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的兴盛和衰落

　　奥斯曼(Ottman)土耳其帝国是15至20世纪的强大伊斯兰帝国。它兴起于小亚细亚，靠着其草原"加齐"（Gazi，即"圣战勇士"）的传统，在与拜占庭和穆斯林国家的长期战争中发展起来。14-15世纪间进入巴尔干半岛，1453年攻占拜占庭都城君士坦丁堡，并大举向中欧、西亚和埃及扩张，16世纪后成为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将整个阿拉伯世界与巴尔干半岛及中欧联系在一起。17世纪以后，随着西方的崛起，伴随着巴尔干和近东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奥斯曼帝国逐步走向衰落，成为欧洲列强角逐近东和黑海地区霸权的牺牲品。

　　一、奥斯曼土耳其的兴起

　　突厥、西突厥和塞尔柱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属西突厥人，黄色人种。其祖先最早出现于贝加尔湖以南、戈壁沙滩以北的今外蒙古一带，与中国早年史籍所提到的匈奴人共处于一个庞大的联盟中。公元前6世纪，一个叫"突厥"（或"兜鍪"）的部族正式出现于中国史料中。

　　汉唐以降，突厥人主要活动于中国长城以北。在现西伯利亚一带，曾经出现早于8世纪30年代的突厥语铭文，说明突厥人此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字。由于同中原王朝经常发生边境冲突，这支突厥部族辗转西迁至咸海和锡尔河之北、里海和伏尔加河以东、额尔齐斯河之西南的广漠草原上。552年，突厥人击败中亚柔然人，建立突厥汗国，其首领额尔浑汗领可汗称号，统领汗国东部；其弟室点密统领西部，领叶护称号，此即西突厥。不久，西突厥与波斯人结盟击败白匈奴人（中国古籍称哒人），扩大了领地，利用地处丝绸之路要隘的便利，积极开辟东西方贸易商路，与拜占庭、波斯和中国商人建立了活跃的贸易关系。

　　伊斯兰教兴起后，一些突厥族人进入伊斯兰教地区，还有一些人进入伊斯兰国家军队中当奴隶，在伊斯兰教商人和苏菲派苦行僧人的影响下，接受正统派伊斯兰教。11世纪中期，西突厥人的一支塞尔柱人部落越过锡尔河南下，在今伊朗境内建立国家，并进入巴格达，迫使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授予其首领以素丹称号，称"东西方之王"。塞尔柱人并不满足于这一称号，他们相信自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理当拥有被异教徒占据的东地中海地区和埃及，相信伊斯兰教的"圣战"信条，自称"加齐"勇士。他们与"土库曼人"组成乌合之众，骚扰信奉基督教的和平居民，迫使拜占庭皇帝迎战。这样，已经停止扩张的伊斯兰教帝国开始了新的发展，而拜占庭帝国的东面边界再无宁日。

　　二、悬于欧洲门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1071年，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率领抗突厥大军在两河地区凡湖附近遭到惨败，皇帝本人被俘。这次失败引起了拜占庭的改朝换代，罗曼努斯被赎回国后，被政敌刺瞎双眼，悲惨死去。突厥人却从此在东安纳托利亚获得了一片领地。"土耳其人开始在以往曾经辉煌的古罗马的废墟上支起了游牧帐篷。人类文明的摇篮从此落入穆斯林的野蛮而极其残酷的统治之下"。1077年，塞尔柱突厥人建立罗姆素丹国①。从此，这个素丹国成为拜占庭文明与突厥人草原传统及西亚伊斯兰文明交流融汇的重要平台，小亚细亚逐渐突厥化。1230年左右，罗姆苏丹国达到极盛，其文明达到相当高水平。安纳托利亚地区保留至今的道路、石桥、商栈、清真寺、经院和防御工事等，昭示着这支部族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卓越贡献。

　　突厥人在近东的崛起引起了西方社会关注，诱发了以拯救圣地为名的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十字军东征。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在近东建立了四个国家，小亚出现了多种文化和宗教势力激烈冲突的局面。第四次十字军攻取君士坦丁堡之后，这种形势更加严峻。当时近东的所有政治势力，包括突厥人势力、拉丁－十字军人势力和希腊人势力等竞相角逐，突厥人"加齐"势力受到了抑制。蒙古人西征使近东局势更趋复杂。罗姆素丹国由于其地理位置，成为抵制蒙古人进入西亚的桥头堡，并与希腊人的尼西亚帝国结盟。1243年，罗姆素丹国被蒙古人摧毁。1261年，尼西亚帝国的皇帝迈克尔八世"光复"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再度成为突厥人"加齐"战士重新活跃的战场。在数十个加齐人小公国中，奥斯曼国家开始独领风骚。

　　奥斯曼土耳其人奥斯曼土耳其人是著名族长奥斯曼的后人。塞尔柱人兴盛时期，它只是处于罗姆素丹国监护下的小邦国。该邦国位于拜占庭帝国边区，在所有酋长国中离君士坦丁堡最近。它以圣战为号召，将周边好武善斗的"加齐"勇士吸引到自己周围，帮它传播伊斯兰教、帮它征战掠夺，不断蚕食拜占庭边境。酋长奥斯曼被称为"加齐的素丹"。一部编年史强调："信仰武士（加齐）是传播真主宗教的工具，是涤净人世间多神论污秽的神的仆人；信仰武士是安拉手中的利剑……"1337年，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汗兼并了小亚细亚的数个突厥人公国，自称"加齐"素丹，正式发行货币。不久后，马尔马拉海周边的伊兹尼克（原名尼西亚）和伊兹密特（尼科米底）以及周边重镇也相继落入奥斯曼人手中，奥斯曼人在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黑海之滨不断扩张，很快控制了整个小亚细亚，奠定了向巴尔干半岛进军的基础。

　　二、悬于欧洲门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奥斯曼人进入欧洲1341年，奥斯曼素丹奥尔汗应拜占庭权臣、后来的皇帝约翰六世之约，参与拜占庭内战，乘机进驻巴尔干半岛，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岸边的加利波利（1354年）城和巴尔干重镇亚得里亚堡。1365年，奥斯曼人迁都亚得里亚堡，将此作为向欧洲扩张的基地。往东方向，奥斯曼人势力扩张至安纳托利亚中心。此后，奥斯曼人就在近东和巴尔干两线作战，像钟摆一样，左右摇摆。当它摆向东方时，目标是另一支穆斯林突厥人部族卡拉曼人；当它摆向西方时，则不断深入巴尔干半岛，向中欧推进。

　　1389年，奥斯曼人在巴尔干的科索沃平原血战中，以沉重代价镇压了当地被征服各族居民（包括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联合抵抗，巩固了对巴尔干半岛的统治。虽然素丹在此役中战死沙场，但此后君士坦丁堡成为被奥斯曼人四面围困的孤城。

　　1396年，欧洲各国组成联军试图阻止奥斯曼人的西向扩张，遭到惨败。

　　1402年，帖木儿受土库曼诸酋长的策动，率大军在安卡拉重创土耳其军队，素丹战败被俘，次年去世。随之，奥斯曼国家内部发生了争夺素丹权位的内乱，引发了长达10年的国内危机。奥斯曼的扩张暂时停止。

　　1444年，匈牙利民族英雄约翰•洪亚迪领导巴尔干人民和部分西欧十字军在瓦尔纳城下抗击土耳其人，极其惨烈地失败。

　　1453年5月，奥斯曼人攻下君士坦丁堡，从此得到了一个出色的军港和商港、一个扼守欧亚贸易中枢的重要据点。征服者穆罕默德骄傲地自称为罗马皇帝和"两块陆地"与两片海域的统治者。

　　1453年至1566年是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土耳其军队凭借其先进的火器和大炮，越过陶鲁斯山脉，将穆斯林名城大马士革和开罗，圣城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纳入帝国的版图。奥斯曼素丹从此自命为伊斯兰教的保护人和穆斯林文化的代表，开始使用"虔诚信徒的首领"这一封号。

　　苏莱曼二世时期，土耳其人加快向多瑙河上游发展，1526年，在莫哈奇战场战胜了匈牙利骑士精锐部队，3年后，将匈牙利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从此，从多瑙河上的布达佩斯到底格里斯河上的巴格达，从克里米亚半岛到尼罗河第一瀑布，都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

　　奥斯曼人之所以能在巴尔干半岛上迅速扩张，有着多方面因素。首先，巴尔干半岛地势舒缓，少有难以突破的天险，多瑙河及其支流构成有效的联系通道，进军便利；而且，巴尔干半岛上从来没有统一的政治实体，拜占庭、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一直在竞相争斗，使奥斯曼人能够"渔翁得利"。另一方面，当时的西欧基督教世界正处于民族国家建立前的阵痛之中，英法百年战争，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地中海上的争夺、罗马教会内部的混乱，都使他们无力关注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半岛上的进展，也不可能认识到这种进展对未来欧洲政治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内部看，奥斯曼政府对征服区居民实行比较宽松的宗教和税收政策，鼓励基督徒改宗伊斯兰教以减轻税收负担；也鼓励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通婚及融合，使小亚细亚及安纳托利亚地区迅速实现突厥化，成为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半岛进军的稳固后方和人才资源。早期奥斯曼素丹从这里吸纳了许多有经验的行政人才、各类手艺人、行东和穆斯林学者，较好地继承了罗姆素丹国的宗教和行政管理传统以及丰富的文化遗产，保持了政权的稳定和文化事业的繁荣。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机器奥斯曼的国家结构有利于集权统治。"草原传统"、"加齐"理想及借鉴于波斯和罗姆素丹国的高级伊斯兰传统，是维系奥斯曼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三大支柱。

　　所谓"草原传统"，就是严格的家族血统世袭制，与早期伊斯兰教由选举产生领袖的体制是不同的。奥斯曼统治者强调，他们是真主挑选出来的统治家族。在这个家族里，只有素丹本人才是帝国的真正主人。他的臣民、家人，甚至妻子和儿女，只是他的奴隶或奴才。著名美国历史学者李比耶在其《苏里曼大帝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政府》一书中揭示了奥斯曼奴隶主集团的性质，他说：奥斯曼的统治机器包括素丹和他的家庭成员、他的家族中的官吏、政府中的行政官员、常备的步兵和骑兵及一大群正在受教育以便将来参加常备军、法院和政府的青年人。是这些青年人掌握着武器、书写工具和权力。除了"圣法"所涉及的少数有关判决的事务以及由非穆斯林臣民和外国人所管理的有限职责外，他们控制着政府的全部机构。这一部机器的最关键性和最突出的特征是：第一，除了少数例外，它的全部人员都是基督教徒的子孙；第二，这一部机器里的每一个人都以素丹的奴隶身份参加工作，而且终身是素丹的奴隶--不管他取得了多少财富、权力和名声……

　　"加齐"理想，就是以"圣战"为荣，积极从非穆斯林手中夺取土地和财富。这决定了奥斯曼国家以征服立国、靠战争起家的军事封建主义特点和奉军人为至尊的价值观。在政治体制上，奥斯曼人继承了伊斯兰国家的社会、宗教和政治习俗及财务管理方式，而所有这些都是当年伊斯兰教征服者从被征服民族包括希腊人、波斯人那里学来的。奥斯曼人将它们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制。

　　为保障军人的财产、政治地位以及其卓越战斗力，奥斯曼帝国广泛实行所谓"古兰"（gulam）制，作为其补充步兵和行政管理人员的重要方式。"古兰"，是经过精良训练在军队和国家机构中服役的奴隶。奥斯曼人继承了塞尔柱罗姆素丹的传统，将"古兰"的使用系统化，制度化。他们在基督教徒集中地区定期征集基督教男孩，将其集中起来接受伊斯兰教割礼和严格的军事、政治和宗教教育，结业后补充近卫军、宫廷侍从及政府机构官员。这样训练出来的奴隶近卫军队伍是奥斯曼对外扩张和对内统治的重要支柱，后来成了反对土耳其民主革命的顽固力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这种制度曾有精辟的评价："对于游牧社会的文明来说"，他们所驯养的"辅助性的动物"（狗、骆驼、马）"是它的得意杰作，而且是它成功的关键所在……从动物当中训练出来这样一批助手乃是游牧民族的最高成就；而奥斯曼帝国之所以不同于阿瓦尔帝国也就是因为他们把这样一种较高级的游牧艺术应用在定居的环境里，因此才取得了长久得多的寿命。奥斯曼的巴迪沙们维持他们帝国的办法是从他们的奴隶当中训练了一批人类助手来帮助他们在他们的"人类畜群"里维持秩序。"在长期对外征战的同时，奥斯曼国家的军事和政治管理体制也得到了巩固和完善。素丹凌驾于整个统治集团之上，其专制程度已达到当时条件下的最大极限，并先后有"帝政会议"（素丹本人主持）和"国务会议"（辅政大将军主持）负责管理国家要务。国务会议在素丹宫中的圆顶会议室举行，参与会议的被称为"圆顶官员"，他们是素丹政府的核心人物。地方军人、新兵出身的官吏和书吏以及受过神学和法学训练的乌莱玛成员，构成地方统治机构成员，称"阿斯喀里"即"军事长官"，其中，领有"将军"和"帕夏"头衔的官员居于顶层。非军人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是帝国的纳税人阶级，他们被称为"雷阿雅"即被统治者。这一时期奥斯曼国家社会秩序稳定，执法相对公平，没有太多的苛捐杂税，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帝国进入了空前的盛世。

　　帝国盛世这时帝国的对外贸易也十分繁荣，本国与欧洲各国的商人都得到了相应的贸易特权。欧洲各国的大使也相继到任。在苏莱曼指令下，奥斯曼帝国的标准法典《群河总汇》问世，苏莱曼因此以"伟大的立法者"而著称于世。在他统治时期，奥斯曼文化也有了惊人发展，它融合了草原游牧部落传统，波斯人的艺术主题、文学典范及崇拜王权的政治观念，拜占庭人的军事和政治制度，以及阿拉伯人的科学、宗教和文字，成为近东文化一道新的风景线。咖啡的传入成为16世纪奥斯曼国家生气勃勃的象征；来自新大陆的烟草也通过英国人传入了奥斯曼帝国。民间的文化活动更展示了帝国的繁荣和昌盛。

　　1557年落成的著名苏莱曼清真寺是建筑师锡南的传世之作。这座清真寺，是奥斯曼人征服亚欧非三洲胜利的象征，四座尖塔和十条长廊，象征着奥斯曼人征服的里程碑。"十"象征着苏莱曼是这个家族的第10位素丹；"四"象征着苏莱曼是统治君士坦丁堡的第4位素丹。它的庄严圆顶，比查士丁尼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还要高16英尺，以此来炫耀帝国是前无古人的。在当时的欧洲世界，堪与苏莱曼对抗的君主只有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和英国的亨利八世。苏莱曼以征服者的声威傲视着这些同代人，他曾在给法国国王的信中这样自称："朕乃素丹之素丹，君主中之君主，四海方圆内诸君主王冠的分配者，真主在地球上的投影；朕系管辖着白海（地中海）、黑海、鲁梅利亚、安纳托利亚、卡拉曼尼亚、罗姆国……整个阿拉比亚、也门以及崇高祖辈及赫赫先人（愿真主光照吾先人之陵墓）借武力征服以及由朕本人以燃烧之剑、胜利之锋所征服的许多其他国家的素丹和君主……"在地中海上，奥斯曼人与航海强国威尼斯、热那亚及西班牙人进行了长期争夺，维持了地中海制海权。1571年的勒颁多海战，是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帆船大战。威尼斯人取得了战胜奥斯曼人的辉煌胜利，使整个基督教世界欢欣鼓舞；但随后威尼斯人企图收复塞浦路斯的庞大舰队，则遭到了致命打击（1573年），奥斯曼海军再次展示了强大的实力。随之，奥斯曼人夺取了西北非洲的摩洛哥，西班牙菲力浦二世出于同英国人抗衡的战略需要，于1580年放弃了对摩洛哥的主权。从此，直布罗陀海峡成为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的哈布斯堡帝国之间的自然分界和两大对抗文化之间的缓冲区。

　　16世纪中叶，经历了十代素丹征伐和统治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与此同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洗礼的西欧国家也迎来了其科技文化发展的迅速进步。奥斯曼人叱咤风云的时代开始结束。1566年后，土耳其人扩张的步伐终于被迫停止了。它在印度洋海域的扩张中，遇到了葡萄牙人的坚船利炮。在向伊朗进军的征途中，遇到了新兴什叶派萨非王朝的抵制。在维也纳城下，奥斯曼人的征服之师多次受阻，不得不疲惫地停留在匈牙利平原上。与此同时，地理大发现和世界贸易中心转移到大西洋岸，使地中海真正成为一潭死水，土耳其人失去了地中海贸易的丰厚利润，经济实力也随之下降。

　　三、与欧洲殖民者的较量

　　从欧洲撤退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占领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将原属于拜占庭人及其强邻的领土囊括在素丹版图内时，就将自己面对整个欧洲的敌视和对抗。在其庞大的帝国内，民族分离因素也日益增长，巴尔干各基督教民族开始谋求民族解放之路，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成为全欧洲关注的中心。17世纪以后，中欧强国奥地利和东欧新兴的俄罗斯帝国，开始激烈地争夺巴尔干这片"中间地带"，迫使土耳其人从欧洲撤退。

　　1606年，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签订西特瓦托罗克条约，这是奥斯曼扩张史上第一次与交战国以平等身份签订的条约，素丹承认奥地利皇帝是"罗马皇帝"，意味着奥斯曼不再以征服者自居。但是，保持着扩张之余威的奥斯曼人还是在17世纪中顶住了法国人和奥地利人的军事压力，将威尼斯人势力排挤出东地中海贸易区，夺取了克里特岛。不久奥斯曼人又卷入俄国与奥地利争夺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流域的冲突。两败俱伤之后，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人议和(1681年)，俄国占有了基辅及其周围地区。

　　1682年，奥斯曼帝国在柯普吕吕家族几代大臣主持下进行改革，暂时恢复了以往的强盛和生气，但这未能阻止奥斯曼大军于1683年败于维也纳城下。随后，奥斯曼人又在1687年第二次莫哈奇战役和1697年的山塔之役中接连败于奥地利人及其盟军，任由其占领匈牙利、希腊和黑海沿岸；俄国沙皇则趁火打劫夺取了亚速海（1696年）。在英国和荷兰的"调停"下，土耳其人接受了屈辱的卡洛维茨条约（1699年），将几乎整个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以及克罗地亚的大部割让给了哈布斯堡王朝；将卡曼尼支、波多利亚和乌克兰割让给波兰；将摩里亚及达尔马提亚一些地区割让给威尼斯。后来又将亚速海割让给俄国，沙皇由此进入了本属奥斯曼内海的黑海地区。这个条约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作为战败国而签订的和约，是其退出与欧洲大国的竞争、走向衰落的重要标志。

　　1714至1718年，为了门德内格罗的归属问题，奥斯曼人与威尼斯人发生了冲突，奥地利趁火打劫，强迫奥斯曼接受帕萨罗瓦茨条约（1718年），将贝尔格莱德和多瑙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割让给奥地利。在此期间，法国人使用外交武器有力地支持了土耳其人，换得了对奥斯曼治下东方基督徒的保护权。这一保护权，使法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土耳其和"东方事务"中，后来成为土耳其近代化改革的主要依靠力量。

　　黑海与克里米亚之争18世纪中期后，为了争夺黑海上的重要战略基地克里米亚，并维持对乌克兰地区的控制，奥斯曼人与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发生了两次大规模战争，史称俄土战争。从历史上看，俄土战争的爆发是伊凡四世以来沙皇俄国向黑海和里海出海口发展的必然结果，奥斯曼土耳其人是阻止这一政策实现的强大障碍。西方海权国家不希望看到俄国继续在东方扩张，积极支持奥斯曼人。1757年后，奥斯曼的东方邻邦萨非波斯瓦解，帝国享受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成为欧洲事务的"观望者"：它坐视欧洲列强的七年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又静静地观望叶卡特琳娜女皇削弱波兰①。但波兰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将奥斯曼帝国拖进欧洲政治漩涡中，第一次俄土战争（1768-1774年）爆发。

　　战争先后在多瑙河、克里米亚和高加索三个战场进行，多瑙河为主战场。最后，土耳其军惨败，签订了屈辱的"屈奇克-凯纳尔贾条约"，承认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独立，听任俄国人割占亚速、克里米亚、第聂伯河和布格河之间的草原地带等大片地方，从此，黑海不再是土耳其的内海，而为俄土两国所共有，俄国还获得商船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自由进入地中海的权利，并成为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以及土耳其境内东正教徒的"保护者"。条约使俄国得到了历代沙皇梦寐以求的出海口，为向巴尔干扩张奠定了基础。俄罗斯学者认为，沙皇发动俄土战争，有利于巴尔干各斯拉夫民族独立和民族国家建立，恩格斯则认为，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是"在解放的幌子下的侵略"，是"沙皇式的解放"。对于土耳其来说，坏事转变成了好事，它开始放弃大帝国梦想，在以后一个世纪中逐步走上民族、民主和近代化之路。

　　第二次俄土战争（1787-1792年）是俄国沙皇南下政策的继续。克里米亚问题是战争的导火索。战争的爆发以俄国向克里米亚和整个库班地区出兵为前导，随后是欧洲各派势力紧锣密鼓的积极干预，使它成为一场国际性的区域战争。其间，瑞典成为土耳其人的盟友，奥地利参加俄方对土耳其人作战；普鲁士和英法持观望态度，只在势力均衡的天平发生不利变化时才伸手干预。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欧洲列强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法国，沙皇俄国于是抓住机会迅速结束了这场战争。土耳其在多瑙河下游的防御全线崩溃，在高加索的攻势也被俄军遏止，最后被迫接受屈辱的雅西和约。该和约重新确认了屈奇克-凯纳尔贾条约的条款，迫使土耳其人放弃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沙俄乘机控制了黑海制海权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通行权，并获得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会的"保教权"。从此，土耳其成为西方列强与俄国争夺东地中海和黑海地区制海权的棋盘上的一只棋子，被大国所操纵和利用，主权地位日益丧失，一度狂妄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成为真正的"欧洲病夫"。

　　四、未触动根本的改革

　　此后的土耳其继续被欧洲列强瓜分和宰割：1775年土耳其将布科维纳让给奥地利；1812年把比萨拉比亚让给俄国；1878年，又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割让给奥地利，把巴统和卡尔斯割让给俄国等。军事和外交上的连连失利，使奥斯曼的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开始考虑富国强兵之策略。

　　对外战争节节失利的同时，帝国境内各民族的独立运动也风起云涌，西欧列强密切关注这场斗争，提出"不让土耳其灭亡，也不让土耳其强大"的口号，纷纷染指奥斯曼事务。法国人侵入非洲，控制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英国人获得了苏伊士运河和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德国人亦通过在近东修筑铁路而将其触角伸至巴格达，掌握帝国的经济命脉。奥斯曼帝国政府负债累累，连连丧失主权，走向最后崩溃的边缘，改革迫在眉睫。

　　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的流入近代土耳其的改革最先由军事改革入手（1792-1807年），发起改革的是素丹塞里姆三世。向西方学习、从事改革的思想也在这一时期逐渐渗入土耳其社会。然而历史地看，土耳其改革可以上溯到更早时期。尽管穆斯林极端蔑视基督教文化和思想，但他们还是从欧洲的发展中看到了可供借鉴的东西。

　　土耳其民族属于伊斯兰教世界一员，但它却建立于历史悠久的古典帝国--拜占庭的土地上，因而承袭了拜占庭文明的多重因素。晚期拜占庭的封建制对奥斯曼军事采邑制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而拜占庭的这种封建制也由于西欧十字军多次东侵而渗透了法兰克封建制的影响。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摩里亚封建领地长期使用的"罗曼尼亚法"，就是以西方十字军征服东方后制定的耶路撒冷法典为基础的，土耳其人进入摩里亚后，接受了这一法典的大部分原则。此外，土耳其人进入欧洲后通过和平与战争的方式同希腊居民和拉丁居民的交往，也保证了奥斯曼人经常有一个对西方联系的窗口。在西欧宗教改革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逃往奥斯曼的西方亡命徒和难民不断增加，更使这个"窗口"的作用明显增强。西方的印刷术和医药技术就是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移民带到土耳其的。

　　如奥斯曼帝国最早的印刷厂就是一位逃亡犹太人开办的。1493年后，由于西班牙的排犹运动，许多犹太人被迫东行，在奥斯曼国家定居并发展印刷业。但在土耳其开设的印刷所，被严格禁止印刷土耳其文和阿拉伯文印刷品，直到18世纪初，该禁令才有所松动，伊斯坦布尔的穆斯林教长发布了允许印刷宗教以外各科土耳其文书籍的通令，素丹敕令准许在"崇高的、真主庇护下的君士坦丁堡"设立土耳其文印刷所，承印各种土耳其文书籍。

　　土耳其保守势力一向抵制"来自基督教的东西"。在伊斯坦布尔的各图书馆里，人们很少能见到17世纪以前穆斯林关于基督教欧洲的记载。奥斯曼人还顽固地抵制诸如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对地球和宇宙的新认识和新发现。真正对土耳其保守思想体系产生强大冲击力的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发生于欧洲的纯属非宗教性精神表现的第一次社会大动荡，这样，穆斯林世界希望在不损害自身宗教信仰与传统的情况下，从这样一个非基督教的甚至"反基督教"的运动中去"找出那个难以捉摸的西方力量的秘密"。

　　首先流入穆斯林世界的是对"自由"、"平等"和"民族"的新理解。以往的伊斯兰教语言中，"自由"是一个相对奴隶而言的法律名词。但在19世纪的欧洲，"自由"却有新的政治含义，它是建立在宪法、代议制政府和法治社会基础上的有组织约束的民众权利，并且成为在国内向专制政体、在国外向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发动群众的口号。对于"平等"，穆斯林社会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别理解。因为在奥斯曼，人们的社会等级不完全是以父辈身份为依据，而是依一个人的军功大小、是否有才能为依据的。在近卫军兵团中，很多出身于基督徒的青年是平民后代，他们通过行伍道路，可以走到社会的最顶层，获得高官厚禄。而且，《古兰经》的原则反对造成贫富悬殊的社会条件，每一个城市或乡村的清真寺，都以济贫为其主要宗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分成阶级的事实日益明显，伊斯兰教理论家们也试图对社会进行合理的划分，他们中曾有人设想有四个阶级，分别相当于"水"、"火"、"空气"和"泥土"等四种自然因素。有知识者，包括宗教法学家、律师、法官、秘书、会计师、几何学家、天文学家、医生和诗人等，属于"水"的阶层；武士和将军们属于"火"的因素，他们通过战争促使世界体系形成；其三为商人、工匠和收税人等，是居于各阶层之间的媒体，属于"空气"，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因素；最后一层才是农民和各种农业劳动者，他们是"泥土"，满足人们生命的基本需要。这种划分，显然并不看重出身和等级，只注重人们所操持的职业或实际社会作用，反映了基于农业文明之上的城市文明的影响。

　　但伊斯兰教义中要求穆斯林之间兄弟般友爱并共同忠诚真主和王朝统治者，使他们很难理解和接受"民族"这个包含语言、种族和地区等内容的整体概念。因此，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世俗改革纲领，直到20世纪初才有所成就。

　　旨在富国强兵的军事改革在所有涌入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中，土耳其人最为关注的还是军事。他们从来不抵制来自西方的"有用发明"，即先进武器。自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穆斯林已经在战争艺术上，特别是在像工兵、航海和炮兵等技术性较高的部门方面，做了基督教国家的学生。早在15世纪初，土耳其就开始将火器用于战争，特别是攻城。第二次科索沃战役以后，土耳其人开始使用野炮、步枪和手枪，投弹兵和坑道兵也开始在奥斯曼军队中起主干作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就得益于先进的炮兵。为了顺利地从事海战，奥斯曼人特别注意接受西方人先进的航海技术和海图制作技术。17世纪时，一部标准的奥斯曼地理学著作《吉汉尼玛》（《世界鉴镜》）问世，标志着奥斯曼人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接受和理解。在一段时间内，奥斯曼帝国一副堂皇的军事外表，掩盖了它自己在技术与创造力上的日益衰落。军队中较好的炮匠和炮手，舰队中较好的船工和航海员，全都是西方亡命徒和雇员，说明了这一事实。但奥斯曼统治者并没有很快醒悟。17世纪以后帝国在军事上日益衰落，屡次败于那些先前为他们所不齿的基督教敌人之手，并在强压之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条约，才使土耳其人痛定思痛，决意寻找救国之路。他们把富国强兵作为国家中兴的主要手段。

　　国际局势发展也比较有利于奥斯曼国家。本来已经无可挽回的第二次俄土战争的失败，并没有给土耳其人带来更多的灾难，由于波兰、普鲁士、法国等地陆续出现的突发事件，分散了俄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暇干预土耳其事务，这就使土耳其人能在比较宽松的条件下分别与俄、奥订立相关和约，并考虑自己国家的发展和改革问题。

　　38岁的素丹塞里姆成为改革的主持者。塞里姆知识面广、阅历丰富，自青年时代就通过私人使臣与法国国王保持着通信联系，对于欧洲事务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他知道，土耳其国家能够得到一个喘息机会，只是由于欧洲大国发生了困难。土耳其要在强敌如林的世界上自保，必须使自己强大起来。因此，他把"强兵"作为自己要实现的首要目标，建立了一些新的军事院校和海军学校，还草拟了一份关于招聘外籍教官和技术人员的名单，把它送往巴黎（1793年）。这一举措，是土耳其开始走向军事改革道路的信号。

　　事实上，早在18世纪初，土耳其人就因对奥地利两度兵败而开始考虑军事改革。沙皇彼得大帝改革成功，也给了土耳其人以启迪。帕萨洛瓦茨和约后，土耳其人开始探讨改革之路。大维齐尔（相当于宰相）达马德•易卜拉欣帕夏在战败恢复和平后，开始在维也纳和巴黎建立大使馆，"详细研究有关文明与教育的各项措施"，并向素丹汇报其中哪些能适用于土耳其。1716年，一个法国军官试图在奥斯曼军队中建立外国工兵军官团，未能成功；其后不久，另一个法国人成功地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了一个消防队。这成为土耳其城市市政改革中的第一项。海军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造，三层甲板的大型帆船取代了划桨船而成为奥斯曼海军的主流战舰。

　　18世纪30年代以后，土耳其陆军改革提上日程。来自西方的移民在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个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米特费里卡向政府和素丹呈递了建议改革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结合欧洲各国的情况指出：一个井井有条的政府、科学的地理学和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是国家强大的根本要素。1729年，为逃避国内政治迫害而来到土耳其的法国人邦纳瓦尔伯爵，受大维齐尔委托改组炮兵兵团，建立了一座新的炮兵训练中心"亨代塞汉埃"（几何学校）。虽然这所学校由于近卫军的强烈反对而被迫关闭，但给土耳其现代军事的发展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如一种供炮兵使用的"二弧象限仪"，一些与几何学、三角学、军事科学和土耳其及欧洲历史有关的论文、专著等。1773年，一个法籍军官帮助奥斯曼人建立一所新的海军数学学校，建立和训练新的工兵兵团，改组了铸炮厂。学员中有不少是"白胡子的队长"和"60岁的学生"。后这所学校得到了扩充和发展，成为后来军事工程学校、军医学校及其他军事学校所遵循的模式。在校学生都是海军长官和土耳其上层人物的子弟。

　　1783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促使土耳其人进行新的改革，其主要改革方向仍然是依靠法国人的力量改革军事训练方式。但由于土耳其与奥俄战争的爆发，法国人被召回国，这一轮军事改革被迫停止。

　　"新秩序"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得新素丹塞里姆三世可以乘着全欧列强都在紧张地对付法国这个难得的时机，策划并实施规模宏大的改革奥斯曼武装部队的方案，目的在于将军队的技术装备、训练和技巧都提高到西欧国家军队的水平。由于早期土耳其军校中基本使用法语课本，聘用法国教官，塞里姆投入改革的军界骨干人物，包括他自己，基本上是亲法派。他也经常通过大维齐尔与法国国王交换意见，了解法国发生的骚动和法国建立"新秩序"的情况。后来，法国"新秩序"名词成了土耳其改革方案的总称。塞里姆还派出专使前往欧洲考察，并收集有关欧洲各国的情报。专使回国后，呈递了一份关于欧洲尤其是奥地利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情况的报告。

　　1791年，当奥斯曼军队正在回师途中时，素丹给军政和宗教界的22位高级人员下了一道命令，要他们就造成帝国衰弱的原因发表意见，并提出改革建议。其中两位基督教徒顺应素丹的命令，以"拉伊哈"（Layiha，一种奏折形式，类似1789年法国的陈情书）形式做了答复，提出了在奥斯曼实行军事改革的主张。但怎样进行军事改革，各派却有不同意见。保守派想通过恢复奥斯曼黄金时代的军事办法来弘扬奥斯曼的军事荣誉。浪漫主义者和妥协派则打算以法国为师，将法兰克式的训练和武器逐步引进现有军队中，他们强调，这实际是在恢复奥斯曼的光辉过去。激进派认为旧的军队已经无法改革，他们呼吁素丹建立一支彻底按照欧洲方式进行训练和装备的新军。

　　后一种主张虽然在宫廷中遭到辱骂，却正是素丹本人所倾向的。素丹立即将之诉诸行动，下令成立一个由改革派人士组成的委员会，连续颁布一整套后来被称为"新秩序"的新训令和新条例，包括各省总督官制、地方税收、谷物交易管制的条例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按照欧洲方式训练与装备新式正规化步兵军团。为筹措改革经费，还专门成立一个财政局，对已收回的和被没收的采邑封地，以及烟、酒、咖啡等商品等实行征税。耐人寻味的是，"新秩序"最初是指新制度各项条例，后来却几乎变为专指在这个制度下建立的正规军队的名称了。

　　改革期间，塞里姆建立了若干新的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专门训练有关炮术、防御工事、航海及辅助科学等方面人员。法国军官被聘为这类学校的教师和教练，法文是学生的必修课。法国革命以后，素丹继续与法国新政府保持联系，请求法国派遣军官和技术人员到土耳其授课。塞里姆的改革使青年陆军和海军军官阶层成为社会上的新知识阶层，他们在学习中逐渐熟悉了西方文化，理解了法国革命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成为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和西方文明在奥斯曼国家的代表，以及土耳其近代化改革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塞里姆时期培养的大批外交人员也充当了奥斯曼与外部联系的重要中介。18世纪末以前，奥斯曼的对外联络主要通过基督教译员们进行。国家官员们都以伊斯兰教为至尊，不屑于学习外国语，只愿意让有欧洲背景或受过欧洲教育的流亡者担任外事雇员。为了更及时地得到有关欧洲事务情报，塞里姆决定在欧洲各主要国家设立正式的、常驻的奥斯曼大使馆。大使们还奉命研究驻在国的各项制度，学习"对于帝国官员有用的语言、知识和科学"。首批外交官员多数是奥斯曼宫廷中的旧式人物，不懂西方语言，观念保守，对于派往国情况了解甚少，对了解到的情况也不重视。但他们带去的译员和年轻秘书等，却在研究欧洲语言、了解欧洲思想、学习西方社会生活和管理模式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中一些人回国后在政府机构担任高官，成为主张变革的中坚分子。那些一直在奥斯曼帝国生活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们，虽然一直与西方保持着联系，并在多数时候充当了土耳其人与西方人交流的工具，充作译员和语言教师等，但由于民族和宗教的隔阂，他们很难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只能充当奥斯曼与西方进行直接交流的缓冲而已，不被政府所重视。

　　然而，塞里姆发动的这场改革，只是致力于富国强兵，并没有触动素丹制度本身。因此，改革扶植的新兴的军人势力和外交力量，加上一些能面对西方先进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阶层，他们能够理解法国启蒙思想和自由、平等、博爱观念，也必将承担起最后将奥斯曼素丹政体送往坟墓的历史责任，但却不可能立即实现改天换地的革命。即使如此，奥斯曼的铁血军团近卫军兵团和顽固保守的宗教法律势力（乌莱玛）也不愿意坐以待毙，因为这些改革显然意味着他们那个阶层的末日。塞里姆和其新军的确面对着一股他无法对付的反对势力。

　　尽管如此，塞里姆还是使自己的新式军队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到1806年，他所建立的这支军队已发展到2.5万人。他们戴着蓝色贝雷帽，穿着红色马裤，背着来福枪，在远离首都的郊外由法国教官和已经欧化的土耳其教官指导着进行现代化的操练。尽管塞里姆小心谨慎地躲避保守势力对改革的抵制，仍然没能顶住宗教保守势力和近卫军兵团的联合进攻。1805年巴尔干显贵们反对塞里姆在当地征兵，发动了暴乱。塞里姆被迫将新军团撤出该地区，诱发了1807年近卫军兵团大规模骚乱。塞里姆被迫退位（1808年），改革夭折。但他点燃的改革之火，却从此在土耳其燃烧起来。

　　马茂德时期改革的深化继塞里姆之后登上素丹宝座的是有"土耳其的彼得大帝"之称的马茂德二世。他是塞里姆三世的堂弟，一方面受过传统的奥斯曼式王室教育，熟知土耳其语和伊斯兰语、宗教和法律、诗文和历史；另一方面，由于一直与退位后的塞里姆软禁在一处，因而受到了塞里姆改革思想的较多影响，但他对西方并不了解。作为王室的唯一幸存者，是近卫军兵团和宗教保守势力将他扶上了素丹宝座，因此马茂德几乎完全处于保守势力的控制下。加上当时土俄矛盾复起，塞尔维亚的民族起义和希腊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新动向，他在即位18年后（1826年）方将理念中的改革付诸实施。此前他已不动声色地将政府各重要岗位换上了自己的忠实臣僚，只待适当时机出现。

　　马茂德改革也是从建立新式军队着手。1826年春天，他在安纳托利亚民兵的保护下，宣布建立新正规军的命令，称其为"毛来姆•爱希金吉"（意为受过训练的卫兵），埃及总督应召派来了所需的教官。为了避免重蹈塞里姆三世覆辙，马茂德下令在近卫兵团中抽调人员补充新军，同时使用已经西化的穆斯林担任新军教官。这样，他巧妙地得到了近卫兵团上层军官和乌莱玛的赞同，并在宗教领袖穆夫提支持下镇压了士兵反对改革的暴乱，趁势正式解散各地的近卫军兵团，与该兵团有密切关系的教派组织贝克塔什托钵僧团亦被取缔。这次土耳其历史上的"吉祥事件"，使近卫兵团作为一支反对西化改革的有组织武装不复存在。马茂德将新军指挥权交给一位被称为"塞拉斯克"的官员，请来欧洲教官训练，使用欧洲人编写的教材。普鲁士在奥斯曼人对新军的训练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促进了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在海军整顿方面，马茂德主要依靠美国船舶专家和英国海军顾问。马茂德还建立了几所技术学校和军医学院，在这些学校使用法语授课。同时还经常派送毕业生去欧洲深造，军队内新型军官的数量因此不断增加，他们在后来成为土耳其改革的重要力量。

　　在行政管理方面，马茂德大刀阔斧地废除了一切不适应改革的旧体系，取缔了宫中闲职，选用了新的官员，强化素丹权力。1826年，他发布一道诏书，试图从保障文官财产入手，维持一支文官队伍，同时对文官的办事能力和廉政提出了更高标准要求。他还仿照西方的政府体制，设置外交大臣、内务大臣和财政大臣等官职，大臣国务会议也仿照欧洲加以改造，辅政大将军不再是素丹个人意志的代表，而是内阁首席大臣。马茂德还实行高薪俸，试图以此来杜绝官员贪污犯罪。

　　1831年后，马茂德实行了另外两项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一是进行奥斯曼近代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和土地丈量，以利于征兵和抽税。二是废除传统的蒂玛尔制度。蒂玛尔制度曾是奥斯曼帝国强大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柱。但16世纪以后，由于新的战争方法和战争技术的发展，蒂玛尔骑兵在战争中不再具有优势，领取薪俸的正规队伍成了奥斯曼军队主力。于是，国家将一些蒂玛尔（军事领地）收归皇室，交给包税人经营，国家从包税人手中收缴税款，以充军用。马茂德的改革就是将余下的蒂玛尔都纳入国家管理体制。据统计，当时土耳其境内的蒂玛尔总数大约2000多个，除部分人员被编入骑兵大队外，余下人员每年消耗养老金就达12万帕斯。而维持一支1.2万人的新军，一年仅需3.4万帕斯。虽然包税人对已成为皇室领地的蒂玛尔管理得不好，税收也不理想，但这一举动至少强化了中央集权，加强了素丹对地方的控制，对进一步消灭封建因素至关重要。

　　随后取缔"瓦克夫"（寺院领地）的政策，则遇到了更大的困难。瓦克夫作为一种旧的伊斯兰制度，在奥斯曼帝国有着极其牢固的基础。最初它是教徒向清真寺奉献的土地或财产，后演变为创业者为自己的家属和后代而设立的"埃夫卡弗"，即教门基金，这是一种较为安全的财产保护办法。一般地，向寺院奉献的土地只能是米尔克（即自由地，可以自由买卖），而不得以军事采邑、包租地或封地作为献礼。城市周围和寺院占有的瓦克夫，其实际控制权和处理权，通常掌握在行政人员和税务人员手里。这些人员或是乌莱玛（总法典官）本人，或是由他任命。因此，这种教门基金成了宗教机构拥有经济力量的重要来源。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在近卫兵隐患消除之后，马茂德开始铲除这股最顽固的封建势力。他把现存的瓦克夫都合并到一个新的埃夫卡弗管理局，企图将其全部收支都控制在自己手中，然后根据各清真寺管理和维修的需要拨款开支。然而，由于素丹任命的管理人员或是专制成性，或是不懂法律滥用职权，对埃夫卡弗起到了破坏作用。但无论如何，马茂德这一措施还是严重削弱了乌莱玛这支敢于和苏丹作对的宗教－政治势力。他以后的各任素丹也继续其做法，使清真寺和其他宗教机构常常由于经费不足而面临困境，宗教权力更加衰落。

　　马茂德还实行了一系列社会公益事业、生活习俗及文化方面的改革，改善帝国内部的交通和邮政，开辟新的驿路。为了便利欧洲与土耳其之间的交往，素丹开始采用检疫制度。1855年后，电报和铁路也先后进入土耳其内地，土耳其国内各处的联系更加便利，中央集权的控制力加强。在传统习俗方面，他要求官员放弃土耳其式的服装和头巾，一概穿上西式服装，戴无边圆筒毡帽。他还开办了官方报纸，起先用法文发行，后来改出土耳其文版，官员们必须订阅。报上随时发表官员任免决定和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条例。这份报纸即《大事概览》，是土耳其新闻事业的开端。

　　马茂德之后，其子阿布迪尔梅吉德继续进行更大幅度的改革。为了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他做出了积极的改革姿态，1839年颁布了著名的"花厅御诏"（古尔汗御诏），标志着土耳其改革时代即"坦齐马特"（"改组"、"整顿"之意）时代的开始。新素丹宣布了一些相当进步的原则，包括保障臣民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废除包税制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弊端，实行正规的、按规章执行的征兵制度，对刑事被告人给予公平的和公开的审判，在国民中实行没有宗教信仰差别的权利平等。这最后一条原则，为土耳其迈向政教分离的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后，改革派政府出台一系列帝国诏书，改革涉及了司法、财政、教育等各个方面，一步步摆脱了伊斯兰教在帝国的精神统治地位。在法国法律的影响下，土耳其改革派1840年颁布的新刑法强调了奥斯曼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并专门成立一个法学家团体起草和颁布法规，在奥斯曼国内首开以世俗法取代宗教法的先河。

　　阿布迪尔梅吉德还深化教育改革，提出建立奥斯曼大学，建立初等及中等教育学校的教育体系，并建议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公共教育会议。此后，土耳其公共教育摆脱伊斯兰教控制，日益向世俗化发展，削弱了乌莱玛的权力。

　　对于财政改革和建立银行的规定没有取得预期成功，原因在于帝国政府继续实行使货币贬值的方法来补偿财政亏空。早在马茂德二世时期，奥斯曼的货币发行就发生多次变化，改换为金币发行的有35次，改换为银币发行的37次。土耳其皮亚斯特对英镑的比值由1814年的23∶1下降到1839年的104∶1。这种通货膨胀带来的灾难是可想而知的。1848年后，帝国企图靠发行高利息国债方式建立一个欧洲式的银行，但这种国债既没有编号又容易伪造，按金价计算贴现极重，终于成为导致国家最后破产的危险物。1875年后，帝国不得不靠借外债度日。其财政权也逐渐落入西方人"监管"之下。这种悲剧性的结果预示着一场革命风暴的到来。

　　五、分崩离析的帝国

　　由军事改革入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多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尝试，青年土耳其党人于1908年才最后取得了立宪制改革的胜利。即便如此，这些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土耳其的落后面貌，当然更没有扭转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趋势。究其原因，正如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所指出，这些改革没有触动封建农本经济体制这个根本，对西方的学习仍只停留在学"技"这个层面上。

　　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原因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原因问题，很少得到学者的认真重视和研究。当代土耳其历史学家，多把注意力集中在描述土耳其人早期的辉煌和近代的复兴；西方一些学者也往往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奥斯曼历史学家的观点，把土耳其社会中所存在的一切缺点和短处，全都归咎于已经倒台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施行的苛政，甚至把奥斯曼政府末期所犯的各项错误也都一概归咎于整个奥斯曼文明。而且，由于资料欠缺、语言障碍和以往研究积累的不足，大量17、18世纪的奥斯曼档案还几乎原封未动，其历代志略也很少有人注意。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史和社会史，几乎完全没有研究。至于政治史的研究，也很少能在19世纪历史学家哈默和津克森已达到的水平上再有提高。因此，在论及帝国衰亡的问题时，很难有更权威的第一手资料。

　　根据现有资料和一些学者的论述，大致可从政治体制、社会经济生活、精神和价值观念的变化等方面来探索帝国衰亡的部分原因。

　　首先，长期作为帝国行政管理体系之重要支柱之一的奴隶制近卫兵传统（古兰制）的瓦解，是促使帝国衰落的重要因素。"古兰"制的精髓是从奴隶中培养忠实于素丹的战士和官吏，避免使突厥人贵族执掌国家行政和军事大权。这些以特殊方式培养出来的基督徒后代，从小被强制接受伊斯兰教伦理和价值观教育以及军事训练，完全成为素丹个人的奴隶，他们虽然享有特权，却不允许出现违背主人意志的行为和思想，甚至没有资格使子女继承财产和地位。后贵族们采用种种手段挤进近卫军，改变了这个阶层的性质，使之成为危及素丹权位的保守势力。

　　奥斯曼武装部队也因近卫军兵团性质的变化而开始衰落。在基督教青年中征兵的传统被废除；近卫兵不得婚娶的规定也已失效。塞里姆二世时，允许近卫兵子弟继承其父业从军。他们不再是奴隶身份，而是自由人。于是，其他穆斯林自由人也能因此得到从军机会。17世纪中期，近卫兵数量增加到20万人，但其战斗力却明显减弱。相反，在骚扰百姓、鱼肉乡民方面却不逊于任何封建时期的军匪。17世纪初以后，近卫兵团甚至能够随意废立素丹、控制政府部门。但在国外战场上，他们却没有丝毫战斗力，加之武器装备十分落后，根本对付不了欧洲新式军队，因此，他们接连败给一度为自己看不起的敌人就是必然的了。

　　其次，争夺素丹权位的宫廷斗争使奥斯曼政治混乱。素丹的血统继承原则使得历代素丹的子孙们都以激烈的生死角逐来决定最后的继承者，夺取了权位的素丹也极力限制和迫害自己的兄弟子侄，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凡认真研究过奥斯曼历史的人都能注意到，奥斯曼的前10任苏丹个个聪明有为，是驰骋疆场的英雄。但后来的统治者又大多无能和堕落。据统计，苏莱曼大帝之后的17位素丹，多数是无能之辈，他们在位的平均时间只有13年，还不到早期的10位素丹执政期的一半。这并非出于巧合，而是由土耳其实行的一种抚育和选择制度所决定，这种制度不可能产生有为的统治者。

　　奥斯曼素丹实行多妻妾制，他的后宫有众多嫔妃。这种制度保证了素丹总能有足够数量的直系继承人，但后果则是后宫纷争激烈。为争夺素丹宝座，素丹的儿子们经常手足相残。穆罕默德三世于1595年一下子杀死了19个兄弟，乃至于后来王室中很难找到正统的继承人。1603年后，为保证王朝的延续，在位素丹采用软禁方法将自己的兄弟关在内宫。这种深宫生活培养不出勤奋有为的统治者，只能养出软弱无能的享受者。而且，他们出"禁闭"之前不得养育子女，于是，新素丹登极时根本不可能有子女，而当他们去世时，子女都还没有成年，这就造成了宠臣和内宫长期当权的局面。因此，10代以后的素丹不再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臣民，国家大权旁落于后宫女眷或权臣"帕夏"（pasa）手中，素丹则成为被操纵的傀儡，国势也越来越弱。

　　1617年后，素丹王室不再实行父子相传制，而是由同一家族中最年长的男子继承王位，而那些继承者基本上是从"笼子"里出来的，根本没有治国统军的才干，只好将国家大事授予辅政大臣，或大将军管理。于是，任人唯亲、卖官鬻爵、后宫干预朝政、官僚腐化堕落等所有没落帝国曾有过的弊病，在奥斯曼政府中成为风气。17世纪中期后，素丹授予辅政大将军一处正式官邸，兼作办公中心，后来这就成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中心，被称为"帕夏之门"或是"崇高之门"，这一名称后成为奥斯曼政府的雅称。

　　此外，政府官员的腐败与不思进取，教育科学技术的落后，帝国内民族宗教问题的错综复杂，各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欧洲列强对奥斯曼的政治干预及经济控制等，都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在对外战争节节失利的同时，西欧列强乘机插手土耳其事务，各显其能，为奥斯曼帝国的分裂推波助澜。

　　在外部，16世纪欧洲出现的三个重大变化对奥斯曼帝国瓦解有着直接影响。其一是欧洲各国一致行动，阻止奥斯曼进入欧洲；其二是地理大发现诱发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价格革命的冲击；其三是欧洲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

　　进入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生存是极其重要的。奥斯曼国家诞生于伊斯兰教和拜占庭基督教两者之间的边界地带，本是靠着"圣战"的信念发展起来的。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传播文明和真正的信仰。扩疆拓土的战斗为奥斯曼的战士和宗教导师提供了土地和大批的奴隶和农奴。16世纪以后，随着扩张活动的停止（实际上，是它的扩张到了极限），奥斯曼国家已从一个行军战士的公国变成了帝国，但其开疆拓土的传统依然存在于奥斯曼人的军事、社会和宗教生活之中。在边疆完全被封闭以致无法进一步实行扩张和殖民的时期，奥斯曼的军队和政府就开始骚扰百姓，制造社会动乱。奥斯曼扩张期实行的军事组织、民政、税收和土地制度等，已无法适应一个边疆已经固定且开始后缩的庞大帝国的各种迫切要求了。

　　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不利于奥斯曼帝国进一步发展。一道又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拦在奥斯曼人面前。在东方的海洋上，土耳其人被葡萄牙人的坚船赶出了印度洋水面；在克里米亚及其外围，土耳其人遇到了俄罗斯人的阻挠，被迫停留在黑海一线；在非洲，沙漠、山脉和气候阻止了土耳其人继续南下；在地中海和大西洋通道，新兴的西方国家控制了海上航线，土耳其人作为东西方贸易中间商的地位不复存在；在西欧腹地，奥斯曼的军队多次围攻维也纳，都未成功，最后被迫从维也纳城下撤退。

　　当奥斯曼过分伸延的庞大战争机器终于吃力地在匈牙利平原上停下来时，欧洲人远洋航海活动的发展，引来了整个欧洲经济贸易活动的巨大变化，更给奥斯曼帝国的对外贸易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价格革命引起的经济危机，以及工农业技术的停滞不前，使奥斯曼帝国远远落后于欧洲先进国家。16世纪以来由于大批白银流入欧洲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导致帝国白银大量流失，进入购买黄金的国际市场；政府由此而采取的不合乎经济规律的使货币贬值的制度，加剧了通货膨胀引起的经济危机，那些靠薪俸过日子的将士和官吏由于生活开支的增加而大受其苦，官场风气日益败坏。17世纪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垄断东方的贸易权，土耳其人失去了对东方贸易的丰厚利润，入超现象日益严重。

　　在欧洲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奥斯曼帝国在技术方面也远远落后于他们曾经的"手下败将"。他们的头脑麻木了，不仅自己没有发明，对别人的发明也无动于衷。他们不仅在军事上极其落后，而且在农业、工业和运输业方面也仍然停留在中古时代的水平上。这种落后是不应该完全归因于"伊斯兰教的保守"或土耳其种族不开化的。早期伊斯兰教是主张人们追求知识和科学的，据说，"去寻求知识吧，哪怕远到中国"这种格言就是穆罕默德说的。中世纪穆斯林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辉煌成就也表明，伊斯兰教传统并不是穆斯林世界思想停滞的原因。但是，伊斯兰教将穆罕默德奉为最后的、最伟大的先知，这阻止了他们接受新的东西，而只是忠诚地履行一系列宗教仪式和熟记天赐教典。这种状况又影响到教育，使教育倒退到只是以穆斯林的宗教研究为中心，这种研究只是琐细无意义的分析，而没有任何理论和哲学的建树。

　　特别阻碍奥斯曼帝国发展的，是穆斯林对西方各民族所拥有的优越感，他们狂妄自大，以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这种态度，部分是源于宗教偏见，部分是源于伊斯兰教此前数世纪里的惊人成就。伊斯兰教在其初创时期，对于来自希腊化的东方、波斯、甚至印度和中国等方面的文化影响，都曾敞开过大门，许多希腊文、波斯文著作被译成阿拉伯文。但是，他们却不屑于接受西方拉丁人的文明。16世纪以前，几乎没有一部拉丁文历史或地理著作被译为阿拉伯文或土耳其文。早期穆斯林曾将法兰克欧洲视为一个野蛮的、黑暗的、无宗教信仰的化外地区；到中世纪末期，这种看法尽管已经过时，但却由奥斯曼人继承了下来。

　　伊斯兰教在1500年左右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最迅速的宗教，因此，凡是有关基督教欧洲的东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学者就示以轻蔑和傲慢。从15世纪到17世纪，奥斯曼人在欧洲战场上几乎无往而不胜，这使他们更为蔑视欧洲人。因此，当1756年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宣告法奥同盟成立时，奥斯曼帝国政府立即表示，他们对"一头猪和另一头猪"的联合不感兴趣。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阻碍了穆斯林接受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穆斯林学者对西方学者帕拉切尔苏斯在医学方面，维萨里和哈维在解剖学方面、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在天文学方面所做出的划时代成就一无所知。他们既不了解这些科学进步，也不打算做任何有助于科学进步的事情。

　　奥斯曼与西欧交界处，是两个宗教文化区的人民可以自由通行的地区，基督徒和穆斯林可以有机会在这里互相交流知识，接受新的技术信息。但穆斯林显然缺少学习的愿望。久而久之，连这些可供学习的东西的来源也都枯竭了。伊斯兰各族在仍然貌似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军事威力的掩蔽下，始终认为自己的文明要比所有其它文明都优越无比，并且永远如此。只是在遭受了一系列惨败之后，奥斯曼人才渐渐地从这种危险的幻想中惊醒。

　　在奥斯曼这个由穆斯林建立起来的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兼而有之的军事帝国里，穆斯林只知道四种职业--政治、军事、宗教、农业。工业和贸易是被征服的非穆斯林属民的事。因而在奥斯曼国家中，工商业者与异教徒几乎是同义词。即使有些匠人已改宗伊斯兰教，也仍然摆脱不了异教徒的烙印。西方人以及当地的基督徒、银行家、商人和工匠等，一律受到轻视，这样就使得奥斯曼穆斯林把源出于基督教的各种思想和发明全不放在眼里，也不愿放下架子过问那些属于匠人和下贱的技工们的事。原始的生产技术和运输工具、社会的长期不安定和政府的暴力统治，使帝国经济长期停留在15世纪水平上。

　　奥斯曼也有一批作家和文学家能够客观地估计到了国势的衰落，担忧国家的前途，但他们无力阻止这一趋势的发展。18世纪以前，奥斯曼文化史上曾出现过著名的历史编纂学者纳伊马、宫廷诗人内迪姆和宗教诗传统派代表谢•加利布；各种建筑（以宗教建筑为主体）、纤细画及音乐发展方面，也有过杰出的成就。但在旧的传统已经被打破，新的创造力还没有形成的时期，即18、19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开始在精神生活领域初露端倪。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只能悲哀地看着帝国一天天走向衰落而无能为力。

　　中世纪末叶，奥斯曼是唯一具备领土、内部统一、组织性、人力以及资源等各项条件，从而可以大规模应用新式战争装备的大国。这类新式装备费用庞大，中世纪欧洲的城邦国家和封建诸侯远远无力承担。或许正是由于奥斯曼帝国处于这样的领先地位，才能够形成对16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挑战，而对这些国家商业和技术的大发展却置若罔闻。

　　基本说来，奥斯曼帝国，由于它继续保有中世纪精神状态和中世纪经济，仍旧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但它却额外给自己加上了一副官僚制度以及任何中世纪国家所从没有承担过的常备军的担子。在西欧国家迅速走向现代化的世界里，它却没有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了。

　　大国干涉下的民族独立和地方分立随着对外战争的接连失利和政府机器的衰弱，奥斯曼帝国地方势力的独立活动和巴尔干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对帝国的生存构成了极大威胁。

　　《卡洛维兹条约》、《帕萨洛瓦条约》带来的耻辱，进一步削弱了已经开始衰退的中央政府对于各省的控制权。亚洲和非洲那些受奥斯曼统治的地区开始寻求地方独立，但这些独立活动并不具有群众性和民族意义，除了阿拉伯、黎巴嫩、库尔德斯坦等少数遥远沙漠地带和山区外，所有其它地方的首脑人物和他们的追随者，全都不是当地人，而是来自奥斯曼或马木路克的军人阶级。他们并没有得到当地民众的真心支持，其中多数是图谋不轨、铤而走险的帕夏和官员。他们利用素丹权力的鞭长莫及和软弱无能，窃取了本省的大部分税收，把本地变为实际上的独立王国。埃及、叙利亚、巴格达、巴士拉等地都出现了脱离素丹控制，搞地方独立的武装或非武装的活动。这些活动从内部削弱了帝国的统治，而且也为欧洲列强插手近东问题提供了现成的把柄。

　　最初，在安纳托利亚，独立的代雷贝伊（derebey，人们称之为山谷贵族）自18世纪早期就已建立了具有强烈地方自治色彩的小王朝。他们曾是国家官员或官方代理人，在当地人民支持下实现地方自治后，只对素丹政府承担一定的财政和军事义务，是奥斯曼帝国的正规藩臣。

　　接着，奥斯曼帝国直接控制的伊斯坦布尔周围地区，即鲁梅利亚，18世纪末也成为新兴的"乡绅"阶级（即阿扬，ayan）的掌中之物。他们逐步取得政府的各类职权，开始拥有自己的私人军队、私人财政部门和法庭，其势力足可以与安纳托利亚的"山谷贵族"分庭抗礼。

　　在埃及，由于穆罕默德•阿里的长期经营，使埃及一步步走上真正的独立。阿里的叔父是埃及的"穆塔萨里姆"（副总督），这使他很早就掌握了从事政治经济管理的初步知识。后来他在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作为其叔父的特遣队顾问，参与了素丹与拿破仑的战争，从此声名大振。1805年，他在开罗的爱哈尔清真寺①伊斯兰教宗教领袖的支持下，自封为全埃及的统治者，素丹被迫授予阿里以埃及总督头衔。在奥斯曼帝国内，埃及本只是一个向素丹提供贡品和赋税的仓库和维持帝国在叙利亚和阿拉伯统治的军事基地。拿破仑远征埃及的行动，将埃及引进了世界舞台。阿里利用埃及的这一地位，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军事、行政和经济制度的改革，埃及逐步西化。

　　阿里取缔了自己从阿尔巴尼亚带来的易叛变的军队，建立了以应征农民为主体的新军。他用欧洲武器装备这支军队，实行法国军队的训练方式，然后将这支军队用于一系列实战中，很快征服了努比亚、塞那尔、顿古拉和达弗。阿里重视埃及的经济发展，在亚历山大建造了海港和运河。他把埃及视为私产，千方百计地扩大这里的农副产品收入，并逐步将其据为己有。1812年，他吞并了所有的宗教基金和全部封地，并进行房地产地契的核查，将大批没有地契者（大多数世代相传的农民自然没有地契）降为帕夏的佃农。按照古代惯例，他征用了所有输入的木材。他实行近乎严苛的保护关税政策，造成了生活费用难以容忍的上涨。阿里羡慕西方的文明，建立了一所传授英国数学方法的算术学校。他最后进行的一些实质性改革，促使保守的奥斯曼素丹不得不思考改革之路。马茂德时期建立的新式军队的教官，就是由阿里派出的。

　　阿里的野心不局限于一个埃及，他还想向叙利亚扩张。他积极参加对希腊民族起义的镇压，素丹曾答应将叙利亚赐予阿里，以为酬谢。但素丹没有实践诺言，阿里便寻找向叙利亚进攻的借口。当时，由于埃及人对阿里的土地政策不满，大量居民向叙利亚迁徙，阿里不承认他的臣民在奥斯曼帝国内有迁徙自由，遂向叙利亚发动进攻。他夺取了阿克重镇，迫使素丹将阿克和大马士革两省赐给他作为封地。随后，阿里的军队又征服了巴勒斯坦全部，进而向小亚细亚和黑海沿岸发展，通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道路已在阿里面前打开。在俄国和法国的调停下，阿里接受了1833年的库塔雅和约，获得叙利亚作为封地。俄国乘机诱使帝国政府签订了洪克雅-伊斯基里西条约，两国保证在受到攻击时互相援助，但是，一项秘密的附加条款规定，帝国答应在必要时封锁达达尼尔海峡，这样，奥斯曼事实上降至附属于俄国的地位。

　　阿拉伯民族复兴主义者瓦哈比教派在阿拉伯半岛的反抗，有助于阿里控制下的埃及进一步控制阿拉伯半岛。瓦哈比教派兴起于17、18世纪之交，创始人瓦哈比致力于神学和法学的研究，在巴格达接受了正规的伊斯兰教教育，尊奉伊斯兰著名教法学者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的教义，立志改革伊斯兰教中的弊端，在穆斯林中提倡生活的纯洁性。他遭到乡邻们的排斥，被驱逐出境，后在一阿拉伯人酋长支持下建立了一块奉行瓦哈比教义的统治区。瓦哈比及其后代被尊为这一地区的穆夫提（宗教领袖）。瓦哈比派的势力后来发展到阿拉伯半岛北部，占领了什叶派圣地卡尔巴拉、先知之城麦加以及麦地那。在麦地那定居的大批土耳其人被驱逐出境，整个汉志都落入瓦哈比派手中。阿里奉素丹之命同瓦哈比派作战，经过长达8年的战争，于1818年打败瓦哈比人，将瓦哈比派政权领袖处决，阿拉伯半岛重新被土耳其人（实际上是埃及人）所控制。瓦哈比派的反抗并没有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发展起来，奠定了今日沙特阿拉伯的统治基础。

　　素丹马茂德不能容忍阿里势力在埃及和叙利亚、阿拉伯地区的发展，但他多次策划对阿里进行战争都被欧洲列强通过外交干预加以阻止。素丹还想册封阿里为埃及的世袭统治者和叙利亚沿海省终身总督，以换得阿里放弃叙利亚内地，遭到了阿里拒绝。素丹对阿里的强行进攻也遭到惨败。

　　马茂德去世后，新继位的素丹为了改变土耳其人在欧洲的形象，开始进行宪政改革。虽然这种改革只是徒具其表，但毕竟暂时换取了欧洲人的舆论支持。于是，欧洲开始"帮助"土耳其人解决埃及问题。事实上，欧洲列强不希望在东方有一个强大的土耳其，也不希望在红海地区看到一个强大的埃及-叙利亚联合体，这将成为西方人通向印度之间的障碍。于是，在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的倡议下，英法俄奥四大国举行了伦敦会议，缔结了所谓"四国同盟"（1840年），决定四大国将尽力"保证土耳其的完整"，在必要时用武力强迫阿里放弃叙利亚。当素丹政府试图进行又一次谈判失败后，素丹宣布阿里为国家的敌人，取消了他的各项职务和地位。同盟国的地中海舰队，加上帝国政府的巡洋舰和运输船在叙利亚海岸集结，向埃及发动了进攻。在黎巴嫩马龙派①的支持下，盟军围困了贝鲁特。埃及驻贝鲁特的司令官苏莱曼在给养用尽之后突围，埃及军队完全失去了斗志。盟军指挥查理斯•内皮士爵士攻陷了阿克要塞；其后，盟军舰队出现在亚历山大港，强迫阿里接受一项条约。根据条约，阿里答应交还土耳其帝国舰队并从叙利亚撤退。作为交换条件，这位海军上将答应保证阿里在埃及的世袭统治。这样，阿里实际上在各大国控制下取得了在埃及实行统治的合法性，埃及实现了对奥斯曼帝国的真正分离。

　　埃及问题基本解决后，整顿叙利亚的困难任务落到了帝国政府肩上。由于历史的原因，黎巴嫩的教派问题成为西方列强"关注"的热点。在欧洲大国的压力下，素丹同意黎巴嫩的伊斯兰德鲁兹派和基督教马龙派分而治之。1842年，黎巴嫩被分成两个行政区，分别由德鲁兹派和马龙派选出其代理人，称为摄政。在两种人杂居的地区，两摄政各任命一个副手。由于各大国仍要德鲁兹人赔偿1842年战乱造成的破坏，1845年内战重新爆发。帝国政府将双方都解除了武装，在两个摄政之外另设一个有行政和司法权、由各阶层居民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但西方列强并不满足，他们继续利用宗教和民族问题，进一步涉足奥斯曼事务。

　　首先是耶路撒冷问题，这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尊为圣地的古老城市，有众多的宗教派别。六个历史悠久的基督教派别，即罗马天主教（拉丁教派）、希腊教派（东正教）、亚美尼亚教派（聂斯脱利教）、叙利亚教派、哥普特教派（埃及一性派）和阿比西尼亚教派（一性教派），长期共存于土耳其地方政府的统治下。其中后三个教派因其势力弱而求助于亚美尼亚教派的保护，亚美尼亚教派因其在东方金融界的实力而成为奥斯曼帝国所不能缺少的臂助。而希腊正教派在奥斯曼帝国内数量上占优势（约1000万人），加之受到俄国保护，其势力大于其他教派。拉丁教派的神父大多是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享受着外交豁免权，并受到法国外交部的保护。各基督教派共同占有一所圣墓教堂，经常为使用教堂问题而发生冲突斗殴，而且每每求助于当地穆斯林政府来裁决，复活节期间常须有一个土耳其卫兵在教堂中维持秩序。

　　1847年夏，发生伯利恒教堂丢失星章事件，负责调查的当局不能做出结论。法国政府借机大做文章，试图以此为契机插足近东。它要求土耳其根据1740年的一项条约扩大拉丁教派各种权力。俄国人则威胁土耳其不得接受法国人要挟，否则将与土耳其断绝外交关系。经过两年的谈判和宗教会议，素丹决定：耶路撒冷一切照旧，但拉丁教徒将有权掌握伯利恒的圣玛丽教堂和圣诞教堂大门的三把钥匙，法国对这个荒谬的让步表示满意。俄国不甘示弱，设法使奥斯曼帝国政府向耶路撒冷总督传达一项命令：在交出钥匙时应当向拉丁教徒讲清楚，并没有给予他们随时进入大门的权利。同时，帝国政府还须把希腊教派在圣地的一切权利记录于市法院的档案中，宣布拉丁教派的任何进一步要求都是无效的。当法国也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一挑战时，俄国驻巴勒斯坦总领事要求将素丹的敕令在耶路撒冷予以公布。法国大使对此提出抗议，并且威胁帝国政府说，如果它再顺从俄国，法国就要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在帝国答应了俄国的要求后，法国并未敢将它的威胁付诸行动。在这场所谓基督教东西教派的争斗中，土耳其素丹就像一头驯服的羔羊，诚惶诚恐地听从大国吩咐，当年征服亚欧非三洲的雄风已荡然无存。

　　门的内格罗问题引起了新的冲突。帝国政府认为门的内格罗居民属于它的罗姆教区，但它并没有实行正式的行政管理，而是任由当地教士们管理当地俗务。这些教士的宗教头衔是大主教，但人民只称他们为"伏拉迪卡"，即统治者。1852年，伏拉迪卡彼得二世死后，其侄达尼罗放弃了教职，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世袭王朝。奥斯曼政府为了维护其"帝国权威"，派了最能干的将军欧麦尔帕夏去镇压达尼罗。此事引起奥地利皇帝的关注，他派出特命全权大使，劝告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素丹，行动要有所节制。俄国特使也奉命来到伊斯坦布尔，要求帝国政府和俄国签订一个特别条约来规定圣地问题，并要求它承认希腊大主教为独立的教会领袖。帝国拒绝了这些要求，沙皇尼古拉立即发表了宣言，声称由于奥斯曼政府干涉了东方各教会的权利，俄国自古就有的保卫希腊正教的使命要求他命令他的军队开入多瑙河各公国，其目的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为了恢复这些受到侵犯的权利。一星期后，俄国军队跨过了普卢特河，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欧洲各大国调停失败后，一支法国舰队和一支英国舰队驶入了马尔马拉海，支持土耳其对俄作战。在欧洲大国干预下，俄被迫让步，1856年同奥斯曼签订巴黎条约。条约规定，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双方所占领的一切地区都归还给对方。各大国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并且允许它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享受国际法的一切保障。达达尼尔海峡仍然像以前一样保持封闭，黑海中立化。由一个特别委员会独立管理多瑙河的航运。帝国政府答应准许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建立独立的民族政权，保证他们有信仰、立法、贸易和航运的自由，塞尔维亚也有同样的权利，但它们仍然附属于帝国政府，政府也保证了在塞尔维亚驻扎军队的权利。与此同时，俄国人放弃对以上三个东正教国家的保护。条约还对俄国人在波罗的海的权利进行了限制。这一条约遏制了俄国人在巴尔干半岛和黑海地区以及波罗的海的发展，但土耳其却在这场战争中成为西欧列强手中的一张王牌，遏制俄罗斯势力发展，维持黑海地区势力均衡的一枚砝码。

　　也就是在这场战争中，西方列强要挟素丹公布了新的改革诏书。在诏书中，素丹承认奥斯曼境内的基督徒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同信仰的民族在帝国内有平等地位，他们都可以同穆斯林一样入学校、从政和服兵役等。但这一诏书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中并没有得到热烈响应，人们对它普遍持怀疑态度。

　　1860年，黎巴嫩的德鲁兹派和马龙派之间又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德鲁兹派杀害了3万多基督教徒，在欧洲引起了震动。奥斯曼政府授权富阿德帕夏去镇压肇事者，法国乘机派遣出一支6万人的军队，其他国家提出了外交抗议。黎巴嫩和大马士革的法庭做出了残酷判决。英国人为了与法国对抗，反对严厉制裁德鲁兹人。在英国干预下，流放至的黎波里的德鲁兹人在后来回到了家乡。

　　在巴尔干半岛，各基督教民族也在西欧列强支持下逐渐脱离土耳其人统治。先是罗马尼亚合并了已实现自治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走上独立道路。随后，鲁梅利亚的各斯拉夫行省发生了反对土耳其政府的暴动，俄国的领事起了煽动作用。黑塞哥维那在1875年发生了骚动，帝国试图用武力镇压和行政改革的手段平息这次骚动，但它所建立的一个包括基督教官员在内的行政委员会却由于伊斯兰教徒的阻挠而无法行使职权。1876年保加利亚也发生了起义，原因是陷于财政困难的帝国政府发出命令在四个星期之间将所有拖欠的税款收齐。帝国政府策动这里的塞加西亚移民对起义者进行野蛮屠杀，引起了英国人的愤怒，反对党领袖甚至提出了将土耳其人逐出欧洲的口号。9月，在欧洲各大国的干预下，土耳其政府被迫承认五年内保留并认可保加利亚总督的权利，并建立一个国际管制委员会处理相关问题。5月，萨洛尼卡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为了一个保加利亚少女发生争吵。当时德法两国的领事遭到了暗杀，结果一支欧洲舰队开到了萨洛尼卡港外。这时伊斯坦布尔的神学和法律学校的学生发生了暴动，推翻了首相和宗教首领穆夫提。三个帝国建议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实行两个月休战，如果在此期间不能达成和平协议就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1876年6月，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政府向土耳其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销土耳其卫戍部队和塞尔维亚边境的非正规部队，并任命米兰亲王为波斯尼亚总督，正式对土耳其宣战。

　　1877年，沙皇俄国借口巴尔干半岛的骚动已妨碍了它的和平发展，向巴尔干半岛派出了大军。在巴黎条约中保证维护土耳其领土完整的各西欧大国这时却宣布中立。俄国人与罗马尼亚签订了一项军事条约，获得了使用罗马尼亚全部资源和交通工具的权力，俄国大军肆无忌惮地通过罗马尼亚去攻击塞尔维亚的土耳其人。5月，罗马尼亚宣布独立。1878年，俄国人占领亚得里亚堡，但它试图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行动，在英国舰队的干预下被迫停止。土耳其人在俄罗斯压力下让出了亚美尼亚，承认保加利亚独立。但英国不承认这一条约，从而得到了塞浦路斯。这时，奥地利也开始武装军队，欲在这场混乱中争一杯羹，俄国被迫坐下来谈判。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由于俾斯麦的干预，土耳其人保住了保加利亚南部，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格罗从此独立，希腊也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领土让步。罗马尼亚将比萨拉比亚割让给俄国，换得了多希鲁加。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和诺维巴沙旗却处于奥地利的直接威胁之下。

　　但希腊对这个柏林条约并不满意，又于1896年策动了克里特岛暴动。1897年夏，帖萨利亚也发生了暴动。但希腊人在军事上过于软弱，只是在西欧列强支持下才免于一场灭顶之灾。各大国所规定的和约条款只给大陆希腊人带来了微不足道的边界调整，而克里特岛则成了在基督教徒总督管理下的自治省。

　　马其顿的情况更使奥斯曼帝国感到棘手，这里是土耳其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瓦拉几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等民族的混居地区。因此，三个与之边境毗连的基督教国家（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都争夺这片土地肥沃、盛产烟草、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省份。1902年，成群的保加利亚人在马其顿组织起来进行游击战，打击其他的斯拉夫人，甚至连土耳其军队也不能平定他们。在俄国和奥地利的建议下，帝国政府建立了一个由欧洲人担任总督和在欧洲军官指挥下的公安部队，平定这一地区的秩序，但没有解决问题。奥地利乘机试图向南发展，将其势力推进到萨洛尼卡。这引起了俄国和其他大国的嫉妒，他们要求任命一个受到他们控制的总督。这种大国主义的计划和土耳其被瓜分的危险，激怒了奥斯曼帝国的新兴军人阶层，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策划下，一场政治风暴即将出现。

　　大国操纵下的帝国财政除了领土的肢解外，列强还以种种方式控制了土耳其国家的财政事务。17世纪以后遇到的重重危机，使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往日的经济优势，素丹阿卜杜勒•阿齐兹1861年登位时，帝国已经负有1500万英镑的外债，这年亏空已达4.5亿皮阿斯特。第二年，帝国政府接洽好一笔600万英镑的英国贷款，但必须让一个英国专员监视这笔款项的使用。其他大国的财政代表不久接踵而至，外国对土耳其的经济控制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根据他们的建议，设立了一个审计委员会和一个国家银行，但由于缺乏称职的官员，它们对管理财政都没起到很大作用。

　　19世纪70年代以后，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困难达到了最高点。帝国政府在巴黎进行谈判筹借新贷款，并且欲使奥斯曼银行成为整个帝国的收税人和出纳人，但都没有成功。这时，如果素丹阿齐兹能够下决心将他的巨大私人财产出让一部分，或者削弱他的宫廷消费，仍可以避免最坏的事情发生。但他没有做出这种牺牲，政府被迫宣布国家破产。首相宣布，帝国政府由于财政亏空，只能按照所欠贷款总额度的50%偿付贷款利息，另一半则追加5％的利息。在宣告破产的时候，未能偿清的债务加上当时为购买装甲船、克虏伯大炮和马丁枪所借的债款，据估计达62.25亿法郎。

　　由于素丹的滥事挥霍和庸碌无为引起了一场宫廷政变，在米哈特帕夏的领导下，又一场深刻的改革揭开了帷幕。这场改革运动经过19世纪末期的几十年动荡，终于在20世纪初期初见成果，一个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诞生了。

　　本章主要参考书目［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美］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张增建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

　　黄维民：《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

　　［德］卡尔•布罗克尔曼：《伊斯兰教各民族和国家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

　　伊兹科维兹：《帝国的解析--奥斯曼的制度和精神》，韦德培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

　　①"罗姆"即"罗马"的谐音。"素丹"即权威者之意，最初是受权于阿拉伯哈里发的突厥人军事首领，后随着土耳其人在伊斯兰世界地位的上升，成为土耳其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称呼。

　　①叶卡捷琳娜有意在波兰制造事端，诱使它卷入对俄国的战争。她利用波兰国王去世之机，以武力将自己的情夫斯塔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扶上波兰王位。不久，又迫使波兰议会通过非天主教徒（东正教徒）与天主教徒权利平等的法案，遭到拒绝后向波兰发兵。波兰贵族组织了反俄罗斯同盟与俄国人对抗，得到土耳其人和法国人的支持。武装起义失败后，巴尔达党人逃往土耳其境内，俄国军队随之入境，焚毁了巴尔达城。这一事件成为俄土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土耳其人也称之为波兰战争。

　　①爱哈尔清真寺被穆斯林世界尊奉为宗教研究学府，它的支持是阿里获得埃及实际统治权力的重要因素。

　　①马龙派是叙利亚地区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民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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