这些故事中,安徒生总把自己想成是一个漂亮、年轻、生气勃勃的人。他总是毫不吝啬地把那些多情善感的批判家称之为“诗之花”的令人陶醉的字眼把自己点缀起来。

  事实上,安徒生却长得非常难看,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他又瘦又长,而且怕难为情。两手两脚活象用绳子吊着的木偶的手脚一般晃晃荡荡。这种小木偶,在他的故乡,孩子们叫作“罗锅儿”。

  有这么一副尊容,本来就别指望女人们的青睐了。但每次年轻的妇女们在他身旁走过,就好象走过一根街灯柱子旁边的时候,他心里总感到有点委屈。

  安徒生打起瞌睡来了。

  他醒来时,首先看到一颗绿色的大星。它正在大地上空荧荧闪烁。看来夜已深了。

  驿车停着。外面传来一阵说话的声晋。安徒生仔细听听。是车夫和几个中途拦住驿车的女人在讲价钱。

  这几个女人的声音是那样柔媚、那样清脆,因而这场悦耳的讨价还价,极象往日歌剧中的宣叙调。

  车夫因为她们出的价钱太低,不同意把他们搭到一个看来是非常小的市镇去。女人们争先恐后地说,钱是她们三个人凑起来的,多一个子儿都没有了。

  “好啦,好啦!”安徒生对车夫说。“要那么多钱简直是蛮不讲理,我给添足就是了。您若是不再侮辱客人,不再胡说八道,我还给你加一点。”

  “好啦,美人儿,”车夫对女人们说,“上来吧。谢谢圣母,你们碰上了这么一位挥金如土的外国王子。他只怕因为你们耽误了马车赶路。你们和去年的陈通心粉一样,对他什么用也没有。”

  “噢,耶稣啊!”神父哼了一声。

  “坐到我旁边来,姑娘们,”那位太太说。“这样我们好暖和点儿。”

  姑娘们一面小声说着话,一面把东西递上来,然后爬进车子,打过招呼,羞羞答答地向安徒生道了谢,就坐下来不响了。

  立刻就闻到一股干酪和薄荷的气味。虽然很暗,安徒生仍然不大清楚地看到了姑娘们戴的廉价耳环上镶的玻璃。

  驿车开动了。沙砾又在车轮下响了起来。姑娘们开始低声私语。

  “她们想要知道,”那位太太说,安徒生猜想她准在黑暗中窃笑,“您是什么人。您真是外国王子呢?还是一位普通的游客?”

  “我是一个预言家,”安徒生不假思索地说。“我能预卜未来,能在黑暗中洞察一切。但我不是江湖术士。不过也许可以说,我是那个曾经产生过哈姆雷特的国度里的一个特别的、可怜的王子。”

  “那末在这样黑暗中,您能看见什么呢?”一个姑娘诧异地间道。

  “譬如说你们吧,”安徒生回答说,“我看你们看得那样清楚,你们的美丽简直使我心醉。”

  他说完之后,觉得脸上发了一阵冷。他每次构思他的长诗和童话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心情渐渐逼近了。

  在这种心情里,微微的不安、不知从何而来的源源不绝的词汇,以及突然出现的能统驭人类心灵的诗的力量混合在一起。

  这正好象他的一篇故事里所描写的一样。一个古老的魔箱,盖子砰地一声飞起来了,里面藏着神秘的思想和沉沉欲睡的感情,还藏着所有大地的魅力——大地的一切花朵、颜色和声音、郁馥的微风、海洋的无涯、森林的喧哗、爱情的痛苦、儿童的咿呀声。

  安徒生不知道这种心情叫做什么。有的人认为这是灵感,有的人认为是逸兴遄飞,还有些人认为这是即兴创作的才能。

  “我醒过来,忽然在深夜里听见了你们的声音,”安徒生沉默了一会,然后静静地说。“可爱的姑娘们,这就足够使我认清你们,甚至象对过路相逢的姐妹一样,爱上你们了。我能清楚地看见你们。就拿您,这位生着柔软的金发的姑娘来说。您是一个爱笑的女郎,您非常喜欢一切生灵,甚至当您在菜园里干活的时候,连画眉都会落在您的眉上。”

  “哎哟,妮蔻林娜!他那是说你哪!。一个姑娘低声地说。

  “妮蔻林娜,您有一颗热情的、温柔的心,”安徒生还是那样静静地继续说。“假如您的爱人遇到了灾难,您会毫不踌躇地越过积雪的山岭,走过干燥的沙漠,到万里之外去看他,去救护他。我说得对吗?”

  “我会去的……”妮蔻林娜有点不大好意思地呐呐说。“既然您这么想。”

  “姑娘们,你们叫什么名字?”安徒生问。

  “妮蔻林娜,玛丽亚和安娜,”一个姑娘高兴地替大家回答了。

  “至于玛丽亚,我不想谈您的美丽。我意大利话说得很差。但是我还在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向诗神发过誓,我要到处颂扬美,不管我在哪里看见它。”

  “耶稣啊!”神父低声说。“这个人让毒蜘蛛咬了一口。有点神经病了。”

  “有些女人,赋有真正惊人的美。这些女人差不多总是性情孤僻的人。她们孤独地忍受着会焚毁她们自身的热情。这种热情好象从里面焚烧着她们的面颊。玛丽亚,您就是这样的人。这种女人的命运往往是与众不同的。或者是极其悲惨,或者是无限幸福。”

  “那末您碰见过这样的女人吗?”那位太太问。

  “就在眼前,”安徒生回答说,“我的话不仅仅是对玛丽亚说的,同时也是对您说的,夫人。”

  “我想您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消磨这漫漫的长夜吧,”那位太太用颤抖的声音说。“要是这样,对这个美丽的姑娘未免太残酷了。对我也是—样,”她低声添上一句。

  “我从来还没有象现在这样严肃,夫人。”

  “那末到底怎样呢?”玛丽亚问。“我会不会幸福呢?”

  “您想向生活要的东西太多,虽然您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姑娘。所以您很难幸福。不过在您一生里,您会碰见一个配得上您那期求极高的心灵的人。您的意中人当然是一个杰出的人物。说不定是一个画家,诗人,一个为意大利争取自由的战士……也说不定是一个普通的牧人或者一名水手,但是都具有伟大的灵魂。这总归是一样的。”

  “先生,”玛丽亚腼腆地说,“我看不见您,所以我才不怕羞,想问问您。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已经占有了我的心,那我得怎么办呢?我总共只见过他几次,连他现在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找他去!”安徒生提高声音说。“一定要找到他,他一定会爱您的。”

  “玛丽亚!”安娜高兴地说。“不是维罗纳那个年轻画家吗……”

  “住嘴!”玛丽亚气恼地叫道。

  “维罗纳不是一座很难找到一个人的大城市。”那位太太说,“记住我的名字。我叫叶琳娜·瑰乔莉。我就住在维罗纳。每一个维罗纳人都可以指给您我住的地方。玛丽亚,您到维罗纳来吧。可以住在我家里,直到我们这位可亲的旅伴所预言的那个幸遇实现。”

  玛丽亚在黑暗中模到了叶琳娜·瑰乔莉的手,把它紧贴在自己发烫的脸颊上。

  大家都沉默着。安徒生注意到那颗绿星消失了。它已经堕到大地那边去了。就是说,已经是后半夜了。

  “喂,那末我的未来您怎么一句也没说呢?”姑娘中最爱说话的安娜问道。

  “您会有许多小宝宝,”安徒生很有把握地回答说。“他们要一个跟一个排队来喝牛奶。您每天早晨必须花很多时间给他们洗脸、梳头。您的未来的丈夫也会给您帮忙的。”

  “是不是彼得?”安娜问。“彼得那个笨家伙,我才不稀罕他呢!”

  “您一定还要花很多时间,每天把这些眼睛里露出好奇的小男孩和小女孩亲几遍。”

  “在敌皇陛下的治内听见这些异端邪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神父气冲冲地说。但是谁也没理会他说的话。

  姑娘们又唧唧哝哝小声地谈着什么。谈话时时被笑声打断。最后玛丽亚说:

  “先生,现在我们想知道您是谁。我们在黑夜里可看不见人。”

  “我是一个流浪诗人,”安徒生回答说。“我是一个年轻人。生着浓密的、波状的头发,脸色黝黑。我的蓝眼睛几乎无时不在笑,因为我无忧无虑,尚未堕入情网。我唯一的工作,就是给人们制造一些微末的礼物,作一些轻浮的只要能使我那些亲近的人欢乐的事情。”

  “比方说哪些事情呢?”叶琳娜·瑰乔莉问。

  “跟您说什么好呢?去年夏天我在日德兰半岛,住在一个熟悉的林务员的家里。有一次我在林中散步,走到一块林间草地上,那里有很多菌子。当天我又到这块草地上去了一趟,在每支菌子下面放了一件礼物,有的是银纸包的糖果,有的是枣子,有的是蜡制的小花束,有的是顶针和缎带。第二天早晨,我带着林务员的小女孩子到这个树林里去。那时她七岁。她在每一支菌子下找到了这些意外的小玩意儿。只有枣子不见了。大概是给乌鸦愉去了。您要是能看见就好了,她的眼睛里闪着该是多大的喜悦啊!我跟她说,这些东西都是地下的精灵藏在这里的。”

  “您欺骗了天真的孩子!”神父愤懑地说。“这是一个大罪!”

  “不,这并不是欺骗。她会终生不忘这件事。我敢说,她的心,不会象没体验过这个奇妙的事情的人那样容易变得冷酷无情。而且,大法师,我还得向您声明一下,我不习惯听那些我不要听的教训。”

  驿车停下了。姑娘们好象着了魔似地一动不动坐着。叶琳娜·瑰乔莉低下头,一声不响。

  “喂,漂亮的妞儿们!”车夫喊道。“醒醒吧,到了!”

  姑娘们又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站了起来。

  在黑暗中,有两只有力的,纤细的手出其不意地抱住了安徒生的脖子,两片火热的嘴唇触到了安徒生的嘴唇。

  “谢谢您!”火热的双唇悄声地说,安徒生听出来这是玛丽亚的声音。

  妮蔻林娜向他道了谢,并且悄悄地,温柔地吻了他,头发轻轻地拂得他的脸痒痒的,安娜则用力地、出声地吻了他。姑娘们跳下车去。驿车在铺平的路上向前驶去。安徒生望了望窗外。除了那微微发绿的天空中的黑黝黝的树梢外,什么也看不见。开始破晓了。

  维罗纳富丽堂皇的建筑使安徒生吃惊了。这些建筑物的庄严的外表,在互相争妍媲美。结构和谐的建筑应该促使人的精神平静。但是安徒生的灵魂却没有平静。

  黄昏时候,安徒生在瑰乔莉的古老的家宅前拉着门铃。这幢房子坐落在一条通向要塞的很窄的小街上。

  给他开门的是叶琳娜·瑰乔莉自己。一件绿天鹅绒的衣裳紧紧地裹着她窈窕的腰身。天鹅绒的反光落在她的眸子上,安徒生觉得邪双眼睛象瓦尔克(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女神)的一样,碧绿的,美得简直无法形容。

  她把两只手都伸给了安徒生,用冷冰冰的手指紧紧地握住了他宽大的手掌,倒退着把他引到小客厅去。

  “我是这样想念您,”她坦率地说,自疚地笑了一笑。“没有您我觉得空虚。”

  安徒生的面色发白了。整天他都怀着模糊的不安想着她。他知道他会疯狂地爱上一个女人说的每一句话,落下来的每一根睫毛,她衣服上的每一粒微尘。他明白这一点。他想,假如他让这样的爱情燃烧起来,他的心是容纳不下的。这爱情会给他带来多少痛苦和喜悦,眼泪和欢笑,以至他会无力忍受它的一切变幻和意外。

  而谁知道,或许由于这种爱情,他无数华丽的童话会黯然失色,一去不返了。到那个时候,他的生命又有什么价值呢?

  总归一样,他的爱情归根到底还是埋藏在心底。这样的情况他已经有多少次了。象叶琳娜·瑰乔莉这样的女人都是任性无常的。总有这么一个可悲的日子,她会发现他多么丑陋。他自己都讨厌自己。他常常感到他背后有一种嘲笑的眼光。这时候,他的步态就呆钝了,他跌跌绊绊,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

  “只有在想象中,”他对自己肯定说,“爱情才能永世不灭,才能永远环绕着灿烂夺目的诗的光轮。看来,我幻想中的爱情比现实中所体验的要美得多。”

  所以他到叶琳娜·瑰乔莉这儿来怀着这样的坚定决心:看过她就走,日后永不再见。

  他不能把一切直截了当地向她说明。因为他们中间还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昨晚才在驿车上相遇,而且彼此什么也没有谈过。

  安徒生站在客厅门口环顾了一下。屋角上大烛台照耀着的狄安娜的大理石头像,惨然发白,好象看到自己的美貌而惊惶得面无人色似的。

  “这是谁雕成这个狄安娜使您的美貌永驻?”安徒生问。

  “喀诺华,”叶琳娜·瑰乔莉回答说,垂下了眼睛。她好象猜着了他灵魂中所发生的一切。

  “我是来告别的,”安徒生声音低沉地说,“我马上就要离开维罗纳了。”

  “我认出您是谁来了,”叶琳娜·瑰乔莉望着他的眼睛说。“您是汉斯·安徒生,著名的童话作者和诗人。不过看来,您在自己的生活中,却惧怕童话。连一段过眼烟云的爱情您都没有力量和勇气来承受。”

  “这是我的沉重的十字架,”安徒生承认说。

  “那么怎么好呢,我的可爱的流浪诗人,”她痛苦地说道,把一只手放到安徒生的肩上,“走吧!解脱自己吧!让您的眼睛永远微笑着。不要想我。不过日后如果您由于年老、贫困和疾病而感到苦痛的时候,您只要说一句话,我便会象妮蔻琳娜一样,徒步越过积雪的山岭,走过干燥的沙漠到万里之外去安慰您。”

  她倒在沙发上,双手捂住脸。大烛台上的蜡烛飞迸着火花。

  安徒生看见在叶琳娜·瑰乔莉的纤指间,渗出一颗晶莹的泪珠,落在天鹅绒的衣裳上,缓缓地滚下去了。

  他扑到她身旁,跪了下来,把脸紧贴在她邪双温暖、有力而娇嫩的脚上,她没睁开眼睛,伸出双手,紧紧地抱住他的头,俯下身去,吻了他的嘴唇。

  第二颗热泪落到了他睑上。他闻到泪水的咸味。

  “去吧!”她悄声地说。“愿诗神饶恕您的一切。”

  他站起身,拿起帽子,匆匆地走了出去。

  全维罗纳响起了晚祷的钟声。

  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是终生互相怀念着。

  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安徒生在临终前不久,曾经对一位年轻作家说:

  “我为我的童话,付出了一笔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无法估计的代价。为了童话,我放弃了自己的幸福,并且白白放过了这种时机,那时无论想象是怎样有力和灿烂,也该让位给现实。

  “我的朋友,要善于为人们的幸福和自己的幸福去想象,而不是为了悲哀。”


2011-1-31 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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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18  

第十八章

早已想就的一本书

  很久了,在十多午前,我就打算写一本很难写的,不过当时认为(现在仍然这样想)是很有趣的书。

  这本书应该由许多卓越的人物的轶事组成。

  而这些轶事又必须是短小生动的。

  我甚至已经开始为这本书编排了卓越人物的名单。

  我决定在这本书里写进去我认识的几个最普通的人的轶事,他们虽然默默无闻,早已被世人遗忘,但其实并不逊于那些声名显赫、众人爱戴的人物。他们只不过是未逢其时,而且身后没能给后代留下一点微细的痕迹。他们多半是只为一种热情所俘的献身于事业的人和忘我的工作者。

  其中有一个是内河航船船长奥列宁—伏尔加里,他的生活经历美妙而神奇。他生长在一个爱好音乐的家庭里,曾在意大利学过声乐。但他想徒步漫游欧洲,便放弃了学习,真的作一个街头歌手走遍了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在每一个国家里,他都和着六弦琴,用那一国家的语言卖唱。

  我是一九二四年在莫斯科一家报纸的编辑部里认识奥列宁—伏尔加里的。有一次下班后,我们要求奥列宁—伏尔加里从他街头节目中挑几支歌唱给我们听听。不知是打哪儿找来了一把六弦琴,于是,这个穿着内河船长制服、身材不高的干瘪老头子,忽然变成了一个大音乐家,变成了一个惊人的演员和歌手。他的声音显得非常清脆柔和。

  我们屏息静听着自由奔放的意大利咏叹曲,断断续续、音调铿锵的巴斯克人之歌,在号角声和火药味中欢呼的马赛曲。

  从欧洲流浪回来之后,奥列宁—伏尔加里作了海洋轮船的水手,考取了远航领航员,纵横航越地中海多次,后来又回到俄国来,在伏尔加河上当船长。我和他结识的时候,他正在领导从莫斯科到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之间的客船。

  他是第一个冒着风险、负责把一艘伏尔加河的大客船领进一个狭长的颓朽的莫斯科河区水闸的人。所有的船长和工程师都断言这是不可能的。

  他第一个建议把著名的马尔楚吉地方莫斯科河的河身理直,在这个地方莫斯科河曲折得很厉害,连看了地图上它那无尽的曲折,都会感到头昏目眩。

  奥列宁—伏尔加里写了许多论俄罗斯河流的杰出文章。现在这些文章已经轶失,被人遗忘了。他熟知几十条河流的所有深渊、浅滩和沉木。关于改善这些河上的航行条件,他有他自己的简单而惊人的计划。

  空闲的时候,他便翻译但丁的神曲。

  他是一个严格、善良、闲不住的人,他认为一切职业都是同样光荣的,因为每一种职业都是为人民事业服务的,能使每一个人显露自己“在这美好的大地上是一个出色的人”。

  我还有一个朴实可爱的朋友——俄罗斯中部一个小城市的地志博物馆的馆长。

  博物馆设在一幢古老的房子里。除妻子而外,他没有助手。他们俩不仅把博物馆弄得井井有条,而且自己修葺房屋,准备柴木,作各种粗重的活儿。

  有一次我碰见他们正在干一桩奇怪的工作:他们在博物馆旁边一条小巷里——一条幽静的、长满了小草的巷子里——来回地捡着四周散乱的石子和碎砖头。

  原来是小孩子拿石子打碎了博物馆的窗子,为了使小孩子以后没有随手好扔的子弹,馆长决定把所有的石子都从小巷子里捡到院子里来。

  博物馆的每一件东西——从古老的花边或稀有的十四世纪的扁砖到泥炭的标本和刚刚放到周围沼泽里繁殖的阿根廷水鼠的标本,都被研究过,并有详尽的说明。

  但是这个谦逊的、总是低声说话、而且由于惶惑老是咳嗽的人,当他给人看画家彼列帕辽奇科夫①的一幅画时,就眉飞色舞,容光焕发。这幅画是他在一个关闭了的修道院里发现的。

  【①彼列帕辽奇科夫(1863—1918):俄罗斯风景画家。】

  这的确是一幅极美的风景画,画的是从很深的窗洞里看出去的景色:北方的白茫茫的傍晚、几株沉睡的幼小的白桦、象银箔一样的朦胧发亮的湖水。

  这个人的工作很不容易。但很少有人重视他。然而他却默默地工作着,对别人无所要求。但即使他的博物馆没带来多大益处,难道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对当地的人,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不是一个忠于事业、谦逊和热爱乡土的榜样吗?

  不久以前,我找出了为这本书拟的一张杰出人物的名单。这个名单是洋洋大观的。我不能完全把它都写出来。所以只好从这些名单中随手抽出几个作家来谈谈。

  和每个作家的名字一起,我简短而杂乱地记下了我对他们的一些感觉。

  这里为了明了起见,特地用了下面几段笔记。

  (一)契诃夫

  他的笔记在文学中,作为一种特殊体裁独立存在着。他在写作时很少使用它们。

  伊尔夫①和阿尔方斯·都德的笔记,托尔斯泰和龚古尔兄弟②,法国作家芮纳尔的日记,以及作家和诗人们的许多其他笔记,都作为一种饶有趣味的体裁存在着。

  【①伊尔夫(1897—1937):苏联作家,是《十二把椅子》和《金牛》的作者之一。】

  【②龚古尔兄弟:耶爱特蒙·龚古尔(1822—1896)和儒勒·龚古尔(1830--1870),法国资产阶级自然主义派作家。】

  这些笔记有充分的权利作为文学中的一种独立的体裁而存在。但我却和许多作家所持的意见相反,认为这些笔记对作家的主要劳动差不多是没有用的。

  有一段时期,我也记笔记。但是每当我从笔记本里拿出一段很有趣的笔记放到小说里去的时候,就是这一段显得没有生气,好象一堆赘物似的突出在那里。

  我只能把这解释为记忆会出色地选择材料。在记忆中留下来而且不会忘记的东西,就是最宝贵的东西。至于怕忘记而一定要记下来的东西,便没有多大价值,而且作家很少能用得上。

  记忆,好象一个神话里的筛子,筛去了垃圾,却保留了金沙。

  契诃夫有第二个职业。他是个医生。显然,能有第二个职业,而且作一个时期,对每个作家都有好处。

  契诃夫是一个医生,这不仅使他获得了对人的知识,而且对他的风格亦不无影响。假如契诃夫不是一个医生,那他可能写不出象解剖刀一样锐利的、分析深刻的、精确的作品来。

  他的几个短篇小说(如象第六病室、没意思的故事、跳来跳去的人以及其他许多作品),写得跟典型的心理诊断一样。

  他的作品不能容忍一点点灰尘和斑点。“必须抛掉无用的东西,”契诃夫写道,“把“按照”和“借助于”这种字眼从句子中清除出去,应该注意作品的音乐性,不能在一个句子中让“开始”和“停止”这两个词并用。”

  他无情地把“食欲”、“卖弄风情”、“理想”、“圆盘”、“银幕”这些字眼从文章中驱逐出去。这些字眼使他讨厌。

  契诃夫的一生是可资借镜的。他说他在许多年中,不断地取掉自己身上的奴性。只要把契诃夫的照片按照年龄——从青年到晚年——摊开,你便可以清楚看到外表上的那一点庸俗习气逐年消失,而他的面孔越来越严肃、深沉和优雅,他的衣服越来越大方和随便。

  在我们的国家里,有这么一个角落,它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占有一席之地。这个角落便是奥特卡的契诃夫纪念馆。

  对我这一辈的人来说,这个纪念馆好象一扇里面有灯光的窗户。从黑暗的花园可以看见里面自己几乎忘怀的童年。可以听见玛丽亚·巴甫洛夫娜——差不多全国都知道而且象亲人一般热爱着的那个可爱的契诃夫的玛莎——的温柔的声音。

  我最后一次到这个纪念馆去是在一九四九年。

  我和玛丽亚·巴甫洛夫娜闲坐在楼下的露台上。郁馥的白色花丛遮住了海和雅尔达。

  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说这一丛郁葱的灌木是安东·巴甫洛维奇亲手栽的,这花仿佛有个古怪的名字,但是她想不起来了。

  她这些话说得那样平淡自然,就好象契诃夫还活着,刚不久还在这里,只不过暂时到哪儿——到莫斯科或者尼斯①——去了似的。

  【①尼斯:法国南部的城市。】

  我在契诃夫的花园里摘下一朵茶花,送给了一个和我们一起在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这里作客的小姑娘。但这位粗心大意的“茶花女”把这朵花从桥上掉到武昌—苏山溪里,于是它漂到黑海去了。跟她不能生气,特别是在好象随便哪里都会碰到契诃夫这样的一个日子里。他若是听见,因为掉了一朵从他园里摘来的小花这么一点小事情而去责备一个灰眼睛的惶惑的小姑娘,他会不高兴的。

  (二)亚历山大·布洛克

  布洛克有一首早期的不大著名的诗:温暖的夜笼罩着岛屿。

  其中有一行诗,悠扬而缠绵,使人回忆起那模糊的青春时代的全部美来:

  “我那遥远的梦幻的春天……”

  这是一句不同凡响的话。这是光,整个布洛克便是由这种光造成的。

  每当我到列宁格勒的时候,我都想(不是坐电车或汽车,而是徒步)到普利亚日卡河上去看看布洛克的故居。

  有一次,我在荒凉的街区和淤塞的运河中间迷了路,始终没找到布洛克纪念馆。但我偶然在一条杂草丛生的小巷里看到一幢褪了色的砖房子上有一块纪念牌。原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住过。

  不久前,我终于找到了普利亚日卡河岸街上的布洛克纪念馆。

  深秋用落叶填满了污浊的河流,普利亚日卡河彼岸便是市郊的工人码头区。看得见工厂、造船厂、船桅、烟、苍白的黄昏前的天空。但普利亚日卡河上却是荒凉而寂静,好象在窎远的边陲地方。

  对象布洛克这样的诗人说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奇怪的隐身的地方。布洛克所以找这么一个寂静而且近海的地方,也许是因为这样的地方可以使心猿意马的人类心灵趋于平静。

  (三)吉·德·莫泊桑

  他的生活对我们是一个谜。

  ——芮纳尔论莫泊桑

  莫泊桑在里维拉有一艘游艇叫作“漂亮的朋友”。他的一篇最悲惨、最惊人的作品在水上就是在这艘游艇上写戍的。

  在“漂亮的朋友”上,莫泊桑用了两个水手。年岁大一点的一个叫伯尔纳。

  水手们一丝一毫也没让莫泊桑看出,他们在为他耽忧,虽然他们看到近来他们的“主人”有些不对,不用说脑子里的思想,就光是那份受不住的头疼也能便他发疯。

  莫泊桑与世长辞的时候,这两个水手给巴黎一家报馆的编辑部写了一封简短的笨拙的信,这封信充满了人类沉重的哀痛。也许只有这两个普通的人,与一般对莫泊桑的那仲错误的看法不同,知道他们的主人有一颗痛苦的羞怯的心。

  他们能够用什么纪念莫泊桑呢?只能尽一切力量随他这艘心爱的游艇不落到一个陌生而冷淡的人手里。

  他们竭尽了全力。他们尽一切可能拖延出售。但他们全是穷人,只有上帝知道,这对他们该是多么不易。

  他们恳求莫泊桑的朋友,法国的作家们,但都归于徒劳。这般游艇终于转给豪富而无所事事的巴台莱米伯爵了。

  伯尔纳临死的时候,对周围的人说:

  “我想,我是一个不坏的水手。”

  这一句话,把他认为自己崇高地活了一生的想法再朴素没有地表达了出来。可惜,很少有人有充分权利这样对自己下结论。

  这些话是莫泊桑借他的水手的口留给我们的遗嘱。

  他走了一段迅速得惊人的写作道路。“我象一颗流星一样,堕入了文学生涯,”他说,“我将如闪电一般飞出去。”

  他是人类缺陷的无情的观察者,把生活叫作“作家的临床诊所”的解剖家,在临终前不久,他所追求的是纯洁,是对痛苦的爱情和欢乐的爱情的赞美。

  甚至在弥留之际,当他觉得他的脑子整个被一种毒盐伤害着的时候,他还绝望地想到在他这匆促而疲惫不堪的一生中他屏弃了多少真诚的热情。

  他呼唤人们往哪儿去?他把人们带往何处?他约许过他们什么?他用自己那双有力的桡夫和作家的手帮助过他们吗?

  他明白,他没作到这一点;他明白,假如在他的作品中加上同情心,那么他会作为善的化身而留在人类的记忆之中。

  他象一个弃儿,皱着眉羞怯地觊觎着温柔。他相信爱情不仅是热望,而且是牺牲,是掩藏着的喜悦,也是这世界上的诗。但是已经晚了,剩给他的只有良心的谴责和遗恼终生了。

  他很惋惜,而且深深恼恨自己那样漫不经心地抛弃和嘲弄了幸福。他想起了俄国的女画家芭希基尔采娃,当时,她差不多还是一个小姑娘。她爱上了他,他却用打趣的、甚至有几分搔首弄姿的书信,回答了这种爱情。他那男人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了,其余他什么也不需要了。

  可是芭希基尔采娃又算得什么呢!他更加怜惜的是巴黎一家工厂的一个年轻女工。

  保罗·布耳热叙述过这段故事。莫泊桑会感到愤慨。是谁授权给这位沙龙心理学家放肆地闯入真正的人类悲剧中去的呢?当然是他莫泊桑应负其疚。但是,当他已无能为力,而且盐在他脑子里一层一层沉淀下去的时候,又有什么办法呢,又能怎么样呢!他有时甚至听见盐的尖利的小晶体在刺人脑子时发出细碎的声音。

  一个女工!一个天真美丽的姑娘!她读过许多他的小说,生平只见过莫泊桑一面,便以整个心灵——和她晶亮的眸子一样纯洁的心灵——爱上了他。

  天真的姑娘!她打听到莫泊桑还没有结婚,是个单身汉,于是一种把自己生命献给他,关怀他,作他的朋友、妻子、奴隶和婢女的疯狂想法,是那样的强烈,使她无力抵抗。

  她当时很穷,衣衫也很褴褛。整整一年之中,她忍饥挨饿,把钱一个生丁一个生丁地积累起来,好给自己办一身优雅的装束,然后去看莫泊桑。

  衣衫鞋袜终于办好了。一大清早,她便醒来,巴黎还在酣睡,残梦象雾一般笼罩着巴黎,初升的太阳不很明亮地透过这雾照射下来。这是唯一在街心菩提树林荫道上可以听见鸟语的时辰。

  她用冷水洗了一个淋浴,慢慢地、小心地、好象挂上什么轻巧的芳香的珠宝似地,把极薄的袜子和一双发亮的小鞋穿上,最后才穿上了漂亮的衣裳。她照了照镜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影子。在面前立着一个身材苗条的美丽的少女,脸上显出快乐和激动的神情,还有一双由于爱情而发乌的眸子和两片柔软的红唇。是的,她就要这样站在莫泊桑面前,向他告白一切的。

  莫泊桑当时住在郊外别墅里。她在栅门上拉了铃。给她开门的是莫泊桑的朋友,一个浪子,一个无耻的好色之徒。他眼睛紧紧地盯住她,冷笑着,跟她说,莫泊桑先生不在家,他和他的情妇到爱特烈塔去了,几天就回来。

  她尖叫一声,急忙转过身子,用一只戴着綳得紧紧的羔皮手套的小手扶着栅墙的铁柱走去。

  莫泊桑的朋友赶上了她,把她扶上了一辆马车,送到巴黎去。她哭着,无头无尾地说她要报仇,就在那天晚上,她故意跟自己作对,故意叫莫泊桑生气,她委身给这个荡子了。

  一年之后,她成了巴黎的一个年轻的名妓了。而莫泊桑,在那个时候从他那个朋友口里知道了这件事之后,既没有赶他出去,也没有给他一个耳光,更没有要和他决斗,而只是冷笑了一下,因为他觉得这个姑娘的故事满好玩。不错,这或许还是一篇不坏的小说题材哩。

  多可怕啊,现在不能使时间倒流,回到几年前,就是回到这个姑娘象温馨的春天一般站在他住宅的栅门外,在伸给他的一双小手里,轻信地捧着她的心的时候!

  他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现在他用他所能想得出来的最温柔的名字轻声地唤着她。

  他疼得直扭身子。他,这个高不可攀的、伟大的莫泊桑,愿去吻她的足迹,恳求她的饶恕。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这整个故事只能供布耳热再写一篇不可解的人类感情方面的可笑的轶事。

  不可解吗?不,现在他已经非常清楚了!这些感情是绝美的!是我们这个残阙世界的至圣之物!若不是这盐,现在他便会竭尽他的才华和艺术技巧来歌颂它。盐在伤害着他,虽然他大口大口地吐,整口整口地吐,气味刺鼻。

  (四)马克西姆·高尔基

  关于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的文章是如此之多,假如他不是一个象取之不尽的源泉一样的人,那便很容易使人踌躇不前,而不能在已经写出的东西外再添加一行了。

  高尔基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我甚至敢于说,有一种“高尔基的感情”,一种他经常在我们生活中存在着的感觉。

  就我看来,在高尔基身上体现着整个俄罗斯。如没有伏尔加河我不能想象俄罗斯一样,我也不能想象在俄罗斯没有高尔基。

  他是有无穷无尽的才干的俄罗斯人民的全权代表。他热爱俄罗斯,而且深刻地了解俄罗斯,用地质学家的话来说,他知道各个“断面”——不论在空间方面和时间方面。他没忽略过这个国度里的任何一件事物,而且没有一件事物他不按照自己的方式即高尔基方式来分析和观察的。

  他是一个具有各种才干的人,一个决定时代的人。象高尔基这样的人,可以从他开始一个新纪元。

  初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他那异常风雅的外表首先使我威到惊奇,尽管他有点驼背,声音有点喑哑。他正在精神上成熟和鼎盛的阶段,这个时候,内心的完善,在他的外表、谈话的姿态和风度、衣著——在整个人的风采上,都显露了出来,给人一种不可磨灭的形象。

  这种和自信力结合着的雅致,在他那宽阔的手上,在恳挚的目光中,在步态中,以及在他那随便的、甚至有几分象艺术家那样不修边幅的衣著中,都可以看得出来。

  高尔基的形象常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就象一个作家给我说的那个样子。他在克里米亚,在捷谢里的高尔基寓所里作过客。

  这位作家有一天起得很早,他走到窗边。在海上刮着疾行的风暴。从南方吹来有力而从容的风,花园里一片喧嚣,风信旗刷刷地响着。

  离开作家住的房子不远,有一棵高大的白杨。要是果戈理便会说是一棵冲天的白杨。这位作家看到高尔基站在这棵白杨旁边,仰着头,拄着手杖,在聚精会神地看着这棵大树。

  风把白杨的沉重而茂密的叶子吹得乱晃,发出瑟瑟的响声。在风中,树叶翻向一方,露出银色的背面。整棵树象一架大风琴似的呜呜响着。

  高尔基摘下了帽子,久久地不动地站在那儿,看着白杨。然后,他说了些什么,向花园深处走去了,但几次停下来,回顾这棵白杨。

  吃晚饭的时候,这位作家鼓足了勇气,问高尔基在白杨树旁边说什么来着。高尔基并未诧异,回答说:

  “既然你在暗中监视我,好啦,我只好承认罗。我说——多大的力量啊!”

  有一次,我到高尔基郊外别墅去看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是一个夏天,到处飘荡着鬈发般的浮云,淡淡的阴影,使得莫斯科河对岸的百花缭乱的绿丘斑斓眩目。和风在河上吹过。

  高尔基跟我谈到我最近的一个中篇小说科尔希达,把我当成了亚热带自然的专家。这使我狼狈不堪。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争论狗会不会生疟疾,高尔基最后让步了,甚至还慈祥地含笑着说起,他有一次在波蒂附近看见过一群闹疟疾的羽毛蓬乱且咯咯哼着的母鸡。

  他说得那样清楚、那样有风趣,现在我们当中,已经没有人会说得这样动人了。

  当时我刚刚读完我们的海员,格尔涅特船长写的一本非常罕见的书。书的名字叫《冰苔》。

  格尔涅特一度是苏联驻日本海军代表,这本书便是在那里写的,他自己排的版,因为没找到懂俄语的日本排字工人,一共只印了五百本,用的是日本薄纸。

  在这本书里,格尔涅特船长陈述了使中新世的亚热带气候重新回到欧洲的别出心裁的理论。在中新世的时代,在芬兰湾沿岸,甚至在斯匹次培根群岛都布满木兰和柏树的大密林。

  我在这里不能详尽叙述格尔涅特的理论——这需要很多篇幅。但格尔涅特凿凿有据地证明了假如能使格陵兰的冰介壳融化了,那么中新世便会回到欧洲来,自然界便会出现——个黄金时代。

  这个理论的唯一弱点,便是根本不能使格陵兰的冰都融化。但现在,在发现原子能之后,或者可以作到。

  我把格尔涅特的理论讲给高尔基听。他用手指在桌上敲着鼓点子,我觉得,他听我讲这些,只是为了礼貌的缘故。但哪里知道,他已经被这个理论迷住了,为这个理论的确凿性、甚至某种庄严性迷住了。

  他久久地讨论着这个理论,越来越兴奋,并且要我把这本书寄给他看,好在俄国再版一次,多出几册。而且久久地谈着到处都有出人意料的、聪明的和美好的事物在等待着我们。

  不过,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没来得及出版格尔涅特的书——他不久便故世了。

  (五)维克多·雨果

  在维克多·雨果的流放地英吉利海峡的泽西岛上,人们为他建立了一个纪念像。

  纪念象就建在临海的悬崖上。纪念像的台座不高,总共不过二三十公分。长满了杂草,所以看上去好象雨果就立在地上。

  塑像表现出雨果正逆着烈风前进。他弯着腰,斗篷飘了起来。雨果按着帽子,免得吹掉。他全身在和海洋的风暴作斗争。

  纪念像立在那个海上劳工中水手日利亚毁灭的荒无人迹的岩壁上。

  周围目之所及,汹涌的海洋在咆哮着,巨大的浪涛冲击着峭壁,卷起一丛丛的海草,冲进水底的洞窟里,发出沉重的隆隆的声音。

  浓雾弥漫的时候,可以听见远方灯塔的警笛愁惨地悲鸣着,灯塔的幽光夜夜横在天际的海面上。灯光常常透射到水里去。只有根据这种现象,才能明白海洋把多么大的波浪推向泽西海岸,遮住了幽光。

  每到维克多·雨果逝世周年的时候,泽西的居民便选出岛上最美丽的姑娘,把几枝寄生树放到雨果像的脚下。

  寄生树长满椭圆形、橄榄色的叶子。当地传说,寄生树能给活着的人带来幸福,使死者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

  这种说法应验了,雨果虽死,他的叛逆精神却仍然在法兰西徘徊。

  他是一个狂热、激烈、热情奔放的人。他夸大了他在生活中所看到的一切和他所写的一切。他的视觉便是这样构造的。生活是由表现得激昂而庄重的愤怒和欢乐的热情构成的。

  他是由精神乐器组成的语言乐队伟大的指挥。喇叭的狂欢的金属声,定音鼓的冬冬声,刺耳的凄惨的横笛声,双簧管的瘩哑的呜咽声。这就是他的音乐世界。

  他作品中的音乐也能和惊涛拍岸的声音一样强而有力。这旋律能使大地颤抖,也能使脆弱的人类心灵颤抖。

  可是他并不同情那脆弱的人类心魂。他疯狂地倾泻出他的愤怒、狂喜和激昂的爱情,感染全人类。

  他不只是自由的骑士。他是自由的喉舌,自由的报信者,歌颂自由的浪漫抒情诗人。他好象站在大地上每一个十字路口高喊:“公民们,拿起武器!!”

  他如一阵飓风、一阵旋风,闯进了古典的萧索的世纪,带来了骤雨的激流、落叶、乌云、花办、火药烟和帽子上掉下来的徽章。

  这阵风叫作浪漫主义。

  他给欧洲的停滞的空气通了风,吹进了不可遏止的理想的气息。

  还是在童年时代,当我一气把悲惨世界读了五遍的时候,我就为这位狂热的作家所惊呆了,他占据了我整个心灵。我刚刚把这个小说看完,立刻又从头读了起来。

  我找到了一张巴黎地图,把这部小说中的情节所发生的地点都作了记号。我好象亲身参加过这一切,而且直到现在,在灵魂深处仍然认为约翰·瓦尔让、珂赛特和加夫罗希是我童年时代的朋友。

  从那个时候起,巴黎已不仅是维克多·雨果的人物的故乡,而且已成了我的故乡。虽然我从来没有到过巴黎,但我却爱上了它。而且这种感情一年比一年强烈。

  维克多·雨果的巴黎是与巴尔扎克、莫泊桑、仲马、福楼拜、左拉、儒勒·瓦莱斯、阿纳托尔·法朗士、罗兰、都德的巴黎,和魏龙和林博特、梅里美和司汤达、巴比塞和贝朗瑞的巴黎汇合在一起的。

  我收集过关于巴黎的诗,抄录在另外一个本子上。可惜的是我把它丢了,不过,许多诗行还可以背得出来。各式各样的诗行,有华丽的,有朴素的。

  您会看到多少世纪

  祈求祝祷的神话般的都城。

  灵魂会忘记谴责,

  疲惫的双手会颤抖起来。

  在卢森堡花园里,在喷泉旁,

  您会象缪尔热的小说中的弥米,

  在宽阔的梧桐叶子下,

  沿着漫长的小道走去……

  雨果在我们许多人心中激起了对巴黎的初恋,我们为此非常感谢他。特别是那些没有福气看到这座伟大都市的人。

  (六)米哈依尔·普利希文

  假如自然能够因为人懂得它的生活、且歌颂了它而怀着感激之念的话,那末它首先便应该感谢米哈依尔·普利希文。

  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普利希文是他在城里用的名字,而在那些他不拘形迹的地方——在巡查员的小房子里,在雾气弥漫的河湾上,在田野上的俄罗斯天空中的乌云和繁星之下——人们只叫他“米哈雷奇”。看来,当他消失在都市的喧嚣中时,人们是很忧伤的,在那里,只有寄人檐下的燕子使他想起“鹤唳之乡”。

  普利希文的一生是那屏弃沾染来的、环境硬加到他身上的一切,只“按照心意”生活的人的榜样。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包含着最伟大的理智,“按着心意”生活的人,也就是按照内心世界生活的人,总是创造者,丰富世界的人,艺术家。

  假如普利希文始终是一个农艺家(这是他的第一个职业),不知道他这一生会作出些什么。总之,他未必能把俄罗斯的自然这个微妙而明朗的诗的世界揭示给千百万人看。单说时间也来不及。大自然要求凝神注视和不断的内心工作,宛如在作家的灵魂中,创造这个大自然的“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用思想丰富我们,用艺术家所能看到的大自然的美使我们高尚起来。

  假如你仔仔细细地把普利希文所写的一切通读一遍,那么,你便会相信,他所见所闻的东西,连百分之一都没来得及讲给我们听。

  对象普利希文这样的大师——也就是能把秋天的每一片落叶写成长诗的大师——只活一生是不够的。落叶是无数的。多少落叶带走了作家的无言的思想——一—这些思想如普利希文所说,象落叶般轻易地飘落了!

  普利希文生长在古老的俄罗斯城市——耶列茨。蒲宁也是生长在这一带地方的,他也和普利希文完全一样,能善于用人类思想和情绪的彩色来填充大自然。

  运用什么来解释呢?显然是因为奥尔洛夫地方东部,耶列茨周遭的自然环境充满了极浓厚的俄罗斯风味,而且非常质朴和贫瘠。正是在自然环境的这种特性中,甚至在它的有几分严峻中,才看出普利希文的作家的洞察力的深湛。在单纯的地方,大地的性质,越明显,眼光越敏锐,思想也越集中。

  单纯比光辉、缤纷的色彩、孟加拉的晚霞、星空的灼烁,比那些好象强大的瀑布、象整个由树叶和花朵作成的尼亚加拉瀑布①的皮上有光彩的热带植物,对内心的作用还要大。

  【①尼亚加拉瀑布在北美。】

  描述普利希文的情况是不容易的。应该把他的作品摘记在秘藏的本子里,反复诵读,在每一行里寻找新的珍宝,深入到他的作品中去,就象我们沿着隐隐约约的羊肠小道深入泉水淙淙、芳草馥郁的密林一样,——沉湎在这个理智和心灵都纯洁的人所特具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和心境中。

  普利希文认为自己是“钉在散文十字架上的”诗人。但他想错了。他的散文远比许多诗歌更强烈地洋溢着诗的精华。

  普利希文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层出不穷的新发现的无限的欢乐”。

  我好几次听见刚刚读完普利希文的作品的人说着同样的话:“这是真正的魔法!”

  从进一步的谈话中,明白了这句话指的是那难于解说的、但是非常明显的普利希文所独有的魅力。

  这种魅力的秘密是什么呢?这些作品的秘密何在呢?“魔法”、“妖术”等字眼通常是说童话的。不过普利希文不是童话作家。他是最现实的人,“温润的大地母亲”的儿子,他周围世界的见证人。

  普利希文的吸引力和他的魔法的秘密正是由于他有洞察力。

  这是那种在每一件小事中能发现有意思的东西、在周围现象的令人讨厌的掩盖下能看出深刻的内涵的洞察力。

  一切都迸射出诗的光辉,就象小草上晶莹的露珠一样。一片最渺小的白杨的叶子,都有它自己的生命。

  我拿普利希文的书翻开来读:

  “在一轮皎洁的月亮下,夜消逝了,黎明前降了初霜。什么都是白色的,不过水洼没有封冻。等太阳一出来,就暖和了,于是树上和草上都覆满了那么浓重的露,黑暗的森林里,罗汉松的树枝上缀满了那么灿烂的花彩,即使把全世界的金刚石都拿来做这个装饰恐怕也不够。”

  在这真正是用金刚石作成的一段文字中,一切是那样朴实、准确,而且充满了不朽的诗意。

  仔细看一看这一段引文的字句,便会同意高尔基的说法,他说普利希文具有“以普通词汇的灵活搭配,使一切东西增加几乎是肉体感觉的卓越才能”。

  但是,这还不够全面。普利希文的语言是人民的语言。这种语言只有在俄罗斯人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在劳动中、在人民性格的纯朴和智慧中才能形成。

  “在一轮皎洁的月亮下,夜消逝了”这几个字,极其清楚地表现出夜在沉睡的国度上空沉默而庄严的行程。“降了霜”,和“树上覆满了浓重的露”——这都是人民的、栩栩欲生的东西,决不是窃听来或者从笔记本上抄下来的,而是自己的。因为普利希文是来自人民的,而不单是从旁观察人民,作为写作题材,象——可惜——作家们常作的那样。

  植物学家们有一个术语——花坪。这个词通常表示花朵盛开的草原。花坪是象一片湖泊似的分布在河湾上的千百种缤纷的、惬人意的花丛。

  完全可以把普利希文的散文称作俄罗斯语言的花坪。普利希文的词藻开着花,发着光。它们时而象草叶一样簌簌低语,时而象泉水一样淙淙有声,时而象飞鸟一般啼啭,时而象最初的冰一样发出细碎的声音,也象星移一般,排成缓缓的行列,落在我们的记忆里。

  普利希文的散文的魔力正说明他学识渊博。在人类知识的任何一个部门里,都蕴藏着无穷的诗。诗人们早就应该明白这一点。

  假如诗人们熟习天文学,那么他们所喜爱的星空这个题材会变得多么壮丽。

  夜,当天体的情况还不清楚,难以描写的时候,是一回事,而同样是夜,但当诗人知道星球运行的规律,倒映在湖水里的不是一般的星座,而是灿烂的猎户星座时,便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最不重要的知识,有时能给我们开辟新的美的领域,这种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每个人在这方面都有自己的经验。

  现在我想谈一谈普利希文的一行文字,它给我阐明了一个我一直认为是偶然的现象。不仅仅是阐明了,而且,我认为,使这个现象充满了合理的美。

  在奥卡河的草地上,我早就注意到,有的地方,野花好象集中成为一些单独的、扶疏的花圃;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在普通的杂草中间,突然有一条茂密的同一种野花的弯弯曲曲的花垄。在“Y一2”小型飞机上看得特别清楚,这种飞机常常飞到草原上来喷荡,涫灭泥潭沼泽中的蚊子。

  我年年观赏这些高高的芳香的花垄,但却不知道这现象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我得承认,我并没有用心思索过这个现象。

  在普利希文的一年四季中,我终于找到了这个解释,而且总共不过一行,在叫作花朵的河的小小一段里:

  “在春洪奔流过的地方,现在到处是花朵的洪流。”

  我读了这一段文字,立刻明白了野花繁茂的地带,正是春汛的地方,春汛过后,留下了肥沃的淤泥。这好象用花来标志的春洪的地图。

  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流着杜布那河。人们数千年来住在河的两岸,这条河很著名,地图上也可以看到。它静静地在莫斯科附近的蛇麻草丛生的小林和青山绿野之间,流过古老的市廛和乡村———德米特罗夫、维尔毕尔基、塔尔多莫。成千上万的人到这条河上来过。其中也有作家、艺术家和诗人,都没有发现杜布邪河有什么特别的、值得描写的东西。谁也没有象走过未知的国度那样走过它的河岸。

  普利希文却不同。在他的笔下,那不起眼的杜布那河象一个地理上的发现似的,象国内最美的河流一样,在雾霭迷蒙中,在逐渐消逝的晚霞中,发射出光芒来了—一他描出了它特有的生活、它的植物、它所独有的风景、两岸居民的风习和历史。

  我们过去有过,现在也有象季米利雅捷、克柳切夫斯基、凯果罗道夫、费尔斯曼、奥勃鲁契夫、明兹比尔、阿尔谢尼耶夫那样的学者诗人和夭折的植物学家科热符尼科夫,科热符尼科夫写过极其科学的、引人人胜的描写植物生活的春天和秋天的书。

  我们以往有、现在也有善于把科学当作散文最主要的成份运用到自己的小说里的作家——密尔科尼夫-彼切尔斯基、阿克萨科夫、高尔基、皮涅金等。

  但普利希文在这些作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在民族志学、物候学、植物学、动物学、农艺学、气象学、历史、民俗学、鸟类学、地理、地志学和其他科学方面的渊博的知识,都有机地进到他的写作生活里去。这些知识,并不是象死的重荷。它们活在普利希文的身上,不断为他的经验、为他的观察、为能在最富有诗意的表现形式中看到科学现象——不论大的或小的,但总是出人意外的例子———那种令人羡艳的特性所丰富。

  正因为普利希文有天赋的洞察力,他观察人时好象微微眯缝起眼睛。他不理会那些非本质的东西。他注意每一个人内心的幻想,不管这个人是一个伐木者、鞋匠、猎人或者是一个著名的学者。

  从一个人的灵魂中把他最隐秘的幻想揭出来,这便是全部任务所在。但这却非常难于作到。没有比幻想藏的更深的了。也许因为幻想经不住最轻微的嘲笑,连笑话都忍受不了,当然,漠不关心的手的触摸,自不待言了,

  幻想只能委诸志同道合的人。普利希文便是我们无名幻想家们的同志。只要想想他那篇短篇小说鞋便尽够了,这篇小说描写了来自玛利亚树林的那些“陀螺”——鞋匠,他们想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妇女们制一种世界上最雅观、最轻巧的鞋子。

  普利希文身后留下了大批笔记和日记。这些笔记中有很多是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关于写作技巧的思考。在这方面,和他对自然的态度一样,也是有洞察力的。

  普利希文有一篇论散文的朴素性的短篇,在思想的正确方面,我觉得是典型的。这个短篇的名字叫《著作家》。小说里有一段叙述作家和一个牧童谈论文学的对话。

  下边就是这—席谈话。

  牧童对普利希文说:“‘你要是写些真事儿还算罢了,恐怕全部是瞎编出来的。’

  “‘不全是,’我回答说,‘不过有一些是。’

  “‘若是我写呀,我就那么写!’

  “‘都是真事儿?’

  “‘全都是。咱们就写夜,夜是怎样从沼泽上过去的。’

  “‘怎么过去的呢?’

  “‘就是这样呗!夜。深水塘边上树棵子一大堆一大堆。我坐在树棵子底下,鸭崽儿——叽叽叽……,

  “他不响了。我以为他在寻找字眼,或者等待形象。可是他掏出了风笛,开始在上边钻孔。

  “‘那么往下呢?’我问道。‘你不是要照实写夜嘛,’

  “我不是已经说完了吗,’他回答说。‘都是真的。树棵子一大堆一大堆!我坐在下边,鸭崽儿整夜——叽,叽,叽。,

  “‘不过太短了。’

  “‘你怎么的,短!’牧童奇怪地说。‘一夜到天亮:叽,叽,叽……’

  “我思量着这段叙述,说道:

  “‘多好哇!’

  ”不能算坏,’他回答说。”

  普列希文在他的写作工作中,是一个胜利者。不由得令人想起了他的话:“……即使只有荒野的泥沼是你胜利的见证,那连它们都会百花繁衍,变得异常美丽。——春天永远与你同在,只有春天,光荣属于胜利。”

  是的,普利希文的散文的春天,永远活在我国人民和我们苏维埃文学中。

  (七)亚历山大·格林

  在少年的时候,我们这些中学生读定期出版的万有文库读得入迷。是一些黄纸封面,八磅铅字印的小书。

  价钱便宜得很。花十个戈比便可以读到都德的达达兰或哈姆生的秘密祭,花二十个戈比便可以读到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葬尔或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

  万有文库只是偶尔例外出两册俄国作品。所以当我买到定期出版的捷卢里蓝色小瀑布这本书的时候,便感到这书名很古怪,同时又看到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是亚历山大·格林,很自然地,我以为格林是个外国人。

  书里边有几个短篇小说。记得打开了书,就站在书摊旁边乱翻着读起来:

  “没有比里斯再混乱,再奇异的港埠了。这座语言复杂的城市,活象一个最后打定主意要安家落户的流浪汉。房屋乱七八糟地分散在一些类似街道的东西之间。在里斯不可能有真正的街道,因为城市座落在用阶梯、桥梁和狭窄的小路连接起来的岩石和小丘的断面上。

  “这一切都为浓密的热带植物所遮掩,在这些花木的扇形绿荫下,闪烁着女人们的孩子般的、热情的眸子。黄色的石子,蓝色的树影,古老墙垣上如画的裂痕。在某一座小丘形的院落里,一个赤足、抽着烟斗、孤僻的人,正在修补一只大船。远方传来的歌声,以及这声音在峡谷里的回响。在帐幕和大伞下面,摊在木板上的货摊。兵器的闪光,鲜艳的衣衫,花木的芳香,这种气息,梦也似地使人无限向往爱情和幽会。港口很污秽,就象是一个午轻的打扫烟囱的人。高卷的帆,帆的梦,带翼的清晨,绿色的水,岩石,海洋的远方。夜里——星星的催睡的火光,载着欢笑的船,——这就是里斯!”

  我站在盛开的基辅栗树的浓荫下读着,读着,直到把这本罕见的、象梦一般奇异的书读完才放手。

  我忽然觉得向往那风的光华、那清澄的海水的咸味、里斯、它的灼热的小巷、女人晶亮的瞳子、杂着白色碎贝壳的粗糙的黄石子、努力飞向太空碧蓝深处的蔷薇色的云烟。

  不!恐怕这不是向往,而是一种想亲眼看到这一切、无忧无虑地沉湎在自由的海港生活里去的热烈的期望。

  我立刻想起了我曾经知道这个辉煌世界的个别特征。这位不知名的作家格林,只是把它们集中在一页上,不过我是在哪儿看见过这一切的呢?

  我想了一想,当然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那座好象从碧绿的海波里涌现到耀眼的阳光中、为苍穹一般碧蓝的荫影切成—条一条的城市。所有塞瓦斯托波尔的欢乐的混乱,都在这里,都在格林的作品里了。

  我开始往下读,碰上了一首水兵的歌:

  南十字座遥遥地在那里发出光辉。

  待第一阵风吹过,罗盘便会醒来。

  上帝呀,你保佑着船只,

  垂怜我们!

  在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格林自己给他小说编歌。

  人们陶醉于醇酒和阳光的绚烂,陶醉于无忧无虑的欢乐和生活的慷慨——这生活永不疲倦地把我们引到它的诱人的角落里的光明和清凉中去——陶醉于“崇高的感情”。

  这一切都存在于格林的作品里。它们象在我们经受了令人窒息的城市的乌烟瘴气以后把我们完全压倒的那种芳香的、不寻常的空气一般,使人陶醉。

  我就是这样认识格林的。当我知道格林是俄国人,他叫作亚历山大·斯切潘诺维奇·格林涅夫斯基的时候,并未因此感到特别奇怪。也许是因为我一直以为格林是黑海沿岸的人,是巴格里茨基、卡达耶夫和其他许多黑海沿岸的作家一辈的文学中的代表人物。

  当我看到格林的传记,并且知道了他那背叛者和焦灼的流浪者的沉重得惊人的生活时,我感到惊奇了。不知道这个孤僻的、受过各种苦难鞭笞的人,怎么能经过难堪的生涯仍然保持了强大而纯洁的想象的伟大才能,保存了对人类的信心和羞涩的微笑。无怪他说他自己“总是在低矮房舍的废物和垃圾之上看见云彩的景色”。

  关于他自己,他完全可以用法国作家儒勒·芮纳尔的话来说:“我的故乡在那漂荡着最绮丽的云彩的地方。”

  假如格林身后只给我们留下绋红的帆这首散文诗,那也足够使他置身于那些以要求完美的呼唤来激荡人类心灵的卓越的作家之列了。

  格林的作品几乎全是为幻想辩护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感谢格林。大家知道,我们所努力争取的未来是由不可战胜的人类特质——善于幻想、善于爱——产生的。

  (八)爱德华·巴格里茨基

  可以预先警告给爱德华·巴格里茨基写传记的人,他们会饱尝辛酸,或如常言所说,“晓得晓得邪恶多少钱一斤”,因为巴格里茨基的传记不容易写得正确,

  巴格里茨基关于他自己说了那末多绝妙的谎话,结果这些谎话与他的真实的生活是那样牢固地混合在一起,叫人有时根本分不清哪是真实,哪是虚假。不可能恢复真实,“仅仅是真实,除了真实没有别的”。

  而且我不敢说,到底值不值得作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巴格里茨基杜撰的东西,是他传记的有代表性的部分。他自己也衷心地相信这些杜撰的东西。

  没有这些杜撰的东西,便不可想象这位生着一双灰色的含笑的眼睛、气喘吁吁但声音十分优美的诗人。

  在爱琴海沿岸住着一个美丽的民族——快乐而勤勉的“近东人”。这个民族把各种民族——希腊人和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叙利亚人和意大利人——的代表结合在一起。

  我们苏联也有自己的“近东人”,这便是“黑海人”,也是各种不同民族的混合,但都同样地愉快活泼,好调笑,大胆无畏,无限热爱他们的黑海、干旱的太阳、海港的生活、“敖德萨妈妈”、杏子和西瓜、海岸的五光十色的沸腾的生活。

  爱德华·巴格里茨基便是这种民族里的人。

  他有时象一个赫尔松檞木船上的懒洋洋的水手,有时象一个敖德萨打鸟的“小伙子”,有时象一个科托夫斯基部队里放荡的战士,有时又象梯尔·乌兰士比格。

  在这些似乎不能并存的特征上,再加上忘我的对诗歌的爱和渊博的诗歌的知识,便形成了这个人的完整的、非常可爱的性格。

  我第一次与巴格里茨基相遇是在敖德萨港的防波堤上。他刚刚写完西瓜诗,这首诗在感觉和语言的形象化方面是惊人的,好象溅上了暴风雨时黑海里的浪花。

  我们用细网在海里捉鲶鱼和鳞鱼。许多奥恰科夫的黑檞木船,张着缀满补丁的帆,载满有条条的西瓜从我们旁边经过。清风吹起,檞木船开始颠簸,海水没到船舷,在周围溅起水花。

  巴格里茨基舐了舐有咸味的嘴唇,气吁吁地,拖长声调念起西瓜诗来。

  一个姑娘在岸边拾到一只被浪冲上来的西瓜,西瓜上画着一颗心,——看来是由遭难的小帆船上漂来的。

  在这里,没有人告诉她,

  拿在她纤手上的是我的一颗心!……

  他喜欢背诵随便那个诗人的诗。他的记忆力是稀有的。他朗诵时,甚至那些最熟悉的诗,也会忽然出现一种新的铿锵的音律。在巴格里茨基以前也好,在他之后也好,我都没听见过这样的朗诵。

  每一个词儿和每一诗节的音律上的性质都得到了充分的、令人难受的、忧伤的表现。不论是彭斯的关于姜大麦的歌,布洛克的唐娜·安娜或者是普希金的为了遥远的故乡的海岸……,不论巴格里茨基读什么,听着都不能不激动得喉头梗塞——这是眼泪的先兆。

  我们从港口到希腊市场去。那里有一爿茶馆,一客茶还带上糖精,薄薄的一片黑面包和羊奶干酪。从清早起我们就没吃东西。

  当时在敖德萨住着一个老乞丐。全城的人都怕他,因为他行乞和一般不一样。他不卑躬屈节,不伸出颤抖的手,也不用鼻音哼着“大慈大悲的老爷们哪!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人吧!”

  完全不然!他身材高大,胡须斑白,眼睛通红,目光僵直,专走茶馆。还没跨进门槛,便开始用嘶哑的、如雷的嗓音对茶客们大骂起来。

  圣经上以绝代的诅咒能手著称的最残酷的先知耶利米,在这位乞丐面前,恐怕也要象敖德萨人所说的,“消声匿迹”了。

  “你们的良心在哪里,你们是人不是?!”这老人喝道,然后自己便立刻回答自己这个修辞问句:“你们坐在这里嚼着面包,就着油腻的干酪,无所用心,而我这位老年人,从早晨起就肚皮空空,象个大桶似的,你们算什么人呢!若是你们的老太太知道你们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她会高兴她没活到看着这样的无廉耻。同志,可您干吗转过睑去?您是聋子吗?您最好是安慰一下您的黑良心,帮帮我这饥饿的老年人!”

  人人都得施舍点什么。谁也受不了他的攻击。据说这个老人把讨来的钱都用去作大规模的盐的投机生意。

  在茶馆里,给我们端上了茶和上好的咸得可以的羊奶干酪,用一块湿麻布包着。吃了羊奶干酪,牙床子螫得发痛。

  就在这个时候,这位乞丐来了,一进门就骂了起来。

  “啊哈!”巴格里茨基狠狠地说。“他大概运气到了。但愿他到我们旁边来。让他到我这儿来试试!但愿他敢到我这儿来!”

  “那么怎么样?”我问道。

  “他就会倒霉,”巴格里茨基说。“喝,他就倒霉了但愿他到我们桌边来。”

  乞丐倔强地越走越近了。终于,他站在我们旁边了,用疯狂的目光盯着那块干酪,看了一忽儿,喉咙里咯咯响了一阵,——或许是狂怒使他喘不上气,说不出话来了。不过他还是清清喉咙喊了起来:

  “到底什么时候这两位年轻人的天良才会发现!这得从旁看看,他们怎么急急忙忙地吃干酪,连一角干酪——我就不说一半了——都不愿意给我这个可怜的老人。”

  巴格里茨基站了起来,用手捂住心窝,眼睛盯着这个僵硬的老头子,悄声地、动人地——声音打着颤,含着泪,带着悲剧的病态的紧张情绪说:

  我的朋友,我的弟兄,疲惫不堪的、苦难的兄弟,不管你是谁,都不要悲观自馁!

  乞丐住口了。他凝视着巴格里茨基。他的眼睛发白了。然后他开始慢慢地向后退,当巴格里茨基说到“你相信吧,会有这么一个时候,连巴尔①都会灭亡”的时候,他转过身去,碰倒了椅子,屈着膝往茶馆门口跑去了。

  “你看哪,”巴格里茨基一本正经地说,“连敖德萨的乞丐,都受不住那德松②!”

  【①巴尔:腓尼基日神。】

  【②那德松(1862一1887):俄国诗人。过不了几年,所有年轻人便都知道了这首诗,且都能背诵出来。】

  茶馆里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

  巴格里茨基整天整天消失在干湾那边的草原上,在那里用圈套捉鸟。

  在摩尔达凡卡街,巴格里茨基的白粉刷的屋子里,挂着十只笼子,装着脱了毛的鸟雀。他非常以此自傲,尤其是以几只罕见的云雀自傲。这是几只难看的草原上的云雀,和其余的鸟儿一样,羽毛也是乱蓬蓬的。

  啄空了的谷子皮,不断地从笼子里落到客人和主人的头上。

  巴格里茨基把仅有的钱都用在买这些鸟的饲料上了。

  敖德萨的报纸给的稿酬极低:一首出色的诗只给五十卢布。

  看来,巴格里茨基认为这是公平的。他不知道他自己的真正的价值,在实际问题上,他很腼腆。他第一次到莫斯科来的时候,没一个人到出版社的编辑部去过,总是拉着一个朋友“壮胆子”。主要是这位朋友代他进行交涉,而巴格里茨基却微笑着一声不响。

  在莫斯科,他住在奥贝登胡同我家的地下室里。一进门他便先告诉我:“我要在你家安营扎寨。”果然,一个月中间只出去过两次,其余的时间都盘着腿坐在沙发床上,咳得直喘气。

  在沙发床上,他埋在书籍、别人的诗稿和空香烟盒的堆子里。他把自己的诗写在这些空香烟盒上。有时不见了,不过他并不为此难过多久。

  他就这样整整坐了一个月,有时为谢尔文斯基的乌拉莱夫西纳而狂喜,有时讲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有时和“文学少年”——他刚一到莫斯科便云集到他身边的敖德萨人——扯白,

  不久,他便完全搬到莫斯科来了,这次没养鸟,却养了好几大缸鱼。他的屋子简直象一个水底世界。他能够一连几小时坐在沙发上沉思着,凝视着杂色的小鱼。

  从敖德萨的防波堤上可以看见的差不多也是这样的神秘的水底世界——珊瑚似的银色水草的茎蔓也是这样摇摆着,淡蓝色的水母缓缓地游着,一推一推地排着海水。

  我觉得他搬到莫斯科来是一个错误。巴格里茨基不能离开南方、海、和敖德萨,甚至不能和他的心爱的敖德萨的食物——茄子、番茄、羊奶干酪、新鲜鲭鱼——离开。他通体为南方,为黄色多孔的石灰石——敖德萨便是由这种石灰石形成的——所发散的热熏透了,充满了苦艾、盐、洋槐和海的气味。

  他还没有完全成熟,还没有为象他所说的再拿下几个诗歌的困难的高峰作好准备,便夭逝了。

  在他灵柩后面,走着骑兵连,马蹄敲着花岗石的马路,发出清脆的橐橐声。不禁使人想起了奥巴纳斯之歌,“闪烁着白色方糖的光辉”的科托夫斯基的马,令人想起了和巴格里茨基手牵手一同走遍尘封而灼热的道路的辽阔草原上的诗歌——作为伊戈尔远征记和塔拉斯·谢甫琴柯的继承者的诗歌,它如同百里香的气息一样强烈浓厚,和海边的姑娘一样黝黑,象飘荡在故乡黑海地方的清新的“利凡得”①风一样欢愉。

  【①利凡得:紧靠地中海东部的若干国家的名称,通常指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的领土。】


2011-2-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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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19  

第十九章 洞烛世界的艺术
 

  绘画教导人观看和看见一切(这是不同的两件事,且很少巧合)。因此,绘画保存着孩子们所特有的生动而纯洁的感情。
                                                                        ——亚历山大·布洛克

  人常常惊异于那些在生活中不能起任何作用的东西:譬如惊异于那捕捉不到的倒影、不能播种的峭壁、天空那奇幻的颜色。
                                                                        ——约翰·洛斯金

  世间不言自明的真理是有的,但由于我们的懒惰和不学无术,常常被人冷落在一旁,怎么也不能对人类的活动有所影响。

  这类不言自渝的真理之一,便是作家的技巧,特别是散文作家的工作。这个真理是所有邻近艺术部门(诗歌、绘画、建筑、雕刻、音乐)的知识都能丰富散文作家的内心世界,而赋予他的散文以特殊的表现力。他的散文便会充盈着绘画的光和色泽,语言的特具诗意的清新,建筑的和谐,雕刻的弦条的突出分明和音乐的旋律节奏。

  这一切都是散文的附加的财富,好象它的补色。

  我不信任那些不喜欢诗歌和绘画的作家。说得好些,这些人是疏懒、傲慢,说得坏些,便是不学无术。

  作家不得忽略任何能够扩大他的视界的东西,当然他必须是一个才人,而不是一个匠人,必须是一个珍宝的创造者,而不是一个孜孜于从生活中,象嚼美国口香糖一般,吮吸幸福的伧俗之士。

  常常在读完一篇短篇、中篇、甚至巨幅长篇小说之后,在脑子里留下的,除杂沓的灰色的人群而外,一无所有。你竭力想看清这些人,但却看不见,因为作者没赋予他们一点动人的特点。

  而这些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中的事件都是在一种没有彩色、没有光的胶状的底层发生的,都是在作家只是说了出来,但自己并没看见,因而也没给我们读者看见的东西之间发生的。

  虽然题材是当代的,但这些常常带着一种虚假的精力充沛描绘出来的东西,却使人感到平庸乏味。一般是想用这种虚假的精力充沛来代替欢乐,特别是劳动的快乐。

  所以如此无聊,不仅因为作者感情贫乏,愚昧无智,而且因为他的目光迟滞呆涩。

  碰到这般的中、长篇小说,便想把它打碎,好象打碎一间窒息、尘埋的屋子的封严的窗子,哗喇一声,破片纷飞,从外面立刻便可涌进来风、雨点的簌簌声、孩子们的喧嚣、轮船的汽笛、淋湿的马路的闪光,——会闯进那具有初初看来杂乱无章的美丽绚烂的光、色和声的全部生活。

  我们有许多书,好象是瞎子写的。但这些书偏偏是给有眼睛的人读的,这种书的出版之所以荒唐便全都在这里。

  要想恢复视力,不仅要坏顾周围,而且要学会怎样看。只有那爱人民、爱土地的人才看得清楚。散文的支离破碎和平淡无味常常是作家冷漠无情的结果,这是他已麻木不仁的可怕的征候。不过有时这不过是说明他文化欠缺的笨拙。如果是这样,那么,象一般所说的,是可以补救的。

  画家能够教会我们怎样看见、怎样感觉光和色。他们比我们看得清楚。而且他们善于记住看过的东西。

  当我还是一个青年作家的时候,一位认识的画家对我说:

  “我的朋友,您还不能完全清楚地看到一切。还有点模糊不清。也不精细。由您的短篇小说看来,您只看到了基本色调和涂得浓重的表面,而您把明暗转变和浓淡色度都混合成某一种千篇一律的东西了。”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辩解说。“生就这样的眼睛。”

  “这没问题!好的眼睛是可以得到的。在视力上下点工夫,别懒。象一般所说的,训练训练它。看什么你都要抱着这样的想法,你一定要用颜色把它画下来,试这么一两个月。不论在电车里,还是在汽车里,到处都这样来看人。过上两三天之后,您便会相信,您以前在人们脸上看到的连现在的十分之一都没有。而过上两个月之后,您便学会怎样看一切,不必勉强自己这样作了。”

  我听了这位画家的话,真的,无论是人是东西都比我以前走马观花匆匆忙忙看上去的时候要有趣得多了。

  于是我无限惋惜那些愚蠢地浪费了的时间。在过去的岁月中,我本来可以看到多么好的东西呀!多少美丽的东西一去不返了,已经不能再使它复苏过来!

  这是我跟着画家上的第一课,第二课是比较直观的教学。

  有一次在秋天,我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去,但不是经过加里宁和博洛戈耶,而是从萨维洛沃车站上车,经过卡利亚津和赫沃依纳亚。

  许多莫斯科人和列宁格勒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一条路线。这条路线虽然绕远,但却此一般经过博洛戈耶走要有趣得多。有趣的地方是这条路经过荒野和森林地带。

  我邻座的人,身材矮小,长着一对窄窄的、但很活泼的眼睛。穿的衣服又肥又大。他带着一大箱子油画颜料和几卷涂好底子的画布。不难猜出这是一个画家。

  我们谈起话来了。我的旅伴说他到齐赫文去,那里他有一个朋友是个管林员,他要住在看守所里画秋天。

  “您干吗跑那么远,跑到齐赫文附近去呢?”我问。

  “我在那儿看中了一个地方,”画家信任地回答说。“再好没有了!这样的地方,您找不到第二个。清一色的白杨林子!只夹杂着几棵稀疏的罗汉松。秋天,白杨能给这地方穿上那样一副盛装,什么树也比不上。白杨的叶子纯粹是一种颜色。有绛红色的,有柠檬色的,有紫藤色的,甚至还有黑色带金点的。在阳光下是一堆金碧辉煌的篝火。我在那里画到冬天,冬天到列宁格勒那边的芬兰湾去。在那里,您知道,有俄国最好的霜。哪里也没看见过。”

  我说——当然是开玩笑——我的同伴有这样的知识可以给画家们写一本有价值的旅行指南,说明在什么地方画什么。

  “您以为怎么样!”画家一本正经地说。“并不难写。不过就是没有意义。大家会都挤到一个地方去,而现在每个人却去找自己的美。这样好得多。”

  “为什么呢?”

  “国家可以显得更加变化多样。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有这么多的美,够所有的艺术家画几千年。不过,您知道,”他又补充说,露出一些忧伤的神气,“人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在过分地践踏、毁坏大地。本来大地的美是神圣的,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伟大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终极目的之一。不知道您是怎样,不过我对此是深信不移的。要不了解这一点,怎么能作一个进步的人呢!”

  午间我睡着了,但不久我的旅伴叫醒了我。

  “您别生我的气,”他不好意思地说,“不过您最好起来。正出现一幅惊人的画面——九月的风暴。您瞧瞧!”

  我往窗外看了一眼。从南边腾起了浓重的、占半面天的乌云,闪光抽动着它。

  “我的妈呀!”画家高声说道。“有多少种美呀!无论如何也画不出这样的光线来,那怕是列维坦也好。”

  “什么样的光线?”我不知所措地问。

  “天哪!”画家绝望地说。“您是往哪儿看哪?您看那边——在那儿森林完全是黑暗的,看不清楚:那是因为乌云的影子落上了。可是在那边儿,再远一点,森林上是淡黄色和浅绿色的点子:那是云彩遮住的阳光。而远去,森林却全浴在阳光中。您看得见吗?整个儿象赤金铸成的似的。整个儿是透光的。是一种黄金雕花墙垣。好象在地平线上铺上了一块我们齐赫文綉金作坊的刺绣工绣的头巾。再往近看,看那一带罗汉松。您看见松叶上青铜色的闪光吗?那是森林的金色墙垣的反光。很难画,因为容易变成粗体。而那边,您看,那儿只有一点点微光,我倒认为,这么柔和的光线当然一定要有一只极其镇静而且忠实的手才能表达出来。”

  画家看看我笑了。

  “白杨林的反光该有多么大的力量啊!整个车厢好象在夕阳斜照中一样。特别是您的面孔。若是就这样给您画一副像该多好。不过可惜,这都是瞬息即逝的。”

  “这就是画家的事业,”我说,“要把瞬息即逝的东西保留几个世纪。”

  “我们竭力在做,”画家回答说。“假如这些昙花一现的东西不象现在这样使我们措手不及。说实在的,画家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离开颜料、画布和画笔。你们作家好一些。你们把这些颜色记在心里。您看这一切变得多么快。瞧,森林一会儿亮一会儿暗!”

  在夹着雷雨的乌云前面,几片撕碎了的白云向我们奔驰而来,且因为行得快,果然把地上的一切彩色都重新撮合起来。在森林的远方,紫红、赤金和白金,孔雀绿、绛红和蓝色晦暗开始混乱了。

  偶尔阳光冲破乌云,射在几株白杨上,于是一株跟一株,象金色的火炬一样,燃烧起来,但旋即熄灭了。雷雨前的疾风一阵阵吹过,更加强了这种颜色的混乱。

  “您看天,那是什么样的天哪!”画家喊道,“您看哪!简直在创造奇迹!”

  夹着雷雨的乌云好象灰色的烟雾,急遽地落到地上。乌云全是单调的黑板岩的颜色。但是每一道闪光都使乌云中显出淡黄色的可怕的龙卷风、蓝色的岩窟和给里面朦胧的玫瑰色火光照亮的曲折的裂痕。

  强烈的闪光在乌云深处变成了青铜色的火焰。但在离地面近的地方,在乌云和森林之间,已经降下了滂沱的大雨。

  “多美呀!”非常兴奋的画家叫道。“这样的景致不常见!”

  我和他一会儿走到包房的窗前,一会儿走到走廊的窗前。风飘动窗幔,更加强了光的隐现。

  倾盆大雨落下来了。列车员急急忙忙地关上窗子。雨水开始一股一股从窗子上流下来。光线暗了下去。只有在老远的地方,在地平线上,隔着雨的帐幕还可以看见最后一条森林的镀金的颜色。

  “您记住点什么没有?”画家问道。

  “多少记住一点。”

  “我也只记住一点,”他悲伤地说。“等雨停了,色彩就会更加强烈。您明白吗,太阳会洒在淋湿的叶子和树干上。顺便说一句,天气阴暗的时候,在下雨之前,您仔细看看光线。在下雨之前是一样,在下雨的时候是另外一样,而在雨后,那又完全不同了。因为雨淋的叶子给空气添上一种微光。暗淡、柔和而温暖。总而言之,亲爱的,研究色和光简直是一种享乐。我认为没有比作—个画家再幸运的了。”

  夜里,画家在一个小车站下车了。我走到月台上去和他告别。月台上点着一盏煤油灯。机车在前面沉重地喘着气。

  我极羡慕画家,而且忽然恨起一些琐碎的事情来,就因为这些事情我不得不继续前行,而连在北方停留三五天都不能。在这里,每一枝帚石南都能引起那么多的思想,足够写几篇散文诗。

  在生活中,我,别人也一样,都不让自己按照心意生活,只忙于一些似乎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这实在合人大惑不解。

  对自然界的色和光,与其说是应该观察,莫若说是简直就该把全副精神都寄托上去。只有那在人心中占有地位的材料才适用于艺术。

  绘画对作家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绘画帮助作家看见和热爱色和光。绘画之所以重要,还因为画家常常看到那我们完全看不见的东西。只有看到画家的绘画之后,我们也才开始看见,而且惊奇为什么以前没看见。

  法国画家莫奈到伦敦去画威斯敏斯特教堂。莫奈都是在伦敦平常的雾天工作。在莫奈的画上,教堂的哥特式的轮廓在雾中隐约可见。画是极精美的。

  这张画展出时,在伦敦人中间惹起了一场风波。他们对莫奈把雾画成了紫红色而惊愕万分,本来连文选读本上都分明写着雾是灰色的。

  莫奈的大胆妄为起初引起了愤懑。但当愤懑的人们走到伦敦大街上的时候,第一次发现雾确实是紫红的。

  于是他们立刻就来寻找这个原因。一致认为雾的红的色度是因为烟太多的缘故。此外,伦敦的红砖房也使雾染上了这种颜色。

  但不管怎么样,莫条是胜利了。在他这张画之后,大家都开始照他这样来看伦敦的雾了。甚至大家给莫奈起了个绰号吗“伦敦雾的创造者”。

  假如从我的体验中举一个例子,我看了列维坦的永远的安息之后,才第一次看见俄罗斯阴天的五光十色。

  以前阴天在我眼里只是一种愁惨的色调。我想,就是因为阴天掩没了一切彩色,使大地混浊,所以才引入忧郁。

  但是列维坦在这种悲惨的景物中,看见了某种伟大甚至是庄严的色调,而且找到了许多纯正的色彩。从那个时候起,阴天不再使我抑郁。相反的,我甚至爱上了它空气的清新、冻得人面颊发红的寒冷、河上银灰色的涟漪、乌云的迟缓的飘动。此外还有在阴天的时候,你开始重视普通的地上的幸福——温暖的小木房、俄国炉子里的熊熊的火焰、茶炊吱吱声、地板干草上面铺上粗布的床铺、屋顶上催人人睡的浙沥的雨声和甜蜜的瞌睡。

  差不多每一个画家,不管他是哪一个时代的,不管他是属于哪一个流派的,都会在现实中替我们发现一些新的特点。

  我有幸到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去过几次。

  除了拉斐尔的西克斯丁圣母而外,那里还有许多老画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之前停留简直危险。它们会吸住你,不让你离开。可以一连看上几个钟头,也许几昼夜,而且时间越长,就越感到一种模糊的精神上的激动。这种激动会发展到使人好容易忍住眼泪的程度。

  为什么会有这种抑止住的眼泪呢?因为在这些画面上有精神的完善和天才的力量,这种天才使我们努力追求纯洁、力量和个人思想的高尚。

  当静观美的时候,产生一种惊惧,这种惊惧是灵魂净化的先声。好象雨、风、百花撩乱的大地的气息、午夜的苍穹和爱的泪的清新,渗入我们高尚的心灵,而永远占有它。

  印象派好象增强了阳光。他们在露天作画,有时,或许故意加强色调。结果在他们的画上,大地是一种欢乐的彩色。

  大地变成了欢乐的大地。但这并没有罪,正如那些能给人以欢乐——即使一点点也好——的东西都无罪一样。

  所以完全令人不解,为什么要排挤印象派。这种排挤始自伪善者们的沉重的手,他们认为绘画只是为了肤浅的实用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人们趋向完善而存在的。有时候,真可惜,这种思想会压倒必须培养完全合乎要求、富于情感、具有高度文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伟大思想,

  印象主义和一切其他过去的丰富遗产一样,是属于我们的。不承认印象派,就是有意识地使自己鼠目寸光。因为我们不否定拉斐尔的西克斯丁圣母,虽然这张天才的杰作画的是宗教题材。我们不会愚蠢得连绘画的天才和宗教之间的界限都分辨不出来。我不以为一个苏联人,会因为叹赏西克斯丁圣母而忽然变成宗教信徒。这种想法之荒谬是极其分明的。那么为什么一碰到印象派,我们便认真地去考虑那样令人可笑的思想呢?革新者毕加索,印象派画家马蒂斯、梵·高或者戈根对我们有什么危险的呢?顺便说句,参加过反对法国当局拥有殖民地,争取大赦的人独立斗争的人有什么危险的呢?

  这有什么危险或不好的呢?在什么样嫉妒的或者随波逐流的头脑中,才会产生那必须从人类文化中,特别是我们的文化中,去掉一批非常优越的画家的思想呢?

  在火车中碰见那个艺术家之后,我来到了列宁格勒。在我面前又展开了列宁格勒的广场和匀称的建筑物的庄严的格局。

  我久久地研究这些建筑,努力想猜出它们的建筑学上的秘密。这个秘密是这些建筑物使人产生一种宏伟的印象,但事实上它们并不庞大。最杰出的建筑之一,参谋总部大厦——它成弧形地绕着冬宫,——不过四层楼房子那么高,但它比莫斯科的任何一座高楼大厦都要壮观。

  这是不难猜测的。建筑物的壮丽,取决于它们的匀称,即和谐的均衡,决定于不多的装饰——花窗框、卷轴装饰和浅浮雕。

  细看这些建筑物,你可以明白,最好的风格首先是有分寸。

  我深信,各部分匀称、没有多余的东西。少用装饰,朴素——因为朴素才可以看清每一条线,而令人感到真正的愉快——这些规律都和散文有一些关系。

  喜爱古典建筑形式的完善的作家,当然不会让自己的作品里有艰涩而笨拙的地方。他力求达到各部分的匀称和词章的严整。他要避免大量使用冲淡散文的装饰——所谓装饰体。

  散文作品的结构必须作到增减一点都要破坏叙述的内容和事件的合理进程。

  在列宁格勒,和往常一样,我大半时间都消磨在俄罗斯博物馆和艾尔米塔什博物绾里。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大厅的微暗,稍微有一点镀金的颜色,给我一种神圣的感觉。我到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去好象到人类天才储藏所去一样。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还是在年轻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到作一个人是幸福的。同时明白了人怎么才可能是伟大而良善的。

  起初我每每迷失在画家的豪华的行列之中。色彩的丰富和浓重使我头昏,为了休息一下,我就到大厅里去坐坐,大厅里展出的是雕塑。

  我久久地坐在那里。我对着古希腊无名雕塑家的雕塑或卡诺瓦的勉强可以看出笑容的妇人们看得愈久,愈清楚地理解到所有这些雕塑都是在自身中追求美的号召,都是人类最纯洁的朝霞的先驱。那个时候,诗歌将统治人心,而社会制度——我们正在通过成年的劳动、忙碌和精神上的紧张走向这个制度一将奠基在正义的美、智慧、心灵、人类关系和人类体态的美上。

  我们的道路是走向黄金时代的道路。黄金时代一定会来的。当然,遗憾的是我们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是我们是幸福的,因为这个时代的风声已经在我们周围响动,使我们心跳得更加厉害。

  无怪海涅到罗浮宫,久久地坐在密罗斯的维纳斯雕象前哭着。

  哭的什么呢?哭的是一个人被侮辱了的完美。哭的是那走向完善之路既艰难且遥远,而他,把自己的智慧的毒质和光辉都赠给了人们的海涅,当然,已经达不到他那不安的心灵所终生向往的天国了。

  雕塑的力量就在于此——没有这种力量的内部的火焰,进步的艺术,特别是我国的艺术,便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没有这种力量的内部的火焰,成色十足的散文也是不可想象的。

  在没谈诗歌对散文的影响之前,我想对音乐谈几句,何况音乐和诗歌有时是不可分的。

  这一段简短的关于音乐的话题只好仅限于我们所谓的散文的节奏和音乐性。

  真正的散文总有自己的节奏。

  节奏首先要求词儿配置得使读者不费力地立刻全部理解。契诃夫写信给高尔基时,说到这一点:“小说应该一下子,在一秒钟里,就(在读者的意识中)清清楚楚。”

  读者不应该在阅读时中途停顿,来恢复适应于某—段作品性质的词儿的正确的次序。

  总之,作家应该使读者保持着紧张情绪,带领着他们,在作品中不应该有晦涩、无节奏的地方,不让读者别住了,而脱离作家的支配。

  制造这种紧张情绪,占有读者,使读者和作者同样思想,同样感觉,这便是作家的任务,散文的功能。

  我以为散文的节奏性永远不能用人为的方法取得。散文的节奏决定于才能,决定于对语言的感觉,取决于良好的“作家的听觉”。这种良好的听觉,在某种程度内是和音乐听觉有共同之处的。

  但最能丰富散文作家的语言的是诗歌。

  诗歌具有一种惊人的特质。它能使一个字恢复它那原始的处女般的清新。一个损坏得最厉害、“说俗了的”词,即使对我们已丧尽了形象性,只是当作一个语言的外壳留存下来,但一经放到诗歌里,便开始发出光彩、声音和芳香来!

  我不知道这应该如何解释。我认为一个词在两种情形下可以复活。

  第一种情形是,当恢复它的语音的力量的时候。而这在可以吟咏的诗歌中,要远比在散文中容易。所以语言在歌谣中和在抒情曲中,要比在寻常的话语中,对我们的作用更强烈。

  第二种情形是,甚至一个损坏了的词儿,若把它放进诗歌的有旋律的音乐的行列中去,它便好象充满了诗歌的共同的旋律,开始和所有其他的词和谐地响起来。

  此外,诗歌富于头韵。这是诗歌宝贵的优点之一。散文也有权使用头韵。

  但主要之点不在于此。

  主要之点是当散文达到完善的地步时,它实际上便是真正的诗。

  契诃夫认为莱蒙托夫的塔曼和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证明散文和浓丽的俄罗斯诗歌之间的血缘关系。

  普利希文有一次(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说他自己是“钉在散文十字架上的诗人”。

  “我永远不知道,哪里是散文和诗歌的界限,”列夫·托尔斯泰说。他在他的青年时代的日记里用那对他说来是稀有的热情问道:

  “为什么诗和散文,幸福和不幸那样紧密地连在一起呢?应该怎样生活呢?忽然努力把诗和散文结合在一起呢,还是先尽情享受诗歌,然后再委身于散文呢?幻想中有高于现实的地方,现实中也有高于幻想的地方,完全的幸福应该是两者的结合。”

  在这些虽然是匆匆忙忙说出来的话里,道出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只有诗歌和散文的有机的融合,或者更正确地说,充满诗的本质、诗的生动的精华、清澄的气息、诗的“令人神魂颠倒的”力量的散文,才能是文学中最崇高、最动人的现象,才是真正的幸福。

  在这个场合下,我不怕用“俘虏”这个词。因为诗歌会俘虏人,征服人,不知不觉地,但却不可抗御地使人提高,使人逐渐接近于这样的状况:人真正成为大地的增光者,或者如我们的祖先的天真的,但是真挚的说法,成为“万物之灵”。

  弗拉基米尔·奥多耶夫斯基说:“诗歌是人类停止追求、开始应用获得的成果时的先兆”,这是有点道理的。


2011-2-1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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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20  

第二十章 在卡车的车厢里

  一九四一年七月我乘军用卡车从德涅斯特河上的雷布尼察到蒂拉斯波耳去。我和一位沉默寡言的司机并肩坐在司机台上。

  车轮下面扬起了一团团太阳晒热了的褐色的尘土。周遭的一切——小房、葵花、洋槐和枯干的草——都覆满了这种粗糙的尘土。

  在暗淡的天空上,日影朦胧。铝制军用水壶里的水很热,有一股胶皮的气味。德涅斯特河对岸炮声隆隆。

  在车厢里坐着几个年轻的陆军中尉。有时,他们用拳头敲打司机台的顶盖,喊着:“空袭!”司机便停下卡车,我们都跳下去,跑到离大路远一点的地方趴下来。德国的黑色“麦歇尔”立刻往大路上俯冲下来,发出一种幸灾乐祸的声音。

  有时他们发现我们,便用机关枪扫射。不过,侥幸得很,谁也没受伤。子弹把尘土打得直飞。“麦歇尔”不见了,只剩下由于晒热了的土地而使人感到周身发热,脑袋里嗡嗡发响和口渴。

  在一次这样的空袭之后,司机忽然问我说:“您躺在子弹下面的时候,想些什么。回想过去吗?”

  “是的,”我回答说。

  “我也回忆过去,”司机停一下说。“我常常想起我们科斯特罗姆的森林。若是能够活着,回到家乡去,我要求作一个管林员。带着老婆——她很安详,满漂亮——女儿,住在看守所里。您相信吗,我一想到这儿,心就跳。可是一个司机不许心跳。”

  “我也是,”我回答说,“常常想起我们那儿的森林。”

  “你们那儿的森林好吗?”司机问道。

  “满好的。”

  司机把航空帽用力拉到额角上,开了油门。我们的谈话就止于此。

  大概我从来没有象在战争的时候这样强烈地想起这些可爱的地方。我忽然发现,我不耐烦地等着夜的到来,这个时候,在一个干燥的草原上的山谷里,躺在卡车里,盖上军大衣,可以使思想回到这些地方来,缓缓地、静静地走去吸着松树的气息。我常常对自己说:“今天我到黑湖去,明天,如果还活着的话,我便到普拉河岸或者到特列布其诺去。”于是我的心脏因为预感到这些想象中的旅行而停止跳动了。

  有一次,我躺在军大衣下,想象往黑湖去的路上最详细的细节。我觉得,在生活中,不可能有比再看见这些地方,从这里无忧无虑地走过,听着心脏怎样在胸里轻快地跳动再大的幸福了。

  在车厢里的这些幻想中,我总是在清晨从木房里出来,顺着沙子铺的街心走过村舍。在窗台上罐头盒子里开着火红的凤仙花。当地的人把凤仙花叫作“水漉的凡尼亚”。大概是因为凤仙花粗茎里的绿汁迎着阳光透亮,绿汁里面有时还有气泡。

  井台上,跣足的好说话的女孩子们,穿着褪了色的花布衫子,整天把水桶弄得叮叮当当。应该在井台旁拐进小巷子里去,或者用当地土话说,拐进“胡同”里去。在这条小巷尽头的小房子里,有一只全区驰名的最漂亮的公鸡。它常常用一条腿站在太阳最毒的地方,羽毛象一堆烧旺的炭似地发着红光。

  从鸡的地方再过去,村舍便到尽头了,一条弧形的窄轨铁路的路基,伸到远方的森林中去。奇怪的是,在这条路基的斜坡上,开的花和周围的完全不同。哪里也没有象在太阳晒热了的窄轨旁边那样的菊苣丛。

  窄轨铁路的路基那边,长着小松林,象走不过去的栏栅似的。但只是从远处看来小松林好象走不过去。总是可以挤过去的,不过,小松林的松针会刺痛你们,在手指头上弄上松脂的粘搭搭的污点。

  在小松林之间的沙土地上,长着很高的枯干的草。草茎的中间是灰白色,头上是深绿色。这种草刺手。这里还有很多黄色的、手指碰上沙沙响的、有鳞的鼠面草和有香味的白石竹,石竹的蓬松的花办上有浅红色的斑点。松林下面则满是一种带浆的菌子。根茎上粘满了干净的白沙子。

  小松林过去便是高大的松林。松林的边缘上有一条蔓草丛生的小路。

  在第一棵枝叉繁多的松林下躺一会,在穿过透不过气的小密林之后休息一下,是很舒服的。面朝天躺着,透过薄薄的衬衫威觉一下凉爽的泥土,望望天。说不定甚至会睡着了,因为边缘发光的白云会催人入睡。

  有一个很好的字眼“困倦”。近来我们完全忘记了这个字,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连说出这个字来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没有别的字眼能更好地形容那种当你躺在清晨的温暖的林中,望着无穷尽的白云时,所感到的平静的、微微有点睡意的心情的了。白云生自碧蓝色的远处,而不断地飘向不知何方。

  当我躺在这样的林边时,我常常想起布留索夫的诗来:

  ……作一个自由的、孤独的人,

  在无垠的大地的庄严的静寂之中

  走自己的自由的宽广的路,

  没有未来,没有过去。

  摘下罂粟样的瞬息即谢的花朵,

  吸收象初恋一般的阳光,

  倒下,死去,浸入黑暗之中

  没有一次又一次复活的苦痛的欢乐……

  在这首诗中虽然提到死,但却包含着那么多的生,使你只愿意这样久久地躺着、想着、看着天,再也不要别的。

  蔓草纵横的小路,穿过古老的松林。松林长在许多沙丘上,沙丘此起彼伏,好象海浪。这些沙丘是冰河冲积的残余。沙丘顶上开着许多风铃草,而在洼地上滋生着一片羊齿。羊齿叶子的背面长满了芽孢,好象浅红色的粉末。

  在小丘上的森林很明朗。森林里可以看出去很远,充满了阳光。

  这座森林是一长条,不太宽(至多二公里),森林过去是沙土平原,长着一片庄稼,已经熟稔,时时闪闪灼灼,微风吹过,翻成波浪。这块平原过去是一望无边的苍郁的松林。

  在平原上飘着特别松软的白云。也许是因为天空辽阔才有这样的感觉。

  要横穿平原,必须走过庄稼之间牛蒡杂生的阡陌。陌上有些地方,挺拔的风铃草整片整片地现出蓝色。

  现在我的心里所想的还都不过是森林的入口处。待进去后,便好象走进一个阴影幢幢的大教堂里一样。一开始得顺着池塘旁的森林小路走去,池塘里生满了好象鲜绿色的硬毛毡一样的浮萍。假如在池塘旁边逗留一下,便可以听见轻轻的嘴巴的吧嗒声——这是鲫鱼在水底吃草。

  然后是一块不大的潮湿的白桦树林,长着象绿玉色天鹅绒一样发光的苍苔。那里总有一股去年秋天留在地上的烂叶子的气味。

  小白桦树林过去有一个地方,每想起这个地方来,心就收紧了。

  (这些我都是躺在卡车里想的。深夜时分。从拉兹捷里纳亚方面时时传来轰隆的爆炸声——那里正在轰炸。爆炸停下来的时候,可以听见蝉的羞羞答答的聒噪声——它们为爆炸声所惊,暂时低声聒噪着。浅蓝色的星星,象曳光弹一样,在头上掠过。我突然发现自己不自主地在目送着它,并且细听着:它什么时候爆炸?但是星星并不爆炸,而是默默地消失在大地上。从这儿到那个熟习的小白桦树林、到那些庄严的森林、到那个总是令人心头紧缩的地方该有多么远啊!那里现在也是夜,但是静静的夜,星星发出熊熊的火焰,没有汽油味和火药气,或者应该说“爆炸”气,而有在森林湖泊里不流去的深水的气味和杜松的松针的气味。)

  令人心头紧缩的地方是个什么地方呢?是一个最不出色、最普通的地方。小白桦树林过去,路陡然登上沙崖。潮湿的洼地留在后面了,但微风偶尔把这些洼地的含碘的气息吹到这里,吹到干燥的炎热的森林里来。

  在小丘上有第二个歇脚的地方。坐到晒热的树叶上。不论你碰到的是什么,都是干燥的、温暖的:陈年的、早已空空的松球,黄色透明,发出羊皮纸一样坼裂声的小松树外皮的薄膜,晒透到树心的树桩,每一条粗糙的、芳香的树枝。连草莓的嫩叶都是温暖的。

  老树桩用手就可以掰开,把一把热的肉桂色的烂屑撒在手掌里。

  炎热,沉寂。宁静的仲夏的永昼,

  红翅膀的小蜻蜒睡在残株上。在淡紫色的伞形硬花上停着丸花蜂。它们拿自身的重量把花儿压到地面上。

  我查对自制的地图,到黑湖还有八公里。在这个地图上画着各种记号——路旁的干松树?界标,卫矛丛,蚁群,又是洼地,这里四季开着勿忘侬草,洼地那边有一棵皮上刻着“О”字(代表湖)的松树。从这棵松树这里,应该马上拐进森林,顺着还是一九三二年刻在树上的记号走去。这些刻痕每年长好,结上松脂,得重新刻过。

  当找到刻痕时,便一定会站下来,用手摸一下,摸摸凝固在上面的琥珀。有的时候,掰下一滴硬化了的松脂,并且仔细看看贝壳似的裂痕。上面,阳光闪耀着浅黄色的火光。

  离湖不远的地方,在林中开始出现荒凉的深陷的洼坑,长着那么浓密的赤杨,要钻到这些洼坑的深处去连想都不要想。大概这里从前是小湖。

  然后又是覆着杜松的山坡,杜松上都结着黑色的干果子。末了是最后一个记号——挂在松枝上的风干了的树皮鞋。树皮鞋过去便是一条狭窄的草莽丛生的林中空地,林中空地过去是陡峭的悬崖。

  森林到尽头了。下边是干枯的沼泽——苔沼,长着小树林,有白桦林、白杨林和赤杨林。

  这里是最后一个休息的地方。白昼已经过去一大半了。它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好象——群看不见的蜜蜂。每一阵甚至最小的微风吹来,暗淡的光线就如波涛似地在小树林中掠过。

  从这里往前二公里的地方,在苔沼中间,隐藏着黑湖——一片黑水、水底残株和巨大的黄色睡莲的国度。

  在苔沼中行走要小心:在深厚的苍苔中,凸出着折断的为时间磨尖得和长矛一样的小白桦残株——刺。碰上能够把脚弄成重伤。

  在小树林里很窒闷,有腐烂的气味,脚底下黑色的泥炭水发出呱唧呱唧的声音。每走一步,树木都摇晃、颤动。应该一直往前走,不要去想在你脚底下,在只有一公尺厚的一层泥炭和腐植土下面,便是很深的水——地下湖。据说湖里有象煤一样黑的沼泽里的梭鱼。

  湖岸比苔沼稍微高一点,所以比苔沼干燥,但就在这里也不能在一个地方站得很久,脚印里一定会冒出水来的。

  最好是在日暮黄昏的时候下湖,周围的一切——微弱的水光,最初的星星、幽晴的天空的光辉、不动的树梢——都和气氛紧张的寂静那样牢牢地连在一起,好象因为寂静才有这一切似的。

  坐在篝火旁,听着树枝噼啪响,想着,假如不惧怕人生,而能由衷地欢迎它,人生是异常美好的……

  我就是这样在回忆中,跋涉在森林里,然后徘徊在涅瓦河岸或普斯科夫严酷的田野中满覆天蓝色亚麻的小丘之上,

  想起这些地方来时我总觉得有一点难过,好象我永远失掉了这些地方,好象我这一生再也看不见它们了。而且,虽然由于这种感觉,这些地方在我的意识中获得了异常的美。

  我问我自己,为什么以前没注意到这些,我立刻便想到,当然,这一切我看到过而且感觉到了,只是在别离中,故乡风物的这些特点,在我内心里更加迷人了。虽然,应该加入到自然中去,好象每一个,甚至最微弱的声音加入到音乐的共同的音响中去一样。

  只有当我们把自己的人的感情移到对自然的感觉中去,只有当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的爱,我们的欢乐或悲哀完全和自然相适应,不能把清晨的凉爽和可爱的目光分开,不能把匀整的森林的声音和对过去生活的冥想分开时,自然才会对我们发生极大的影响。

  风景描写不给散文添加分量,也不是装饰。应该沉浸在风景中,好象把脸埋在一堆给雨淋湿的树叶中,感觉到它们的无限的清凉、它们的芬芳、它们的气息一样。

  简单说来——应该热爱自然,而这种爱,和一切爱一样,能够找到正确的方法,来有力地表现自己。


2011-2-1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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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儿

#21  

第二十一章 对自己的临别赠言

  第一卷记述作家劳动的札记就止于此了,我清楚地感到,工作只是开始,前面是无边的旷原。还有许多要谈的———我国文学的美学、它那培养具有丰富而崇高的思想感情体系的新人的深湛的意义、主题、幽默、形象、人类性格的塑造、俄语的变化、文学的人民性、浪漫主义、优异的鉴赏力、原稿的修改——是数也数不过来的。

  这本书的写作好象在陌生的国土上旅行,每走一步都可以发现新的远景和新的道路。它们不知把你引向何方,但却预兆着许多助长思考的意外的东西。所以即使不全面,象一般所说的,粗枝大叶地,但还是应该搞清楚这些错综交织的道路,这是饶有趣味的,而且实在是必要的。

  (全文完)


2011-2-1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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