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永嘉之乱
一、南匈奴兴起
晋武帝司马炎尽管比起他老爹司马昭差了许多，和他老祖父司马懿相比更是差之远矣，但无论如何还算是个精明之人，可是他的那位太子司马衷却是个地道的傻瓜。如果说东汉的灭亡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桓帝、灵帝的昏庸，蜀国的覆灭则与刘禅的资质愚钝大有关联，那么，这个（该词语系统禁用）当上晋朝皇帝之时，也就意味着天下大乱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司马昭这小子在耻笑刘禅昏庸之极的时候，如果知道自己的孙子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恐怕再难笑出来了吧，刘禅比起司马衷，简直是“小（该词语系统禁用）见着大（该词语系统禁用）”了）。
其实晋武帝在位的时候，也已经意识到让他这位太子当皇帝可能不太行。既然心里不放心，那自然还是有办法，那就是拿点东西考考太子。于是有一次他特地送给太子一堆有关日常公事的文书，要看看太子究竟如何处理。太子拿到文书，自然是答不上来，但没曾想这太子虽然是个（该词语系统禁用），他的老婆贾妃却是个非常厉害的女人，（呵呵，这个女人玩弄权术的水准倒还真可以在历史上排上号的）她明白这可是关系到太子是留是废的大事，赶紧找来太子身边的能人，为太子代写了一份答卷，文中是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贾妃看了很高兴啊，心想将这份答卷上交，定能博得皇上的喜爱。这时候旁边有个太监叫做张泓的提醒她说：“太子没有学问，这个皇上也知道啊，如今要是把答卷写得如此引经据典，恐怕会穿帮啊。”贾妃一想，是啊，幸亏您给提个醒儿，赶紧让张泓重新写了份粗浅得多的答卷，让那位（该词语系统禁用）太子抄写一遍。（还好，这位太子还不是文盲，看来不属于弱智儿一类）武帝一看，啊，还可以呀，虽然答复得不怎么样，但终归还是明白事理的嘛，于是太子终于得到保全。
这位（该词语系统禁用）太子当了皇帝以后，闹出的笑话还真不少。一次在后花园游玩，听到池子里的蛙声，他就问身边的太监们：“这小东西叫，是为官家呢，还是为私家呢？”（像是搞笑专家呀）还真有位机灵的太监，想想就说：“在官地里的就为官家叫，在私地里的就为私家叫。”后来天下饥荒，他听说有很多百姓饿死，觉得很怪，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吃肉粥呢？”
晋朝出了这么个傻皇帝，于是天下政纲大乱，内忧外患接踵而来。所谓“内忧”，就是长达十几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司马衷的叔伯兄弟们围绕着皇上的宝座，开始自相残杀，使得晋室内部已是奄奄一息；而所谓“外患”，那就是南匈奴刘渊部的兴起。
关于南匈奴的由来，源于汉高祖与冒顿单于和亲。一部分匈奴人在经过与汉朝皇室的多次和亲之后，和汉人相处的时间较多，他们的子孙认为自己是汉室皇族的后代，就改姓了汉朝皇帝的刘姓。东汉初年，当时匈奴的乌珠留若鞮单于（faint!好长好别扭的名字）之子自立为南单于，入居长城以南地区，并在离石（今山西）等地建立自己部族的定居地。黄巾之乱，单于羌渠派他的儿子於扶罗带兵协助汉朝，讨伐黄巾军。可是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匈奴内部发生内乱，羌渠被手下所杀。於扶罗回不了北方，就留在了汉朝，自称是匈奴单于，他的部族大致集中在现在的山西、河东地区。於扶罗死后，其弟呼厨泉继任单于，而於扶罗的儿子刘豹则被封为左贤王。（前面这些单于们的名字真够长的，或许是讲好了汉族的语言，他们也觉得匈奴语叫起来太麻烦，于是到了刘豹这一代的名字已与汉人无异了）曹操平定北方以后，将南匈奴众多部落按地理位置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刘豹就是左部之帅。
刘渊便是刘豹之子，此人自幼博览群书、熟读兵法，同时又是武艺高强，膂力过人，在当时可以算是个文武全才，称得上出类拔萃的人物。晋武帝还没有灭吴之时，就曾有意提拔他，“任之以东南之事”。但很多大臣指出：刘渊之才，当今天下无人能比，如果让他伐吴，恐怕是有去无回啊！（又一个孙权？）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hehe,这句话在十六国时期真可以说是被用滥了，想想一个晋朝，还不是被自家兄弟好好的给毁了，所以说搞种族歧视一类的东西，并不能解决问题。不过，话说回来，要是当时武帝真的派刘渊讨伐东吴，恐怕十六国历史得通通改写了。）
伐吴虽然没去成，但刘渊凭借他的才干，却依旧能够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刘豹死后，刘渊继任南匈奴左部帅一职，幽州、冀州一带的读书人，都仰慕他的威名，纷纷投到他的部下。
晋惠帝（司马衷的谥号）元康末年，成都王司马颖被任命为镇北大将军，镇守邺城。鉴于刘渊的影响力，就起用他为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将他调到邺城。
这时，“八王之乱”开始，天下大乱。匈奴部族也自然有些想法了，刘渊的从祖，原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人在一起议论时说：“从前，我们的先人与汉室约为兄弟，忧泰与共。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们的‘单于’虽有虚号，却没有寸土之业，从王侯降为编户（与普通老百姓无异了吧）。现在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看来是我们兴邦复业的时候了。”而刘渊被认为“姿器过人，干宇超世”，大家一致推他为大单于，并派同党呼延攸到邺城密告刘渊。刘渊让刘宣等先召集五部人马，以响应司马颖为名，准备起事。于是晋室江山在风雨之中，已是摇摇欲坠了。
二、刘渊建汉
从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开始的“八王之乱”，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由皇族内部争权夺利引起的大纷争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规模最大的一次。前前后后一共延续了十六年。（可惜咱们的文章没兴趣讨论这八位王爷以及他们各自的势力如何此消彼长，自相残杀的，司马氏一族没什么可以称道的人物，单独讨论“八王之乱”的历史，恐怕可以另起一文。）
到了刘渊准备起兵的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当时八王之中仅只剩下了三位，那就是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顒和东海王司马越。刘渊的顶头上司司马颖由于在前一段讨伐长沙王司马乂时功勋较大，被封为皇太弟，执掌朝廷内外的大事，且手握兵权。但这位“皇太弟”也是位公子哥氏的人物，掌握大权却不知自重，所谓“嬖幸用事，大失众望”。既然有人占着位子不干好事，那就自然有人准备取而代之，这位老哥便是东海王司马越。此时司马颖身在邺城，司马越一想，这不天赐良机吗，正好给他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纠集一批嫡系，进入皇宫，声称司马颖是叛逆，要戒严讨之，接着便带着那位（该词语系统禁用）皇帝出兵讨伐，自己就作了大都督，并且通知河间王司马顒一同讨逆。
消息传到邺城，群将震惊，司马颖倒是不甚害怕，派了五万兵迎战司马越，看来司马颖手下的果然是国家的正规军，两军交战，司马越的那批乌合之众当即崩溃，司马越十分狼狈的逃回自己的封地。司马颖乘机将在战争中又受伤又受惊的皇帝接进邺城，倒过来攻打起国都洛阳来。（看来“挟天子”也不是什么号令天下的灵丹妙药，一个不好反倒坏事）
这下可好，一方说是“你挟持天子”，一方说是“你意图谋反”，反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几位王爷斗来斗去还不算，又来了些凑热闹的。安北将军王浚因为当初与司马颖就有不合，这下便乘着乱劲叫上司马越的弟弟并州刺史司马腾以及鲜卑、乌桓各部，起兵讨伐司马颖。
刘渊此时正想着如何离开司马颖，回他的老家左国城起事，一看这下机会来了，于是对司马颖说：“如今二镇（王浚、司马腾二部）声势浩大，号称十几万大兵，恐怕凭我们目前的兵力难以抵挡啊，我愿意回去说服我们匈奴五部共赴国难。”司马颖也正愁手下没兵呢，但还是有些犹豫：“你这五部难道都能发兵？如果真能发兵，鲜卑、乌桓二部也不好搞定啊。我看不如先回洛阳躲躲他们的锋头。”刘渊心想，看来得说点大话了，就说：“殿下您是武帝之子，可是要匡扶天下的呀，如今四海之内，哪个不愿为您效死呢？王浚、司马腾是什么东西，竖子而已，怎么可以与您抗衡？只要陛下固守邺城，等我带来五部人马，看我用二部灭司马腾，用另外三部灭王浚，讨平二贼，指日可待啊！”司马颖也是个爱听好话之人，一阵吹捧便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当即便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
刘渊早不在乎这些名分了，当下便回到左国城，仅仅半月时间，便已招集了五万人马。
可是那边司马颖却根本经不起刘渊当初的一番“表扬”，王浚的部下率领鲜卑部攻打邺城，司马颖大败，带着皇帝就逃回洛阳去了。刘渊叹道：“司马颖不用我言，以至溃败，真是个奴才啊！（这才是心里话，哈哈，骂得好，司马氏家族的这帮公子哥们整个一堆奴才！）”一边说，一边就想派兵救援，讨伐鲜卑。刘宣等人进言：“晋人像奴隶一样对待我们，如今他们骨肉相残，这正是天赐良机让我们复兴当年呼韩邪单于的伟业。鲜卑、乌桓和我们一样都是游牧民族，可以作为我们的同盟，为什么要进攻他们呢？我们现在千万不可前功尽弃。”刘渊点头道：“对啊！大丈夫即使不能效法汉高祖，也至少要成就魏武帝的功业。我们现在有精兵十几万，而且对晋朝军队而言更是以一抵十，灭晋朝还不是摧枯拉朽的事，不过我们未必能得到晋人的支持。汉有天下长久，恩德已结于人心，所以刘备据一州之地亦能与天下抗衡。我又是汉室的外甥，彼此约为兄弟，如今哥哥已亡，我这做弟弟的当然得继承他的事业。我看我们就用汉朝的国号，远尊后主刘禅，获取民心。”
晋惠帝永兴元年十月，刘渊在左国城即汉王之位，追谥蜀汉后主为孝怀皇帝（所以后主刘禅也可以称为汉怀帝，可惜十六国从来就不被承认为正统，因此也不会有人承认这个谥号。说起后主让我想到前些日子看电视剧《三国演义》，讲到诸葛亮誓师兴兵时，有人来报“后主刘禅有旨……”我faint,且不说他直呼皇帝姓名就该斩首，就说这“后主”二字，历代各朝中的“后主”一般指的是“最后一任君主”，试问刘禅在位时，岂可说他是“后主”？这样的人该杀——央视犯如此缺乏历史知识的错误，更是该打，hehe,让我“心服口服”啊），改元元熙，大赦天下，汉王国就此开国，而这一事件，也宣告十六国的好戏正式开场了。
三、文“达”武“曜”
刘渊做了汉王以后，一面加紧备战，准备征讨晋朝，一面也是努力收罗人才，他手下有两个人，一文一武，十分有名，一个是匈奴后部人陈元达，另一个便是刘渊的族子刘曜。
陈元达出身十分贫寒，但却“少有志操”，自小便是一边种田，一边读书，很有些才华。但一直到四十岁时，也少与外界交流，更谈不上有什么成就。
刘渊做左贤王之时，便听说此人的才能，要招他为官，（晋朝的时候可还没有什么科举考试，官吏除了世袭以外，就主要就是沿袭汉代实行的“察举征辟”制度，而且在魏晋时期，这一制度由于“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并不盛行。）陈元达没有答应。待到刘渊做了汉王，有人就问元达：“从前刘公地位不高之时招你，你却蔑而不顾，如今做了汉王了，怎么样，你怕不怕呀？”陈元达淡淡一笑，道：“这是什么话？此人资度非凡，有包容宇宙之志，我知道这些很久了。当初我之所以不去，只是他的时运未到，我可做不到整天没事的时候在他身边唠里唠叨的，刘公也必知我心。你看着吧，我料不出两三日，他的书信必到。”果然当天晚上，刘渊便派人来招陈元达做黄门郎。（相当于高级秘书，出谋划策的人物）原先那人惊叹道：“您也太神了吧！”
陈元达来到刘渊帐中，刘渊埋怨他说：“卿若早来，岂为郎官而已？”陈元达答道：“我以为人之才能，各有其‘分’，任人过‘分’就本末倒置了。我若早来，恐怕大王就得赐我做个九卿、纳言什么的，这些都不是我的‘分’，我岂能承担？所以我一直静待时机，等到我的‘分’到了，我自然会来，这样大家都可免去可能的麻烦，不是很不错吗？”刘渊大喜。（人需有自知之明，陈元达知道自己能做好什么，做不好什么，发挥自己最擅长之处，可谓高人一等，我以为他的话值得我们多多回味。）
刘曜是刘渊的族子。他从小是个孤儿，刘渊养之为子。这小子从小就有过人之处，八岁的时候，跟随刘渊出外打猎，遇到大雨，便在大树下避雨，忽然一个惊雷打来，众人无不趴下，惟有刘曜神色自若。连刘渊也惊叹道：“这个孩子可是我家的千里马呀？”心想前途不可估量啊。
刘曜武艺十分了得，且箭法精准，射铁而透之，当时人称“神射”，又常常自比乐毅、萧曹（看来这些可不是孔明的专利），时人都不以为然，惟独刘渊之子刘聪总是说：“永明（刘曜的字）乃是刘秀、曹操那样的人物，乐毅、萧曹何足道哉？”
刘曜性情孤高，甚不合群，年轻时常常浪迹天涯，二十岁时他在洛阳犯了案子，便亡命到朝鲜。幸好碰上天下大赦，才重新回到中原。刘曜自觉性情与众不同，恐怕不容于世，便隐迹于管涔山，终日以琴、书二物为友。一夜在山中，忽见两个童子走上前来，说道：“管涔王命我们拜见赵国皇帝，献剑一口。”两人置剑而去。刘曜秉烛观之，但见此剑剑长二尺，光泽异常，剑鞘以赤玉所饰，背上有铭道：“神剑御，除众毒。”刘曜认为这可是件宝物，佩之。（此段故事似有武侠小说之风，颇类老金惯用之“风格”，但既见诸正史，故虽与主题无关，亦录之于此。）
像陈元达、刘曜这样的人才在刘渊手下为数不少，并不是凤毛麟角，因此刘渊势力的壮大，也绝非偶然。
此时本已乱成一团的中原晋朝，见又有人叛乱，便派人讨伐，司马腾派遣部下聂玄攻打刘渊，两军大战于大陵，聂玄的军队打得大败，司马腾率并州的二万余户逃往山东，刘渊大将刘曜乘胜攻下太原、长子等多处并州要地。次年（公元305年），司马腾又遣司马瑜、周良、石鲜等将进攻刘渊，在离石汾城一带又被汉军打得大败。刘渊在并州一带的连战连胜，使得各地零星的反叛势力纷起。以流民起义起家的蜀中李氏，此时更是不满足于刚刚自封的成都王的地位，而欲称帝了。我们暂且按下刘渊不提，来看一看十六国中第二个国家——李氏的成国，是如何发迹的吧。
四、蜀中流民
说到在蜀地兴起的成国，我们就不得不先讲讲元康年间的连年自然灾害。在《通鉴》中，我翻到这几年的历史，就会看到以下这些文字：
（元康四年）是岁，大饥。
（元康五年）荆、扬、兖、豫、青、徐六州大水。
（元康六年）关中饥、疫。
（元康七年）秋七月，雍、秦二州大旱，疾疫，米斛万钱。
（元康八年）秋九月，荆、豫、徐、扬、冀五州大水。
一连串的灾难竟发生在连续的五年之中，而其中涉及关中的，就有三件，作为当时全国的重要地区（关中的长安一直是以西都这样的重要地位存在的），这些自然灾害不可能不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不仅是人祸，天灾也是导致以后一百多年十六国混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元康八年（公元297年）的关中大饥荒，略阳、天水等六郡的十几万流民不得不背井离乡，纷纷涌入当时比较富足的蜀地。在庞大的流民队伍中有这么一族人，在逃荒的路途中，他们十分热情的帮助照顾那些老弱病残，甚得众心。这一族人，便是巴氐人李特和他的兄弟李流、李庠等人。巴氐本是川蜀一带的一个部族，张鲁占据汉中的时候，李氏便投奔了他，曹操攻下汉中的时候，便把以李氏为首的这一部族迁入关中略阳，号为“巴氐”。
流民进入蜀地后，由于贿赂了当时朝廷派来调查情况的官员，于是得以大量的留在蜀地。以后流民分散到蜀中各地，朝廷已无法禁止。当时李特进入蜀地，看到了这里的地形后，曾经说出这样一句令“闻者异之”的话：“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
当时的益州刺史赵廞本是在“八王之乱”初期得势的贾后的姻亲，一直势力很大，由于李特到了益州之后颇以材武闻名，得到了赵氏的重用。到了永康元年，贾后失势被废，赵氏本有割据之心，此时便起兵击败了朝廷任命的新的益州刺史，自称益州牧，大将军。
但赵廞实乃庸才，虽然独据了益州，却不善于处理内部矛盾，李特的三弟李庠骁勇善战，很有些威望，赵廞虽用他却心怀忌恨。加上当时身边一帮出主意的人又添油加醋的煽动一番，说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hehe,第二次出现这句话了啊，可不是简单的重复哦。）又说“此乃倒戈授人也，宜早图之。”赵廞一想有理，便找了个借口把李庠给杀了。当时李特、李流兄弟都拥兵在外，赵廞赶紧又将李庠的尸首交给李特，派人去对他们说：“李庠虽然已伏罪被杀，但你们兄弟与此罪无关。”让他们仍然做他们的督军。（赵氏既杀李庠，却又把李庠的尸首交还，还留给李特兄弟的兵权，恐怕挑衅也没这样的吧，如此还愁李氏不反？真是岂“庸才”二字可当？）
李氏兄弟当然十分怨恨赵廞，此时正好赵廞内部也发生内乱李特乘机偷袭赵廞的军队，击溃赵氏的部下费远等人的各部人马，顺势攻入成都，赵廞带着一家老小仓促出逃，结果被手下人所杀。
李特占据成都后，向洛阳方面说明了赵廞的罪状。朝廷任命梁州刺史罗尚为益州刺史，进入益州，罗尚左右认为应早日除掉李氏这个大患，罗尚不从。罗、李双方似乎相安无事，罗尚做他的刺史，李特则屯兵于绵竹一带，并且设立大营收留流民。
但是罗尚进入蜀中的任务便是要遣返大批的流民。李特则多次帮助流民向罗尚请求暂缓遣送流民，罗尚一面向李特派去的使者阎式表示同意，一面暗暗准备进攻李特的流民大营，不想阴谋皆被阎式看破，回去后向李特提出要做好准备。数日后的一天晚上，罗尚果然派遣三万人马偷袭流民大营，军队走近营地，见李特在营中正睡着安稳觉呢，自以为得计，便发动猛攻，刚一进入营地，只见伏兵四起，以流民组成的军队向他们杀来，晋军被打得落花流水。
李特凭借以六郡的流民为基础建构的军队，乘着胜利的势头，不久便攻下了广汉，并在当地约法三章，果然搞得井井有条，当地人的歌谣道：“李特尚可，罗尚杀我。”
罗尚在李特的接连进攻中节节败退，只好拒江与李氏对峙。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李特渡江大败罗尚，攻下蜀郡，罗尚退守太城，向李特求和，李特以为蜀中已定，并不做防备。因当时军中粮少，李特便将六郡流民分散到各个村落吃饭。李流指出：“我们刚得到这些地方，人心还没有稳定下来，现在应该聚兵一处，以防不测，而不可分散部队。”李特之子李雄也持这一观点。但李特当时却错误估计形势，十分生气的说：“如今大事已定，我们只应安定民众，岂可胡乱猜忌呢？”（取得了暂时的好局面就错误判断形势，自以为是，这是农民起义常犯的毛病，尽管李特的流民起义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起义。）
事实证明李流的担心果然不无道理，不久罗尚得到荆州等地派来的援兵。晋军乘着李特的军队分散在各地，带兵突袭李特的营地，由于晋军势盛，各村落纷纷反叛，李特的军队打得大败，李特在乱军中被杀，李流、李雄各自退守。
不过，这一下倒是给流民的军队提了个醒，不久，李雄的军队袭击罗尚的援军，大败之，李流的军队重新振奋起来。李流在当年去世，众人推李特之子李雄为主，李雄的军队又接连战胜罗尚，最后攻下成都，将罗尚赶出益州。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刘渊起事的永兴元年，李雄自称成都王，改元建兴，废除晋朝法律，重新约法七章。
晋朝内部正因为“八王之乱”而根本无暇四顾，蜀中得到了暂时的安定。两年之后，也就是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李雄又即皇帝位，改元晏平，国号大成，他便成为十六国中第一个自称皇帝的人。
（事实上，三国时期的分裂对于以后30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十六国的分裂局面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由于三国的存在，从秦汉时期开始建立起来的所谓皇族正统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人们开始对其提出质疑。原本统一全国的晋朝是有条件重新建立起一套正统的体系，但又因为皇族自身的原因，这个新统一起来的新王朝却没有重新确立正统（尽管后世大多数历史学者都承认晋朝的正统地位，但这种威信是值得怀疑的。）关于魏、蜀孰为正统的观念争执了一千多年，最终也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观点。而在当时，很多人也以能成就类似刘备的功业为奋斗目标，占据蜀地的地位并不低。三国末期钟会就曾说过：“退亦可成刘备之业。”（原句我记不清了，大意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李雄据益州即称帝的一个重要原因。请注意，以前称帝时是十分注重正统地位的，至少也要有玉玺这样的凭证，这可以参见《三国演义》中的很多例证。）
五、羯人石勒
在益州称帝的李雄尽管与三国时期的蜀汉同样定都在成都，但它的建立过程似乎更像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在李特、李流兄弟创立的业绩之上，李雄终于最后巩固了政权，并且废除了晋朝遗留下来的不少不合理制度。当时李雄不仅有李氏一族的支持，也招揽了不少人才。成国建立初期的局面相当不错，与此产生鲜明对比的便是这个时候还在“窝里斗”的晋朝皇室。
在李雄称帝的那一年，也就是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在一番明争暗斗之后，终于除掉了皇族之中最后的两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成都王和河间王，为了便于掌握手中的权力，司马越又用毒饼毒死了那个连傀儡还不如的（该词语系统禁用）皇帝司马衷，重新立其弟司马炽为帝，这就是晋怀帝。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刚刚掌握了大权的司马越也意识到并州一带形势严峻，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关于刘琨，他和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应该算得上是尽人皆知。刘渊获知这一消息，以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在版桥一带拦击刘琨。刘渊起事以来终于首逢对手，刘琨果然名不虚传，在版桥一仗击败了刘景，进驻并州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安抚军民。刘渊暂时也清醒了一下头脑，放慢了步伐，考虑下一步的进攻方向。
此时邺城也发生了战争，在河北一带的成都王司马颖原先的部下汲桑以为成都王报仇的名义，自称大将军，进攻司马腾驻守的邺城。汲桑本不足惧，但他的先锋大将，乃是十六国时期赫赫有名的人物——羯人石勒。
羯人乃是匈奴别部羌渠的后裔。相比于匈奴，羯人的地位要低得多，羯人的基本社会单位还是以部落存在的。石勒的祖父耶奕于、父亲周曷朱，都是部落里的小帅，周曷朱性情粗暴，不得部下之心，后来他常常让石勒代为小帅之职，竟然得到众人的爱戴和信任。当地的汉人郭敬、宁驱认为此人非同常人，经常给予资助，石勒感激之下，便为他们耕种。
晋惠帝末年，并州饥荒大乱。石勒和族人出外逃生，走散之后穷极无奈，又重新回来投靠宁驱。北泽都尉刘监觉得石勒很会干活，可以卖个好价钱，想把石勒绑出去卖掉，石勒在宁驱的藏匿下方才脱险。于是他只好出外求食，路上遇到了另一位恩人郭敬，向他哭诉自己饥寒没有出路的悲惨处境，说得郭敬也为之落泪，将身边所带的衣服和食物分给了他一些。石勒对郭敬说：“现在闹饥荒，就这样穷下去可不行。胡人们都饥饿至极，可以把他们诱到冀州一带求食，到那里，把他们卖掉，你得身价钱，诸胡得活命，双方都有益处。”郭敬非常同意他出的主意。正好这时的并州刺史司马腾也大规模地实行同样的计谋。他派兵大捉诸胡，两胡一枷，押到冀州去出卖。石勒这时二十多岁，结果也被捉去，卖给茌平人师欢家为耕奴。师欢见石勒壮健雄武，又善骑射，深感他与众不同，就把他给放了。
石勒重新浪迹四方，为人作佣工。一次他被乱军捉住，恰好一群鹿从旁边跑过，军士争着追捕群鹿，石勒才得以逃走。（羯人的地位之低，令人难以想象，只因为他的种族，便被捉来放去，羯人与猪狗，真是无甚区别。）走投无路之下，石勒邀集了王阳等八骑为劫盗，后来又得到郭敖等十骑，当时号称十八骑。汲桑起兵之时，石勒便率众投奔了汲桑。汲桑命他以石为姓，以勒为名，“石勒”的称谓便从这时开始。
汲桑以石勒为扫虏将军、忠明亭侯，以前锋都督率军进攻邺城。石勒打仗之勇猛，在十六国时期可是一顶一的，他一战大败晋新蔡王司马腾的将领冯嵩，长驱直入城中，其部下李丰将惶恐出逃的司马腾杀死于城外。汲桑的军队在城内杀死士族、民众万余人，又放一把火烧了邺城宫室，大火竟然十日不灭。
可怜邺城这座东汉末年曹操曾一度建都的名城，就这样被焚掠一空。（十六国时代诸如屠城这样的事迹正是数不胜数，且可以达到令人瞠目的地步。通过一部十六国史，我们可以发现，屠城的情况往往发生在不同种族之间，它源于原始部落之间的屠杀行为。屠城反映人类最为野蛮的一面，而这也成为不同种族在冲突中发展成熟的必经之路。只要有种族冲突的存在，类似屠城的野蛮事迹就可能发生，即使在当今世界也是困扰许多国家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