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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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queline du Pré 杰奎琳·杜普蕾（1945—1987）
杰奎琳·杜普蕾（Jacqueline du Pré）于一九四五年出生在英国一个充满音乐的家庭。当她四岁时，听到收音机里大提琴的声音，就要求要那样的乐器，从此展开了杜普蕾与大提琴之间的不解之缘。五岁时，她开始在Herbert Walenn’s 伦敦学校学琴。一九五六年，十一岁时，嬴得the Suggia Award，成为全英国最受瞩目的演奏家，当年的评审还包括了巴比罗里爵士(Sir John Barbirolli)。
参加乐团
一九六五年，由杜普蕾担任大提琴，巴毕罗里(Sir John Barbirolli)指挥伦敦交响管弦乐团，演出英国作曲家艾尔加(E. Elgar)的大提琴协奏曲(Cello Concerto in E minor, op.85)。这张录音对杜普蕾非常重要，因为它奠定了杜普蕾在演奏舞台上的地位。钢琴家顾尔德曾经说过，杜普蕾的艾尔加协奏曲，呈现了无限的悸动与热情。后来她第一次听到那张与巴毕罗里合作的录音时，曾令人吃惊的说道：「这并不是我想表达的！」只可惜，她无法再录下更好的Elgar，到底她想表达什麼？我们永远无法得知。
杜普蕾演奏的Elgar没有人会错过，很多人都喜欢听她的协奏曲录音，在杰奎琳·杜普蕾管弦乐衬托下，她全身投入，充满朝气，又不失女性的细腻，也不是完全没有节制的放纵自己的情感演出，从她手指尖的传递出来的琴音，让人完完全全地被她的热情与音乐诠释所感染。杜普蕾诠释艾尔加的Ｅ小调协奏曲无人能出其右，直到现在，据说只有马友友的演出稍许企及她的境界，但仍然有一段不小的差距。
据说匈牙利大提琴家史塔克有次乘车，听见广播里正播放大提琴曲，便问旁人是谁演奏的。旁人说是杜普蕾。史塔克说：“像这样演奏，她肯定活不长久。”好厉害的史塔克，真是一语成谶啊！也许只有顶尖的艺术家才能理解自己顶尖同行的水准，史塔克听得出，杜普蕾是用生命在演奏，为了琴艺的完美，可以不惜一切。杜.普蕾一直是许多古典音乐乐迷心中的一个叹息。
一九六七年，她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籍钢琴家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结婚（巴伦博伊姆在一九七五年时，担任Orchestre of Paris的指挥）。杜普蕾和巴伦博伊姆共谱恋曲，为古典乐坛留下佳话。他们不论在生活或是音乐上，彼此都是最佳的伴侣。
他们合作演出，很多乐评人说是奇妙的一对。杜普蕾和她的先生巴伦博伊姆也多次合作过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他们合作过的版本，是一九七０年，由巴伦波因指挥费城交响乐团演出的录音。这份她与夫婿巴伦博伊姆在一九六七年合作的录音是两人合作灌录的许多唱片中最常被人聆听与谈论的。主要原因是两人在浪漫派音乐上所采取的风格和手法，与布拉姆斯的严谨有很大的差别，杜普蕾在音乐中发挥了她自由的本性，完全挣脱出勃拉姆斯音乐里给予大提琴角色的限制（乐曲中钢琴的地位较高），她捉住所有的机会展现她的魅力，而巴伦波因则体贴而充满爱意地予以扶衬。
可惜到了一九七０年她的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迫使她不得不中断演出活动，一九七一年她正式停止演出，并完成她最后的录音作品：萧邦与法朗克大提琴奏鸣曲。一九七三年，廿八岁时，在伦敦最后一次公开登台，在祖宾·梅塔的指挥下，演奏的曲目就是与她渊缘最深的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从此因病告别音乐舞台。杜普蕾一生中拥有三把名琴，其中一把是现代制作师的作品，两把则是史特拉第瓦里古琴，其中大卫朵夫如今则为马友友所有。马友友曾经说过: 「这把戴维朵夫(1712 Davidoff Stradivari )对我而言，他是我演奏过最好的乐器，我真的相信这把琴是有灵魂的，而且也具有想像力。」
在电影「Jackie and Hilary」（她比烟花寂寞）中，杜普蕾和其丈夫丹尼有一段对话。
「如果我从此不会拉琴，你还会爱我吗?」
「不会拉琴，那就不会是你了。」她老公说。
杜普蕾的生活中，最后就只剩下医师、护士和几个老朋友...巴伦博伊姆先是每隔一段时间来探望她，一直持续到巴伦博伊姆在巴黎另组一个家庭之后，有了新家，回来的机会就更少了......只留下她一个人慢慢孤独的死去。
有文章说，巴伦博伊姆背叛了杜普蕾，至今英国人也没有原谅他。如果巴伦博伊姆不是一个天才，没有理想和抱负，也许他就能专心地守在生病的妻子旁边，一直到妻子离开人世为止吧！
世事总是不尽如人意，上天给予杜普蕾最完美的音乐天赋，又只给她在舞台上十年的风光岁月，如彗星般的短暂。幸好她成熟得快，这十年间她所留下的音乐记录，所达成的音乐成就，已经足够令她不朽，所有跟他合作过的音乐大师都对她赞誉有加。杜普蕾的音乐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魔力，充满内涵，而且还会激发出同台演出者的潜力。Stephen Kovacevich甚至表示，自从杜普蕾退出舞台后，他再也没有与任何一位大提琴家合作过，因为「再也无法感受到那种超乎寻常的舞台魔力，自己也无法奏出与当时一样充满活力的音乐。」
建议喜爱杜普蕾的朋友看看她姐姐和弟弟写的书和根据此书拍的电影<狂恋大提琴>.一位被音乐扭曲了生活的天才,一位离不开音乐的天才。尽管书与电影颇遭非议，一些音乐家纷纷驳斥，杜普蕾的生前好友罗斯特罗波维奇、梅纽因、帕尔曼、祖克曼等音乐界名人在影片首映期间公开在英国《泰梧士报》发表声明指出：“影片中的杰基（杜普蕾的昵称）决不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个杜普蕾”。后导演努培（Christopher Nupen）制作了纪录片《Who Was Jacquline du Pre?》，再次描绘了她的一生。
音乐生涯
首次登台演出
1962年3月21日，杰奎琳·杜普蕾在伦敦的皇家节日音乐厅，首次登台演出《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那时她才17岁。要演绎一个永恒的经典，这个年纪看来还太年轻了，但是在场的人很快就清楚了，在杰奎琳·杜普蕾年轻的手中，埃尔加忧郁的杰作，将会得到最完美的演绎。第二天一早，英格兰最著名的乐评家之一——那弗·卡特斯，把这场演出描述为“珍贵易逝的美之绝唱”。
有人说杜普蕾是为了大提琴而生的，也有人说，这首曲子经过杜普蕾的演奏，显得那么细腻而又没有放纵的感觉。大提琴和杜普蕾的演唱，一唱一合，互诉衷肠，那么具有感染力。 她全身心的投入，散发着一种激情慷慨而又包含悲凉的气质，她不是用乐器在拉，她的音是从灵魂深处走出来的。没有杜普蕾这部作品不会如此出名。她用无限夸张的肢体语言演奏出如泣如诉的天籁。我眼睁的看着这首乐曲被裹挟而去，也许她是为此曲而生，无可替代的无可挽回的弦音断绝。
癌症前
她是上帝派来安抚人类不安灵魂的天使，她是集上帝的恩宠和撒旦的苦难于一身的绝无仅有的被神选中的人。正因为有了她，伦敦在音乐世界的地图上才有了大提琴的形状。
大提琴本是阳刚的乐器，大提琴的琴声本应坚强而有力。但是在杜普蕾的手中，它却传递着一种非凡却伤感的预兆的力量，一种美的无以复加的悲愁。1965年，她20岁，就借助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的乐谱，给予全世界失去恩宠的生命以抚慰。听着那张唱片，完全可以在脑海中想想这个喜爱穿着花连衣裙演奏的大提琴女神演奏时的“似已不在凡间”的神情，而全体乐手在和她进行灵魂的交流时又被她天才的洞察力和直觉所催眠。那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珍贵，却易逝。在这首作品里，她预言了自己的一生，为自己如流星般短暂而闪亮的一生留下了永恒的安魂曲。她的埃尔加，无法超越，却不忍一听。
癌症后
1973年，由于癌症，手指失去直觉，杜普蕾万般无奈的停止了只有短短十年的演出生涯。全世界乐迷除了深深的悲痛和遗憾，还能作什么呢？1987年，上帝不忍她在人间继续受苦，将她召回了天国。也许她在天上还会继续拉琴——一定会的，也许上帝此刻就陶醉其中呢！
葬礼那天，喜爱她的人们用鲜花铺满了十几公里的路为她送行。三个月后，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为她举行的专场纪念音乐会上，祖宾·梅塔大师指挥到一半就泪如雨下，演出无法继续，整个音乐厅沉浸在深深的悲伤气氛中。大师甚至宣布，为纪念杜普蕾，他以后不再指挥埃尔加：“不堪回首的第一主题又在我耳边响起，那是杜普蕾拉给自己的宿命之歌。为什么是这首曲子？为什么是杜普蕾？音乐就是这样，它会锁住你的记忆，哀恸时让你不能自拔……”
爱什么就死在什么上。这句话是老舍先生说的。
个人轶事
卡萨尔斯的太太名叫玛蒂塔，曾经随卡萨尔斯学琴。她比这位大师年轻了60岁。她坐得靠他很近，手上拿着谱子。“她有一个装满了各式各样烟斗的大塑料袋，约有一百种烟斗之多。每次只要他转身过去，她似乎就知道该拿那一个烟斗出来给他。也许是因时而定吧！”克拉克女士认为卡萨尔斯是位“相当不错的老师，只要求每一位学生都能表现出活生生的音乐来。教课的时候，只会重点提示抑扬顿挫、乐句等，他从来不谈技巧的问题。这不是他开课的目的，除非你是用一种非常没有音乐素养的方式来使弓。我记得有一位脸色红润的年轻英国人，看起来像中年人，拉起琴来更是如此。他拉得很正确，也很好，就是太沉闷了点。当他拉完之后，卡萨尔斯就瞪着他说：音乐是活的呀！你的音乐呢？他就是位充满了活力的一位老者。他随时都会拿起他的大提琴，亲自来上一段作示范，然后你会听出琴音充满活力和热情。”
她记得杜普蕾看来“像是非常害羞的女孩子，经常依偎着她妈妈。我想她妈妈大概从未离开过她吧！她曾在此演奏过两、三次，到课程终了时，她演奏圣桑大提琴协奏曲（那一年我们将演奏的曲子），由她妈妈伴奏，每个人都摒息静听。在此她是位稚气未脱的女学生，衣着朴素，头发又短又直，可是拉起琴来却那么富于灵气、精力与活力！班上其它学员都没像她那么投入。”
“她是最年轻的学员，演奏起来完全不像学生，她根本就是在表演嘛！其它人大都觉得自己像学生，坐在大师卡萨尔斯跟前，等着他的指导和高论。没有人在拉琴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在表演；这是上课。可是，杜普蕾呢？她高高在上，我们是她的听众！她就是在表演！她极尽所能表现自我，丝毫不造作。我记得卡萨尔斯幷没有对她说太多话。他只是坐着，看这个小女孩表演。她的演奏也有瑕疵，换了别人，他就会指点出来，可是她的气势实在太慑人，所以他就让她继续拉，不愿意去打断。”
听了杜普蕾第一次的演奏，卡萨尔斯问她本籍何地，她告诉他：“英国，”他答道：“英国有这种气质？不可能。”这种音乐上的华丽是不可能出现在英国。“你叫什么名字？”“杰奎琳·杜普蕾。”“啊哈！”卡萨尔斯恍然大悟地说道。根据威廉·普力兹的说法，杜普蕾演奏完了之后，有人问卡萨尔斯说：“她是不是动得太厉害了？”卡萨尔斯说道：“噢！我喜欢她随音乐而动！”
杜普蕾喜爱壮丽的景观，喜爱这第一次的出门远游，听别人讲不同的语言；但幷没有觉得卡萨尔斯有多么的了不起，幷且还因与他独处的时间太少而觉得失望。她后来说：“我和他畅谈音乐，演奏给他听，但幷不觉得他架子大，难接近。围绕在他四周的都些是上了年纪，只想趴在他跟前的老女人。他会听你的演奏，可是太过于教条化，他要大家都按着他的方式来拉琴。我明暸他要的是什么，不用他明说，我就自动照办了。可是我那时是布尔什维克派（Bolshie）15岁的女孩子，觉得我的老师非常了不起，因此不想太轻易就接受卡萨尔斯的意见，就算他是大名鼎鼎的卡萨尔斯。”她对自己的天赋了然于胸，而且不希望有人搅扰她，不管对方是卡萨尔斯或是她以后的老师。只有普力兹才是她完全信任的人。
回到了伦敦后，艾丽丝和普力兹都认为，是到了该为杜普蕾筹划正式登台演奏的时候了。两人决定就在她过了16岁生日之后，便为她在威格摩尔厅举办演奏会。
她以前被刻意限定儿童和年轻音乐家的音乐会上表演。1959年的3月，她首次在Guildhall期末音乐会上和同学演奏拉罗的大提琴协奏曲。之后，在诺曼·德尔·马尔（Norman Del Mar）的指挥之下，于英国BBC电视上演奏了同曲的第一乐章。同年五月，她在Cardiff演奏了这首曲子（威尔斯管弦乐团协奏）；在皇家爱乐的部份团员伴奏下，在BBC的LimeGrove广播室与皇家爱乐演奏了海顿D大调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最后，她和Artemis弦乐四重奏团在焦点节目中合奏了浦赛尔一首三分钟曲子。1959年6月，普力兹为Horsham Music Circle安排了一场室内乐演奏会，在席拉莉负责长笛、克莉丝蒂娜·梅逊负责钢琴、彼德·汤玛斯的小提琴伴奏下，杜普蕾曾经演奏了巴哈、Rolla和贝多芬的作品。
1960年，杜普蕾赢得了Guildhall School杰出器乐学生的金牌奖以及四项附属的大提琴奖项，其中还包括了座银杯。这几项奖严格说来是褒奖，而非竞赛的奖品。普力兹一向都担心比赛对学生所产生的危险，也知道“对杜普蕾而言，早已无对手可比！”于是便不鼓励她参加这一类的活动。唯一的例外，是为30岁以下的杰出英国器乐家所举行的女王奖。这个比赛的审查委员会有四位评审，由曼纽因担任主审。最后四位评审一致通过，将该奖颁给了杜普蕾。曼纽因为惊叹于杜普蕾的天赋，遂邀请她加入他与妹妹Hephzibah合奏三重奏。1960年11月，她在小提琴家西比尔·伊顿的Kensington Studio为80位听众举行了自认是第一个真正的演奏会。
一位艺人若想要扬名立万，登上艺坛的坦途，那么在伦敦的首演可说是他的敲门砖。对年轻的艺人而言，威格摩尔厅一直就是年轻音乐家想在伦敦举行首演的炼验场。这座演奏厅建于1901年，音响效果经过特别精心的设计，是伦敦最古老也最优秀的小型音乐厅。在1961年的时候，一位艺人要在这儿举办演奏会，租金、伴奏人员、印刷及文宣等就要大约花上300英磅。这笔费用通常都由表演人员自行负担。那时，大家都习惯雇用一个团体来处理举办音乐会的大小细节。结果，杜普蕾此次的音乐会由Ibbs & Tillett公司担任经纪人业务，为她处理这方面的事务。为她伴奏的恩斯特·勒席是一位当然的人选，他不但讨人喜欢，又可靠，是个中翘楚。这是杜普蕾第一次不在妈妈伴奏下的演奏，当然无可避免地会在艾丽丝心里引起五味杂陈的滋味。
普力兹替杜普蕾筹划了一个长而吃力的节目，曲目包括巴哈无伴奏组曲、韩德尔、布拉姆斯及德布西的奏鸣曲以及法雅的西班牙歌曲。在演奏会举办的前几周，杜普蕾才换了一把大提琴，以便在这次演奏会中大显身手。在此之前她使用的大提琴有瓜内里、Ruggieri与全型的1696年Tecchler，全都是她教母霍兰夫人送给她的礼物。霍兰夫人在先生去逝之后，一直对这项艺术热心赞助，她安排两把名琴让杜普蕾挑选，结果她选了一把1673年胡桃色的史特拉第瓦里琴（杜普蕾总是喜欢跟别人说，这把琴比巴哈及韩德尔大12岁），价值35000英磅。大小事务全部就绪之后，就等着1961年3月1日晚上的到来了。
音乐会开始以前，杜普蕾脸色愉快而冷静，看起来一点都不紧张；饱餐一顿之后，她步入了威格摩尔厅的舞台，老练自信。威格摩尔厅里有550个座位，全都坐满了音乐世界里的各路菁英，大家说这将是不同凡响的一夜。事实上，这是场历史性的演奏会。第一首由子是韩德尔的G小调奏鸣曲，演奏第一乐章的时候，她的A弦居然慢慢地松了，让她惊慌了一下。为此她只好不断地移高手指的把位，直到弦的张力完全丧失为止。杜普蕾泰然自若地向观众致歉之后，回到了后台，换了一根弦。当她回到舞台时候，观众反而更加钦佩她了。节目进行中，现场的气氛为之沸腾，因为观众都知道自己目睹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演奏。普力兹描述这场演奏为“完美地结合了真实的热情与无邪的崇敬，已从实体的东西升华到灵性的层面。她每一首曲子表现得灵活灵现，大家感动得都快哭了。”
杜普蕾经常向人表示，说她很遗憾自己受的教育不够，却从来没有说花太多时间在大提琴上，又说：“一直到17岁时，大提琴都是她最好的朋友。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根本无法体会独自走进自己世界（当你需要走进它的时候）时的感觉。那是我美丽的秘密，虽然没有生命，却可以让我倾诉悲伤和难题，它真是有求必应。演奏是最棒的事情，拉琴的时候，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管。”
1978年，杜普蕾对《周日通讯》记者讲述自己的童年时说道：“没有一个小孩喜欢我。我非常内向，也很害羞。小孩子们很快就看出了这一点，他们知道有大提琴的存在，就拿它来笑我。这时候，我就会对它说：没关系，因为他们不会拉。我很庆幸可以单独拥有大提琴，也可以对它倾诉心底深处的想法。它变成一个人，你甚至可以说爱它。不管你说什么，它都听，渐渐地你会假装它具有人类的特质。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它可是我童年时的救命恩人，可是，从某方面来讲，现在我又觉得可惜，因为这样你就必须孤注一掷了。”
个人评价
马友友
马友友说：“她的演奏像是要跳出唱片向你扑来一样。，她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演奏者，她手中的音乐永远是随心而动的。因此，她的每一张唱片都是一种全新的音乐旅程。”
老师
杜普蕾的老师说：“她有些地方笨手笨脚，有些地方却优雅动人，她很容易就把人迷得神魂颠倒。”
彼得·汤玛斯
小提琴家彼得·汤玛斯说：“她完全沉浸在音乐里，我从来不觉得她有什么野心。”
情人
杜普雷曾经的情人说：“我对她一见钟情，她率直，不会矫揉造作，她的心态有些复杂，但她对此非常坦诚。”
斯塔克
匈牙利大提琴家斯塔克第一次听她弹奏时说：“象她这样把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都投入到大提琴里去演奏，恐怕根本就活不长。”她42岁因癌症而辞世的时候，斯塔克一定很后悔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不幸言中，对一个正在音乐顶峰徜徉的提琴家而言，情以何堪！
傅聪
傅聪谈大提琴家杜普蕾：“杜普蕾16岁时我就认识她了！我与杜普蕾及巴伦波音都是好友，杜普蕾还是在我家经我介绍而认识巴伦波音的！那部所谓传记电影《HilaryAndJackie》感觉太假了，看了让人愤怒！至少我所认识的杜普蕾一点都不像片中那样子！在英国同样讲杜普蕾的还有另一部片子，那就好多了，基本合乎事实。”
她的演奏个性太强了，无论谁都能很轻易辨认出她的琴声。她用的那把戴维杜夫Stradivari非常好。马友友现在拉的那把琴就是杜普蕾身后留下的，但杜普蕾拉琴与马友友拉琴完全是两码事！马友友又怎能与当年的杜普蕾相比呢！她是上帝派来安抚人类不安灵魂的天使，她是集上帝的恩宠和撒旦的苦难于一身的绝无仅有的被神选中的人。
杜普蕾于1945年出生在英国。她出生于一个充满了音乐的家庭，在三岁的时候听到大提琴的声音，就吵着想要那样的乐器。在她四岁的生日，她得到了这样的礼物，而且是成人用的大提琴。她居然拉起来毫无困难！五岁就被送去伦敦的大提琴学校跟随老师学琴。
七岁举行第一次公开演奏会。
杰奎琳·杜普蕾十岁的时候，得到苏吉亚奖，当年的评审还包括了巴比罗里爵士，后来巴比罗里和杜普蕾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有时也会对她的演奏提出一些建言。
得奖之后，她就开始到市政厅音乐戏剧学校跟普利斯学琴。普利斯记得在她十三岁时，有一次普利斯跟她说下星期要开始学艾尔加的协奏曲和一首皮阿蒂的随想曲，没想到第四天之后，她就来告诉普利斯，她说她已经把艾尔加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背下来了，而且那一首非常困难的随想曲也背出来了。尤其令人吃惊的是，她几乎把它们演奏得无懈可击！当然，学习也不会都是一帆风顺的。不过，她在十五岁那一年，获得了市政厅音乐戏剧学校的皇后大奖，这是专门为叁十岁以内的年轻音乐家所设置的。
卡萨尔斯，托特里还有罗斯托波维奇都曾指导过她，不过她总认为普利斯是她真正的老师，对老师的忠诚都未曾减少过。十六岁那一年（1961），她于威格莫尔大厅举行首次独奏会，音乐会前几天票就已经完全售完，大家都急于想听一听年轻的大提琴家表现如何，真是个严苛的考验！然而，她顺利完成了，并获得大众一致的赞赏。从此她声名大噪，开始她的演奏生涯，与英国的主要管弦乐团及著名指挥合作演出。
二十岁那一年（1965）她在卡内基厅举行她在纽约的首次公演，演奏曲目是艾尔加协奏曲，由BBC交响乐团协奏，杜拉第指挥。成功的彻底征服了美国听众！从此世界各地都热切希望她能去当地演出。1967年中东战争之后，她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籍钢琴家巴伦邦结婚（目前巴伦邦以指挥着名），有一段时间，她和波伦波英以及小提琴家祖克曼三人时常一起搭档演出，评论界均是赞誉有加。
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疾病来袭，最初检查结果是皮肤癌，她为了跟病魔奋斗，不得不停止音乐会的演奏，甚至曾经六个月都没有碰过大提琴！1973年她在伦敦最后一场演奏会，由梅塔指挥新爱乐管弦乐团，演奏的曲目也是英国人最爱的艾尔加协奏曲。
在她短而辉煌的音乐生涯中，她总共录制了十五张唱片。生病之后，她无法再继续她的音乐演奏生涯。所以她转为指导学生及在电视上举行示范教学……在她最后一张录制的唱片中，居然是在为普罗高菲夫的《彼得与狼》担任讲述者。
在1987年十月十九日，杜普蕾逝世，享年四十二岁。留给人们无限的怀念……
当杰奎琳·杜普蕾拉大提琴的时候，她完全认清自我。从五岁开始，大提琴便已成为她的莫逆之交、玩伴、休憩之所和避风港；它是一处从不让人失望的慰藉泉源，也是一个表达深邃情感的管道。每当大提琴声悠悠扬起时，她既能浑然忘我，同时又找到了自我。这不但让她肯定了自己，这更是生命、本质，与她的生活。不过自17岁起，她就开始思索：“我不演奏大提琴的时候，我到底是谁？”有一阵子，她把大提琴束之高阁，努力思考着这个问题。结果找不到答案，于是她只好继续从事那不凡的演奏生涯。
十年以后，她逐渐丧失了手指的知觉，连大夫都无法从病理上找到原因，她只好求助于心理分析师，经过两年才确定是身体出了毛病。她罹患了多重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这种疾病不但穷凶恶极，而且无从确实掌握，可说根本无药可医。她持续接受心理分析，而“我是谁？”这个问题也显得益发重要。虽然心理分析治疗一直持续到她离世为止（纵使最后仅作一些象征性的治疗），杜普蕾始终还是无法解开这个迷题，病痛和大提琴的遗失这双重打击似乎已经把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给堵塞住，使她找不着答案。
悲剧的多寡并不能换算成数字，杜普蕾的损失也是无法计算的。1982年夏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几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一切。而在此之前九年，她举行了一场糟到不能再糟的告别演奏会。自此她的手脚相继失去控制能力，最后，浑身上下都不听使唤。她张目所见都是双重影像，头一直严重地颤抖，使她无法专心看书和看电视，日常生活起居均由特别看护、厨子和司机照顾，生活圈子亦局限于病床与轮椅，婚姻对她来说几乎只变成一张饭票而已。她既无法打电话，亦无法自己吞食，讲起话来困难重重，除了思考之外，她甚至连移动一下身子的能力都没有。她非常无奈地固守着那受挫与卑微的孤立生活。
小时候杜普蕾就因天赋异秉而与人疏离，长大后虽然到处旅行，生活却仍然局限于极其孤立的演奏世界。现在她身处于逐渐冷酷萎缩的病痛中，她原先是大家心目中的玉女，拥有神话故事般的事业，以及故事书里才找得到的白马王子，可是，这些往日的荣耀和幸福，现在都已经被一个悲剧女英雄的角色给掩盖了。这位悲剧女英雄现在正勇敢地面对乖违的命运，没有丝毫的怨悔。她的朋友称她为“笑娃”，连为她做心理分析的医师听了都不禁讶然。如果仅仅为了捏造一个不朽的故事，就把她塑造成一位超凡入圣的完人，那么，无论对她，或是对身受同样痛苦的病人都是极大的伤害。相反的，即使我们说她在晚年的确有过怨言，其实亦无损她的那份勇敢。她常感激上天赐给她的天赋及机会；但也常向上苍诉说着自己的苦境（虽然没有任何响应）。她说，父母从未爱过她，兄弟姊妹们恨她；终年的练习和演奏，剥夺了她的童年与友谊。在她极度渴望爱的时候，所得到的却是人们的赞赏；所以当她一有机会，就会毫不吝惜的付出她的爱心。
1982年之后，在她的生活中就只剩心理分析师亚当·利门多尼和护士露丝·安·康宁还和她保持着固定的关系。老朋友的友谊固然不变，可是却少有时间和精力去探望她。她的双亲亦很少来看她，姐姐和弟弟则一直到她去世前一个星期才去探视她。
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从小便认识但后来又与她失去连系的人，告诉我他们多么后悔没有在得知她病后再与她接触。他们说不愿意打扰她的生活，又觉得她已经迁移到一个不同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中的人和他们有着极大隔阂。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这种错误的假设却造成杜普蕾天天恐惧面对空虚的夜晚，有时甚至没命地打电话，用着几乎是乞求的口吻，哀求着他们来看她。
空虚的杜普蕾，经常有一大堆人去看她。通常这些人会去看她是基于好奇心，或是慑于她的名气，或是另有不可告人的隐情。每当有人捐钱给她的时候，她总是接受。有一晚，一位颇负盛名的苏格兰籍心理医生不请自来地去造访她，在喝了很多白兰地之后，开始大肆咆哮着，说她的情况带给他多么大的痛苦。在未征求她的同意下，他给了她临别一吻。我也曾见过一位有头有脸的英国人，醉醺醺地跑来告诉她，说她会得此病乃因前世所造的孽，又告诉她，他认识一位专靠信心医病的人，能使她起来行走。我还见过有人对她面露喜色，说话的时候，把她当作心爱的宠物一样，又拍又搂；不过最遭糕的恐怕就是有人拒绝听她诉苦，并且骂她使用不当的语言，让他们听了不舒服，或在她想要倾诉自己的绝望时却自顾自的谈笑风生。
在一个炎炎夏日的下午时分，我首度与杜普蕾见面。那一天，她的一位学生邀我一同去上课。她带我到一栋座落于武士桥的寓所（靠近哈洛斯）。这栋白色房子四周是庭院，庭院中长满了花叶盛开的植物，在宽敞的起居室（兼餐厅）里，壁板虽然镶着暗色的桃花心木，却因室内的印花织品、鲜花和窗外射进来的阳光而显得格外明亮。大提琴琴箱欲语还休地倚偎在墙上，旁边则是一台闪闪发光的钢琴，上面挂着一幅埃尔加愁眉不展的照片。房间里，杜普蕾笔直地坐在套着绿色天鹅绒的轮椅上。她金黄色的美发垂肩而下；她的脸庞轮廓鲜明，呈四方形；皮肤粗糙，面色红润如玫瑰一般；她的牙齿泛黄，且形状弯曲，可是笑起来却充满光采。37岁的她，看起来不像少妇，倒像个少女。她有一双清澈透明的蓝眼睛，淡黄色的睫毛，两眼各自溜转着。她的眼光朝我这儿转了过来，我紧张地问她应该坐在哪里。她只简单地说了一声：“坐”，就开始上课了。
这位学生叫玛西亚·西文，由圣地亚哥交响乐团请假来此上课。她告诉我杜普蕾是一位充满灵感、很能启发人的老师，特别精于对乐曲的诠释。杜普蕾每吐一个字就要费许多力气，说话非常吃力，音调很低。她不时地清着喉咙，那种频率恰似钟表的滴答声。她的话很有建设性，如“试试这样，试试那样，再多一点拉弓，多一些的陈述。”不但有耐性，又富幽默感。强烈的颤抖使她的右手不时前后摆动着，咚咚地敲着自己的肚子。玛西亚演奏一个慢板乐章时，杜普蕾的手就在空中前后摆动做出模仿运弓的拙劣动作。她会用一种让人觉得不寒而栗的语调道出她的不赞同：“声音听起来混着不清！”或“含蓄些！”
上课的时候，大家好几次紧张的笑了出来。课上完后，杜普蕾问我们想不想听她的“新”唱片。这是收集自她十几岁时所录制的小品，她对于EMI唱片公司重新发行这张唱片非常感动。对于布鲁赫的《晚祷》，她说：“多么纯洁的曲子啊！这是我在入籍为犹太人以前录制的。我那时还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对我而言，那只是圣经上的一个名词而已。”她告诉我们，她之所以会录它，只是因为她的老师是犹太人。他称这首曲子为“犹太人的故事”。我们又听了圣桑《动物狂欢节》中的《天鹅》、舒曼的《幻想曲》和佛瑞的《悲歌》。玛西亚听了之后喃喃低语：“好悲伤啊！”杜普蕾：“这是首挽歌，悲哀是应该的。佛雷在朋友去逝后写了这首曲子。他很幸运，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感情。”
每放一首曲子，她就问道：“还好吗？有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向她保证每一首都精彩绝伦；接着她再问我们喜不喜欢听她在1970年与他的先生丹尼尔·巴伦伯因合录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这是我的天鹅之歌，”她面带忧色的说着；“可是，那时我并不知道。”与她一起听使她绞心的曲子，可说是分尝她深沉而又无尽的悲哀。她说：“大提琴的音色听起来就像是人在哭泣一样，每当我听到这首曲子的慢板乐章时，心总会被撕成碎片……，它好象是凝结的泪珠一样。”1975年之后，她就算想哭，也都没法哭了。
杜普蕾那天的精神很好，她要求玛西亚从她的手提袋中拿出一封信来，并请她为自己读信。写信的人是查尔斯王子。查尔斯王子自己一度也拉大提琴，对她极为崇仰。信的开头写着：“请你原谅我用打字的方式写这封信给你”接着就用充满感性的语气，谢谢她祝贺威廉王子的诞生。她说她要把这封信收起来，这是查尔斯王子所写给她的第四封信。王子曾经来过这里与她共进晚餐，她也去过白金汉宫，接受OBE封衔。最后，她要玛西亚为她读一篇由恩赖特所写的诗。这一首诗后来我也常常读给她听，自己都会背了。
诗是这样写的：
给与我们这个夜晚
佛洛依德的艺术在天堂
给予我们夜晚的象征
让我们梦见蟒蛇与杯子
你们并不知道是什么
全能的佛洛依德！
夜与昼的主宰
赐与我们不会被误解的梦
带领我们脱离现实
将我们从知觉中释放，
从蛊惑中苏醒
在毫无知觉下，
让我们清醒
只有欢乐与骄傲，
没有恐惧与焦急
噢！仁慈的佛洛伊德
多么可敬的名字
让夜晚比白昼更多彩
临走前，我一时冲动，脱口问了杜普蕾是否要我再去看她，并且读书给她听。大出我意料之外，她居然答应了！我想她也许要我读些她以前所喜爱的书，她说：“我从来不读书的，由你来决定好了。”经过几次之后，我看得出她要的并不是有人读书给她听，而是希望有人陪伴她打发时间。虽然我的背景与所学与她相差十万八千里，不过时间我还有。很久以前，我曾拉过一阵子大提琴，那时候我的身高还没它高呢！可是，我对古典音乐的孤陋寡闻，恰似杜普蕾对写作的涉猎程度。写作是我一生中最主要的课题，就像古典音乐是她生命的重心一样。我弄不懂赋格和练习曲之间有什么不同；而她说她从没有听过《飘》这本书，也没有听过保罗·纽曼、查理·派克等人。可是我却发现我们对于语言都有好奇心，也都喜欢听一些荒谬怪诞的事。我们对虚伪、自负以及持有偏见的人都没有耐心。杜普蕾对于结婚时入籍为犹太人与她的大夫和大多数的朋友都是犹太人的事实，感到格外的骄傲。她说她的母亲是一位反犹太人的基督徒，而我的母亲则是一位反犹太人的犹太人。
多重硬化症有时会有一种温和的征候，那就是“临床欣快症”，杜普蕾称这种症状叫作格格地笑（Giggleitis）。你很容易就可以逗她笑，而且她一笑，你也会很开心。她喜欢听黄色笑话，愈是露骨她愈开心。她喜欢玩，最喜欢的一位玩伴是一位名叫爱德华·福克斯的演员。有一天晚上，这位老兄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一进门，他就忙不迭地道歉，原因是“我们91岁的邻居戴安娜·库柏女士发生了危险”，听了他这么讲，杜普蕾紧接着说：“她的父亲死了？”幽默感是她很有效的一道防线与放松心情的良方，如果她哭不出来，至少还能笑。不过，在她自觉病情无望的时候，她也会沮丧。她会自问：“我怎能受得了呢？”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之间原本不太可能产生的友谊也就形成了。
我初见杜普蕾的时候，在伦敦很少有熟人。就连我自己都想不透，我竟会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待就超过数个月。一季接着一季过去了，工作也上了轨道，可是初到英国的新鲜感却愈来愈淡。我告诉杜普蕾，我愈来愈想念孩子，她说：“我会成为你的孩子。”由于我打算离开这儿，于是便开始物色接替我的人选。虽然找了几位，最后还是延后了归期，并且留了下来。
每当我告诉杜普蕾我的工作进度时，她总是会问：“你为什么不写写我呢？”我诚心诚意地告诉她，要写给她实在是太困难了。1986年底，我终于离开了伦敦。我想，离开对她来讲是好的。可是回到加州之后，我始终对她无法忘怀。后来当我回到伦敦告诉她愿意为她写传记时，她高兴极了。1987年十月她去世时，这本书已经快要付梓了。
这本书能够出版，我要感谢许多人（超过佰人）的倾囊相助。他们诚恳地道出了杜普蕾对于他们的重要性，有时还表达了自己的内疚和悔意。还有人基于“她已经不再是她自己”的理由而拒绝合作，这些人认为杜普蕾可供人怀念之处应该仅止于她的音乐。如果我所认识的杜普蕾不是她真正的自己，那么她又是谁呢？同时，如果我们说，只有她所专执的音乐演奏才是我们所该纪念的，那么我们就会抹去她生活中超过三分之一的部份，而这些部份又曾经深深地影响过许多的陌生人、学生与朋友。
杜普蕾慷慨、明朗，有着绝世的天赋与宽阔的心胸，并且自始至终从未改变。早先有人告诉她，说她的内心深处有着别人所无法接受的情感，她就用笑容来掩饰，可是笑容的背后却有着一个复杂、不为人所知、而又自相矛盾的性格；其中有些地方，即使她本人也无法穿破藩篱而一窥究竟。不过，从杜普蕾和许多曾经观察过她、了解她，且在她的一生中扮演过不同角色的众人中，我也获知了大部。渐渐地，它就像是一张正在显影的照片，所有的景像都一一浮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