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是怎样评选出来的
吴岳添
一年一度，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结果的公布，都会在世界各地引起轰动。人所共知，现在公布的时间是每年10月份的一个星期四，不过是哪个星期四却无从知晓，只能一到秋天就翘首以待。记者们从四面八方来到瑞典寻找蛛丝马迹，不辞劳苦地追踪着评委们的身影。评奖结果公布之日，他们更是拥挤在学院门口，进行种种猜测，然而听到结果时往往还会大吃一惊。凡此种种，都给诺贝尔文学奖蒙上了谜一般的神秘色彩，人们只能看到是谁获奖这个结果，对于评选的过程及其内幕却一无所知。
2007年是法国作家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50周年，瑞典学院为此特地向法国《读书》杂志的记者开放了它的档案。诺贝尔奖评委会的常任秘书、58岁的贺拉斯·恩格达赫尔，是有权选定获奖者名单的四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个全世界的作家都乐于结交的人，也极为坦率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从而为人们了解诺贝尔文学奖的奥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获奖作家的名单必须是推荐出来的。评委会每年都请法兰西学士院等一些学院和协会，以及评委、教授、文化名人、特别是以往的获奖者进行推荐，推荐出来的作家名单约为300到400人。在此基础上由四位评委组成的委员会进行首选，在四月份确定第一批共20人的候选人名单。在推荐过程中有一条必须绝对遵守的规则，是任何作家都不能毛遂自荐。有些小说家自作多情，把自己的全部作品题字后寄给评委，评委们在内部就把这些作家称为“自杀的候选人”，也就是连评选的资格都没有。
在5月份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四人委员会确定一份只有五人的“简短名单”，当然在来自各国的候选人当中要选定五个人也非易事。全体评委一共通晓约12种包括汉语在内的语言，但是还不够，例如没有印第安语和阿拉伯语的专家，为此就要看一些译本。在没有译本的时候，评委会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每年至少聘请两位专家来翻译作品。1996年，他们请了一位斯拉夫人来到瑞典学院，逐字逐句地翻译了波兰女作家维斯拉娃·希姆博尔斯卡的诗歌，正是她获得了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之所以要确定一份五人名单，是因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1938年，赛珍珠第一次被提名就当选了，后来引起了一些争议，所以从此以后只有出现在这份“简短名单”上的作家才有可能当选。这份名单随后被交给其他评委，在10月份投票之前，评委们要在夏天读完候选人的所有作品。恩格达赫尔在担任评委的第一年曾去枫丹白露度假，为此托运了60公斤行李，全是需要看完的书籍。为了绝对保密，评委会制定了铁面无私的严格纪律。恩格达赫尔曾在情报部们服役，在这方面很有经验。评选一开始，他就告诫同行们不得向配偶透露任何消息，就连他的妻子也不知道谁会当选。每次会议之后，桌上的所有文件全部收集起来送进粉碎机。会议期间他们到附近餐厅吃宵夜的时候，谈到候选人的名字时都使用代号。例如在2005年，评委们谈话时提到的哈里·波特，其实是指当年的获奖者哈罗德·品特。评委之间禁止用电子邮件相互联系，即使评选结果公布之后，也不得透露关于推荐和投票的情况。
一到九月份，恩格达赫尔就密切关注对诺贝尔文学奖进行投注打赌的网站，唯恐上面会出现这份名单上的名字。但迄今为止，除了品特曾以30对1的赌注出现过之外，还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 从9月20日开始，评委们每星期四开会审议，进行言之有据的激烈讨论，直到最后一刻才决定宣布的日期。2007年有一位评委去世，一位健康不佳，所以有14位评委投票，也就是必须有八票才能当选。当评委们终于意见一致的时候，恩格达赫尔在12点半悄悄地走出大厅，到办公室去与获奖者联系，向他宣布这个好消息。1点钟他开门出来，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宣布当选者的名字。
评奖的程序如此严格，应该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了，其实不然，因为存在着许多影响评选的因素。首先是评委本身的原因。评委们当然是力求公正的，但是总会受到时代背景和个人喜好等因素的影响。瑞典是个小国，但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却不少，这恐怕与评委们的爱国之情不无关系。但是瑞典诗人哈里·马丁逊在1974年获奖之后，由于受到太多的批评，于1978年2月11日用一把剪刀切腹自杀。评委们因此在评选同胞时就不无顾虑，要三思而行了，这也许是从此以后再无瑞典作家当选的原因之一。
每位评委都是文学方面的专家，对外国文学有着各自的爱好，而且历来与文学大国法国的关系特别密切。例如恩格达赫尔本人翻译过德里达的著作，古奈尔·瓦尔基斯特曾翻译普鲁斯特的作品，耶斯贝尔·斯文布罗曾在巴黎任教，女评委卡塔丽娜·弗罗斯藤森不但翻译过杜拉斯的作品，而且她的丈夫就是法国人。我们不能因此说评委们有倾向法国的传统，但是阿尔贝·加缪在1957年的获奖，却完全是与评委的出力分不开的。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推崇的还是战前的老一代作家，但是赫雅玛尔·吉尔贝格和比尔格·埃克贝格元帅这两位评委，从1949年开始就力挺加缪。他们在八年里专门为加缪写了四个报告，1949年的那份报告长达30页。评委会一直在期待着他的杰作。1956年加缪的《堕落》发表，被评委们一致看好，因而加缪于1957年10月17日获奖。在颁奖仪式上发表受奖演说之后，加缪亲自把埃克贝格元帅夫人领到餐桌旁就座，这无疑是他向元帅表达的一种谢意。
其次是推荐人的身份。评委会特别重视评委、获奖者和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推荐，不过对于瑞典王室的推荐自然更要另眼相看。1951年12月28日，瑞典国王居斯塔夫六世的小弟弟纪尧姆亲王，亲自给评委会写了一封信，建议把诺贝尔奖授予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他在信中表示“莫里亚克作为年轻的天主教作家们的先驱，在法国文学中起着重要的和中心的作用。”纪尧姆亲王的支持举足轻重，福克纳就是在他的支持下于1949年顺利当选的。所以虽然莫里亚克在此前已经失败了三次，在1952年也面临着丘吉尔、加缪和马尔罗等的有力竞争，但还是在1952年11月6日以全票当选了。获奖的决定刚刚宣布，瑞典驻法国大使就立刻驱车去向莫里亚克报喜。而在斯特哥尔摩举行的晚宴上，莫里亚克就坐在王后、也就是亲王嫂嫂的右面。
关于推荐人的身份还有一些例子。例如1946年获奖的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从1931年开始就得到1929年获奖者托马斯·曼的推荐，后来也得到了他的作品的瑞典文译者兼评委的帮助。
1960年获奖的法国诗人圣琼·佩斯，是法国老资格的外交官，而推荐他的朋友哈马舍尔德既是评委，又是他作品的瑞典文译者，而且当时正担任联合国的秘书长！无庸讳言，高行健的获奖是多亏了惟一懂得中文的评委马悦然，他的小说《灵山》的中文本尚未出版，就已经被马悦然翻译成瑞典语出版了。
另外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安德烈·纪德1946年被提名，第二年就获奖了。他获奖如此迅速是因为年龄太大。评委会在这方面有过这教训。法国诗人保尔·瓦莱里经过10次提名，1945年终于要给他颁奖，可惜他在7月份就去世了。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只有一次颁发给已经去世的作家，那就是1931年的瑞典诗人卡尔费尔德。评委会从1918年起就要给他颁奖，但是他以自己是瑞典学院终身秘书和评委为由坚决拒绝，直到1931年退休辞职，学院终于决定颁奖给他的时候，不料他却因病去世，所以评委会才决定追授他诺贝尔奖。这种情况当然是个特例，不宜重演。纪德在1947年已经78岁，而且身体不好，评委会担心他随时可能去世，所以就及时把奖颁发给他。
作家个人的运气也是一个因素。1953年温斯顿·丘吉尔的获奖确实备受争议，实际上他主要是以演说家的资格获奖的。瑞典学院的常任秘书在保密的会议上说过：“鉴于今年没有一个候选人显然能够获奖，而学院又不希望把名额保留到明年，因此倾向于再一次认真地讨论丘吉尔的候选人资格。” 在评委投票的前几天，瑞典方面先通过外交途径，秘密了解他是否愿意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丘吉尔阁下的答复是“非常荣幸”。所以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丘吉尔是唯一事先被征求意见的候选人。
1954年获奖的海明威也是如此。评委会内部对他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1947年的一份报告甚至认为“他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也没有写出多么值得钦佩的小说。”1953年《老人与海》的出版彻底改变了这一看法，使海明威在1954年10月28日的讨论中，不到半个小时就顺利当选。由于飞机失事而受伤的海明威无法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瑞典驻哈瓦那大使还曾极力建议他在家人陪同下乘货轮前往。
从诺贝尔文学奖设立开始，就在候选人的选择上犯过许多错误。1901年是颁奖的第一年，左拉在文学上的成就举世公认，而且他在19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又挺身而出主持正义，本来诺贝尔奖非他莫属，然而对于自然主义的成见却使评委们做出了无法弥补的错误判断：“往往粗俗得厚颜无耻的描写，以及缺乏灵性的自然主义，令人难以把应该授予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家的文学奖推荐给他”。
由于同样的原因，190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意大利的历史学家蒙森，而大名鼎鼎的托尔斯泰竟以“可怕的自然主义描写”、“对文化的敌视”和“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等理由被拒之门外。弗洛伊德在1936年虽然受到1915年获奖的罗曼·罗兰的推荐，但是他的学说受到瑞典学院的非议，评委们斥责他“具有扭曲的想象力”，“把语言贬低为生殖器的男性和女性”，更为严重的是认为他腐蚀了一部分世界文学。
评奖道路最为曲折的是法国的马尔罗。他有过英勇抗敌的辉煌经历，是一位传奇性的大作家。他有三次机会几乎获奖，可惜都擦肩而过，每次都在最后一分钟被别人取代。1947年他被首次提名时只有46岁，由于太年轻而被认为可以再等几年，于是让给了已经老迈的纪德。以后他几乎每年都被提名。1957年，他发表了《想象博物馆》和《诸神的变异》，加缪在获奖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应该获奖的是马尔罗！”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加缪获奖后在国内备受抨击，马尔罗几乎是惟一向他表示祝贺的作家。最后一次是在1967年，马尔罗发表了《反回忆录》，但是因为丘吉尔在1953年获奖后引起非议，评委们发誓不再颁奖给政府成员，即使是文化官员也不行。马尔罗当时担任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因此受到排斥。等到他在1969年离开政府的时候，贝克特和索尔仁尼琴等新一代作家的声望已经如日中天，马尔罗也就永远失去了获奖的希望。
法国《读书》杂志第359期（2007年10月）刊登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档案材料和恩格达赫尔的访谈录。无独有偶，这一期上也刊登了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奖历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关于龚古尔文学奖的内容，全是出版社和评委为了获奖而不择手段地拉票。主要的做法是出版商向评委朋友推荐参评的小说；隶属于各个出版社的评委为了各自的利益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出版商之间通过经销获奖作品或印刷该作品的袖珍本而分享利润；通过与评委本人或评委妻子签订出版合同、为评委子女谋职等方式进行变相贿赂等。令人欣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评委们的偏见主要是由时代造成的。
随着世界文学的发展很演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逐渐从欧洲扩大到世界各地，特别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不过法国虽然从1985年的克洛德·西蒙之后就无人获奖，但是不应该因此而失去希望。正如恩格达赫尔所说的那样，法国在新小说派和结构主义等实验性的运动之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更为经典的时期，目前法国文坛正是如此，而诺贝尔文学奖是不会排斥优秀的作品的。他还指出今天不能把文学局限于小说或诗歌了，因为沿着1950年获奖的罗素、1953年获奖的丘吉尔等开辟的道路，已经存在着一种非常重要的 “证据文学”， 这种文学有着从游记到随笔的丰富形式。综上所述，我们对新世纪的文学前景应该抱着乐观的态度。
原载：外国文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