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定义

[日] 大江健三郎

我现在正准备在世田谷市民大学讲演的讲演稿。主办单位指定的讲演内容是这样的：希望我把三年前在小樽召开的全北海道残疾儿童福利大会上讲的话继续讲下去。上次大会的讲演记录，业已以“为了和不可能‘亲切’相待的人斗争下去”为题出版发行了。于是我就把该文章重新读了一遍，考虑如何接着往下讲。（该文载《核之大火与“人的”呼声》一书，岩波书店出版。）

正如“残疾儿和我”这一恰如其分的副标题所示，我在有残疾儿的父母们面前，讲了自己和生下来就头部缺损的儿子共同生活的经验。而且，我谈的问题重点在于，眼前似乎即将面临破坏整个世界的核威胁时代之下，同残疾儿共同生活的经验。

现在的核状况，深刻的程度更严重了。凡是以世界的今天与明天的视野看待日常的人，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如果与此相联系回头看看·单·个家庭——也就是巨大的核威胁之下一个市民的家庭——无非是每天无可避免的老问题，即：拖着一身残疾的儿子如何成长，以及同他的发育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而屡屡出现的新困难，再加上如何战胜这些困难等等。因此，我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涌现继续上次讲演的想法。

继续，这种说法总是浮现于我心头的话，中野重治战后写的第一部小说《五勺酒》中的一节里就有：“从什么写起好呢？写也写不完，说也说不尽的样子。结尾处打算加上‘此项待续’，然而如果忘记而漏掉，也请权当有它而读下去。”我也权作“此项待续”开始我的话题，但是我以为“此项待续”的话已将告终。

儿子就在眼下的３月毕业于青鸟养护学校的高等部。这样，和学校之名沾边儿的缘就算断了。他的身高和体重都超过父亲，是条大汉子，和同班另一条更大的汉子是好朋友，他俩虽然各有不同的残疾，但是彼此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被周围吵闹得快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或者为了强忍住被来自体内的不安征候快要吞没的时候，他俩各伸一只手紧紧握在一起，一动不动地坐着，这种情况，是学校与家庭的联系本上写着的。一毕业，和这位朋友也不得不分手了，对于儿子来说，再想遇上同样的朋友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去年秋天，他参加了将来毕业后开始的区的福利作业训练，他母亲陪他坐公共汽车上下班。偏巧我当时正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巴克莱分校，也就是这段时间儿子经历了双亲之中父亲不在而情绪波动的阶段。可能又加上在作业所接受训练感到紧张，上作业所上班时，公共汽车碰到路上堵车，那粗暴的言语和举止，常常使他母亲十分为难，不知所措。

这时我就通过国际电话，一连几天和他交谈。很明显，儿子一肚子委屈，非常抑郁，问他的话答得一点也不爽快。没有过多久作业所那边的事就辞了，重返学校。但是这时候也屡屡发生事故，有的是上学时在车站上台阶，上到半路犯了病，跌破嘴唇，有时是蹲在台阶转弯处的平台上，再也不动了。这都是熟人通知家里才知道的。

这些情况，儿子把信寄到巴克莱分校的宿舍我才全知道的，那些信，文章的背后用文学语言来说都蕴涵着某种动机。信的后半部分文思混乱，我这做父亲的也读不懂，至于前半部分的文章，开头一行就对我在国际电话中说的那些强硬的话给以斥责，并且全给挡了回来，用他的观点加以解释，随后是很好地表现他现在的内心世界，给我的印象是让我了解了儿子新的侧面。他那信上说：“实在对不起啦。我的嘴疼了之后，下台阶的半道上就犯了病，我就吼起来了：‘我算不行啦，活了２０年可真遭罪。’”

看到儿子新的侧面，知道他这是故作含糊的说法，老实说，我远离儿子，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活，同样情绪不安，还有一层，此时美国的核导弹设在西德，因此，苏联在日内瓦核裁军会议上退出会场，成了世界核状况恶化的转折点的开始，所以我的心情当然也十分郁闷。我们作父母的总算好歹迎来了儿子２０岁的生日，当然高兴，妻子更为之高兴，生日那天一到，当时恰逢参议院选举，便带着儿子急急忙忙地去投票，她说：“假如让他弃权，那可就白养这么大了。”我当时就觉得发现了妻子又一个新的侧面。我们的儿子这２０年一天一天地活下来，完全是在强忍着残疾给他带来的困难中度过的，那是不言而喻的痛苦的人生，我想，他是不让我们想到他的痛苦才不叫苦的。

就这样，如果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对于陷进烦恼的我，常常读的米尔查·埃利亚德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９年和我们同时代日记合订本这部书，就是一个很好的鼓励。（“Nosouvenirs” Harper ＆ Row）

当然，像埃利亚德这样极具多样性、有巨大精神世界的学者、艺术家的日记，决不可能仅有单一的方向性。第一次遇上埃利亚德考察核武器对现代造成的危机时，我倒有一种心头黯然、对他颇有嘲讽的心情。

１９５９年岁尾，埃利亚德在回答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们提出的关于原子弹的问题，这段回答是这样记载的：“基督教徒大概不应该怕这种炸弹。因为它意味着世界的末日到来。因为它成了‘最后的审判’。印度教徒大概也同样。‘卡里·瑜珈’界向混沌倒退之中结束，然后出现新的世界。只有马克思主义者们才有靠计尽途穷结果的核作为最后结束世界，使人类同受恐怖的正当理由。这样说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天堂是属于未来的。天堂在地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与此相对应，最近似的就是明天的没有阶级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只是预想未来才像天堂，所以才甘愿难以数计的也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杀戮。如果在得知世界是共产主义为最终世界之前消灭，那么，一切历史和人类的一切苦难，可能就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了。”

虽然我尊重埃利亚德的比较宗教史的分析，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今天的看法和作用，我还另有感想，所以，对于埃利亚德以这一部分为中心的话，总感到一股早被抛弃的犬儒主义味道。不过，埃利亚德始终是一位从正面注视着核武器，认为它是毁灭人类的，并且丝毫不懈地思考这个问题的人，这倒是毫无疑义的。翌年１月间，看到他的下述叙述：

“马克思主义者和唯物论者对历史的解释，可以说是人类的‘最后的审判’。审判，即灭亡的危险。准确地说，史前期人类几乎就要灭亡了。或者说今天人类就被核武器灭亡。／唯物论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所思考的，意味着人类对原初的神所赋予的任务已经不存任何希望。结果是使人类消灭。然而这种诱惑及其危险之存在未必是毫无意义的。人类怀着被消灭之势迫在眉睫的自觉活着，对于人类来说，甚至是件好事。恐怖等于参加某一团体举行仪式时的痛苦。

仪式，这一进入新阶段的礼仪性的手续，埃利亚德把它作为人类规模普遍的信仰体系来思考，因为它是重要的问题点之一，所以十分清楚，他对于核状况决不会以冷眼旁观的态度对待。但是，我更进一步想知道的是，和核爆炸而导致人类灭亡这种想法截然相反，埃利亚德充满积极希望的构想是什么。

尽管表面上没有写得一清二楚，但是埃利亚德悄悄地但确确实实地把该思想提示于同一日记的下述叙说之中，这是我从他的日记中读到的。于是因此也把我前面提到的陷进烦恼的自己治好了。

１９６１年年初，埃利亚德把他少年时代在布加勒斯特的经历，在印度狂热地学习时期的经历，在葡萄牙的文化工作经历，以及在战争结束后的祖国罗马尼亚建立社会主义体制时亡命巴黎开始过上学究生活的经历等等综合在一起，使人感到他“更加成熟”。以前，只是在为数不多的地方才看出他从如此经历中感受之深刻，但这回使我觉得足以洞彻他深刻感受的整个最深部分。对于自己生涯的“扩展、持续”给予足够的启示。埃利亚德把他的记述作了如下的总结，这就意味着，到此刻为止，在漫长岁月里，他饱尝了郁闷之苦。我认为，这种郁闷之苦给他带来的是大大加强了他对核状况的认识。

埃利亚德现在仍然住在此处的芝加哥大学里——我这次才亲眼目睹并留下强烈印象——有纪念首次解放核能的地点以及核能解放者亨利·穆阿的雄伟雕像。我想着经济史家内田义彦氏指责把原子弹投于广岛、长崎也算解放（release）核能这句话，甚至想到，应该把堪称核时代悲惨纪念的广岛那座穹窿形建筑物废墟合建于此。埃利亚德的记述是这样的：“充满活力，强烈的感情。在历史上生与死的人们的生活，突然有了意义，具有了重量。乐观主义！”

有此启示的经验之后，埃利亚德立刻重读了青年时代读过的巴贝利恩的日记，他对于该日记上写的索拉斯著《古代的猎人》读后感，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作了长篇记述。埃利亚德强调的是：读了索拉斯著作的巴贝利恩，作为安慰悲惨与病态的现实，从旧石器时期的人类生活态度得到了力量，这力量是使他们确信他们的生存‘不能破坏’的‘显现’。

他写道。——虽然那么说，也无法改变‘我活着’这一事实。即使不论怎么短的时间，‘我是存在的’。这的的确确是我的显示，显示了人的存在是破坏不了的。／（巴贝利恩）补充说——那么我死的时候，构成我肉体的物质破坏不了，而且永远存在。既然这样，对我的‘灵魂’不管有什么影响，我的物质仍然永远存在下去……

我死的时候，你能够把我杀了、烧了、沉进水底、焚尸扬灰，但是你无法把我破坏。……死，比杀更甚的事早就办不到了。巴贝利恩是这样写的，那是因为他是一位博物学家。但是我曾经见过无数‘神秘家们’用几乎同样的语言传达类似的经验。（cf．特别是“宇宙意识”，的经验）

基督教徒和印度教徒对于世界的结束持从容的态度，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如不完成历史过程就以为毫无意义的紧迫态度，埃利亚德围绕着这两种态度，对于人类灭亡的可能性保持了距离，表示了相对的看法。但是，埃利亚德在这里把博物学家巴贝利恩的看法，重叠在和他本身最接近的“神秘家们”的思想，特别是他的“宇宙意识”上了。在这上面，作为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表示了强烈的同感。把这个作为表明生活于核时代的埃利亚德的内在希求来理解，倒是很自然的。如果面向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由于人的思想观念加强和增大，终于度过核危机，那么埃利亚德大概就不会谈基督教徒和印度教徒的“最后的审判”或者经过混沌延缓再生的到来吧。应该说，只有度过今天的核危机以及热核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灭亡这种混沌，他的走上再生的思想才有了方向，这对于曾经看到埃利亚德著作各种各样细节上无不对核危机予以评论的我来说，我的意见是有根据的。

我从埃利亚德日记的这一段直接受到鼓舞，也有和开头所提的残疾儿子相关的理由。我以为这一段，使我在人生经验的意义上重新得到教益。用埃利亚德说的人生经验这个词来说，就是，２０年前出生的这个第一个孩子，后脑勺上长着一个像头一样的瘤子，孩子一生下来，我和妻子决心既生之则养之，好好照顾。虽然会有很多困难，但一定和他一起生活下去。这是如埃利亚德所说，当作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的一种决心。

回想起来，孩子躺在特殊婴儿室面对玻璃窗，尽管看起来仿佛长着两个脑袋，但是很精神的红扑扑的那张脸，在我每天跑去隔窗窥视的过程中就培养起如此坚定想法了。此时此刻总是想起学生时代从英国小说中读到的“这可悲的小生命”那句话。这个婴儿的确是以悲惨的状态诞生于人间的，虽然只过了几个星期，但是他活着，他存在于人间，这一事实是任何人都抹消不掉的。我深深感到，虽然有神，但是任何神也抹消不掉这个事实。于是，我就下了决心，给“这个可悲的小生命”当证人，证明他生下来了。他确实是存在的，也就是接受这个孩子，好好照看他，和他一起生活。而且我也预感到，我这份证言，一定会成为我这文学生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头我并没有想把这个经验写成小说，从年轻学生时代就开始有了的写小说这种工作，面对畸形儿子诞生这件意料之外的事，自己难免绝望，对于重新打起写小说的精神没什么用，不可能成为今后赖以发展而可供攀援的绳索。只是在有了直面痛苦的自觉之后才产生了写的想法。

从残疾儿子诞生那年起，我就以和那些广岛原子弹受害者们频繁的死与生，以及和他们共同生活共同奋斗的医生们的行动与思想——以自己冒着原子弹灾害开始迈出治疗受害者的第一步，后来担任原子病医院院长，狠抓白血病和原子弹受害者第二代两个课题的重藤文夫为核心人物——为内容，开始写报道文学。我在此项工作中逐渐理解到，这是为了把自己和残疾儿子共同生活下去的决心与实践，无论如何必须使之社会化而采取的手段。原子弹受害者们是那样地生活，然而活下来了；是那样的一种存在，然而毕竟是存在的。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取消他们作为个体的生存这一事实，同时也受到核时代之下人类的生存无法取消的现状直接影响所致。在原子弹受害者的生与死上，可以看到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现”最现代的表现，而且我还通过同残疾儿子共同生活发现了它。当时的我倒是很难说把它充分意识化了，但是内心深处确是那样希望的。现在我决不是夸耀自己的天真，大谈自己２０年前的预感和希求一概应验，而是被许许多多令人痛恨的思绪纠缠在其中想起来的。身有残疾，同残疾斗争中成长这一事实本身，就不能不遇到新的困难，仅仅考虑一下，不远的将来，就不得不老实说，前景一片漆黑，总而言之，每次遇到具体困难无不花费好大力气一一克服，然而过不多久儿子的状态依旧故技重演。同这样的儿子共同生活，对于他的母亲和妹妹弟弟来说，显而易见是一种艰苦的生活。确如儿子信上所说，他自己是极其痛苦的。所以他喊出：“我算完啦。活了２０年真遭罪。”但是，我这作父亲的不消说，全家所有成员也都是通过同他共同生活，确实看到了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特别是我自己，通过养育他弟弟妹妹的实际劳累，更能明确地这样说。

正是反复积累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之经验，才对于这２０年来越发穷凶极恶的核状况——从今年起《原子科学家新闻月刊》的“表示审判日到来之钟”上，表明距核战争还差３分钟——之下，相信埃利亚德所说的人类追求再生的意志照样能克服危险的“乐观主义”。当然，这“乐观主义”对于我们市民来说，如果不注视着核状况，不采取措施防止它反对同世界规模的恢复生命的行动，那么就很难说不变成极其丑恶的犬儒主义。

我在前面的“为了同使‘亲切’成为不可能者作斗争”中说过下面的话：“年轻的人们最近爱说亲切这个词。说什么亲切的人啦，喜欢亲切啦，等等。足以反映这种流行时尚的，是广告一类的东西上也爱用‘亲切’这个词了。亲切当然是好事，我自己就过于毫无抵触地亲切，但是如果问我喜欢把亲切挂在嘴边的年轻人么？那我必须说未必喜欢。因为我想请年轻的人们考虑的是，如何把亲切这个词在社会里给它定个积极的位置。／具有社会意义的亲切，难道不正是和那使亲切成为不可能者作斗争这件事么？亲切是人的极其自然的态度。婴儿就是很亲的。一般的人都有亲切的地方，但是那样的人在社会性的生活过程中，有的人就对人不大可能亲切，或者遇不上亲切的人。因为有使亲切变成不可能的制度。同这种使人不可能亲切的结构或制度斗争，我以为这才是使人在社会生活中亲切待人的条件。／令人不可能亲切的结构或制度，在我们周围俯拾即是，不可胜数。肢体不健全的人想坐轮椅外出，但是使之无法办到的种类繁多的结构，任何人都有目共睹，我认为那都是妨碍人亲切待人的。使人不可能亲切的最甚者，莫过于核避难所一类的设施，对于超过定额人数的人还必须用机关枪阻挡。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些障碍一个一个地撤掉，让所有的人，特别是让青年人能够彼此亲切相待，或者同妨碍人们亲切相待的人或事斗争下去，改善现状，这对于创造真正亲切的日本人是非常必要的。削减福利预算，扩充军备，一心想威胁亚洲各国，强调日本社会是竞争社会等等，如果日本文化被这么一小撮人弄得覆灭，那么，日本、日本人留给人们的记忆岂不成了世界上最粗暴、最野蛮、最下流的么？”

我这样说的同时就感觉到，“亲切”的定义还不够充分。于是在一次讲演会上，因为听众都是残疾人的父母，所以就仿佛按预先约定似地对作为前提的“亲切”定义作了追加，想加上几项意义使它更加有力。我第一个提示的是对于我前面业已提到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予以特别重视，坚持以它作为人生观根本的态度，并同这样的“亲切”共存。

并且主张把美国科幻小说引导到智慧小说的水平，把对于核文明一直写了许多反省与考察文章的鲍涅卡特，以及现在认为必须重新评价的奥威尔两人，认为最值得期望的资质合乎礼仪（decency）和“亲切”组合在一起而共存于内心的人，特别把他们对年轻人作了一番描述。decency一词，是鲍涅卡特小说的根本精神，奥威尔回味参加西班牙市民战争残酷经历的《加泰罗尼亚赞歌》上说：“非常奇妙的是，由于在西班牙的全部经历，使我对人的信赖没有动摇，不仅没有动摇，反而对人的优美更加信赖了。”评论奥威尔的《水晶的精神》作者伍德柯克，分析了《一九四八年》之后这样说：“这个世界上，精英人物的分离独立终于完成了。因为精英人物已经不是社会性的存在，而是政治性的存在。不是传统性的存在，而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存在。为了使企图改变这牢固的金字塔形社会的活动无法出现，党靠改写历史想把过去完全改了，其次是想把使用的语言抽掉骨头，企图把自由啦，正义啦，像样子的人啦，仅仅表现如此概念的语言早已不存在的状况创造出来。”我这是从《奥威尔的整体像》日译本引用的，同时也希望decency一词用日语难以恰当表达这一点给以理解。译文写的是“真正人的亲切”所以我就援例了，本该译作“庄重体面”的。（晶文全书，奥山康治译）

去年，我以一向称之为我国现代人道主义者法国文学家渡边一夫一生中的思想、生活为题，向青年人连续地作了报告，那时我想到，３０年代的渡边一夫在理解瓦雷里的一节诗里找到关于“亲切”一词另一定义。

１９４０年法国败北的时候——这一年是日德意三国同盟成立的一年，而且也是大政翼赞会开始活动的一年。在当时国际的、国内的帝国主义、极权主义甚嚣尘上的形势之下，有人要求渡边写文章谈法国之所以败北的文章。渡边是以研究法国文学和文化为职业的，而法国又是日本的同盟国纳粹德国的敌国，如果他为败战国的法国辩护，那就等于和大政翼赞会的国民总意相悖，这纯粹是“踩圣像”①的故技重演。渡边毫不妥协，堂堂正正的文章，充分表现了他异乎寻常的勇敢。

①１６２８—１８５７年之间的日本江户时代，严禁天主教活动。统治者对于可疑的信徒，一律强迫他们从圣母玛丽亚像和基督十字架像上踩过去——译注。

渡边在文章中引用了瓦雷里５年之前在母校塞特高等学校，对他称之为“明天的人”的青年人们说的话。他说，现在欧洲某些国家的青年们，“在创造同国家明确规定的目的和社会机构完全吻合的人这一计划之下，接受完全相同的培养与训练。也就是国家在制造为它效力的国民。”瓦雷里对此作了分析，接下去他说：“我以为，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细致的产物，用这样的对知性的强制，会使它衰退，这是非常可怕的。”

不出瓦雷里所料，德国造就出为国家效力的国民之后，便急不可待地发动了战争，侵略了培育了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细事物的法国。但是渡边在当时就明确说过，他对法国青年寄予厚望，几年之后德国绝对一败涂地——这和日本帝国的败北是有联系的——而对此确信不疑。

渡边一夫译的瓦雷里的《精神的自由与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提到的“亲切”上，我想另外加上一个定义。因为，拥护我所说的社会性的“亲切”二字含义的人，希望他们至少站在“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一边。一旦提起这句话，我们眼前看到的，难道不是我国今天的社会失掉了许许多多的“亲切”所具有的社会性的东西么？总而言之，今天的日本社会，对于“明天的人”的青年人的教育，正是一心一意地制造对国家效力的国民，而且是制造效力极佳的、对于诚如加耳布雷斯①所说的“新兴产业国家的日本模式非常效力的国民，让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衰退也在所不惜。这种倾向才是确确实实的让青年们看不到“亲切”的具体所在而带来的结果。

①加耳布雷斯（Galbraith，John Kenneth）１９０８—？英国经济学家、教育家、作家——译注。

也许马上就得到这样回敬的话：从世界现状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才是制造效力于国家的国民的典范。我根本不想拿中国和苏联同纳粹德国相比拟，但是，关于前面的质问，如果把波兰的自省活动考虑进去，我以为批评的可能正确。尽管承认它，但是，如果日本在这一点上甘当美国的走卒，并且更加奋进，制造对日本式的“新型产业国家”高效率地效力的“明天之人”的态势强化下去，那么，现在业已显而易见地使日本人社会和日本人素质大大变形的裂痕，就只有愈来愈大了。

我仿佛故意逆此大势而行一般，我对日本“明天的人”——也许被说成纯粹是作梦——决心期待的倒是如下的理想状态：日本的青年人应该自我培养精神上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使自己的力量足以在最近的将来，对于苏联和美国的核对峙，担当起使它们走向废除核武器的媒介国的角色，为此而修正现在日本前进的轨道。假如瓦雷里活到现在而且依然活动，他一定努力使法国成为与今天的法国完全相反的国家，即：他一定要求他的国家为了使欧洲紧张的核局势朝向缓和的方向发展。因为那样的法国才是堂堂正正地创造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法国，使社会性的亲切生机勃勃的法国人的国家。

这是今年我第一次在听众面前讲话，我想按上述想法加以引伸，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比照在报刊上发表的短文写成这份草稿。给１０年之前也是花了一年时间在杂志《世界》上发表的“面对状况”作个结尾，现在我正准备写“再度面对状况”的文章，它的出发点，我想就以这个草稿充当。此后，我要使生活于书斋的自己站在同社会状况的交接点上发言，在文章上重新审视着自己论述，当然，尽可能地用这种方法写。最后附带提一下，我的儿子现在已恢复健康，信心十足地要像他喜欢的音乐家斯卡拉蒂①那样活那么久。

①斯卡拉蒂（Scarlatti，Alessandro １６６０—１７２５），意大利歌剧和教会音乐作曲家——译注。

——待续

二　为“难以想象的事”预先准备

前面业已提过，从去年秋季到冬季，我一直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巴克莱分校逗留，属于我自由支配的时间里，首先的工作就是补充、修订题为《读渡边一夫》的连续讲座记录。特别是整理渡边有关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前前后后的著作部分时，内心忐忑不安，不敢断定是否由于自己过分自信和无知作了值得怀疑的发言。所以从大学内外的书店买来有关书籍读起来。因为是修改自己的讲话记录，和令人觉得乏味的工作不同，纯粹是一种乐趣。

在此期间，我看了自己的书架，发现日本研究中心的历史家对业余的历史爱好者很感兴趣，而且考虑着自己是作家，把一个时代的个人生活详细地写进了历史书。同一年的秋天来我国访问的法国历史家埃玛涅尔·鲁洛瓦·拉杜里的著作占了大部分，但是，似乎受他影响的美国学者，住在旧金山的纳塔利·Z·迪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归来》，和写渡边一夫史传的让·达尔布雷写的新教统治有密切关系，所以很有趣。（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同一主题的法国影片，在美国获得好评，迪维斯也参加了该影片的剧本创作，而且据说他对于１６世纪法国这一奇妙事件，认为有必要用专门的历史书叙述。查阅各种古文书保管所的史料，把“历史上各种可能发生的事”加以综合，就成了迪维斯的工作。电影上，虽然表现了这位女士的牺牲，但侧面地也表现了她挖掘了巴斯克地方以及巴斯克人的背景。主人公或者真正的主人公的丈夫马丁·盖尔，在佛朗索瓦一世同卡尔一世的战乱时期，从巴斯克地方移居于图鲁兹附近比利牛斯山麓平原的村庄，给一户农家当了嗣子，但是因为有巴斯克的血脉，便受到该村的排斥，他为此心怀不满，所以迪维斯充分显示了拉杜利学派的面貌。同时这也成就了此地复兴新教的一项令人瞩目的巨大工程。渡边一夫当然从侧面描写了让·达尔布雷和儿子安利四世，但是迪维斯掌握案子上告到图鲁兹而法院的法官们认为这是新教、旧教交替的一时出现的情况，很好地展示了审案工作中险象环生的情况。年轻的马丁·盖尔一家人在新迁来的村里，由于他父亲屡有建树，终于和有势力的家族的姑娘贝尔兰德·德·罗尔斯结了婚，但是几年之后出走，本来，周围的人就是以为他是来自法兰西方面的人，或者来自西班牙方面，总之都认为他和巴斯克地方的人有关，但是他参加了西班牙军队和祖国军队作战，甚至为此而失去一只脚。在这期间，当阿尔诺·杜·梯尔这个骗子出现在独守空闱８年之久、一向“性格坚强操行端庄”的贝尔兰德面前时，她把这汉子当作马丁迎进家来。尽管当时的法国农民似乎无人不知这样的俚语：“女人对于接触过一次的男人也决不会看错”，但是关于贝尔兰德把梯尔误认为马丁的原委，《处于优位的妇女》上，有关于近代初期法国人的论考，作为女权主义者的迪维斯女士，似乎没有甘于归结为出于女人的愚昧，认为贝尔兰德出于保护土地资产及其他等等，是出于很有决心的一种计谋。

和盖尔家的财产有截然相反的利害关系的伯父皮埃尔，开头承认了归来的侄子，没过多久就和假马丁发生冲突，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迪维斯在这一部分附带提到，说这是宗教势力消长的投影。“关于马丁·盖尔的诉讼，如果作一番冒险的推测，可能是这样的：对此地新教徒具有同感的人们倾向于相信马丁，天主教徒们倾向于相信皮埃尔。”

案件移送图鲁兹的上级法院之后，一个假肢老兵就出现了，自称自己才是多年来隐姓埋名的马丁·盖尔。以此戏剧性为基础，把这一案件立刻写成书的，有法官柯拉的文章等等，不妨把再现当初极其精采的一段译出来。以历史家的冷静而且顽强的构想展开叙述的同时，又没有排除戏剧性的描写，这就是迪维斯写作的特点。

看一眼新露面的人，她就浑身颤抖而且哭起来了（这是根据柯拉的描写。准确地记录证人们的表情，是干练的法官的任务，他是这么想的）。于是她跑到马丁·盖尔跟前想抱住他。她求他原谅自己被梯尔的阴谋和诱惑压倒而犯下的错误。于是把内心深处准备要说的话口若悬河起说出来。她说：你妹妹们马上就承认了他，伯父也接受了他。我是因为过于焦急地盼望念念不忘自己的丈夫回来，所以也就相信了他。特别是他对我的隐私是那么熟悉……当我知道他是冒充的时候，我甚至想，我要是死掉该多好，于是想到自杀，因为我怕神责备而没有去死。我明白了我的名声被他玷污，所以才把他告到法庭。／马丁·盖尔面对贝尔兰德的哭诉，一点也没有悲伤的表情（可能是受到和他生活在一起的西班牙牧师的影响），脸上露出热情然而严峻的表情，然后说：‘你那泪就别流啦，而且也用不着往我妹妹们和伯父身上推，不必拿这个辩解。因为父母对于子女，伯父对于侄子，哥哥姐姐对于弟弟妹妹，他们的了解，都不如妻子对于丈夫了解得深。总而言之，降于我们家的厄运，除了你该由谁负责呢？’

渡边一夫或者该专门学派的研究者们，是如何从这里着手进行活生生的历史考察的，边想边读而读完了迪维斯的作品。我对于法国文艺复兴史本来知之甚少，所以没心思作历史论述。

我想说的只是，４００年前发生在法国一个地方的“不可想象的事”，和妻子同床不久的丈夫长期以来去向不明，对于一个突然出现在眼前，声称自己就是那位妻子丈夫的男人，妻子本人以及家族、本村的有关邻里，全都受骗，居然接受了他，对于这样的故事，感到自己是在仿佛看着同眼下生活中的现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就此说说自己的看法。

“难以想象的事”和“现在可能发生的事”之间，开头的时候有一条明显的沟。但是，它扎根于整个社会的动机——像马丁·盖尔案件所表现那样向着宗教战争行动的社会相就是这种动机——是作为一根巨大木桩打进这条沟的。从巴斯克来到图鲁兹近郊农村的这一家受到的排斥，就是稍小些的木桩。孤立无援，形同寡妇的妇女，为了保护家族资产不得不使用策略也是一根木桩。不得不适应别人的境遇而且全部接受下来并忠实履行的才能仍是一个木桩。这些木桩一根一根地打进沟里，上面铺上木板之后才能越过大而且深的沟。“难以想象的事”逐渐变成“现在能发生的事。”

迪维斯把１６世纪发生的事件全过程复原给大家看。其结果，尽管它始终描写的是·单·个事件，但它却是描写了走向宗教战争的大转换时期的时代风貌，以及生活于漩涡中的农民那种浑沌状态的著作。使我感受最深刻而难忘的是，几多木桩打进那条沟之后，眼看着“难以想象的事”就成了“现在可能发生的事”，想想这些，同现代的我们这些人的生存状况对比，就可看到，业已打进的千奇百怪的木桩简直成行成列这一事实。

“难以想象的事”这句话，对于现在的许多人来说都认为是一定是难以想象，我也觉得可憎，但同时我也和哈曼·简的著作《想想难以想象的事》联系起来。作为对theunthinkCable的思考，简——这位把日本将来的经济成长描写成花团锦簇，在他的思考里，对于伴有光辉的深渊从来不屑一顾的某种类型的日本人给以鼓舞的学者——极力主张，只把热核战争当作“难以想象的事”，是不能制止热核战争发生的，应该当作现实的事考虑热核战争。而且他以物理学家的论理构成法表示，热核战争中有如此这般几种战争方法。

简的著作，比照现在的核状况来看时，可能已经没有积极的意义了。他的《想想难以想象的事》出版于１９６６年，他的《热核战争论》出版于１９６０年，对他的主张持批判态度的人们是不消说的了，即使那时期支持他的人，现在也认为那批判是对的。总而言之，由于核战略、核战术以及核武器本身壮大和多样化十分迅速，今天的核状况规模已经远远超过简对未来预测的范围。

简的论点之根本道理之一是，如果把热核战争看作“难以想象的事”，那么，核武器的抑止就无效——一直译为抑止的原文是deterrence，既然是给予恫吓使其疑惑从而停止念头，那么，翻译的活就没有把前半部的意思传达出来，所以，就必须根据国际政治的现实仔细考虑，考虑能用于作为现实武器的核武器，可能发生战争的热核战争，以此互相显示自他双方，而取得抑止效果。

现在用各种各样方法能够发动大规模的“有限”核战争，现实的情况是不仅五角大楼和克里姆林宫的将军们，即使全世界人民群众也十分不安。而且，掌握掀动战争按钮的超级权力的人物们以及其他人等，必须确信，那样的“有限”核战争，必然扩大为环球规模的环境破坏、也就是破坏全人类的战争。我想起，在电视片《一天之后》，放映结束时的电视讨论会上，简被看作在野之雄，堪称同时代权力中枢的军事理论要人的梦克纳马拉立足于上述认识首先作的发言。

今年２月初，《洛杉矶时报》报道说，２０年前简精力充沛地活动时期，仿佛一股热潮袭来一般而建造的核避难所，即使在苏联核潜艇游弋的西海岸地区，也成了无用的长长之物。尽管前面提到的电视电影上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心，——我国在同一时期据说成立了建造核避难所的承包公司——却再也没有向当局申请准予新建核避难所的。这决不是全体民众观察到热核战争的危机业已远去，而是他们想通了，核战争一旦发生，靠避难所根本不可能保证生存下来，其次是对核武器的拥有量之多，一清二楚。我国出于错误估计形势而出现的核避难所特别吃香，发展到在京都的寺院地下也建筑核避难所的地步算到了头，这只能说明，我国市民的核武器观还没有达到美国西海岸市民的水平。

因此，我之所以再次想起放在根本无用的核避难所书架上的《想想难以想象的事》，并不是因为简描写的热核战争的可能已经遥远，而是相反，也就是由于认识到，核武器和核战略飞跃地增加与多样化，简的电影剧本大体说来已经毫无意义了。

我想应该首先看到，简带方向的论调，尽管有助于使朝着现实中可能发生的热核战争，使全世界的整个核军备只前进一步两步，从而鼓舞了五角大楼或克里姆林宫的扩军主义者，但对于永久的核裁军、废除核武器没有积极的贡献这一事实。因为，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我国，简追随者们的论理依然畅行。

我再次想起简的书并寄予希望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想想难以想象的事》上，有雷蒙·阿伦写的序文，我对此序文，现在怀有特别的想法。阿伦死之前后，国际上给他以极高的评价。特别是和萨尔特尔对比，相继而死的这两者之中，描写阿伦获得王位和萨尔特尔破产的文章是屡见不鲜的。未必全都是分量极轻的，但是我认为，最初使用核武器，也就是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之后，人类既然依旧活着，那正是因为人类原本就有生存下去的希望，和以往截然不同，一直写反躬自省的萨尔特尔，他一生的核时代观是一贯的，而且愈加深化。我以为，为了和萨尔特尔的核时代思想对比，从简业已死了的著作中想把阿伦的观点挖掘出来。（企鹅出版公司刊，桃井、松本译）。

今天的和平问题，已是极其重要的问题。靠军部和民间的几位专家是解决不了的。这本书上，简氏和我的名字并署这一事实本身，完全是不同的人生经历的人、国籍各别的两人之间必须互相协力的象征。

阿伦在序文的开头就是这么写的，用意周到地先表示了简和他自己的不同，说明为了紧急的“和平问题”，阿伦除了以这种形式和简携手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可以“协力”的对手和方法么？

简氏对于美国和大西洋公约的某项政策带来如何结果，有分析的智慧和勇气。其政策就是人所共知的抑止政策。总而言之，对于敌方给予威胁：如果敢于发动超过限度的挑衅行动，一定给予热核报复！如果说这就是现在的政策，那么，强调“和平无可代替者”就没有值得称赞之处，也不能说它是正直的说法。从严谨的逻辑来说，只要和平怎么都可以，这样的说法就成了投降的意思了。还有，既然战争是“不可能”的，那么，可能促使潜在敌人发动战争这样的恐吓如何能办得到呢？／想到这里，研究战争，不论多么不愿意，多么残酷和阴森可憎，都必须研究可能发生哪种类型的热核战争，假想各种各样的攻击时，物的损害和人的被害将有多少，等等。一部分批评家认为，照这样研究，从本来仿佛达观的情绪转而希望这种研究纯属无用彻底失败。我认为这样的评论是根据不足的。计算分析者认为，双方互相发射核武器，连续几分钟或几个小时，会造成几百万、几千万的死者，但是可以这样说，他们确实忘了这个数字的背后隐藏的人的因素。但是，这和喜欢侦探小说的读者毫无区别：反来覆去的杀人案件不断，但读者却兴趣极高而且冷静地读下去。如果作不到使自己的感情化为无，分析的学问就不能成立。但是，由于能够冷峻地分析可能产生的恐怖，这个人绝对不会失掉了人性，绝对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思考和行动。

阿伦写这篇文章的时期，法国已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国。在军事上美法两国为此互相协力，当然有两国的知识分子互相支持，但是对于阿伦的观点给予更加直接支持的，在我国就发现了许多的追随者。首相就公然表述日美之间的“军事同盟”，既然如此，我国也有阿伦式的拥护五角大楼核论理的众多论客，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有阿伦上述序文的简的著作本身，尽管鼓舞和引导某些人们不要从本来仿佛达观的情绪转而希望这种研究纯属无用彻底失败，充分认识核悲惨的人不要失掉了人性，不要像其他人那样不能思考和行动，但是毫无效果。

经阿伦支援过的简的著作，写的并不是使核威胁之下的人民群众朝着这样的方向走，即：既不断念，也不空自希望它彻底失败，而是强化人性，利他们的同伴一起反对核武器毁灭人类而采取行动。简的著作，使美军的核武器引起威吓和疑虑的力量再次活性化，对于美苏两大阵营核战力的壮大化与多样化的加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把生机勃勃的知的领域一直看到的活性化这个词用于上述文章里，深以为遗憾。但是，《世界》第四六○期的威廉·M·亚金的论文上，卡特政权末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发的命令中，提到“海军战术核能力的再活性化”这句话就用了这个词。还应该提到，核战略用语之中，属于知的新的先导者常常使用的语言，还不仅仅这个词。前述亚金的论文中就对于不久的将来表示了忧虑，所忧虑的是：海军用核武器之增加，而且舰艇上搭载方法的不明确度增大，使海洋核战争容易发生。这里说的不明确度，就是从ambiguity一词译过来的，在核军事论中指核军备的软弱部分，可译为脆弱性的原词是vulnerability。夸奖文化符号论的学者和政府创造军事理论的官僚，如果是从同一文化背景起飞的，令人深切感到的是，荒诞而巨大的知的浪费，会在足以左右人类命运的地方盛行不衰。是不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纯粹是作家对语言过分深思熟虑的结果？

但是，即使抛开简的作用不论，阿伦不久离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正在开发本国核武器的法国也没有能够发挥制止的作用，从作为这篇序文内涵的延续来说，我以为倒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把雷蒙·阿伦看作始终和简同等的科学思考的奴隶，那就未免有欠公允。仅从该序文里就可以看出他超越简摸索新的第三条道路的姿态。

如果用抽象的说法，今天的一个热核炸弹等于第二次大战４年之间投在德国的所有炸弹的爆发量，在这样的时代，政策优先于战略的地方，一切复杂的问题都会发生。其次，政治的考虑（更加难以区别）是平时与战时两个方面都优先，政治的考虑决定武器的选择和军队的编制。今天，维持政治考虑的优越地位，日趋重要。因为，科学技术的强大有力，存在着任何人都无法控制地把人类拖进危机的危险。／实际上，哈曼·简的研究非常科学，分析极其精密，所设假定也很有趣，但可惜其本人仅仅停留于一个改革者的境地。今天的国际政治，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虽然一部分有所改变，但是大多始终蹈袭几个世纪一直走过来的国际政治方向，他本人暂时

——可能十年或２０年——可能就是这样继续观望下去的。但是今后几个世纪不会总是这样。配合科学技术的变革，有必要进行改革。有些乌托邦思想的人，他们想的和希望的改革，就是成立世界国家和法的统治。现在的危机造成的结果，不久的将来要产生世界政府，这也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不过，现在能说清楚的，这是唯一的结果。是不是世界政府才最具有可能性的呢？这我就不知道了。关于这一点，简氏并没有利用他那不断地使用假说的最拿手的分析手段。

引用的前半部，我以为译文的论理的力点暧昧，即使这样也仍然引用，是有原因的。因为人类面对无法控制的危机，科学技术本身的力量把人类拉进危险，即将成为现实，或者说再向前迈一步就到达的现实。只要看一看今日世界的核状况就会一目了然，核权力按其科学技术的论理不仅毫无阻碍地使核武器壮大化和多样化，而且人类也放弃了控制的任务，甚至打算把人类的命运完全委之于科学技术本身。难道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么？

关于科学技术仿佛自动地无限增加一般的壮大化、多样化，以及首先是它本身最容易发生核战争的现状，亚金论文中的关于海上核战争的可能性的叙述，已经作了明确的显示。其次，人类把决定命运的权力委之于科学技术这种痛苦与忧思之所以依然折磨着我，是因为下述事态。去年我在巴克莱分校时，英国反核武器运动的领导人、广为人知的历史家E·P·托姆逊在全美作一次巡回讲演，计划地点之一便是到此处讲演，因此得以同他会面。那一星期正是公开发表了西德政府重新布置了美国导弹，给整个欧洲以很大的冲击，而且在日内瓦核裁军会议上苏联退场。托姆逊当时深表忧虑的是：在这之前苏联曾说过，如果强行重新布置美国导弹，它将立刻采用“预警发射系统”，偏巧好像施加威吓似的该系统作为现实的装置开始启动。

我译为“预警发射系统”，原话是一个术语，即：Launch－on－warning systems。这个词组是不久前听到的，只要对首先发射核弹给予迅速反击的系统必须不断改善是核战略的根本，那么，现在美苏广泛进行的导弹布置，可以说所根据的就是这个原则。

但是，托姆逊还稍微限定了特殊意义而论述了采用新“预警发射系统”的危险。从５分钟到１２分钟就能攻击苏联重要地带标的的潘兴Ⅱ号导弹业已布置于欧洲，苏联如何对待。当然是用输入计算机的，也就是按不同场合，用不经过人判断的系统开始核反击。换言之，也就是美国核导弹开始攻击了，这一情报不管输入还是没有输入——这也主要是机械本身读到攻击的信号——苏联的导弹发射装置就开始启动。如果想到，电子计算机读情报的机构可能发生故障，或者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军因错误而发射导弹的可能性，这就非常明显，确实向核战争迈出了第一步。总而言之，人是在有意识地转变为把人类的命运交给科学技术掌握的。这也可以说是抑止核力量的新活力的活性化之一环。归根结底，所采用的就是与人的判断无关，很快地进行核反击的系统，把这种威吓、迷惑敌方的方法当作抑止的方法。

说起来这是陈旧的表现，而且这种表现从很早以前就让人听腻了，也许让人觉得是奇谈怪论，实际上，目前待机中的核武器足够把整个世界毁灭好多次，在这种情况下，２０世纪末的人民还有几个堪称可悲的空指望。其一是核攻击既然由人决定，由人的心和手进行，揿动按钮的人在最后关头，他会想到这是毁灭世界的全面核战争。这就是人的灵魂。但是，“预警发射系统”的采用——作为对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警告以根本不加理睬作为回答，苏联很可能已经完成布置——已经以科学技术的钢铁的论理代替了我们空指望的心和手了。

关于阿伦引用的最终部分，对于从现在的核危机灾难中侥幸生存下来的人类组织世界政府的构想，简没有正面提出问题，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果这个构想能够产生，那么，它决不会来自核大国的核战略，并且为了千方百计地使这核战略再活性化而苦心孤诣的学者，或者支持他们的思想家，而是来自被核武器几乎斩尽杀绝的民众一方，从反核运动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中产生的，这一点是非常明显和不言而喻的。逝世前不久的阿伦，就从曾经是美苏冷战结构的主要人凯南的堪称回心转意并且等于展示思想上看到，面对欧洲人民大规模反核运动的扩大，简身上决不会有的、并非改革者而是革命的新人类世界的至少是构想的预兆。

我根据简和阿伦的想法一直谈到现在，只是想说明，他们把热核战争这个“难以想象的事”敢于具体地思考，使“难以想象的事”远离人间，打碎它，问清楚这种带有方向性的成果是否取得，从而表明：没有，而是相反。说明他们为核权力效力，试一试他们在“难以想象的事”和“现实中可能发生的事”之间，打进几根大桩子？使那个不能逾越大沟变成能够逾越的手段了么？

这种想法一旦开始，我自然而然地立足于日本国、日本人、广岛、长崎的经历，决不能眼看着如果再次发生肯定是“难以想象的事”的热核战争变成“现实可能发生的事”这两者之间的桩子，一根一根地打下去而装作没有看见。因为把非核三原则当作公式而放弃，只要在这些木桩上铺上大木板，从“难以想象的事”到“现实可能发生的事”，只需跨一步就行，我甚至觉得中曾根政府已经开始定下铺木板的程序了。同是《世界》四六○期上刊载的风间次郎的论文上谈到，托马霍克巡航导弹布置在远东，目的指向苏联的远距离逆火式轰炸机和海军舰艇，从而引起紧张，明确显示了从西北太平洋上的海洋核战争有发展成全面核战争的危险，如果看一看这一具体路线上处于美国核战略前沿基地日本列岛的地位，我就怀疑这不是：沟上的木桩业已打完，木板业已铺好了么？“难以想象的事”变成“现实可能发生的事”的准备工作不是业已完成了么？

既然如此，弱者也有他的抵抗，为了把沟里的木桩拔出来，能作些什么？实际上我感到阿伦一定深深感到自己非常无奈，但是我更承认自己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无奈。但是，这里可能有“此项待续”而且非有不可的课题，我要说的只是：日本政府立刻就默许搭载核装备托马霍克巡航导弹的舰船入港，国会上一再重复那假装不解而又浅薄的诡辩，看起来在野党无法反驳，但是不能绝望，必须想方设法继续保持坚决拔除沟里的木桩这一方向的姿态，同非核三原则这面即将破碎的旗帜，也就是再活性化的希望联系起来。

——待续

三　乱世的地丁和杜若

这里正在准备两项国际性的座谈会。尽管作家几乎称不上专家的职业，但是无一不以为自己是这样的存在：对自己必须不停地念叨已经逝世的武田泰淳的“对森罗万象多情多恨”这一呼吁。因此，在这样一个以多种多样课题显示非专业人员的看法，而且还是一个接受批评的机会，就自愿地前来参加。除此之外，我觉得他们似乎还抱着这样的愿望：把所谓依靠语言和想象力完成的平面的日常异化这种小说独特的力量，同文学以外的自我表现，想经常联系在一起。

总而言之，作家对于情况就是这么说的，对于使自他双方都能接受的表现，也可以用脱离小说的语言完成。如果不这样，那自己就只能算一个靠耍嘴皮子的常识家，这个形象令人感到羞惭。我是常常从这种经历走过来的人。同时也想到少数以可怕的寡言沉默律己的知识分子，不过也觉得既然以作家这种滑稽工作为终身职业，干多嘴多舌的人干的事，难道不可以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么？

另一个国际性的座谈会是以“核状况下的文学”为主题的国际笔会大会。我在去年作为日本笔会的任务，完成了描写核武器攻击广岛，长崎，具体地说就是以日本人如何在原子惨祸中活下来以及痛苦地死去为主题的短篇小说的作品集。（《面对一无所知的未来》，集英社文库）

由于编辑和出版社领导的努力，这个小小的然而自信堪称具有重要意义的书，即将稍微改变外形而出版英译本。它将在５月举行的国际笔会大会之前完成，使来自外国的众多参加者，以及从事与文学相关工作的知识分子们都读到它，既然如此，我觉得自己必须在这个座谈会上谈一谈这个短篇集的特点。

收进这个集子里的优秀短篇《空桶》的作者，是在长崎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林京子。她是我国文学事业中代表今天的新兴力量的作家，曾经发表了批判“原子弹法西斯”的文章。还有与这位作家齐名颇有才华的年轻作家的文章。有的文章说，希特勒残杀犹太人是可憎的，紧接着便说，用法西斯主义那一套管理人民也许是最好的方法。我想说，这就是我国文学状况的一个侧面，您，特别是在欧洲经历过法西斯主义时代的知识分子们作何感想？请您先读一下林京子的作品，然后再予以思考。

我国年轻的文学家们对于语言的定义，有时表现得迟钝和不准确，其程度令人吃惊，这也是我国特有的。比如法国、德国、波兰的作家们，对于法西斯主义一词从不暧昧地使用，所以能够期待他们作出应有的反应。

不过我最热烈期望的是，谈论一番向来对政治语言彻底地沉默寡言，或者说沉默并凝视的作家井伏鳟二的短篇《杜若》具有的强烈信息。请先读翻译的作品，然后在此基础上从东西方不同角度表达对井伏鳟二的看法，我梦想如此这般活用座谈会的时间。既然翻译的作品业已准备就绪，我以为那的确是化为现实的梦。

井伏鳟二的《杜若》，从提示温和的然而轮廓鲜明的形象开始，它是文库版本大约２０页的短小作品。写的是战时一位为躲避轰炸而回到故乡福山市近郊的人的经历，用“私小说”的写法作了生动的记述，于战败后第６年创作的。

广岛市区被炸不久，我在福山市近郊的朋友家看到杜若花盛开。单瓣，紫色。停战命令刚刚发布，也就是刚过８月中旬。往常，这个季节的杜若已经结了鲜绿色略长的和尚头式的子房。原来此处盛开的是迟开的杜若，它长在离其他杜若群生的地方稍远的地方，从挺立于水面的剑状叶子中抽出绿茎，上面顶着一朵扭着弯弯的花苞。开头，我是站在朋友家厢房的二楼上看它，以为水面上漂的是点心包装纸什么的。

为什么把广岛市区的被炸和杜若花怒放这种只有横向联系的事象并列在一起呢？读罢小说如果找到两者之间牢固架起的想象力之桥，对于这短篇的理解就算是成功的。

小说紧接方才所说的开头，从广岛市被炸当天在福山市的所见所闻，说到福山市本身曾经被炸的经历，并且叙述了当时就被原子弹炸死的知友的子弟，以及某某被炸当时没有死，但是蒙受着巨大痛苦等等传说和对此而发的感慨。接着也谈了作家自己战败之后立刻得了胃病，后来转为不眠症，被动员去分配军队的贮存物资，这部分在叙上略带喜剧成分。摆脱了这些被指派的杂活，希望返回东京的作家，到朋友家里去谈别的事，当天晚上居然没犯不眠症，睡得很好。“天亮时醒来，打开窗户一看，看到眼下的水池里有异样的东西。打开电灯，延长电线让灯光照着池子的水面。我不由得目光旁视立刻关上电灯，也关上了窗子。漂在水池水面上的确确实实是人。杜若丛生于水池的一角，离杜若不远的位置漂着紫色纸片或者别的什么。仰面朝天漂在水面上的人的脸接近那紫色的东西。

那人体是怎么回事，对于它的说明是通过对话进行的。于是立刻叙述起杜若的怒放。

“听说是个半疯状态的姑娘。在广岛工厂干活时已经是半疯了，后来遭到轰炸便回到福山来，回来这天又挨了炸。听说又挨了踢又挨了踹。”／我从窗户里俯视那水池。那是一个大小一亩左右的长方形水池，从和它并行的小河中把水引过来，那水仿佛落进它旁的小水溪。就在这落水口周围丛生着杜若，离这些杜若不远处有一丛单独生着双股叶的，抽出的茎上开着紫色的花。通常此时杜若的子房已是见老的季节，所以尽管是怒放的花，然而却是花朵发干而且有些僵硬。难怪我初看时分不清是纸片还是别的什么。／我问：“那杜若被什么所迫才绽开的？”／木内说：“是啊，这个季节那种花居然开了，可真把我搞胡涂了。”

这样的回答之后，似乎阻拦作家提出另一个问题，也就是杜若和被水淹死者的话题一般，把话题一转便结束了小说。木内说：“那杜若花和这杜若花有云泥之差。因为时代不同了所以开花也不同了。这花开的也真够混帐。”

混帐的花，混帐这个形容词，如果用外国话来说就是dbCsurde，也可以译成没有道理。因为时代不同了这一句，非常明显指的是原子弹轰炸以及此前的连续轰炸，以致地方城市被大火烧毁，也指现在谈话的人生活的时代没有道理，借谈话的一小段包括多种意义的技巧，我以为这是作者特意写进去的。

这杜若怒放，是诉诸人类精神的表层与深层的，要想读懂符号的意义，再举一个怒放的例子大概是有效的。这就是渡边一夫把生活于法国１５世纪前半期和１６世纪前半期各该时代市民们的日记翻译出来，并且以逐一加以说明的方法译的两本书：《乱世日记》（１９５９年出版）、《泰平日记》（１９６０年出版）。特别是前者，写圣女贞德出现前后的市民日记的一段，渡边一夫是这样写的：

“１４２３年将近年末的时候，黄色地丁怒放，人们大吃一惊，日记上业已记下。前边也有同样的记载。笔者理所当然地感到这真是‘发狂的季节’。”

随后，渡边一夫看到１４２９年左右畸形儿出生的记述，他接着说：“看得出１４２９年简直是发狂的一年，也许是我只看到发狂的事。话虽如此，这个《日记》的作者曾在两三个地方特意记下了那时以前，战火不绝的悲惨的隆冬之中，地丁怒放的事。使人感到，日记作者似乎心有所期然而面对人世间的一切抱着不安的心情，并且察知怀疑者藏于内心的梦幻一般。本来，这也许是唯我独有的妄想。任何时代都会有某些发狂的事，就人来说，也许天生就这样的毛病：总觉得自己生活的时代最疯狂，末世末日观也许就是人的脾性。”渡边一夫这本书出版之后，年轻的历史家对于上述叙说给予批评。批评的内容主要说：日记本来是年代记式的恬淡文章，然而渡边却故作高深。地丁的盛开，畸形儿的诞生，和历史联系起来究竟有什么意义？写日记的市民不过是把发生的事记下来而已。畸形儿诞生，或者家畜畸形，看看《泰平日记》上也曾提到的围绕“弗赖贝格的牛犊”的天主教会与马丁·路德的笔战，就完全明白，这样的事情在历史的脉络上蕴藏的巨大意义是明显的。这就是说，前面那位当时还年轻的历史家对于这方面的知识未免过于欠缺。但是，渡边一夫对于那些批评仍旧以宽容大度的态度给予回答。如果以感情移入而论，完全如此。而且他自己也认为是这样。他说，地丁的怒放，畸形儿的出生，圣女贞德出现，把这些相继而来的叙述联系起来读下去的过程之中，尽管这些事确实没有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他自己对于日记的作者移入感情，于是就把那些事联在一起了。

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并且根据自己的经验，我愿郑重地说，渡边一夫的“感情移入”是完全正当的。我的长子是个看起来像长着两个脑袋，至少出生的时候只能认为畸形的异常婴儿，现在他已克服了畸形给他带来的障碍活下来，和我生活在一起，他成了我生活中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他的出生，使我对于诞生畸形这件事人的内在意义充满实感。时隔不久，我在墨西哥城过教师生活的时候曾看到波萨达的版画。波萨达是１９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墨西哥大动乱时期从事版画工作的版画家。他对于重大事件、奇奇怪怪的事件，快速制作版画以代替新闻照片作报道，而且也用短诗的形式给叙述事件的出版物作插图。

波萨塔扎根于墨西哥的大众艺术，他以画形骸的人物为其独特风格而著名，以这种形骸人物加上政治批评与社会讽刺，把地震一类的天变地异，作描写现实的报道。而且也描写了游击队活动、政府当局的镇压、暴力活动、２０世纪初的革命运动、反革命等等，描写得很具体。某一条街的人全被杀光的大屠杀，某一执行死刑的场面，他完全以民众的想象力把它表现出来。而且，除此之外，波萨达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描写农妇诞生畸形婴儿，甚至生出大晰蜴，也就是说诞生畸形一类的场面。

由此可见，波萨达想象力的表现以及这个表现的规模，在数量上很大。而且在民众想象力包容的世界里，类似地震那样的天变地异，民众的力量无力左右军阀发动的政变，革命、反革命，人类的智慧依然无力避免。以人类力量无力控制的比如异常诞生等等。他把这些全都联系在一起，并加以结合。可以武断地说，人们内心已经把这些结合在一起了。如果用渡边一夫喜欢说的话来说明，那就是在人这个小宇宙里有个联系。他的意思是说，人本身就是一个小宇宙，通过宇宙观、世界观、人类观形成一个根。被现在的广大群众，也就是黑西哥从前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激烈动荡的动乱期的民众所接受，并决定他们的生存态度。

以波萨达明确的表现和墨西哥民众的接受为引线，来看一看生于１５世纪乱世的巴黎的一位市民日记，当把它作为直抒胸臆的日记来看的时候，能明明白白地从中看到什么呢？日记的作者和彼此经历与环境相同的市民们一起，怀着吃惊与疑虑的心情看着大量的地丁花盛开怒放。植物生长过程的异常、非其时的盛开，不论它多么小，也不能不说是显示了季节运行不正常的一个标准。季节的运行与秩序，是由绕太阳旋转的地球决定的，更具体地说，就是由绕地球旋转的太阳的旋转决定的，所以，季节的异变，其根源全在太阳运行的异常。

本来，太阳以及整个太阳系并不是经常地显现令人瞩目的异常，不过，太阳的黑点一旦增加就会影响地球的气候，所以上述那样理解也不能一概称之为非科学。１５、１６世纪的西欧，正是占星术大兴其道的时代。地上的地丁远非其时的盛开，季节运行错乱，太阳和太阳系的运行造成整个宇宙的异变，如此等等，人类把这些当作非常值得瞩目的事件，难道不正是人的自然反应么？

换个说法那就是宇宙论式的或者宇宙感觉式的异常感受。同时和人等于小宇宙这句话相关，从远古起人就把自己身体看作具体而微小的宇宙。从雅可布·伯麦①和斯韦登伯格②为媒介，投影于布莱克③的欧洲秘教思想中可以看到，反过来把人体看作巨大的宇宙的一部分。其次是把人内心世界中，人的智慧与力量控制不及的暗处作为另一个宇宙，也就是女性的胎内。准备诞生神秘的生命的胎内，这一另一个宇宙与天空的宇宙相照应，两者中间便是人的现实世界。也就是人的历史场地，而这个场地上现在仍有战争的灾厄。我以为，人们把以这种形式形成的同一切局面联系起来的感受方法与思考方法代代相传下去，乃是自然而然的事。

①伯麦（BoDhme，Jdkob，１５７５—１６２４），德国神秘思想家——译注。

②斯韦登伯格（Swedenborg，Emanue，１６３６—１７７２），瑞典哲学家——译注。

③布莱克（Blake，willian，１７５７—１８２７），英国诗人——译注。

如果回到井伏鳟二的小说上来，那么，那上面提示的杜若怒放所象征的意义，自然就十分清楚了。原子弹，其规模之大，堪称天灾加战争的大灾难。原子弹当然是人扔的，但是从挨炸的民众的角度来说，它是比大地震还厉害多倍难以逃避的灾难。那个经历过原子弹轰炸，再挨一次空袭的“半疯的姑娘”便是明证。把这惨遭厄运以致陷于病态的小小心灵，同原子弹轰炸这样类似天变地异般的灾难结合在一起，并以此为媒介，井伏鳟二用杜若花作了极好的提示。难道我们不是必须明确地说，这错季盛开的紫花才是从大至宇宙论小到人的内心，一以贯之的荒唐、可笑时代的象征，统统被它彻底驳倒了么？这也是挨原子弹轰炸的经历而触发的日本文学的杰作，给所谓现代的这个时代划了一道清清楚楚的刻痕，同时也是为测量大至宇宙小到人的内心深度而放下的一个测量铅坠式的作品。

日本人经历过原子弹轰炸而饱尝痛苦地生活着，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表现对抗此种痛苦的作品。这岂不是判断核时代的人希望再生的根本标准么。我想把这个想法告诉许许多多国家的文化人。他们一定对于井伏鳟二描写的杜若的象征，同古典文学相通的、强韧的日本人的自然观照对比起来看吧。另一个国际研讨会是各代表一个欧洲国家各领域的文化人的聚会，我是参加者之一，要求我提出的课题是“西方化和日本化”。日本化，这是听起来还不习惯的一个词，因为近来日本企业向欧洲发展，日本企业界人士以其个人的或企业的能力表现了出色的竞争力。于是欧洲出现了愿意学习他们这种工作作风的——吹得很响，总之，也可能有靠作家想象力的地方——的倾向，于是欧洲人就把这个看作日本化的现象，至少我自己打算以上述理解回答对这一问题的提问，并且表明我自己的看法。

所谓日本的西方化，实际上就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说起西方化＝现代化的历史，无非首先是（a）以天皇制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构想，（b）实行侵略亚洲，（c）终于到达以长崎、广岛遭受原子弹惨祸为顶点的败北，终于结束太平洋战争。而战败之后的再出发，我认为把这（a）（b）（c）等条件全都颠倒过来才是基本态度，实际上新宪法也是这样显示的。

但是，战后３９年之间，日本人朝着逐渐地消除太平洋战争败北经验的方向前进了。对亚洲实行经济推进并使之正当化的思想，并且向一直称为工业化社会的欧洲、美国等先进国家前进一事，使明治以来的现代化大大加速，从而更加西方化了。因此，它给国内、国外——特别是亚洲地区——带来了一方面是荒废，另一方面又是过剩的经济繁荣。

直到太平洋战争之前这一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人之中也曾有逆时代潮流认为不该如此西方化的反省。开头提到的渡边一夫的文章就是极好的例子。他身居德国同盟国的日本，还在法国被纳粹德国打败的时候，当他看出日本人追求的西方化样板不容置疑确属纳粹德国的时候，就站在战败国法国一边了。他引用瓦雷里在母校赛特高等学的讲演，期待着“精神自由和文化的精致产物”不衰退下去，表示出他对于日本日益扩大的纳粹德国式的“知性的强制”予以抗争的觉悟。渡边一夫对于法国的复兴乃至良好的欧洲传统是确信不疑的。他在法西斯主义的日本处于痛苦的孤立之中摸索另外一条西方化的道路。

但是，大势所趋的日本现代化即西方化，大踏步前进的结果，是把日本推到遭受原子弹轰炸，最后终于战败的位置。引起这场战争的势力，当然由日本法西斯主义负责，然而与之相对抗而制造出原子弹的却是西欧的科学。投原子弹和遭原子弹袭击的两个营垒，在一律归结为西方化的紧张关系上，１９４５年夏曾经隔海对峙。日本为了实现西方化，和帝国主义膨胀期的西欧展开比赛似地侵略亚洲，结果成了民主主义国家的敌人，终于落到受原子弹轰炸的地步。这个责任不应该追究西方化，始终应该归结为日本的现代化，这样的反论就是不是可能更多起来？我在这里要记下一笔，现在的欧洲并没有摆脱核战力的论理而获得自由。如果欧洲主动地放弃核战力的论理，出现提示新道路的大国，那么，我以为对于日本来说，可称得上最受欢迎的西方化的典范。现在欧洲各国消灭核武器的民众运动，就是为创造这样的典范，以民众运动的规模向日本人号召的。

然而今天的欧洲人某些阶层希望日本化成为现实。成为这种日本化典范的日本人，一定是我前面提到的，把１９４５年战败痕迹一点一点地消除干净，自我与事业具有成就，完全符合工业技术先进大国称号，足以代表此种倾向的典型式日本人。但是我倒觉得这种人倒是特殊的，并非普遍。尽管这样，这种特殊的日本人，面对再生产时，因为我国教育失衡，也不能不考虑到前面提到的瓦雷里说过的话。谁也不能否定，日本经济成长的结构是培育这种类型人物的基础，比如驻在欧洲的商业精英们，以及同他们息息相关的汽车制造厂、电视机制造厂的经营者们无不都是特殊的日本人，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实际情况是欧洲人把这样的日本人作为素材，创造出经过加工夸大的典型人物，通过他们构想实验性的日本化。

总而言之，欧洲人在工业技术社会的先进国之间的国际竞争上，不过是为了强化战线检验自己而已。实际上是他们在应付核战略的脆弱性而自己找出了种种缺陷，把这些缺陷一一投影，把它的负面综合在一起，设想出把这些减号变成加号的典范，也就是说，把自己的不足之处——我以为这是沿着以往欧洲文化的规范而来的，这种不足之处反而值得引以为自豪——的诸般因素反过来变成一切具备的存在，为了学习这种架空的典范而喊的日本化。我倒觉得，作为工业技术社会处于零丁飘摇的领域，人称位于衰退状态的“纯文学”的作家，特别应该这样考虑才是：对上述日本人形象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热心地使日本比西欧眼中的日本更日本化的类型人物，才是使现在我国工业技术社会更加繁荣的支柱。因此，我以为西欧提出的日本化这种现象展示给我们时，同西欧人设想的基本典范式的特殊日本人形象大相径庭，然而实际上日本化已经在欧洲看到，应该认真地听一听对方就这种现象的说明。特别是从目前非常活跃的经济交流现场，从和日本人有接触的西欧人那里，他们不停地制造日本人形象展示给我们，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不可重逢的进行自我批评的契机。而且，如果西欧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形象，对于未来同西欧的良好关系有害，那就必须考虑到这形象会立刻开始固定化，所以必须马上努力把它打碎。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回答可能会有这样的提问：那么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希望将来向欧洲提示的，与西欧人能够共同理解的日本、日本人的典型是怎样构想的。我认为，那应该是对于未来的日本人有效的典型，同时对亚洲、对欧洲也是有效的典型日本人。如果把日本化一词扩大使用，那就必须构想这样的日本人典型：以这种新的日本人典型为基础的日本化，不论对于亚洲也不论对于西欧，包括经济在内，都能当作使诸多领域活性化的方法采用。假如这样的构想能实现，那么，这新的日本人典型不论亚洲圈内西欧圈内都认为确实是真正国际人的日本人，而且与此同时，从日本的大城市发展到地方城市，乃至在农村、渔村，共同努力培育出众多的这类日本人典型。

这种梦想中的日本人典型会有么？欧洲人亚洲人可能半是嘲弄地提出这样的反向。但是我认为，至少不妨在日本人相互之间提出试问和试答，必须摸索培育这确属高层次日本人典型的构想，不然，倒不如一开始就停止有关新日本人典型的构想更好。我要重复地说，渡边一夫还在日、德、意三国同盟以及大政翼赞会刚刚起步那一年，当时国际、国内正是控制极严的时候，而他却对于战败的法国坚守“精神的自由与文化的最精致的产物”的人们精诚所在确信不疑，而且坚信他们的国家一定扭转败局获得最后的胜利。

我还希望对于我开头谈的井伏鳟二等等日本作家们——其中有自己在广岛被炸，定出遭受原子弹灾难证言式作品之后，一个是自杀的原民喜，一个是堪称刀折矢尽哀哀病死的大田洋子，还有和在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同学们生活在一起，以一个亲身遭灾的妇女自述形式不断地写出作品的林京子——想想他们作为核时代的日本人的想象力。也许这个话题很简单。如果西欧人说我了解这么多的日本商界人士，那么，我想与比同时，索性回答他希望了解这些日本作家的工作，从这种情绪出发我才协助英译了前边提到的短篇名文选集的工作。

课题不仅限于原子弹灾害，日本各种各样乃至出于地方自己构想——比如具有独自历史的冲绳当地民众各种运动所显示的政治、文化运动中反对天皇中心，同日本的现代化＝西方化正面冲突——的反公害、环保课题等等，都和提示新日本人典型的具体例子有联系，范围极广。我想，对于如此关心日本和日本人的西欧人这般盛情应予回报，才把这些展示出来。

实际上围绕着“西方化和日本化”这一主题，我在编造自己的提案，同时也常常参加这类国际研讨会，但是常怀忧惧的是，同西欧乃至国内多种领域的人们在关心的方向上也许存在分歧。不过，如果真是这样倒不坏，我从他们的批评中会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高兴地出席国际研讨会。

而且，如果可能，我想提出既不同于西方化也不同于日本化，可以说超越这两化的第三条道路的××化这一构想，希望通过研讨会看看反应如何。因为我经常想到，如果不实现这条道路，对于将来的日本和日本人来说，（a）在国内没有活路，（b）在亚洲也没有活路，（c）从现在设想的欧洲接受日本的情况来看，向未来发展的活路也没有。

大部分有能力的日本人，把太平洋战争失败这个分节点不当作开始转换方向的始点，而是把它当作一时的保留期间搁置起来，然后是重新加速进行西方化。然而这加速西方化使日本获得工业技术最先进国的位置，经济繁荣达到顶点，难道这不是第二次走上无法再次前进的奇怪路程即将摆在眼前了么？这种怀疑又有谁能够轻而易举地否定得了呢？而且，核时代最近的将来，日本第二次的“战败”，与亚洲的崩溃乃至世界的崩溃难道没有联锁作用的性格么？

去年秋天，我在巴克莱和斯坦福两校作了基本精神大致如上的讲演。当时，一位看来很聪明的日本留学生提出反问：为什么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必须从以前的太平洋战争的败北中吸取教训？现在日本新的繁荣不是把战败的痕迹一扫而光了么？于是我作了如下的回答：你还年轻，你的历史中还没有失败的经验吧？但是我已经不年轻了，我知道，除了失败的经验之外不想学别的了。我附带说一句，日本乃至整个世界，不是已经并不年轻了么？

四　百年之《迷路》和《新时代》 Page 1
年轻时候读过某一文学家、思想家的作品，而且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后来因为对他不再关心，就把他的书放在书库的最深处了。现在想找出来读，与其费时间去找，莫如再买一本来得快，因为那书不少，不难买。上星期我在神田的西文书店二楼旧书部找到一本这类的书；T．S．艾略特①的《关于诗与诗人》，使我感到亲切的是，和我初读的版本绝对一样。（Fdber）

我因为打算在一个集会上讲话的时候引用收在这本书最后部分的“叶芝论”②末尾一段，所以才到神田来的。“有的诗人们的诗，或多或少地同其他的关系脱离，可以认为，读了它能给人以经验和喜悦。有的诗人们和这些诗人不同，他的诗同样能给读者以相同的经验与喜悦，但是他们的诗却有巨大的历史重要性。叶芝便是后者之中的一位。他的历史是他们本来面目的历史，一个时代的意识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就不能理解那个时代，而叶芝便是这少数诗人中的一位。”

①艾略特（Eliot，Thomas Stearns，１８８８——１９６５），英国诗人、评论家，１９４８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注。

②叶芝（Yeats，William Butlerm，１８６５——１９３９），爱尔兰诗人、剧作家，１９２３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注。

我是想在５月举行的“祝贺野上弥生子①先生百岁寿辰”的会上，作为迟生５０年的后进者致祝词时引用这一段。我最近重读了先生的巨作《迷路》——我之所以把这岩汲文库版四册书放在任何时候想拿便可信手取出的地方，总而言之表明了我对这位大作家的关心总是常生常新——就足以说明，人们对叶芝的赞誉之词，恰好和我称颂野上弥生子先生的感情一样，而且这感情一直持续到今。

①野上弥生子（１８８５——？）英国文学家野上丰一郎之妻。与其夫同为夏目漱石门下弟子。作品多种。其代表作为社会题材从战前写到战后的长篇巨制《迷路》——译注。

野上弥生子表明的一个时代的意识，实际上就是日本一脉相承长达百年之久的现代化意识。我以为通过她的作品和她的全部生涯，才能实实在在地理解百年现代化的时代和意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她的作品的历史重要性是无可动摇的。实际上，读《迷路》直接感受的经验与喜悦是丰富多采的，我怀着一腔敬意读它，而且我还从小说看到它富有极其罕见的通俗性。具备堪称一种才能的通俗性，这样的作家往往与时代的权力结合开始起步的，但是野上弥生子却有比权力更大的视野，这才是百年现代化进程之中独具明察的思想家。现实告诉我们，在这百年现代化之间，和野上弥生子比赛持久竞走而未落伍的强权还不曾有过。

唯一的一个象征性权力天皇制，一直保持下来——战前也统帅军部而有绝对权力的天皇既然是神，就更只有象征性的权力，我说新宪法的象征一词的多义性是有所考虑的——这一点，应该提到。唯其如此，野上弥生子的作品《迷路》上明示了野上独自明确的天皇观，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构成《迷路》中心的青年男女们，各有时代的刻痕，每个人都是时代意识多样表现的一个侧面，生与死的痛苦接连不断。政界和金融界干将里的中年男士们和他们的妻子，也不可能在时代浪潮之中有自由。但是，有一位专心致志于能乐①研究，除此之外心不旁鹜，超然于时代，而且对于未来独具透彻的现实主义眼力的老人江岛宗通。他对于在樱田门遭到暗杀的祖父深深敬爱，比对待其他所有政治权力的中枢人物，态度还是一贯的。

“对，大家干的都不错。幕府的没落，明治维新这一旋转舞台上，趁着祖父这位近江太守之死②，日本出现的新动向，萨长两大藩镇③自然无须多说，不论敌人，也不论自己人，甚至支持幕府的一派，甚至德川一门④，甚至天皇家族，无不各施其技。——宗通的思维仿佛水到了冰点一样冻结了。他只想在当今的社会太平无事地生活下去，甚至把很难想象的事都考虑到了。”

①日本歌舞剧之一种——译注。

②近江，古国名，即现在的滋贺县。太守之死，指万延元年（１８６０）三月三日，江户幕府的最高执政长官井伊直弼于樱田门前被刺身亡一事——译注。

③萨长两大藩镇，即萨摩藩镇和长门藩镇。这里指的是两个藩镇联合起来，于１８６６年结成的推翻幕府的同盟——译注。

④德川一门，指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及其以后世袭将军的一族——译注。

从樱田门前暗杀幕府高官的万延元年起，不足百年的现代化迅速走向了法西斯时代。这段历史的示意图，《迷路》作了反复的展示。我自己也写了题为《万延元年的悬案》的小说，主题是描写从樱田门到百年之后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斗争的这一年，也就是１９６０年。当时我就知道，三宅雪岭把他的《同时代史》的起点选定为万延元年。我由此想到，他的意识深处是否蕴藏着从《迷路》上得到的暗示，具体地说就是他在大学时代读杂志上连载的《迷路》，从第一期一直读到最末一期。

我是在昭和３１年①杂志《世界》上读完《迷路》的。然而小说中的时间是从昭和１０年东京帝国大学②５月狂欢节开始，直到昭和１９年冬，《迷路》开始发表的年代是昭和１１年，这一点，我以为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必须特别予以注意的。岩波文库版的“后记”上，野上弥生子说《迷路》里几乎没有特定的原型，但她紧接着却说：

①昭和年数加２５即等于公元年数。昭和３１年即公元１９５６年。以此计算，以后不再加注——译注。

②现改名东京大学——译注。

如果说我的构想中有什么原型，那么，卷进昭和６、７年日本左翼思想指导之下的狂飚运动中的青年一代，可以说个个都是原型。当时的学生运动虽说其根据是唯物史观，但就其本质来说，它是一种精神主义的运动，这个观点，我至今不变。

野上弥生子对于昭和６、７年的学生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被强制转向①而受到伤害的青年们的命运，仅仅四五年之后便断然进行追踪调查而开始写小说。而且把他们置于同一时代逐步走向法西斯的形势之中，她自己则仿佛一步一步地脚踏时代的惊涛骇浪，动笔写起了《迷路》这样的宏篇巨制。这的的确确是在巨大的勇气和使命感鼓舞之下的庄严出发。后来因为战时控制言论和野上一家的情况，写作小说的工作不得不中断。我以为，假如战争时期继续写下去，《迷路》可能就是一部每天报告当地情况的同时也描写法西斯日渐抬头，朝着败局猛进，和现在这样安定的现代史观截然不同的作品。

①这里指的是被法西斯政权机关逼迫放弃共产主义思想、立场的人——译注。

但是，在时代激烈动荡之中，把受到伤害的青年们重新振作的事，写成故事从昨天开始又从今天写向明天的作家这份立意，只能说确实不同凡响。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说，因为参加全国学生共同斗争运动受到伤害而沉默下去的青年们，还没有描写他们重新振作的文学作品，如果考虑到这一点，这部作品又立刻成为有现实意义的作品而为大家接受了。描写受到伤害者们所受的伤害以及为此而持沉默态度的作品应该由他们自己写，我知道一定会立刻受到这样反驳。尽管如此，但它仍然是作家们的课题，而且野上弥生子在昭和１０年左右就决心动笔写了。然而５０年之后的现在却没有任何一个人作这样的事，这不能不说日本文学的现状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

野上弥生子开始写《迷路》的时候，绝对必要的巨大勇气是怎样鼓起来的呢？我想，她对于许许多多的青年受到伤害之后而沉默下去，并且被迫走向法西斯战争，许多青年相继死于战争的现状，强忍着痛苦思考它、注视着它，她终于站在那些青年们母亲的立场上，从而激发起巨大勇气。我想说，母亲的力量，女性的力量，典型的表现之一在这里发挥了强大的作用。

《迷路》是表现男女青年这些出场人物一个个相继死去的小说。作者在“后记”中说，她曾经想把这部长篇小说改写一遍，甚至说：“第一第二两个出场人物不死就好了，如果是现在，也许让许多的人获得新生。”但是我必须说，野上弥生子批判现实的心和时代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她不能不从法西斯兴起直到彻底垮台，不得不一直看着那么多年轻人死去，而且还必须提到，她不得不满怀着痛恨的心情描写他们。

小说《迷路》最高潮是它的结尾部分，主人公菅营野省三在中国战场上想脱离日军投奔延安，于是处于中国游击队、日军双方迎击与追击的交叉火网之中。小说是这样描写菅野在此火网中奔跑的场面的。

“别朝我开枪！我是你们的朋友！”

从两侧打来的子弹，从后面打来的子弹撕裂空气在头上呼啸着交错飞来飞去。

田地上就像骤雨打在柏油马路上溅起的水沫一般，弹起一阵阵的白烟。来到了离村庄有２００米左右的地方。早晨的鲜灵灵的阳光映照着各家各户暖洋洋金黄色的草房顶，仿佛从那些草房顶之间钻出来的几棵秃枝无叶类似银杏一类的树，颓败的土墙前的农家大车，这一切，完全笼罩在飘浮着小羊一般的白云的蓝色而明净的天空之下，看起来和佛兰德派的风景画一样。省三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它们的美，而且也意识到在这条命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仍然有如此感觉，连自己都感到奇怪。这是他最后的，准确地说就是感到左下腹部受到来自背后的什么东西狠狠地一击的瞬间之前的意识。

使省三血肉模糊昏死过去倒在田地上的，是今天的敌人，这敌人直到昨天还是他的伙伴。

从描写的背面使我意识到，身负重伤的菅野省三得到昨天的敌人今天成了伙伴的中国游击队的救助而去了延安，这当然是这个场面的发展吧。不过使我感到，只从文字的叙述来看就会意识到，转向以来，在沉默中活着，半是死人一般的菅野省三，能豁出一条命，下定决心走向新生的行动，是因为有一个已经死去的女性那不为人们眼睛所见的光辉陪伴着他的缘故。

这女性名垂水多津枝，是一位有势力的政治家的女儿，她对于因为转向而身价大降的菅野省三来说，现在已没有同他结婚的可能了，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着亲如兄妹的关系。比他小几岁的多津枝并没有因为受过左翼影响而被株连，也就是没有受到伤害，但是菅野省三却被当作假转向者受到严厉批判。菅野曾经受到旧藩主后裔现在家主夫人的诱惑，多津枝以警觉的目光望着他说了几句制止的话。总之，和他的关系亲逾骨肉。没过多久，多津枝和目的在于搞政治联姻的财阀御曹司自由结婚了。但是这对她来说毫无矛盾，和御曹司的夫妇生活之外，对于他却有发自内心的亲和力。此后多津枝由于对于时局的看法出言不慎，受到特高警察①的责问，和丈夫一起逃往国外时途中遭逢坠机事故。她见到闻讯赶来的省三，将死之际她说了这样的话：

①专门对付左翼思想的高级特务警察——译注。

如果到了上海，我想从此以后一定要开创一个新世界，呶，开始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是什么样的生活，虽然我不知道，可是不管什么样的都行。反正和从前不一样就行。我算装假装够了，真够了。实在是伤透了心，总那么没依没靠的。可是，要真想改变生活，让他们毫不费事地抓起来扔进监狱，也许是一条更近的道。尽管如此，我还是弄虚作假地去上海，飞机掉下来也罢，摔死也罢，都是当然的。只是我刚要重新生活的时候立刻就死，太伤心了。

为了追求新生刚刚迈出第一步就倒下去的这位女性形象，对于也是下定决心走向新生的菅野省三——也可以说对于作者和读者的感动力——来说，成了他内心的胚胎，而且发展壮大而把他本人也包括起来成为一体，因此也就理解他为什么冒着枪林弹雨狂奔了。还能够从《迷路》找出一组这样的男女，也是男的念念不忘死去的女性形象而走向新生，这一组男女和菅野与多津枝形成对照，可以这样说，作者为了使读者理解得深刻，预先作了周到的安排。

这位女性的成长和垂水多津枝完全相反，她是在一个孤岛上长大，无父无母，当了护士之后参加了运动，和房屋管理人更是运动活动家的木津正雄结了婚的阿节。木津也是一个转向者，紧接着就成了一个满洲无赖①。他写给妻子阿节的信上居然说：“今天我和扼杀大杉和伊藤野枝的那个人握手了②。”阿节没有料到别后的丈夫竟然干出这种事来而十分绝望，她满怀着遗憾，为了保护秘密行动的重要人物果敢战斗，不幸以身殉职。在一场混战的现场，阿节甘于被特高警察踩在脚下而让重要人物逃出魔掌的场面，难道不是描写日本女性的最精采文章之一么？“……她被打得嘴唇出血，用权威者的口气对那位重要人物反复下命令：‘给我走开！’”结果，阿节投身山谷而死。

①也称“满洲混混儿”，所谓浪人式的日本人去当时的我国东北，专干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白手捞钱的各类二流子式人物——译注。

②这里指的是同甘粕正彦握手。１９２３年９月，日本发生大地震，当时任宪兵大尉的甘粕正彦竟然乘大震灾之机，残杀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伊藤野枝等人。日本历史称之为“甘粕正彦事件”。后来甘粕成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宠儿，任伪满映画协会理事长，实际上却专干策划侵略中国的勾当。日本投降后自杀——译注。

菅野省三对暂时回国的木津谈阿节死的意义时说：“如果让我坦率地说对那时的想象，我以为阿节根本没有在乎她放走的那人是谁。她之所以被打得浑身是血，被特高的马靴踩在脚下，并不是为了那个男的，而是为了你呀。她想即使自己被杀也得让你脱身。我相信，她即使身陷绝境遗憾万千地走向死亡的弥留之际，她脑子里的形象只有你。”

被征入伍而走向中国战场的省三，出乎想象在这里和木津重逢。省三的这位旧友向他表示重新回到当初的立场上，贯彻初衷，阿节如果活着，一定承认现在的自己，和自己重新结婚，并劝省三毫不迟疑地去延安。小说写道：“……木津伸臂抓住省三的手，他那苏格兰狗一般细长而略黑的脸上，仿佛苏格兰狗保护它的主人时满怀绝对自信和爱情一般熠熠生辉。他说：‘让我们彼此都按新章程重建自己！你就坚决地去吧’。”

任何人都会从小说中一系列的描写中理解到：木津正雄的新生是死去的阿节的力量导致的，菅野省三的新生则是死去的多津枝促成的。总而言之，菅野省三的“在这条命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仍然有此感觉，连自己都感到奇怪”，看佛兰德派的画一般美丽风景的眼睛，也可以说是和他同一化了，是从内心看外部世界的垂水多津枝的眼睛。野上弥生子的确是善于把女性式的原理一般的力量变成构造性地表现的小说，我对于这一点深表敬意。

我读到把埃札克·狄奈森的作品很好地翻译出来介绍给我国读者的女性的文章，她指出，野上弥生子和狄奈森是同年出生的，我感到亲切的是，有人和我一样注意到这件事。狄奈森除了有名的《非洲的日日》之外，还有把描写当地人们广为谈论的人物和插话的几个短篇重新结成集子《草上的影子》，我很喜欢读它的英译本，而且把下面的一节同野上弥生子联系起来思考过。（VintageBooks版）

巴克利·柯尔和我，用我们伙伴的话来说，把社会地位与品格高尚明确区分开来，把凡是我们知道的，不论是人还是动物，一概按此原理区分。我们把家畜定为有社会地位的，把野生动物定为品格高尚的。我以为，前者的存在和特权，由它们和共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决定，后者却是和神直接接触之中定下来的。

对于野上弥生子这位挂着许许多多荣誉头衔的人，我认为与其把她定为respectability（有社会地位）的人，毋宁定为decency（品格高尚）的人。她把女性之所以为女性的巨大力量综合在一起，而且使人感到看得见摸得着那么具体，于是引起人们思考她，学习她，从而得到鼓励。她仿佛是显现神灵的一种灵物，走过了日本现代化的一百年，以至今日，而且仍在继续写她的大作《森林》，我们无不以有这样的野上弥生子而自豪，而感谢上苍。

我是通过布莱克①研究家的卡斯琳·雷茵，才思考女性之所以为女性的力量所具有的智慧与灵性，以及它的丰富程度与深度。在英国文坛上久负盛名美貌的女诗人雷茵，以她的自传而独具魅力。不过我倒觉得１９０８年出生，在剑桥以及其他等处受过教育的雷茵，１９４９年得到研究员职位之后，才从布莱克的研究中蒙受恩惠。大战结束，太平洋的北岸，野上弥生子重新开始了自由的创作活动，大西洋的彼岸，雷茵开始了对布莱克的认真研究。布莱克的诗的世界有一股勉励人们在萧条的时代结束之后走向“新时代”的力量。诺思罗普·弗莱的带挑战性的布莱克研究，也是战后开始动笔写起来的。

①布莱克（Blake，william，１７５７—１８２７），英国诗人、画家。浪漫派的先驱，具有朴素的感情、革命的社会批判、幻想的神秘主义。诗集有《无垢之歌》、《天堂与地狱的结婚》。为但丁的《神曲》所作的插图也颇有名——译注。

卡斯琳·雷茵的布莱克研究，在于发掘布莱克神话世界中和欧洲的秘教思想的传统有着渊源很粗很深的根。从事布莱克研究的当然不止她一个人，但是，雷茵把布莱克的作品和各种各样的笔记，以及在他的作品空白处写下许多话的著名文学家、哲学家的记述，从希腊的古典文献到１８、１９世纪的书全读了，而且把布莱克所受影响的脉络作了梳理。她把称之为预言诗的布莱克长诗中展现的神话世界并不和古典的教养、传统并加以结合的那恣意叙述，视为他个人的倾向，认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艾略特更具有代表地位，本来他年轻时曾否定叶芝，后来以前面引用的充满敬意的语言赞扬叶芝的一生，所以晚年对布莱克的看法也许有所转变。……雷茵发现，布莱克因为翻译同时代的普拉尼斯特、托玛斯·梯拉的作品，所以读了柏拉图①和普鲁泰纳斯②的书，而且对瑟典伯格和雅可布·伯麦也很崇敬，从而找到布莱克创造神话世界基础的经纬，并且足以佐证。特别是对以后发现的布莱克的蛋黄调和颜料的画《时间与空间之海》的新精神象征主义的解释，不愧是雷茵之作，极具综合性的丰富与深广。本来，永远世界里的不死之生命，被加进本应死于柏拉图式洞穴的肉体之中，错误的理性降在极其专横的地上。这样的人类，靠耶稣的“原罪”怎么能得救？对于只是想有力的耶稣，人类一切都仿佛成了一个整体而被吸收在《最后的审判》。雷茵是把这样大道理的布莱克神话世界同欧洲的传统结合起来解释的。必须附带提到，我自己的短篇系列作《新人啊，醒悟吧》从雷茵对布莱克的理解直接受了很多影响。（“Blake andTradition”Bollingen Series）

①柏拉图（Platon，公元前４２７—３４７），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弟子。持灵肉二元论，认为灵魂不灭。著有《国家》、《法律》等等三十部之《对话录》——译注。

②蒲鲁泰纳斯（Plotin，公元２０４—２７０），出生于埃及的罗马哲学家，新柏拉图学派的鼻祖——译注。

卡斯琳·雷茵立足于对布莱克神话世界的洞察而强调的，是布莱克对于今天的意义。据我的理解，那无非是布莱克乃“新时代”的预言者。本来，“新时代”一词，本来在布莱克的预言诗《弥尔顿》的序文上业已出现过。我在自己的小说里以译文的形式引用了一节：

Rouse up，o，Young Men of the New Age！set your foreheads against theignorant

Hirelings！醒悟吧，啊，新时代的青年们！对于无知的雇佣兵们，你们要待之如兄弟！因为我们的兵营、法庭、乃至大学，都有雇佣兵。如有可能，他们才是永远压制智慧之战，使肉体之战长存的人们。

所谓Corporeal war、肉体之战，即新理性者式的布莱克的基本思想，也就是以必死者之精神保全肉体，以人之灵魂坠于现世之标准从事战斗。号召“新时代”的青年们脱离该标准而战胜Mental War。面对如此未来的布莱克是如何构想他的“新时代”的？

雷茵曾经把围绕这一课题，并且经过诸多考察的论文编在一起成集，题为《布莱克与“新时代”》，不妨从这集子中引用几句。“十九世纪告终和我们这个世纪的前半部，并非未来的物质主义者的世界秩序某一最终胜利的时代，而是可以看作构筑这个世界基础的假说将要开始被推翻的时代。”这种假说的转换，才显现出“新时代”，雷茵就是这样让布莱克承担起现代意义的。（George Allen＆Unwin）

——待续

四　百年之《迷路》和《新时代》 Page 2

上面的句子是从序文中引用的，序文把布莱克的先行者哲学家伯克利①的“新时代”观和布莱克的“新时代”观作了对比论述，在总结性的论文结尾部分，雷茵是这么写的：

布莱克不仅认为物质主义哲学是错的（和伯克利所想的一样），而且认为它是西欧文明的，以及特别是英国的最大不幸和精神疾病的根源。但是他在他的预言诗里——瑟丁伯格的或者叶芝的预言诗也莫不如此——难道就没有根据从伯克利到布莱克共有的传统教导“惟独精神的东西才是现实的”这一观点显示“新时代”么？虽然存在物质主义露骨的称霸，但是在这个世纪里，“心的事实”的支持者们不仅希求新的“水瓶座②的时代”启示录式的民众运动，而且使人感到，更加意味深长的思想大多成为主题。”

①伯克利（GeorgeBerkeley，１６８５—１７５３），英国哲学家，爱尔兰出身的圣职者。他认为“存在即感知”，外界的秩序和规律性的原因只能依赖于神。倡导主观的观念论，主要著作为《人的知识的原理》——译注。

②水瓶座，也称水雍座，乃黄道上的第十二星座，在鹫座以东。古代罗马规定，太阳通过此星座时（二月下旬）相当于雨季——译注。

这就是说，所谓，“新时代”，也就是构想为从物质主义的世界观的错误解放人的时代，雷茵的想法就是如此。布莱克事实上在预言诗里反复发出希望朝这个方向前进的呼声。雷茵对于同布莱克这一根本思想相结合的今天的嬉皮士“水瓶座时代”运动，投以善意的目光。如果把物质主义世界观的错误可以重新比作雷茵的现代问题意识，那就会导致科学至上主义的错误。培根①、洛克②、牛顿对于布莱克来说，是他想象力世界的最大敌对者，代表了科学哲学。布莱克的幻想、灵感，从根本来说，除了打倒科学哲学之外不能解放。对于布莱克这种态度，扎根于欧洲密教传统并且继承下去，同时对于现代科学至上主义的世界观表现的进退维谷坚持批判的眼光，仿佛是２０世纪末的布莱克代行者，这就是雷茵的真面目。

①培根（RogerBacon，１２１４——１２９４），英国哲学家、自然科学家。他主张，学问的目的在于扩大人对自然的支配权。因而打开了尊重实验观察的哲学、自然科学的途径。他还发明了放大镜。主要著作有《大著作》——译注。

②洛克（JohoLocke，１６３２——１７０４），英国政治思想家、哲学家。王政复古时期亡命荷兰，光荣革命后回国，任要职。主要著作有：《人的悟性论》、《市民政府二论》等等。他虽然继承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同时也提倡人民对于侵犯人民生命、自由、财产的政府有抵抗权、革命权。并鼓吹立宪制与三权分立。哲学方面，主张高级观念也是根据经验创造悟性，打下了近代认识论的基础——译注。

我们今天确实生活在以科学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之中。同时也感到这个世界某些根本部分即将崩溃。雷茵的主张是：想到这些，对于布莱克彻底的激进思想，我们必须无保留地正面接受下来，这样的时代正是现在。雷茵把这个主张通过重新提示布莱克从古代承袭而来的全部东西，以响应现代的“水瓶座的时代”的青年们的希求。总之，是用长射程的媒介者的方法来进行的。我想重新听一听雷茵的声音。

前不久，电视播出特辑节目：松本清张①谈空海②与密教的关系，如果把其中所谈从新闻专栏的录音引用于此，就是如下所述：“物质文明已经快要进入死胡同了。不论什么，动不动就是科学、化学，或者各种各样的数字、尖端技术，我们现在被这些技术随心所欲地耍得晕头转向。更有甚者，被核这种尖端技术威胁着。／想从这种恐惧、这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我以为除了依靠东方古来以瞑想、思索为主的东方思想之外别无他法。最近兴起的密教热，是不是也可以说是这种世界形势的一种反映？”

①松本清张（１９０９—），日本小说家，高小毕业后到印刷厂当徒工。勤苦自学，后入朝日新闻社。战后因《某“小仓日记”传》获芥川龙之介文学奖而一举成名。１９５５年以后专写推理小说。代表作有《砂器》、《日本的黑雾》等等。一生创作长短篇作品达百余部——译注。

②空海（７７４—８３５），平安时代（７９４—１１９２）初期的僧人，日本佛教真言宗的开山祖。８０４年到中国长安求学，８０６年回国，８１６年创建金刚峰寺。他长于诗文，有三笔之一美称。著有《三教指归》、《性灵集》、《文镜秘府论》、《文笔眼心抄》、《辨显密二教论》、《篆隶万象名义》、《十住心论》等等。谥号弘法大师——译注。

叙述野上弥生子的写作生涯的过程中，我曾提到通俗性的问题。她描写了足以表现同时代多种多样类型的人，从每一阶层的所有侧面作综合的提炼，反映了作者立足于一个文化人多年经验的同时表现出作者思想，与时间同步地跟踪着现代社会写下去。这和以封闭于小小书斋的个人思考与感受性的写法比较起来，自然把势所难免的通俗性不够的危险也接受下来。野上弥生子把通俗性作为方向性的巨大工作仍在继续推动下去，但是我要说，这倒是使通俗性止于最小限度上了。

本来，我是怀着满腔自我反省的气概说这番话的，像我们后进的，所谓纯文学的作家们，除了战后文学家们的工作之外，没有能够以上述方法描写现代社会的总体。在这种趋势之中，松本清张的大量工作成果，毫无所惧地把通俗性扩展到极大程度，刻划了多阶层的人物类型，以之再现活生生地现代社会。而且，他以叙述“现代史”的方法处理的社会，因为是指向朝着科学万能的消费生活的繁荣迅猛前进的结构，所以把松本清张看作对科学主义给予具体批判的人物，是十分妥当的。

考虑到这些，我觉得前述他的谈话是和他的文学有一致性的。现在人类正面临着以核武器为顶点的科学技术的威胁，这种指责，本来我是有同感的。但是，把空海和密教拉在一起大谈特谈，就很有必要嘛。松本把科学主义的世界观仅仅和东方古来以瞑想、思索为主的东方思想放在对立的位置，对于这一点，我以为把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同西欧传统的秘教思想也联系起来并使之普遍化，可能更有效。

联系这些并观察实际，鉴于“密教热”已经掌握了我国年轻的一代——这只要看一看国营铁路公司广告上一位无惧通俗性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所写的联句广告词就可以看出，受到广泛而坚决支持的这位作家锐敏的信息，把现在的年轻人之间正在兴起和即将兴起的势头全都收拢过去——的情况，我对于关心密教的年轻一代想说几句话。

由埃利亚德完成的比较宗教学，不言而喻，只是一种蹩脚的综合，布莱克理解了希腊以来的密教思想的时候，雷茵屡屡谈到印度古代以来的思想。也就是说，通过中国流传到日本的密教思想，雷茵也是从巨大综合的视点而考虑传统的。而且她还一再强调，布莱克站在秘教的传统立场上向他同时代的、以科学为骨干的世界秩序之构想挑战过。这实际上也是布莱克号召青年们加入和他相同的战斗行列。在布莱克的一生中，并不是逃进密教的帷幕的脚下把自己紧紧地缠裹起来。而是发出了实际完全与此相反的号召。布莱克的态度倒是应该复苏于现代并且很好地继承发展，因为，科学主义的世界秩序的危机，已经到了它的终点。以上所说就是雷茵切实的提示。

这几年，文学以及与它相邻诸科学中，宇宙论的思考方法、感知方法确实占有很大位置。但是同时也表现出，因为是按宇宙论思考，也就回避考虑世界、考虑现实社会，必须说明，这是得了理性的市民权的缘故。认真地理解现实的状况，而且以自己的责任改造该状况，并为此而努力，并号召大家共同努力，这样的态度和时尚流行的理性是无缘的而予以排斥。并且曾经逃避于宇宙论式的瞑想之中。如果不认为这是从现实生活中逃避出去的行为，那么，我以为年轻一代的“密教热”是合乎实际的，而且颇具魅力，我怀疑前不久反反复复的实际上是蒙昧主义的假神秘思想倾向，可能只不过是情绪上的倾斜而已。

目前核状况愈来愈加恶化，特别是以外层空间的宇宙作为核对峙的场地，并且像“预警发射系统”那样，把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交给电子计算机的作法，肯定只有增加危机，同这种现实抗衡，我们人类如果想好好生活下去，首先必须认真地集思广益商议如何对待带来如此现状、世界秩序基础的科学主义的态度。这只有靠和蒙昧主义相反的精神，才能做得到。布莱克的走向“新时代”的根本假说的转换，确如雷茵所说，是我们现在的关系生死的问题。我想对日本新一代蕴藏着传统中深厚而丰富的人类真知的灵魂，重新以布莱克的号召为媒介而发出号召。（“醒悟吧，啊，新时代的青年们”）

五　作为资产的悲哀

今年５月，近亲遭逢不幸，给未亡人写吊唁信的时候，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已经将近１０年之前的事了，对我自己有深厚影响的人逝世，我终日心境怆然地打发着每天每日，这时，岳母寄来劝我节哀的信。信上说，即使遭受了巨大的伤痛，但随着时间慢慢推移，它能告诉自己有用的生存的智慧。我想起曾经受过这话的勉励，就想用同样的话勉励对方，但是，就自己来说，巨大的悲痛是不是真的能够随着时间的消逝化解得一干二净呢，我茫然地俯视着眼下的白纸思考这件事。明确地意识化——这也是在扪心自问的过程中，仿佛手指碰到石头或别的什么东西那样得到确实验证一般——的结果，是在巨大的悲痛之后有两种趋势。其一是确实因为时光流逝而减轻悲哀，其二是有解消之后的悲痛，这悲痛和怀念一起成为记忆。对于这怀念，想把话扯远说一说，因为这是今年春末的经历。

长子要从养护学校毕业了，初中和高中的毕业典礼同时举行，我同妻子前往参加。校长对于每个毕业生都给一张彩色纸，那上面写的是学生的身体障碍所显示的情况和特性，据观察的结果给该学生规定的努力方向等等临别赠言。有的学生离开行列，步上短短的台阶，在校长面前站好行个礼，就是这么简短的动作，行动起来却是十分不易的。这时，我们看到那孩子终于完成了那些动作，于是禁不住为他高兴，那高兴似乎是大家共有的一般。有的孩子好像是多动症，不停地手舞足蹈。因为必须顺其自然，所以典礼用的时间长了一些，但仍然按原定计划进行，典礼顺利结束。平常周末放学回家时，儿子总是花好长时间和老师道别，可是今天却对老师脆脆快快地行个礼然后转身就走，这倒使我颇感意外。可是上了公共汽车一问他，他却心平气和地说，今天是毕业典礼，这一天谁都要跟老师道别，如果自己不顾别人和老师没完没了地道别，那就不好了。

但是，举行毕业典礼之前，我却看到一个小个子少年跟伙伴进行了什么小小的比赛，他却伤感地放声大哭，仿佛身负着全世界的悲哀，心都被深深地刺痛了。假如我的儿子也这样和那孩子一起纵声大哭，我自己也可能被那巨大的悲哀所打动。我一边这样想一边注视着那小个子少年。可是他本人悲痛万分地大哭特哭了一通之后，一会儿脸上却浮现比谁都心情舒畅的微笑，和他的伙伴玩得特别开心。于是纵情嬉戏，毫无顾忌。没过多久折腾得过了火，又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了。

总之，对于面带舒心明朗的微笑而转眼之间又悲不自胜的这个少年，如果他能给我留下记忆，我想那一定是很值得怀恋的记忆。和这个印象相差无几，它使我想起自己内心深处业已缓解和愈合的几宗悲痛之事。

这就是自以为已经想开了的事其实却没有想开，以为消逝了却残痕犹在的巨大悲痛，可以这样说，到了中年已过的自己这把年龄，到死为止也不得不生死相随的铭刻肺腑般的悲痛。然而且随之而来的是自己想到，既然如此，这些悲痛已经成了自己生涯中的资产。我在信尾说，当作资产的新的巨大悲痛，同时也鼓起积极的与此共生的勇气。

本来，作为资产的悲痛这样的话，为了不使它仅仅表达感伤，那就有必要给它下个定义。也就是作为资产的悲痛的定义。它是过去的难以补偿的事——（当然）是不能忘却、也不该忘却的事——的根源，是自己作为一个以现在的人应有的资质而活着的悲痛。是自己对人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往往以复眼对待的悲哀。如果客观地来看待自己，那就会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纯粹的人，给其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两眼生翳，产生了类似资产的悲哀。

把它一般化地显示，是困难的，在个体的心里有此自觉，或者在同是个体的亲密朋友之间看起来仿佛瞬间的闪光，或者像看好长时间慢慢地渗出来的东西一般的这种资产的悲哀。把它通过文学作品加以客体化，以共通的语言重新处理，反倒令人觉得亲切。

今年５月见面的作家们之中，我已经读了卡特·鲍奈伽特和威廉·斯泰龙的小说，在会议内外和他们交谈数次的过程中，我想到，这两个性格根本不同的人，作为人的资质，我看得出他们各自独特的资产的悲哀我全都具备。我终于理解，他们为了把它表现在小说里——还不能说这是唯一表现的目的——而锻炼了自己的文学方法和形象创造，才是他们的生命。

关于卡特·鲍奈伽特反复描写、叙说的这个世界的悲哀的观照，已经写过几次。也曾写过对威廉·斯泰龙的《索菲的选择》印象深刻的文章。现在想再次引用的，是小说里的自画像的形式写的青年时代的斯泰龙现在把他写成的《躺在漆黑之中》的一节引用于此，同时也等于重读一遍。“我生了两个孩子，当了２３年的母亲。今天我醒悟到，我早已不是母亲，也是我知道再也不当母亲的头一天。／我说了可笑的话。／她开始读报纸了。又投下原子弹，和日本休战在即。”斯泰龙失去了处女作上所表现的女儿，悲伤的母亲为丧女而痛彻肺腑的日子，她读的报纸上标题是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如此选择，一定是有意识的。

斯泰龙在《索菲的选择》将近结尾时是这样写的：“记不得什么时候我理解了奥斯威辛。这是大胆的话，然而也天真得愚昧无知。无论谁，决不可能理解奥斯威辛。如果写得更准确，我以为可能是这样：“迟早我要写索菲的死与生，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有助于明确宣示，绝对地恶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断种绝根。

奥斯威辛本身作为一个无法说明的东西留在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关于奥斯威辛最深刻的解说，根本不是解说而是回答。问：‘告诉我，在奥斯威辛，神曾经在哪里？’／于是回答说：‘人曾经在哪里？’”

从斯泰龙这位母亲为长女之丧而哀叹中看到长崎遭受原子弹灾难的消息，直到她对奥斯威辛难以理解的认识，说明一位不幸的女性内心世界生与死的难忘的记忆，如果把它称之为作为资产的悲哀，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斯泰龙去年出版的评论集《沉静的尘埃》上，也有表现她心情悲伤的文章：“唱给F·斯柯特·菲茨杰拉尔德的悲歌”，菲茨杰拉尔德是斯泰龙在蔚蓝海岸①结识的旧友，因为这位老友家里两个孩子相继去世斯泰龙写信表示哀悼。菲茨杰拉尔德不仅复了信，而且表明了她对于斯泰龙的悲哀，也就是明确了把悲哀作为资产而活下去的定义（RandomHouse版）。斯泰龙的信上说：

①蔚蓝海岸（Rivierd），为意大利和法国交界的地中海海岸，一向以旅游疗养胜地而闻名——译注。

最亲爱的杰拉尔德和萨拉／今天收到电报。整个下午沉浸在对你们的怀念之中，沉浸在回忆我们共有的那幸福的每一天，实在令人伤感不已。把你们联结于生命的另一个环坏了，而且，如此残酷无情的两个打击之中，哪一个恶意更能逞凶都很难说。这七年之久的战斗之后，可以看出你们在其中彷徨着，沉默着。现在如果想写给你们一些相应的什么，那就是写给战争夺去了四个孩子的母亲那些话，就和林肯的信上说的一样。你们应得到的同情，已从你们彼此那里得到了，你们不会永远永远地得到安慰。／可是，尽管这样，你们一定看到更多的家庭在赫诺利亚周围成长起来，带着日暮途穷的和平，走向死亡的航海中，一定找到暂时停靠的港湾。对于类似这样的事，命运再也不会向你们射出比这还要严重地打击而有伤于你们的箭了，本来就没备下射向你们的箭的箭筒。记不清谁说过，不论多么深的悲痛，随着时间流逝，会变成一种喜悦，这是让人多么吃惊的话。黄金之盃虽然已经坏了，但它毕竟是黄金做的。不论谁，都不能从你们那里夺走这些孩子。斯柯特。

把由于遭逢不幸而被强加的痛心的悲哀变成作为资产的悲哀。把这作为资产的悲哀在自己的内心里使之活性化，我以为这是属于人的行为，也是惟独人才有的行为。以此为媒介，活性化了的作为资产的悲哀，时光流逝之后可能成为一种喜悦。

即使还达不到称之为喜悦的程度，我们往往唤起某一可悲的回忆，不是也可以玩味称之为灵魂净化的安慰么？我想，这和文学的作用是有联系的，文学至少要弄明白为什么要写。叙说失去孩子的悲痛的过程中，发现被净化的喜悦的母亲，超越实感，觉得是在写回忆亡友的文章，于是自己首先得到慰藉和解脱，从而达到结晶作用的水平，于是再进一步把个体悲哀的经验，表达出丰富而极具鼓舞的感动，达到普遍适于完成文学作品的水平，展示出自然相联的意义。按照从个体的不幸而经过悲哀的感情净化的救助这个方面理解，这是可能的。

如果思考一下并非个体而是二十世纪人类这样巨大的规模的已成资产的悲哀，那就会更加明瞭文学的作用了。卡特·鲍奈伽特当过俘虏，他经历过德累斯顿的地毯式轰炸，他以他寻求到的方法把这段经历写成小说。这是不合理的然而却是世人制造肯定给世人以痛苦的事直接带来的悲哀。在记忆里把它不断地加以改造的过程中，这悲哀就提高而成为世人的资产，终于表现为文学，使人甚至感到因它而获得救助。鲍奈伽特描写了德累斯顿遭受地毯式轰炸，例如《屠宰场五号》所记录的，为一桩鸡毛蒜皮的小偷小摸而处死一名士兵，这样不合理的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对于那个士兵个人来说，死非其罪当然是无法补偿的。但是对于德累斯顿地毯式轰炸这个２０世纪人类悲剧的愚蠢行为，由于鲍奈伽特的介绍而使我们无不予以注视，而且，对该悲剧中幸存下来的人无比信赖，也是通过鲍奈伽特才确认的，我相信，这才是文学的今天的作用。

描写奥斯威辛空前的惨剧以及为它带来的后遗症长久困扰、痛苦到最后终于一死的女性，斯泰龙创作的文学可以说也具有和上述相同的作用。确如斯泰龙所写，即使通过她的作品，人也无法理解奥斯威辛。总而言之，理性上不能超越它，然而读完《索菲的选择》之后，我们的感受是，确实依然深深信赖属于人的行为，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我和斯泰龙谈了相当长时间的话——如果把我这个想法向作家说出来，就可能像山村的孩子怕见生人似地妨碍她说话，所以只是一直默默地听着——全是２０世纪人类受非情悖理的苦，以及经过这种痛苦之后的更生这一主题，了解到自己和眼前的这位美国作家都是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的，所以，我认为文学即使现在不也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桥梁么？《索菲的选择》是在叙述者即作家被巨大的悲痛摧垮而睡在海边，作了个被活埋的令他痛苦的梦，醒来时看到沙滩上嬉戏的孩子们往他身上堆沙子，此刻夜已过去，故事就在这里结束的。叙述者说：“我自己祝福我的更生，与此同时，孩子们好像用沙子保护我，把我埋上，我紧紧裹在外套之下，像木乃伊那样直挺挺地躺着，随他们摆布。就在这时，我把以下的话写在心上：‘在凉沙之下，我梦见自己死去／但是我醒来看到黎明／看到灿烂的晨星，在光辉之中，’／不是审判的日子——是个无异于往常的早晨。早晨，一个美丽的、真正的早晨。”总之，斯泰龙描写回到日常生活中更生的小说就这样结束了。

２０世纪残酷的历史给人类带来的悲痛，通过文学的表现过程，同时也是对于具有人类规模的普遍性的更生给以鼓舞的过程。它使我重新思考的是，为出席国际笔会而来东京的作家中，有一位曾提问：关于广岛的文学为什么是必要的？——我在那里，在那里我饱尝了这种悲惨，仅仅凭这两句话本来就能给他以强力的冲击！——但是对如此提问我却得到启发。前面我已经写过，我受日本笔会的出版委员会委托，选出了土生土长于广岛、长崎的受难者写出的经历，以及外地人追记自己的经历等等短篇，编辑成集，题名为《面对一无所知的未来》，并且协助出版了英语版的《AtomicafCtermath》。这英语版对外国人参加者一律发给一册，所以我有责任直接回答这个提问。

方才提问的问题，他如果读一下业已发给他的英译本原子弹小说集，他本来自己就能解答的。那时我在奥斯威辛。这句证词任何时候都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再加上斯泰龙的小说里，正如她写下来的这句话一样，使怀有巨大悲痛的人，有朝着更生的方向前进的鼓舞力量。奥斯威辛以后，作家费了３０年的努力，

从那时我在奥斯威辛，从她曾经在奥斯威辛这个地点，直到看见跳过悲剧求得更生的方向之处，我以为可以说她是怎样不停地修筑这条路的啊。在这个不停的过程之中，作为资产的悲哀发挥了作用。

说起日本人之中根据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经历而写的作品，首推前面提过的林京子写的《空罐》。它描写的是３０年前，女中学生们遭遇大灾大难而幸免于死的同班生们聚会于长崎，在行将停办的母校畅谈往事，并叙述此举之动机的短篇。年轻的姑娘们所经历的，是没有任何意义、完全不合情理的——借用井伏鳟二在《杜若》里说的话，那就是荒唐诱顶——极其残酷的事。

如果把它用数字和主要用记述文章表现，就是以下这样的：“毕业以来，我是第一次看到礼堂。站在门口时我呆立不动，当时我想到的是，在这礼堂里既没有举行过音乐会，也没有举行过毕业典礼，而是战争结束的当年１０月举行的追悼死于原子弹的学生和老师们的追悼会。我献上无言的祈祷，是给那一天死难的朋友们的亡灵。大木她们也是这么想的吧。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原和大木被动员到浦上兵工厂作工，工厂被炸而负重伤，她俩被抬来放在礼堂的地板上。原和大木后来伤愈活了下来，但是几十位女生在老师和同学们眼前死在地板上了。学生一千三四百人之中，光死者就将近３００人，这是从８月９日到１０月开追悼会的数字。被动员到浦上军需工厂而当时就被炸死的人，在自己家里死去的人，各种各样都有。用日本纸和毛笔写的学生们的姓名，在礼堂的粉皮墙上从头到尾分四、五段贴才能容得下。”

那么，如此巨大不合情理的事，是怎样通过人的感情而被记忆的？如果联系前面的那些话，那残酷的事如何提高到人们作为资产的悲哀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每个班由任课教师念学生们的名字。任课教师被炸死的班，由同学期的教师代替念该班学生的名字。念到每个人的名字时，活着的学生们之间总要发出一阵惊讶声。过了一阵，惊讶之声没了，我们丧魂失魄一样垂头丧气地坐在长靠椅上。三面墙壁前面坐着死难的学生们的父母。追悼会开始之前，那些父母们就眼泪汪汪。流泪变成鸣咽，学生们向坐在中央的父母们走来。原自言自语地说：太让人伤感了，她这句话在每个人心里唤起往日的记忆，如实地表达了大家的心境。

从礼堂去了教室，她们边说着话边到各个教室，同年级生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个少女。“大木问大家：‘还记得她么？就是总带个空罐的绢子。’野田问：那空罐是怎么回事。大木说：‘那空罐里装着她父亲和母亲的骨灰，每天都带来。’啊，我不由得叫了一声。原来那姑娘就叫绢子。她是我的同班同学啦。我还记得，她把双亲的骨灰放在手提式书包里来上学。她把骨灰放在没有盖子的空罐里。怕骨灰撒出来，罐口盖上报纸，用红绳系好。她一落座就从手提式书包里拿出课本，然后双手捧出罐子，把它放在课桌的右边。一下课她就把罐子捧进书包，然后回家。起初，我们谁也不知道罐子里装的是什么。她也不想告诉别人。遭轰炸之后，我们说话不直率的事多起来了，因此，尽管挂念这回事，但谁也没问。她捧那罐子时手指的动作十分优美，就更不想问个究竟了。”有一天上课时受到教师责问，这时她才说，父母被烧死，从废墟拾到的双亲遗骨，还没有办埋葬手续，所以只好提来提去。娟子早已成大人了，然而依然独身，现在当小学教师。她身上还有挨炸时嵌进去的玻璃片，最近开始感觉疼痛。在朋友的记忆中，这位提着双亲骨灰罐的绢子，她本人内心还有另一个那一天的近乎荒唐的记忆。

“并没有看清遗体，爆炸的闪光冲击了头部，整个人都熔化于光中而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在这眨眼之间看见了T老师，当时他对绢子张着大嘴在喊。喊的什么当然无法听清。也许仅仅是喊叫，但是绢子却一直在想，无论如何也要弄明白T教师最后喊的究竟是什么。”

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据说，绢子明天入院。绢子脊背上长达３０年的玻璃片，这回总要拿出几个来吧。无影灯光中拿出来的包着白脂肪滑溜溜的玻璃片，放着什么光彩呢。”

包着白脂肪滑溜溜的玻璃片，这在作品中已有伏线的叙述，从而成为读者共有的知识。“‘人的身体可真出好东西啊！’大木这样说。因为据说四、五年前就从大木的背部取出一块玻璃。医生割开皮肉取了出来，原来是白棉花一般的脂肪包得结结实实的一个疙瘩。四、五毫米的小玻璃片成了脂肪的核，圆圆的，包得像颗珍珠一般。

人的脂肪把进入人体的玻璃片包起来，经过人的肉体劳动，如果说这就是更生的暗喻，可能有些唐突。但是，人的肉体组织从这类近乎残酷之处更新生长，向着生命所指的方向，发展下去，如此想法，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归根结底这就是走向更生的思想。长崎挨原子弹轰炸之后，立刻把双亲的遗骨收进罐里，自己身上一直带着玻璃碎片的那姑娘的面容，同３０年后才动手术，想继续工作下去的女教师相联。而且清清楚楚地提示了这３０年过程之中，非哀的资产的厚而且重的存在感，我以为这才是文学的力量。

而且不仅如此。自己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才饱尝了那里的悲惨，凭这两句话就足以给对方强烈的冲击，因为这是人的呼声。林京子的短篇，不言而喻，是长崎原子弹惨祸的明确证言，同时也是今天核状况之下，我们是否能活着走向未来而发出的表明这一希望的声明。它是至关重要的声明。由单个传达于全人类，渴望更生的这一声明之中，我们能听到全人类正在走向毁灭，以及不愿开倒车的甚嚣尘上的不协和音。

今年５月，和几位有代表性的法国文化人谈过一次话。其中有哲学家杰克·德利达·埃特格尔·莫兰，作家有参加过国际笔会的阿兰·罗布·格里叶。和美国作家们谈的一样，我如果是发表对方所写的文章的人，和他们直接的对话是：我不把他们的文章引用于我的文章之中。因为我想到，他们各有独自的文体，如果引用得不够恰当，就不能很好地表现他们的思想，甚至妨碍了那些文章的真正原意。但是，因为和他们直接谈话，在这个光源的映照之下发现新的侧面，再回到他们的著作上来予以重新审视，这倒是常有的事。从这个角度重新介绍他们的工作也往往有之。这首先是我必须重新阅读他们的原作的良好契机，也是难得的机会。和德利达他们起居与共地谈了３天的话，是在举行日法文化最高级会议时进行的。和国际笔会一样，因为已出版正式记录，所以详细情况就请参照它了。这里我之所以想把和前面所谈的有关课题概略地谈一谈，是因为对于现在的密特朗社会党政权给予支持或持好感的法国文化人们，对核状况的认识和对保有核武器的态度的某种一贯性。

我正如前面所述，在会议上自己的发言中，联系日本效法西欧力求现代化的历史，把广岛、长崎的经验作为主题之一。与此相对应，法国与会者们各自作了以目前核武器情况为主的发言，因为从现在欧洲的核状况的紧迫性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仍然表示感谢。特别是站在个人立场以核状况为中心的发言，会议主席团为了进行非公开性总结的讨论，从东京去箱根的路上，在大型汽车——座位能够转动，而且车里通道也宽敞，谈话非常方便的汽车——里也展开了亲切而深入的讨论。

德利达其人和他的著作特别是被介绍到我国的情况，给人造成的印象完全相反，会议上答复听众的质疑时，他以周到的教育家的姿态，俯就对方的语言和论理的水平，然后又提到比自他两方都高的论点——比如就语言来说，把“脱离构筑”一词提高到能够活用的地步——加以阐述，我对于此人的印象是极好的。他以沉郁的表情和我谈了他读了我给《Atomicaftermath》写的序文之后，参加在康奈尔大学召开的“对核的批判”座谈会的大致情况。我认为，一方是以最近美国电视片《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引发的、群众大规模的核讨论，十分热烈；一方是敏锐的学院派头头脑脑们，以他们的方法来思考核问题上，同样搞了活性化。我的印象是，如果把开头第一章所引用的中野重治的话再一次写在这里，那就是对于德利达自身来说，包括法国保有核武器在内的核课题也是“此项待续”，也就是还有不少。

至于埃特格尔·莫兰，我从他的《加里福尼亚日记》上读到他和制造出小儿麻痹疫苗，把世界儿童从恐惧与痛苦中解救出来的索克博士的对话，特别是索克想起中国人的危机一词是把危险与机会两项包括在一起的语言，从这里开始，主要是莫兰为主的长篇谈话。

莫兰说明的是，构成法国政府拥有核武器的背景是一般法国人对苏联的看法。假如法国国土遭到苏俄坦克的蹂躏——他说，日本是周围环海的国家，与法国人民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我叙说了电影脚本美苏之间开始了核战争，这时候在成为国境的海域上的日本参加了战争——时，法国进行报复，用它拥有的核弹可以毁灭苏俄两三个城市。但如果升级为全面核战争，用核武器是不可能毁灭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城市，所以，全体民众对核武器的信赖是幻想，但是，尽管如此，人是靠幻想活着的。莫兰说这些话时怀着深沉的忧郁和面带苦笑。

国际笔会上，阿兰·罗布·格利叶说，现代是核状况下时代的同时，也是超级市场和可口可乐的时代，对于他的这种发言，报刊屡有报道。他在一次座谈会上问日本的法国文学家，为什么只谈原子弹给广岛、长崎造成的悲惨而不说东京大空袭造成的悲惨，得到的答复是很有同感。如果罗布·格利叶向我提出与此相同的问题，我想用下面的话回答他。现在我和他在电视上的谈话，可以略见端倪。

说日本人只谈广岛、长崎被炸，忘了东京大空袭，这不符合事实。有不少人发动把东京大空袭具体地记录下来的运动。而且他们都是把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灾害和东京大空袭联系起来并给予足够注意的人，对于核时代的今天和明天一直明确地表示意志的人。他们认为，核状况是指从异常庞大的常规武器发展出生物化学武器、人造卫星、集工艺技术文明之大成而达到顶点的核武器为主，反对它，而发出号召，要把从广岛、长崎到东京大空袭，以及各地方城市的空袭惨祸的历史，特别是联系个人的悲惨经历，把如此等等作为一个整体来掌握。

——待续

六　大可破坏的最后的东西

加里福尼亚大学巴克莱分校的朋友访问日本时，除了新出版的书之外，还给我带来一根带有硕大嫩叶的欧洲栎的小枝，如果用交换树木的朋友回顾往昔的话说，那叫EnglishOak。巴克莱校园有许许多多高矮不一的植物，其中有远近闻名的躯干高大的巨树桉树，有特别显眼的橡树。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女教师宿舍进门处一年到头总是盛开的常春花，以及对着宿舍房间的中庭里的巨大欧洲栎树。上午倒是名副其实的加里福尼亚晚秋的晴天，但是一到黎明时就刮大风，那风好像往下砸的一般，这只此一棵的欧洲栎树，那叶子互相敲打的响声简直仿佛一片森林。

我来的时候还一片嫩绿的欧洲栎，几天之内就使书斋香气四溢，令人倍感亲切，现在那明亮的嫩绿已褪，但仍旧不时飘来上等香茗一般的茶香。

梅雨期之前的几天，我去日本东北地带旅行，眺望了我以为树木最美时期的树林，因为此时的树叶发育到极佳状态，但是此行主要是想看看青森县的丝柏，也就是青森的罗汉松林。因为同去的不只我一个人，不能进原生林，不过在火车、飞机的移动中心不旁鹜的领略了罗汉松林的美景。

这几年每当我眺望美丽的大森林时，刹那之间总被某种强迫观念俘虏。我在《新人啊，醒悟吧》里，坦诚地写了自己希望长久地欣赏德国那雄伟辽阔的大森林，以及仿佛被它迷住般的思绪。“从‘黑森林’边缘的黑森林山的斜坡俯瞰莱茵河，在古老的大学街弗赖堡根本没有冬季寒意的阳光中，去郊外滑雪客人饭店用午饭，眺望着已经落叶的山毛榉、橡树、枞树大片树林，我眼前出现了这些森林被核弹炸成一片火海的幻觉。”

如果说出现这种幻觉是病态的，那么，这也许是无可奈何的吧。不过，美苏之间一旦发生核战争，可以想象到，我国的航空自卫队、海上自卫队可能参与美国核战略一部分的封锁三大海峡的直接行动。苏联为了打破津轻海峡的封锁，发射核导弹难道不是后果残酷却是极其自然的结果么？如果想到，１５０年、２００年树龄的罗汉松林被大火吞没，也并不是乖离现实的胡思乱想吧。

想的首先不是人口众多而且集中的城市，而是最具实感的森林，如此性癖，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年龄的增长，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四国①的森林山溪有着强烈怀念的缘故。

①四国岛，即古代的阿波、濽岐、伊予、土佐四个古国的总称，现在的德岛、香川、爱媛、高知四县——译注。

但是，自己这种想法，最近曾经几次受到来自意料之外方面的提醒。说什么，核武器破坏城市，暗示这只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但自己常想森林着火，这无意识的深处使人感到树比人更重要，虽然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但使人为此感到不安云云。对于这一点，我本来是有意识地克服——然而一直是这么生活过来的——却一直没有战胜它，这也悄悄地反映了人一般倾向于悲观主义的内情。

我得以反省这种思想是因为有了契机。这几年来，对于彻底废除核武器的世界范围的市民运动，以及与此相呼应的日本人的市民运动，有各种各样的评论。而且有的现在正在进行之中。特别是文学工作者们，对于签名的声明和集会——最近的表现是指向以“核状况下的文学”为主题的国际笔会——给予集中批评。批评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对于这一点和那个细节的处理还是改改吧，在这个基础上希望大家协调一致才好。总之，不是建设性的批评，而是类似嘲骂。

其中有的作家和评论家的发言，有特别引我注目的倾向：他也说反对核武器，可是a说：光提反对毁灭全人类就行了么？不关心动物、鸟、虫、鱼、微生物难道行么？还有把这种想法更特殊化了的，b说：人类全部毁灭，对于其他动物、生物难道不是件好事么？它们取代这愚蠢透顶的人类，由别的生命体领导地球，难道不是可喜的么？

a种声音，以乔那桑·谢尔为代表，忧虑生态环境现在与未来的人们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站在广阔的视野考虑人的生态环境，那么，动物、微生物不能生存和发展的世界里人却能繁衍下去的设想，实在是荒诞的。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具体地表现在我们的经济生活、消费生活正在朝着异常庞大的方向发展，而且它和核武器水平的危机概不相关，所以人类的恢复必须从两个危机方面着眼才对。不言而喻，其具表现就不论外国也不论我国，特别是年轻的母亲们或女儿们那么热烈地聚集在市民运动的现场。在这里我看到了可称郑重其事、自然、诚实认真、由衷高兴的场面。我把自己对树木的关心，与残疾儿子共同生活，作为核状况下的生命课题写进小说。于是许许多多同一代的或者更年轻的母亲们给我寄信来，畅谈自己的体验，说这种类型的市民运动现在正在举行，虽然自己尚未参加，但对运动无不怀有好感，并给我以鼓励。

b类的发言，发言者和他说的话，两者的关系是扭曲的，使接受者不能不感到困惑。凡是我所看到的，应该说全是这样，概无例外。结论是这些发言离间市民反核运动而捏造的一派政治语言。这些发言者们今后也不可能提高他们的论理和世界观的水平。所以，可以举出他们发言的具体例子，却不必把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他们不论生活方面的欲望，也不论政治上的野心，无一不是积极得令人惊奇的人，对于他们那仿佛大彻大悟的谈论，让人首先怀疑自己的眼睛是否看错了人——列举出来，现在就已经知道，几年之后他们任何人对于自己说的话都概不负责，空无一物，留下来的只有我们给予批判的论评。

所以，倒不如我们主动地把a类、b类的发言提到高水平上来，在这个水平上作一番讨论——也就是以此为媒体，对于自己关于废除核武器的看法、感想，进行自我批评——更有益。我对广岛、长崎原子弹灾难给人带来的悲惨十分重视，至于灾难对动物、鸟类、鱼类造成的灾害给予强烈的关心，也常常自觉地表现过多次。

例如，我在《广岛笔记》里，就把丸木位里、赤松俊子合著的《原子弹》里的图和短文借用过来，作为书中各章的扉页，其中之一便是“亮光一闪随后便是一声巨响……从市内向郊外以迅猛之势跑在最前面的是牛。”另一个例子是“浅野泉公馆的水池里，尸体与尸体之间鲤鱼仍在游动。”我以为，我之所以采访广岛的遭灾者，请他谈那番痛苦经历，写成文章，画成速写，都是受这些卓越画家们的感受性和对待动物和鱼类的影响的结果。我和重藤文夫博士的《对话，原子灾难后的人们》里，从这位原子病医院院长下面的话得到超过文字记录多倍的深刻印象。那上面说：“我们注意到了，除了人的尸体之外，有的小鸟翅膀受伤，飞不了，掉在地上。看它们这副样子实在觉得惨。一瘸一拐，好像往有水的地方奔一般，低着头逃跑。常常看见它们出来，但是不会飞。大多是燕子和麻雀。这些鸟类看起来觉得比受伤的人还惨。爆炸当时，许多人都往练兵场跑，跑到那里就死了，所以练兵场上满是尸体……”

原民喜①自杀前一年，即广岛被炸之后５年，他那回顾广岛经历的短文中的一节，至今难忘。他的另一篇论述《格里佛游记》中人面马身兽的结尾部分，谈了如下情景，足见原民喜的心上刻下的广岛惨象是多么深。他说，“广岛遭灾之后，有一天我随便闲望，看到一件怪事，只见东练兵场上有一匹马，那马并没有受伤，可它却愁肠百结一般，像个哲人似地低着头。”

①原民喜，小说家，诗人（１９０５—１９５１）。广岛遭原子弹轰炸时正在该地。为悼念受灾而死者与祈祷和平，著有短篇小说《夏季之花》。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精神上受到刺激而自杀——译注。

原民喜的《一匹马》中是这样写的：“然后我就往东照宫的方向走去，猛抬头只见练兵场边上的柳树附近有一匹马，只见它茫然地呆在那里不动，那马没有鞍鞯缰绳等等。凭眼睛看，它哪里也没伤，但是却无精打采地低着头。那神态似乎为什么而惊叹一般，令人觉得奇怪。／我回到东照宫庙院之后就躺在石墙的背阴处。午间领了罹灾证明回来不久，从三原市来的救援卡车就到了。／我两手捧着领来的两个大饭团，回到石墙的背阴处。因为太饿了，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吃起来。可是我脑子突然闪出了这样的偏差：现在你怎么能在这儿消消停停地吃呢？突然一闪的意识使我伤感备至，觉得这可不行，于是立刻就有‘呕吐’的感觉，难以下咽。”

这些证言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我想，如果把这些证言的内容加以整理，也可以分成两项，即：C，人即使在这么大的灾难之中，人对于动物，包括一些小动物在内，以及周围的环境，仍然以人的心灵关照它们。d，而且人即使在这样的灾难之中，并没有陷于相信无论人和动物都将悲惨地死去那种消极的相对主义之中，而是尽所有力量力求恢复人类所有的一切。重藤博士在作上述观察的前后，他本人已是受原子弹伤害的人，但是他为了救助受灾者，一刻也没有停止他作为一名医学家的工作。原民喜强忍“呕吐”感，为了活下去，把涌上来的食物咽下，动手写起受灾者的经历。

这样的提问不能说是高尚的，我不喜欢这样作，比如说，现实的情况是一家人都在广岛、长崎的市中心，当人和动物与阿米巴的生命谈不到有什么差别的情况下，按这种原理行事的人们，能够放弃给他家属的一个饭团而给那神态悄然的马一捧杂粮么？其次，即使能有这种选择，能说那就是人合乎礼仪的举措么？至少是对具体事物缺乏想象力才说只提核武器毁灭人类才当作大问题是傲慢的，如此等等的批评，肯定常常出现，但我认为这是过于天真的人的行为。

已经去世的战后文学家武田泰淳，对于佛教的宇宙观、人生观有深刻的认识，也是一位对全人类的毁灭问题深思熟虑过的人物。他亲口告诉我——他的意图极其明显地呼吁后进作家，把废除核武器当作首要的事考虑——说，生命的毁灭不仅仅是人类，必须考虑到动植物直到阿米巴，武田泰淳业已过世，即使对武田的思想最好的批判地继承者竹内好也离开人世，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我觉得必须重新抓住武田泰淳的思想核心。

武田泰淳战后立刻动笔写了那篇题为“关于毁灭”的文章，我曾经边引用该文章边论述他本人，现在我想重新谈论他一次。而且，再读、三读这篇文章，从当年使年轻的我深受打动的部分之外的其他部分的引用中，找到我自己。

但是，所谓毁灭产生文化，从毁灭本来的意义来说是不可能的。既然产生文化，那一定有非毁灭的一条线，一条极细、几乎看不见的一条线。过去确有这么一条线。世界对于这一条线曾经慷慨地允许过。但是今后是否允许？第二次、第三次屡屡发生的近代战争的性格，使毁灭越来越趋向并靠近全面毁灭的今天，科学一定用不了太多时间，就把以往估计的毁灭一部分、一个豪族、一个城廓的毁灭形式，变成陈迹。这样，就有可能在一瞬之间发生突然变异的现象。如同没有枪的部落的土人突然遭到另一人种的攻击，还没明白过来为什么遭到攻击，立刻就完全毁灭一样，今后的世界有可能远比这种部落大得无可比的地带，倏忽之间全面毁灭。／那时候，人道主义以什么阵容面对如此局面？文学，常常赋予人道主义的新内容的文学，以什么表情迎接这样的毁灭？特别是苍白无力的日本文化人，对于这不曾见过的暴力，将以什么样的亲切、激动、颤栗对待它？

南方传来的佛典《本生经》里有这样的记述：佛出现之前有三个预告。第一个预告是毁灭。这个毁灭是由名为世界群集这一属于欲界的天人执行的。天人们披头散发，哭丧着脸，不停地擦眼泪，穿着红衣服，怪模怪样的形象在人的世界徘徊。而且不停地喊：‘诸位，此后十万年，劫难就开始了。那时，这个世界毁灭，大海干涸，这大地和须弥山一起烧光，直到火梵天为止的整个世界不复存在。诸位，大发慈心吧，大发悲心、喜心、舍心吧！’／这里所说的毁灭，是在超越常识的时间与空间预告。预告的时空是‘此后十万年’、‘和须弥山一起’、‘直到大梵天为止’，预告者是穿着红衣服的怪模怪样的天人到处喊叫。毁灭的预告对着世界群集，没有预告平常该如何准备，只要求大发非常之心。为了使巨大的智慧出现而作的第一预告就是毁灭，显示毁灭具有巨大作用和巨大的契机。

全面的毁灭，面对最大范围毁灭的人道主义，文学的对应，对于这一系列挑战性的构想，我想表明我的想法，不过我想对于前面引用的第二段文章以及整个结尾部分，着重说明这佛教思想的介绍，是以印度教为媒介而同埃利亚德的思想相通这件事。同时也希望引起注意，对于武田泰淳这种佛教的毁灭观，实际上已经有人提出异议。三岛由纪夫死后不久，武田泰淳和寺田透之间围绕着道元①的谈话中，武田是这么说的：

①道元（１２００—１２５３），京都人，镰仓初期的禅僧，日本曹洞宗开山祖，号希玄。１２２３年入宋，自宋高僧如净受法。１２２７年回国后于京都立兴圣寺弘法。谥号承阳大师。著有《正法眼藏》、《永平广录》等——译注。

头一项罪是与女人通奸，原始教团的第一条就是此罪，年轻时就考虑好，这条如果作不到，那是绝对不行的。但是说到生存，没有性交是绝对没有后代的，所以这是难以解决的矛盾。比如，既是社会主义，当然有社会主义的一套。这样，社会主义才使人幸福。虽然幸福，社会主义没有性交那就没有社会主义，所以承认性。但是佛教在这方面却是暧昧的。结果是停止性生活的人和有性生活的人没什么区别。这实实在在荒唐。如果按原始教团的规矩行事，也许子孙、国家、社会早就没有了。即使没有了，但是否正确尚属疑问。一切都成了枯木寒岩，什么国家的繁荣啊，高度成长啊概不存在，没有大国也没有小国，整个世界就成这种状态。现在受日本教育的本人是否耐得下去很难说。如果推行这种学说，那结果实在可怕。没有善也没有恶，全都死光了也无所谓，当然不可能走到这一步，可是像希特勒杀人一样，全面抹杀，把这个更加扩而大之，就成了全部抹杀也无关紧要了。如果到了那步田地，那才是非常危险的虚无主义。／我以为佛教就包含其中的某些部分。佛教决不能和国家安泰啦，人道主义啦，社会主义啦，平平安安地联系在一起的。

把武田泰淳提到的人道主义，在共同理解的基础上，不妨回到从“关于毁灭”所引用的第一段结尾，前面所说的挑战性的构想上来。这也是立足于今天核武器覆盖世界的现实，也就是对全人类全面抹杀，不论是出于按计划行事还是由于无意的事故，都有可能造成恶果的眼下的现实情况而言的。关于目前核状况的荒唐现实，还在氢弹出现之前，武田泰淳就已经写了下面等于预言的话。这从巡航导弹业已服役的现实情况来看，它简直是对实际状况作解说一般的预言。（《无感觉的按钮》）

仍然是在无线电波操纵的飞机上装载高爆炸力的炸弹，到达目的地上空时只要按一下按钮或揿一下开关就能投弹。看不到类似战场的战场，也无从目击血腥和凄厉的光景，既听不到喊叫声也看不见冲天火焰，根本接触不到一切正在发生的惨象，极其简单地使一切化为乌有。被害者有多少，被害的结果如何，对于行凶者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被害者的容貌、性格、命运如何与他更无任何关系，巨大的破坏只靠一个按钮完成。行凶者与被害者之间，有个辽阔的空间，靠的是科学机械这种无感情之物，以它们的光线、原子以及其他决非一般人能懂，也不能抵抗的作用，完全以复杂、间接的程序，切断所有人间关系，好像天灾一样肆虐于人间。惟一的目的就是扩大破坏范围，破坏现存的一切，而这里所说的一切又没有具体内容。而且，按这最后按钮的这只手所需要的，并不是周密计划，也没有肉体的紧张，也用不着哲学的说明，仅仅是轻轻一按而已。

武田泰淳以文学为职业，他给文学下的定义是必须经常给人道主义以新的内容。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他经常提问：对于人道主义以及进一步对人道主义加以重新改造的文学来说，将怎样应付全人类毁灭这个巨大课题？也就是说，他质问的是，靠立足于人道主义的想象力，人应怎样面对全人类遭到毁灭的可能性这个问题。本来，武田泰淳没有感觉过日本人要毁灭，特别是全部毁灭，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灾害之后他才考虑“对于日本的历史，日本人有关灭亡的感觉的历史来说，把全新的、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全部灭亡的相貌，成功地给予了灭亡。”于是失去青春苍白无力的日本文化人们这样的词句，在前面一段里出现了。这样的日本人把文学作为实验场地，也就是使文学模特先行的方法，以立足于什么什么样的人道主义的想象力表现全人类的灭亡，这就是武田泰淳向不远的将来发出的疑问。

作为今天、明天课题，就文学家对于全人类走向灭亡的想象力的活动——也就是回答武田泰淳的疑问——来说，我以为现在只有一种形式，这就是前面提到的经我整理的一群文学家的谈论。（a）只提人类全部毁灭就行了么？对于动物、鸟类、虫、鱼、微生物、树木、草类等等概不关心也可以么？（b）人类毁灭，对于其他动物、生物岂不是件好事？由它们代替愚蠢的人类领导地球，难道不是可喜的事？

说起这里所谈的几种立足于人道主义想象力的性格，我觉得确实符合失去青春苍白无力的日本文化人的表现。他们一开始就屈服于这个陌生的“男性”的暴力。对参加销毁核武器的市民运动持批评态度者之中，有一个人点了我的名，说我是受虐狂，如果借助于逻辑手段来看，那像朝天吐唾沫一样，我想肯定会落在他那得意洋洋的脸上。他们是对于今天支配核状况的大国专制连抵抗的想象力也没有的人。他们好像驯服的羊，顺从现实如核状况。总而言之，他们对于今天威胁全人类有使之全部毁灭的可能性的结构，丝毫也不想改变，照葫芦画瓢，是一群放弃探索全人类再生之道的人，尽管他们自己软弱无力，却煞有介事地装得十分正派，净讲满篇大道理的人。说什么动物、鸟类、虫、鱼、微生物等等，和人相比，难道不是很重要的么？由别的什么代替愚蠢的人类领导这个地球，不是很好的么？如果这一连串的发问被蟑螂、变形虫或者来自异星的新统治者听到，它们也会说人类能听懂的话，我以为它们一定道谢：“太感谢啦，将要毁灭者们！”所以，我觉得必须作出和这些从里到外浸透了悲观主义毒素，对核大国专制的顺从主义者绝对不同的回答。也就是说，我认为面对另一形式的全部毁灭的可能性，必须提出立足于人道主义想象力的文学典型。

本来，正如人类生命极其重要一样，动物、鸟类、虫类、鱼类、微生物类的生命也重要。我想此外还应该加上树木和草的生命。不过，如果对于它的重要性的认识经过反复考虑，结果导致贤明的地球新统治者比人类好，如此着想——说这种话的大学教授，所谓评论家之中的世俗派假定他是真的这么想——纯属倒错。人类要生存下去，动物、鸟类、虫、鱼、微生物，乃至树木、草类要生长，必须有地球环境，这种想法才是正道。于是使业已开始的破坏停下来，扭转方向，回到使地球环境朝着再生的方向前进，为了千方百计地保持住人类能够生存下去的场所，必须制造世界范围的舆论，推倒现在的核状况，把垄断核权力者逼迫到不得不消灭核武器方向上去。所以，如果想象一下立足于今天人道主义的到达点，我以为注视着人类毁灭的对话，在武田泰淳之间是可能有的，我真希望对那位卓越的先知、预言者的灵魂给予回答。

我还想说一说立足于这种新人道主义而提出代替方案的乔治·F·凯南近来的工作。收在他的《核的迷妄》的论文之一，是他于１９８２年写的“基督教徒对于军备竞赛的意见”一文。他无论在信仰方面或者宗教学识方面，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教徒而已，然而他却对这个问题开始说话了。他不怕招来那些简单幼稚的批评，那确切的原理同对和平毫不动摇的信条很好的结合，表明了经验丰富的这位外交官近来发言的特征。（PantheonBooks）

凯南首先明确表示，以往的常规武器，尽管它非常可憎，然而它具有合理的目的和服役于政策的性格，但是核武器的性质与此根本不同，可称之为不合理武器。凯南曾经预料过，这种想法有的人不会接受。退一百步来说，如果不是这样，核武器同常规武器一样也必须遵守国际法。于是他提问：核武器系统难道真是遵守国际法而受其约束的武器系统么？

杀伤非战斗人员，以往的战争中，由于事故、不小心或者感觉迟钝、无视周围环境等等，也难以避免，但是核武器却是不可避免地杀伤非战斗人员。凯南说，即使动用核武器者并无杀伤非战斗人员的意图，但是大量非战斗人员无可避免地被杀伤。“当然，还有更坏的，从我看到的基督教徒的观点来说根本无法理解的是，用无辜的人为他们政府的政策作人质，用应该罚他们政府的方法处罚人质，并为此作好准备，以及施加威胁。”凯南还提到，前面提到的谢尔以及许多科学家曾发出警告：核武器爆炸，不仅对于北半球，而是对于整个地球继承下来的文明给予严重破坏，将来无法进行再创造。“我们所谈的文明，并非只为我们这一代人所有。我们不是它的所有者，不过仅仅是保管者而已。因为它比我们无限大，无限重要。它是整体，我们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不是我们建设起来的，而是出自别人之手，我们并没有参与创造，而是继承者，是被授与者，是和下述不言自明的义务一起被授与的。这不言自明的义务就是对它慈爱，善加保护，使它发展，更希望它日新月异地不断改良，妥善地交给我们的后来者们。”

凯南说：我们的父辈祖辈为文明作出贡献，那不仅是他们努力的结果，也是他们的希望与信条所赐。如果把这文明全部破坏，那就使我们父祖辈的生命，以及他们曾经象征地显示了人类过去的一切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也有违基督的“敬父母”之教。

那样的事我绝对不作。我是希望自己决非不公正而又无感谢之心的人。考虑这些，就觉得用核武器对待别人——也就是对待我们不知道，也从未见过，根本不能由别人决定他们是有罪还是无辜的人们——并为此作准备，以核武器使一切文明处于危险状态，根本不顾我们这一代人类的安全，不顾我们承认的利害，不顾文明史上曾经发生过以及文明的未来等等，这简直是傲慢亵渎和侮辱神灵！怪物式的次元的侮辱，只能看作对神的侮辱！

以为人类之后的地球统治者总比愚蠢的人贤明，总而言之希望除人类之外别的什么统治地球，这种企图和想法，即使我这个无宗教信仰的人也认为，这纯粹是怪物式的次元的侮辱。

——待续

七　接受教育的能力

我的故乡的县里有教师的集会，约我前往讲演。从印刷的材料上看，主办单位的领导和我之间，对于战后民主主义教育的评价，我感到在看法上似乎有些分歧。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对于实行新制中学、新制高中的地方，同那些从事教学工作的年轻教师们谈话一事颇感兴趣，况且恳谈会上还能听到他们的反应，所以主动地接受了邀请。

因为是对教师们讲演，当然想讲讲自己对教育的想法。对于教育，过去没有多谈谈，多写写，但是我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就在准备讲稿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自己确实对教育一直关心，但那是把自己置于受教育者的位置上，所以觉得教育的确令人喜欢，是做人必备的行为的观点。从来没有把自己置于教育者的位置上，为此而设身处地地思考过。

我对正冈子规①一直重视，原因主要不是因为他留下来的作品，主要是钦佩他的为人。这位文学形式的变革者，也就是短歌和徘句的革新者。正冈子规的思想与行动——主要不是通过他的歌论、徘句，而是讲授芜村②的讲义，在歌会、徘句会上的谈论记录，以及写给门下弟子那些恳切叮咛的信件，这些更能打动读者之心——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我爱诵的短歌是佐夫和节，徘句为虚子。子规的短歌、徘句，无一不是成功之作，他为了使它们给人以天籁之声的感受，力求声调优美无与伦比，这也许是他短命的缘故。实际上我是在子规逝世之后才常有如此感怀，被他那难分生涯、人格、个性的短歌和徘句吸引的。对于艺术上的俄罗斯形式主义为主，以方法论为自己准则的我来说，简直是有些滑稽，但实际上确实如此。加上我置身于经常和子规交谈与书信往来的他那门人弟子们之间，谈论他们之间的谈话和书信内容，所以实际上我是一个受他教育的人，也就是以一位受教育者理解他的。因此，我也理所当然地了解了子规当之无愧的导师所具备的一位教育者的一切性格。

①正冈子规（１８６７——１９０２），别名獭祭书屋主人。生于爱媛县松山市。东京大学国文系中途退学。徘句改革运动的提倡者。代表作有徘句集《寒山落木》，歌集《竹乡俚歌》。徘句论著《獭祭书屋徘话》，随笔有《一滴墨汁》、《病床》、《六尺》等——译注。

②与谢芜村（１７１６—１７８３），江户中期的徘句家、画家，摄州人。代表作有徘句集《芜村七部集》、《摘新花》、《夜半乐》（包括著名的《春风马蹄曲》）。绘画有《十宜帖》、《竹溪访隐图》等等——译注。

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我曾把明治２８年①当时子规以及他周围人们的事迹，国家、国际的动态，做成力所能及十分详细的一览表，首先是编写卡片。这个一览表详细记载子规经历了严重的健康危机和精神危机，终于活了下来，直到甲午战争结束。我想通过这项工作探索他在陷于危机的当时是靠什么活下来的——既然当时我还年轻，这想法也许难免有些夸张——的问题，在集中精力制作资料卡片的过程中，这想法始终保持到底。我的希望没有落空，通过编制一览表的过程，使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受到真正的鼓励。

①即１８９５年——译注。

然而我不可能把子规克服危机的方法学到手，所以我想，对于子规这个典范，虽然非常敬佩，但只能另选典范，作为自己生活与奋斗的目标。现在回想起来，想看出子规自觉认识出危机并克服危机这一典范的自己，显然是个受教育者类型的人，而子规却是不论处在什么危机之中，都是作为一名教育者而勉励自己并鼓舞别人的，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了。１８９５年，子规已经是一位文学家了，他肩负起重大的工作，但当时他只有２８岁，这一年他经历的危机可以说是他一生中的转换期。这一年他得偿夙愿作为《日本》报社的从军记者，到了甲午战争的前线。把一个病弱文人送到国外战场上去，当时《日本》新闻社老板陆羯南是曾经反对的，但子规坚决要去，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实现从军记者愿望之后的子规写给朋友虚子和碧梧桐的信上，的确是以教育者的文笔叙述了参加社会的意图：“仆不知以从军一事有助于雅事，仆亦不知以此有助于俗事，亦不知对雅事、俗事均有所助，然仆期于二者之中得其一也。”

这里所说的雅事指的就是文学，就是“作诗文小说”。俗事指的是“编辑文学书，教育文学者”。对于这两者均无明确的成算，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战争胜利之后，国家在产业、学术、艺术均有新的发展。”吾人有志于文学者，岂可不适应之而作使其发展之准备乎！”然而对他的年轻朋友述说自己的意图，是为了作为教育者写下下列一番话的布局。子规和虚子是见了面的，但是临别时却给了他一封信，说是请他以后从从容容地读，那写在四张古式信纸上的信是这样说的：“今日相别，预期数月重逢剪烛莺巷草庐畅谈之日，足下已成学问文章均令人惊异者。仆如志未遂而身先死，则遂吾之志成吾之业者，舍足下而无可求者也。如蒙足下允诺，幸甚。”

出发之日迫在眼前，出发之地在广岛，正做动身前的准备时，对文学颇有野心、比他小４岁的从弟藤野古白来访，他同子规之间心理上的纠葛的情景，在场的虚子有所记述。从古白来看，兄弟之间紧张的原因是，仍不得志的自己对于文坛上已经成名、此次又被选为从军记者的从兄一定心怀嫉妒。这一点，后来子规也有此忖度。另一个紧张的原因可能是古白向他发出要求救助的信号，但没有直率地表述。

子规在广岛等待出发的时候，就接到古白企图用手枪自杀未果而受重伤的通知。但是子规只用从军记者装束的照片表示慰问之情，就乘船出发了。古白对于教育者的子规，自己缺乏受教育者的能力，这么说固然无情，但是却不能不这么说。

“翌年秋季”的短歌上有这样一句：“木偶来护树，台风过后花更白”。子规在前书作了这样的记载：“松山田宅一角划出两三尺之地，栽上树苗，摆上木偶，此小儿之戏，称之为木偶护树。”这是怀念自杀的古白写的。子规后来编的《古白遗稿》编者后记里说，儿童时代在一起玩耍的古白，给他的心刻上了深深的伤痕：“……有一次，古白把我最喜欢的木偶护树的园景中小梅树苗全给拔了，我忍无可忍狠狠地揍了他。母亲痛加斥责。从此以后我就不愿意和他在一起了。从此我也知道，古白爱破坏的性格根本不能见容于我。”

即使这样，后来古白继子规之后去了东京，对于想当文学家的青年古白，子规仍以骨肉之情接纳了他。古白常和集体宿舍的同学闹摩擦，而且也不认真地学。这时的子规，他那教育者的本性无法保持沉默。子规约古白去向岛散步，借机谈了他的意见：

你得定下学习的目的。目的一定下来，就要坚持不懈地朝着目的前进。现在不为一生之计，老了就该后悔了。我的话说了一半，一直低头不语的他，眼泪巴哒巴哒地掉下来，他哭了。我没有申斥他，也没有命令他，依旧心情愉快地和他谈下去。但古白哭出声来。我不解其意。这个令人不可解的谜自幼就存在于古白的头脑中，直到他死也没有任何人能解开。

这个令人不可解的谜，是和受教育的能力相反的，这样看大致不会错。因为古白的性格是和子规不能相容的，不是别的什么，用子规的教育理念一比照就一清二楚。《病床谵语》中，按照子规的分类癖，他把教育分成六项之后，认为学校教育只能给学生智育、技育，也就是给予知识锻炼技术的教育。他谈自己若有机会——“如果我有两顷地”，意思是说如有若干恒产，我将退到麦青风暖之处——必定试行德育、美育、智育、体育等项教育。

美育本来是为了发展美的感情，如果行之有法，据子规给它下的定义是，“间接地发扬慈悲性而排斥残酷性”。幼时拔掉院子里梅树苗的古白，到了青春时竟然在学生窗舍动刀子。子规认为古白是缺少慈悲性，没有克服残酷性，也就是养育上失败的人。

气育是提高意志的教育。子规很清楚，“不屈不挠贯彻初志”，“抑一时之私情，成就百岁之事业”，这些品质都是由气育创造和加强的。子规想再次提醒青年古白，让他自己对自己进行气育。而且，这样的谈话，也合乎子规的性格，对于教育者的子规来说，自然也是愉快的谈话。但是对于缺乏受教育者的能力——基本上是品质上的缺陷——的古白来说，只有落泪，他当时的反应使子规茫然。

从军归来的船上子规就开始咯血，这是恶劣的生活条件造成的，船上咯血，成了他于病床上终其一生的开端。在神户和须磨两地，使子规从危险状态中摆脱出来而苦斗执着于生命的力量，不是别的，只是他认识到，自己必须致力于文学革新，虽然自己已经卧病，这个使命仍然是他的紧急课题，并且无论如何也得培养出文学革新运动的后继者，总而言之，仍然是作为一位教育者的热情。

年底见到五百木飘亭，他再次要求虚子作后继者的信，已经广为大家所知，但是他和五百木的谈话还是从他在养病期间，以一位教育者同虚子所谈的内容谈起。“小生在须磨时对他谆谆忠告，甚至曾明告虚子，吾之后继者乃汝也。当时之虚子亦略示决心于吾。小生内心颇喜，不禁暗唱文学万岁。”但是，“上月归京时仔细观察虚子举动，见其依然是旧时之吴下阿蒙。小生对其忠告，惟有学问二字。学问一词，出小生之口入虚子之耳者，已逾数百余次。吾已下定决心，于须磨之忠告乃最后之忠告也，而虚子依然故我之态，令小生为之呆然。”

子规为了对虚子作最后一次的劝告，约他同去道灌山，像对待古白那样，与他长谈，目的是鼓舞他追求学问的意志和担起后继者担子的愿望，但最后还是把虚子放弃了。于是他以一个教育者对飘亭加强指教，促使他注意来自各方的挑战。应该提到，子规放弃了虚子之后仍然把他和碧梧桐当作至近的门下弟子，长时期在病床上同他谈论学问，通过这项活动对他们继续进行教育。由此可见，子规的确是一位彻底的教育者。

他给虚子的信上有这样的话：

可与吾谈心者惟足下耳。前途希望良多，文学目前尚处于混乱状态……以往虽然为此舍死忘生仍感孤立，但自立之心依旧坚强。死期日益迫近，然而文学却逐渐进入佳境。

作为教育者的子规，只要打算和别人谈论什么问题，总是以对等的、民主的姿态对待。这对于受教育者颇感负担过重这一点，不论古白也不论虚子，都是有此经验的。古白虽然自杀了，但是子规对于虚子一再提携，不是促其学问上的长进，而是在别的方面下力关照，必须提到，虚子也未负所期。关于他的谈论内容，不仅前面提到的《芜村句集讲义》等等有直接表现，而是也是全部子规文学表现之根本。

我就是通过这些谈论的文章，读柏拉图的对话篇时——我每年都受柏拉图的吸引，可能和通过布莱克及其研究者雷茵的介绍，受欧洲密教思想的传统吸引力有关——总感觉到，子规起了充分理解该对话篇的媒介作用。总而言之，我是通过子规才倾心于不仅是学问方面，而且在所有人生风范仪礼方面也是教育者的苏格拉底。

为了展示具体例子，选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一向被认为教育者、受教育者必读课本上关于灵魂的对话《派顿》。可能谁都这样，我从年轻时候起就（喜欢读）罗马时代的全集以来一直列为卷首的《为苏格拉底辨明是非》、《耶乌杜普伦》、《克里顿》、《派顿》等等。苏格拉底被梅莱特斯一帮人告发的公元前３９９年，开庭宣判之前的预审期间，和前来揭发他父亲的耶乌杜普伦交谈了虔诚，从好歹终于使年轻人幡然醒悟的《耶乌杜普伦》，到宣判与确定死刑，并且告知市民，足以使人想象出法庭全部情景的《为苏格拉底明辨是非》，以及和苏格拉底从少年时代起就一直是他的好朋友，而且家庭富裕的克里顿之间，曾有关于应该如何行动的详细对话，对于这位旧友劝他越狱逃亡一事，苏格拉底从论理上予以拒绝，在彼此对知的理解之下等待死刑的《克里顿》。接着便是描写等待死刑到来之日的漫长期间，谈论内容极其丰富的《派顿》，这样的作品，使我这小说世界里的人特别感到完善而且出色地作了提炼和加工。尽管它是远在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著作。（岩波书店版《柏拉图全集》）虽然我对上述诸作关心，而且立刻就能表达出来，但是我并没有模仿哲学家的方法，倒是打算以读小说的方法，看戏剧性地展开的对话篇全部韵律。对话是在苏格拉底死后隔了一段时间，地点也是远离雅典的伯罗奈尼撒半岛东北部一个小镇进行的，当地人埃克库拉泰斯央求曾经亲眼目睹苏格拉底之死的青年派顿说一说当时的情况，派顿其人曾经因为战争的原因当了奴隶，在雅典操贱业，他知道苏格拉底的为人，他得到克里顿等富裕的朋友帮助获得自由便学习哲学一事，我以为这是一个极好的背景。

苏格拉底终于把那杯毒洒一饮而尽。那是人们心目中实在漫长的一天。许多人谈论这件事，人们要求当时在场的派顿原原本本地把他亲眼目睹的情况告诉大家。派顿说：“我说一说吧。当时我在场，一种奇妙的情绪困扰着我。我是亲眼目睹亲密的人即将告别人世的，但我却没有哀悼的情绪。埃克库拉泰斯，你问我为什么吗？我以为他挺幸福。我从他的表情和他的话里，清楚地感到这一点。实话实说，那态度是多么泰然自若啊，那才是慷慨就义呢。于是我想，他去见哈得斯①时，神也得另眼相看，也就是说，一定得到神的关照。所以我想，他一到了那里，一定幸福，能受到神关照的人，最合适的莫过于他了。事实上就是因为这个，置身于那令人悲痛的场面的人，按理说当然感到悲伤，但是我却根本没有哀悼的情绪。不过，话虽这么说，想起往常跟着他求知识的活动中度过的时间——事实上那一类的谈论也曾有过——那种高兴劲儿也不会再有了。啊，反正这么说吧，我是被莫名其妙的感情一直支配着的。我觉得他幸福，所以心里高兴，但是想到他过不了多大工夫就会死去，又心里痛苦，总而言之，从来没有过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情包围了我。我想也可以这样说，我这种心情是当时在场的人共有的。有时我想笑，可是有时却立刻泪流满面。”

①希腊神话中主宰阴间的冥王——译注。

派顿如此生动的叙述之中，自然而然地发展成灵魂不灭、灵魂不散不失，魂有归处，以及重新托生的思考——我逐渐地希望它朝着密教的观照方向发展——而成为对柏拉图思想核心之一《梅诺翁》上论述的回忆，从而作为灵魂不灭的论证。人通过行为之美以及强有力的谈论，才能彼此深刻理解，不论教育者或者被教育者一起达到颠峰，如此境界的乐趣才是非同寻常可比的。

不过现在我想明确的是和本来的情节有些脱离，也就是对于有关传达苏格拉底的动作或表情的描写。据派顿说，苏格拉底用那些动作、表情本来是为了使谈论的对方的思考活跃起来，所以才用和思想语言难以区别的行动进行的。

在这之前，因为要延期执行死刑，派往泰罗斯岛的祭使之船回来了，获悉执行死刑的日子到来的朋友们，一大早就跑到监狱，任刑务委员的１１人给苏格拉底松了绑，告诉他，接到通知说今天还让你活一天。派顿就是其中之一。

一进去就看见，刚松了绑的苏格拉底和他旁边的库桑梯贝——您当然知道啦——抱着他的孩子坐着。库桑梯贝看了看我们就哭了，这种场合女人总是有许多话要说的。／“啊，苏格拉底，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啦。这些亲朋好友有话要跟你说，你也有话想跟他们说。”于是苏格拉底瞧了克里顿一眼，然后说：“克利顿，哪一位都行，请你把她带回家去。”于是克利顿的随从们就把那捶胸顿足哭喊着的女人带走了。苏格拉底从躺椅上坐起，屈一条腿，用一只手揉它，于是边揉腿边说。／“诸位，人们通常所称的快乐，实实在在够奇妙的了。它和通常称之为它的对立物的痛苦，不可思议地与生俱来一般连在一起。……直到刚才，脚镣把我的脚脖弄得痛苦不堪，可现在呢，痛苦劲头一过它倒舒服起来了。”

随后便是苏格拉底和他的谈话对手高谈阔论，甚至使对方为之笑出声来。这样，关于灵魂不灭的论证越过了一座山之后，在论理上虽然有些不够精细之处，但直率而且大胆发言的青年人西米阿斯提出了反论。“于是苏格拉底像往常那样，瞪大了眼睛，而且面带微笑，然后说：‘西米阿斯说的对。不过，在这儿的诸位之中，有没有比我更好地打开一条道路的？啊，没人回答？这就是说，实际上你们已经看到，西米阿斯对我们以往的议论已经进行了非同寻常的攻击啦。”对于苏格拉底作为一位教育者别具一格的态度，派顿曾经直接对他的谈话对手埃克库拉泰斯评论过。内容无非是长时间的愉快谈论彼此意见已经取得一致，但随之另生龃龉，有所反复而遇到暗礁，为此而感到不愉快时苏格拉底是怎样处理的。

苏格拉底使我感叹不已的事，在这之前那是很多的，不过，像我在他身旁时那样打动人心的情况还从未有过。当然，像他那样的人，回答时从不理屈词穷，本来已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我之所以对他特别敬佩的，首先是因为对于那两个年轻人的议论他的确是心情舒畅，以满怀善意和赞赏的态度接受下来这件事。还有就是我们由于这两个人的议论，大家是一种什么心态呢？说来的确是感到尖锐的，但是治好了我们的毛病。说起当时的我们，简直像吃了败仗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士兵，结果被召唤回来，重新加入战斗行列，朝着考察议论的方向走去。

说这像演戏也未尝不可，经过这样的过程之后，把谈论推向再次使大家确信灵魂不灭的美好论证之后，苏格拉底仿佛朗诵神话一般谈了灵魂超越死亡住于另一世界的构造，把那足以致死的毒药端起向神祈祷之后，一口喝光。“‘……仿佛从这个世界迁居于另一住处而高高兴兴地上路一般……。这简直就是我此时此刻所祈祷的。事实就是如此。’”

人们表现出哀思万缕的时候，对此给予责备的却是即将走上死亡之路的苏格拉底本人。“他说，‘你们这是干什么！真让我吃惊啊，诸位！’‘老实说，我之所以把妻子打发回去，就是不想看到出这种差错，这是我最放心不下的事。因为我知道，死最好是在静谧之中完成。好啦，给我安静下来，要是不停止的话……。’／听了这话，我们也觉得脸上挂不住，只好强忍住哭泣。他不停地踱步，过了一阵子，脚步显得沉重，于是按照执行人员的指示行事……仰面朝天躺下了。”

随后是阿斯克雷鲍斯把供医疗之神然而并未完成任务的那只鸡交给克里顿，告诉他苏格拉底已死。到此为止，柏拉图立即结束了对话篇。尽管我引用了这么多，但是否很好地传达出一位教育者典型的表情、举止，心里还是没底。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派顿的叙述中所表现的柏拉图面对苏格拉底的像，总是说他这位一生中的老师是因为癌症去世的，在他那异常深刻的印象中，是否能保得住客观的说服性，简直是无话可说。

即便如此，在这次现职教师们的集会上，我想讲一讲对于《派顿》的上述理解。然后向这些实际上已成专家的教育者们提出问题：这里提到的教育者、被教育者彼此之间的行为，从古希腊到我国今天的教育界，活生生的鲜血是否依旧相通。

因为——很难说没人称这纯粹是幻想，而且我也知道这有几分滑稽——我想起接触过以柏拉图的对话为人的思考规范式模范人物，而且几乎经常地以苏格拉底勉励青年们，我自己战后立刻住进位于森林中一个峡谷的村庄，在那里我经历的教育。讲演会之后的恳谈会上，虽然有人不无嘲讽地说我的讲演是作家想象力的飞跃，但是我还打算谈一谈另一部足以给受教育者增色的文学作品。

这作品就是福克纳还没有收进他的短篇集——有时作为长篇的一部分，有时作为特别版而收进别的作品之中，总之，未收录的理由多种多样，现在把这类作品汇编成一册（“UnCcollected stories of W·F” Vintage Books）——的《早晨的赛跑》这个短篇。内容描写的是：被双亲抛弃的十二岁的少年同收养他的农场主，为每年一次花两周时间的狩猎进入大森林。他们发现一只大公鹿，与其说为了抓住这条公鹿，倒不如说他俩各自全力以赴地展开一场竞走比赛。但是，追得这公鹿精疲力竭无法逃脱的时候，农场主却不想杀死眼前的公鹿了。和农场主共骑一匹马的少年也认为应该如此。农场主以自然和人的关系教育了少年之后，就和他们一同前来狩猎的伙伴分了手，后来两人之间的亲切谈话之中有这样一段。

“对！”我这么说。“我们现在就必须动手的是明年种庄稼的准备工作，说话之间十一月就到了。”／“你就别管来年种庄稼的事啦”阿奈斯特先生这么说。“你去上学！”／乍一听我还以为听错了，所以我问：“您说什么？”“我？去上学？”／阿奈斯特先生说：“对！”“你总得出息成个什么才行啊！”／我说：“当然。我现在就这么干哪。我现在既是猎人又是农人，就跟你一样。”／“不对！”阿奈斯特先生接着说：“光这样已经算不了什么啦。哪个男子汉不是农场的活干十一个月，半个月打猎？那也曾经是好时光哪。可现在不行啦。现在只干农场和只会打猎已经算不了什么出息啦。你得干对人类有益的事才行！”我问：“对人类？”

战败不久的农村，新制中学的授课主要是农业。不仅上实业课的时间，就是新设的社会课的时间也被农业课占用。此外还上新宪法课，还有少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事要做，垒球部的事也得干。当时我还是一个少年，追公鹿打猎的事很吸引人，而且教育者的教师们全是外行。但是，我觉得从他们那里听到的福克纳写的那些话，却对我决定自己以后的生活道路起了重大作用。对于福克纳所说的作有益于人类的工作这句话，从来就是按该话的原意理解的，勤勤恳恳地、谨谨慎慎地从事自己的工作，３５年前是这么理解的，现在依然这样理解……”You go to belong to the business of mankind．”

——待续

八　“某种乐趣”及其相反

中野重治是１９７９年夏季逝世的，初秋的葬礼，各种野花装点祭坛，那气氛的确符合诗人中野，那红花使人觉得任赡派给了我，我便以中野重治的作品“某种乐趣”为题作了准备。但是，刚读完作为讲话的前提而引用原作的几个段落，那位仿佛身居要津的文化官僚型的司仪就发出已经没有时间的信号，结果主题落了空。今年秋季举行中野逝后五周年集会，这次因为多给了一些时间，所以打算重新讲讲这个题目。

“某种乐趣”这句话，不言而喻，是从中野重治的短篇作品中摘来的话，我以为像中野那样坚毅的思想家，以这样单纯而朴素的表现，不仅显示出中野其人的骨骼，而且内容之有趣也表明了这位文学家独特的风格。因此，我想通过这一小小的机会，以一个后进作家的身分谈一谈对中野的看法。中野重治１９６０年发表了《日暮》和《某种乐趣》两个短篇。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敬爱这位作家，而同他见面是在反对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美国如何使日本更广更深地参加它的核战略，从载有核弹的托马霍克号军舰的入港问题就能看得十分清楚——的群众运动的时候，当时参加这一运动的阶层非常广泛，文学家当然是此项运动的参加者。我已经读了他这两个短篇，那时就觉得中野重治必须是这样的人！实际上他确实是这样的人，而且超过了我的期待。所以我觉得文如其人，越发觉得《某种乐趣》更有意义，以后凡是有中野讲话的集会，一定兴高采烈地前往。当时我的年龄正好是现在的一半，回忆当时，倍觉亲切。

不妨重读一下《日暮》。这部作品的中心内容是中野积累多年的一个男人内心世界，中野写这篇作品时已经是五十八岁了。“‘不是什么日暮而道远。是道近了然而也日暮了。暮色越来越浓……’／‘说到道，这道又是什么呢？无非是该作的事吧。既然这样，何必分远近……’／‘道就在近处’这话我脑子里也有，可是连近的我也没有作。大概‘道远’的道和‘道在近处’的道是不同的。连非常之近的道我也没有作到。”

他在这之前不久，遇到一个面色苍白的三十二、三岁的男人，大衣的前胸处揣着一个沉沉入睡的女婴，隔着不太远的距离向他打听去一个远地方该怎么走。他告诉那人之后站在那里一直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不禁心潮起伏。“那男人向我轻轻地点头道谢，然后飘飘然地走了。他揣在胸前的女婴大概只有两岁或者两岁半，他整个身躯仿佛像个影子轻飘飘地走去。看来他身无分文，即使早饭已经吃过，那以后肯定什么都没有吃。那孩子似乎也是空着肚子，有气无力地沉沉地睡着。这是怎么啦？怎么回事？一定出了什么意外吧……”

于是我就像往常惯例那样，把那男人的事搁置起来出了家门。“像往常惯例那样，这实在是要命的毛病”，自己虽然这么想过，但毕竟毫无办法。那男人的脸色足够地显示战争与战争刚刚结束时的营养失调。他已经没话了，实际上是此人本来就不爱说话还是有别的原因，反正当时他就是这副模样。他说要去荻洼，可是他从哪里来的呢？看不出他那孩子是当囮子用来骗人的……文化水平低，孤独，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幸，干脆利落地全家自杀的人们不断出现的低谷时期……总而言之，一个接一个，仿佛摩肩接踵似地跑去，我就是这副模样，眼下该怎么办呢？论年纪不老不小，只好匆匆忙忙龌龌龊龊地往前奔吧。这么匆匆忙忙龌龌龊龊，能说道近了么？能说是在道上么？是在道上呢，还是离开了道？连我本人也模模糊糊看不清了。

这位顾虑重重的汉子出了家门之后，打算思考与他处境相同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遇上了也许是同样只顾外表不看实际而不得不奔波忙碌的旧朋友，于是站着说了几句话又匆匆道别了。

我从涩谷上车到新宿下的。／嗓子干得刷拉刷拉的，我想找个喝水的地方。／原来眼前就有，我大摇大摆地走过去。／这时，我看见一位姑娘比我快了一步朝那边走去。是个女学生吧，也许是一位上班的姑娘。她穿着外套，一双黑皮鞋，大步走去。偏巧一个男人在那里正喝水，水在不停地向上喷，那姑娘便不再等候上对面去了。／那姑娘来到那塔形的水盘式饮水处停下来，弯下腰，用右手拧了一水龙头开关，使它弯过来，然后才嘴就着那开关喝水。／我有些幸福感，因为那姑娘太爱干净了……／她喝完了以后轮到我，喝完我擦了擦嘴边便又匆匆跑开了……

这个我有些幸福感就是“某种乐趣”的感受，这里先说这么多，接下去谈短篇小说《某种乐趣》。“芝麻大的事尽管颇有意义，但是把它大吹一通也不好。因为那只不过是稍微有趣而已”，这就是本篇的意义所在。

这个短篇完成之前，人物还是可称之为昨天今天的中野本人，参加一个欢迎来自中国的文化代表团，席上的谈话中有“卿”这个字，翻译是优秀的，本该马上就能说出它是公卿的“卿”，但毕竟是青年人，看得出知识不足。随后又出席欢迎来自中国的鲁迅夫人许广平、剧作家曹禺的会，也出现了与前一个会十分相似的传达语义受阻的情况。

白发的许广平半是注视着日本主人那一边，上身略微前倾和曹禺耳语了一两句话，许广平那上了年纪的脸上微红，曹禺笑着点了点头。那风采显得很美。

原来曹禺那时年轻，所谈的事不知道，他没有读过，然而许广平知道。大概她读过那方面的书，很年轻的时候就读过，很年轻的时候读过而且记住了。她说：“喂，是园朝啊。”还说：“……也就是石川五右卫门。”她并没有觉得不该插话，只是略显羞涩……

看那气氛，和那些话一样有趣。高等奢侈一般的有趣，“什么公卿的卿啦，可说起来卿是什么？公卿又是什么？对这些词毫无所知的青年人当然无从理解……”想到这些我觉得很有趣。

随后是日本文化人同苏联作家的会，久居日本的女画家布布诺娃插话给翻不过来的翻译土方帮忙，而且自己颇有些难为情。“‘喂，是指那个事……”／我知道她指出的不会错，但是，她跟土方说话时用的是日语还是俄语，我就听不出来了。因为连坐在她旁边的人都听不清楚的低声交谈，也许是她原本就是只要让土方听明白就行。上年纪人羞涩的表情是很敏锐的。许广平面孔有些微红，羞涩的表情十分明显，相比之下，布布诺娃脸色虽然未变，但内心似乎有些羞怯。／土方继续翻下去，似乎他从布布诺娃那里得到启示继续翻下去的。……不料布布诺娃又说了一声：‘喂，是指那回事！……”她本来是极力压低声调，但话一出口就变了，为此而感到羞涩的表情，我觉得实在有趣。”

后来布布诺娃回她的祖国去了，她从自己坐的那艘船的船名想起一个男人。她去中国旅行时，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她同一位苏联青年谈过话，因为那青年和列宁全集上也曾出现过的一位革命家同名，然而他自己却不知道那位革命家。布布诺娃发觉之后仔细一看才知道，那船是为纪念那位革命家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苏联青年向他父亲说有个日本人问过他的名字的事，“你说什么？……“你说你不知道巴布什金？你连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这位彼得堡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工人革命家的名字都不知道？……”可以想象那位父亲大声回应的模样。

话虽如此，让新人们查问新人们不知道的旧事，效果一定错不了。效果好的事，效果差的事莫不如此。白发而略胖的许广平以羞涩泛红的面色同曹禺耳语，白发略瘦的布布诺娃很不好意思地给土方的启示。事情本身并没什么，但那神态却让我很感兴趣。称之为兴趣是否合适不知道，反正我是觉得有兴趣的。

他之所以预先写了同第一个短篇结尾的有些幸福感、“某种乐趣”相对立、也就是同它正好相反的东西，是因为这个社会依然照旧制造如此软弱的人，而且是把大人孩子组合在一起。不停地生产文化水平低、孤独、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幸，干脆利落地全家自杀的人们不断出现的低谷，不是什么别的，就是我们的现代社会。

结果被推到这样的两难境地：自己正是为了改造这样的社会才劳动，但是也不能边把这些表现一个一个摆在脑子里并且深深地挖掘下去边干工作。而且这样思考生活意义也会妨碍“某些乐趣”。也许可以这样说，正因为这种思考强烈，这个男人才渴望“某种乐趣”。结果是，这么匆匆忙龌龌龊龊，能说道近了么？能说是在道上么？是在道上呢，还是离开了道？连我本人也模模糊糊看不清了。

心里干渴的他，嗓子干得刷拉刷拉而去了饮水处，看到一位年轻姑娘嘴对嘴地俯就着水龙头喝水，看到她那副姿态，本人感到“某种乐趣”。这个美好的短篇和中野另一部以构成中野人类观核心的价值，通过“某种乐趣”这面镜子看得清清楚楚的短篇，在中野逝世之后不久举行的集会上，重新读了这两部作品，使人想起，他对于妨碍“某种乐趣”的人们那些事情，以这两个短篇组成了揭发他们的论点。

中野重治的一生是怎样抗拒反对“某种乐趣”的事物，而且面对绝对优势的对手是如何给予艰巨抵抗的，只要看一看他的简单年谱就一目了然。

明治３５年即１９０２年，中野生于福井县一个自作农兼小地主之家，１９２６年东京大学新人会派他到共同印刷厂领导罢工。这完全是和“某种乐趣”相反一方的社会势力作斗争的工作。３年之后，他成了第一届众议院普选的候补议员，为前往支援工农党的大山郁夫，于高松遭到逮捕。这一年，他出席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研讨会时被逮捕。他同反对“某种乐趣”的势力的斗争，早在昭和年代①尚未开始和刚刚开始的初期，就投身于反抗强权的斗争了。昭和５年即１９３０年，他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嫌疑罪遭逮捕，被保释的第二年参加日本共产党，次年移送丰多摩监狱，判两年监禁。直到战败投降为止，他一直忍受着“保护观察处分”①的折磨，官宪也禁止他写作，战败的消息是他４３岁那年再次应征入伍成为一介士兵时听到的。

①１９２６—１９９０年——译注。

①对犯人不起诉处分者或缓期执行者，实行假释，但由“特定的人”观察指导，以期其自新。实际上就是监视其行动——译注。

昭和２２年，中野由共产常推荐为参议院议员候选人，结果当选。翌年福井大地震，他前往调查和救援，在美军占领的情况下，尽管他身为议员，却被当地的美国占领军逮捕而押送回东京。和反对“某种乐趣”者一直战斗不息的中野，昭和３９年却被日本共产党开除党籍。

中野重治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对手从国家权力到先锋政党的官僚主义，可以说多种多样。被开除党籍的３年之前，正在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斗争中的中野的思想，可以理解为如实地反映于前述两个短篇里了。“某种乐趣”似乎能解除“我”的极度干渴一般。我有些幸福感。那姑娘太爱干净了……

／她喝完了轮到我，喝完我擦了擦嘴边便又匆匆跑开了……

怀念中野重治的一生并重读他的作品，为了在纪念他逝世五周年的会上讲话作准备，这次不打算谈妨碍“某种乐趣”的事物，主要内容是使中野内心涌起微笑并给他以鼓励的“某种乐趣”的本身。

“某种乐趣”这朴素而单纯的说法，表现了历经复杂多变的生活磨难终于达到理性世界的中野其人。而且，传达给我们的是真实，同时也让我们受到“某种乐趣”的感染。从朴素的单纯之中，可以看出中野描写人的文学总体的巨大和确实。这次我想谈的就是从这“某种乐趣”中看到的对世界的把握，对人的把握，才是文学的特性。

关于中野重治的生涯和工作，卓越而周到的论考相继出现。通过这些论考，自然而然地到达深入研究中野的几多途径。然而中野重治一直和制造反对“某种乐趣”的社会斗争，他的工作只是表现了“某种乐趣”，但是却有充分的重要意义。我想反复强调，这些地方才是文学的有趣之处。这才是我向中野重治学习的所在。

从前边的引用文字中大概已经理解到，“某种乐趣”的另一主题是老年一代同青年一代之间文化上的断裂，以旧的一代的生活感觉水平所知道的事情，年轻一代却了解得很差。比如，翻译现场上语言与语言对译时的无从理解，就是具体表现。革命后新一代的生活感觉中，对于早期革命家的名字已经无缘了。中野对于这种断裂未必仅仅否定，而是以宽容的眼光对待。他认为，不知道也不要紧。创造新事物的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是无可避免的，那不要紧。如果没有这种情况甚至还不行。但是，尽管如此，对于空白视而不见，对于断裂听其自然，那也不行。

中野逝世五周年的集会上，我的目的是向此后创造新事物的年轻一代说说话，所以，从表现中野幼年与少年时代的《梨花》，直到反映被开除党籍之后那漫长日子的《甲乙丙丁》，总能找得到——不仅小说，随笔就更无须多说，即使评论文章，从他的思考、论述的文风本身，都能引起读者幸福的微笑——“某种乐趣”，所以我呼吁大家要接受这“某种乐趣”，以此为起点，这样，自然就不会有对于空白视而不见，对于断裂听其自然的事了。

这年的８月５日夜，我躺在从这里能够望见纪念原子弹灾害的那圆顶穹窿遗址的旅馆床上，眼睛凝视着昏暗，想着每次来广岛都给我以鼓舞的重藤文夫原子病医院院长，以及金井利博中国新闻社论委员。这两位已经逝世了。由此而来的感伤情绪一直纠缠着我。阳光普照的和平公园里，青年们正在为了明天的表演而练习管弦乐。宣传车播放着军歌开过去，那音量放大到正常的十几倍，几乎使全市都能听得见，可能是由于器械精良的缘故，声音并不破。同时播放演说：为什么反对保护日本的美国核武器？拿苏联钱的那些家伙们明天就要举行动员大会……如此内容的演说始终不停，音量高昂的大嚷大叫，听来原是所谓忧国派指斥国家主义的自立哪里去了的感事伤情的呼喊。

这时，我被床头收音机的广播吸引，终于坐起来，拧大音量，开始收听时事广播。这是广岛广播电台“阿保机——原子弹孤儿，颠沛的青春”节目。一个中年男子用浓重的大阪口音叙说着他的来历，女播音员不时插上几句解说词这样一种形式的节目，那中年男人说的话并不粗糙，大概是想把过去传奇式的经验说个一清二楚，所以每句话都发音很强，而且逐渐地有些气喘。看得出，讲话的人是个吃过苦的，然而也是一个为人朴实无华的人。

他讲的经历确实令人吃惊。此人现在在一个制造不锈钢洗碗槽工厂干活，老婆加上５个孩子，一家７口住在市营住宅，他的日常生活反倒令人难以置信。他的故事是他乘上阔别３９年的下关到釜山的班轮前往韩国的汉城，一路上边走边回忆的形式构成的。

《朝日新闻》社广岛分社拍的纪实电视片“每个人的战争·广岛”（最近，作为岩波新书由岩波书店出版）之中，因为叙述者“原子弹孤儿”现为工人的４７岁的友田典弘的电视片我看过，我想这里不妨说说友田先生的经历。

昭和２０年，友田的家就在以前的安川东侧沿河的大手町，因为战争期间的防火措施而被拆除了，儿童本来是疏散到乡下去的，他因为要和母亲在一起又从乡下回来了，结果遇上了８月６日这一天。那天他去上学，袋町国民学校距爆炸中心４８０米，他遭到爆炸之所以没死，是因为他当时正在钢筋混凝土校舍地下室的脱鞋处。“我在学校地下室看到的闪光简直没法形容。好像一个大电灯泡砰地一声炸了，白光一闪，一瞬之间眼前一片雪白。”“除了上街道救护所领饭团子的时间之外，每天每日到处找我的母亲。到处堆着死尸，我一个死尸一个死尸地查。晚上住在楼房的地下室或者学校的废游泳池。记不得这种日子过了几天，有一天在街上见到一个熟悉的朝鲜人，他是以前曾经租住我家房屋的鞋匠金山三郎。／和他偶然相见，整个改变了我以后的生活。”

他们在京桥川的桥旁搭了个小棚子，两人就住在里边。这期间金山说要回国，友田下定决心要求金山带他走。从８月底到９月初，金山带着少年友田从广岛动身去了开往釜山的船码头。金山嘱咐他，绝对别说日本话，只喊我“阿保机”（爸爸）。

开往釜山的船是条大货船。船底上全铺着木板，几百个人大声说话，大声欢笑，热闹极了。现在回想起来，那船底的朝鲜人一定是为了能回到他们祖国满怀解放感吧，可惜我听不懂话。那场面越热闹我心里越没底，总想，他们要干什么呢？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釜山港，我一觉也没有睡，站在甲板上往下一看码头，只见许多警察已经等候在那里。对下船的人每个都问一遍。我很害怕，扯着金山的衣服，不停地喊上船之前教给我的那句“阿保机”。

和金山抵达汉城的友田起了个朝鲜名：金炯进，上了小学，一开头就受到金山兄嫂的白眼，等４０已过的金山结了婚，就立刻受他妻子虐待了。友田到了１３岁，他从家里只拿了一条毯子便出走了。有个叫东大门市场的大自选商场，他从那里偷些萝卜和白薯吃，靠这个活下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韩国的市场很景气。不过汉城的冬天也很冷，他免不了因冻伤而失掉了脚趾。

接下来就是战争。我记得那是昭和２５年的夏天打起来的。北方的军队潮水般涌进汉城，朝鲜战争开始了。坦克在大街上跑，子弹扯着一条红线在夜空中交相飞舞。到处都是市街战的战场。机关枪的响声分不出来自何方。我在市场悄悄弄下的那个窝和市场全化为乌有。／……我也只好向汉城以南３００公里的大邱一步一步拚命地逃。为什么碰上这倒霉的事，真是冤透了。

战后他当上了面包房的伙计，吃住都在那里，算是摆脱了流浪儿的生活。长到２０岁的友田，有一天被征到海军里当兵。“因为原子弹我成了孤儿，来到韩国，成了流浪儿，还得东奔西跑地逃战争之难，好不容易找了个干活的地方想喘口气，又给征去当了兵。为什么我总是这么倒霉？简直没法说！”他退伍之后，向广岛写了几封信，要求承认他是日本人，因此他有了回国的机会。可是当时他已经２４岁了，日本话他只记住“早晨好”、“再见”这么两句。广岛市长浜井信三给他当身份保证人，在广岛市找了工作，但一年之后去了大阪。在一家韩国人开的街道小厂干活，生活虽然苦一些，但是能用韩国话说话了，这对他来说就比什么都强。

从电视片上看，友田已是中年人，娶妻生子。一到夏天，因为原子病作祟，工作效率下降，一直被厂主评价为干活诚实的友田今年请了假，前往韩国，为的是找到金山的下落。金山如果健在，已经有８０岁了，友田打听到的消息只是朝鲜战争刚开始他全家就去了北方……

我听着纪实广播，听叙述者讲他颠沛流离的生活路程中，不由得想起伏尔泰的《老实人或乐观主义》。本来，这个大肆夸张苦难、颠沛的故事，是一部堪称实验伦理道德思想的小说。“被黑人海盗无数次殴打，甚至臀部的肉被割下来。被保加利亚士兵用竹板痛打。宗教裁判遭笞刑，判绞刑，挨解剖，干苦活划橡皮船……”（岩波文库版）

《书简》里也引用了同样的文章，老实人接受哲学大师乐观主义思想的教导，在三番五次的苦难之中也毫不动摇，如果有人问他乐观主义是什么，他总是理直气壮地回答他的看法。“‘啊！’天真汉回答说：‘即使遇到不幸，也把它看作全是善事而且像疯子一般这么说。’”

友田经历过原子弹轰炸和朝鲜战争这样的大灾大难，经历过各种困苦生活的磨炼，终于活了下来，但是他并没有想过一切全是善事。不过，从友田叙述的回忆之中，确实令人感到含有“某种乐趣”的气氛，虽然细微，然而却不乏光采。在化为一片废墟的广岛这片土地上，友田没有一个日本人可以投靠，是朝鲜人金山接受了他，和他一起先搭建窝棚：“好啊，好啊，干得不错！别的不说，得先给咱俩弄个住处！”以后是去日本人大举撤退中的韩国，告诉他，只能叫他“阿保机”，然后带他回去。尽管金山的家人理所当然地指责金山“为什么带个日本人回来？”然而金山却始终庇护着他。正是战争方酣的时候，战况发生了变化，他得以回到汉城，他回到东大门市场看他的旧窝。友田谈到那时的情况是这么说的：“可是到了夜里，几个不相识的孩子就来了。起初我还不知道这些孩子是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他们原来是朝鲜战争中失去双亲的孤儿。从此以后，我这原子弹孤儿就和他们开始了‘共同生活’。”

纪实电视片上也描写了友田在汉城的唱片商店找到２５年前的流行歌“梦中故乡”，放在电唱机上和大家一起唱，以及在他干活的那面包房附近的河滩上吹口琴的镜头，这些当然会唤起友田的哀戚情绪，但是另一方面也有“某种乐趣”。今天的友田生活于大阪市井之中，他的精神支柱就是老实人历经苦难之后反复说的话：“种我们园地要紧”。由此可见，《老实人或乐观主义》和一般激励人的文学作品具有共通的鼓舞人的意义，但同时也把人的生存之沉重摆在人们面前。从友田的回忆中清楚地看出，他和中野重治所写的文化水平低，孤独，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幸，干脆利落地全家自杀的人们根本不同，有真正的人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肯定也是人控告从原子弹直到朝鲜战争、社会罪恶、陷人以悲惨等等的巨大力量。如果用“某种乐趣”这句话提示，可能不怎么响亮。但是，如果通过中野重治的文学作品，再加上友田的经历而充实这句话时，我们是不是就发现，我们已经有了甚至可以说准确而严密的“某种乐趣”的定义？

我曾怀疑过，白天的电视节目常播放平常祭神节日抬的神舆的耍闹，并不怎么令人发笑，但是年轻的观众却像被人挠了胳肢窝似地发笑，如果让这些观众从显像管上每天都看这些，他们就不会感到“某种乐趣”，为了用挠胳肢窝使人发笑以补偿欠缺部分，才采用现场直播的办法。与世界的核体系。恢复“某种乐趣”，甚至应该说这才是最根本的生活目标。

——待续

九　恐怖与希望

法国的历史学家们，以及称之为《年报》杂志派的人们，他们的工作最近以来也集中力量向大众介绍。去年秋天和美国年富力强工作能力正旺的历史学家们生活在同一校园里，他们的工作是写经常教学用的书中一系列文章的第二稿，要求非专业的读者也能看得懂，所以就从卢罗阿·拉杜里的著作开始。前面业已提到，我当时正打算完成《谈日本现代的人道主义者渡边一夫》（岩波研究丛书）一书的定稿，关于法国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的民俗，尽管有渡边一夫以其明确的观点写的东西，但是为了使年轻的读者先掌握一些必要的知识，能够同渡边写的联系起来，所以，研究室和教室的工作一完我就在宿舍的房间里读那些书。我曾读过拉布雷叙述他们的学派创始者之一鲁西安·费贝尔事迹的书，所以读起来熟悉而且愉快。

前面也详细提到，到巴克莱分校前来讲演遍及世界的核状况之下迫在眉睫的核危机的英国历史学家E·P·托姆斯其人，对于问题意识的悲剧性实际情况并不执拗，而是理智性的豁达，性格明朗，讲话强劲有力。我对他印象很深，读过他作为一位历史家工作之一而写的书，总而言之，学问的性质本身创造人的品质，而且他还坚强地反对并抗议核武器，所以我对他怀有充满敬意的信赖。（《魔女与夏里巴里》，新评论社出版）

该论文曾提到的娜塔莉·戴维斯的工作，这篇文章里也有。最近翻译出版的《颠倒的世界》上，出席巴普库克主持的研讨会的文化人类学家以及跨专门领域的学者们之中，看看戴维斯的工作处于领先地位，就完全重新认识清楚托姆斯、戴维斯等等历史学家们的工作，对于使同时代的所有文化问题活性化是多么有效。（岩波书店出版）

他们和她们，以及早已逝世的林达夫在他一生的最后著作中，不是以对话的形式而是独自书写的形式完成的最后作品《精神史》上，无不对于历史家的定义作了如下的规定，而他们和她们是与此定义完全相符的人。“历史家，如果真的名实相符，除了是他人写的‘历史记述’的受用者之外，他必须是一个经常随机应变，或者使时代、时间逆行，或者横向滑行，有时还要把钟表的时针停下来，自由自在跳跃旋转的人。必须事前就要知道，精神史的入门，是强制进行最极端的操作的。如果向古代传统寻求‘精神史’的守护神，那么，既不是缪斯九神之中的库利奥，也不是阿波罗，确实应该是密教元祖的俄耳甫斯，特别是冥界、地上界、天上界的使者海尔梅斯神。”

我正在打算和敬爱的朋友中的学者、艺术家们创办冠以海尔梅斯之名的季刊杂志，希望历史学家们向这个杂志寄稿。我边读渡边一夫的著作，边整理连续讲演的记录，同时也看法国历史学家的工作，这里不妨列举一个颇感具体而且必要的例子如下。渡边一夫的《泰平日记》中，从佛朗索瓦一世时代的一个市民的日记中引用了如下一段：

１５２５年１０月，巴黎发生了令人吃惊的疯狂事件。即：五六个人骑着驴，戴着绿色呢绒头巾，在市内十字街，特别是法院大广场的大理石台前，拿着一张卷轴纸，大喊大叫，念上面各种荒唐话，和演滑稽戏一样，实际上是另有打算。这些人特别喊得凶的是‘国王要死，贤人们隐蔽之，呆子们全出来’，大肆嘲弄揶揄。原因是把监禁在西班牙的国王（佛朗索瓦一世）去世的消息封锁起来不让大家知道的事终于流传开来的结果。……摄政太后要求巴黎市副长官莫兰处罚他们……但是根本没有执行。据传说，这些人是最高法院书记会的书记员。

这件事渡边一夫理解为确如日记作者的结论，是政治意图的行动。也就是被禁止示威游行的巴黎市民，表面上是演滑稽戏，实际上是自我显示的政治行动。我对这一结论是赞成的，但是也认为，既然有滑稽表层，自然就有滑稽深层，应该强调两者的活力，所以我对年轻人加上了自己如下的解说：

如果这仅仅是政治性的事件，那么，既然摄政太后已经提出要求，巴黎市副长官早就把示威的人抓起来了。因为事情是最高法院书记会的人们干的，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事。之所以没抓他们，还在事件的背后不仅仅是政治，用宇宙论的说法就是法国人自古以来的信仰根深蒂固，副长官莫兰是不是对此感觉很深？

不过，如果１５２５年１０月发生的最高法院书记会的书记员的滑稽戏，仅仅是几个人一时冲动的偶发事件，我的话应有的说服力可就大打折扣了。我想找历史的佐证，巴克莱分校的历史学家告诉我要读《年报》杂志派的Y＝M·贝尔塞的《节日与叛乱》，从那本书上我找到确实合适的一段。这本书有日译本（新评论社出版），所以引用该译文如下。

中世纪的胡闹表演，是１４００年形成制度的，这个制度规定，各社会团体自己演滑稽戏，自己表演自己，用这滑稽镜子照出自己丑态，而且规定这是一项义务。隶属巴黎最高法院的司法书记表演小组，是由年轻的律师、检察官构成的，这是一个这种身分的人居然在大街上表演胡闹审判的时代。但是，这个传统到了１５世纪被严厉禁止，因此，１６、１７世纪成了已经是惟有宫廷里年轻贵族们才耍闹的一种游戏。

就这样，民俗传统的滑稽戏表演，突然遭到政治权力的压禁。然而该政权的危机表现在群众面前的是软弱无力，这也是对权力的一种反馈。明白这个过程，我以为就能够更清楚地理解佛朗索瓦一世时代一个市民的日记，以及渡边一夫解释的意义。

也是这本书上，贝尔塞详细论述了从节日祭祀移向叛乱——如果读一读同一主题的另一册著作，即：鲁罗阿·拉杜里的《传说的狂欢节》，就会看到更强烈的魅力。这本书也和贝尔塞一样，同是朴实无华的作者写的书，两者一齐读，更能准确理解原意，我以为这是给非专业人员用的——的过程，同时给节日祭祀下了下面的定义：“节日祭祀，一定以某种形式的恐怖或希望反映该时代的精神。”这不能不使我对于自己从事的文学来一个根本的反省。

我以为自己对于文学，和同龄的历史家贝尔塞对节日祭祀一样，一直未停止过思考。我认为，文学，一定以某种形式的恐怖和希望反映该时代的精神，或者说必须反映。我必须明确地说，也许有人说，这并不是一想就能理解含义的定义，但是我自己把过去许许多多的联系在一起，受同样表现的贝尔塞简明的表现所启示，才能发表这样的见解。我开始表明节日祭祀与文学有相似之处的见解，是借助于历史家安利·鲁菲普尔的巴黎公社研究，至于对两者的综合，在我眼前架起联结两者的桥梁者却是前面提到的巴普康克等人，以及构筑世界范围具有同时性工作的文化人类学者山口昌男。我经常从学者那里学到立足于他的专业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而确立的简明扼要的定义。

我确确实实受到贝尔塞启发的是他那简明的定义和简明语言的组合：恐怖或希望。我曾经对《危险与希望——美国的科学家运动》这本书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本书符合１９４５到１９４７年这个重要分歧点的年代，详细谈了原子力给人类带来的危机，而作为能源它又给人类带来了希望。这本书的标题是奥本海默博士１９４５年１１月于洛斯阿拉莫斯谈原子力时说的话。他说：“不是只有巨大的危险，而且也有巨大的希望……如果今后能够谋求和平，那么，就存在为此而开始使必要的变革得以实现的希望。”此书著者A·K·史密斯是一女历史家，她的丈夫是曼哈顿计划①的参加者。从那以后，危险和希望这个词就刻在我的脑子里。可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说起来实在滑稽，那时我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一说起希望，必提绝望这个词和它对称，所谓言语对称结构的所有者一般。（紫竹书房出版）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制造原子弹的计划的代号——译注。

由此我思考了贝尔塞对于节日祭祀所下的简明定义，它的方法，恐怖与希望的对置，如此等等的深义。这时，与此相应的事自然也就浮上心头。最近我不再担任为发给新作家文学奖而设的评选委员会的委员了。那时我就想今后要写写小说，但是现在写作而且发表作品的青年人给我寄来很多信，从邮戳上看就知道是寄自全国各地的。寄信人表示自己从您担任文学奖评委的评选方法以及所作的评语中得到关心。由此可见，您给新进作家的信表现您的诚实。据说您今后不再参与新进作家的文学奖评选活动了，是对担负下一代的作家们不感兴趣了么？您如果依旧关心，您现在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

把许多信的内容综合起来并加以概括，所问的内容大致如以上所说。对于这些信我是打算回答的，而且如果说到给年轻作家的信，我就想到应该学习贝尔塞，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话。文学，一定以某种形式的恐怖和希望反映该时代的精神，或者说必须反映。按照这个方向，希望大家努力奋斗，而且完成语言活泼，语言和形象活性化的新创作。自己已经是并不年轻的文学一代了，但决心按此方向努力，以上所说就是我回信的主要内容。

我们共有的时代精神即恐怖和希望。如果有人问：我们的时代精神的特性是什么，我以为回答者一定感到困难。对于我们的现在与未来，我们能够抱什么样的希望？这可能也是难于回答的问题。倒是恰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一直在多么恐怖之中暴露着而活到今天，但是对此从来不屑一顾，然而实际上恐怖却赤裸裸地悬在我们面前。

打开当年９月２１日的晨刊报纸，看到这样一条消息：海上自卫队的p３c对潜哨戒机，于隐岐岛西北的海上发现苏联的GⅡ级弹道导弹潜水舰一艘，浮上水面冒着白烟。我的反应是：一个巨大的恐怖实体确确实实地摆在我们的眼前，恐怖的根源完全是非常荒唐露骨而且十分拙劣的人所作所为。不久的将来，人类将在几乎原始的——即使原始人也未必制造这种事故——极其单纯而偶然事故造成的开端，就发动一场最后战争，把从原始时代直到２０世纪人类创造的历史，把这整个历史时期创造的文明，把走向未来的极具可能性的文明，也就是人类的希望，一古脑儿毁灭！也就是说，我们是在如此规模、如此具体的恐怖之下，营造着我们的生存基础。使我们感到窒息的恐怖实体的情况如何，不妨引用一下当天晨刊报纸商品目录般的文章。

GⅡ级是普通动力推动的潜水舰，水中排水量３０００吨。司令塔内装有射程２４００公里，１００万吨当量的核弹头的SSINIS弹道导弹三发。p３c飞机发现的时候，潜水舰的司令塔里正往外猛喷白烟。正赶上收拢导弹，SSICNIS的固体燃料已经点火，一旦潜航，发射管进水，就很可能灭火。固体燃料如果继续着下去，导弹就会引爆、发射出去的危险可就大了。这是军事专家观察的结果。如果SSINIS引爆，一定落在１２００至２４００公里的范围之内，尽管安全装置没有打开不会爆炸，但核污染却是免不了的。（《朝日新闻》）

对于我所担心的问题，专家没提到，所以也许是外行人的杞忧，不过，核导弹从苏联潜水舰上发射出去了，雷达上业已发现，美国的核防御网将要立刻反击，好像是瞬时之差没有发生大事，实际上却是SSINIS导弹因火灾而起了火。这一事故前后，我国因为可能搭载托马霍克巡航导弹的舰船入港，日本非常紧张，日本列岛周围也十分紧张。

事故之后的第３天，这天最后的电视新闻节目说，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２０架南下日本海，我听了这个报道之后，尽管已是深夜，仍旧回到书桌前，重新读了华盛顿研究机关的“军备竞赛与核武器研究计划”的负责人W·M·亚钦去年秋季发表的那篇论文。“美国国防部综合评价局，进入１９８４年之后，为了帮助太平洋军司令部，预定向它推荐‘为了掌握高水平的中国、苏联、朝鲜半岛、日本（包括美国在内）复杂的军事形势而作的关于东亚的评价’。这个评价里有‘苏联远东的脆弱性’和‘日本自卫队的改观以及对将来方向的理解’。／这两者有密切的关系。日本需要加强努力的是集中力量于防空和对潜作战，利用苏联远东地理上的不利因素。如果将来美苏对立，从日本海上封锁它的出海口，就是美日两军的主要作战项目。因此，由于苏联继续在亚洲配备战区核武器（执笔此文时的情报说，新SS—２０基地增加了３处，加上以前的，在远东总共配置了２７个发射台），以及给海军广泛配备核巡航导弹，如果发生冲突，发展成为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极大。／美国的攻击型潜水舰，已经在苏联一向视为圣域的鄂霍次克海加强了对苏联潜水舰尾行作战活动。另一方面，苏联增加了以其逆火式轰炸机对美国舰艇的追踪，以及对日本领空的入侵，正在提高在日本周围的海军作战速度。必须铭记，冷战开始以来美军进行的最大的两项“热”战，在亚洲已经开始。／……出于各种各样的政治原因，美国不会放下亚洲地上射程远的战区核武器。但是，对于距离遥远，而且以海军为主力的控制区域来说，从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最合适，所以，现在正加紧配备。因此，对这个地区“平衡”的评价难以想象，从某种意义来说成了过去。”（“海上核战争”，《世界》第四六○期）

我们仅仅从最近的报纸、电视报道所接触的情况来看，就已经确实认定亚钦一年之前展望的亚洲形势毫未改变，然而还必须强制我们把这大规模的可怕的事故因素看成当今的头等好事。

在巨大的恐怖面前，有正气的人应该怎样行动？大概不外乎创造希望的根据，按对抗恐怖的办法行事吧。这就是说，面对笼罩一个时代的恐怖必须建立起与它对抗的希望。把两者的关系当作各具强大力量的事物，就能明确时代精神。我以为，特别是使之显在化，表现一个时代精神的有节日祭祀，有文学，总之，把同时代人所制造的恐怖与希望全都表现出来。

那还是我儿童时代住在位于森林中一个峡谷里的村庄时候的故事，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我体验了节日祭祀和文学的本质。后来接受了鲁菲普鲁和贝尔塞以及山口昌男指引的新思考方法，才感到这个体验直接地和有意义的血脉联接在一起了。

与其说夏天的节祀，倒不如直接了当地说跳盂兰盆舞更正确，本来是先举行祭祀，从傍晚开始跳盂兰盆舞，这是定不可移的。直到现在我们村乃至日本全国都是用灌的领唱唱片领舞。战败的第二年，战后办的盂兰盆舞是在小学校院子里搭上指挥台，指挥者边打大鼓边唱“民谣”，以农业为本职的演者领舞。本来以扩音机播放的唱片为主流，但唱“民谣”①的演唱者看看站在舞蹈者圈外的那些上年纪的人，发现他们的反应冷淡。

①原文为“口说”，意为即兴演唱。译成“民谣”，因为它的词虽是自编然而用的曲子却全是民谣的旧曲——译注。

然而我这看热闹的孩子却被“民谣”吸引住了。那演唱者从指挥台下来显得心情不痛快，我大概是没有勇气直接问他所唱的内容，便问我的祖母和她身旁的老人们。据说，战前一位小学教员直接采访演唱者们，把唱词用蜡版印成小册子，他借来看了，演唱的就是本子上印的。据说它的名称以其暴动的领头人为名，就叫“蚕福”，它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无法无天的人领导的一次农民暴动的故事。我听后记下来的几段盂兰盆曲全是那上面的。战败之后不久，在民主主义的改革氛围之中，把暴动过程编成了“蚕福”当作盂兰盆舞的伴歌，我像受到冲击一般，印象极深。

我作为一名作家，一如我过去的工作所示，这番经历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细想起来，我是从这次盂兰盆舞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根是养育了自己的这片土地的民俗与历史，也是第一次碰上以某种形式表现恐怖与希望而反映时代精神中的一时衰退的状态。其次，“蚕福”暴动的“民谣”本子上，尽管记的全是古式的叠句，但它却唤起了我这少年活生生的想象力，的确是以某种形式表现恐怖与希望而反映时代精神，我们当地土生土长的原始文学。如果重读那誊印本小册子，在我脑子里起结晶作用的结果，一定与以前大不相同。不过，“蚕福”暴动的“民谣”以下述骨骼依旧活在我的脑子里。

暴动者对“蚕福”的恐怖，随后是对他的党徒们强迫命令，让他们参加暴动，党徒们对此行动的恐怖。因此造成的艰苦生活之中却充满也许会出现什么好转和变化的希望。如此等等，我觉得仿佛几股绳子搓在一起一般。派人去河的下游市镇，从粮仓扛出大量的白米，碰倒的酒桶，那酒奔流不已，这些描写，简直是祝祭时候的气氛，它使我的心为之震颤不已。结局暴动遭到镇压，“蚕福”及其党徒均被处死。为了请他们的亡灵不危害本村，对于“蚕福”等人之死，以哀叹的调子唱出他们的结局。这纯粹是出于安魂的动机创作了“民谣”，作为集合在一起的众人跳盂盆舞的伴歌，大家自然是同意的。总而言之，它是大家确认越过各种各样危机一直生存下来的本村共同体的希望，尽管作者不详，但是它表现了我们森林中峡谷村庄的文学，而且它是生机勃勃的。

恕我冒昧，对于年轻的作家们，或者今后想当作家的青年们，我一直想说：“在你作为一名作家的生涯中，把我以上所说的“蚕福”暴动的“民谣”具有的意义，这回作为你的课题思考思考。最近以来我常常看到，新进作家们自己既没有战争体验，也没有战后混乱期的体验，既没有参加过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经验，也没有参加过大学的学生运动的经验，一句话，对于社会无任何反应的时代之子，而这种时代之子在发表谈话或者随笔和论文，这实在令人感到奇妙之至。

前面我引用了亚钦的论文中长长的一大段，对于可能是一触即发临战形势下的亚洲海域，特别是日本海、冲绳和本土海港的状况，每天都有报道，如果对于这些报道不屑一顾，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日本和日本人在２０世纪就被推到最危险的局面。我们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我们还不是自甘处于我是无根之草，大发快活汉子那种慨叹的状态。社会状况、时代将我们席卷而去的危险统统向我们袭来，个人无力逃避，如此危机，难道不是今天的现实情况？

新进的年轻作家们，对于新鲜事物的感受以及语言感觉，与过去的作家相比，显示出卓越的水平。他们如果很好地抓住时代，创造出独自的文学，那就明显地超过我们旧时代的文学。同现在的恐怖对抗又怎样生存下去？同这种恐怖相比，能创造出多么大的、多么有保证的希望的根据？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年轻的作家就会自然主动地承担起今天最敏感的时代精神的责任。我相信，他们如此这般创作的文学，也就是以某种形式表现恐怖与希望而反映今天核状况下的时代精神的文学，同时代的日本青年肯定以读者心情而翘首期待。我并不要求青年作家们以今天的核状况和日本人的关系直接地作为主题写小说，在把贝尔塞关于节日祭祀的话移到文学上的定义的基础上，“以某种形式反映”这一部分确实是很重要的。我曾几次提到，我编辑了广岛、长崎受过原子弹轰炸的人写的以原子弹为主题的短篇名文选集《未知的将来》。即使类似这样预先限定主题而征集的短篇，作家们也是确确实实地各自构筑了自己的文学世界，并且斑斓多彩，可以这样说，我反倒从中看出受到鼓舞的文学特性。

我对于年轻的作家们的希望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今天的核状况之下，日本和日本人被逼进穷途末路，以及直接给我们带来的恐怖，千万不要仿佛它实际上并不存在而不予理睬。隐歧岛的近海上，苏联的GⅡ级弹道导弹潜水舰正在冒白烟。这也许就是不仅使日本而是使整个世界的大雪崩之势走向毁灭而扣动扳机的事故。要敢于直面冒白烟的潜水舰照片上表现的恐怖吧！然后以人的自然本色，满怀与之对抗的希望，为此希望而活跃想象力吧！我想对你们说，在这一过程中你们锻炼的时代精神，即使写的小说是以漂浮于东京的消费生活表层的青春为主题的，也是以某种形式反映了时代精神，使你们的文学优于进退维谷中的同时代文学。

确实有可以示之于众的这类文学表现的例子。“冲绳·通过文学反核反战思考之会”出版的《从岛的空间——１９８４·冲绳·反核反战文学名作选集》中有一篇诗，标题为“回帐篷村——难民收容所时期”。作者牧港笃三是冲绳市的市民，冲绳之战他曾在该地，有此经历，战后在被占领下的冲绳立即把他记录出版的报界人士。他也是把美军政之下冲绳人的心态，以及冲绳人与本土的日本人、美国人之间微妙的阴暗关系，以批判的眼光如实写出来的人。

黎马嫩的巴勒斯坦难民帐篷／那照片是报纸上看到的／仿佛半是辛酸半是高兴／但是飘动的是悲哀气氛／／帐篷之形万国一致／正中竖一根棒，四方打上桩／用绳子固定在现实的砂子上／帐篷村里过日子的人又多又杂／每天纷纷攘攘／／夜间从帐篷里落下星星碎渣／人们的牢骚，仿佛蛴螬鸣叫／这就是民众单位的村庄／月夜使帐篷翻倒／住民弹向空中／／难民一无所有／可算赤贫／但是他们有歌声和哀叹声／不过前途依旧让人担心／／和坐在沙发上，打开取暖器／膝头盖上毛毯的时光大不相同／令人担心呵／帐篷村拥抱着我／传来一股味道／帐篷村露出一张脸向外张望，一张无妆无饰的脸／是个年轻女人的胜／进了帐篷，惟有寂寞的老人脊背／那似乎是人的脊背／早霞升起／帐篷里满是亮光／回去吧，回到帐篷村……

舒缓有致的散文调子——由于那切割式的韵律，表现了冲绳语的声调，和超现实主义心象一起成为诗人的个性——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冲绳在战争结束时的帐篷村，现在的冲绳基地的生活，这三层自然而然地重叠在一起，表现了现实的而且深刻的观照。在冲绳之战巨大的恐怖中活下来的人，既有对前途的担忧、叹息，也有明确的希望，在这里都有清楚的再现，谁都能够理解，这些总体，肯定就是战后立即出现的冲绳的时代精神。以此为主轴，向着现在的黎巴嫩和冲绳的时代精神，而且明确地发出“回去吧，回到帐篷村”的要求救济的呼声……我将要看到，渴望挫败新而巨大的恐怖的呼声呼唤冲绳的时代精神，必将提示给大家。与其说是对年轻的新作家说的，不如说这是对我自己说的更恰当，本土上的日本人的文学，仿佛已经完全离开了这位冲绳诗人的时代精神，而且必须把它看成对我们是致命的缺陷。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种核状况之下居然能够活了下去，那么，我就有个预感，后世史家可能作出这样的概括：２０世纪末也有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并没有以某种形式表现恐怖和希望而反映时代精神。而且这种预感一直威胁着我。因为到那时候，我们的文学将被判定，在渡过这核危机上它是无效的。

——待续

十　多方面的观察

酷暑的夏季已过，只是感到季节的循环如此，其实并没有觉怎么难熬，不过也确实庆幸一家平安。就在这样气氛之中的一天，晚刊报纸死亡报道栏的一则标题却立刻使我紧张起来。之所以如此，一是事情本身太出乎意料，给我们带来巨大悲痛；二是不知道该怎样告诉身有残疾的儿子。我和妻子仿佛额头碰到额头一般低声商量一番。那条报道是这样写的：“森安信雄先生，日本大学名誉教授，９月２８日下午３点１８分，因肺气肿于东京都板桥之日本大学板桥医院逝世，终年６７岁。／……专业为脑神经外科学。历任第三十届日本脑神经外科学会会长，第十届日本临床电子显微镜学会会长。”当天晚上，我和妻子在先生遗体前得以拜读先生于２１年前写的一页日记。日记上写的是给一个新生婴儿也就是我的儿子作头部手术获得成功的事。完全是科学家的文笔，记叙简明扼要。文章提到当时我这个年轻的毫无经验的父亲，满怀焦虑不安，听到终于度过这个难关时如何高兴的反应。的确如日记所说，由于森安先生出色的手术，儿子才开始明确地走上了生命的道路，我这父亲和儿子一起得救，这种想法至今铭记在心。我记忆之中，当时先生比现在的我还年轻，修养极佳，举止文雅，意志坚定，是一位理智型科学技术家，如此等等印象极深，一位救人的人，这形象特别鲜明。

近２１年之间，儿子的身体不断地出现障碍，我和妻子之所以没有过于胆怯，没有丧失勇气而甘于失败，完全由于先生在紧要关头一定采取适当措施救治和给我们以鼓励的结果。现在先生逝世，我们今后将无所依靠的哀思更深。我们之所以为先生的逝世感到仿佛心灵的支柱折断一般哀痛，是因为有一个智能发育较晚的儿子，但是毕竟随着年龄长大，再加上先生的关怀，他也渐渐适应社会了，现在能在区立福利作业所劳动。我们夫妻悄声说的就是这些话。

说话的次序可能颠倒，快到动身前往吊唁的时间了，我终于告诉儿子：现在从报纸上看到先生去世的消息，并且把那条消息读给他听。开头，儿子好像遭到沉重的一击，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对于报纸上的消息和我的解说，一概不能如实接受。然后也不知道他是发火了还是讨厌我的话，立刻把我的话打断，大喊大叫地说：“过６０岁死了，是可喜的事！”我一时沉默无话，他也不再说什么了。

从先生住宅出来，回家的路上我和妻子去了四喜饭馆①，这是我们家从来没有的习惯，去了这里，是因为妻子太郁闷难解的缘故。难怪她心里烦闷，因为先生去世对她来说的确是一个巨大冲击，其次便是儿子说的那句话——儿子不过是从过去的学校里或者现在的作业车间偶尔听来的带有厌世情绪的话，在家里像念台词一样重复一下而已——使她非常生气。

①原名“寿司”，与四喜二字恰好谐音。制法是把米饭抖上醋和盐，平摊在紫菜上，再摊上鱼、肉、菜等等，卷起来切成一指厚的片。既可当点心，又可当快餐——译注。

我和妻子之间的谈话当然不可能心情愉快。照顾我们儿子达２０年之久的先生突然去世，但是儿子却说过了６０死了是可喜的事，如此无情无义，妻子为之愤慨是理所当然的。我对妻子说，儿子的话根本不会拿这事当玩笑逗乐，但是，对于他受到此番打击的结果如果不注意费些时间观察下去，只对他这话的表面斤斤计较，是否有些肤浅？比如，我们本来担心儿子一听到这消息可能号啕大哭，弄得我们束手无措，但是还把这消息告诉给他，然而他却把感情深藏内心，保持着表面看起来平静的态度，现在我们都不在家，只留下弟弟妹妹看门守户，他那反应还不是最坏的呢。我这样说着也渐渐和妻子一样陷入忧郁之中。

第二天，因为星期天而不去上班的儿子，一整天什么话也不说，饭也是自己一个人草草了事，吃完在自己的房间一躺，对着电视新闻栏目望着，但是不看节目，向来喜欢听的超短波广播节目也不听了，整个一个人退回到小时候那副模样。星期一凌晨３点左右，住在他隔壁房间的我，心里总是不安便醒了，因为好几次都有前兆——也许是妻子把我叫醒告诉过我，儿子犯病之前也曾敲过墙，反正我醒来去看他的时候，儿子连身也没翻仍在睡觉——随后便是儿子身体僵硬，脖子往后仰，呼吸急促，发作的程度从来没有这么厉害，我只是守在他的旁边，别的毫无办法，等他发作完之后再过一会儿，儿子照例充满感激之情地说：“又是爸爸来救我！”到这时候他的发作完全停止，我把他依旧沉默不语的情况以及他发作的情况告诉妻子之后就睡下了。午饭之前起来一看，儿子在昨天还毫无兴趣的录音机之前摆起架式戴着耳机呢。据妻子说，仔细听了一下耳机漏出的细小声音，好像是肖邦的“奏鸣曲第二号”。下午开始，我们叫他他也答应了，一到晚上，就开始了他那唯一的一项智慧型活动——作曲。五线谱纸上开头就是“M安魂曲，E小调”。

据儿子说，他生下来的时候的重大疾病经先生给他治好，这事他听过无数次，铭记在心，而且自己记事之后一个接一个的难关都是经先生之手才得以度过的。先生作为一位医生，而且对我们多年来始终如一地知己相待，一直受到我们的敬爱，然而我们却突然收到他逝世的消息。这对我们无异于突遭暴力一击。我儿子对于消息本身和告诉他这消息的我，乃至对于外界社会，一律排斥和拒绝，这就是儿子的第一阶段。紧接着便是第二阶段。这种排斥和拒绝持续下去，并且非常顽固从而进入第二天，便是发作。于是以自己最喜好的音乐，通过自作的送葬进行曲的奏鸣曲悼念他所敬爱的人之死，终于以其自作之曲达到他诚心诚意地表达了他内心的哀伤与追悼的情思。最后儿子复归于家庭，乃至复归于社会。关于精神医学，我连启蒙的书都没读过，儿子受到巨大的冲击之后，我观察他从痛苦中恢复过来的过程，我觉得他的发作——我以为类似癫痫——恐怕心理方面的作用未必不处于重要位置。

和残疾的儿子一起生活中，他常常几乎是没有任何预示就表现出幼时的举止，必须观察他的内心世界，而且是尽可能地想方设法地多方面观察他的内心世界，这成了我们家庭生活的基调。这种观察给我们一家带来的效果，是给我们打算从受束缚状态之下把儿子解放出来的设想增加了力量和勇气。这次，我们观察到儿子对森安教授之死是以全身心地接受的态度这一发展过程，才使我和妻子从悲哀的笼罩中回到平静。这样卓越的医生之死，对于许许多多的人来说，当然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日本笔会每年举行“狱中作家之日”，我在今年的集会上讲了话。我明明知道可能受到过分偏于个人经验的批评，但是我依旧从前面写的这件事开始讲起。讲演的题目，本来选定威廉·布莱克预言诗《阿美利加》的一节之中，“锁链拴着的灵魂”那句话。“让转动石磨磨面的奴隶跑到原野去吧。／让他们抬头仰望天空，在光辉灿烂的大气中纵声大笑吧。／他们被关闭在黑暗和哀叹之中，３０年的日日夜夜全是疲惫不堪。／他们的脸上连一瞬之间的笑容也没有，让锁链拴着的灵魂，快快站起来吧，把眼光高高扬起吧。”

围绕着这诗句，我已经写了小说，也用来作过讲演。小说确实是以我的残疾儿子为内容的。前面提到的讲演中，我介绍了《布莱克，帝国的反对者》作者D·V·阿德曼，以《阿灵利加》中的几节写成的１７７６年“独立宣言”的诗，以及它的表现、读解。我们知道，阿德曼１７９３年写的这长诗，在昂扬法国革命精神，在欧洲整个地区被当作美国独立原理的追求生命、自由、幸福的权利，以及推翻压迫的权利，看作给他们带来了力争解放的思想而被热情讴歌。前面引用的一段就是和自由有关的部分。（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有人看了我引用这首诗的小说，他没有看它的结尾，只凭看到的描写过程的文章，就批评我是把残疾孩子和他的父母一起，全当作锁在终生残疾这条锁链上的灵魂了。然而我考虑着布莱克的根本思想，同时也想到另外一面是这现实世界的人全都被拴在锁链上了。有残疾的人遇到偶发的一些事情时，就更加陷于窘境，在这些方面使他们得到解放这一点，和一般人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如果细说起来，以我的儿子为例，他在某个时间点上是怎样退到倒退的方向而痛苦不堪，随后又怎样趋向于前进的方向，或者再迈出一步解放自己，即使我们家人也难于掌握他这个过程。至于他本人，就更是困难的了。残疾孩子不可能认识到他自己的心理上如果朝着治愈方向去想，有意识地这么作，该怎样加快地治好自己。然而一般普通人却是无论谁都能自觉做到的。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以为下述内容很重要：残疾儿在日常生活上，以及偶尔遇到自己无力处理的困难时刻，他们是怎样感悟、思考、行动的？对于这些，不仅他的家人，即使周围的人也应该尽可能多方面地注意观察和理解。有的时候——重度残疾儿更是常见的情况，他们在许多场合是和他的家人一起痛苦地奋斗，这种情况是常见的——残疾儿不知应该如何感悟，不会思考，也不能行动，所以还必须力求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经过努力，把残疾儿全身发生的信息同狱中作家越过人为的传达障碍发出的信息相比，前者未必是轻率的想法。我们需要的是努力把这种缺陷部分，或者在传达过程中难保完整的信息，如何复原、修复，然后很好地理解它，以及怎样才能创造出达到这一目标的能力。

透过历史的时间的障壁读原著，也是如此。试举眼前的例子，对前面引用的布莱克的原著的理解，对于本世纪的研究者们来说，的确是需要努力的。布莱克长而且大的预言诗，除了唯一的例外，在出版书肆是找不到的，这位既是画家又是诗人，只有以其天才的艺术完成的彩饰版画才能被人们看到。布莱克生前，已经有人对他预言诗大加贬斥，说他的诗带有狂气，含义脉络不清，随意夸张。开始给予明确评价之后——那是凯恩斯主编真正的原著印刷刊行的本世纪以后的事，这样一来，甚至有的研究者简直把１７５７年生１８２７年去世的布莱克，当作２０世纪的诗人来研究——首先是由叶芝代表、立足于西欧密教传统的理解，此后是结合同时代的情况进行的解释。可以说，它的顶峰便是阿德曼的研究。

今天的布莱克研究者们的工作，有上面提到的阿德曼，以及注意对其倾向的研究的同时，把秘教传统中的布莱克当作从今天走向明天的水瓮座时代预言者的卡斯林·莱恩，他们确实多方面地理解布莱克的原著，而且把它作为一个人的事业综合集中。由于多方面地理解和综合集中，今天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布莱克形象，曾经被锁在历史时间障壁的灵魂得到解放，既显示了他新的光辉，也使我们许许多多的人受到鼓舞。

说到我和“狱中作家日”的关系，我过去和狱中的文学家还真的有过关系，我对这文学的工作直到现在依然关心，这人就是韩国诗人金芝河。他的书，屡遭禁止发行，他也屡次被关进监狱，在这过程中，当诗人被宣告死刑的时候，他最后采取绝食斗争以示抗议。许多的声援集会我都参加了。还有，去年我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巴克莱分校讲学的时候，和当地大赦活动的支持者们召开了“谈金芝河的文学及其人”的集会。该地来自韩国的移民依然增加，集会又是在韩国留学生较多的巴克莱分校举行，所以我也作好了思想准备：对于金芝河抵抗的政治体制未必持批判态度的人们，对于日本人传达金芝河思想的这次集会如果出面妨碍开会，那就听其自然了。然而不仅韩国人听众，即使白人知韩派的听众也有热情反应，我再次感到金芝河深厚的影响力。

我有时候也想过，日本人对金芝河显示的文学方面或者超文学的信息，如何理解的问题。日本人对于韩国和韩国人不怎么了解。日本人对于朝鲜这个国家和朝鲜人曾有过的犯罪行为业已忘却，现在的课题是对于朝鲜半岛这两个国家没有加深了解，不同水平的指责已经屡屡出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人广泛的关心可以说只集中在一个诗人金芝河上了。他的作品中对日本和日本人的批判，把《源氏物语》的题名游戏文字化，改为《粪氏物语》就是极好典型。它对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来说决不是舒服的。所以，日本人对金芝河热情容纳，我以为确有深层意义。他从狱中发表的《良心宣言》，给与日本年轻一代的冲击是惊人的。

但是失掉自由的金芝河所表现的既有复杂的侧面又极其明确——政治层面如此，文学层面也是如此，我认为金芝河属于亚洲式奇形怪状现实主义的形象体系，在文学上把自己从根本上引到自我革新的方向上，我是这么想，也这么写了——而形成对照的是，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出现了奇妙的现象。随着时间的进展，把金芝河关起来的总统遭到暗杀，然而他的苦难日子仍在继续，最后获得释放，但是诗人的自由却受到了限制。日本的新闻记者是用不着多说了，像那些精力旺盛的作家也前往韩国逗留不返，很想和他见面。我作为参加过拯救金芝河运动的人，曾经拟定旅行计划，申请护照前往韩国旁听对金芝河的宣判但遭到拒发签证，因为有此经验，又使我考虑到像我这样的人再同金芝河联系是否合适，所以我只好不再作亲赴韩国的打算，注意新闻记者和作家的报道。

但是关于金芝河自由受到限制的为数不多的报道，我觉得几乎没有新的情报。我所看到的只是，金芝河在繁华街大喝其酒，或者我和金芝河喝了个通宵，如此等等而已。我想，如果对金芝河的工作依旧关心的人，即使酒席上和金芝河谈过话，他也不可能不问问他根据狱中写的创作笔记完成的叙事诗《张日谭》的进展状况，然而关于叙事诗的事连提也没有提过。

和他见过面的日本作家说，金芝河现在不考虑政治批判那样的小事，而是构思更大的更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现在只能看作方向上大致未错的信息而已。不过人们当时对于这个信息主要理解为新闻记者们散布的“转向”说的一个补充。总而言之，金芝河获得释放，虽有一定的限制然而还算得上自由了，允许多方面地观察他，但是却不允许把这些观察可能综合成真实的信息传达给外界，结果仍旧是把他罩在一个奇怪的障壁里。以上这些就是我几年来的感想。

然而金芝河自己打开这信息封闭环境的是他那大说①《南》第一卷的出版。虽然遭到韩国禁止发行的处分，但是已经决定停刊的文艺杂志《海》仿佛开了最后一朵花，刻不容缓地把它翻译出来，组成特辑出版，计划之周到，速度之快，我以为是特别出色的。对于金芝河八年来的沉默曾作过种种猜想的日本人来说，《南》第一卷的出版，可以这样说，这是以综合手段送来准确无误的巨大信息。因为它是对于作者具有唤起多方面观察理解力量的作品，而且如果将其内容综合概括，那么，经过多年考验和锻炼坚定不屈的诗人之像，仿佛近在我们身旁一般站立起来了。它使我们不能不想到，文学原著决不会被其后的信息所搅乱，它是具有强大的直接的影响力。

①即并非“小说”之意——译注。

作为一个日本作家，我初次接触大说《南》的感动，是以极短的时日读完翻译稿而获得的，为《海》的特辑选的同哲学家鹤见俊辅之间的对话，我以为表现得最直率。这里且把我的话引用几段。

关于《南》这部作品，早就听人说过，我曾担心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是否能够理解它，但是读了立刻明白，很容易理解。结构方法，形象，语言，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我觉得金芝河本人也想希望读者很好地理解这部新作品的形式而尽心竭力了。其次，“大说”一词的意思包括整个结构和主题，金芝河作为一次尝试而自己写的，同时它也说明作品。／……在开头的介绍作品那部分所写的“大说”，或者称之为广大说的意思，使人很容易明白，至于作品生命的中心思想“万国生计即南朝鲜”这种含有政治意义的主题，一如开头的精采说明，作品的展开上没有过不足之感。我倒觉得的确是一部通俗易懂的作品。设定的名叫‘广大’这个讲述人……好像是出于最下层社会的罪犯，他自称有些道听途说的学问。规定这么一位朗诵人，可能是这部作品最成功之本，但是并非自己特意把自己降低，而是让在和那个人相同的位置上。是金芝河从过去到现在包括政治在内的生涯，把他引导到这个位置上的。／这部作品是以文学把宗教的内容、宇宙论的内容，乃至人民大众的内容等等全都包容进去，既广且大，这在以往的世界里是未曾有过的。与其说它是小说，倒不如称之为诗的世界更合适。我以为它把《圣经》、《可兰经》，以日本来说就是《古事记》，总之它把这些经书一类里面的神话全都包容进去了，我觉得它使宇宙的整个内容复活了，在这一点上，它是以文学回归到原点处的形式完成这部作品的。

说“万国的生计即南朝鲜”，虽然世界到处一片混沌，但是表现了它是其中最苦的，最受蹂躏的，苦难最多，然而生命的恢复最有可能性的地方。它的成就在于净化整个世界，甚至是使宇宙复苏的主题。表现这一主题，对于生命本身有了很深的理解。生命，人、兽、草、虫都有。虽然个个孤立毫不相关，但就整体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这前半部分，如以日本为例，构思好像同武田泰淳，属于佛教的。生命这一主题虽然出现数次，虽然和性与生殖纠结在一起。布莱克写他最后的预言诗《耶路撒冷》的时候，把所有人类全都合并为一个巨人。合并为海神之子这位神人。虽然全人类合并了，然其中还有原子一样一个一个的人活着。在这个之上的整体就是耶稣、基督。布莱克说，而且它也是想象力本身。和基督教的一个想法相似，这就是：人虽然是一个一个的人，但是不论从历史来说，还是以相同时间来论，全有一个一个的生命，而且这些人构成的整体是一个巨大的生命团块。我的看法是，金芝河是单独的一个人，然而他的思想是人类自古以来培育起来的思想之一。

有人说，金芝河现在是否依旧持抵抗的态度还值得怀疑。我想还会出现这样的人：从金芝河这部《南》来看，他实际上并没有对韩国的现政权坚持对立的态度。不过我从这部作品看到的是，金芝河描写的敌人都是最高层的。……此时，金芝河把敌人规定为兜率天王，兜率天王是天国的王，可以说最高、最大的敌人了。面对这样的敌人，他简直是赤手空拳，破罐破摔，不住嘴地骂骂咧咧地战斗中，清晰地浮现出自己所想的世相。我以为他是以这个形式对现政权用‘广大’这个人物给予批判。／细一寻思，搞政治论争的时候，虽然有无论如何得下决心把对方打倒不可的办法，但是实际上把对方一个一个地打倒也不是个办法，必须和包括他们个体的整体一决雌雄才行。这方面的描写，书里常常出现。”

“昨天夜里找出有关金芝河的计算机软盘，先从新闻报道看起，当我看到觉得这个人这样下去再也活不成了的时候，就同时想起那一天发生的事来。但是，他依旧活着。有报道说他已经转变方向了。想到这里这报道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可是“良心宣言”却发表了。／想到这里，就觉得历史对于正直地生活下去的人是很严格的。我是个悲观的人，所以觉得历史就是这样对待人的。把历史称之为时间也未尝不可。也许是最理想的形式。金芝河活到八十年代之后写出了《南》这部作品。我以为在发起救援金芝河的运动中无论多么乐观的人，十年前这件事是办不到的，可以说，完全是一种空想。

文学对于一般的社会人，今天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效用，究竟还有什么任务？我特别对小说作了观察，我以为，对现实情况尽可能多方面地了解，在此基础上概括人的行为，它就有模范的效用和任务。金芝河的作品那样具有巨大综合性的诗也是如此。

在这里如果按小说来谈，那么，小说作者的想象力，即使表现现实的一个侧面，也要把对象多方面地分段化，每一分段都要掌握它的真实性，并且加以概括，使文章和形象提示的情节发挥作用。读者的想象力也是以同样的作用，接受小说表现的内容。表现某一现实的时候，如果不把它多方面地分段化，既不能保证整体的真实，而作为单个存在的作家，必须超越单个的制约，要到达某一普遍表现的完成，除了经过这一概括之外别无他途。单方面地论述自己想法的写法，作为单个存在而受限制的方面只有扩大的作家的精神作用，不可能使他的小说达到普遍的表现。金芝河的大说《南》，只有彻底的表现上的多面化和概括，才能完成了今天和明天的朝鲜民众的整体规模上的自我表现。

然而在经过多面化表现的总体上，一般说来，在其贯穿作品整体的文体上，也应该有经过概括的单个的声音。用观察理解这文学典型而锻炼出来的手法，多方面观察理解现实的形貌。然后，对它给与以自己为主体的概括，我认为这才能够说我们掌握了今天的现实，掌握了同时代。所谓掌握今天的现实，掌握同时代，也就是掌握今天的危机的现实，遍布危机的同时代，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掌握这样的现实，这样的同时代，肯定会导致我们对遍布深刻恐怖的世界有所认识，这样一来，我们岂不是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援手之下，给吊在半空中了么？我在前面的引文之中提到我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接着也说了下面的话：“我想，金芝河自己也许不可能１０年前就预料达到《南》这部作品的文学与生涯之路吧。但是，现在看来，他的本质和奋斗精神中早就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才有现在的《南》。我觉得这差不多是文学的恩宠。

从文学这个·知的单一领域更加扩而大之，对于哲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现在新的带有强大活力的知的领域，我们过去没能看得清的现实的侧面，当作彻底的多方面的能使我们看得见的方向，这是谁都应该注意到的。如此多方面地看到时代危机的形势，掌握了这些·知的领域，那么，我们在危机形势面前是朝后退的方向走呢？还是在这危机形势之中，朝着探索打开现实局面的方向走呢？

我开头所说我有个残疾儿子，我们一家人都得应付他所造成的危机，我认为按前述中后者的标准行事才是人理所当然地选择的道路。与残疾儿子一起生活二十余年，每天都接受这样的经验和教育，因而使我这样思考了。

——待续

十一　战斗的人道主义

中野重治殁后五年之会，因为经办的年轻人们特别卖力，堪称一次盛会。我想这是中野的书简集《致我所爱者》（中央公论社出版）包括青年在内的读者特别广泛的反映。对中野的生涯给予支持的伟大女性们，只看其中的原泉、佐多稻子和在场的青年们联欢，就可以体会到“某种乐趣”的滋味。内容丰富的话在之前已经反复讲过了，轮到我上台的时候已经时间无多，再加上我们善于使用预先写好的草稿，来不及讲完就下了台。我想把准备讲的后半部分写在这里。“我在《读日本现代的人道主义者渡边一夫》里也曾说过，渡边一夫１９４８年写了‘文法学研究者也必须诅咒战争’和‘难道人就避免不了成为机器么？’中野重治把这两篇随笔牢牢记住，第二年年初以往复书简的形式给予批判。

扼要地说，中野认为渡边犯了堪称为“文法的”错误。中野说：“你写道，‘人成了机械、制度、意识形态或者神的奴隶与工具，拼死拼活，符合必然性的人们能够活了下来，如果是文艺复兴以后人获得人类解放的结局，或者它也是历史的必然，那么，按我的见解，那简直是天真而又天真特别天真的反动言论。’但是，如果是这样，它岂不是和你所说的‘所谓人道主义……是文艺复兴期的宗教改革，１８世纪的法国革命，产业革命，１９世纪的共产党宣言这一连串人类最有声有色拼命奋斗的结果’这一说法在文理上岂不互相矛盾了么？你还说，‘如前面所说，如果成为机器是近代人的结局，那只能是瞑目瞎想而不是别的’。我认为这‘如果’二字用得太不合适了。”

虽然这样批判了，但是中野在信的结尾却是这么说的：“我自己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这样写，我想你大概不会笑我。……我担心的是，你的文章的力点，在文法上恐怕会滑向悲观主义。反正被引向悲观主义，这是年龄或者说我们这个年龄的经历造成的结果吧。不过重复地说来，最浅薄的乐观主义者们既然愿意战争，那么，我们悲观主义者就必须毅然决然地前进了。”

作为有较深的理解能力和经历的文化人，都不是肤浅的悲观主义者，从他们各自对现状的认识出发——如果是那样，能从社会的前线退下来么——但是为了改造它能够果敢地前进么？从如果派和但是派的对立，就是用以看渡边一夫和中野重治相互关系的方法。

尽管如此，我还是常常想起渡边总是念念不忘的瑟南古①说的话：“人，归根结底也许是要毁灭的，也许剩下的只是虚无而已。但是，即使抵抗不也是照旧毁灭么？”“所以我真想说，难道渡边不也是属于中野的但是派的人么？顺便要提到的是，渡边在战败整整一年之后，翻译出版了托马斯·曼的《五个证词》，这本书有安德烈·纪德写的序。渡边一夫本来是研究法国文学的，但他却旁及自己专业以外的德国文学。这里我想引用《五个证词》中一段。因为它是中野重治殁后五年之会上我本来要讲的，但是没有来得及讲，所以把它写在这里。这是年逾７０的曼在危机正趋于严重的时刻，以“告欧洲”为题而写的文章的结尾部分。

①Etienne，法国作家（１７７０—１８４６）。受卢梭影响颇深。悲观厌世思想的杰作《奥贝曼》为其代表作——译注。

世界也许已经到了恐怕难以收拾的地步。既然无法从昏睡中把它弄醒，使之恢复意识，那么，世界就的确无可救药了。／所有的人道主义之中，都有脆弱这一要素。它是对于一切狂信主义一概嫌弃，清浊并饮的性格，以及趋向于宽大的怀疑主义的倾向，以一言以蔽之这都是因为它那本来具有的温厚。这样，在某种场合，对于人道主义本身就能成为致命的东西。今天对于我们极为必要的也许是战斗的人道主义，证明自己确实是威风凛凛的人道主义，确信自己的自由与宽容、自由检讨的原则，决不可能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就给吞食下去的人道主义。难道欧洲的人道主义再也不能使它获得更生，为它的原则夺回战斗力了么？如果不能自觉，不能使它恢复生命力，为战斗而作好准备，那时候，人道主义必然灭亡，与此同时，欧洲大概也要灭亡吧。那时欧洲这个名称，已经不过仅仅是地理学上历史学上的表现而已。那样，我们就得从今天开始立即在时间与空间以外寻求避难所，除此以外难道还有别的道路么？

我对于企求生活于战后新生活之中的渡边一夫——他的性格是喜欢低声说话——所抱的希望，主要不是他自己写的文章，而是他翻译的文章所表现的，因为，我感到这里的的确确寄托了他的想法。也就是说，渡边其人的中心思想还是对于战斗的人道主义，证明自己确实是威风凛凛的人道主义，确信自己的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的原则，决不可能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就给吞食下去的人道主义，怀有最后的希望。

渡边一夫这种姿态如果和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的中野重治的姿态加在一起，我以为那才是今天核状况的时代之下，我们必须和他们这样的思想家联系在一起的必然性。相信在如此严重的核危机之中，核武器战争之后获得胜利的国家会幸存于世的人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头脑最简单的乐观主义者们还有。覆盖全世界的核权力统率部证明了这帮人的存在，而且我国的外交政策却是支持他们的，扩充军备的政治家掌握政权，对此给予赞赏的文化人不在少数。

深深忧虑有朝一日出现核冬季把整个地球冻住的人现在还有，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悲观主义者。参加美国八大学足球联盟之一的布朗大学里，投票赞成大学里该预备核爆炸之后自杀用的毒药的学生们，一定当作悲观主义者受到批判。不过他们对美国政府的核政策却给与了尖锐的批判，由此可见，这些悲观主义者们正是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正因为是核时代，才是不能缺少他们的时代。

中野重治在前面提到的往复书简里对渡边一夫说：“我把我的手放在你的手上。”我在这个会上说，我也想把自己的手放在他们的手上，更希望青年们许许多多的手放在他们的手上，就这样，潦草地结束了我的讲演，所以没有时间谈到渡边、中野这两位思想家与核状况在现象方面的直接联系。我想作为中野重治殁后五年之会的报告之一，应该把它写在这里。

这年从秋末到冬初，中间只隔了一周，我去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和中国新疆的乌鲁木齐与吐鲁蕃旅行。现在是刚刚回国，把所见所闻熟悉一番，和青年时代的旅行比较起来，那是要用更长时间的。在旅行过程中，特别是相隔四分之一世纪重访中国，应该是认认真真地理解才对。但是在这里也只能像写“草书”一般写一写。

从德克萨斯大学往回返的时候，顺便到巴克莱——和去年秋天在同一研究所生活过的朋友会会面，看看在此工作期间给我以鼓舞的树木，怀着这种想法才绕道而来——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尽管正是总统选举之前的忙乱时期，然而继去年秋季E·P·托姆逊的讲演之后，今年秋季批判核状况的高质量的讲演系列照旧开始举行了。连续一周的讲演之中有一天是邀请了西德的进入议会大搞反核运动的培特拉·凯里和巴斯齐安将军，特别是前者的发言，大受学生听众的欢迎，这种情况据说是常有的。大学的美术馆里正在开威廉·莫里斯的展览会。

展览会展出的是莫里斯制作编织品、彩色玻璃制品、书籍装钉等等，那些书籍包括莫里斯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运动》在内，大部分是评传方面的书，而作者就是E·P·托姆逊。我认为，去年秋季托姆逊的讲演所播下的种子，居然这样多方面而且扎实地在巴克莱生根发芽。听过托姆逊关于批判核状况演说的学生，相隔一年之后，从展览会上看到莫里斯的实际制作和构想的世界史，可以说接触了一个杰出人物的正确生活态度的典型，其意义是深刻的。我以为托姆逊一定会想到，假如莫里斯生活在今天的核状况之下，肯定认为他是最可信赖的民众反核运动的领导者。

从新疆往回返的路程中，经西安、北京然后在上海稍事逗留，我们一同旅行的伙伴得以拜访了当今亚洲最大的作家之一的巴金。我在今年于东京举行的国际笔会上听到巴金的讲演，那是最使我感动的讲演。那一天迎来了他的８０岁生日，这位大作家对我的旅行伙伴竹西宽子说，他也去过广岛，他一直祝愿被炸的人们幸福地生活着，《仪式》一书的作者竹西也以谦和但也如实而有充分信心的独特语言作了简短的应对。当时那番光景是令人难忘的。

我对于作家们的谈论，以为他们或者她们是把自己的话写成文章的人，所以我的习惯是从不引我耳朵听到的他们说的话。在上海，时序已是初冬，下榻之处有广阔的前庭，树上仍有尚未辞枝的红叶，我在房间里引用兼有宽松与紧张气氛的两位文学家的文章。

先从《仪式》开始。“那夏天的晚霞之美，并不仅仅是夕阳的缘故。苍茫之色首先从东方消失，渐渐地溶进灰黑色，天空虽然增加了暗度，但是晚霞始终未敛。不仅这样，随着相反一方的天空转暗，这一方的红光却亮了起来并且越来越扩大。阿纪蹲在不知是谁家的旱田的那块洼地里，一动不动，呆呆地仰头望着傍晚的天空。／早晨、闪光、爆炸声、喷烟、疾风、火……到此为止还记得清楚。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样了。这就是阿纪的记忆中填补不上的空白部分。／阿纪苏醒过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被不认识的人搂着向大海跑去。他眼前看到的是扯开口子的衬衫，烧焦了的裤子，渗着血的短衫，少一只袖子的单长衫，灼伤的皮肤，坐在地上哀哀无告地看着眼前过往行人的老人，两臂搂着孩子的年轻女人，光着一双脚的大学生……‘着火啦！’有人这么喊了一声。回头望去，只见市街被黑烟包围，阿纪一点也估计不出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想一想都觉得可怕。／阿纪提着一个空铁皮水桶来到那块洼地蹲下。‘为什么拿一个桶来呢？’往这聚集的人以奇异的目光看着他，尖声地说。人们的嘈杂声突然停下来的时候，听到低沉的海啸。快到傍晚时刻，洼地上奇形怪状的人越聚越多。／已经不是夕阳残照的时刻了，地上的余烬烤着天空，一直烤了一个通霄，过不多久天亮了，同时再也看不见余烬的光彩。天亮之前，令人恐怖的声音像雪崩一般三番五次地摇撼着这块洼地。风送来烤肉的香味。也时时传来蛙声。

巴金在国际笔会东京大会上的讲演中有下面一段话：

亲爱的朋友们！讨论核状况之下的文学时，我们不能忘记当前紧迫的国际形势。外国军队依旧侵犯别国的领土，杀戮别国的人民大众，破坏别国的文化。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核裁军谈判毫无进展，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世界各国人民头上正在吊着达摩克里斯的剑。说不定有朝一日核弹头就落下来，那时候蒙灾受难的就决不是广岛那么大的范围，整个文明世界统统遭受巨大灾难。但是，核状况下的文学也决不是悲观主义文学。不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人民大众的力量估计过低。因为人民大众永远是我们作品中无可取代的主人翁。发达的科学技术应该给人类带来幸福，原子能应该贡献于人类的进步。和平建设才有助于促进人类的繁荣昌盛，对于作家来说，拥护和平是无可回避的责任。／核状况下的文学，本来应该是建设和平的文学。文学是应该表现人类如何以其才智建设美好生活和灿烂文明的。作家的笔应该产生大量打动人心的作品，用人民大众在生活中创造的奇迹丰富我们的作品，反过来再用我们的作品鼓舞读者。在东京大会的会上，用兴高采烈的语言，推心置腹地畅谈我们美好的未来——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们却做不到。因为我们的头上笼罩着乌云，我们耳朵依然听到战争的呼喊。我们不能忘记广岛的悲剧。／……我们反对战争，尤其反对核战争。我们坚持和平，尤其希望长期的和平。对于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能估计过低。我们手里的笔能够产生力量。以文学具有的无言的感化力培育人们的灵魂。

竹西宽子仿佛以其明朗平静而且始终强韧有力的声音谈她的回忆。巴金那和霭可亲的面孔蕴藏的是强烈而毫不动摇的祈念。我们可以分出能理解这些话的人和不能理解这些话的人，前者之中也可以分出从中立刻看出战斗的人道主义的人和对此视而不见的人，最终的结局难道不是这样分的么？我们如果仔细看看自己周围，或者如有扩而大之能观察海外的眼力，那么，就会在许许多多的地方，许许多多的情况之下，战斗的人道主义，证明自己确实是威风凛凛的人道主义，确信自己的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的原则，决不可能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就给吞食下去的人道主义，直到现在仍被优秀的人们坚持不懈。对于主要靠写出来的语言表达观察的情况和人这种类型的我自己来说，这也就是最上限了，我自己是这么看待自己的。

同时对中野重治所说的喜欢玩弄战争的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们，也不能不看到他们是执同时代的牛耳的人。而且，一旦战争开始，那就是把世界推向灭亡边缘的核战争。我们的确是被这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们多方面多水平地包围着，饱尝着陷于深刻恐怖的苦味。

例如，《世界》杂志４６９号译载的MIT《科学技术舞台》杂志刊登的乔纳桑·B·达卡的论文中，似乎信手拈来一样就能举出形容这种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实态的多种例子展示给读者。原来这些乐观主义者们全是玩弄战争的人，他们打着大义名分的招牌，声称免于敌国的侵略而保卫自己的国家，为这种荒诞不经的所谓大事而奔走呼号的消息灵通人士。

关于开发以BMD也就是宇宙空间站为主，靠激光制导的弹道导弹防卫系统的问题，达卡的论文结尾部分表明了冷静的专家们带有批判性的推测。激光BMD系统最坏的情况——指苏联以全面的核战争向美国挑战时，按战略家们的构想，除了情况特别明显之外未必会发生——出现时，必须应付苏联发射的两千个大陆之间弹道导弹和潜水舰发射的导弹，短时间之内进行的如此高密度的防御能作到么？宇宙空间站如果建成，那么，苏联也可能按照俗话所说“笨枪手多开枪，反正总有打中的”道理，制造更多的、成本比较便宜的核弹头。况且苏联已经开始生产巡航导弹，它和美国的托马霍克一样，能在宇宙激光射程之外的低高度飞行。还有军事卫星的突然故障，不是照样能导致核战争的么？

既然批判的条件如此明确，宇宙空间站的开发不就应取消了吗？然而并非如此。里根总统把此项研究开发计划说得很好，用词很美，说它是“把希望给与未来的绝妙之物。”综合参谋本部花大力气建成综合宇宙司令部，总统本人和安全保障会议决定对该计划给与巨额资金。随后是众多的科学家和技术家开始工作，那规模巨大的活动带来的喧嚣，甚至从达卡的论文上也能感觉到。如果中野重治健在，我以为一定称他们为当今的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苦涩与愤怒之色形之于外，厉声谴责，然后号召大家：正因为这样，我们悲观主义者必须坚决前进。

新疆之行回到北京之后，我们一行人加上外交官们举行午餐会，我在这个会上发表了一通议论，因为虽然交往时间很短，但是具有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精神，人格高尚、经验丰富的实业家首先提出问题：特别重视核武器而扩充军备的西方既把苏联请到裁军会议的圆桌上来，应该是为了实现和平的，那么，过去的扩充军备难道不是有积极意义的么？

对于实业家根据过去与现在情况的意见，我倒是对现在与未来的估计并重而发表了反对意见。因为这反对意见正是我常常思考的课题。记下它的内容之前，我先把回国之后立刻读到的新闻报道“美苏裁军的新谈判”这一消息展示在这里。我这里引用的是《朝日新闻》１１月２３日华盛顿发出的报道。

美国白宫２２日发表，同意举行美苏两国新一轮一揽子裁军谈判，作为预备谈判，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于来年一月七八两日在日内瓦会谈。发表此项新闻的总统助理麦克法伦（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谈称，新一轮谈判包括核武器以及宇宙武器等等一切有关裁军问题。总统助理强调，此次谈判并非只是去年年底相继中断的日内瓦美苏两个核裁军谈判，即战略武器谈判（START）和限制中距离核力量谈判（INF）的重新开始，而是新的谈判。此次谈判可以看作，两个谈判处理的中长距离的攻击核武器之外还加上了宇宙武器的限制、禁止，以及禁止化学武器、禁止核试验等等，意味着包括一切裁军领域。

去年秋季我在美国逗留期间，因日内瓦谈判中断的新闻带来的心情郁闷和动摇，在本书开头第一章里已经有了。但是美苏之间重开裁军谈判，肯定是一种鼓舞。其次，可以明显地看出，此次重新开始谈判的动机，是因为美苏两国对于无休止地开发宇宙武器都感恐惧之故。总而言之，表面上有了进展，促成这次重开裁军谈判的直接原因，可以看作由于双方都对无止境地开发宇宙武器怀有恐惧。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３日，里根总统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表明保卫美国免受核攻击的长期规划，其中开发宇宙空间站系统的特大扩军计划是把苏联引到裁军谈判的桌上来的，这种情况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因此，前面提到的那位实业家所谈，可以说是现实的。近来综合性杂志有一股潮流，甚至用夸张的语言说没有扩军就没有裁军谈判，用这种臭不可闻的歪理代替一般理论的论文也出现了。但是，我对于上述现象虽有所见，然而却依旧反对扩军是实现和平的跳板这类看法。因为就今天的核状况而论，开成一次裁军会议，和在此之前行之已久的核武器开发与生产、储备等等可怕的效果，不论任何时候，都是以和这类会议的成果极不相称的汹涌澎湃的规模进行的。也就是说，一次裁军谈判即使取得成果，现实的看法无非是有得有失，总归是使世界危机前进了一步。

根据前面列举的塔卡论文，重新观察这个问题。下面引用的部分中，虽然塔卡的论文只谈北大西洋会议（NATO加盟国的议员团）的反应，但是，关于开发激光宇宙空间站对给与日本周围国际政治方面的影响之程度，恰好清楚地露出了欧洲反应内在的一面，活现出一幅足以陷我们于痛苦的示意图。

靠战略的防卫即使能够使美国本土免遭核导弹的攻击，但是也破坏不了指向西欧或东亚的SS－２０那样的苏联中距离导弹、短距离导弹和炮弹一类的战术核武器。所以，靠保护美国之盾把美国和其他同盟国之间的命运分离开，把对美国的“核保护伞”的信赖性搞垮，那么，在抑制苏联对欧洲的攻击，美国就不得不依靠常规武力了（笔者注：在东亚，由于增加了托马霍克搭载舰船和日本加强了扩军，得到直接增进，而且目前仍在前进）。更进一步说，美苏如果一起配备防卫系统，据说就能保障各自本土的安全，因此，也许挑起一场包括欧洲的核战争在内的“有限的”纠纷（笔者注：有必要使围绕日本列岛海域的核战争恶梦再次重复么）。所以北大西洋公约总部警告说，美国的战略防御能引起“同盟国内危险的分裂倾向”。

概括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在今天和明天的核状况之下，把新的扩军用于裁军谈判的条件这一有冒险性的危险上，任何谈判的成果都不可能得到平衡。我已经重复写过，除非从乔治·凯南起，凡是真心忧虑今天核状况，有多年来身居负责岗位，有经验有思考的有识之士们提出提案时，首先是核保有国主动地开核裁军会议，以此为立足点，召开一次本质上和以前大不相同的核裁军谈判，就根本不可能是“把希望给与未来的绝妙之物”，这事我在北京那次午餐会上本来想说，但是担心有损于那个团聚气氛而没有说，但明年想公之于众的想法。重复地说，我对于托姆逊、凯南以及凯利，对于战斗的人道主义者都有深刻印象。尽管凯南总是自觉地以基督教徒为立足之点而发言，最近他的谈论中还不习惯“战斗的”这个词，但他毕竟是个温厚的人。

他们的战斗的人道主义，正如曼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一样，毕竟通过苛酷的现实经验，特别是经过了反对把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的原则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给吞食下去的锻炼。谈文化大革命中自身经历的巴金的《随感录》、《真话集》无不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在东京的讲演中，巴金排斥了悲观主义文学，这位老大家憎恶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们，他那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有的、包括对自己充满苦涩的自我批判的书，是使人完全相信的。

如果重新考虑战斗的人道主义的定义，我认为它和中野重治所说的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义者是表里一致的。只要从日本人这方面来看今天的核状况，我一直在想，我们自己把自己无条件地搞成了深重的悲观主义的俘虏。大学时代就是好朋友的一位医学家对我说，你没有因为悲观主义而自杀，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勉励的精神力量，倒不如说是由于强健的肉体的力量，这一点也许你自己没有意识到。我的身体的确如朋友所说那么强壮，没有麻烦他们当医生的。

回想起来，中野重治和渡边一夫都是身体强壮的人。如果他们携起手来，以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的姿态大步前进，可以想象那前景是错不了的。而且通过这一想象，我对于他们共有的战斗的人道主义有了更明确的定义。我想把它用自己的语言传达给年轻的人们作为自己的一项工作，才写了这篇文章。

此次中国之行，对于作家的我来说，最使我感动的是，在北京参观了鲁迅故居和博物馆的时候。青年们常常念诵的裴多菲的诗句，我看到鲁迅也引用过，为了很好地理解它的思想，我想起《野草》这个有名的短篇，由此也想到１９３２年他在上海出版的自选集上的自序，我想把其中的一段抄在这里。他也是战斗的人道主义者。是竹内好译的。“我开始写小说是１９１８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但是老实说，我对‘文学革命’还没有热情。我看到辛亥革命，看了第二次革命，看了袁世凯炮制的阴谋和张勋复辟的阴谋，看了其他许许多多，完全怀疑了，失望之余非常沮丧。今年，民族主义文学家在某小报上写道：‘鲁迅深表怀疑’。说的一点也不错。我目前就怀疑这些人未必是民族主义文学家，谁也不知道今后变成什么样。不过我也怀疑自己的失望。因为我看的人和看的事极其有限。这想法给了我拿起笔的力量。／‘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我觉得这么谈的鲁迅才是最值得记住的具备战斗的人道主义的、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待续

十二　“此项待续”

和这些生在同一时代的、而且以彼此了解深以为幸的人们一起，以编辑者为中心多方筹备的季刊《海尔梅斯》①（岩波书店出版）终于创刊了。纪念出版的集会上编辑者们谈话的时候，我引用了两首诗。这些诗是从以前每逢自觉意识到生活转换期的时候，就像地下水一涌而出一般在我心里复苏的诗，也是年复一年徒增感慨而反复吟诵的诗。总之，花费好长时间和朋友们创刊了新的杂志，也可以说这是自己的人主告一段落，自然而然地有此表露吧。

①HermeS希腊神话中为众神传信，并掌管商业管理道路之神——译注。

第一首诗是叶芝的作品，是长诗《一九一九年》的一段。我曾经为加深记忆而把它试译出来，夹在全诗集里。“飞向荒凉天空的天鹅。／它的形象带来了粗犷，也带来了愤怒，／所有的事物应该让它结束，／用回忆描写我辛劳备至的人生／甚至半靠思索描写／甚至仅仅写了一半／啊，我们已经进入梦境／为什么现在不抹掉恼人的困厄／寒冬的风吹来／不学不行么？梦中我们的头已经破碎。”

当时我特别注意布莱克的新柏拉图主义，所以对我来说，这首诗首先使我深入地理解了这部作品，原来早就由叶芝经过先进地侧面研究，认为它是布莱克重振风采的很有力量的作品，并且在“柏拉图周年”时提到它，同时称它是歌颂新柏拉图主义的灵魂与肉体的作品。

那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再加上想到它是表明多年工作的诗人一生之中分歧点的作品，仿佛诗人那粗犷的叹气声依然回响的作品，所以照旧打动我的心。因为我也正处在一生中的分歧点，怎样发出回声，有待我不久的将来以小说的形式表现——总之，随笔文章过于带有自白式的多义性——它的内容。所以，我把天鹅的飞翔当作粗犷和愤怒的象征在头脑中描绘，同时重复了下面一段：“啊，我们已经进入梦境／为什么现在不抹掉恼人的困厄／寒冬的风吹来／不学不行么？梦中我们的头已经破碎。

另一个诗是奥登①的《一九二九年》中的一段。这位诗人使我对诗的感受性受到尖锐而且深刻的影响。我这里引用深濑基宽的译文。奥登是对叶芝怀有复杂心情然而深表敬意的晚辈的诗人。奥登悼念叶芝逝世的诗中，下述一段我至今仍然牢记在心：“诗人啊，起步吧／一心一意地朝着暗夜的深渊之路走去吧／你以沉静的声音／述说我们的欢喜之路吧／／给诗的调子培上土吧／从诅咒之中开辟出葡萄田吧／把人间的蹉跌／以悲叹的欢喜歌唱吧。／／在心脏的荒野之中／让厚惠于人的泉水喷出来吧／让幽囚于牢狱者尽成自由之人／教给人们以赞美之道吧。”

①Wystan Hugh Auden，英国诗人（１９０７—１９７３）。艾略特之后的新诗运动的代表人物。经常发表政治色彩极浓、社会主义内容的诗。代表作有《不安的时代》——译注。

《一九二九年》在下述写得很美的开头部分已经肯定地发出了不祥之音，这是充满苦涩的自省自察的诗，我读了它的开头部分。

那是复活节的时候，我在公园里漫步／边走边听池中的蛙鸣／美丽的云团在那辽阔的晴空／十分悠闲地飘然而去，我却目不转睛地望着它／给新的名字加进新的意义／对伸过来的新手用新的力量去握，为不停地前进的人世而使用新的语言／这是世上所有的恋人和诗人们都能看得见的季节。／边想这些忽然看到／孤零零的一个男人坐在便椅上哭泣／低着头，咧着嘴／衣冠不整，面貌丑陋，像个刚出蛋壳的雏鸡。

现在重新把它抄在这里。对于为纪念《海尔梅斯》季刊创刊而前来相聚的人们，我把这两篇诗各引一段并讲了话，但是我仍然担心，是否没有很好地传达我的意思。至于在我的讲话里怎样把这两篇诗联系起的，我看只要明白叶芝的《一九一九年》和奥登的《一九二九年》相隔十年而标题相似这一点就行了。

于是我想重新整理自己对这诗的感受。看一看一定的生存期间一直从事文学工作——说看一看一直在艺术以及其他领域工作也可以，与艺术无关的工作也一样。我注意的是一定的生存期间这个问题，这里我想立足于自己的经验说话，所以先把文学工作当作立足点，然后再向一般方面展开——觉得准确到连年、月、日都清清楚楚。这时，断开之处的两侧就像两脚各踩一侧站在那里一样，过去的工作就会叠在上边，回顾一定的生存期间，过去自己从来没看到的光景，自己本人在这一光景里往往是轮廓分明，分明得使自己不能不为之愕然。

使我觉得这个自己，或者是不学不行么？梦中我们的头示经破碎而必须向自己诉苦。或者这个自己在清楚地看到从过去到现在的生存光景之中，和那个坐在便椅上哭泣，低着头，咧着嘴，衣冠不整，面貌丑陋，像个刚出蛋壳的雏鸡的人一模一样。

奥登的诗没有完，接下去便是以下这样的句子。

因此我想起了死去的人们／他们的死成了季节开始的必然条件的人们／对于这个季节只是凄凄惨惨回头望去／对于圣诞节的愉快怀念不已的人们／在沉默中消失，泪眼矇眬的冬天的对话等等。

我对于这些诗的思索，主要是因为我自己现在正碰上它，同时也因为我对死去的人们抱有真挚的感情，比如说和十年之前自己所感受的，已经完全不同了。

如果整理一下自己过去所思考的所谓死的定义，可能是这样的：年幼的时候，对于某些人的死，感到失去了极其宝贵的人，似乎出现了无法恢复原样的坑，而且这种感觉翻来覆去很难抹掉。但是自己现在意识到的是与此不可比较的几乎是暗淡的感情。总而言之，也就是自己已经找到自己的感觉是：他们死去的同时，活在这个人世上所遇到的最好的东西确实因此而丧失了一部分，已经无可恢复。我常常——差不多完全像个退职老人那种感触——怀念那些死去的人们的同时，也看到了和他们一起去了另一世界，对于这个现实世界所谓最好的部分久久念念不忘的自己。死去的人们之中，我最思念不已的是渡边一夫，他晚年常说，自己最亲近的人已经大多去世。那句话的最深层所包容的巨大的哀叹，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我才觉得，有着现实的同感。

年龄？对你来说，你是不是说得有些为时过早？既然这样，我就换个说法，只好说这个时代使我如此感知而早熟的。使我不能不感到，在这核时代，难道不是核覆盖了整个世界而且成了一种象征，它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事物涂上了一层怎么也擦不掉的脏东西么？难道不是它让万民期望的高度科学技术社会前进的巨流，按照它所指的方向滔滔前进的么？我难以忘怀的许许多多死去的人们，在朝着规定方向的文明前进之中，无不坚决拒绝按它所指的方向前进，我也是按照他们这样展开思路的。总而言之，我的感情有时是被这样捆得紧紧的：那些死去的人们是没有直接的支持者的，而现在的我们又是正在被黑暗的浊流推着走下去，这个现实世界里，太阳全被阴翳挡住一般，毫无生气。

如果还要引用深濑基宽译的艾略特的《空虚的人们》中的诗句，那么，我想引用如下一节，因为我感到这一节最恰当地表现了我的内心所思：“两眼发直地瞪大着眼睛／渡到彼岸死的王国的人啊／如果有心就把我们记住——／你成不了猛然纵身跳进地狱的魂灵／你只是空虚的人／只是剥制的人。”还说“在死的梦幻的王国／梦中的我害怕那凝视的眼睛／这眼睛，并不露出来／那眼睛在那里么／斑斑剥剥照在圆柱上的阳光／那里一棵树在摇曳／人声在风的歌里／比一颗黯淡下去的星星／还遥远还沉重的风的歌。”

不言而喻，我也并不是一天到晚仅仅思考那些死去的人们的事，也不是仅仅思考他们从这边带到那边去的美好事物。如我开头所写，和自己差不多年岁相等——也就是同年代的生者与死者——的人们一起，创刊新杂志这样的事，的确是可喜的，而且以这种可喜的心情办下去。然而即使在这种积极的、有充实感的工作之中，和它带来的勃勃生机的喜悦并不矛盾的死去的人们那种阴翳插了进来。

具体说来，《海尔梅斯》的发刊词上引用了，对于编辑同人来说无可代替的人，已经成了死去的人们中一员的林达夫的话。我发表在创刊号上的小说里，把围绕林达夫之死的思索作为最大的主题。总而言之，活下来的人们在他们自主的行为之中，总想把死去的人们带到另一世界而又无可代替的东西，或多或少地拿回现实世界来。把取回来的东西当作给与自己的智慧的资产，当作精神的资产，认真地给与重新认识，并且把它传达给下一代，我对此一定尽力而为，在这里先记下这一笔。

让我再一次引用艾略特的作品，前面的那诗的结尾是这样的：“这样，这个世界就算完了／这样，这个世界就算完了／这样，这个世界就算完了／毁灭没有完，因为人在哭哭啼啼。”想到核时代亲眼目睹这个世界完全毁灭，那么，反复吟唱This is the way theworld ends，紧接下去的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这一行，我以为具有极其生动的预言性。在核状况的沉重和黑暗日渐加大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让Withapang把这个世界毁灭，在最后关头只靠Whimper的呼喊而不奋起抵抗是不行的，这样的反省会激发我们奋起。总而言之，我认为在这个时代甘当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应该说是我们生存态度的根本定义之一。

关于我们的生存态度的根本定义。我总觉得，具体地思念死去的人们之中这个人那个人的时候，他的定义中最具体的东西好像在自己的心里反刍一样。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写了和他们的直接关系，写了他们给与我的生存态度的定义。残存的记忆之中他们直面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生存局面不断地重现，他们昭示给我的生存态度的定义在我心中复苏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另一世界的人——尽管这种丧失之感再次感觉深而且重，但恰好因为这个缘故才有如此感觉——了，但是他们的生存态度的定义，现在仍然对于活着的我们起着作用，我相信，等我们走向另一世界的时候，他们昭示给我们的生存态度的定义上必须再加上我们的补注，传给活着的一代，而且也能够这样传下去。

我手头有一篇最典型地表明着今天的情况之下，去了另一世界的人和活着的人们以及下一代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的生存态度根本定义。这就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们跨过巨大困难而活跃的“日本受害团体协会”，于１９８４年冬发表的《原子弹受害者的基本要求》。这是比多年来要求制定“原子弹受害者支援护法”运动更向前迈了一步的文章。我说多年来，证据之一便是我十年前写的《面对情况》的文章结尾部分用了“耻”的回忆这句话，现在把其中的一节引用在这里。

“恐怖心和被动的情绪相反，它是源于想象力的人的自我表现，本质上是能动的，它突出地表现在（我并不是没有一般日本人引以为耻的记忆而写的）冬天或者通宵静坐的那些受害者要求制定受害者支援护法运动的全部过程中。受害者们已经是中、高年龄的人，他们为了健康和生活而要求国家给与援助，理由正当，但是他们提出此项要求的同时，还希望对他们要求国家走向和平之路的意志给与充分肯定，并且表明坚持此项运动的精神。／他们是原子弹带来的人间悲剧的体验者。饱尝痛苦与辛酸而活下来的受害者，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核武器恐怖掌握最现实、最科学的确证的人。然而他们却不是被恐怖所能动摇的人。他们能动地为自己的健康和生活而斗争，并且为此不惜向政府挑战，同时更高瞻远瞩，怀有强烈希望国家和平的意志。他们对核时代的想象力，是把自己的健康与生活同希望国家和平的意志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们才坚持要求制定受害者援护法的运动，并迈出了第一步。”

这一运动影响之下形成了全国规模的高潮，具体表现就是作为厚生大臣咨询机构而成立了原子弹受害者对策基本问题恳谈会，但是，１９８０年政府却明确表示拒绝制定“原子弹受害者援护法”，政府按此方针行事，居然无视受害者们多年的奋斗以及国民的支持。然而受害者们决不屈服，他们差不多用了五年的时间，与专家反复讨论，表明“受害者团体协会”的基本构思才得到认可的就是这篇文章。文章根据长期运动的经验和周到的讨论，通俗易懂地表达根本性的设想。我是该文章的参与其事的人，对该文怀有敬意，不妨引用其中几段如下。

美国投原子弹，造成了人类史上最早的核战争灾难。／其行为是无差别、非人道地对待战争，其违反国际法一事，已经由原子弹裁判裁定，日本政府也认为“违反国际法精神”。强制他人受原子弹灾害，决不能再次发生。／决不允许重演的原子弹灾害，根本不是由于受害者的责任引起的。“追本溯源，战争乃国家之行为而发生者”（１９７８年最高法院判决）。／反人类的原子弹灾害既然是战争的结果产生的，对其受害给与补偿，乃实行战争之国理所当然之责任。／及时制定‘国家补偿之原子弹受害者援护法’乃日本政府的义务。／日本政府关于对日和平条约，放弃对联合国提出一切请求损害赔偿权，其中包括原子弹受害者之请求权。这不仅无视原子弹受害者，事实上也放弃了追究投掷原子弹之责任。对美放弃请求权的政府更应根据本身之责任及早制定援护法。／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不仅同美国占领军一起一直掩盖原子弹受害之事实，而且原子弹受害者最需要援护的１２年之间不采取任何援护政策，弃置不顾。在此期间许多受害者已经去世。／其后，作为运动之成果，制定了原子弹受害者医疗法、特别措施法，但对最多受害者的死者却没有补偿，各种津贴支付要领上还有所谓限制所得规定，简直谈不到对受害者给与“国家补偿”。甚至为了掌握原子弹受害者的实际情况应该作的调查，政府直到现在从未实现过。／原子弹受害者对策基本问题恳谈会对于上述意见，认为受害者的对策“应该是立足于广义上的国家补偿的见地考虑的，然而却以现行两法来充当。而且还说什么国民对于战争的牺牲“必须忍受下去”从而拒绝制定援护法。国家补偿的原子弹受害者援护法直到现在之所以仍未实现，是因为日本政府拿基本问题恳谈会的意见作挡箭牌，让原子弹受害者们依旧“忍受”下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广岛、长崎被炸以来已逾四十年，受害者很快就老龄化，“如不尽快补偿，我们就等不及了”，这呼声令人痛心。／核战争迫在眉睫的今天，为了使受害者生命多延长一天，让他们继续呼吁废除核武器，援护实为不可或缺的延命之粮。

没有直接表现“受害者的要求”，紧接着便是下面的话：“当此被炸４０周年之际，受害者作如下由衷的呼吁。／不要发动核战争，废除核武器！／现在要立刻制定援护法！／此项要求有成果时，受害者才能以‘和平柱石’的面貌生存下去，死去的人才算瞑目。／要筑起为了防止人类‘重遭灾难’的城堡。——这是历史给与原子弹下幸存下来的我们的使命。惟有完成这个使命，才是受害者能够留给下一代的惟一的遗产。”

把死去的人们和活下来的我们联系在一起，这不就是很好地表现出给下一代留下核时代认真的生存态度的定义么？表明胸怀此志而仍然活下去，虽有困难然而真挚地坚持生存的定义，这就是许多走向老年的受害者们生存态度的定义。从今年冬天起重新开展的以达到“原子弹受害者之基本要求”为目的的受害者团体协会的运动，必须要求日本各地许许多多的人们给予大力支持，特别是要求青年们参加此项运动，学习广岛、长崎受害者们生存态度的定义，对他们来说也是最重要的自我教育。

应该提到，我们早就有负面的经验，但是，被核状况之下的悲观主义——并非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义者，而是守旧的悲观主义——拘束而不能重新振作的自己，认识到这是耻辱从而觉醒的，正是受害者团体协会以及受害者们的思想和行动促成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这些人顽强地主张要建立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但是另一部分人却认为废除核武器无望，这就等于把自己置于无舵之船一般，所以自己决不能对此采取容忍态度。

这几年，不论在欧洲，在美国，有人告诉我，他们对于广岛、长崎的受害者们谈自身经历的话，听了大为感动，并会见了那里男女老少市民运动家们。每次和他们谈话，我总的感觉可以大致概括如下：广岛、长崎的受害者已趋老龄化，帮助他们的年轻的社会事业义务工作人员们展览被炸实相的照片，同时口述他们个人的经历。地上受灾的人之多之惨，规模之大，给每个参观者以巨大冲击。而且，他们述说众多的生活于悲惨之中的受害者们的经历——当然是那些众多被炸后死去的人口述而由义务服务人员转述的——这份辛劳非常感动，因为这对于防止未来重现原子弹受害者的惨剧很有帮助，而且关键的地方很受鼓舞。其次是因此他们也意识到，客观上核状况的条件越来越恶化——必须把它推翻，然而推翻它的方法和劳动量也日渐困难和增大——的情况下，人类是主体条件，有朝一日必然废除核武器，对于这个方向和理由更加相信。

想到这些，我再次想起死去的人们之中，不用说对于我自己，即使对于众多的同时代的人也是无可代替的渡边一夫喜欢引用的塞南库尔说的话，那勉励人奋进的声音，仿佛清清楚楚地响在耳边。

也许人要灭亡的。但是在抵抗之中倒下去好不好？假如我们抵抗以后仍是虚无，也不要把它硬说成是正确的好不好？

只凭这样的话，我对塞南库尔新的认识也许很难让人理解。但是，假定一位受过原子弹灾难的老年人出现于寒冬之夜的集会——它不是作家靠他的想象力编造的场面，而是根据前面提到的基本方针开展的国民运动“受害者团体协会”的集会上屡见不鲜的现实场面——的时候也这么说：也许核武器终于毁灭了人类，也许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在抵抗中毁灭好不好？即使我们抵抗之后是热核战争的虚无，也不要把它硬说成是正确的好不好？那么，听到这些话的新一代首先是他们自己受到鼓舞与勉励，一定奋发而起，为了不要出现全人类沦为这种虚无而仍旧说成正确的局面而下定决心，希望加入到原子弹受害者的运动中来，这样，岂不就找到了自己主体的存在了么？这样，就和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的决心直接联系一起了。总而言之，我相信这就是在我们自身之中复苏渡边一夫、中野重治坚持的生存态度的定义，把广岛、长崎３０余万死去的人们的遗念，让下一代当作筑起积极的城堡的使命，同幸存的原子弹受害者的生存态度的定义一致，并为此而奋起。

我在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想到中野重治战后第一部小说中有“此项待续”这句话，自己也三番五次地感到必须写，实际也这么说出去了。在这篇文章结尾的时候，发觉要写“此项待续”的想法比预感更加强烈。我现在意识到也写过现在的自己正处在生存的断缝之处，正因为处在这断缝之处，所以脑子里常常想到，面对这断缝之处自己该如何把自己的人生连结起来，即使从这一意义来说，“此项待续”对现在的自己就是一个重要课题。

何况自己已经是生存处于断缝之处的年龄，这把年纪的自己同要求和我谈话的新的一代之间，很明显的一点便是越过了这断缝之处，那么，这接合之处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不能不使我反复思索，所以，包括许多意义的“此项待续”就在我心中时明时暗。比如，中野重治写了“此项待续”，他是如何续起来的，从他的工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然而中野是死去的人们之中的一位，他以后的“此项待续”，我也曾想过自行其事地续下去的方法，但是这种想法有时并不能约束自己。

这些文章里反复写了我那残疾儿子的事，以此为主题的小说连续短篇集《新人啊，你醒来吧》的结尾处，我对于２０岁的儿子拒绝人们给他起的那个“好啊”的外号一事发了如下的感慨。

儿子啊，我们从来就没有给你起过用“好啊”这样的婴儿奶名，一定叫你“小光”。因为你已经到那个年龄啦。一喊你小光，你和你弟弟樱麻两小青年人就站在我们面前哪。这时我把熟记在心中的布莱克给《弥尔顿》作的序中常常念诵的诗句，口若悬河般地念出来。Rouce up，O，Young Men of the New Age！set your foreheads against the ignorantHirelings！醒悟吧，啊，新时代的青年们！对于无知的雇佣兵们，你们要热情对待！因为我们的兵营、法庭或者大学都雇着雇佣兵。他们如果有所作为，那才是永久抑制智力之战，把肉体之战久久拖下去的人们。在布莱克思想指引之下，我的幻视中新时代青年一代的儿子们——在这穷凶极恶的核时代之下，更需要多多亲近雇佣兵们——身旁，感到仿佛还有一个青年人，也仿佛重生的自己站在那里。来自“生命之树”的声音是勉励人类的话，这话仿佛是对不久即将走向老年而必须承受苦难的自己说的一般。“不要怕，海神之子啊！我如果不死，你就不能生。／但是我如果死，我再生的时候将和你在一起。”

写在这里的死和再生的主题，当然是以时代、世界的死与再生这一课题而展开的，但就其根本来说，正如这里谈个人的感怀一样，是把自己作为单独的个体对死与再生有所思索。所以，只要和小说的形象有关，我就把它放在主人公＝我的祈求的层面上来完成现实的表现。但是把同一主题重新写成随笔文章，我就怀疑，是不是没有把它写成有说服性的东西。因为我没有对来自“生命之树”的声音的主人耶稣、基督的信仰，所以感到甚至前面引用的布莱克的文章，也只能说仅仅是在小说里地地道道是我自己的文章但意义却是共有的而已。

但是我确实想过，把时代、世界的再生和单独个体的再生放在一起，当作最实际的课题思考，首先是把它放在我利残疾儿子的共同生活上，联系布莱克诗里的形象而表现在小说的情节之中，使它成为支撑我现实生活的力量。然而小说的情节随着覆盖时代、世界的核武器黑云更密更浓，作为难以动摇的主题——可以认为，不深思这个问题，作家就一步也不能前进的紧迫问题——确实在自己头脑中开始存在了。我决心坚持“此项待续”以为我自己的生存和文学的课题。至于“续”下去的方法，我现在已经自觉地意识到，和自己有联系的死去的人们的关系上，比较清楚，然而和新一代的联系方法就比较不清楚了。因此，我想在这里更加认真地写下“此项待续”。

（全文完）

附录　我在暧昧的日本①

大江健三郎

灾难性的二次大战期间，我在一片森林里度过了孩童时代。那片森林位于日本列岛中的四国岛上，离这里有万里之遥。当时，有两本书占据了我的内心世界，那就是《哈克贝里·芬历险记》②和《尼尔斯历险记》③。

①该文为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７日，在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文学院发表的讲演全文。该讲演标题直译应为《暧昧的日本的我》。因文章中多处借此标题进行对比说明，为便于理解，除标题外，文中各处均直译为《暧昧的日本的我》。

②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

③１９０９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儿童文学女作家拉格洛芙的作品，在我国被译为《骑鹅旅行记》。

通过阅读《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孩童时代的我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合法化的依据。我发现，在恐怖笼罩着世界的那个时代，与其呆在峡谷间那座狭小的房屋里过夜，倒不如来到森林里，在树木的簇拥下进入梦乡更为安逸。而《尼尔斯历险记》中的少年，则变成了一个小不点儿，他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并进行了一次充满冒险的旅行。在这个故事中，我感受到若干层次的官能性的愉悦。首先，由于像祖先那样长年生活在小岛茂密的森林里，自己天真而又固执地相信，这个大自然中的真实的世界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方式，都像故事中所描绘的那样获得了解放。这，就是第一个层次的愉悦。其次，在横越瑞典的旅行中，尼尔斯与朋友（野鹅）们相互帮助，并为他们而战斗，使自己淘气的性格得以改造，成为纯洁的、充满自信而又谦虚的人。这是愉悦的第二个层次。终于回到了家乡的尼尔斯，呼喊着家中思念已久的双亲。或许可以说，最高层次的愉悦，正在那呼喊声中。我觉得，自己也在同尼尔斯一起发出那声声呼喊，因而感受到一种被净化了的高尚的情感。如果借助法语来进行表达，那是这样一种呼喊：“Maman，Papa！Je suis grand je suis de nouveau unhomme！”criatil。

他这样喊道：——妈妈、爸爸，我长大了，我又回到了人间！

深深打动了我的那个句子，是“Je suis de nouveau un homme！”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继续体验着持久的苦难，这些苦难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内部，到与日本社会的联系，乃至我在２０世纪后半叶的总的生活方式。我将自己的体验写成小说，并通过这种方式活在世上。在这一过程中，我时常用近乎叹息的自吻重复着那声呼喊：“Je suis denouveau un homme！”

可能有不少女士和先生认为，像这样絮叨私事，与我现在站立的场所和时间是不相宜的，可是，我在文学上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现在，谨请允许我稍稍讲述有关个人的话题。

半个世纪之前，身为森林里的孩子，我在阅读尼尔斯的故事时，从中感受到了两个预言。一个是不久后自己也将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另一个则是自己也将会与亲爱的野鹅结伴而行，从空中飞往遥远而又令人神往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结婚后，我们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弱智儿。根据Light这个英语单词的含义，我们替他取名为光。幼年时，他只对鸟的歌声有所知觉，而对人类的声音和语言却全然没有反应。在他六岁那年夏天，我们去了山中小屋，当听见小鸡的叫声从树丛对面的湖上传来时，他竟以野鸟叫声唱片中解说者的语调说道：“这是……水鸡。”这是孩子第一次用人类的语言说出的话语。从此，他与我们之间用语言进行的思想交流开始了。

目前，光在为残疾人设立的职业培训所工作，这是我国以瑞典为模式兴办的福利事业，同时还一直在作曲。把他与人类所创造的音乐结合起来，首先是小鸟的歌声。难道说，光替父亲实现了听懂小鸟的语言这一预言？

在我的生涯中，我的妻子发挥了板为丰富的女性力量，她是尼尔斯的那只名叫阿克的野鹅的化身。现在，我同她结伴而行，飞到了斯德哥尔摩。

第一个站在这里的日语作家川端康成，曾在此发表过题为《美丽的日本的我》①的讲演。这一讲演极为美丽，同时也极为暧昧。我现在使用的英语单词vague，即相当于日语中“暧昧的”这一形容词。我之所以特意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用英语翻译“暧昧”这个日语单词时，可以有若干译法。川端或许有意识地选择了“暧昧”，并且预先用讲演的标题来进行提示。这是通过日语中“美丽的日本的我”里“的”这个助词的功能来体现的。

①此处意译应为《我在美丽的日本》。因文章中多处将其与《暧昧的日本的我》作对比说明，为便于理解，特直译为《美丽的日本的我》。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标题首先意味着“我”从属于“美丽的日本”，同时也在提示，“我”与“美丽的日本”同格。川端的译者、一位研究日本文学的美国人将这一标题译成了这样的英语《Japan，the Beautiful，and Myself》。虽说把这个句子再译回到普通的日语，就是“美丽的日本与我”，但却未必可以认为，刚才提到的那位娴熟的英译者是一个背叛原作的翻译者。

通过这一标题，川端表现出了独特的神秘主义。不仅在日本，更广泛地说，在整个东方范围内，都让人们感受到了这种神秘主义。之所以说那是独特的，是因为他为了表现出生活于现代的自我的内心世界，而借助“独特的”这一禅的形式，引用了中世纪禅僧的和歌。而且大致说来，这些和歌都强调语言不可能表现真理，语言是封闭的。这些禅僧的和歌使得人们无法期待这种语言向自己传递信息，只能主动舍弃自我，参与到封闭的语言之中去，非此则不能理解或产生共鸣。

在斯德哥尔摩的听众面前，川端为什么要朗诵诸如此类的和歌呢？而且还是用的日语。我敬佩这位优秀艺术家的态度，在晚年，他直率地表白了勇敢的信条。作为小说家，在经历了长年的劳作之后，川端迷上了这些主动拒绝理解的和歌，因而只能借助此类表白，讲述自己所生存的世界与文学，即《美丽的日本的我》。

而且，川端是这样结束讲演的：有人评论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可它却并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我觉得这在“心灵”上，根本是不相同的，道元的四季歌命题为《本来面目》，一方面歌颂四季的美，另一方面强烈地反映了禅宗的哲理。我觉得，这里就有直率和勇敢的自我主张。他认为。虽然自己植根于东方古典世界的禅的思想和审美情趣之中，却并不属于虚无主义。川端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在向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寄予信赖和希望的未来的人类发出心底的呼喊。坦率地说，与２６年前站立在这里的同胞相比，我感到７１年前获奖的那位爱尔兰诗人威廉·勃特勒·叶芝①更为可亲。当时，他和我年龄相仿。当然，我并不是故意把自己与这位天才相提并论。正如威廉·布莱克②——叶芝使他的作品在本世纪得以复兴——所赞颂的那样：“如同闪电一般，横扫欧亚两洲，再越过中国，还有日本。”我只是一位谦卑的弟子，在离他的国度非常遥远的土地上，我说了以上这番话。

①威·勃·叶芝（１８６５—１９３９），爱尔兰诗人，剧作家，１９２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②威廉·布莱克（１７５７—１８２７），英国诗人、画家、神秘主义者，著有散文《天堂和地狱的结婚》（１７９０）等文学作品。此外，还创作了一批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

现在，我总结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一生而写作的三部曲已经脱稿，这部作品的书名①，即取自于他的一部重要诗作中的一节：“从树梢的枝头，一半全是辉耀着的火焰／另一半全是绿色／这是一株被露水湿润了的丰茂的大树。”他的全部诗集，在这部作品的每一处都投下了透彻的影子。为祝贺大诗人威·勃·叶芝获奖，爱尔兰上院提出的决议案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您的力量，我们的文明得以被世界所评价……您的文学极为珍贵，在破坏性的盲信中守护了人类的理智……”

①书名为《熊熊燃烧的绿树》。

倘若可能，为了我国的文明，为了不是因为文学和哲学，而是通过电子工程学和汽车生产工艺学而为世界所知的我国的文明，我希望能够起到叶芝的作用。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国民。

作为生活于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刚才，在谈论川端的暧昧时，我使用了vague这一英语单词，现在我仍然要遵从英语圈的大诗人凯思琳·雷恩①所下的定义——“是ambiguous，而不是vague”，希望把日语中相同的暧昧译成ambiguous。因为，在谈论到自己时，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

①凯·雷恩（１９０８—），英国女诗人，著有《坑坑洼洼的土丘》、《失去的国土》、《在荒凉的海滨》等诗集。

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１２０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间的深深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了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现代日本无论作为国家或是个人的现状，都孕育着双重性。在近、现代化的历史上，这种近、现代化同时也带来了它的弊端，即太平洋战争。以大约５０年前的战败为契机，正如“战后文学者”作为当事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日本和日本人在极其悲惨和痛苦的境况中又重新出发了。支撑着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义和放弃战争的誓言，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观念。然而，蕴含着这种道德观念的个人和社会，却并不是纯洁和清白的。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历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类第一次核攻击的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死者们，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幸存者们，那些从父母处遗传了这种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们（除了日本人，还包括众多以朝鲜语为母语的不幸者），也在不断地审视着我们的道德观念。

现在，国际间有一种批评，认为日本这个国家对于在联合国恢复军事作用以维护世界和平持消极态度。这些言论灌满了我们的耳朵。然而，日本为重新出发而制定的宪法的核心，就是发誓放弃战争，这也是很有必要的。作为走向新生的道德观念的基础，日本人痛定思痛，选择了放弃战争的原则。

西欧有着悠久传统——对那些拒绝服兵役者，人们会在良心上持宽容的态度。在那里，这种放弃战争的选择，难道不正是一种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吗？如果把这种放弃战争的誓言从日本国的宪法中删去——为达到这一目的的策动，在国内时有发生，其中不乏试图利用国际上的所谓外来压力的策动——无疑将是对亚洲和广岛、长崎的牺牲者们最彻底的背叛。身为小说家，我不得不想象，在这之后，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何种残忍的新的背叛。

支撑着现有宪法的市民感情超越了民主主义原理，把绝对价值置于更高的位置。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民主主义宪法下，与其说这种情感值得感怀，莫如说它更为现实地存续了下来。假如日本人再次将另一种原理制度化，用以取代战后重新出发的道德规范，那么，我们为在崩溃了的现代化废墟上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而进行的祈祷，也就只能变得徒劳无益了。作为一个人，我没法不去想象这一切。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极其繁荣——尽管从世界经济的构想和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这种繁荣正孕育着种种危险的胎芽——使得日本人在近、现代化进程中培育出的慢性病一般的暧昧急剧膨胀，并呈现出更加新异的形态。关于这一点，国际间的批评之眼所看到的，远比我们在国内所感觉到的更为清晰。如同在战后忍受着赤贫，没有失去走向复兴的希望那样，日本人现在正从异常的繁荣下竭力挺起身子，忍受着对前途的巨大担忧，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奇妙。我们可以认为，日本的繁荣，有赖于亚洲经济领域内的生产和消费这两股潜在势力的增加，这种繁荣正不断呈现出新的形态。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所希望创作的严肃文学，与反映东京泛滥的消费文化和世界性从属文化的小说大相径庭，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界定我们日本人自身呢？

奥登①为小说家下了这样的定义：他们“在正直的人群中正直，／在污浊中污浊，／如果可能，／须以羸弱之身，／在钝痛中承受，／人类所有的苦难。”我长年过着这种职业作家的生活，已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弗兰纳里·奥康纳①语）。

①威·休·奥登（１９０７—１９７３），出生于英国的美国诗人，著有《新年的信》（１９４１）和《不安的时代》（１９４８）等诗作。

为了界定理想的日本人形象，我想从乔治·奥威尔②时常使用的形容词中挑选“正派的”一词。奥威尔常用这词以及诸如“仁慈的”、“明智的”、“整洁的”等词来形容自己特别喜爱的人物形象。这些使人误以为十分简单的形容词，完全可以衬托我在“暖昧的日本的我”这一句子中所使用的“暖昧”一词，并与它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外部所看到的日本人形象，与日本人所希望呈现的形象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

①弗·奥康纳（１９２５—１９６４）美国女小说家。

②乔·奥威尔（１９０３—１９５０），英国小说家、社会评论家，著有《一九八四年》（１９４９）等讽刺性作品。

倘若我将“正派的”人这一日本人的形象，与法语中“人道主义者”的日本人这一表现重叠起来使用的话，我希望奥威尔不会提出异议，因为这两个词都含有宽容和人性之义。不过，我们确实有一位前辈不辞辛劳，为造就这样的日本人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他，就是研究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和思想的学者渡边一夫①。在大战爆发前夕和激烈进行中的那种爱国狂热里，渡边尽管独自苦恼，却仍梦想着要将人文主义者的人际观，融入到自己未曾舍弃的日本传统美意识和自然观中去，这是不同于川端的“美丽的日本”的另一种观念。

与其它国家为实现近、现代化而不顾一切的做法不同，日本的知识分子以一种相互影响的复杂方法，试图在很深的程度上把西欧同他们的岛国连接起来。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劳作，却也充满了喜悦。尤其是渡边一夫所进行的弗朗索瓦·拉伯雷②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①渡边一夫（１９０１—１９７５），日本的法国文学专家、评论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江健三郎的恩师。

②弗·拉伯雷（１４９４—１５５３），１６世纪法国文艺复兴文学的代表作家、医师、人文学者。

年轻的渡边在大战前曾在巴黎留学，当他对自己的导师表明了要将拉伯雷译介到日本去的决心时，那位老练的法国人给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青年下了这样的评价：“L′enCtreprise inouie de la traduction de l′in traduisible Rabelais”即“要把不可翻译的拉伯雷译为日语，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企图”。另一位惊讶的帮腔者则更为直率地说道：“Belle entreprise Pantagrueline”，即“这是庞大固埃①式的、了不起的企图”。然而，在大战和被占领期间的贫困、窘迫之中，渡边一夫不仅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程，而且还竭尽所能，把拉伯雷之前的、与拉伯雷齐驾并驱的、还有继他之后的各种各样的人文学者的生平和思想，移植到了处于混乱时期的日本。

①拉伯雷的代表作《巨人传》中的巨人王。

我是渡边一夫在人生和文学方面的弟子。从渡边那里，我以两种形式接受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一是小说。在渡边有关拉伯雷的译著中，我具体学习和体验了米哈伊尔·巴赫金①所提出并理论化了的“荒诞现实主义或大众笑文化的形象系统”——物质性和肉体性原理的重要程度；宇宙性、社会性、肉体性等诸要素的紧密结合；死亡与再生情结的重合；还有公然推翻上下关系所引起的哄笑。

①米·巴赫金（１８９５—１９７５）前苏联文学理论家、批评家。

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我得以植根于我置身的边缘的日本乃至更为边缘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后，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等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的基础，是亚洲这块土地上一直存续着的某种暗示——自古以来就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我所说的亚洲，并不是作为新兴经济势力受到宠爱的亚洲，而是蕴含着持久的贫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亚洲。在我看来，文学的世界性，首先应该建立在这种具体的联系之中。为争取一位韩国优秀诗人的政治自由，我曾参加过一次绝食斗争。现在，我则对中国那些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们的命运表示关注。渡边给予我的另一个影响，是人文主义思想。我把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精神”相重复的欧洲精神，作为一个有生气的整体接受了下来。像是要团团围住拉伯雷一般，渡边还写了易于读解的史料性评传。他的评传涵盖了伊拉斯谟①和塞巴斯齐昂·卡斯泰利勇②等人文学者，甚至还包括从围绕着亨利四世的玛尔戈王后③到伽布利埃尔·黛托莱的诸多女性。就这样，渡边向日本人介绍了最具人性的人文主义、尤其是宽容的宝贵、人类的信仰、以及人类易于成为自己制造的机械的奴隶等观念。

①德·伊拉斯谟（１４６６B６７—１５３６），荷兰文学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文主义者，著有《格言集》（１５００）、《痴愚神礼赞》（１５１１）和《对话集》（１５１８）等文学作品。

②塞·卡斯泰利勇（１５１５—１５６３），１６世纪法国人文主义者、新教神学家。

③玛尔戈王后（１５５３—１６１５），１５７２年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结婚。

他勤奋努力，传播了丹麦伟大语法学家克利斯托夫·尼罗普的名言“不抗议（战争）的人，则是同谋者”，使之成为时事性的警句。渡边一夫通过把人文主义这种包孕着诸多思想的西欧母胎移植到日本，而大胆尝试了“前所未闻的企图”，确实是一位“宠大固埃式的、了不起的企图”的人。作为渡边的人文主义的弟子，我希望通过自己这份小说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语言进行表达的人及其接受者，从个人和时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复过来，并使他们各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我刚才说过被日本人的暖昧“撕裂开来”这句话，因而我在文学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图医治和恢复这些痛苦和创伤。这种工作也是对共同拥有日语的同胞和朋友们确定相同方向而作的祈祷。

让我们重新回到个人的话题上来吧。我那个在智力上存在着障碍、却存活下来的孩子，在小鸟的歌声中走向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世界，并在其中成长，终于开始创作自己的乐曲。我认为，他最初的小小作品，无异于小草叶片上闪烁着的耀眼的露珠，充满新鲜的亮光和喜悦。纯洁一词好像由in和nocea组合而成，即没有暇疵。光的音乐，的确是作曲家本人纯真的自然流露。

然而，当光进一步进行音乐创作时，作为父亲，我却从他的音乐中清晰地听到了“阴暗灵魂的哭喊声”。智力发育滞后的孩子尽了最大努力，以使自己“人生的习惯”——作曲，得以在技术上发展和构思上深化。这件事的本身，也使得他发现了自己心灵深处尚未用语言触摸过的、黑暗和悲哀的硬结。

而且，“阴暗灵魂的哭喊声”被作为音乐而美妙地加以表现这一行为本身，也在明显地医治和恢复他那黑暗和悲哀的硬结。作为使那些生活在同时代的听众得到医治和恢复的音乐，光的作品已经被广泛接受。从艺术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治愈力中，我找到了相信这一切的依据。

我无须仔细进行验证，只是遵循这一信条，希望能够探寻到一种方法——如果可能，将以自己的羸弱之身，在２０世纪，于钝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学技术与交通的畸形发展中积累的被害者们的苦难。我还在考虑，作为一个置身于世界边缘的人，如何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展望世界，并对全体人类的医治与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

（许金龙　译）


颁奖辞

歇尔·耶思普玛基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大江健三郎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倾力描写光。讲述人蜜（蜜三郎）因为长子出生时就患有严重的先天性脑功能障碍，夫妻关系不和，就与渴望成为激进派活动家而壮烈捐躯的弟弟鹰（鹰四）一起回到故乡四国，来到祖祖辈辈居住过的、偏僻荒凉的山谷。

一天夜晚，蜜看见弟弟在性兴奋的刺激下赤身裸体地在新雪甫降的雪地上转圈奔跑，身子在雪堆上翻转滚动。此时此刻，鹰就是一个世纪前农民起义领袖叔祖父的兄弟，就是现代暴动的煽动者。几百年间的风云变幻都凝聚在这一瞬间。有人认为，从这个场景可以窥见大江叙述的精采，他把发生在两条不同的时间轴上的一系列事件准确地推向悲剧的顶峰。还有人认为，这种手法的运用是把过去交织进现在的一例。人物重新出场，情节展开变化。大江的作品中，这种为数众多的来自过去的挑战不断地呼唤着新的回答。我们真切地回想着逃避到祖祖辈辈居住的僻远的深山、一个世纪前的农民起义、龃龉不睦的兄弟间的紧张关系、孩子的残疾造成的精神打击。

核武器的悲惨后果是与脑功能障碍的儿子问题自然相关的另一个主题。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等这些大江从萨特中获得的哲学要素贯彻作品的始终，形成大江文学的一个特征。但是，大江也提出了另外的主张，即应该认识难以捉摸的混沌不清的现实，这就需要“模特儿”。

这种连续不断的反复逐渐形成其作品的特征、特色，从而导致更加宏大的作品构思。读一读《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MBT森林的神奇故事》等长短篇小说以及去年译成法语的《致令人眷念的年代的信》，就可以明确这部作品的位置关系。为了创作幻想式的自传，大江采用了日本第一人称小说的写作技巧。

大江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部小说百分之八十的情节是虚构的。对于讲述人的人生绝对必需的人物吉哥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学创作，他以与实现留在祖先的森林里耽读但丁这个梦想的讲述人截然相反的人物形象而出场。于是先前的作品重新映照着新颖的文脉的新光，获得公正的位置。例如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不仅改变了吉哥服刑十年的犯罪形式，而且也变更了祖先生活的有关资料。

我们处理大江作品中连续出场的作品主题以外的东西。作品群在一个伟大而精巧的构思中互相感应、变换。从这一点上可以说，这位作家不仅仅在写书，而是在“构筑”作品。如果再补充一句，就是大江在他的新著《熊熊燃烧的绿树》中，将焦点重新对准父亲与智力功能障碍的儿子之间的共生，从而把他先前的整个题材颠倒过来。他以反论语言“Rejoice！（高兴吧！）”结束全书。

也许大家会以为这是严谨缜密的构思，其实并非如此，莫如说这种固执的尝试似乎产生于富有诗意的迷恋。大江说他的创作是驱除自我内心中恶魔的一种方法。我祈愿他的驱邪不会成功……。然而从与恶魔的搏斗中产生的作品超越了作家的意图获得以外的成功。

大江说他的眼睛并不盯着世界的听众，只对日本的读者说话。但是，其中存在着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契机、崭新的见解、充满凝练形象的诗这种“变异的现实主义”。让他回归自我主题的强烈迷恋消除了（语言等）障碍。我们终于对作品中的人物感到亲切，惊讶其变化，理解作者关于真实与肉眼所见的一切均毫无价值的见解。但价值存在于另外的层次。往往从众多变相的人与事中最终产生纯人文主义的理想形象、我们全体关注的感人形象。

大江先生：

您主张如果要以我们的感觉把握现实就必需“模特儿”，实际上您的作品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接连变化和持续不断的神话的“模特儿”。通过这些模特儿，我们可以了解过去与现在的相互作用，可以区别作品中人物的微妙处境。

我高兴地代表瑞典文学院对您荣膺１９９４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表示最衷心的祝贺，并邀请您前来接受国王陛下的颁奖。（郑民钦译）

答谢辞①
大江健三郎

我是一个在幼少年时代全面接受尼尔斯·霍格逊影响的奇怪的日本人。有一段时期，甚至能够详细地说出瑞典美丽的国土的地名，比自己国家的地名更加熟悉。

①这是大江健三郎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０日在斯德哥尔摩颁奖仪式后的晚宴上的致辞。——编注

我先前对《源氏物语》不感兴趣。比起紫式部女士，我更对S．O．L．拉格洛芙②感到亲近、怀有敬意。但是，我必须再次感谢尼尔斯和他的朋友大雁，因为这只大雁使我重新发现了《源氏物语》。

②S．O．L．拉格洛芙，１８５８—１９４０，瑞典女作家。曾任教师，作品宣扬母爱和人性的善良。著有童话《尼尔斯历险记》、小说《古斯泰·贝林的故事》等。１９０９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女作家首次获得该奖。尼尔斯·霍格逊是《尼尔斯历险记》的主人公。——译注


《源氏物语》的主人公光源氏呼唤天空飞翔的大雁，要它寻找梦中都无法相逢的亡魂的去向。

我在尼尔斯的引导下追求西欧文学也是灵魂的去向。我作为一个日本人，希望我对文学、文化的探索对西欧能多少有所报答。

这次获奖不正是给予了我报答的机会吗？给予我的还很多，而报答才刚刚开始。这盛大的晚宴也是一个给予。

（郑民钦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