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福克纳：“我没有受过多少教育”
［美］杰伊·帕瑞尼著/ 惠云燕译
迄今为止，威廉·福克纳是一位一流的、从来不会过时的少数作家之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在美国每个自成体系的文学教科书中都享有崇高的地位。半个世纪以来，大学学生在文学课上学习他的《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和《八月之光》，甚至中学生也经常被福克纳的书或者有名的小说吸引，例如《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和《熊》。
这种情况是令人惊异的。令人悲伤的现实是：按照现代主义的传统，读者群一般都会主动回避沉重或者艰深的主题。很多教授和学院派的评论家花了数十年，做了大量工作，来确认福克纳确实是拥有读者的。当然，一旦对福克纳有了恰当的了解，一些读者就会不断地寻找他的小说，这也是人们对他那些不太重要的作品仍然保持兴趣的原因。
让我感兴趣的是，尽管福克纳获得了学院的厚爱，他自己却对大学和学校几乎充满病态的恐惧。至少在他后来和弗吉尼亚大学建立相当不错的关系之前，情况就是这样的。
大部分时候，福克纳远离学院，就像欧内斯特·海明威，还有很多他那个时代的作家一样，他是自学成才的。他最多曾经是个并不出众的学生，从来没能完成在密西西比北部的牛津城的中学学业。为了踢足球，福克纳在1915年的9月，进入了11年级。那个秋天结束的时候（为了点不大名誉的原因），他就离开了学校。
但是，缺少正规的训练并不意味着他对待学习不认真。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进行了广泛的阅读，虽然并不系统。通过学习荷马的主要著作、《圣经》和同时代的各个不同作家的作品，他一路向前。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的阅读得到了一位年长的朋友，菲尔·斯通的指点。实际上，1918年春天的时候，福克纳跟随斯通到了耶鲁，住在寄宿公寓的同一间房子里。虽然福克纳并不是正式注册的学生，但是整个初夏，他一直住在纽黑文的校园里。他作为旁观的一员，参加学校里的活动，他甚至还参加了5月里沿着胡萨托尼克河举行的哈佛—耶鲁划船比赛。他也花时间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阅读和写作。
当时美国参加了欧洲的战争。福克纳和他大部分朋友一样，也打算参军，对他那代人来说，这是相当冒险的事情，福克纳知道这一点。当得知美国军队并不接受原先的预备飞行员的申请，他参加了在加拿大的军校飞行员培训项目，他的目标是在皇家空军服役。但是在他得到飞行章之前，战争就结束了，福克纳惊慌失措，不得不两手空空偷偷逃回牛津，只带回一些供以闲聊的长篇故事。
福克纳的家乡恰好是密西西比大学所在地。他的父亲是大学里的行政官，所以他的家位于校园里。他在1919年作为“特殊学生”于秋季入学，这是一种专门针对退伍老兵入读大学的途径，可以免除像高中毕业证一类的资格限定，不过他对此并没多少热情。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福克纳在学校里游荡，上课，但是很少交论文和参加考试。在一节有关莎士比亚的课上，教授问他奥赛罗在特定语句中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我怎么知道呢？那是400年前发生的事，我那时又不在。”所有的老师都碰到过这类学生，如果这个自以为是的学生在学期结束时就消失不见了，我们通常都会很高兴。
福克纳虽然对正规课程不感兴趣， 却写出了大量的诗歌和小说，他也经常为学生文学杂志撰稿。他花了很多时间上当地的高尔夫球课，并是互助会的固定成员。给予他最大的学院影响的，是一位住在附近的叫做加尔文·布朗的英语教授。布朗阅读了福克纳的作品并提出建议。他也指导福克纳的阅读方向。但是正式的学院生活对于成长中的作家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好几年以后，1921年，福克纳在密西西比大学邮局谋得一个职位。接下来的三年，他和父母住在一起，工作是坐在壁炉后面卖邮票和分发邮件。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段时间是福克纳同学院有着最亲近接触的时候：作为它的雇员并有一定的自由。正是在这些年里，福克纳花了大量的时间坐在一把位于邮局后部的皮椅上阅读小说和诗歌，这大大扩展了他的文学知识。他还利用在邮局的便利，仔细整理学生和老师的报刊，除了分发邮件以外，他又用了很多时间写作。当顾客来买邮票或者寻求帮助的时候，他经常拒绝到窗户边去。
1924年9月，邮局检查官从科林斯湾给年轻的福克纳写了一封很长的、满是抱怨的信，包括他完全忘记自己的职责、不仔细对待邮件、对顾客态度冷淡。当检查官亲自来调查情况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堆没有整理的信件，那里整个一团糟，福克纳很快就被解雇了。“我想我一辈子都会被有钱人支使，” 那时他说，“但是感谢上帝，我再也不用被一个拿着两分钱来买邮票的杂种支使了。”
实际的故事比这个要复杂，琼·圣·科瑞在1989年发表于《密西西比季刊》的文章中具有说服力地争论说：福克纳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加工，甚至是开了个大玩笑，编造了邮局检察官的来信（检查官确实来了，但是他比那封信里显示的温和得多）。福克纳喜欢好的故事，甚至对自己的经历也是如此。他不顾一切的想离开邮局和大学那隐居一样的气氛。他渴望自由。
从那时起，福克纳对大学一直存有戒心，经常拒绝学校的访问邀请。学院氛围里的某些东西使他感到危险，大部分时候，他更愿意生活在学院的边缘。有一次在日本谈到他的作品时，一个人问他文学风格和思想之间的区别，福克纳回答说他对这些东西“所知不多”。他补充说：“我甚至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所以我根本不知道理性和逻辑思考的方法。我的不多的数学知识也不足以让我有这样一个大脑。”福克纳似乎坚持一种浪漫的天才说法，他相信作品里的想像是从作家的心灵深处无意识地流淌出来的，因此理性的头脑是不可能获得的。
然而，在学院里，成为作家的想法福克纳很早就有了。这个想法第一次出现在他的《喧哗与骚动》（1929）和《我弥留之际》（1930）出版之后。他被邀请去参加在弗吉尼亚大学召开的南方作家会议，他很惊奇地发现自己成了会议的中心。每个人都想见见这位作品很快就引起严肃评论家注意的年轻人。在一次鸡尾酒会上，他被众人围住，沉重地靠在从纽约赶来陪他的编辑的胳膊上。福克纳喝得太多了，实际上，他呕吐到他的敬仰者的脚上，后来被拉回旅馆，放在床上。在那次尴尬事件之后，他就再也不想和学院会议打交?道了。?
福克纳从他的小说上赚的钱很少，所以他就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很多其他人一样不得不在好莱坞找工作。在那个时代，有名的作家对影视界趋之若鹜，在那里他们可以做比较少的事而得到相对比较多的报酬。除了追逐年轻女人和大量饮酒以外，福克纳在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做的工作并不多（他确实收到过为好几部著名电影写作得到的报酬，包括1946年的著名电影《长眠不醒》。但是他对剧作的贡献是微乎其微的，只写过一些场景转换和情节的注释）。这时，他已经结婚了（不快乐地），并且有了一个女儿，在他的家乡牛津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家庭，从那儿走到他母亲的住处只要一小段的路程。在这里，除了不断大量饮酒外，他努力地进行小说创作直到1962年去世。
从各种学院、大学来的邀请函多如雪片，但是福克纳大都谢绝了。他知道文学学者和教授对他的作品很感兴趣，当他们邀请他到校园去的时候他也很高兴，但是他很少接受这些邀请。
关于福克纳在学院里受到欢迎的事实可以写很多书，但是这些书无一例外的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即这位特别的作家的作品为什么从40年代末期开始，会受到教授们的如此欢迎。答案与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有关，这种方法将重点放在内容的近距离分析上。一位活跃的新评论家，耶鲁大学教授克里斯·布鲁克曾经在一次会谈中对我说：“他的作品对于创作本身解释得非常多，这对于课堂教学是非常适合的，通过研究福克纳，造就了一代学会近距离阅读的评论家。”
学院的评论家喜欢复杂的现代主义作品。比如评论家和教授中最有名的T.S.艾略特和詹姆士·乔伊斯，他们都硕果累累。在课堂上，有许多东西可以讨论，如《荒原》和《尤利西斯》。书中的暗示可以被回溯探寻，讽刺很容易引起讨论。书中复杂的时间变换和大量的叙述性描写，是现代主义作品的理想范例。读福克纳作品的困难之处在于作品本身的吸引力，因为它总是给读者一些需要揭开，需要探索的东西。你可以理出作品里很多不同的线索，讨论象征的用法，引导学生深入作者的语言。这些内容如果缺少帮助是很难阅读的，因此老师的引导和相关评论书籍都很受欢迎。
在新评论方法盛行了很久以后，情况依然如此。复杂的福克纳依然受到欢迎，叙述性结构依然吸引着评论家们。福克纳特殊的风格为结构评论家提供了素材，他们可以从句子中找出一直围绕着主题的意义，虽然它们没有被非常明白地表示出来。福克纳也很自然的吸引了那些关注美国文学中种族问题的评论家，因为这是他小说中经常涉及到的主题。
福克纳是不可否认的一流的作家，他大概也是那个时代最引人注目和复杂的作家。他的作品组成一个整体，就像一大块由各种不同花纹编织的织锦，基本上——至今依然如此——学院派关注他的任何时期的代表作。福克纳和海明威、劳伦斯、弗吉尼亚·伍尔夫一样，以自己的风格在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尽管时间流逝，依然吸引着一批读者，他的思想通过想像和语言被勾画出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到50年代中期的时候，福克纳已经确立了美国小说领袖的地位。他在世界巡回演讲之后，对于自己的公共角色变得比较适应，并且发现自己很喜欢来自年轻读者的关注。因此他在1956年接受了弗吉尼亚大学的邀请，尝试作为其访问作家。他的工作并不复杂。他要做的只是让自己在特定的时候可以让学生接近，并且给他们开出要读的书目来。
夏洛茨维尔对福克纳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他的女儿吉尔和女婿保罗·夏默在那里，他还有了一个外孙，这也是件大喜事。所以他和大学保持了愉快的关系（虽然是附带的）。他经常回学校和学生见面，和他们一起诵读和讨论，并且加入大学的生活。在一个值得注意的场合，他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老年人》，并且回答由学生和教员们组成的观众的提问。当被问到南部的种族问题的时候，他回答说：“我也同样感受到陈旧的根植于人们的偏见。但是当白人被这种偏见驱使，去做他们所做的事情时，我想整个黑人都是在嘲笑他的。”在这样的场合，福克纳似乎为有着诚实思想的艺术家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愿意去面对自己的局限。
在1960年以前，大学和学院为作家提供住处是非常罕见的。很多20世纪的著名作家——艾略特、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约翰·斯坦贝克、华莱士·史蒂文斯和其他人——都很少和学校设施有什么关系。他们经常刻意去避免这些，好像担心自己的时间或者创作才能会被学院侵蚀一样。在那个时代的作家中间，罗伯特·弗罗斯特是个值得注意的特例。从他1917年第一脚走进阿默斯特校园起，到他1963年去世，他是密歇根的阿默斯特大学、哈佛、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校和米德伯理学院的熟客。有趣的是，他和福克纳一样，认为自己是自学成才的。他在达特茅斯学习了很短时间，然后在哈佛呆了差不多两年，但是他从未毕业，直到他进入中年，才和学院言归于好。
在某些方面，福克纳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成功很好地促进了其他一些机构邀请作家加入到他们中间的行动。从60年代开始，作家已经是校园的常客，很多关于写作的课程由具有作家身份的教授来授课。过去的四五十年里，在美国有很广泛的机会接受更高等教育，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作家不大可能会在学院出现，或者从事教学。这也就是说，那些构成福克纳的小说和故事特征的东西可能只属于过去，因为现在的读者期待的是符合“受过教育”的标准的写作模式。这种明显的趋势，可能会损害某类创作。当代作品显然被同类因素所困扰，哪怕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也有些例外，比如托尼·莫里森和卡麦克·麦卡锡，将自己的作品中新意的某些东西归功于阅读福克纳）。
应该注意到福克纳并没有实际进行过教学（不像弗罗斯特和今天学院里的很多作家）。他的思想在很多年里都是混乱的，他的阅读也从来不是系统的。他所有的天才只体现在书页上——他的小说里，这是他可以很轻易地接近大量非意识的地方。他似乎是为整个地区写作，并将这个地区写进世界。他将他的“小邮票”上位于密西西比、他自己称作“雅克热卜菲娅”的小小的县变成了一个神秘的地区，并有了世界的意义。但是，他的任何著作都极少和学院教育有关。
当福克纳从密西西比大学退学之前，无聊地坐在教室里的时候，他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朝一日他会被这么多人研究、分析和深入地讲授。同样，作为一个年轻的作家，他也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小说会在学院中拥有如此长期的、对他含有感激之情的读者。
原载：译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