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成人艺术比较
朱平珍 / 云梦学刊
苏格拉底（公元前470-399年）与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分别是西方和东方历史上最早以私人身份从事讲学的教育家、思想家，两人都被誉为“人类的导师”。孔子还曾被称为“圣人”。但最值得我们注目的——他们还是两位把自己雕塑成“人”的形象的艺术家。投入终生的时光和激情，他们把自己雕塑成古典的完美的至今仍放射光芒的“人”的形象。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将自己雕塑成人的呢？在谈到苏格拉底时，有人曾这样说：“我们深知他是什么样的人，但不知他是如何变成这样的。”[1](p49)他们两人都曾以对话的形式阐述自己的思想，并对学生进行教育，但都没有留下自己所撰写的著作，而只有由学生所记述的言行。因此，研读《论语》及《回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对话》等著作，听其言，观其行，察其乐，思其人，或许能知其一二吧！
怀着浪漫的激情，以审美的方式去寻求人之为人的美，并且把自己当作一件艺术品来雕塑，是他们成人艺术的共同之处。
一、寻求人之为人的美
所谓审美的方式，在这里一是指采用饶有趣味而不是枯燥的形式；二是指既深入又能超出平常生活状态，寻找人之成人的美的境界。当然，这种审美的方式，是建立在他们受过全面教养的基础之上的。苏格拉底和孔子虽然都出身低微，但对知识的强烈渴求和对“人是什么”的追寻远远胜过衣食之求。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2](p9)；苏格拉底阅读了许多古代哲学家的作品，去听过许多研究其它学问的著名智者讲学以及一些音乐、诗歌方面的教师的演讲。[1](p45)他们转益多师，受过当时所需要的广博的教育。
苏格拉底从事过雕塑，当过军人，还担任过文职，但他一生中主要的工作是哲学研究。他的哲学研究如话剧一样采用与人谈话的形式。他的谈话讲学方式是与当时的雅典人的悠闲生活方式分不开的。“苏格拉底经常出现在公共场所。他在早上往那里去散步并进行体育锻炼；当市场上人多起来的时候，总可以看到他在那里；在别的时候，凡是有人多的地方，多半他也会在那里；他常作讲演，凡喜欢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听他。”[3](p3-4)有时他还和人赤着脚沿河流边走边谈，或坐在河岸大树下朗诵文章。他的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满审美的愉悦。当有人讥笑他节俭又不愿借教学收取酬金时，苏格拉底回答说，不收取酬金他就可以自由选择听众。他愿意和有才德的人交朋友，把自己所知道的好东西都教给他，并把能够彼此帮助看为极大的收获。自由地讲，自由地听，自由地选择有才德的朋友，在这自由中意识到自己在日益更好地成长起来，获得更多的有价值的朋友，这些就是苏格拉底意识到的快乐。[3](p36-37)
而更具有审美意味的是“苏格拉底式的讽刺”。他说，他母亲是一个接生婆，他也努力追随母亲的足迹，做一个精神的助产士，帮助别人生产出他们自己的思想。他把这个方法称为接生术。[4](p201)
苏格拉底式的讽刺与现代所谓的讽刺不同，它是一种谈话方式，一种自由愉快的社交。苏格拉底提出问题，诱导别人思索、回答，以便对自己想说的话存疑和对别人自由思索加以等待。例如在《美诺篇》里，苏格拉底问美诺：什么是美德？美诺立刻就分别回答了男人的美德是什么，女人的美德是什么，等等，苏格拉底讽刺他说：“当我只问你一种美德时，你就把你所留着的一窝美德都给我端出来了”，而这并不是他所要问的，他要问的是“美德本身”。因为美德“不论他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苏格拉底就这样以“无知者”的身份一步步引导美诺进行推导，从具体的感性经验，指导出构成美德概念的部分概念（正义、勇敢，等等），最后推出美德是一种“知识”。[5](p153)这就引导人开始了意识对自身的反思，寻找从每个人中都可以找到的普遍的道德本质。[1](p63)
苏格拉底的方法始终坚持一个论点，标准始终如一，被问者必须严格遵守言说本身的逻辑层次，所使用的概念都必须建立在明确的严格的“定义”之上。他用这样的方法盘问人，正像他希望暴露自己的无知一样，也暴露别人的无知。他的目的是否定错误，追求真理。他的这种方式本身就含有人与人在对话中互相陶铸的成分，以此培养自我意识、理性的发展，增强对普遍概念的认识。
在《会饮篇》里，苏格拉底借第俄提玛之口，说出人之为人不能仅仅凭借生育子女使自己得到不朽，还必须是有自我意识能思维的人。人有心灵，有头脑，必须孕育心灵所特宜孕育的东西——思想智慧以及其它心灵的美质，使自己得到不朽。例如梭伦备受人崇敬，是因为他生育了雅典的法律。这样的心灵的子女比起肉体子女能替父母博得更大的荣誉。[6](p269-271)一个人怎样才能生育出美丽的精神儿女呢？他先从人世间个别的美的事物开始参悟，从爱美的形体，到学会把心灵美看得比形体的美更珍贵，再应学会见到行为制度的美、学问知识的美，最后提升到最高境界的美，而这是一个人最值得过的生活境界。[6](p273)看到这种境界的人，“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量数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6](p272)，就会知道比起它来，黄金、艳服、美男、美女等等一切使许多人醉心迷眼常守着的心爱物，都卑卑不足道。看到此境界的人，生育出真实功德，从而达到不朽[6](p273-274)。在《斐德若篇》里，苏格拉底和斐德若坐在河边大树下说到：“你和我所要追攀的”人，“是把真善美的东西写到读者心灵里去”的人；他认为书籍会使人懒于思索，强不知以为知。所以大思想家不把自己的思想写在纸上，而把它写在心灵里，自己的心灵里和弟子的心灵里。我们由此可以体会到苏格拉底“述而不作”的原因。
与苏格拉底一样，孔子讲学的方式也是采用对话的形式。孔子与人的对话如诗篇一样，语言简洁、明快、生动，特别是比喻、对比手法的运用，使其内蕴丰厚，有很多的话就是人生格言。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2](p26)“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p65)“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2](p72)对语言的锤炼，是与他对人的修养要求分不开的。
孔子曾说：教育应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p76)他认为一个人的修养开始于学诗，自立于学礼，完成于学乐。[8]诗、礼、乐在孔子那里，不仅是诗教，也是一种人生的审美方式。南容由于经常反复诵读《诗经》中关于白圭的四句诗：“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9]（比喻人处世谨慎），孔子便把自己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在孔子那里，学诗既是个人修养的方式，也是衡量人的标准。他曾对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2](p176)。他还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2](p8)从对《诗》的学习中，不仅可以锤炼语言，而且可以陶冶性情、感奋精神。
什么是礼呢？礼就是保证“仁”（爱人）实施的道德规范和制度规范。“仁”是目的，“礼”是手段。孔子所有言论都是为了人，都是为了解决如何“爱人”的问题。如果不爱呢？这就要用一定的道德规范和制度规范来保证和限制。“‘礼’就是节（约），所以‘礼’叫‘礼节’。什么叫‘制度’？‘制’就是节制、克制。”[10]
孔子提倡“以礼让为国”[2](p32)，即是用礼让的原则来治理国家，实现“仁”政。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各诸候国在战争中进行残酷的掠夺和杀戮，“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野。”[11]因此，孔子反对战争，提倡“不争”。在孔子倡导的“谦让”的礼节中，有许多象征的意蕴。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2](p164)，“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2](p19)“揖让”是作揖，表谦让，是中国古代或今人宾主相见的礼节。作揖的动作，是将自己的拳头握住，象征不动武，向对方致敬，是一种具有古典美的行为艺术。孔子似乎站在云端，指点人间曰：“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参加射箭比赛这一类的体育竞赛活动吧！即使是参加射箭比赛，也是先互相作揖，谦让，然后上场，射完箭之后走下场来，又互相敬酒。这才是君子之争啊！这样看来，孔子的思想不是倒退而是超前，他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人类艺术人生的远景之图。
礼以行为艺术的形式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乐以声乐艺术的形式表达人内心的情感。因此，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2](p183)“礼呀礼呀，只是说的玉帛之类的礼器吗？乐呀乐呀，只是说的钟鼓之类的乐器吗？”[12]在孔子看来，礼乐这些外在的规定是和内心的道德情感紧密相连的。齐之以礼的基础是道之以德。所以他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2](p18)一个人没有仁心，他怎么实行礼呢？一个人没有仁心，他怎么运用乐呢？可见仁与礼乐不可分离而应融和为一。“寓仁于乐”、“寓仁于礼”，这是孔子对人实行礼、乐提出的要求，也是他评价礼、乐的标准。他认为《韶》乐“尽善尽美”，是因为它不仅曲美舞美，而且表现了舜“以圣德受禅”之美；认为《武》乐“尽美矣，未尽善也”[2](p27)，是因为它虽然曲美舞美，但是却表现了“取天下”之武力，这有违孔子的“仁爱”思想。所以，“乐则《韶》、《舞》”[2](p161)是治国和教民之方，它寄寓了孔子对善政和善人的美好理想，而这也是人类的理想。
在孔子最欣赏的学生颜回的理想里，也叠印着这种理想的境界。据《孔子家语》记载，有一次孔子要子路、子贡、颜回各述其志。子路说，如果齐楚交战，他愿在两军交战中，奋力拼杀克敌制胜。子贡说，如果齐楚交战，他愿陈说利害使之休战。孔子评价说，子路是勇者，子贡是辩者。他问颜回为什么不说话，颜回说，香草与臭草不在同一个器皿里贮藏，尧与桀不在同一个国家里当君王，那是由于他们不是同类啊！他愿意辅佐圣王，“施行礼乐孝悌的教化，使人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把剑戟改铸成农具，把战马放回南山，使室家无旷怨之思，千载无战斗之志，使子路的勇敢和子贡的辩才都找不到用处。”孔子听了很是赞赏。孔子的理想在“吾与点也”[2](p115)一章中，更得到诗情画意的描绘。曾皙的理想是愿继承师业，他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为什么赞同曾皙的理想呢？曾皙的理想是师与生、人与人、人与天、学与游、学与美的高度和谐，这就是天人合一的和平的艺术的人生。
孔子所赞叹的这种浪漫主义的理想，是建立在“齐之以礼”、以“仁”为己任的人生艺术实践之上的。“仁”就是“爱人”。如果不爱就要用“礼节”去提示或约束他。如前面提到与人见面的“作揖”礼节，右手握拳，左手伸出将之挡住，优雅、潇洒、独特，内蕴丰富，它时时在提醒你要“克制”、要“爱人”，使你不得不赞叹中国古人创造出的这个美与理融合的人生的行为艺术。孔子深谙“爱人”的行为艺术，因此，当臣见君的礼节由原先的“拜下”（先在堂下君王看不清的地方拜，升堂之后面对君王再拜），改为直接到堂上去拜时，孔子说：“今拜上，泰（是骄纵的表现，——引钱逊注）也；虽违众，吾从下。”[2](p82)“礼，与其奢也，宁俭。”[2](p18)就礼节仪式来说，孔子反对奢侈排场，但却维护他认为有重要意义的礼节。“从下”这一礼节是否象征着这样的意义呢？当君王的眼睛看不到臣子的时候，臣子也应该“爱人”和“节制”，而不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是“乐节礼乐”[2](p173)（以用礼乐调节自己为快乐）的一个具体的行为艺术展现。
孔子还用很多精辟的格言来教诲人，如“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三思”、“君子有三畏”、“君子有九思”[2](p172-175)但如果碰到一个像木头一样的人，他根本不去思不去乐不去戒不去畏，怎么办？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2](p187)孔子对这种只吃不思不把自己当人的“病”，开出的单方是“去做做下棋的游戏”，从游戏中感受智力活动的愉快。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人之为人，应“用心”思索，应有意识。在这一点上，他与苏格拉底相同，只不过“思索”的方向与层次不同。他认为完美的人首先就是有“智”。“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2](p143)一个人有智慧、清廉、勇敢、多艺，再加上礼乐修养使之有文采，这就可算一个完美的人。但这要求太高，能见利思义，遇到危险能献出生命，长久处于穷苦还不忘平日的诺言。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完美的人。
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出来，人之美在孔子那里，几乎全部是“男性”之美。女性在《论语》中出现过几次（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孔子见南子、齐人归女乐、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父母在不远游[2]（p189、p58、p191、p186、p34等等）。虽然作为“母”的女性因为有“爱子”的美德受到尊敬，但由于有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一句，全部女性便无“美”可言，仅仅成为“好色之徒”（“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2](p89)）追寻的对象。中国女性二千多年来悲剧性的命运就此启幕。但事实上女性中也有“以美德化天下”的，如武王十个治国之臣中就有一个是女子，但孔子却因“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有人说因为她是武王的母亲，孔子不敢把她看作武王的臣子，[2](p80)但同时她也是女子，岂不同时又与“小人”并列了吗？与孔子相反，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女性受到尊重。在《会饮篇》中，与苏格拉底对话的女子第俄提玛“对爱情问题，对许多其他问题，都有真知卓见。”苏格拉底经常讲到传达神明旨意的德尔福的女祭司的预言，还说在纺织方面妇女懂得怎样纺织，所以统治着男人。[3](p119)他还教育他的儿子要尊敬自己的母亲。[3](p51)特别是他把自己称为“助产婆”，将他的对话法称为精神的“助产术”，并将达到最高的美的境界的人生产出思想比喻为“精神婴儿”出生，都可看出女性在他那里不仅受到尊重，而且分享有他所追寻的“人之美”。而苏格拉底的这些比喻和赞美，在孔子那里是不可思义的。女性之美没有出现在孔子的“人之美”中，孔子其实也已作出了解释：“亲近了，他们（女人和小人——引者）就不知逊让；疏远了，就会怨恨你。”孔子是否已触及到独立人格问题呢？大多数女性生存的依附性，造成了性格上的依赖性和情绪不稳性，有时不仅制约了自己，也约束了他人。我的家乡流传的民谣“三莫惹”中，就有“女子家莫惹”一条，女性应引以为戒。但这一人格上的缺陷，不应成为以偏概全否定女性的充足理由。
综上所述，全面地来看孔子，他以诗、礼、乐等形式，以与弟子之间展开对话的形式来追寻人之为人的美。孔子认为完美的人是有仁爱之心的能“爱人”的人。他倡导群体意识，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向往天人合一的和平的艺术的人生。
与苏格拉底比较，他们共同之处都是以审美的方式不倦地追求人之为人的完美。他们的不同之处是，两人主要从不同的方向进行思索。一个从人的“自我意识”，唤醒人的“反思”；一个从人的“群体意识”，呼唤人们之间的“仁爱”。一个从人的内心的思想核心理性思维，去求得对普遍概念的认识；一个从人的外在的行为方式，躬行“仁”与“礼”。一个追攀心灵的真、善、美；一个实行“仁”与“礼”融合的尽善尽美，而在对人之为人的美的追寻中，他们也开始了对自己的塑造。
二、把自己雕塑成艺术品
与有的思想家把“思想”视为头脑中的冥想不同，苏格拉底与孔子共同的一个特点是，他们的思想成为他们人生的“脚本”，他们集“编、导、演”三位为一体，不仅以审美的方式追寻人之为人的美，而且以审美的方式，把自己雕塑成独特的人的艺术形象。这种对人类自身之美的塑造，是怀着一个艺术的目的，以追寻中的人之美为尺度，将现实的人生改造成艺术的人生，将普通的常人提升为独特无二的艺术品。艺术不再仅仅是艺术，它融入生活之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状态。在这样的对美的设计与改造中，他们点燃了自己一生的光阴，很明亮，也很悲壮。
在苏格拉底的追寻中，完美的人不仅是有脑袋的人，而且是善于用脑袋思维、“孕育无量数的优美崇高的道理”的人。他通过不断地肯定自身而否定原有的认识，一步步地“好象升梯，逐步上进”。[6](p273)在苏格拉底那里，人的思维活动是人的最高最美的活动。“苏格拉底的原则就是：人必须从他自己去找到他的天职、他的目的、世界的最终目的、真理、自在自为的东西，必须通过他自己而达到真理。”[1](p41)这就是意识复归于自己，它要摆脱它的特殊主观性、克服它的偶然性、任意性。这就是苏格拉底的沉思。
苏格拉底说：“哲学就是最伟大的艺术，我一直在实践它。”[13](p115-116)因此，他以艺术家一样投入的独特的审美方式进行“沉思”。他说：“我像猎狗追逐食物一样追逐真理。”这种对人的精神的追求，使他超出生活，“疏忽了自己的职业——他是一个雕塑家——甚至忽视了自己的家庭。他泼悍的妻子赞蒂普从未放过一次机会提醒他的这种疏忽。”[14]他的行为特别是他沉思时的行动被人认为古怪而又有趣。他“时常一个人走开，在路上挺直地站着”[6](p216)思考。即使在从军中，他也是如此。有一天大清早，他遇到一个问题，就在一个地点站着不动，凝神默想了一天一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他“才扯脚走开”[6](p287)。这让人惊讶不已，有人还搬出铺席睡在露天里，看他是否站着过夜。他的“思”已成为一种行为艺术被人观赏。又有一次，他邀人去阿伽通家里参加庆贺晚宴，走在路上时他想到一个问题，便落在后面站在路上凝神默想。当仆人去找他时，发现他“已退隐到邻家的门楼下，在那里挺直地站着，请他进来他又不肯。”[6](p216)他就这样地沉思默想，苦心经营，难怪他在《会饮篇》中讨论哲学问题时，能立即“口占一文”，谈出那么一大篇高妙的“爱神颂”来。可见思之不深，谈则不高；人若成人，立之思之。苏格拉底就以“立之思之”在路上“挺直站着”思考的姿态，以众人为之新奇古怪的行动，把自己雕塑成“思想者——人”的形象。
苏格拉底的“立之思之”，极富象征意味。它让人领悟人应站起来思考，人应抬起头以向前的姿态不断地寻找真理，而不是低着头五体投地乞求真理。
苏格拉底长得像森林神一样丑陋，而举止却像圣徒一样文雅。有一个相面家梭庇如斯说，从苏格拉底的脸上看出了邪恶与淫荡的欲望。他的学生反对这种说法，苏格拉底表示认可，他说：“梭庇如斯说得不错，不过，这些欲望都被我的理智克服了。”据他的学生回忆，“他的实际行动比他的言说更好地表现了他是一个能自制的人。因为他不仅制服了身体的私欲，而且也战胜了与金钱有关的一切事情。”[3](p33)他“把私事置于脑后，抛弃天伦之乐，”“像父兄一样默默地照顾”、敦促人“专心向善”。他“执行马虻一样的职责”，刺激雅典这匹“日趋懒惰”、“巨大的纯种马”[13](p63)他说：“我确信神指派我的职责是度过爱智的一生，检查我自己和他人，如果我由于惧死或怕担其他的风险而放弃神所委派的职责，这将极大地违背我的本性”。[13](p59)他虽然“到处奔走，劝人从善，为人效力，”然而“从不在大庭广众下公开讲演，从不对国事冒险进言。”这是因为他“时常感到有一种声音在召唤”、“劝阻”他不要“涉足公共生活”。他说：“如果我很早以前就试图从政，我想我早就性命难保了。”他认为这样对雅典和他自己“都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世界上任何正直的人”，如果“试图坚决阻止他们所属的国家里很多错误行动和非法活动的发生，都难逃一死。”[13](p64)苏格拉底唯一的一次参加城邦政治活动，是担任“五百人会议”的值日主席。时众人提出了要处死十将军的提案（罪状是因风浪大没有把在海战中丧身的战士的尸体带回来），只有他一人投票坚决反对。他不怕众人发怒，不怕权势恫吓，不怕“牢狱之灾和死亡危险”、“坚定不移站在法律和正义一边”。[13](p65)但这十位将军还是被处死了。后来执政官们也都承认，审讯十将军是不合法的。还有一次，在“三十僭主”执政时，僭主们命令苏格拉底与另外四人一起去把逃亡在外的勒昂抓来处死。其他几个人都抓人去了，而苏格拉底“却回家了”。他说：“我再度不用语言、而用我的行动”来说明不怕死，不受胁迫去作“不义之事”。[13](p66)苏格拉底用他的行动阐释、证明他的思想——只有在理性的驾驭下，人的行动才合乎正义；只有“懂得怎样统治的人”才能拥有权利，而不是“那些中了签”“由群众选举出来的人”。[3](p118)
苏格拉底还以“从容赴死”的形式，证明自己的无辜和理性精神必胜，证明“他们却因为邪恶和道德败坏而被真理宣判死刑”，[13](p77)从而给走向极端的“雅典民主”宣布了不可磨灭的罪行。他拒绝了友人帮他逃走的建议，从容赴死，也为公民作出了恭行正义，服从法庭的榜样。最后，在法庭上，苏格拉底以预言家的口气对陪审团说：“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继续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当时在场的阿波罗多伤心地对苏格拉底说：“可是，苏格拉底，看到你这样不公正地被处死，真让我们不能忍受。”苏格拉底拍拍他的脑袋，微笑着说：“亲爱的阿波罗多，难道你希望看到我公正地被处死，而不是不公正地被处死吗？”[3](p195)在他被处死的那一天（太阳落山后便令他服毒酒），他还在和人讨论“灵魂”问题，研究“关于未来生活的看法，设想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13](p117)他的从容与胸襟，他的睿智与幽默，由此可见一斑。与苏格拉底一样，孔子也把“死”看作人生最后的一种行为艺术。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见义不为，无勇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2]（p160、p16、p163）他在周游列国十四年中，历经磨难。在生死关头，他仍能保持“天生德于予，桓ｔｕí＠①其如予何！”[2](p67)的气度。只不过孔子是“杀身以成仁”，苏格拉底是“赴死以证思”。
苏格拉底认为，完美的人是心灵美与身体美的和谐，这从上文苏格拉底的一个“奥林匹亚竞赛”的比喻中即可以看到。苏格拉底除强调从“思”陶铸人，还注重“情”的陶冶。他倾听音乐、诗歌、美文，欣赏戏剧、风景。在“情感”上用艺术陶冶自己，这也是苏格拉底成人的又一条途径。在他生命的旅途中，他经常做一个相同的梦，告诉他：“苏格拉底，实践和修习艺术吧！”[13](p117)在监狱中他写了二首诗：阿波罗颂；还将一个伊索寓言改写成诗。[13](p116)苏格拉底还认为体育锻炼对身心都有益，因此应该注意体育锻炼。他说：“因为人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需要用身体的，既然一切事都需要用身体，那么，尽可能使身体保持最良好的状态，就是非常必要的了。即使在你认为需要身体最少的思维活动中，谁不知道有许多人由于健康不良而大大失败了呢？”特别令人警醒的是，他还提出了“不锻炼身体可耻”的观点。他说：“使得本来可以通过锻炼而变得极其美好和矫健的身体竟因自己的疏忽而致孱弱衰老，这也是非常可耻的。”[3](p131-132)把个人的身体提高到道德的层面，可见苏格拉底对“人”的尊重，显示出他的伦理哲学以人为本的人性份量。苏格拉底对体育锻炼的重视是和古希腊人的社会生存有关的。“当时城邦之间战争频繁，需要健壮的公民去保卫它，强健有力是当时英雄的标志。另外，由于希腊地处地中海沿岸，气候四季如春，竞技是裸体进行的，这又孕育了希腊民族崇尚人体美的社会文化心理环境”。[15]
苏格拉底的身体奇特地好，又有非凡的耐力，即使是在北方的严冬中打仗，他“穿着他原来常穿的那件大衣，赤着脚在冰上走，比起穿鞋的人走着还更自在，叫兵士们都斜着眼睛看他，以为他有意轻视他们。”[6](p287)他这种耐力是与平常有意识地锻炼分不开的。他经常不穿鞋子，光着脚满街找人辩论；时时不顾别人的惊讶靠跳舞来减肥。[16]在生活方面，苏格拉底认为不应过分考究。特别独特的是，他提出“一个受过教养的人要像奴仆那样能吃苦”的观点。[3](p135)他推崇俭朴的生活，随遇而安，粗茶淡饭皆可果腹。他说，食欲本身就是最好的调味品；禁食是医治厌食的良方。[3](p23)他注意在生活中磨练自己，“准备应付对于身体可能临到的任何考验”。[3](p35)简朴的生活，顽强的锻炼，也是苏格拉底成人的重要方式。总之，苏格拉底不仅从“思维”、而且从“情感”，同时还从“身体”三方面刻意地、执著地导演着自己，雕刻着自己，塑造出“思沉、情深、身健”的自我形象，这是令人心神往之的完美的“人”的形象。
让我们再来看看孔子。一个有趣的相似，在如何“思”的问题上，孔子也曾像苏格拉底那样不吃不喝地进行过思考。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日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2](p166)冥冥之中，在不同的时空，两位哲人似乎在进行一场“思”的行为竞赛，从而引发了至今仍在进行的“思”的接力赛。孔子以“无益”为由退出，进入“博学以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2](p58)之道。成为身体力行“仁爱”之人。
“行”在孔子的思想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他说：“听其言而观其行”[2](p40)，“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2](p70)可见“行”是他评价他人和自己的最高标准。“颂《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2](p130)孔子说，你熟读《诗三百》，但却办不了一件政事；出使在外，又不能很好地对答，你虽然学得多，又有什么用呢？可见“行”又是对“学”的检验。“德之不行，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2](p60)可见，该行而不“行”已成为国家、社会、民众中突出的问题，孔子为之忧心忡忡。“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侮人不倦”[2](p60)，孔子以己之“行”力挽“不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2]（p35、p34）“行”是君子的美德，“不行”是人之耻辱。因此，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桴于海。”[2](p38)“周游列国之后如果我的主张还不能实行，只好坐一只木筏子到海外去！”果真如此，说不定孔门弟子还能遇到青年苏格拉底，出演一场“答苏格拉底问”呢！可见固守传统的人的传统，也是“反传统”的。而苏格拉底一生从没离开过雅典，而且至死不愿离开母邦。由此可见两人的精神指向不同，一个深入人之心，一个游于国之间。一个“立”于自我之意识，一个“行”于群体之意识。
与苏格拉底专心哲学研究不试图从政不同，孔子的“私立学校”是专为从政作准备的“干部专科学校”。孔子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2]（p166、p180）主张要学生“慎言”、“慎行”才有官做的老师敢于说出这样富有幽默感的“官话”，是和他有一全套关于如何当官的行为艺术准则分不开的。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正？”[2](p124)“政就是正的意思，您带头走正路，谁敢不走正路呢？”怎样正起来呢？“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终；举善而教不能，则劝。”[2]（p130、p14）领导者对待百姓态度庄重，他们就会恭敬；你孝顺父母、慈爱百姓，他们就会忠心；你荐举好人，教育能力差的人，他们就会劝勉。然而，孔子为之心忧的是，“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2](p27)就是说，“处于领导地位而不宽宏大量，举行礼仪时不恭敬严肃，参加丧礼时不悲痛哀伤，这种样子我怎么看得下去啊！”孔子俨然舞台总监，对“领导”的扮演者不能进入“角色”而心急如焚。“以约失之者鲜矣。”[2](p34)用礼法约束自己而犯错误的很少，这是孔子开出的治世之方。孔子如此说，也如此做。“君命召，不俟驾行矣。”[2](p102)君主召见孔子，他老人家不等驾好车马就先步行走了。“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ｊｕé＠②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ｃｈāｎ＠③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2](p95)国君要他去接待宾客，他脸色庄重，向和他站在一起的人作揖，向左或向右拱手，衣服前后整齐地摆动。他快步向前走的时候，姿态就像鸟儿展翅一样。宾客走了，他一定向国君说：“宾客已经走远了。”在这宛如礼仪之邦的游戏中，孔子以出色的表演，完成了他“承事如祭”、“齐之以礼”的形象塑造。“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ｓù＠④ｓù＠④，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2](p96)在孔子奉命出使邻国的活动中，他举着代表君主的圭，恭敬谨慎。举着圭时好像在作揖；放下来时，好像在有礼貌地递送东西给人。他脸色庄重，似在战栗；脚步细小，似循线而行。在向邻国君主献礼的仪式中，他脸带微笑。在以私人身份与邻国君臣会见中，他显得轻松愉快。孔子如此恭敬慎重地对待邻国之间的典礼，是以他一再提倡的“仁爱”、“克己复礼”思想为基础的。一旦做到克己复礼，天下的一切就都归于仁了。所以，孔子恭敬谨慎地举着圭参加典礼，和颜悦色地向邻国国君献礼，其意义不再仅仅是“指事”，而且具有了超越“所指”的象征意蕴，寄寓着“无争”“反战”、“和平”等理想。尽管孔子把关于“礼”的思想托为“先王之道”，实际上已融入了他自己对当时礼崩乐坏、战乱频繁的现实的思考与对时代的发展、人性的完善的新认识。
正如古今中外一切思想家的理想都没有实现或在生难以实现一样，孔子的理想在现实中也遭重创。“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2](p191)到了卫国，当“卫灵公问陈（布列军阵的事——引者），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2](p157)但孔子并不是一概反对武力，对于能‘止戈’之武事，他身体力行。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在鲁国担任大司寇期间，曾陪同鲁定公出席鲁、齐两国在夹谷举行的和谈会议。赴会前他劝鲁定公作好充分的武备便是一例。在春秋无义战之世，孔子以他的“行”批判君主的“不朝”和“好争”，以他的“行”去追求他的“仁”和“道”。他带着一帮学生，历尽艰辛，游说七国长达十四年，然无一被任用，以至他说出“朝闻道，夕死可知”[2](p30)这样有悲剧意识的话。即使这样他仍“知其不可而为之”。“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p153、p65）我们似乎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正在旅途的草地上休息，吃粗粮，饮白水，弯着胳膊做枕头，乐在其中。孔子指天而曰：“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我就象浮云一样。”对于孔子及其弟子，日本作家井上靖在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孔子》中评价道：“孔子及其弟子是一个杰出的活动讲坛，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比拟。离开鲁国国都以后的十四年间，孔子足迹遍及中原，所到之处，阐述‘仁’、‘礼’的道理。追随孔子的这种旅途生活，是一种至高的精神享受。”[17]而孔子和他的弟子风餐露宿“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艺术造型”，又因其强烈的悲剧色彩和浓郁的象征意蕴被镶嵌在历史文化的“画廊”，具有其永久的审美的魅力。
孔子的政治理想没有实现，但他的行为却成为一种艺术。有一天他说：“我想不说话了。”子贡说；“您如果不说话了，那我们这些学生有什么可传达的呢？”孔子说：“天说了什么呢？春夏秋冬四季照样运行，万物照样生长，天说了什么了呢？”[2](p185)孔子以天为喻，表明身教的重要。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2](p68)孔子不用大鱼网捕鱼，不射已归巢的鸟，他对自然“留一手、作一揖”。如果都这样，黄河早清了，沙漠早绿了。
“子于是日哭，则不歌。”[2](p62)如果当代人在这一天经历了悲痛忧伤的事，看到了“焦点”焦心的事，就不进歌舞厅了，那焦心的事也会越来越少了。
“当仁，不让于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2]（p168、p66）孔子的批判精神，改“不善”的锋芒与气势，跃然纸上。为何他的学生曾参竟变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2](p74)，从今以后知道可以免于刑戮毁伤的人呢？而在他之后有的儒者还走得更远呢？
孔子曾用“杖敲”责友不知“孝”，也以弹瑟代言劝人要懂“礼”。“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2](p9)父母活着的时候，要按照礼节侍奉他们；父母死了，要按照礼节埋葬他们，按照礼节祭祀他们。因此，当孔子的老朋友原壤的母亲死了，孔子去帮他治丧，看见他叉开腿坐在灵堂里傲慢无礼的样子，有的说他还站在棺材上唱起歌来。[2](p156)孔子便用拐杖敲他的小腿并斥责他：“你小时候就不孝不悌，长大了没有什么成就，老了还不死掉，真是一个害人虫！”[2](p156)素以“吾道一以贯之”，言行不离“忠恕”二字的孔子大动肝火，竟采用了ｓｈàｎ＠⑤宗的“棒喝”！这令孔子研究者们惊愕。其实这正体现了“子温而厉”[12](p72)的性格，体现了孔子言行的幽默和犀利。要注意的是，孔子“叩”的是老友，而不是其他人，更不是学生。在《论语》中没有孔子打学生的记载，而只有他与学生们像朋友一样相聚相随谈话的记录，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的“朋”指的是“同学”，不知后来儒学教育中为何要视学生为敌人，动不动就拿板子打人呢？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2](p186)按当时的礼节，年轻人初次见年长位尊的人一定要有介绍人（类似现在的介绍信、身份证），孺悲第一次去见孔子没有介绍人，所以孔子以生病为理由推辞不见，等传话的人出了门，孔子便取下瑟来边弹边唱，故意使孺悲听见，让他知道自己没有接见他不是因为生病，用“乐”这种艺术的方法点化他、教育他以后要讲礼。
音乐教育是孔子成人艺术中重要的一环。他说“义以为质”、[2](p163)“文之以礼乐，可以成人矣。”可见其重要。他不仅重视乐教，而且自己还具有很深的音乐造诣。他自卫国回到鲁国后，便对《诗经》中的乐曲进行了整理，使《雅》乐和《颂》乐各得其所。[2](p88)孔子还善奏乐，他曾“学鼓琴于师襄子”。[18]与人不同的是，他不但学习乐曲，还能从乐曲的风格和表达的情操上了解作曲的人，没有达到此，他决不学新曲，哪怕老师反复说：“可以学新的乐曲了”，他也不罢休。深谙器乐三味，他便能将演奏音乐的过程惟妙惟肖地讲给鲁国主管音乐的太师听。他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ｊｉǎｏ＠⑥如也，绎如也，以成。”[2](p26)由音乐的合起，到和谐、明亮的音乐形象的展开，再到余音袅袅，连续不断，然后结束，孔子将诉之于耳的器乐形象变为似乎可视的画面。“翕－纯－ｊｉǎｏ＠⑥－绎”，他以一言尽难尽之乐，没有对器乐及语言有极深的感悟，难以至此。无怪乎他说“成于乐”。“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2](p64)其对美的旋律、美的精神的渴慕与追求，令当代一些“逐丑”的行为艺术家相形见绌。“洋洋乎盈耳”[2](p78)的音乐，使孔子的生命得到升华，洋溢着艺术的气韵。“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2](p88)孔子站在江边对波涛与时光的流逝发出的感叹，不正蕴含着对自己一生持续不断的追求的品韵吗？它也如音乐一般，由聚起到和谐、明亮的展开，再到余音袅袅连续不断。他对颜渊的赞叹：“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2](p89)不也正是他自己的人生写照吗？这是如乐展开、如水奔流的审美的人生写照，其中奔腾着的是他对尽善尽美之仁人的渴求，对尽善尽美的人世的向往。这种对完美的渴求与向往，使他有限的人生，具有了无限的永久的审美意义。
与苏格拉底一样，孔子对人的身体、人的生命非常关注，这也是他们两人均能长寿的重要原因。孔子有“十不食”的饮食习惯，他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ｙì＠⑦而ｈé＠⑧，鱼ｎěｉ＠⑨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ｒèｎ＠⑩，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饩）。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2](p98)这十条看似挑剔，致使有人认为孔子在生活上很奢侈，其实不然。它主要讲了两点：第一，粮食要舂得细，鱼肉要切得细，易于人特别是老年人的肠胃消化；第二，要注意饮食卫生、注意营养，这与苏格拉底强调他的饮食“合乎卫生”、“富于营养”[3](p35)相同。特别有趣的是，关于少吃肉与多饮酒但不要喝醉这两点上他们两人意见完全相同并且都能做到。孔子“不为酒困”[2](p88)，苏格拉底在会饮中畅饮后仍能“照平时一样度过那一天。”[66](p292)孔子还有许多关于日常生活的“行为艺术准则”，如“食不语，寝不言”，如真能做到“食不语”，或吃饭时不高声喧哗，不仅有益于健康与卫生，而且省得周围人大惊小怪。在体育锻炼方面孔子虽没有苏格拉底那样赤脚冰地行军之事，但他的射箭技术很好，有一次在曲阜的矍相圃举行习射活动，“观者如堵墙”。[19]
由上可见，孔子从学、行、礼、乐、养（生）等方面着意地刻画自己，他博学于文，齐之以礼，躬行仁义，他导演着自己，陶铸着自己，把自己的人生改造成艺术的人生，把自己塑造成文质彬彬的具有中国古典美的“人”的形象。
三、结论
总之，苏格拉底是一个“立之思之自制之”的思想者；孔子是一个“学之行之礼约之”的“行动者”。苏格拉底是一个“自知其无知”的提问者和精神助产士；孔子是一个博学的行为艺术的答问者和教诲者。苏格拉底在自我意识对普遍概念的确证中，从“思”、从“头”开始陶铸自己；孔子则在强调群体意识中，在“齐之以礼”的躬行中，从“始之于足下”行起表演出自己。苏格拉底侧重于启示人怎样思，孔子侧重于告戒人如何行。在相距今天两千多年前的天各一方，他们以艺术家的激情与方式投身于哲学这伟大的艺术实践之中，在寻觅和创造人之为人的美的同时，将自己雕塑成独特的完美的“人”的形象。在人类文化的历史的天空，他们犹如两颗熠熠生辉的奇异硕大的双子星星，向我们闪耀着智慧、仁爱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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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史记·孔子世家[z].
[19] 礼记·射义[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