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收并蓄之美：《愤怒的葡萄》另一种解读
王玉明 冯晓英
摘要：《愤怒的葡萄》自问世以来，受到了学术界许多关注，但对其评价却两极分化：有的学者恭推它为上等的艺术佳作，有的却把它定性为几乎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政治宣传品。确切地说，这样的评价都有失公允，或者说过于武断。本文拟用新历史主义和生态批评的观点，重新阐释这部文学名著，认为作者约翰·斯坦贝克走的是一条中间路线，在哲学思想、创作结构和表现手法上兼收并蓄，这正是该小说既畅销一时，又能流芳于世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斯坦贝克 愤怒的葡萄 目的论 非目的论 兼收并蓄??
引言?
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左翼文学的黄金时代，揭露、抗议社会弊端的小说层出不穷，但没有哪一部作品像《愤怒的葡萄》那样为大众争相阅读，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曾跃居畅销书榜首的这部作品仍作为文学教材在美国大学和中学课堂上讲授，并不断引起专家和学者们研究和阐释的兴趣。然而，一直以来，人们对它的评价却莫衷一是。起初，有人曾企图把它定为粗俗的“无产阶级小说”，将它从文学史上一笔勾销。而著名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却认为它属于《汤姆叔叔的小屋》一类了不起的愤怒之作的范畴。如此相互冲突的评价不胜枚举。本文拟从隐含于小说当中的哲学思想入手，用新历史主义和生态理论的批评观点，对小说的结构和表现手法，以及小说结局作进一步探究，以期揭示其既畅销一时，又具有持久可读性的内在原因。?
一、折中的哲学?
斯坦贝克原本持有目的论的思维定式，但后来接受了与他同时代的海洋微生物学家爱德华·里基茨的非目的论思想。非目的论观点强调对“现实”的思考，将事件看做一种发展、一种表现，而不是结果。它关注的主要是生活“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而目的论思想家总是对现实不满，企图从终极目的角度对现实进行改变和疗救，因此，它不去理解现实，而是坚持用一种设定的理想标准来裁决现实，以重铸现实，使之符合设定的理想。?
目的论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主要表现为浪漫主义或者是批判现实主义，而非目的论思想却表现为近乎文献式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196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为斯坦贝克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时认为，他“通过现实主义的、富于想象的创作，表现出富于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敏锐的观察”，这个评价很大程度是针对《愤怒的葡萄》而言的。?
在《愤怒的葡萄》中，斯坦贝克在文献式的写实与史诗般的象征之间构建了一种平衡。在大部分章节中，约德一家和牧师表现出的思想状态都带有非目的性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作品多了点客观的、非政治说教的科学性，有助于人物更加接近真相，让读者看到更大的社会图景，但是，小说中的人物以及小说本身也因此显得被动和悲观。为了求得平衡，在牧师和汤姆到达加州遭遇到冷漠后，作者在插入章节中及时对这些遭遇的制造者进行了谴责性的评论，并最终将牧师和汤姆塑造成运动领导和行动主义者。在这里，作品明显表现出了目的性的倾向。但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其目的性倾向又让位于非目的论倾向：小说最终让读者记得的不是目的论式的牧师或汤姆，而是约德妈妈和女儿罗撒香，而妈妈的耐心与天赋的理解力，以及女儿最终实施的善举均表现出明显的非目的论思想特征。?
里基茨曾指责斯坦贝克，说他为了用道义的社会取代非道义社会，不惜塑造目的论式的人物：小说中约德一家以及牧师均是类型化的人物，没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不过，里基茨也赞扬了斯坦贝克，说他至少在小说的某些方面实现了非目的论的超脱。例如，小说中对自然力量的描写虽然不多，但却有声有色。这些描写为冲突的双方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环境。作者在对现实的真实刻画上，又借助了想象与象征等浪漫主义手法，在不经意中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古老主题呈现了出来。据此，笔者以为，斯坦贝克在目的论与非目的论之间走着一条中间路线，他通过小说结构的安排、人物形象的塑造，使抑制与颠覆得到了平衡，从而将目的论思想和非目的论思想有机地统一在作品中，并最终以富含生态智慧的方式解决了矛盾冲突。?
二、并行不悖的结构?
在创作技巧上，斯坦贝克采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手法。根据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的需要，作者设计了一种独创性的小说结构：在叙事章节之间插入背景与评论章节。这种双线并进、夹叙夹议的叙事方法，产生出了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使读者与事件的发展若即若离。作者时而又是个旁观者，时而又是批评者。 读者感到作者好似一位深谙变焦技巧的摄影师，把经济危机荡涤后的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给读者，既实现了故事叙述中时间与空间的转换，又省掉了不必要的细节联系。?
小说共分30章，其中16章为“插入章节”，约占小说总篇幅的六分之一。作者没有按照传统做法把全部笔墨用于讲述约德一家的遭遇，而是借助插入章节适时介绍社会大背景，阐述作者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对生活和社会的主张。乍一看去，这些章节与故事本身毫不相关，实际上，作者将新闻学和文学创作手法结合起来，通过这些章节的插入，说明破产农民约德一家的遭遇具有普遍性。而且这些社会背景和社会现实的展现也更有利于加深读者对于约德一家人悲惨命运的理解。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一张一弛, 一唱一和，相互烘托渲染，推动故事向纵深发展，不仅改变了单一平面的叙述结构，而且使作品获得一种史诗般的气势。?
斯坦贝克在创作该小说时，面对的是两组材料：约德一家的遭遇和他本人希望反映的美国人乃至人类的一段心路历程。采用叙事与评论这两种并行不悖且相互融合的结构模式不失为作者的最佳选择。正如斯坦贝克所言：“我只希望它能引人入胜，而且能对读者有所裨益，就像写作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受到的教益一样，我在它的结构上耗费了许多的心血。” 约翰·斯坦贝克：《一封谈评论的信》，见《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第383页。插入章节所体现的独特视角、和谐的音律以及灵活的形式，使移民挣扎的故事得到艺术的升华，为作品增添了艺术魅力，从而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三、受抑制的颠覆?
《愤怒的葡萄》在试图展示移民们的痛苦的时候，表现出了颠覆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倾向。从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中，我们也能够看到颠覆的理由：当时，全美经济结构正处于大调整阶段，骤然的经济危机和农业的整体工业化使大量农民破产、流浪，但是，作者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的依附却又抑制了他希望颠覆这种意识形态的动力。?
以牧师凯西为例。严酷的现实使他不再相信传统的教义。他否认基督教的原罪观；在旅途中，他揭露和谴责基督教慈善机构救世军所宣扬的逆来顺受的思想；他帮助约德妈妈认识到，应该对人民和现世生活而不是对上帝和来世充满信心；他甚至激起汤姆以牙还牙，杀死了那个残害他的凶手。但是，牧师的原型来源又暗示了作者的抑制倾向；凯西与《圣经》中的耶稣相似，吉姆·凯西与耶稣基督的缩写完全一样；凯西也具有基督似的献身精神。不难看出，作者又希望用传统宗教的方式来解救受难大众，这里，他走的又是一条折中路线。?
再看看小说的叙事模式，作者借用了《旧约·出埃及记》这一神话模式。古以色列人在先知摩西的带领下，一路饱经磨难和考验，最后终于到达“流着奶与蜜”的福地迦南。而约德一家的加州之旅并没有如此美好的结局。相反，他们到达加州后却遭遇歧视、饥饿和暴力。他们的经历彻底粉碎了追寻“希望之乡”的美好愿望，也颠覆了一种被称为美国神话的民族意识：新伊甸园就在西边。为了找到那个可望不可及的新伊甸园，美国人一路由东向西扩张，不断屠杀、驱赶原住居民，毁灭一片又一片森林，一心要找到新的福地以“重新开始生活”。但是，此处的颠覆同样受到了抑制，因为叙事结构本身就取材于《圣经》这一养育西方文化传统的根基性作品，而不是源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以外的神话模式。此种安排表明斯坦贝克试图用美国的方式，在美国之内解决美国的问题。?
作为美国民族代表，移民们西行的苦难历程预示着颠覆，甚至是革命。但作者向读者暗示的是一场爆发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意识的转变和思想革命。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伤感情绪有时是积极的，它在激起人们对反动的保守势力产生一种人道主义的反感的同时，又保留了人们对这个尚有药方可救的国家的信心。换言之，颠覆并未完全主宰着小说，因为我们还能隐约感到作家对颠覆的抑制和对传统的捍卫。 ?
四、用生态论思想实现了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平衡
毋庸质疑，《愤怒的葡萄》既不是一部纯粹的政治宣传品，也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产物。作者努力把“他这一代人所珍视的许多相互抵触的思想态度呈现出来：一方面对国家的巨大经济潜力怀有敬意，另一方面又对滥用自然的状况感到恐惧；一方面对政治改革问题表示关心，另一方面又对人民的生存灾难愤愤不平；一方面赞同社会变革，另一方面又对文化传统表示崇敬”。 里查德·佩尔斯：《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卢允中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54页。为了实现这一宏大主题，斯坦贝克没有过多强化作品的政治特征，也没有一味追求纯艺术性，而是在兼顾两者的前提下（参看前文），选择了生态论的观点来解决冲突，并在中间求得了一种平衡。?
作品表达了对生态危机的担忧，严厉谴责了人类破坏生态行为，明确表达了生态主义思想。它批判了人类优于自然、掠夺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很显然，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上的生态灾难正是“人类中心主义”给自然造成的恶果。小说的第13章对造成生态灾难的人类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这个国家竟弄成什么样子呢！我要知道，它到底会搞成什么样子？” 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胡仲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25页。 ?
然而，作品在严厉谴责人类的无知和贪婪的同时，也向读者展示了自然之美，表达了人们对自然和土地所持有的那种难以割舍的情结。在这里，作品表现出了一种生态伦理思想。那就是“热爱、尊敬、尊重土地”。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有理智做出有利于土地的行为。同时，作品中的小人物之间的互相关爱、互相同情是对鼓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西方哲学的无情批判。而约德妈妈的力量和美德的特征则是对女性能力的充分肯定，她与大地母亲形象的契合也隐含着作品对哺育人类的大自然的赞颂，对人与自然相生共存的一种理想的追求。可以看出，作者相信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可能性，表现出他对环境伦理的态度，即人应当与自然、与生命亲善的思想。?
不难想象，斯坦贝克如果过于强化革命与政治色彩，小说很可能被定性为时代的作品，而失去持久的魅力。如果作者一味为艺术而追求艺术，淡化其道德、文化、政治和社会功能，那么小说又会失去时代与社会意义。在兼顾小说政治性和文学艺术性的基础之上，作者试图用生态伦理观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
结束语?
一部紧扣时代的纪实性作品很可能在时过境迁之后无人问津，而《愤怒的葡萄》却是个例外。该小说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正是因为斯坦贝克在结构安排和创作手法上采用了平衡的方式，在哲学观和方法论上走了一条中间路线；在暗示对“伊甸园就在西边”这一美国神话进行颠覆的同时，作品又试图通过抑制的力量予以消解；更为精彩的是，作品利用了生态智慧来启示大众，解决冲突，最终在政治与文学之间达到了平衡。作品表现出来的折中倾向并不是一味的、无原则的妥协，相反，它却产生了兼收并蓄的审美效果，为冲突各方乃至广大读者普遍接受。经历了岁月的考验，当年的畅销书今天已成为一部经典著作，这应该是对作者当年的折中选择的最大回报。
原载：译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