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政治教育

爱丽丝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的，那时的记忆是零散的、支离破碎的。太多的血腥和恐怖事件过早地进入了我的生活、留在我的记忆中，至今无法消失，一幕幕流血的场面仿佛就在昨天。

文革始初，我在上小学。为了参与这场“史无前列”的大革命，学校几乎停课两年。好不容易盼到复课了，但前提却是“复课闹革命”。每日上课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三呼万岁”。赞美领袖之后是大批判，斗私批修。从上批到下，互相批，把自己从里到外翻过来掉过去地批。上课的内容大多是学毛著，学社论，了解社会上还有什么东西还没被批判。

随着文革的进展，这种校内的大小批判活动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计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于是学校和社会联合行动起来，让少年儿童参与社会上的批斗大会、观看被游街的“犯人”。几乎每隔几个月都有大批的“反革命分子”被枪毙。每次的批斗大会和游街都是当时最热闹的事情，当时的人们似乎很喜欢看别人被杀。

记得被批斗和游街的“犯人”有的是被五花大绑地捆着，也有的双臂被人架起做成“飞机式”。“犯人”不能说话，因为他们的舌头也被绳索绞起来了。血液顺着被勒破的舌头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学生是当时领袖利用的最有效工具，因为孩子们并不懂得领袖在做什么，认为只有领袖才是正确的。批斗会上，让学生们来喊口号，口号声越大代表“民愤”也就越大，这样杀起人来就理直气壮。

当时我认为被杀的“犯人”是敌人，敌人就是坏蛋。既然是坏蛋就应该被杀掉，因为只有“好人”才有权活着。可是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从来也没弄明白。后来一件发生在我身边的事让我对“好”与“坏”的鉴别越发糊涂了。

我小学的好朋友丽梅是我的同班同学，放学后经常到她家里去玩。邻居家的小姑娘玉娟和是丽梅每日相伴的好朋友。我见过玉娟的爸爸，他是某个工厂的厂长，是个非常受人尊重的长辈，据说从来不对孩子们乱发脾气。一日，丽梅到玉娟家找她出来玩儿。可是玉娟不在家，她推门进屋后见玉娟的爸爸醉倒在床上，地上有两个被摔碎的、原来镶有伟大领袖画像的玻璃镜框。丽梅见后认为这是“反动行为”，立即向居委会报告。居委会找来了革命委员会，玉娟的父亲当天就被抓走了。当丽梅向我讲述此事时，脸上露出了兴奋的胜利微笑，她的行为被革委会表扬为“有高度的革命觉悟”，将来一定能够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玉娟的爸爸就被枪毙了。其罪状是“说了不该说的话”并“破坏了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在极权专制的社会，人的命连画像都不如。

在我记忆中最可怕的是看枪毙“犯人”。一次学校把观看枪毙“犯人”当成我们必须参加的政治课。刑场设在离学校不远的郊区的一块空地上，地上坐满了中小学生。那天烈日炎炎，我们坐在那里等待承载“犯人”的敞篷车的到来。终于来了，见“犯人”们被捆着，嘴里流着鲜血和口水，头发被揪得乱蓬蓬的。每一个“犯人”的身后都有两个身背步枪的军人，步枪上刺刀闪闪发光。士兵把“犯人”压到刑场，强迫他们跪在地上，拒绝下跪者被士兵一脚踢倒在地。主席台上有人宣读判决书，然后喊道“死刑，立即执行，就地枪决！”。一阵枪响后，几十个“犯人”被当场击毙。枪响时许多人都闭上了眼睛，可是我没有。我看到子弹进入人的头颅，在头中爆炸，血浆和脑浆从头颅中喷出、溅在地上，接着人一个个地倒下了。空中散发着火药和血腥的味道，这种味道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枪杀结束后，我们的政治课还在继续。老师让我们在一个个地观看被枪毙的死者，排着长队一个接着一个地看。我们当时只是小学生，也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刻。不同的学生对这种血腥的政治教育有不同的反应。第一种人可能生来就是用来杀人的“英雄”，他们对这死者大喊“杀的好！”并用手做成枪的样子对已经死去的人在“射上几枪”。这种人回到学校后很快就成为了被培养的对象。第二种人自知没有杀人的胆量，但心中的恶魔也跃跃欲试，一方面对强者卑躬屈膝，转过脸来变个法儿欺负弱者和身边的人，从中体验快感。第三种人既没胆量杀人、也没本领欺负人，只好把自己的嘴巴管得严严的，甘心做“顺民”。第四种人看上去是沉默的，无言以对，但心中有烈火在燃烧。期待着有一天人人有享受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同等的价值。

这些就是５０后所受的政治教育，也是这一代人世界观形成的前提。可是正当５０后要步入社会的时候，政府关闭了所有的大学，把这些受过血腥教育的“接班人”扔到农村接受改造去了。

文革后，有权势者被平反了，找回了他们的特权。可是有谁为这一代人找回公道呢？

谁能忘记那流血的舌头、四处喷溅的脑浆、火药和血腥的混合气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