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十日谈

里娅·沃兹涅先斯卡娅 / 伊芙 尚实 译

    序篇

    “这么吵的地方怎么能看书呢。”爱玛想道。她翻了个身，趴在床上，把《十日谈》摆在眼前，又拉过枕头堵住耳朵，想静下心来。
   
    她已经想好了这场戏该如何开常观众进入剧场时，见到的不是一般的领座员，而是披着长袍的修士们；他们负责检票、领座，在昏暗的剧场里提着古式的灯笼为大家照亮、引路。她该去一趟爱尔米塔什博物馆，挑一盏合适的灯笼，画下样子来……舞台上不挂帏幕，一直就是敞开的，没有灯光，只有一只蓝莹莹的月亮悬在半空。月光下映出佛罗伦萨城内一角的轮廓：一眼喷泉旁边有座教堂的大门，门的上方刻着“人总有一死”几个大字，修士们赶着马车来来往往，络绎不绝——那马车是收尸的灵车。还有一口钟，一口常鸣钟——“丧钟为谁而鸣？”最重要的是，从一开始，戏还没开始时，整个剧场就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十位愉快的年轻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讲起了他们各自的故事。

    可是这样的事情实在让人难以相信：四周是一片瘟疫、死亡与痛苦的惨景，而这些骑士、淑女们居然能悠然自得讲起那些或浪漫、或放荡的故事来取乐。再看看这屋子里的女人们，别说是瘟疫，就连一点皮疹都受不了。这在妇产医院是极其常见的小毛病，可你看她们又哭又闹的，还歇斯底里大发作。或许人们现在变得更肤浅了也未可知。这帮愚蠢的女人
们，怎么这样沉不住气？难道你们就那么急不可耐地要回家去刷奶瓶、洗尿布？老天爷，一想到这些麻烦事，真够让人头疼的：３０条小单子，３０条尿布，３０条包布，无论晴天雨天，都得洗净、消毒、晾干、熨平，真能把人烦死。人家西方国家早就发明了那种一次性使用的婴儿巾和防水婴儿裤。

    我们的工业间谍如此著名，干吗不少搞点电子机密，多盗窃一些生活中有用的技术呢？

    “嗨，姑娘们，我说你们轮流哭好不好？这么齐声叫唤真是烦死人了。要是我的奶下不来，我跟你们没完。”吉娜咋咋呼呼地喊起来。她是个流浪女子，这儿的值班大夫们都称她为“无业游民”，没人来探望她，她自己也不急着出院。

    “我们要是能想点什么美好的的事情该多好。”爱琳娜叹了口气。大家都叫她“爱丽什卡”，她身材丰满，性情随和，在病房里人缘很好。

    突然，爱玛计上心来。她举起那本《十日谈》，让每个人都能看到这本封皮鲜艳的大部头。“姐妹们，你们有谁看过这本书？”差不多一半的人都看过。“那好，”爱玛接着说道，“我现在给那些没看过这本书的人简单介绍一下情节。一次城里发生瘟疫，十个青年男女来到城郊与世隔离了１０天，跟咱们现在的情形一样。每天他们每人都讲一个故事，讲的
都是关于生活和爱情、情人的妙计以及爱情的悲剧。咱们也照样来一次怎么样？”

    大家立刻拍手叫好。这可比没完没了地唠叨家庭琐事有趣多了。

    第一天　初恋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咱们都是女人，都用同一个部位爱。从头讲吧。

    “咱们都得从头儿开始讲。”爱丽什卡宣布。“只求你们让我最后一个讲。让我开头儿，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呢。”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吉娜笑道，“咱们都是女人，对吧？咱们都用同一个部位爱，对吧？”

    “你指的是哪个部位？”阿尔宾娜眯起眼睛问道。她长着一头金黄色的秀发，一双蓝色的大眼睛，连名字都带点洋味儿。

    “她指的是心。”瓦伦蒂娜迅速替吉娜打圆常瓦伦蒂娜是党员，还是个什么官儿。

    “嗨，原来是心。”阿尔宾娜失望地叹了口气，还闷闷地打了个哈欠。她显然是在跟瓦伦蒂娜寻开心，其实她一听到讲故事就来神儿，一双大眼闪闪发亮。

    可瓦伦蒂娜还在坚持：“不知什么原因，一提‘爱’这个词，总是有人不怀好意地发笑。在我们国家里，爱也是国家大事，因为家庭都是在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家庭又是组成国家的一个细胞。”

    “太对了。”一直没说话的奥尔佳插了进来。她是造船厂的工人。“我的初恋甚至牵扯到两个国家，苏联和东德。”

    “是吗？快给我们讲讲，奥尔佳，快讲讲。”女人们吵闹着，都从床上坐起来，洗耳恭听。于是奥尔佳就讲起了她的初恋。

    故事之一

    由奥尔佳讲述。她是船厂的工人，讲的是一位德国造船技工与一位苏联女工之间的一段富有国际色彩的罗曼史。这恋情涉及到两国政府，结果却以破灭而告终。

    我的初恋很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我是海军造船厂喷漆车间的油漆工。挣钱不少，这没说的，可头儿们总是跟我过不去。像公费旅游啦，分房子啦，都没我的份儿。为什么呢？

    就因为我和一个德国人订了婚。当然，他是东德人，可尽管如此……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我们船厂帮德国建造一艘油轮。那是一项俄德联合工程——对不起，应该称为“苏德”。德国负责生产船身与机器，我们负责组装。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便有一场友好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终于使油轮提前半年完工。以后的８个月就用来检查质量上的漏
洞。有时油轮上载着德国技师们开进我们厂，有时我们还在船上检修，船就连我们一同被调回罗斯托克港。我们就这样往返于罗斯托克与列宁格勒之间。这里的年轻人很多，有的还相爱了。

    我渐渐对一位德国技工产生了好感。他叫彼得，按我们的习惯可以叫他彼特亚。他干净，漂亮，严肃认真，还会讲俄语。只有一点不太好，他信教。这在民主德国并不稀奇。也许正因为如此，后来他得知我怀孕时，他只字不提去做流产，而是赶快跑到他们领导那里去申请和我结婚。他的领导同意了，可我的领导却不听这一套。他们把我调离油轮，在党委
会、工委会等等各种委员会里动员说服我，甚至毫不客气地讲：“去把孩子做掉。我们绝不会放你走。不然你就劝你的那个老德留在苏联。”

    可这怎么可能呢。在罗斯托克，彼特亚有父母兄弟，还有自己的一幢带花园的小房子；而我是个孤女，挤在集体宿舍里祝孤零零的，一无所有。我怎么能够逼彼特亚离开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能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舒适、甜蜜的家呢？我只好跟他们挑明了：“你们不分给我单元房，但至少也得给我一间屋子让我们住，这样我才好说服他留下呀。”

    “你也太聪明了。”他们说，“如果我们都给你们房子，那你们还不都跟老外胡搞起来了。我们没给你们房子，你们不也怀了孩子。”

    这种激烈的舌战使我难堪，使我体力不支，在第五个月时我小产了——是个男婴。不过我的身体还好，只是不敢写信把流产的事告诉彼特亚，怕他万一变心不娶我了。他在那边为我不懈地奋斗着，给德国和苏联的各有关部门寄送材料。

    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我们双方的领导都对此有着一致的意见。到了我的预产期，彼特亚给我寄来一件猫皮大衣，还有一大包婴儿用品，都是些稀罕的高级化纤织物，我们宿舍楼的伙伴们都跑来大开眼界。我抱着那包小衣服哭啊哭，哀叹自己命运不济。

    后来我收到他的绝交信，他说我欺骗了他。我至今也不知道是谁写信告诉他关于孩子的事。或许是邻居们出于妒嫉，从他给我的信上偷看到了地址，也可能是组织上出面了结了此事。

    后来怎样了。唉，没什么好说的。我和船厂的一个不错的人结了婚。他爱喝两盅，但其它方面还可以。当然不能同彼特亚相比。彼特亚是受过很好教育的德国人，最能理解女人的心。我只有彼特亚送我的那件大衣，好像永远也穿不坏。

    有时我会抱它大哭一场：你这个坏东西，我对它说，为什么你不快点磨破，也好让我把你忘掉？可我又舍不得卖掉它。那些磨不掉的回忆……“是的，真正的猫皮是穿不坏的……”尼尔娅若有所思地说。她是位音乐教师，态度文静，肤色微黑。“我母亲也有一件，穿着它度过了战争的岁月，后来还给我改了条大衣领子呢。”

    “这不新鲜，”奥尔佳笑道，“四年时间对毛皮大衣来说并不算长，我那件还跟新的差不多呢。”

    “可你根本不知道我母亲是怎么穿的：在地洞里穿，在集中营里当铺盖，还有一次在法西斯的眼皮底下掩护了我呢。”

    “给我们讲讲吧，”爱玛道。

    尼尔娅含泪摇了摇头：“以后吧，行不行？现在我不能……以后吧。”

    拉丽莎从床上坐起来：“我来讲讲我的初恋，你们想听吗？”

    “当然想听。”女人们喊道。拉丽莎一直是大家注意的中心，因为她性格沉静，独立性很强。来探望她的只有几位同事，仅仅来过三四次，可她没有流露出一丝不安来。病友们自然都想知道她是如何变得这么自强、自重的。

    拉丽莎稍加思索，便开始讲她的故事。

    故事之二

    由生物学博士拉丽莎讲她的一次充满激情的恋爱，这爱情由单恋发展到双方的倾心；她还战胜了一个情敌。她曾一度以为自己的恋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她仍在痴心地等待，直到他又回到她的身边。

    可没过多久他们又分别了，她等啊等，最后几乎绝望了，这时她发现他已经死了。她期望着能再遇见一个像他那样的恋人，却始终未能如愿。最后她决定不再寻觅，便打算生个孩子自己抚养。

    我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恋爱发生在我５岁的时候……你们别笑，先听我讲，等我讲完后，也许你们就笑不出来了。

    那是战争年代。我父亲主管一个军用飞机场，我母亲是一名军医，他们都在一个单位工作。因怕我在战乱中丢失，不愿将我寄放在亲友家中或儿童养育院里，就把我带在身边。机场随着战线的移动不停地搬迁，我也跟着他们一同转移。我伪装起来，躲在一包衣服下面，遇到检查，便一动不动。上级领导到单位视察时，他们便把我藏起来。我就这样跟着流动部队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

    有一次从航空学校分来一名新飞行员，他才１８岁，是这里最年轻的战士，可那时他在我的心目中却很大，是个大人。

    他个头高高的，满头金发，一张晒得黑红的脸膛，一双蓝眼睛。他性情活泼，胆量过人。他叫弗洛德卡，人缘特别好。单位的医务室和病房里有几个姑娘，还有一位名叫拉伊什卡的女报务员，都盯上了弗洛德卡。那个拉伊什卡好像还真有点门儿。可我还是把弗洛德卡从她手中抢了过来。你们别笑，这是真的。

    那个男孩——如今在我这个快４０岁的老太婆眼里他那时的确是个男孩——他怎么会被我这个部队里人人娇惯的女娃迷住，我不得而知。可当时我们确实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地步。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立刻跑到飞行员宿舍。大家隔窗望见我，就朝弗洛德卡喊：“你女朋友一大早就来看你了，还不快接她去。”

    弗洛德卡便跑到门口迎接我，将我一把抱起来，然后才一同到食堂吃早饭。他盘子里的好吃的，一般是一两块果脯什么的（这在战时都是难得的佳肴），常常理所当然地归我享用，因为我是他的“女朋友”呀。我父母不让他这么惯着我，有一次居然一整天都没放我出去，怕我打扰他。我在家里又哭又闹。当弗洛德卡出现在门口时，他们都吃了一惊。他在门
口向父亲行军礼，说：“报告司令员同志。请允许我把女朋友带走；到了我们检查飞机的时候了。”

    他们便放我跟弗洛德卡走了。我们俩兴高采烈地奔向机常弗洛德卡清理、维修他那架飞机。那是一架Ｕ２型侦察机，他的同伴们给它起了个外号叫“书橱”。他检修发动机，拧拧这儿，弄弄那儿；我呢，爬上机身，拿块抹布四处擦灰。弄完之后，弗洛德卡又把我抱进机舱，我们就绕机场转上两圈。

    这也得到了父亲的允许。下了“班”，我们俩一起去吃晚饭。

    食堂里的飞行员们就会逗我：“喂，劳卡，你的飞机怎么样？”

    “一切正常。”我郑重其事地回答。

    一次，弗洛德卡为了我和另一位飞行员干了一仗。那天我玩累了，跑到他房里去喝水。有几个人在宿舍里偷着喝酒，可他们并不避我，弗洛德卡教过我要对朋友讲义气。单位里的事我都知道，有时甚至比我父亲的消息还要灵通。我进了屋，发现弗洛德卡不在，就随便拉住一个人向他要水喝。这个混蛋喝得醉醺醺的，竟然给了我一杯烈酒。我喝了一大口，呛了，哭得死去活来。弗洛德卡一听到我的哭声就奔了过来。

    他立刻看出事情的原委，把我抱在怀里，给我灌水喝。我不知他在干什么，还继续号啕大哭。等我不哭了，弗洛德卡放我躺在他的床上，然后揪住那个捣蛋鬼的衣领子把他拖到外面，揍得他鼻青脸肿，一星期都没消。当然这件事我父亲压根不知道。从那以后，我愈加觉得弗洛德卡是我的头等保护人，比父亲还高一级呢。

    可过了没多久，他和那个女报务员拉伊什卡之间开始了一段罗曼史。这个妖精。我至今还恨她呢，他们常常在我睡着之后幽会。我不知道他们好了多久，好到什么程度，直到一天有人跟我开玩笑：“你那位弗洛德卡和拉伊什卡做对不起你的事了。”

    我顿时妒火中烧，满腔愤怒，又伤心绝望。但我还是下决心把弗洛德卡从拉伊什卡手中夺回来，于是便采取了行动。

    什么方式？就是直接把他抢过来。每当我看见拉伊什卡接近他，我就跑过去冲她喊：“走开。他是我的男朋友，不是你的。”

    人们哄我，劝我，可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决不让拉伊什卡靠近弗洛德卡。最后，我父亲急了，揍我，把我屁股都打红了。可我的鬼点子多得很。我跑到弗洛德卡那里，当着众人脱下裤子露出小屁股给他看，还告诉他说：“你看看吧，这都是因为你那个傻瓜拉伊什卡。我爸爸还说如果你再跟她见面我还会挨打的。”

    我父亲当然不是这么说的。知道后来怎样了吗？不知是因为弗洛德卡对我的情敌没有那么深的感情，还是因为她受不了人们的风言风语——说她在这嘲三角”关系中注定要失败，总之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结束了。从那以后，每次看见拉伊什卡，我都骄傲地转过头去，从不理睬这位败在我手下的情敌。

    要问我们的爱情除了这些蠢事之外还包括什么？还包括纯真的爱情。弗洛德卡没有任务时，我们就一同在机场周围散步，有时也到附近的村子里转转。我记不清当时我们尽聊些什么，只记得我们一直不停地交谈着。难以想象什么话题能让一个１８岁的青年和５岁的女孩谈个没完没了。我还记得我们谈话时的气氛，是那么单纯、宁静、严肃。有时我们讨论蚂蚱的生活，除我俩之外没有人会对此感兴趣；有时我们谈论战争，谈论成年人的生活。这个大孩子和我一样，被战争夺去了平静的生活。唯有他才能给我带来真正的童年生活——田野，树林，童话。我们自己也编故事，看见什么就编什么。我还记得当时那种绝对的安全感——甚至从父母那里都感受不到的安全感，只有弗洛德卡才能带给我。那时我们常遭到敌人的轰炸。尽管机场伪装成一个小树林，可不知怎么还是被法西斯发现了，所以我们又得搬迁。我是在战火中长大的孩子，对于伤痛、死亡、弹坑、炸毁的房屋、坠毁的飞机之类早就习以为常。我至今忘不了当时飞行员的葬礼，竖在坟墓上的不是十字架，而是一支螺旋桨。可当我和弗洛德卡在一起时，我知道他能保护我，使我天上不受德国飞机轰，地上不挨敌人地雷炸。

    遇到弗洛德卡执行任务时——他驾驶Ｕ２型飞机在空中进行侦察摄影——我便像个小妇人一样等他回来。我不再玩耍，而是坐在角落里静静地谛听着。我能在很远的地方分辨出他那架飞机的声音。然后飞奔到飞机跑道上高兴地呼喊：“弗洛德卡回来啦。”我一次都没有说错过。

    有一次他没回来。有人向父亲报告说他们看见一架德国法西斯的飞机向弗洛德卡开火，打中了他的飞机，在空中就烧了起来。单位里人人都听说了此事，也包括我。他们都非常难过——他的朋友们，我的父母，还有拉伊什卡，出来进去眼睛红红的，可我不相信他牺牲了。结果还是我说对了。没有我的弗洛德卡，我感到寒冷、孤独，心里非常难过。可每当他
们劝我、安慰我时，我却说：“我难受、孤独是因为我在等待弗洛德卡。他快回来了。”

    几个月过去了。冬季的一天，我母亲回家后对我说：“快，弗洛德卡回来了。”

    不知为什么，她讲这些话时并不显得高兴，可我当时也没在意。我立刻跑了出去，连外衣都没穿，直奔营地。我看到了弗洛德卡，向他扑过去时，听到有人喊道：“小心。”

    可我已经扑到了他的怀里。我觉出他在抱我的时候踉跄了一步，马上就有人扶住了他。原来弗洛德卡拄着双拐，只剩下一条腿。这又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足以使人相信我们之间的纯真爱情。在那次战斗中弗洛德卡受了相当严重的烧伤，刚回来时，没有人能认得出是他。他整个脸被烧成了紧绷绷、亮闪闪的紫皮，面颊上还留下几道深深的青色伤疤。可我根
本不用看他的脸就能认出他来，我直扑过去，心中明白这就是我的弗洛德卡。我们坐在桌旁，他将我搂在怀中，讲着他的冒险经历。当时那种完美的平静、爱意和安心的感觉我至今仍然难以忘怀。我伸出手指轻轻抚摸着他脸上的疤痕问道：“这儿疼不疼？这儿呢？我亲一下就不疼了吧？”

    因为那次英勇的飞行，弗洛德卡被提升为上尉。我又给他起了个更庄严的新名字：我的彭斯上尉。一个月以后，他安了条假腿，重返蓝天。

    跟德国的仗打完了，也到了和彭斯上尉、我的弗洛德卡分别的时候了。我们一家要回到列宁格勒，而他却被派往远东。临分别的日子，弗洛德卡对我说：“和日本的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你也会长成美丽的大姑娘，那时我就来找你，娶你作我的妻子。”

    我完全相信了他的话，我也不认为弗洛德卡在开玩笑。分手的那天，他只和我一个人讲话。我们的车开动时，我被塞进吉普车，不停地哭着喊着，他说：“再见，我心爱的人。等着我。”

    年复一年，时光飞转，可弗洛德卡没有回来。我又长大几岁后，渐渐觉得不好意思向父母打听有关他的事。我不声不响，默默地等着他。到了１６岁，我开始自己寻找。我心中知道弗洛德卡并没有忘记我，他也在寻找我。只有一点弄不明白：他是最有本领最聪明的人，为什么至今还没找到我？我向父亲和熟悉的飞行人员打听他的消息，却一无所获，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好在搞飞行的人毕竟不算多，我相信迟早会打听得到的。事实正是如此。

    你们是否还记得苏共二十大以后，许多秘密都得到了公开？不少孩子们从未听说过的亲友这时出现了；不少妻子至今才得知自己那被发配劳改营的丈夫是死是活。以前，每当我向母亲询问弗洛德卡，她都难过地摇着头，可忽然有一天，她让我坐在身旁听她讲述他的不幸遭遇。那次英勇的飞行之后，弗洛德卡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被提升并荣获一枚“苏联英雄”金星奖章。可是后来，当他们“澄清此事”之后，他被送到劳改营。原来弗洛德卡把飞机降落在德军阵线后面，然后他抓起摄影器材，带着烧伤和断腿，穿过重重防线向我们一方前进。开始他们想把他树成第二个马特洛索夫，可后来又决定一个英雄就足够了。于是他就在柯利马消失了。

    这就是我初恋的全部。我再也没有过第二次恋爱。我观察过和我同龄的男孩子，长大后又观察男人，可就是找不到弗洛德卡那样的男子汉。有几次我打算结婚，可最终还是作罢。临到下决心时，我就告诉自己：“不，这个人也不是弗洛德卡那样的人。我还得再等等看。”

    可是我终于没有找到弗洛德卡那样的人。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决定成立一个没有丈夫的家庭。现在我生下了我儿子，名叫弗洛德卡，我要独自把他抚养成人。

    “现在我知道了你为什么会这么坚强，这么自信，”瓦伦蒂娜说。她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列宁格勒市的文化处工作。

    “对别人的严格要求使你首先加强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并促使你无论在任何事情上都依靠自己的力量。当然喽，国家会给你和孩子提供一点救济的。”

    “我谢谢了。”拉丽莎笑道，“我自己大概还能挣到那５卢布。”

    “得了吧。”“浪荡女”吉娜笑着插进来，“５卢布能买半升啤酒，或者买三杯白酒呢。”

    大家便由此开起玩笑。算着每月５卢布能给孩子买些什么：一只童鞋；４斤国营商店的黄油或２斤自由市场的黄油；２斤自由市场的苹果或６斤公家店里的苹果；小学生校服的一个袖筒或者婴儿车的一只轮子。

    唯独娜塔莎没有笑。这也是位现代女性，只是不像拉丽莎那么自信。

    “我认为，拉丽莎，”她说道，“你的全部力量来自于你的不安全感，现在许多妇女都处于这种状态。并非我们自己努力使自己坚强起来，而是男人的软弱逼得我们不得不自强。他们变得越来越没男子气，这太可怕了。在家中，丈夫就是另一个孩子，只不过比孩子更贪婪些罢了。”

    大家又开始数落起自己的丈夫。然后她们让吉娜讲她的故事。

    故事之三

    由吉娜讲述。她是个流浪女。按官方的说法，是“无业游民”。她准备讲一讲一位英勇的苏维埃战士对她的一片热情，以及他如何把她弄到野地里，成了好事，同时也激起了她的热情。这对情人分别之后，吉娜的母亲打算为女儿挽回名誉，却没有成功。

    嘿，姑娘们，我的初恋也是和一个军人。当时一个工兵营驻扎在我们村外。战士们常到俱乐部去玩儿，还追我们村的女孩子。一次看完电影，一个大兵送我回家，半路上把我拉进树丛里，干得我心旌摇动。他可真够壮的，那个死鬼。我也不敢声张出去。过了一个星期，我壮着胆子跟母亲讲了。她立刻冲进营部去告那个兵的状，可是他已经拍屁股溜走了——他复员了。他叫瓦斯亚。也许是科尔亚？不，就是瓦斯亚。这就是我的初恋。

    大家都笑了起来。

    “吉娜。这算什么爱情？”

    “你们是什么意思？这是最最自然的一种。如果那会儿拉丽莎再大１０岁的话，弗洛卡早就把她那个了。她要是１５岁，就不会四处跟他去逮蚂蚱，而是要逮大点儿的玩意儿喽。你们这些人小时候都在父母的翅膀底下捂得严严实实，从来没让男人干过，所以才会相信那些关于爱情的鬼话呢。”

    吉娜气恼地转过脸去。她旁边的那位刚刚发表了关于男人雌化论的娜塔莎，对她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吉娜，别生我们的气，也不要抱怨生活。毕竟不是每人都有一份称心的初恋呵。即使有，也许自己当时并不懂得珍惜呢。否则，所有的家庭不就都成了初恋的结果了吗？但这早就是不可能的事了。现在轮到我了，我来讲讲我是怎样愚蠢地毁了我的初恋。”

    故事之四

    由女工程师娜塔莎讲她那段带有古典色彩的爱情以及她表姐年纪虽小却异常奸诈的行为。

    我的初恋来得不早不晚，正是时候——１７岁。

    我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父母让我到苏呼米过暑假。他们把我托付给当地的一位格鲁吉亚亲戚，也好有个照应。我表姐娜丹卡和我一起去。她在医专上学，也是班里的学习尖子。

    我们俩都是不爱出门、文静好学的女孩。除了功课之外，我们唯一的爱好就是音乐了，也只是为了自己消遣而已。我们在家都是极听话的孝顺女儿，甚至还梳着在当时根本不流行的长辫子。

    我和娜丹卡到了苏呼米，一下火车就到车站理发店剪掉了辫子，把头发削成男孩式的短发。也就是说，我们终于自由了。可我们也仅此而已，像舞会、电影院什么的我们还是不敢去，因为早就风闻格鲁吉亚人拐骗白俄少女的事屡屡发生。白天我们到海滨玩的时候，爱特丽姑妈寸步不离，警惕地守护着我们，唯恐我们同生人搭话。可当地的男孩子们很快就盯上了我们。我现在生了孩子，不知变成何等模样了，可那会儿我刚１７岁，相当漂亮。我表姐也同样引人注目。每到傍晚，我们坐在阳台上喝茶时，就会有一群男孩在附近转悠。

    他们边弹边唱，有时爱特丽姑妈碰巧不在场，他们就半起哄地邀我们去跟他们散步。我和娜丹卡虽然并不愿意坐在那儿喝茶，可还得硬着头皮呆下去，不敢乱说乱动。姑妈对我俩的表现十分满意，而我们却在盘算着如何跑出去。

    甭管是祸是福，机会还是来了。有一天狂风大作，海浪滔天。我们那天早晨下的海滩。姑妈不准我们游泳。娜丹卡很听话，可我忍不住央求姑妈道：“您就让我们在附近游一小会儿吧，我们保证不走远。毕竟是在海边长大的，从生下来我们就像小青蛙一样游来游去。”

    被我缠不过，姑妈只好答应：“可别游得太远。”

    别游得太远，嘿。我们扎进海里，游得飞快。一会儿在海面上漂，一会儿又潜入水中，一会儿又在浪涛里翻跟头，玩得开心极了。开始涨潮了。我们往回游，可怎么也上不了岸。

    我们游到岸边，脚踩到了沙滩，可还没等站稳就被大浪掀到了礁石上。姑妈看到后，快步跑到水边，舞动着胳膊大声嚷嚷着，像只老母鸡。这样一来情况更糟，因为她那惊慌失措的样子使我们俩也慌了手脚。娜丹卡开始叫唤起来，我给她打气：“别慌，咱们还游回海里休息一下再说。”

    我们又游回海里，却不像刚才那样轻松自如了。我们躺在海面上想恢复体力，一会儿再游上岸。过了一会儿，忽然看到两个男孩走近正在指手划脚的姑妈跟前。他们甩掉衣服，一头扎进水里来救我们。他们教我们巧法子：潜入海浪里游到浅滩处，然后赶快站起来，在下一个浪头打过来之前就跑到岸上。我们四人手拉着手，终于爬上了岸。姑妈向我们的两位救命恩人道谢时，我和娜丹卡惭愧得看都不敢看他们一眼。

    以后的两天姑妈禁止我们去海滩，作为对我们的惩罚。到了第三天，老太太开始可怜我们，便又带我们到了海边。刚到滩上，那两个男孩就过来对姑妈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海上保护她们。”

    “也在岸上保护她们。”另一个又加了一句。

    姑妈有点疑心地看了他们一眼，但还是同意我们和他们一起游泳。他们俩毕竟救了我们一命。后来，她也允许我们跟他们散步。但有一条规定：只能白天玩，然后他们必须把我们送回她手中。

    我们四个人不久就分成两对，各自谈起了恋爱，娜丹卡和沙尔瓦，我跟阿米兰。起初大家一道出去，到后来就变成分头活动了，事先商量好集合的地点，为的是能一同回家。后来我和娜丹卡还学会从卧室的窗口顺着藤子爬下来。姑妈对我俩赞不绝口：“我的姑娘们可不像其他女孩子那样整天乱逛。她们俩像小鸟一样，天一黑就睡觉了。”

    我们确实像鸟儿那么早就上床了，可过一会儿又爬起来，出去玩个不亦乐乎。直到一唱雄鸡天下白时，我们才悄悄爬回屋子。

    最初我们只是夜间挽着手在林荫道上来回转悠。后来有一次我和阿米兰坐在海边的岩石上，他突然凑过来亲了一下我的脸。我吓得哭叫起来。那个可怜的家伙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哄我是好。后来他穿着衣服和鞋子径直走进海水里，声称：“只要你还哭，我就喝海水。”说着，就一把又一把地捧起海水喝了起来，还不停地嘟嚷着：“太难喝了。恶心死
了。”

    我害怕了，向他喊道：“别喝了。别喝了。我不生气了。”

    可那个小坏蛋答道：“你必须亲我一下我才停下来呢。”

    我只好让步。后来我越来越喜欢亲他，按照他的意愿亲了个够。不过仅此而已。

    那真是个美妙的夏天……阿米兰带我到所有他喜欢的地方去玩。我们上山采野果，下海拾贝壳，坐小船钓鱼。我们一起憧憬着未来：他还有一年就中学毕业了，然后到列宁格勒上大学，到了夏天我们就回到海边。他教我游泳，使我的水平大有长进，遇到风暴，我们反而玩得更开心。我就像小海豚一样在浪里钻来钻去。而且我自己也出落得如同含苞待放的花朵一般丰满漂亮。那年夏天我换了两次胸罩的号码。

    我和娜丹卡该回列宁格勒了。临行的头一天晚上，我和阿米兰恋恋不舍，在海边坐了一夜。他不能为我送行，因为有爱特丽姑妈在场，她会认为这太过分了。火车开动时，我们正闷闷不乐地看着窗外，忽然我们车厢的门响了一下，沙尔瓦和阿米兰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阿米兰手捧一大把木兰花——他知道我最喜欢这种花。你们不知道，那次我在列宁格勒下车后，捧着花从车站走回家，一路上有多少人盯着我看。他们二人把我们送到阿德勒站才下车，分手时约好明年暑假再见。我们当时还真以为能够再见面呢。

    家乡已进入秋季，黄叶开始飘落。而我只要一闭上眼睛便会听到大海的低语和阿米兰温存的声音。我还养成了一个坏毛勃—常常舔自己的嘴唇，想以此来重温他的亲吻。这个习惯持续了很久。那束干枯的木兰花被我钉在床头的墙上，花瓣落光了，花苞枯黄了，可每当我凑过去闻一闻，都能闻到一丝淡淡的清香，尤其是合上眼睛的时候。

    我和阿米兰相互通起信来。他给我寄来他的近影，我将它珍藏在书包里。我学习成绩不如从前了。因为我的思绪常常飞回海边。

    又过了３个月，到了大雪纷飞的时节，娜丹卡来我家小祝见到她我非常高兴，急不可待地把她拉进我的小屋，问题一个接一个，像连珠炮：“沙尔瓦给你写信了吗？你想他了吗？”

    娜丹卡用迷惑不解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你说些什么呀，娜塔莎？是指夏天的那段小插曲吗？忘了它吧，那不过是逢场做戏罢了。旅游区的男孩常找度假的姑娘们玩儿，谁还真当一回事？”

    “我就当回事。我和阿米兰都是真心实意的。”

    娜丹卡笑得连气都喘不过来。

    “你这个傻丫头，娜塔莎。你还看不出来吗，这事不会成功的。不说别的，首先你们的家庭环境就大不相同。好了，把阿米兰写的信给我看看。”

    我像个傻子一样从书包里拿出信来递给她。娜丹卡边看边笑，随后拿起一支红铅笔，把信中的错字病句统统标了出来。我脸涨得通红，但又不好阻止她，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每一行里都标上红线，那些红线就像刺一样扎在我的心上。她读完后把信还给我说：“拿去给你的同学看看，再跟她们吹一吹你找了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我一言不发地把信装进书包，当然不是为了给同学们看。

    在阿米兰的下一封信里，我自己也注意到了许多错误，而且一心专挑错误却不看信的内容，因而也听不到他说这些话时的声音了。一个月以后，娜丹卡又来了，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
   
“嘿，现在清醒了吗？是不是不般配？别忘了，你父母绝不会同意你嫁给一个格鲁吉亚半文盲的。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到街上摆起蔬菜水果摊来。”

    她又一次伤了我的自尊心。我们从小就认为做买卖，特别是个体经营是极不光彩的下贱职业。

    “好了，我来帮你写封绝交信吧。他看了这封信准会把这件蠢事忘个一干二净。”

    我同意了。她教我写了一封态度极为恶劣的信。里面的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内容我不想在这里细说，大意就是：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小子，别痴心妄想了。你们格鲁吉亚人别不知天高地厚，还是老老实实地给我们种点水果，从游客身上赚几个钱算了。

    娜丹卡一边口授这封令人恶心的信，我心中暗自盘算着：绝不能把信寄出去；等她一走，我就把信烧掉。可她比我精明得多：她把信随身带走了。

    “说不定你会变卦的。我既是你的姐姐，就要拿出做姐姐的样子来，免得你在这场丑事中难以自拔。不然我就把这事告诉你父母。”

    那封信就这么寄给了阿米兰。他没回信，一个字都没给我写。我把木兰花从墙上摘下来，只留下一小片叶子夹在书中，后来也弄丢了。

    ５年以后，我和娜丹卡都结了婚，而且非常幸福。一天她对我说：“还记得那年暑假的小插曲吧？你知道吗？我当时深深地爱上了阿米兰。可追我的不是他，却是他的朋友，我简直气昏了。我逼你跟他吹，因为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忘掉他。不过，话说回来，现在这样的结局更好。他确实配不上你。”

    我爱我丈夫，现在依然如此，可那次娜丹卡把真相告诉我后，我趴在枕头上哭了一夜。我为自己的幼稚、愚蠢而伤心，也因别人的狡诈而感到恐惧。因为这件事，我和娜丹卡疏远了，后来连面都不见了。

    大家对娜丹卡的狡诈都感到震惊，并一致同意花一天时间讲一讲“坏女人”的故事。

    下面轮到瓦伦蒂娜。她说：“你表姐给你灌输民族沙文主义这固然不对。我们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你同格鲁吉亚人结婚，这无可厚非。不过有一点你表姐是正确的：你和他不会有共同的志趣和抱负，况且没有这些，你们就不可能建立稳固的家庭。姐妹们，我的初恋没有任何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建立在共同的志趣基础上的真实的、强烈的感情。请大家注意
听。”

    故事之五

    由瓦伦蒂娜讲述。她是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干部。故事虽然简短，却足以表明她对健康的苏维埃家庭的观点。

    我和巴威尔·彼得罗维奇都是从大学直接分配到地区共青团委员会工作的。他任指导员，我给他当助手。我们配合默契，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就决定成立一个健康的苏维埃家庭。同志们都非常支持我俩，并着手为我们要房子。我们分到了一个单元后马上就结了婚。现在生了儿子，我们还计划过３年再生个女儿。我们的家庭非常幸福，我想这是由于我们当
初头脑都相当清醒，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的缘故。

    大家听完瓦伦蒂娜的短篇，都觉得这不像是谈初恋，倒像是作了个简短的政治报告。于是便急着想听阿尔宾娜讲。这位迷人的金发女郎在妇产医院住院都不忘化妆打扮，还带了一大包进口的化妆品。

    “喂，瓦伦蒡娜——不知你姓什么——你刚刚讲了你的健康家庭，”阿尔宾娜说道，“但据我看来，会干的男人才是好样儿的。人们都这么说，对吧，吉娜？而且，作为男人，还应该给他的女人提供物质上的享受。有一点我同意你的说法：女人的一切烦恼都来自我们的幻想。可我要问问大家，这些幻想从何而来呢？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被干得不够，就拿你来说吧，瓦伦蒂娜，你结实的身材和朴素的发型是一副典型的政工干部模样，人家一看就知道你级别不低。可有时你也脸红，眼睛也闪闪发亮，这都是掩饰不住的。你刚才讲了健康的苏维埃家庭……但我敢打赌，你在床上跟丈夫谈的绝不会是什么全体会议公报之类。这你无法否认。好了，姑娘们，现在我给你们讲讲我那美好的初恋，准把你们都震了。”

    故事之六

    空姐儿阿尔宾娜给大家讲当今的纨袴子弟是怎样寻欢作乐的。她还讲了一种在青年中极为流行的“野菊花”游戏，以及其它一些在我们发达的社会主义时代里所进行的性革命的种种见闻。阿尔宾娜在对爱情的追求中历尽磨难。由此发生了下面的故事。

    快过年了。我刚刚又做了一次流产，才出院，就接到朋友们的电话：“阿尔卡，来跟我们一起过年吧。”

    我很爱交际，朋友多极了。这些朋友不是父母有钱，就是自己能赚大钱——倒爷，发廊老板，还有高级饭店的哥儿们姐儿们。都是些纨袴子弟。能跟他们去玩当然好——好吃好喝这不用说，而且都是平日见不到的紧俏货，还有跳舞，吸“草”，玩“野菊花”什么的。可我刚做完流产，对“野菊花”不太感冒……什么？你们居然不知道什么是“草”和“野菊花”？唉，也难怪，你们压根儿就没见过。“草”就是大麻，印第安麻。对人没什么害处，很柔和的一种，却能令人腾云驾雾，心舒体泰。至于“野菊花”，那是年轻人玩的。女孩子们躺在地毯上，头朝中央，腿向周边伸出去，组成一朵野菊花形状，然后哥儿几个一起上来轮换着……你们这帮幼儿园水平的娃娃，别大惊小怪好不好？要是不爱听，我就不讲了。我最讨厌假正经。我要真带你们到一个这类场合，敢保证你们还没进门就急得要脱裤子。如果没体验过生活的种种乐趣，就老老实实地听着，也许能学点什么。好了，我是讲下去还是停下来你们说吧。那好吧，我就接着讲……我决定先去找其中的一位朋友，看看她给我找的“老头儿”怎么样。要是她糊弄我，我就叫辆出租找别的朋友玩儿去。

    我去了朋友家。屋里很暗，一切正常。他们都坐在那儿看电视，是普格乔娃那个傻帽儿演的电视剧。我坐在躺椅上，开始打量“老头儿”，可黑咕隆咚的也看不太清。他跟别人没什么两样，只是他的西服是在高级服装店订做的，这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朋友和她的那位相拥而坐，真像一对恩爱的小两口。她的那位是饭店的经理，我们通过他可以认识好多老
外。干吗认识老外？当然是探讨国际局势呗，这还不明白？

    普格乔娃总算哭完了，我朋友开了大灯。姑娘们，我一眼就相中了这家伙。你们还没看见他的西装、衬衫、手表呢——都是地地道道的洋货。根本不是船员们带回来的洋垃圾一类的东西，全都是正宗的名牌儿。于是我冲他飞个媚眼，又甜甜一笑，挺了挺奶子，一门心思想迷住他。他把我从头到脚细细打量一遍，似笑非笑地说：“主妇的酒柜大概空了吧。该喝点什么上路了。”

    我朋友赶快去拿酒，我留在这儿惨兮兮的。这头蠢猪，我想，他竟然不理我。可我还是鼓起劲儿站起来，这儿露出条腿，那儿又露出点屁股，过去帮我朋友拿杯子。我注意到我那位英俊少年这时正用赞许的目光瞧着我。要的正是这种效果。我走过去把电唱机打开，然后转过身，随音乐扭了起来。

    这回他靠在椅子上好更仔细地看我。他以鉴赏的目光打量着我的身段儿。我觉得我已经迷住了他。

    长话短说，总之我把他勾上手了，姑娘们。他把我带回他的住处，开始了一段妙不可言的爱情。他先让我把自己的衣服都扔了，给我换了一套行头，然后就带我去了黑海。之后我就跟他出国了。我成了他的随身翻译，尽管我压根儿就不懂英语或其它外语。可他逼我学外语，为此我至死都对他感激不尽，因为我现在飞的是国际航班。

    要是我想自己挣点体己钱，最不济我也能找个持不同政见者，有时还能拉到外国官员。跟他的那３年里，我见到了你们做梦都想不到的生活，也去了好多你们根本看不见的地方。我期满以后——他只要２０岁以下的女孩——他没像那帮畜生那样把我一脚踢开，而是把我安置到民航当了空姐儿。这就是我的初恋。

    听完阿尔宾娜讲的故事，有人惊得合不拢嘴，有人笑得喘不过气。“谢谢你，阿尔宾娜，是你让我们大家开窍儿了。

    现在我们总算明白了什么是新潮青年的爱情。阿尔宾娜，真有你的。”

只有“浪荡女”吉娜站在阿尔宾娜一边。“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女孩走这条路也许是因为家庭所迫，或有什么难言之苦，咱们并不了解。从劳改营出来后，我被发配去垦荒，我在那儿算是亲眼见到了那些女孩子的遭遇。她们都是纯洁的小姑娘，有的还是共青团员，到那里去劳动……”下面该轮到佳丽娜讲了。她身材瘦小，头发浅黄，看起来就像个小姑娘。
她老是捧着本书看，现在听了大家的故事后变得活跃起来，还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故事之七

    不同政见者的妻子佳丽娜讲的是她这位“简·爱”式的人物在一次给朋友帮忙的机会中，在苏联政治劳改营里找到了幸福——当然，她自己并不是那里的囚犯。

    你们肯定听说过持不同政见者。我丈夫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我的第一个恋人。

大家能看出来，我长得不漂亮，不是那种让男人着魔的女人。我很瘦，戴副眼镜，很不起眼……我到了２０岁还没被男人吻过呢，我自己也不大想这方面的事。我酷爱戏剧和诗歌，那时是国家艺术学院建筑分院的学生。当然我有朋友，还不少呢。其中一位是很要好的中学同学，叫柳德米拉。上了大学后虽不常见，可一见面就聊个没完，甚至能聊个通宵。

    我们的友谊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了，因为我们都喜爱诗歌。

    那时大家都迷上了叶塞宁的诗，后来又迷上了一阵阿萨多夫，而我们俩已经在啃茨维塔耶娃和曼杰利什塔姆的作品。此外，不知什么原因我俩都读吉卜林的作品，还把其中最喜欢的一首小诗谱了曲子一起唱：我从没见过美洲虎，也没见过犰狳——在它的甲胄里伸曲，我大概不会看到，除非我去里约热内卢才会见到这些奇兽——滚落吧——滚落到里约热内卢——真的滚落到里约热内卢。

    啊，我真想滚落到里约热内卢，趁我还不老的时候。

    上了大学后的一天，我去看望柳德米拉。

    她正在包包裹，还一边兴高采烈地唱着我们编的歌，不过歌词却有所改动：我从没见过英雄们大胆发表意见，直到他们被关进监牢，我大概不会看到，除非我去古拉格才会见到这些英豪——滚落——滚落到古拉格——真的滚落到古拉格。

    啊，我真想滚落到古拉格

    趁我还不老的时候。

    在我接着讲下去之前，咱们先约法三章：我讲的这一切你们就当没听见，以后在任何场合都不要提起。尽管我不会透露太多，也不用真实姓名，但还是提醒你们几句为好。这些话尤其是说给你听的，瓦伦蒂娜。不管怎么说，我并没掌握任何国家机密，所以作为党的干部，你的良心不必不安。大家都同意吧？那我就接着讲。

    我便开始怀疑我的好朋友是不是跟持不同政见者有什么联系。有时从她那里能听到一些报纸上见不到的消息；有时对那些人人都在谈论却没有人明白的书籍，她能做出解释。她总是很公开地亮出自己的观点。

    有一天我去找她，发现她泪流满面地坐在那里，桌子上摆满了不易搞到的紧俏食品：熏肠，速溶咖啡，贴着外国商标的罐头食品，还有一罐鱼子酱。

    “老天，你这是怎么啦，柳德米拉，”我问她，“对着一桌子好吃的你还哭？这太不合情理了。”

    柳德米拉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佳尔卡，真是老天有眼，派你来助我。听我告诉你。你知道那次班机事件吧？”

    “知道，你给我讲过。”

    “这三年来我一直在探望一个小伙子，他因为那次事件被判得不轻。”

    “到哪儿探望？”

    “哪儿？弗拉基米尔的中央政治犯监狱。我的身份是他的未婚妻。他没有亲人，也没有结婚。我一直在申请和他结婚，可还没批下来。现在他又被送到劳改营。到了探监的日子了，可我脱不开身。我母亲病得很厉害——昨天刚住院，准备动手术呢。没人能替我去看他，他们也不会放别人进去的，因为他的档案里只注明我一个人。你我长得很像——你可以
冒充我去看他。”

    开始我真吃了一惊。我非常害怕，这很自然：到政治犯集中营去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可看到柳德米拉哭得如此伤心，为他感到如此难过，我便有些动心了。她拿出他的信来给我看，每封信里都是对她的感激之辞，都洋溢着热情；这一切都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想象着他在那里焦急地盼着、等着，却空等一唱—柳德米拉和我长得确实
很相似——小时候人们都说我们是姐妹俩。况且这个想法多么富有浪漫色彩。于是我决定去一趟。

    柳德米拉高兴地使劲亲我，差点把我吃了。她又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路怎么走，找谁，怎么说等等——还有一些不便在此透露的细节。

    在去那个被上帝所遗忘的莫德维亚的路上，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大包小包的食品几乎把胳膊压断，至于交通——只好赶上什么就坐什么。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没有柳德米拉在身旁，恐惧渐渐占了上风。

    到了集中营后我愈加害怕：简直就像描写德国法西斯的电影中的镜头。瓦伦蒂娜，请你不要发表议论好不好。集中营就是集中营，不论大门口是挂着五星还是...d字，对于里面的人来说都同样恐怖。也请你不要忘记那个地方曾经关押过多少你们的党员同志。不，这不是从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里看到的，虽然我读过他的书。这是我们的赫鲁晓夫从上面向人民大
众公布的消息。好了，我们讲的是初恋，不谈那些。

    他们让我填了几张表，然后领着抖得半死的我穿过一条走廊，来到会见室。屋内有一张很长的桌子，桌子的两边放着椅子。他们让我坐下等着。屋里就剩我一个人时，我抖成了一团。一会儿，要是我的“未婚夫”被带进来后，我该怎样做呢？我知道他的名字，也见过他被捕前的照片，大概能够认出他来。可我该怎么跟他打招呼，才会使他立刻明白我是替柳德米拉来看望他的呢？要是他说：“她不是我的未婚妻，我不认识她”可怎么办呀？也许他们带进来的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那可怎么办呢？这屋里也可能同时安排了其他人见面，我要是认错了人，把别人的兄弟或丈夫当成了我的未婚夫，那又怎么办呢？除此之外，我该怎样跟他打招呼呢？

    是简单地问候，还是过去吻吻他？这些问题搅得我头昏脑涨，出了一身冷汗。心里嘀咕着：我肯定会露出马脚来，然后也被送进去，因为用了柳德米拉的证件，最后连她也得被抓进来，至少得关她十年。这时，我看见卫兵带进来一名身穿囚服的高个儿小伙子，我立即冲了过去，伸手搂住他的脖子喊道：“斯拉瓦，亲爱的。亲爱的。”又吻起他来。同时还小声告诉他：“我是替柳德米拉来看你的……”他也拥抱了我一下，看了看我，眨一眨眼。之后他把我紧紧搂在怀里开始亲我——我几乎快晕过去了。他一边亲我，一边低声说：“告诉柳德米拉，盖克在医院里病得很重。他需要动手术，可他们只给他吃止痛片。我们为他的性命而担忧。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声援活动。”

    卫兵把我们分开，让我们中间隔着桌子坐下，然后他也坐在旁边听我们谈话。可是我们有什么可谈的呢？有好几次我们互相询问健康情况。然后沉默了一、两分钟。我忽然想起来，应该把我的实际生活情况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好，我父亲已经在托斯可夫买下一幢名符其实的消夏别墅，附近有湖，还有个跳水板。我们全家下个月就去度假。突然他来了精
神，用更加友善的声音问道：“是科波亚威湖还是运河？”

    “就是跳水板后面的半岛。”

    “我祖母曾在那里住过，你们是有意选中那个地方呢，还是巧合？”

    “是巧合。我们的一切都是巧合。噢，你别生气……”“我怎么会生气呢，我非常高兴。你比上次来时更漂亮了。”

    虽然柳德米拉和我长得很像，可她比我有趣得多，而且会打扮自己。跟她相比，我就像个十足的女学究……所以我感到局促不安，可斯拉瓦用那种目光盯着我，一直看到我的心。以前从来没有人用这种眼神看我。而且从他的眼睛里就能看出他是个心地纯洁、而又异常深刻的人。我刚才的不安消失得无影无踪……请你别这样，瓦伦蒂娜。你讲你的模范家庭时我可没打断你。难道你还没注意到我只字不提政治？我们只不过在谈论爱情，没别的。其他人还想听吗？那我就讲下去。瓦伦蒂娜，你不想听可以找本书看。

    第一次见面我们还谈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到时间了。我跑这么远的路就为了这两个小时。斯拉瓦走过来，抱住我的肩膀，默默地吻了一下我的脸，又吻了一个我的手。这两个吻简直太让我吃惊了。

    他们把他押走了。我带来的食品，卫兵只允许他拿了些苹果和一点香肠。这个卫兵还算不错呢，后来有的人连这些都不准他拿。我只好再把东西带回去。

    回到列宁格勒后，我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向柳德米拉汇报了关于盖克的情况。我以后几乎天天都去她那里。她很惊讶，而我又不好意思问她斯拉瓦来信没有。后来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斯拉瓦刚刚来了封信。我想可能是是写给你的……”我接过信读了起来：“亲爱的柳达，上次我一见到你就知道我一生中苦苦寻觅的就是你这样的姑娘，你支配自己的不是思想、观念和高尚的情感，而是一种极其自然的和蔼与善良，那样慷慨，又是那样纯情……”信中还有许多美丽的辞句，都是写给我的，不是给柳德米拉的。我的好朋友瞄了我一眼问道：“我们的斯拉瓦是不是找到真正的未婚妻了？”

    “现在还说不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所以请你告诉我怎么申请和政治犯结婚。”

    下次探望斯拉瓦时我用的是自己的证件。我担心他们会不让我见，又怕碰见上次的卫兵和狱长，他们会发现我又换了名字。结果还算顺利。三年以后，我们得到许可，结婚了。

    安德鲁什卡就是我在一次探监时带回来的小东西。现在他的爸爸正在流放，等我儿子再大一点、长得壮一些时，我们就去加入他爸爸的行列。

    “原来不同政见者就是这样的。”爱丽什卡听佳丽娜讲完后叫道，“我还以为你们是一种特殊的人呢……”“还能长着４只耳朵？好能收听敌台？”娜塔莎笑道，“人就是人。我们单位有个不同政见者，他从前搞过征集签名，可现在特别老实。显然，时代不同了……不是被抓进去，就是一走了之。人们都这么看。”

    接着大家又谈起了政治犯的妻子。她们还把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做了个比较，看看到底哪个时代政治犯的妻子更不容易。多数人认为上个世纪的要更难一些，特别是对于那些十二月党人的贵族太太们，因为今天的妇女对苦日子已经习以为常了。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

    “我从电影里看到那些十二月党人的老婆在西伯利亚游荡时，个个都穿着毛皮大衣，那款式、质地，嘿，没说的，准震了阿尔宾娜这样的时髦女郎。依我看哪，有这样的大衣穿在身上，还有什么受不了的罪。”

    这通议论自然又是流浪女吉娜发表的。忽然，拉丽莎想到了尼尔娅：“尼尔娅，现在该给我们讲讲你母亲的事了吧？我记得你开始时曾提到她的猫皮大衣。”

    “好吧，我讲。只不过这不是关于初恋的。因为我没能像正常人那样体验初恋，这里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够。”

    故事之八

    音乐教师尼尔娅在这里讲了她是如何先学会了恨，而不是爱。本书作者把这个中篇敬献给那位最善良的俄国诗人——诺姆·柯扎文，他曾写过一首题为“人折磨孩子”的诗，写的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孩子们。这首诗在苏联的劳改营广为传抄——这都是作者亲眼所见。作者还建议那些对尼尔娅的故事并非无动于衷的人找来诺姆·柯扎文的诗读一读。

    我在大战的前夕生于利沃夫，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波兰人。我总觉得自己是犹太人这倒不是因为犹太民族习惯让孩子随母亲的民族，而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你们以后就会明白。

    我的父母都酷爱音乐。我对那时生活的唯一记忆就是母亲在弹钢琴。后来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我一直以为那个记忆是一场梦：那时的生活怎么会那样美好？窗户半开着，和风荡起带花边的窗帘，花边轻轻地触着钢琴。母亲坐在钢琴前，穿着洁白的衣裙，是那样美丽动人。她不时地把微笑着的脸庞向我转过来，头随着乐曲的节奏轻微地点着——在光洁如镜的琴盖上，在她洁白如云的衣裙上，在清香宜人的嫩黄色地板上，一束束阳光也在音乐的伴奏下轻快地舞蹈。窗外，一株大树轻轻摇动，树叶在舞蹈，窗帘在舞蹈，我也手舞足蹈起来——手抓住小床的栏杆，一蹦一蹦的，可在我的记忆中那就是舞蹈。以后再告诉你们我是怎样弄清楚这不是一场梦……这就是那时的情景。后来战争爆发了，这也印在我的记忆中，法西斯开进了利沃夫，开始了犹太人大搜捕。我们的父亲——这是我长大后妈妈告诉我的——决定还是收拾东西，第二天早晨赶到火车站，这是对所有犹太人下的命令。我们家的犹太人包括母亲和她的３个孩子。我两岁，哥哥列夫什卡１２岁，姐姐琴娅７岁。对犹太人下的命令不包括我父亲，我说过他是波兰人……母亲哭了起来——她担心３个孩子。

    “你担什么心呀，”父亲有点发急，“德国是文明之国，他们不会伤害你们的。你们会被疏散到德国的安全地带，到那儿以后你就给我写信。别忘记首先告诉他们你是位著名的钢琴演奏家——说不定他们会在德国为你安排一次巡回演出呢。他们都是有文化素养的人，芭丝娅。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惊慌失措。”

    可父亲的话并没有使母亲平静下来，她说要到亲戚家看看他们打算怎么办。她匆忙赶到阿朗舅舅家，想听听他的主意。

    阿朗舅舅非常聪明、有见识。他悄悄地告诉大家，要想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认真地倾听法西斯的每一项命令，然后反其道而行之。母亲来到阿朗舅舅家时发现他们全家都忙着收拾东西。

    “你们不是去火车站吧？”她吃惊地问道。

    “好像是不去。”阿朗舅舅说，“我们要去地下。”

    原来阿朗舅舅和其他几位有勇有谋的犹太人设法搞到了一份利沃夫市区地下排污系统的图纸，他们决定顺着污水管爬到横穿全市的地下河。阿朗舅舅让母亲回家收拾东西，带上所有的必需品，尽量多带些食品，穿上厚衣服，夜里带孩子赶到他家。他还叮嘱母亲别把这事告诉父亲，只对他说亲戚们决定一起去火车站，以免路上大家走散。

    夜深人静时，我们便向阿朗舅舅家摸去。路上有哨兵巡逻，很危险。我们终于赶到阿朗舅舅家，和他们全家还有另外几个犹太人一起穿过后花园来到很远的一处院子里。这里有一个能钻进人去的洞口，通着排水道，洞口的盖子已经打开。我们一个挨一个地钻了进去，太小的孩子就让大人递下去。阿朗舅舅的母亲已经老得走不动了，也让大家抬了下去。

    以后几个月的地下生活，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到处都是漆黑一片，自制的油灯光线昏暗，四处都在滴水，里面的气味令人作呕。有时能听到上面电车开过的声音和车铃声。孩子们哭闹着要出去。我自然也不愿呆在里面。听母亲讲她必须时刻紧紧抱住我：稍一松手，我就会往外跑。里面还有许多大耗子，到处乱窜，偷吃我们带的干粮。这样一来，母亲不光得搂着我，还必须紧紧地把干粮袋抱在怀里。她不敢把干粮袋交给我哥哥列夫什卡和姐姐琴娅看管，因为这里空气太坏，他们不停地打盹，耗子会趁机偷吃。可是有一次，耗子还是把我们剩下不多的食品偷了个精光。不知是母亲睡着了，还是昏过去了。耗子咬破了她的皮大衣，又啃坏了口袋，把东西全都拖走了。母亲借了一根针，用破口袋把大衣上的窟窿补好。我们并没有挨饿；母亲在集中营里还穿着这件补丁的大衣，那里的德国女人常常笑话她。是的，我们最终还是被发现了，德国人带着警犬找到我们，又把我们带到奥斯威辛。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抓走了，有九家人设法逃了出去。显然，他们是利沃夫市的犹太人中唯一逃出去的。

    我们被赶上火车，拉到德国。这对所有的犹太人来说简直是一大灾难。可对那些还不懂事的孩子却不然，他们很高兴能见到阳光。当然，刚从地下上来的时候我们怕见阳光——眼睛受不了——过一段时间就恢复了。

    这里我就不讲集中营的事了，你们从电影里、书里都看到不少，比我知道的还要详细——我那时还小，不大记事。唯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这些跟妈妈一起住在女牢房的孩子们都十分害怕男人。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牢牢地刻上了这样的原则：女人就是安全，而男人则是可怕的危险。他们打小孩，杀小孩，他们会仅仅因为孩子哭的声大就把他像只小狗一样杀死。最可怕的是，他们会把你和妈妈分开。年龄小的孩子吓得寸步不离妈妈；我们时刻
拉住妈妈的衣服不松手。

    列夫什卡哥哥被带到男牢房，后来再也没见到他。琴娅很快就病倒了，被送到医院，又从医院被拉到焚尸炉。剩母亲和我了。我们还算幸运，居然活了下来，又回到了利沃夫。

    可父亲在家中又娶了一个位新太太，还生了个孩子。他给母亲路费，让她到列宁格勒投奔亲戚。他还答应给我生活费，但母亲拒绝了：那种时候钱算什么，她相信，自己是位钢琴家，在列宁格勒会很快找到工作。然而正是这种单纯与天真毁了她。

    我还要讲一讲发生在奥斯威辛的另一件事。一天，女囚们发现一项灭绝所有犹太儿童的命令正在策划之中。实际上那时在那里的犹太孩子已经被灭绝得差不多了，尽管大家都想方设法保护我们，可还是无济于事。我母亲叮嘱我切不可离开她半步，要是看到“好看的男人”，不管他是谁，我必须赶紧跑回去，钻到我们那张床的褥垫下面藏起来。我那时瘦得皮
包骨头，趴在垫子底下上面连个包都鼓不起来。后来，母亲强迫我改掉这个坏习惯时可真费了不少劲。甚至我们到列宁格勒住下之后，我又懂了些事，每当有陌生男子进我们家，像房管所的人或是邻居，我都会一言不发地径直跑到母亲的褥子底下躲起来。

    我一天天长大，开始上学了。我不再往褥子底下藏，可对男人的恐惧心理还没有消失。在学校，我门门功课都是优秀，除了美术——这门课的任课老师是男教师。每次我在走廊遇见校长，我都畏缩地退到墙根，他跟我说话时我一个字也答不出来，我吓得根本听不见他说的是什么。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地好些了。可到了十几岁时我怎么也理解不了我的朋友们：她们怎么会跟青年男人产生温柔的感情？每当男孩子跟我接近时，我便想象他穿着德国党卫军的制服。母亲给我讲她跟父亲的事，这在我心中已播下了对男人不信任的种子；但最可怕的是在集中营时打下的烙印：一有男人来就赶快藏起来，不然就会大难临头。

    大家也许会奇怪，既然有恐惧心理，我怎么还结了婚呢？

    很简单。母亲逝去后，亲戚们供我读完音乐中学又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他们便开始操心我的婚事，想让我尽快成家安定下来。抚养我的舅舅和姨妈年纪都大了，他们想尽快实现对母亲许下的诺言，而不想在我还没找到归宿以前就离去。他们给我介绍了好几个聪明漂亮的年轻人，都是犹太人，而且他们都想娶一位住在列宁格勒的姑娘。其中好多人都很喜欢我，可我每次都哭着拒绝了，说我不想使我的家庭不幸福。有一天舅舅的朋友来看他，那是一位年近４０岁的鳏夫，想让舅舅替他介绍一位性情贞静、贤惠的女人，来为他１２岁的女儿当妈妈。这个人我一点也不害怕，并且我还十分可怜那小姑娘：我也是１２岁的时候没了母亲的。

    但是波里斯·尼古拉维奇根本没注意我，那小姑娘也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他们走后，我鼓起勇气告诉舅舅说只有这个人我不害怕，我可以嫁给他。可舅舅吃了一惊，想说服我：“你自己还是个孩子呢，你怎么能抚养那么大的女儿呢？”——他不同意这门亲事。但我做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壮举：波里斯下次带着女儿来舅舅家时，我把小列奴丝娅叫到我的房间里告诉她我是谁，还说我愿意做她的妈妈。亲爱的小列娜哭了起来，张开手臂抱住我，喊我“妈妈”。她用３天时间就为我和爸爸牵上了红线。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共同的生活，我的恐惧心理也很快就消失了，除非有时在睡梦里……听了尼尔娅的故事后，大家都很难过，爱丽什卡还抽抽嗒嗒地抹起眼泪，像小孩子一样吸着她的翘鼻子。

    吉娜摇着头骂道：“这帮畜生，真是一群禽兽不如的东西……如今在我们营里当然也没有娃娃们的好果子吃，可那些家伙毕竟也是我们的人，不是德国法西斯呀，还不至于杀害那些娃娃。”

    “你说的是哪个，吉娜？”

    “我们的，苏联的劳改营呗，那儿还有娃娃们的住处呢，叫‘母子间’——母亲带孩子住的营房。要是女犯有孩子或是在那儿生了孩子，就被送到‘母子间’去。谢天谢地我眼下没服刑，要不然我这小丫头还不得不住在牢房里。”

    “给咱讲讲女营里的事儿吧。”

    “今天就算了吧，姑娘们。一天讲两个‘营’太多了。下回再讲。这会儿咱们让爱玛讲吧；这都是她出的点子，咱们听听她讲的。”

    故事之九

    戏剧导演爱玛讲的是她如何成为一位初次恋爱的小伙子的进攻目标。

    我给大家讲讲一个毛头小伙儿是怎样爱上我的，而且爱得那样无私，甚至发狂。

    我的第一次婚姻是校园恋爱的产物，很不成功，也很短暂：一年之后便离婚了。这要感谢那项新法律，能尽快地结束这场精神折磨。和那位同学分手后我很快又结婚了。他也是个演员，还是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名角呢，虽然已到了强弩之末。他现在酗酒成性，早已从我的生活里彻底消失了，可在当初，我还觉得我们的婚姻相当成功，唯一使我苦恼的是他那没完没了的婚外恋。他每演一个新角色都会很快爱上和他配戏的搭档。为此我们吵阿打啊，最后我决定我们俩离开这里去外地，或许这是挽救这桩婚姻的唯一途径。我调到西伯利亚一个新建小城里的一个刚成立的剧团当导演。我们打好行李，离开了列宁格勒。我丈夫的想法是：在外地他肯定会成为那里的台柱子，包演所有的主角，何况他妻子还是导演呢。结果确实如此。我导的第一出戏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他演罗密欧，尽管从他的年龄和外形来看演傻胖子福斯塔夫更合适，当然，演李尔王他还不够老。你们也许猜到了，他在排练时又爱上了朱丽叶。演朱丽叶的那小姑娘确实漂亮，她刚从戏剧学校毕业，大大的眼睛，娇小的身段。显然她也被我那位旧日的明星给蒙骗住了。他之所以喜欢年轻姑娘也正是如此：稍微老成一些的女人便会一眼看穿他那肤浅的感情。随之而来的事真让我大伤脑筋。排戏时，我那个缺德老头子无耻地向朱丽叶一会儿飞个媚眼，一会儿又捏捏她的手，可自己的戏却演得糟糕极了，台词记不住，语调也不对。你们想想，４０多岁的人了，还能演什么罗密欧。在场的演员、舞台监督，还有舞台工作人员等等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还好奇地打量着我，有些人露出同情的神色，但更多的人是想看热闹。我竭力控制住自己，继续工作。第一场还没排完，
我就感到了极度的精神疲劳。

    就在我几乎快到精神崩溃之际，我忽然注意到，那位年轻的布景美工阿辽沙常常用充满忧郁和爱恋的目光注视着我。我的感觉好多了。以后排练时，每当我那位老来俏罗密欧再当众跟傻丫头朱丽叶调情时，我便看着阿辽沙，这样一来感觉就会好些。

    有一天排完戏后，阿辽沙还不走，他等着我；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剧常他向我表达了爱慕之情。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抚摸一下他的脸颊，就走开了。可他还是每次排练都来，自始至终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到了首场演出的日子。演出相当成功，当地的领导们还设宴招待了我们。席间，男主角宣布他要离开我，与他的朱丽叶结合。他真够可以的，选这样美好的场合来解决家庭纠纷。我伤心透了，宴会结束后便和阿辽沙一起绕小城漫步，然后回到他在剧团里的那间小屋，跟他过了夜。此后我的心情有所好转。我感到这种做法对我丈夫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我也有好处。再看见他时，就不那么伤心了，再看看阿辽沙，感觉更好了。

    一天阿辽沙问我：“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我吃惊地望着他，告诉他这不可能。

    “你敢戏弄我。”他怒气冲天，“别忘了，你现在没在剧场里。如果你今天不答应永远和我在一起，我就自杀。”

    我耸了耸肩：“想用一支道具手枪枪毙自己吗？那就祝你顺利。”然后扬长而去。

    几个小时后我去排练，发现阿辽沙没来。没什么关系，我想，这样我可以安心工作了。近来他盯人的目光常常搞得我心烦意乱。不来更好……突然票房经理跑进来告诉我阿辽沙被送进医院正洗胃呢：他吃安眠药中毒了。我第一个念头是：“他怎么敢这样。这不是让我丢丑吗。”

    一位年轻演员跑到医院去打听情况，虽然我心急如焚，但还是克制住自己，继续排练，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到了晚上，他们告诉我阿辽沙吃安眠药过量了，已经奄奄一息。

    我再也忍不住了，跑去看他。医院的人知道我是他的领导后让我进了病房。他已经神志不清了，可他认出是我，小眼睛闪出光来。“你现在不会离开我了吧？”他耳语般地问道。

    “当然不离开你了。”我口里这样答道，心里却在暗自思忖着：拿这个傻瓜怎么办好呢？怎样才能甩掉他呢？

    阿辽沙住院期间我又办回了列宁格勒，可你们猜怎么着？

    他身体一恢复，就辞去剧院的工作，一路追我而来。

    此后的事简直是场恶梦：他在列宁格勒没有工作，没有住处，到处游荡，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有一天我对他讲：“阿辽沙，你又不是女孩子，又不是我先勾引你，让你怀了孩子后甩了你。你也不害臊。你怎么没一点男人气儿呢？”

    可这傻瓜还是不明白。他说：“如果我们真有个孩子，我就养着他，这样也许还好受些。”

    结果我因精神过度紧张，进了精神病院。这才使阿辽沙死了心，离开了列宁格勒。他受的打击不校现在每当我听说女孩子被引诱后遭到遗弃时，我总在考虑究竟谁的日子最不好过，是她，还是他。你们知道吗，我宁可自己被人遗弃，也不愿被那疯狂的爱缠个没完没了。这种初恋，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看看舞台上的爱情呢，那里的匕首都是硬纸板做的，毒药呢，是兑上颜料的水。

    女人们有的同情阿辽沙，有的同情爱玛。

    然后大家转向爱丽什卡，一位好看的胖姑娘，是牛奶厂主任的秘书。

    故事之十

    爱丽什卡讲的是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

    我第一次遇见瑟约什卡，我后来的丈夫，是在彼得——保罗要塞的沙滩上。那天天气很热，大家都在游泳，可我正好闹嗓子。我坐在水边一棵倒了的柳树干上，燥热，难受。突然，一只大黑狗跳了过来，开始在我身上嗅起来。我害怕不认识的狗，吓得一动也不敢动，想起爸爸说的：“害怕狗时不要动，别显出害怕的样子。”

    随后听到一个愉快的声音：“米什卡。你干什么呢？吓唬一位这么漂亮的女孩儿？你看看，她差不多跟你一样漂亮呢。”

    狗的主人走了过来，挨着我坐在树干上。“米什卡游泳时，我在这坐一会儿，你不生气吧？”

    “你爱坐多久就坐多久。你为什么不跟它一块儿游泳呢？”

    “不行，我嗓子疼。你怎么不游泳？”

    “我也嗓子疼。”

    “那我们就坐在这儿看米什卡游吧。”

    我们就坐着，看着，一会儿米什卡从水里出来跑向我们，抖了抖身上的水。它毛上的水像雨点一样落了我们一身，可我们很快活，也不那么热了。

    “你叫什么名字？”

    “爱拉。你呢？”

    “瑟约什卡。在那边晒太阳的是我妈妈。你想见见她吗？来吧。”

    我们来到瑟约什卡的妈妈那里，他说：“妈妈，你看我跟米什卡找到一位多好看的女孩儿。你说呢？她那双眼睛像小母牛的一样。我能和她结婚吗？”

    瑟约什卡的妈妈说可以，但要等到将来，她一边说着，一边让我们吃草莓。她从包里拿出一罐草莓来给了我们，瑟约什卡把最大的挑出来给我吃。

    “你为什么把最大的都给我呢？这不公平。”

    “因为你嗓子疼呀。”

    “你也是埃”

    “那不算什么，我比你结实，比你有劲儿，我要时时照顾你。说定了？”

    “好吧。”

    然后我领他去见我的姐姐们，告诉她们他将来要跟我结婚，而且他妈妈已经同意了。她们笑了起来，但都是善意的笑。

    该回家了，我们开始收拾东西。

    “你明天还来吗？我每天都在那棵树旁带米什卡散步。”

    “只要妈妈让我一个人出来。不过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们家有电话。记住这个号码。”

    我把号码告诉瑟约什卡，他怕忘了，又重复了几遍。

    可是第二天我的病加重了，由嗓子发炎引起心脏的毛病，被送进医院。我躺在床上，想到瑟约什卡在树旁等不到我的难过样子我就哭了起来。我哭还因为自己剃成秃头，这是为了治玻这样一来我就不再像米什卡了。那些天真是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

    可是有一天，护士进来让我穿上衣服到走廊里去，说：“有人来看你。”

    我很惊讶，因为那天妈妈已经来过了。原来是瑟约什卡和他妈妈来了。他一看见我被剃成秃子就喊了起来。

    “你再也不像米什卡了。他们把你弄得好丑好丑。”

    我想瑟约什卡一定不再爱我了，我便嚎啕大哭着跑进病房。我觉得自己可能会忧郁而死。但我刚走到门口，瑟约什卡就追了过来。

    “你去哪儿？我们带来好多葡萄给你。妈妈说你吃了就会好得快些。好了，别哭了。”

    后来我们坐在走廊里的长椅上吃葡萄时，瑟约什卡对我说：“你现在一点也不好看了。你就像一只淋湿的小猫。”
   
他妈妈说他不应该老把女孩子比做各种动物，她不让他再伤我的心了。她说到做到，从此以后，每当她认为瑟约什卡伤我心时，她都出来保护我。不过他后来再也没有伤过我的感情，生活再也没有这种戏剧般的情节了。我们俩上学后同桌坐了１０年，毕业后就结婚了。

这就是我的初恋，一直到现在。

    这个故事讲完后，就结束了《女人十日谈》的第一天。

    正在这时，婴儿们被护士用车推了进来，母亲们纷纷抱起自己的孩子准备喂奶。她们商定明天大家讲被引诱与遗弃的故事。[/font=宋体]

注：有意思，我刚刚转载到伊甸的《女人十日谈》，就被百度列入引擎搜索主页中了。口说无凭，立此照为证：

女人十日谈(第二部分) - 里娅·沃兹涅先斯卡娅 - 虹桥书吧 - 虹桥..
听完爱玛的故事女人们热烈评论起来，大家都说舞台生活并不象局外人看到的那样美好...关于其他人，我只告诉你们耶戈尔·达维多夫。他过去在厄尔库斯克州的图伦镇，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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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引诱与遗弃

　　讲的故事都是关于那些不幸的人，他们遭到了别人的引诱与遗弃。

　　第二天一大早，大家起来后就都忙着准备晚上要讲的故事。到了晚上，拉丽莎第一个讲起她的故事。

　　◆ 故事之一

　　生物学博士拉丽莎在这里为今晚的情爱故事定出了基调。

　　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虽然不长，却道出了关于引诱与遗弃这类故事的关键。我说的正确与否由你们自己来评判。

　　二人躺在林中草地上，他企图引诱她；她虽不情愿，却已招架不住：“可你爱我吗，凡亚？”

　　“爱，爱。”

　　“你要娶我？”

　　“娶，娶。”

　　“你不会弄出孩子来就抛弃我吧？”

　　“不会，不会。”

　　“你能买一套单元房？”

　　“能，能。”

　　“你给我买件毛皮大衣？”

　　“买，买。”

　　“你带我到旅游胜地去玩儿？”

　　“去，去。”

　　“你给我一把伞吧？”

　　“哦。你要把伞干什么？”

　　……

　　“没错儿，”吉娜说，下面该轮到她讲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我本来也想讲一个这样的小笑话，可现在拉丽莎抢了先，我只好再讲个别的……”

　　◆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又讲了一个和她的前一个故事类似的故事，都是关于军人的爱情昙花一现，露水夫妻难以信赖。不过，这里说的只是军人对姑娘的爱，并不包括他对祖国的爱，对共产党的爱，或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爱。因此，没有人能指责我们攻击谩骂苏维埃军队，因为背叛自己的新婚妻子与背叛自己的祖国是两码事——就象粉笔和乳酪那样大不相同。这是敖德萨人的俗语。

　　我们村有个大闺女叫克拉芙卡。嗨哟，这可真是个人物儿。一群大兵跟在她屁股后头追她，可她却把自己管得严严实实。要是有人想占她什么便宜的话，她也不过让他们亲几口就完了。提起嫁妆来，她只有一件，那就是贞操。她爹是个醉鬼，娘又病病歪歪的，所以她就把贞操看得比天还重。为了不被人弄到手，每次看完电影她都不让人送她回家，而总是跟几个没人搭理的丑姑娘结伴回去。

　　俗话说，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一个老家在乌克兰的中士米克海尔看上她了，拿定主意要把她弄到手。他的诡计终于得逞了。他跟她讲自己在乌克兰还有母亲，老太太有漂亮的花园洋房，但她年纪越来越大，需要个儿媳妇做帮手……克拉芙卡终于彻底上钩了。跳完了舞，她答应中士送她回家，只是留神不跟他钻小树林。可结果还是没斗过那家伙——他在她家的羽绒床上得了手。怎么回事呢？原来，他向她正式求了婚。克拉芙卡喜滋滋的，她爹娘也乐颠颠的——自己的闺女要嫁到南方那个富地方，能不乐吗？老两口子又卖猪又宰羊，就差砸锅卖铁了。又借钱买了伏特加酒，把婚礼操办得挺象样。中士说他想回老家乌克兰办结婚登记手续，还说他不愿意用军人证件登记盖章，因为那个证件最后还得收回去；还是登在护照上保险。克拉芙卡自己也晓得在军人证上盖章没有什么好结果：他马上就得转业，这样连人带证就都落空了。

　　婚礼之后，中士和他的小媳妇忙着打点行装，打算回老家。他买了一大堆皮箱，把所有能算做嫁妆的东西全拾掇起来。他在丈母娘家四处寻摸着，看看还有什么油水可捞。

　　“妈妈，”他说，“把这个和那个都给我们吧，年轻人成家立业用得着。”

　　他连墙上挂的画像都摘了下来：“它代表父母二位大人对我们的祝福。”

　　所有这些东西他都打慢件托运走了。他和克拉芙卡买好了火车票，那可不是一般的硬座儿，那是带铺盖的包厢。小夫妻高兴地上路了，去过甜蜜的小日子。村里的姑娘们去送她时都羡慕死她了：“你可真不赖，大妹子。真够有本事的。”

　　这话说得太早了点儿。过了几天，克拉芙卡的母亲接到一封电报：“母速寄钱并到米克海尔的部队查他家地址。我已在路上走失。”

　　这老太太举着电报给村里人看时，大家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可他们还是很可怜这丫头，又帮忙从部队找到米克海尔家的地址。真不知克拉芙卡她娘是怎么弄到那笔钱的，婚礼早就把家里花得精光了。

　　又过了一个月，收到了克拉芙卡的最后一封信。信上说她找到了米克海尔住的村子，几位好心人给她指他家。可进门后她看见一个年轻媳妇，怀里抱着个两岁的娃娃。克拉芙卡忍不住放声大哭，跟小媳妇讲起米克海尔如何把她骗了。等那女人明白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后，回头抄起一把耙子，把克拉芙卡赶出了院子。

　　这就是我们村里的一个人怎样像你们说的那样被“引诱和遗弃”的。到现在谁也不知道她的下落。没准也和我一样下海了，被送去劳改。也可能死了，我说不准。

　　该轮到娜塔莎讲了，她先提醒大家：“我要讲的故事跟吉娜刚讲的有些类似，但结尾不同，这是个幸福的结局。可是你们别忘了，朋友们，我这个故事中那位被引诱与遗弃的少女之所以后来过得不错，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发生也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 故事之三

　　女工程师娜塔莎的故事以婚礼而告终，原因很简单，天真与智慧必须相辅相成。

　　我们设计室里有一位女制图员名叫斯维塔·帕拉蒙诺娃。这姑娘长得相当漂亮，就是太天真了，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比如，她真的相信“雀奶糖”是用麻雀的奶做成的。人们常常跟她开玩笑说：“小斯维托什卡，吃点麻雀奶吧。”

　　一天，一位亚美尼亚来的小伙子借调到我们室。他开始追斯维塔，看来还颇有成效。他们俩在一起真是出色的一对儿。斯维塔又白又嫩，头发蓬松，还有长得像一朵蒲公英的小手；而他呢，英俊潇洒，一双黑眼睛炯炯有神，典型的高加索美男子。他追她时简直妒忌得发疯，无论对谁都虎视眈眈地瞪着人家。后来他对这个傻姑娘许下诺言，说他要回家把这消息告诉父母，好让他们为婚礼做准备，然后便扬长而去。可斯维塔已经怀孕了。她痴心地等着：拉费克说过他还回来的，所以她只要耐心地等他好了；他要告诉父母，还要准备婚礼，谁说得准这要用多长时间呢？

　　结果，就在拉费克“准备婚礼”的时候，斯维塔平安地生下一个男孩。她身体刚刚恢复，就准备走。“别那么傻了。”

　　我们说她：“你现在已经做母亲了，不能这么轻信，你不仅仅要对自己负责埃你能带着孩子去哪儿呢？”

　　可她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要是他病倒了，或者出了什么事，那怎么办呢？”

　　她连具体地址都不清楚就去了叶瑞宛。一个月后我们收到一张结婚照：斯维塔和拉费克笑容满面，就好象确实一直在准备婚礼一样。

　　“这简直不可能。”我们这个部门的人都说，“我们的斯维塔难道真的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傻？她究竟用了什么法子制住了那小子？”

　　夏天我们这里有个组去亚美尼亚度假，大家决定去看看斯维塔。这才弄清事情的原委。斯维塔自己找到了拉费克的父母，抱着孩子来到他们家，打听拉费克在哪儿。他们说他被派到莫斯科工作了。

　　“那么你是谁呢？”

　　“我是他妻子，这就是小拉费克，他的儿子。很高兴见到二位老人，你们一定是爷爷奶奶吧。”

　　老夫妻俩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可斯维塔毫不在意。

　　“找到你们，我真高兴。拉费克出了什么事？他被派到那里这么久了吗？他没生病吧？他怎么没去接我们呢？”

　　拉费克的母亲是位有心计的老太太。她抱起小孙孙，送进里屋，然后又让这位不请自到的儿媳妇吃了点东西，到了晚饭时才一点点地把详情套出来。她也知道了这姑娘的为人，就告诉了老伴。

　　一个月后拉费克回来了，花园里摆好了桌子，宾朋满座，都期待着什么。

　　“这是干什么，妈妈？是妹妹的婚礼吗？”

　　“不，孩子，是你的。”

　　正在这时老头儿从屋里出来，带着喜气洋洋的斯维塔迎了过去。那傻丫头扑上前抱住他喊道：“你病了，又出门办公事去了，怎么不写信告诉我呢，可把我急坏了。要是再不回来，我就会起疑心了。”

　　听到这些话，老头儿对拉费克摆摆手指头，意思是说，你自己看看，你居然要骗这样的女孩子。

　　所以斯维塔丝毫不知她曾被人引诱和遗弃过。真有福气。

　　娜塔莎讲完就该瓦伦蒂娜了，大家都在背后叫她“党内大人物”。她们有些担心地望着她：她会不会再来一通道德教育课？但是这次，她们的担心变成毫无根据的了。

　　◆ 故事之四

　　“大人物”瓦伦蒂娜讲的是一个关于出国定居的离奇故事。其实，所有关于从苏联出去的故事都十分离奇。

　　你们知道吗，工人代表有时要处理一些难以预料的纠纷。

　　例如，一个已婚，有了孩子的男人死了，忽然有个女的说她肚里的孩子是这个男人的，怎样才能证明这男人是孩子的父亲呢？这类事情并不常见，但要是碰上了，就是闹到法院也不好解决。因为这种事儿很难证明，连法官也束手无策。可有一次，一桩这类的案子很快便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一天，一个老太太找到我们处说：“我儿子死了，现在他们大学里有个哲学系的女学生要生孩子了，这孩子呢，是我儿子的。我们想让孙子用他爸爸的姓登记户口，这可以吗？”

　　我们回答说可以，但如果他结过婚有妻子的话，那就需要这位寡妇来说明一下她丈夫确实曾对她不忠，和那个女的发生过关系，并且她还得同意这孩子在她丈夫的名下领取公家的补助。

　　第二天来了一位青年妇女，她说：“是的，我知道那是我丈夫的孩子。我并不介意他和我自己的孩子姓一个姓。”

　　我们那里的工作人员都对她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感到吃惊，但他们还是要找证人。证人们也找到了——与死者从前一起住合居单元的邻居。他们承认，在他妻子不在家时他曾把某某人带到家中，还在厨房里当着邻居们的面说过他要和妻子离婚，和她结婚。他们看见他给那女的钱，还有一次看见那女的带来一套餐具送给他——换句话说，他们已经共同享用钱财了。楼里看门的人也出来作证，证明死者确实曾去过某处拿着某物等等——结果我们只好按父子关系给孩子登记了。这时，孩子刚刚出生。

　　手续都办好了，我们都为苏联人民的成熟与胸襟感到惊喜。你想，有人勾引了一个女子，又将她抛弃，可她生下他的孩子后用了他的姓，并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补助，而不是单亲家庭的那５卢布。这一切都要感谢她周围那些善良、诚实而又热情的人们。

　　一个月后我们发现那位被“引诱与遗弃”的姑娘带着她那一大帮新认的亲戚移居到了以色列。原来这姑娘在临生孩子之前接到了出境签证，所以那些人才迫不及待地办好那些手续。她的孩子究竟是不是那个死者的我们无从得知，也许这永远是个谜。之后我们想惩办那个看门人和邻居们，理由是他们做伪证——只不过为了搞清真相，可他们都开始推卸责任。我们以后便牢记这个教训、时刻保持着警惕。

　　瓦伦蒂娜几乎没有讲完便遭到佳丽娜的攻击，后者开始对瓦伦蒂娜产生了不信任感。

　　“对不起，瓦伦蒂娜。”她大声说道，“你有什么根据说那孩子不是死者的呢？”

　　“当然有根据。我告诉你，他们全都滚到了以色列，销声匿迹了。”

　　“那又何罪之有呢？”

　　“看他们那副急不可待、拼命跟那位所谓被‘引诱与遗弃’的姑娘和婴儿套近乎的德性——你认为他们都诚实吗？”

　　“可他们都想出去呀，总不能不办签证就买飞机票飞走吧。”

　　“如果他们得到许可，那没有人能拦得住他们。”

　　“那你的意思是以色列不许他们入境喽？”

　　“这跟以色列有什么关系？我们可能为了国家的安全才不许他们出去的。”

　　“太谢谢你了，瓦伦蒂娜，你给我们讲了一个绝妙无比的好故事，尽管是完全反对苏维埃的。”

　　听到这句意想不到的评语，大家都笑了。但是没人想谈论政治，所以都等着下一位——阿尔宾娜开始讲她的故事。

　　◆ 故事之五

　　空姐儿阿尔宾娜讲了一个跟纳巴科夫所著的《洛莉塔》极其相似的苏联故事。

　　一开始，阿尔宾娜就向持不同政见者的妻子佳丽娜靠过去，问道：“佳丽亚，你读过纳巴科夫的禁书《洛莉塔》吗？”

　　“是的，我读过。可那不是禁书，在西方大量销售。作者也在那边住了好久了。”

　　“嘿，那本书可真该禁。”

　　“你是这么看的吗，阿尔宾娜？我很惊讶，你居然会因书里写的东西而感到羞涩不安，可这一切你在现实生活中都付诸实践了。”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能让我不安，真的。我说要禁这本书，因为里面写的都是骗人的，而不是因为描写了性。这本书，姑娘们，讲的是一个男的津津有味地描写他怎么杀死了一个姑娘的母亲使她不再妨碍他享受这姑娘，以及如何毁了这姑娘，最后还把她也杀了。”

　　“阿尔宾娜，你说什么呀？主人公并没有杀害母亲或女儿。

　　他出于嫉妒杀死了洛莉塔的情人，那母女俩是死于事故：一个被汽车轧死了，一个死于难产。”

　　“那是他那么说，你就这么傻，信他说的。那家伙在日记里写道：他爱那个女人的女儿，他之所以跟那女人结婚，就是为了追她女儿。后来那女人看到了这本日记，说不定是那家伙故意丢在那儿给她看的呢。依我看哪，佳丽娜，那家伙是早就算计好了的。他还想淹死那女人呢，不过没有得逞。”

　　“行，就算是这样。可洛莉塔呢？她不是死于难产吗？”

　　“唉哟，佳丽娜，你怎么反应这么慢。我问你，你生孩子生了几个小时？”

　　“我没注意。大约三、四个小时吧。怎么了？”

　　“这不得了。要是有个男人在你１０岁的时候就糟踏了你，把你弄得里面都变形了，你哪能这么快就把孩子生下来。他们花了整整３天的时间才把我的小丫头拽出来，差点让我剖腹。要是依着我呀，就逮住那个纳巴科夫和所有那些欺侮幼女的男人，拿把烧红的铁钳子把他们那玩意儿揪下来。而且最先惩治的就是那头害过我的公猪……我恨死他了。”

　　阿尔宾娜脸都扭曲了，涨得通红，眼里迸出泪水，把画好的眼影都冲坏了。佳丽娜奔了过去，坐在床上搂住了她。

　　“镇静些，阿尔宾诺什卡。千万别把奶憋回去。你别讲了好吗，也别老记着他了。”

　　“我怎么能不记着呢——至死也忘不了埃！可那件事讲起来很短，没什么好说的。那个纳巴科夫显然是为了赚点钱才把他那恶心玩意儿弄了一书，抹得每页都沾上了。可你们这帮小书呆子居然还对着那书长吁短叹，好象上面抹的都是蜜。

　　我听过你们的研讨会，我也在文化界混过一阵。可在现实中一切都很简单，没什么好讲的，就剩找根绳子把自己吊死算了。这帮臭男人，还有你们这些傻瓜。”

　　阿尔宾娜擤擤鼻子，擦擦眼睛，缓过劲儿来，这才开始讲。

　　我妈跟洛莉塔的妈一样傻。我爸甩下我们娘儿俩走了。我跟妈相依为命，住在列宁格勒城外的一个名叫托尔马乔夫的小村子里，紧挨着路加河。我们靠妈的工资过活。她是名小学教师。

　　我那会儿长得真好看，是个俊妞儿，真了不得。我妈领我走在街上，人们都盯着我看，有的还追上来看。我就喜欢这样。现在回想起来，我妈那时的一大乐趣就是她有这么个洋娃娃似的漂亮女儿。跟妈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刚上学的那几年学习成绩挺好。后来就不行了，但那是后话……你们还记得当时的花样滑冰热吧？家家父母都想把孩子送进溜冰学校，将来好成为黑胡斯基或者白阿索娃。我妈给我买了冰刀，每星期送我到列宁格勒的周日花样溜冰速成班去上课。我还真入了迷，如鱼得水。要不是那头公猪卡约，说不定我还能得冠军呢，那我就不是在飞机上笑脸相迎地给人端果汁了，而是穿着溜冰鞋滑遍欧洲了。

　　就是这个卡约。一天，这个曾经训练出不少优秀花样运动员的名教练来到我们训练的冰常他看完所有人都滑了一遍以后，选中了我。

　　“这小姑娘确实有天赋。但她需要进行更系统的培训，要有经验丰富的教练来指导。她的基本素质与技巧性都非常好。”

　　技巧？狗屁。可我妈、老师、还有我，都乖乖地上了圈套。他又接着唬我们：“为了你女儿的前途你们应该搬到列宁格勒来。没有时间了。一个月的训练就等于将来几年的成功。”

　　他先把我妈蒙得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激动，一会儿着急，然后才说：“你想法跟列宁格勒的人对调一下，我呢，跟我老婆商量商量，让阿尔宾诺什卡暂时住在我家里，到体校学习，我负责训练她。”

　　我已经成了他的“阿尔宾诺什卡”，我们被他的好意感动得直想吻他的手。好意？狗屁。

　　对不起，姑娘们，我说了粗话——我这毛病还没改掉呢，我想我也改不掉了。你们就听听那公猪干的缺德事儿吧。

　　他还真有个老婆。不过这都是为了骗人装出来的。也不知道他用什么法子让她在家里扮

　　了这个角色，但她肯定不真是他老婆。当时我妈和我一点儿也没看出来。我们来到卡约家后，这位主妇象欢迎贵宾那样迎接我们：“啊，孩子。啊，我亲爱的。”

　　他们拿出好吃的招待我们，我妈还喝了一杯伏特加。她坐在椅子边儿上，一想到我的未来就抖个不停。卡约一上来就谈起正事：“不必让她回去了，时间不等人埃她明天就去体校开始训练。阿洛什卡，把小姑娘的房间收拾好。”

　　他的假老婆阿洛什卡领我去看我的房间。我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整整三年的时间这里成了我的牢房。连牢房都不如，简直是酷刑室。我进了小屋，高兴得差点儿尿了裤子：所有的东西都那么新，那么可爱，家具就象玩具一样，还为我单独准备了一张小床，床上还有个进口大娃娃坐在那儿等我呢。

　　我跟妈说了声再见，她就走了。卡约又告诉阿拉：“孩子累了，让她上床吧。她脱衣服时你看一下她的肌肉是否正常，然后告诉我。”

　　那个骚货是他的同伙。我在我的新房间里当着她的面把衣服脱了，她看看这儿，摸摸那儿，对我说：“我也说不准你行不行，亲爱的。我觉得你的腿部肌肉有点发紧。也许我看错了？……”她还装出思考的样子，那个骚货。我急得心都不跳了：这是不是说我不能当冠军了？我睁大眼睛看着她，都快哭了。她抚摸着我的头安慰我：“别着急，塞姆扬·伊里奇是一位很好的教练。也许还来得及。要不我把他叫来让他亲自看看？”

　　我这个傻子，听到这个主意高兴得跳了起来：“太好了。您快叫他来。”

　　他们肯定是事先都策划好了的。

　　卡约穿着睡袍进来了，长满黑毛的腿露在外面。

　　“嘿，怎么样啊？”

　　阿拉跟他讲了我的腿的事，可装得好象她不敢肯定。于是他就过来摸我的腿，屁股，还摸了几下那个地方。

　　“是的，”他说，“我们还得矫正一下。这就要看阿尔宾诺什卡自己的态度了：如果她严肃地接受训练，那这些缺陷还能渐渐克服掉。你能做出最大的努力吗，孩子？”

　　“能，塞姆扬叔叔。”我含着热泪说。

　　他好象在安慰我似的把我抱起来，放在他那光着的膝盖上，然后连我一起裹在他的睡袍里紧贴着他，使劲儿挤着我。

　　哼，安慰。那个阿拉就站在旁边抚摸着我的头说些宽慰的话——都是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我现在才明白。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在睡袍里干着什么勾当。可后来看了《洛莉塔》之后才明白过来：他显然是在猥亵我。

　　姑娘们，谁能告诉我，世界上怎么会有阿洛什卡那样的女人？我永远也饶不了她。你跟自己的男人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现在是２０世纪了，是开放的时代；可你干吗要骗一个傻孩子呢？

　　后来就更糟糕了。你们以为他把我奸污了就完事了吗？没门儿。他可不这么傻。他很清楚我会跟妈妈诉苦，那样她就会去告他。而且这个畜生肯定会被判得不轻。他简直比狐狸还狡猾。他把这事安排得如此巧妙，使我整整让他糟踏了两年而我还一点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而且不光他一个人，还有他的朋友。

　　你们不相信？那就听着好了。第二天他带我去了体校。那儿有个人工冰场，一群男女孩子正在上面滑着。卡约让我上了冰场，让其他教练看了我的表演，他们都认为我滑得不错。

　　一会儿，卡约对其中一个人挤挤眼睛说：“你看呢，维特亚，她的腿部肌肉是不是有点儿紧？阿拉说这孩子没什么希望了。”

　　他们的谈话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这时其他教练都不在场他们又让我滑了一圈，做了单脚滑的飞燕动作。维特亚看了以后说：“是不大好。这就要你花大力量矫正了。”

　　他叫来另一个女孩子，让她表演。那小姑娘滑得可真棒，她象个陀螺一样在冰上转，还能在冰上熟练地劈叉。

　　“你还记得她吗？”维特亚说，“她当时也没什么希望了，可你看现在。”

　　于是卡约对他说：“下班后到我那儿来一趟，我们试试阿尔宾娜。”

　　他答道：“可以。这孩子显然还是有天才的，我们应当尽力挽救她。”

　　你们还猜不出他们干了什么吗？他们让我脱了衣服，摸我，看我，然后又让我坐在桌子上把腿劈开。

　　“噢。”那位水平似乎更高一点的教练维特亚说道：“原来是这里太紧了。她需要动个小手术，把韧带放松。”

　　然后他们就当着我的面研究起来：是把我送到医院动手术呢，还是他们自己想法解决。他们说在医院医生水平虽然不错，但可能会把韧带放得太松，那样的话这个运动员就彻底完了。要让他们自己解决呢，当然更好，只是这样做不合乎法律。听到这儿，我大哭起来，哀求他们：“塞姆扬叔叔，维特亚叔叔。你们自己解决吧。我谁也不告诉，连妈妈也不告诉。”

　　哼，他们就给我动了一次“世界女子花样滑冰冠军”的手术：一个抱住我亲个不停，好象是在宽慰我，以便使我镇静下来；另一个在那儿来回戳着，把里面都快翻出来了。他们俩轮换着来。血趟得满桌子、满地都是。我哭喊着，却拼命忍着疼痛，我使劲抓住他们的手，把身子贴紧这两个畜生，因为这样一来就不那么疼了。当他们俩一个折磨我时，另一个就吻我、舔我、抚摸我。我不知道那天他们干了多少次，直到我昏过去后他们才住手。卡约把我抱到洗澡间洗干净，又把我放到床上。我哭着睡着了，心中还期望着手术顺利。

　　第二天卡约没带我去学校，让我“手术后卧床休息”，他自己去训练了。到吃饭时，维特亚和他一起回来了——来检查病人的恢复情况。你们知道他们怎么检查的吗？对了，还是在那张桌子上，只是这次没流那么多血，可还象上次那么疼，总是那么疼，我这未来的冠军只好咬紧牙关忍着。后来他们管这叫做“按摩过紧的韧带”。他们在训练时常常公开地说：“你给阿尔宾娜按摩了吗？她劈叉劈得不太好。我今天去你那儿给她试试。”

　　当然他们也教我滑冰，而且我进步很快。他们毕竟是很有经验的教练。

　　那两个畜生骗了我两年，我都坚持下来了。后来有一次我们去参加比赛，我这时已经能参加大赛了。碰巧卡约没能和我住在一起，那时大家都以为他是我的亲戚呢。我和第一天在人工冰场上维特亚叫来的那个小姑娘住在一个屋。我记得他们曾经提过她也因韧带过紧被动过手术。所以我就问她：“他们给你的韧带动手术了吗？我那儿还疼呢。我也不敢告诉卡约，怕他不让我学了。你怎么样？”

　　那个小姑娘，卡特娅，早就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在她之前也受过同样治疗的人跟她讲过。是卡特娅悄悄告诉了我直到那时他们还在继续干的事是什么事。她又补充一句：“千万别对任何人讲，不然卡约和维特亚会开除我们，那咱们的花样滑冰就没戏了。咱们还得忍耐。维特亚说过我最终还会喜欢那事的。我不相信，可我还是要坚持下去，因为我喜欢滑冰。等将来我一当上冠军就自己找个不折磨我的新教练，最好找个女的。”

　　我们回到列宁格勒后，我傻乎乎地把我和卡特娅说的话全告诉卡约了。我还求他往后别再干了，因为太疼了。他见我知道了内情，可他一点也不害怕。他居然还挺高兴，那个禽兽。

　　“你既然全知道了，那我们就换种方式‘按摩’吧。这样就不那么疼了。”

　　他说到做到。也许他有些花招可以使我不那么疼，可这回我简直想死。

　　最后，我实在忍受不了，跑回家找我妈。我不敢把实情告诉她，就编瞎话说我不想再滑冰了，已经烦透了花样滑冰，而且觉得不舒服。卡约来找我，对我妈说这是由于我的一时冲动，并说服了妈妈，我连哭带喊地被拖进汽车带走了。

　　怎样才能逃离他呢？我左思右想，终于有了主意。每次参加重要表演时我都假装摔倒，装成一瘸一拐的。要不就在观众面前突然捂住肚子尖叫：“唉哟，疼死我了。我小肚子疼得好象被棍子捅进去了。”

　　卡约又怕又气，浑身直打战；他甜言蜜语地哄我，让我别再玩花招了。可我不听他的，继续跟他耍花招。最后他受不了了，只好送我回家。反正他无所谓，象我这样想当冠军的小姑娘他能找到成百上千。

　　在家跟我妈住在一起后，我的身体渐渐地恢复了，可肚子却疼了好长时间，夜里还常做有卡约和维特亚的恶梦。就是现在，我有时还梦见他们那丑恶变形的嘴脸和那下流的狂笑：“该按摩了。该按摩了”佳丽亚，你说纳巴科夫没把洛莉塔的妈杀死？唉，你知道卡约和维特亚是怎么杀了我妈的吗？很简单。一天夜里，我又梦见了他们俩，就在梦里大声哭叫起来。我妈跑进来抱住了我，我紧紧地偎依在妈妈怀里，迷迷糊糊地把一切都告诉她了。她竭力哄着我，安慰我，把我放进被窝里就轻轻地走出了家门。第二天，一位邻居把我领到了停尸房：妈妈躺在那里——她死了，她是被人从路加河里打捞上来的。

　　讲到这儿，阿尔宾娜早已发颤的声音终于哽咽起来，泣不成声。她猛地扑到枕头上大哭起来，肩膀剧烈地抖动着。佳丽亚过去坐在她身旁，抚摸着她的背安慰她。流浪女吉娜摇着头咆哮起来：“要是找不到女人，这帮臭男人真他妈的什么缺德事都干得出来。”

　　佳丽亚把阿尔宾娜劝住以后。就开始叙述她的故事。

　　◆ 故事之六

　　这位持不同政见，又带有浪漫、多愁善感与恋旧情调的佳丽娜，讲的是她外公及其未婚妻的故事。

　　我本来准备好了一个故事，很悲惨，但现在我不讲这个了，换个别的，因为今天我们听到的悲惨故事已经够多的了。

　　我正好想起来一个“引诱与遗弃”的故事，结局是以引诱者的幸福归来而告终。这个引诱者便是我的外公。

　　我的血统里似乎就含有持不同政见的成分。我外公在白卫队干过，后来从克里米亚到了西方。他在那边娶了我外婆，一位教授的女儿，又生下我母亲。战后，他们决定回国。回来后无疑是被关进了监狱，我母亲则被送进一所特别的儿童养育院。后来我的外公外婆被放了出来，甚至还允许外公在大学执教——时代不同了嘛。他从集中营回来时身体还和刚进去的时候一样壮。他的身子骨真跟铁打的差不多。但他老伴儿出来后，跟他见了面，又夸了夸我——她的外孙女儿（我也不知道自己那时候有什么好夸的），然后说：“唉，这就好了，现在我可以平安地合上眼睛了。”

　　她果真很快就离开了我们。她在劳改营就厌倦，不想活下去了——只是没有那个勇气和力量。

　　起初，我外公十分怀念她，几乎每天都去墓地看她。后来他又投入了工作。我们家的所有亲戚，包括我父母在内，都急着要替他物色一位老伴儿。他这人很风趣，无论哪方面都很有魅力：高高的个子，满头白发，张充满阳刚之气的脸和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无论什么“营”也无法挫败一位白卫队军官的锐气。他那时已经６０多岁了，而有些３０岁的女人还对他感兴趣呢。他还真找了个对象，也是他们系的教授，但这事没成。外公说她理性与力量都不少，唯独没有一点女人气。因此，他们吹了。

　　外公退休后去基辅的亲戚家小住，想看看他年轻时呆过的地方。有一天我们突然收到他从基辅发来的电报：“接某某次火车。带未婚妻回来。”

　　到了那一天，我们便到莫斯科夫斯基火车站去迎接这对未婚老夫妻。我们都想象不出他找了一位什么样的未婚妻。她肯定是位极其不凡的女人，因为在列宁格勒他的女友要多少有多少。

　　基辅来的火车进站了，车厢里走出我的外公，后面跟着一位满头银发的小老太太。外公领她过来说：“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娜丹卡，我１９１９年订婚的未婚妻。”

　　我们以为外公在开玩笑，但后来发现这都是真的。原来，他那时是位青年军官，爱上了少女娜丹卡，并向她求婚。婚礼的日期订好了，这时突然来了命令，让他迅速离开基辅。娜丹卡伤心得快疯了，但他们都坚信内战说不定哪天就会结束，那时他们便会胜利重逢，成百年之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外公引诱了娜丹卡。他后来甚至常常忏悔，并祈祷上帝，别让他所犯下的“罪孽”——这是他自己的说法——毁掉她的一生。他去基辅的初衷便是去重游他们爱情的圣地。

　　后来娜丹卡告诉我们，我外公走后，她怎么也忘不了他。

　　她努力使自己投入新的生活，结了婚，有了儿女和孙子孙女。

　　但是每年到了他们分别的那一天她就来到德涅波河边。他们就是在这里分别的，而且在这里那座旧园子的凉亭里她把自己交给了他。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个地区也新添了不少建筑，可那座旧园子的一部分和那个凉亭居然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娜黛什达·娅克芙列芙娜还告诉我们她一直住在基辅的唯一原因就是，她每年在那个“特殊的日子”都可以去那儿留连一番。

　　大家想象一下他们重逢的情景吧。亲爱的老外公怀着悲哀、浪漫的心情来到基辅，去寻找他与心上人分别的地方。使他惊叹不已的第一件事便是园子的那个角落虽然有所改变，但还没有改变得让他认不出来。忽然，他又看到一个凉亭——就是那一个。的确，它都有点倾斜，有的台阶都毁得不成样子了。他走进凉亭，里面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正望着德涅波河水沉思着。

　　“对不起，我没打扰您吧？”外公问道，他正准备坐在另一个空位子上。可那老太太突然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极其平静的声音说：“你回来了，沃洛德什卡。”

　　我真觉得奇怪，那老头儿怎么没当场心脏病发作。我问他：“你抱吻她了吗？”

　　外公答道：“我亲爱的。我立刻就认出是娜丹卡，她一点儿都没变——分别了这么多年，我怎么能不把她搂在怀中呢？

　　我们又回到了１７岁和２０岁。”

　　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没见过比这二老更恩爱的夫妻了。外公又焕发了青春，重返讲台。我给你们讲一件小事就足以说明他们恩爱的程度。

　　外公与娜丹卡住在大学附近。有天晚上我去看他们，便留在那里，准备第二天早晨和外公一同去上课。我们艺术学校和外公执教的哲学学会离得很近。我们第二天吃过早饭准备上课去了。时间很紧，我们还得快走。外公却站在门厅，等着什么。

　　“娜丹卡，我们要走啦。”

　　“好了，好了，马上就来。”

　　她正在她房里忙着什么。外公很着急，却站在那里光抬脚，不迈步。

　　“娜丹卡，亲爱的，我们要迟到了。”

　　“来了，沃洛德什卡。”

　　我以为她给他拿钱或是作业本什么的。可忽然看见娜丹卡轻快地从屋里跑了出来，外公把头低到她跟前，把额头伸给她。她给他画了个十字，踮起脚尖吻吻他，小声说道：“上帝保佑你。”

　　我外公这才坦然地去上课。这是他们的规矩：除非她先画十字保佑他之后，不然他是不会离开家的。他们都坚信，他们之所以这么久才见上面，就是因为他们离别的那天忘了相互画个十字。

　　佳丽娜外公的故事使大家从阿尔宾娜那使人压抑的故事中恢复过来。她们脸上又有了光彩，柔情和爱意重又回到她们的眼睛里。

　　◆ 故事之七

　　女工奥尔佳讲的是一位落入情网的姑娘如何机智地利用男人的醉态给自己办成一件大好事。

　　我们车间有个被引诱、遗弃的姑娘，那可真是个精明人儿，聪明极了，你们讲的那些姑娘十个绑到一块也斗不过她一个人。

　　她叫柳芭·库金柯娃，长得漂亮极了，又丰满又健康，家住近郊的豪华住宅区。车间的一位青工，帕什卡·米特劳克开始追她。结果还没登记，俩人就睡上了。睡过以后，那小伙子便趾高气扬起来。

　　“象你这种姑娘，有人答应跟你结婚你就跟他睡，谁敢要你做老婆？我可不敢，谁知道你将来会怎么样？咱俩就算了吧。”

　　这个帕什卡·米特劳克可真是个酒鬼，一到发工资的日子，他还没离开工厂，就已经喝个昏天黑地。他们俩吹了没多久，又到了发薪的日子。帕什卡象往常一样在更衣室里找了个地方坐下，跟他那帮哥儿们就喝了起来。柳芭这时一边在附近忙着，一边拿眼睛不住地瞟他们。看到他们都有点醉了，柳芭忽然进来了，还拿着半升酒：“哥儿几个再来一杯怎么样？”

　　他们乐颠颠地喝干了，随后柳芭又从包里掏出一瓶：“再来点儿？”

　　他们照喝不误。这时，帕什卡已经不行了，于是柳芭把他拖到厂门口，叫辆出租车把他带回她家。她给那醉汉脱了衣服，放到自己的床上。

　　第二天早晨，帕什卡醒了过来：“我这是在哪儿，柳芭卡？怎么又跟你在一起了？咱们不是吹了嘛。”

　　她则千娇百媚地答道：“我也不知道你干嘛还老缠着我，帕什卡。也许你一直在思念我。”她让他吃了几块泡菜，一杯醒酒汤，还有一块炸肉排。他很快就清醒了。然后柳芭拉着他的手，两人一同上班去了。之后她表现得很平静：她不去接近他，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好象从来就不认识他这么个人似的。但她在悄悄地等着下一个发薪日。于是他俩又象上次那样重新来一遍，而且以后每次都是这样：到了日子，帕什卡喝个烂醉，柳芭把他带回去，早晨让他醒了酒，再领他去上班。就这样过了几个月。

　　后来有一天——柳芭不见了。帕什卡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却四处找不见柳芭。其实，柳芭正坐在家里，早就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泡菜、醒酒汤、炸肉排。小伙子进来了。柳芭镇定自若，和往常一样：把他放到床上，早晨给他梳洗干净然后领他上班。下一个发薪日，她亲爱的帕什卡自动回到她家，可到了第二天早晨她没给他泡菜和醒酒汤，却给他一个最后通牒：“你自己决定吧，帕什卡，我的朋友：我们俩是到结婚登记处去交申请然后回来庆贺一下呢——我冰箱里还留着一瓶白兰地，而且还跟车间主任请了咱俩的假——还是你随便去什么地方自己醒醒酒去呢？”

　　帕什卡盘算起来：交结婚申请是一码事，而盖章登记则是另一码事，于是他同意去登记处了。

　　柳芭叫来一辆出租车；只用了一个小时他们就回来了。他们订好在２０天后再去盖章。到了那天，帕什卡想起来了，就躲着柳芭。可她似乎根本不在乎，没有一点反应，帕什卡松了一口气，只当她忘了此事，或是又改变主意了。下次发薪后，柳芭又拿来一瓶酒：“再喝点儿吧，帕申卡？”

　　然后还是带他回家；到了早晨，她说：“咱们去登记处再交一份申请吧，上次没去签字，已经过期了。”

　　帕什卡知道这没什么危险，不就是交份申请吗，便点头同意了。她趁他还没清醒过来时就带他去了登记处。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根本没注意，也没听清登记处那些女办事员们和柳芭说的是什么。她们看了俩人的证件，填填这个，写写那个，最后盖了章，又还给他们：“祝贺你们，同志。你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

　　到了这会儿，帕什卡还没明白过来呢，他一心想回去喝柳芭冰箱里的白兰地……柳芭是怎么想法把事情办成的？这太简单了。那次帕什卡想躲起来不去登记处，柳芭就在工间休息时自己跑到登记处，说她未婚夫因病不能来，问他们能否把日期向后推十几天，也就是到下一个发薪日。他们当然无所谓，就同意了。我们的柳芭就是这样得到了帕什卡·米特劳克。婚后还保持着老习惯：每月帕什卡喝两次，柳芭给他醒两次。但在其它日子里她一滴酒也不让他沾。

　　他们相处得还可以，小日子过得也不错。

　　大家听完这个故事，都笑了起来，笑聪明的柳芭和不幸的帕什卡；然后就准备听尼尔娅讲。

　　◆ 故事之八

　　音乐教师尼尔娅讲的故事是刚才阿尔宾娜故事主题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教师利用自己的权力与便利糟踏女学生的事比人们估计的还要多。

　　不知为什么，阿尔宾娜的故事总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怎么也摆脱不掉。生了个女儿，我是半喜半忧。忧的是我不知道将如何保护她，使她免受那些可怕的伤害。抚养女儿就如同带她穿过原始森林一样难：一分钟也不敢让她离开你，不然她就会被野兽撕碎。他们还讲什么男女平等。平等何在？我们女人是什么？是人，还是那群禽兽的猎物？我不知道。对不起，我只是想起了一个跟阿尔宾娜讲的有些相似的故事，非常可怕。

　　我们音乐附中的主任，很久以来一直想在音乐学院谋个教职，后来机会终于来了。人家答应他下一个学期给他个位子。这时，他忽然发现一名他勾引过的音乐学院女学生——也是他过去的学生——怀孕了。他已是个有妇之夫了。你们知道这家伙是怎么遮人耳目，以免出丑的吗？

　　他请这名学生到黑海去度假，还告诉她这次回来之后就马上跟妻子离婚。他们动身的前一天晚上，他带她去见他的朋友，是个妇科大夫，也不是个好东西。他们暗中在她的饮料里掺了安眠药，等她睡熟之后又给她打了一针麻药，随后那大夫就给她做了流产。

　　第二天早晨我们主任把她叫醒，匆匆忙忙带到飞机场，坐上了飞往旅游区的飞机。她觉得有些不对头，怀孕３个月怎么还流血呢，而且还感到疼痛，但她只当是因为坐飞机的缘故，再加上最近心情不好，也没在意。到了那儿，他们仿照当地的风格，把带来的帐篷支在游人稀少的沙滩上，一日三餐都在当地的小饭馆里吃。

　　度完假回来后，他简洁干脆地说：“我们之间没任何关系，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再见，谢谢你陪我的那段美妙的时光。你要想诽谤我，绝没有好下常”

　　这姑娘哭着跑到老师那里把一切都告诉她了，老师便把这事捅到了党支部。两人都被招了来，开始审问：“她说你刚带她去了克里米亚，是吗？”

　　“当然不是。我是去茨科哈突堡疗养院，这是我的旅行证明。”他拿出旅游证明，放在桌上。果然都是填好而且盖了章的——他事先早准备好了。可那姑娘能有什么证据，说他们曾住在人烟稀少的海滩上？于是他们就让这姑娘去医院咨询处开张怀孕证明。姑娘去了，结果医生告诉她：“你根本没怀孕。”

　　这可怜的女孩子简直气疯了。她因诽谤罪被学校开除。她带着羞辱和恶名回了弗洛哥达老家，不久便含恨自尽了。

　　几年过去了。那个妇科大夫又在干缺德事时，事情败露。

　　调查他时，他交代说他干了不止一次，并讲出了请他帮忙的那些人的名字。哼，在那一串大人物中，我们主任不过是只小虾米。法庭指控这个坏蛋引起了一起自杀案，并判了他３年徒刑。但不知何种原因，一年之后我们学校的老师在奥斯姆克见到了他，他还是在音乐学校工作，不过这次只是当普通教师。这不等于放虎归山么。而那些大人物们连刑都没判，仅在支部会上批评一次了事。

　　唉，生了女孩子，将来总要放他们到林中去闯，这事想起来就让人胆战心惊。可话说回来，生个男孩子又能好到哪儿去呢？说不定将来也长成个人面兽心的东西。无论如何，我们学校的主任和那个妇科大夫不也是女人所生吗？他们怎么会变成这等禽兽不如的东西呢？

　　“真的，”奥尔佳不无忧虑地说，“要是男人只为他那个东西而活着，那真是太可怕了。”

　　吉娜接口道：“我看，这世界上，男人不想强奸的女人恐怕一个都没有。可能有些丑八怪女人……可要是黑得什么都看不见时，根本不关相貌的事儿。”

　　大家都静了一会儿。没一个反驳吉娜的话。然后吉娜又说：“好吧，各位英烈，咱们下一次就讲讲他们是怎样企图强迫我们的，好不好？”

　　阿尔宾娜提出了抗议：“这种让人难受的事儿我早就够了。下次咱们来点乐子不好吗？”

　　吉娜眯起眼睛问：“就象你讲过的‘野菊花’那样的乐子？”

　　“哎，”阿尔宾娜不服气，“‘野菊花’怎么了？假正经才最没劲呢。对了，咱们就讲讲滑稽场合中的性和生活，大家说怎么样？”

　　大伙儿都乐了，商定明天晚上就围绕这个主题讲。因为今天还有两个故事没有讲完。于是她们都催着爱玛，想再听她讲一个剧团里的故事。

　　◆ 故事之九

　　剧团女导演爱玛讲的是一个男人如何扮演了被引诱与遗弃的角色。

　　这个故事说的不是我，而是我的一个老熟人。

　　尤拉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也非常喜欢戏剧。不知怎么，他爱上了一位拖着３个孩子的女人，那孩子一个比一个校这是他的初恋，就象阿辽沙当时跟我一样。可那女的比他还大几岁，当然经验也更丰富了。是这女人的丈夫抛弃了她和那３个小孩，还是她自己带着孩子出来了，我不清楚。总之，这女人牢牢地抓住了尤拉并且匀引了他。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他成了这３个可爱的孩子的爸爸。

　　半年之后，他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对方付给孩子们的抚养费。原来那女人抛弃了他和３个孩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查了半天也没找到她的下落，于是这位爸爸只好接受国家的救济，自己再拼命赚点钱，来养活这３个依靠他的孩子。他只是偶尔喝点酒时才会发发牢骚：“谁他妈见过被人勾引才６个月就生了３个孩子，最后还被人蹬了的姑娘？给我找一个来。

　　我马上就娶她。谁他妈的也没我这么倒霉。”

　　今天晚上的第十个，也是最后一个故事由大家的宠儿爱丽什卡讲。

　　◆ 故事之十

　　胖姑娘爱丽什卡讲的也是一位差点儿被人抛弃的男人，不过最后的结局还算皆大欢喜。

　　爱丽什卡被爱玛的故事逗乐了，她说：我也有个相似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说是的我姐姐塔提娅娜，她是学地理的。有一年她去实地考察，考察地有一个列宁格勒的男孩，也是学地理的。她在那儿考察了整整一个夏天。秋天回来时，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

　　起初事情还好。塔娅似乎根本不考虑他会不会跟自己结婚，她只关心腹中的孩子。她去请教大夫，买有关书籍，甚至还花１００卢布在黑市上买了一本斯波克的《婴幼儿保健常识》。这就是说，她准备当一名有责任心的好母亲了。同时，还跟没事人儿似的跟列瓦见面。

　　一天，他来看她，跟她长谈了一次。他说她应该去做流产，因为他考虑到自己还是先读研究生然后再组织家庭为好。

　　他俩当时是在我们家讲这番话的，那时我们姐妹还跟父母住在一起。我正坐在旁边的小屋里做功课，跟他们呆的那间屋子只隔一张门帘，所以听得清清楚楚。

　　塔娅认真地听他讲完之后说：“我看得出来，列瓦，你现在不需要妻子和孩子。而我就打算好了，我跟孩子过，我想这孩子不需要一个你这样的父亲。没你，我们照样儿过得很好。”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这未出世的孩子的父亲，你怎么能不跟我商量就自做主张呢？”

　　“你凭什么说你是这孩子的父亲呢，列夫什卡？就凭你的事业比孩子的生命更宝贵，比他母亲的健康更重要？算了吧，小伙子，去读你的研究生吧，见你的鬼去吧。没有你我们照样活。”

　　她把他赶了出去。此后，那可怜的列瓦接连不断地来电话，连续好多天他在我们家窗下转来转去。而塔娅却不为所动：“别老给我打电话，别来打搅我，你快走吧。我现在不宜动怒。我们不需要你这样的父亲。”

　　当然，每天晚上她都哭，我能听见。后来有一天列瓦来到我家，几乎是冲进了塔娅的房间，用拳头使劲砸着桌子吼道：“你凭什么跟我耍着玩？你干嘛要折磨你孩子的父亲？穿上衣服，咱们去结婚。”

　　就这样，他们去结婚登记处交了申请。可是，就是到了现在，即使他们发生一点小口角，塔娅还总是提醒他：“别忘了，你呆在我们家是我和古尔卡认可了的，不然你还一个人过呢。”

　　古尔卡是他们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儿。

　　故事讲到这儿，就结束了《女人十日谈》的第二天，也讲完了有关引诱与遗弃的的所有故事。明天该讲滑稽场合中的性生活了。

　　这时，护士把婴儿推了进来。我们的故事大王们立即把所有的事情都抛到了脑后，一心一意地给孩子喂起奶来。

第三天　滑稽的性生活

　　◆ 故事之一

　　生物学博士拉丽莎又像上次那样讲了一个轻松的小笑话——这似乎已成了她的习惯。

　　我来讲个战争年代的小故事。小时候我就听人讲过，只是长大以后才明白意思。

　　一个游击分队断了给养。其中一个游击队员自告奋勇，要求回村到自己家里搞点吃的来。当时正值隆冬季节，他穿上滑雪板就上路了。第二天就背着个包袱回来了。他坐下来烤着火，从包袱里掏出一块猪油。

　　“嘿，小伙子们，我到家时已是深夜。我敲了敲门，我老婆迎了出来。你们猜我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谁猜对了这块猪油就归他。”

　　队员们纷纷猜测起来：“搂住她亲嘴儿？”

　　“不对。”

　　“问问孩子们怎么样了？”

　　“不对。”

　　“找东西吃？”

　　“不对。”

　　这时有个人说：“你就在门口和她干了好事。”

　　“对，猜中了。这块猪油归你了。谁能猜出我做的第二件事来，给他这两块咸菜。”

　　大家又开始猜起来。

　　“这回你该问问孩子了吧？”

　　“不对。”

　　“进屋了？”

　　“不对。”

　　“看看四周有没有危险？”

　　“不对。”

　　又是刚才那个人低沉的声音：“你又和她干了一次。”

　　“猜对了。拿着这两块咸菜。谁要是能猜出我又干了什么，给他这瓶威士忌。”

　　所有的队员都异口同声地喊道：“又干了她一次。”

　　“错了，我脱下了滑雪板。”

　　下面该吉娜讲了，可她听了这个故事后笑得喘不过气来，只好最后再讲。

　　娜塔莎愿意接着讲，因为她的故事和上面的笑话正好有点关系。

　　◆ 故事之二

　　女工程师娜塔莎的故事说明了即使在和平建设时期，那个游击队员的作爱方式也不足为奇，而且还有更甚者。

　　我丈夫迷上摄影。这对妻子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像晚上不能去浴室啦，窗户上挂满要晾干的照片啦，满屋子药水味儿啦，这都不算什么。最痛苦的是，我还得给他当模特儿。

　　几年前，他忽然对人体艺术感兴趣了，便让我摆出各种浪漫的姿势来供他拍摄：一会儿是河边上的美人鱼，一会儿又成了趴在大石头上的蜥蜴，真是异想天开，随心所欲。他还常常带我到树林里去受洋罪。有一次，他正在构思一幅题为“春”的作品。我们来到林中，正是初春时节。地上的冰雪尚未溶化，树木刚刚发芽。他在几棵白桦树中间选好了一个角度，然后又开始琢磨让我站在哪儿。我这时却光着身子冻得直打哆嗦。“那棵树底下有个小土丘，你站到上面去。”

　　我走过去瞧了瞧。“维特亚。这哪儿是小土丘呀，这是个蚂蚁山。我最害怕蚂蚁了。”

　　“别犯傻了，蚂蚁还在冬眠呢。”

　　无奈，我站到了蚁山上面。开始，一个蚂蚁都没有。可是我踩上去没多久，它们就醒了过来，顺着我的腿往上爬。

　　“维特亚，蚂蚁爬到我腿上了。唉哟，咬死我了。”

　　“再坚持一下。刚才那张真是绝世佳作。我再拍几张就完了。”

　　我难受地扭动着身子，他大声冲我嚷嚷：“怎么回事。你就不能为了艺术再坚持一会儿吗？”

　　我尖叫着跳下了那个“小土丘”，因为蚂蚁爬到了那个咱们都知道的部位。

　　还有一次，他又想出一个新花样，题为“冬”。

　　他在旅行包里装了一瓶伏特加，为了给我暖身子，还带了一条毛毯，准备照完之后马上把我裹起来。我们穿着滑雪板出发了。他在几座雪堆与披着白雪的树木中间选了个最佳位置，命我脱下衣服，穿着滑雪板站过去。我只好从命。他呢，一张接一张，咔嚓咔嚓地拍着，还得意洋洋地叫着：“棒极了。”

　　他“咔嚓”了半卷胶卷，我站在那儿喊：“够了。还有完没完。”

　　这时维特亚穿着滑雪板就向我扑了过来，从包里掏出酒瓶子，又用毛毯把我裹起来，嘴里不停地嚷着：“太棒了，我的美人儿。这真是一幅佳作。”

　　我稍稍暖和过来一点，不像刚才那样冷了。

　　“给我衣服，维特亚，快点。”

　　“不，先别穿衣服。”

　　“什、什、什么？还要照？”

　　“不是，这回不拍了。”

　　随后，他就干了那个游击队员干的事，连脚上的滑雪板都没脱……那幅题为“冬”的作品在地区业余摄影展览会上荣获二等奖。现在那幅摄影连同获奖证书都挂在我们家客厅的墙上：在白雪皑皑的森林与连绵起伏的群山中间，一个洁白秀美的女人身体——那是冬的象征。有时，我和维特亚望着那幅摄影，想起我们穿着滑雪板的“作品”，忍俊不禁。等我回家后一定给他讲讲拉丽莎刚才讲的那个故事。

　　下面轮到瓦伦蒂娜讲了。她显然感到局促不安，坐在那儿用手指绞着辫梢。她进医院后就不再把头发盘起来了，而是改梳长辫子。

　　◆ 故事之三

　　“大人物”瓦伦蒂娜讲了一个与赫鲁晓夫倒台有关的笑话。

　　你们所有的人，尤其是你，佳丽娜，老用那种异样的眼光看我，好像我不是个正常的女人，而是一本穿着裙子的《共产党宣言》。我很生气，这是实话。别以为我们这些领导干部看不出来人们对我们的态度，在电车上，总听到有人说：“你挤什么，你不是共产党员吗？”在商店里也有人说：“排队排队，共产党员还往前挤，你应该在打仗的时候往前冲。”

　　可我们也和常人一样，我们中间也有挺不错的人，我们也会开玩笑。现在就给你们讲一个在赫鲁晓夫倒台的前一天我是怎样和他发生密切关系的故事。这个你们没想到吧？你们谁如果想把这故事再讲给别人听，请务必不要提我的姓名和我住的城区。都同意了？好，现在请大家注意听。

　　我们夫妇俩常常出差，到下面检查各省的地方工作。我们尽可能两个人同去：这样免得我们相互惦念，还能省些差旅费。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地区的的中心城出差。到那儿的时候，正值地区运动会期间，所有的旅馆、招待所都客满了，地区苏维埃主席便请我们住到他家去。我们在他家房中的过道里住了一个星期，一直没能过夫妻生活。我倒无所谓，忍一忍就过去，可巴威尔却受不了。我便暗中思忖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碰巧这位主席的妻子主管当地的俱乐部。我问她：“玛莎，你们俱乐部里能不能找出一间屋子，安静一点，我和丈夫能单独呆一会儿？”

　　于是，玛莎给了俱乐部的钥匙，还告诉我哪间屋里有沙发。我和巴威尔就去了。进了俱乐部就开始找那个有沙发的房间。巴威尔是一刻也等不得了。我打开一个门：不是。屋里没有沙发，却有许多画框、画像靠墙堆着、挂着，这大概是个画室，我丈夫把外衣扔到地板上，又把我拥倒在外衣上，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一心一意，全神贯注，我也觉得心花怒放……突然，“哗啦”一声，一个什么板子掉了下来，正好砸在我们的身上。他停了下来，回头摇晃了几下，想把那东西从背上掀掉，可那块板子好像粘在了他身上，任他摇晃硬是不掉下去。

　　“见鬼了。”我丈夫骂了一句，“就让它呆在那儿吧。”然后就像壳里的乌龟一样，在板子底下把事干完了。完事后才掀开板子，站起来穿衣服。他拿起板子，发现是幅画像，就想把它放回原处。忽然，他大笑起来：“瓦伦蒂娜，看看你今天是跟谁干的。”

　　我一看——原来是我们的总书记的画像。

　　大家先别笑，还有好戏呢。第二天早晨，我们听到连续不断的音乐声——好像是哪一位要人逝世了。我丈夫小声跟我开玩笑：“瓦伦蒂娜。要是你把总书记累死了怎么办？你热情似火，而他却精力衰竭……”乐声不绝如缕，折磨着人们。然后，广播中宣布了赫鲁晓夫离职的消息。我们俩一听，怎么也憋不住地笑了起来……瓦伦蒂娜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故事。

　　“嘿，咱们里面还有个恐怖分子呢。”持不同政见的佳丽娜笑道，她对瓦伦蒂娜的态度显得和蔼多了。

　　瓦伦蒂娜的脸羞得比苏维埃党旗还要红，但很明显，她从大家的笑声中也感到了愉快。

　　下面轮到阿尔宾娜讲了。

　　◆ 故事之四

　　空姐儿阿尔宾娜讲的是她怎样跟一个美国人同时玩弄了三个克格勃的秘密警察。

　　我在欧罗巴饭店也干过一阵。你问我以什么身份，吉娜？

　　各种身份。我接的是外国客。我们１０个姑娘，每人一部电话。

　　需要时，他们就直接给我们来电话，说好时间我们就去。当然，这瞒不过克格勃的人，他们对什么都一清二楚。其实，我们对他们简直就是无价之宝：要是哪个客人的房间需要搜查或是该换录音带了，就得让我们出马缠住客人，拖延时间。克格勃对我们是一毛不拔——外国客人把我们的账单全包了。

　　可我们还不能得罪这帮克格勃的人：稍有一点大意，就会被赶出饭店，流落街头。街上的同行已经够多的了，再者说了，我还真不怎么愿意拉国内的客：他们不是醉鬼，就是禽兽，要不就是出差来的穷光蛋。哪儿比得了那帮老外呀，穿得干净体面，住的是豪华的套房，出入高级餐厅，张手就是大把的礼物，还有那欧洲人的风度、作派。可是，我们都上了克格勃的登记本，还签过字表示我们一定严格执行他们的一切命令。我们就是这么做的——这没说的。

　　一天，我们的领班把我招去了：“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阿尔宾诺什卡，”他低声说。“去１３号房间，他们会交代给你的。”

　　１３号房间是克格勃的指挥部，各种设备都放在这里，值班的也在这儿。我进去了。里面坐着个来头不小的人物儿，我在饭店里从没见过他。跟他的还有３个血气方刚的秘密警察。

　　那家伙瞪了我一眼：“就这个？”

　　我低着头，忸怩了一下，算是回答。他们这帮人的心思，我早摸透了。他咕哝着： “行，就是她了。不过我还是认为莱白黛娃小队长是更合适的人循…我们应该把她那支队伍扩大，以便有了重要任务时随便拉出一个就上。好吧，给这个姑娘交代一下任务吧。”

　　他们详细地给我作了一番解释：一个很重要的美国人到这儿打算住一天。他们要搜查他的行李，可他离开自己的房间从不超过半小时。我必须在他吃晚饭时在餐厅把他拖住，时间越长越好，好让这３个人趁机在他房里搜查。他们还给我看了客人的照片，让我认准后记住，然后命我赶快去餐厅。那个老美很快就会去那儿吃晚饭。我点点头，又冲那老家伙笑笑，就飘然而下，到了餐厅。

　　餐厅的领班马上迎了过来，把我带到一张空桌子旁坐下，一边装成帮我点菜的样子，用法语说：“晚餐简单一些，不要太多，可以保持身段苗条”，一边向我暗示旁边那张空着的桌子，意思是他要把客人带到那儿去。那个混蛋领班只是象征性地给我送上晚饭：奶酪，橄榄，和一杯匍萄酒。我就是花自己的钱随便凑合一顿也比这吃得好。我坐在那儿慢慢地喝着葡萄酒等着。

　　半小时后，客人到了，长得可真够帅的。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精明人儿，于是马上做出判断：跟这种人玩儿高雅的那一套他是不会吃的——他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冒牌儿货，所以我就跟他来不要脸的那种：盯着他，等他一看见我，我就从酒杯后给他送个媚眼儿。他笑了笑，招手让我过去。我站了起来，装模作样地扭过去，弯下腰对他说：“先生是不是寂寞啦？”

　　随后发生的事我是实在没料到。他二话没说，往桌子上拍下一张１０卢布的票子，抓起我的手就出了餐厅。我赶紧向领班使眼色，他早吓得小脸煞白，示意我拖住他。可像他这种人是把你拽进屋就干的人，从不玩花活几，我怎么能拖得住呢？我们往外走的时候，我看见领班冲到电话机前想通知那几个在他屋里搜查的人。他的通知看来很及时：我们进屋时，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我的客人把我抱起来扔到床上，就开始脱衣服，我被摔到床上后差点喊出声来：屁股碰到了一块硬东西。我悄悄地用手摸索着，才发现那是一个人的脑袋。

　　肯定是克格勃的人藏在了床底下。客人跳上床我们就干起来，慢慢地我觉出来床底下不止一个人，因为有３个脑袋同时硌我屁股。里面一定很挤，他们没地方放脑袋。我想象不出来我们在上边作爱时他们在下边感觉如何。

　　完事后，他起来进了浴室。我把房门打开，小声告诉床底下的那３个人：“快走吧，他正在洗噪。”

　　那３个人爬了出来，一个比一个横：“你等着吧，骚货。”

　　他们压低嗓子骂道，“你叛变祖国，一定抓起你来。”说着，溜了出去。

　　他们当然没能把我怎么样——他们找不出任何理由。但我在欧罗巴却不能呆了。我对这也不怎么难过，因为没过两三个月那几个姑娘都被赶了出来。我想可能是克格勃的小队来顶了她们的位子，免得再闹出上次那样的笑话。我见过那个小队长莱白黛娃，还挺漂亮，没说的。不然也不会让她当队长的。可我压根儿就不嫉妒她。我们干的都是一种活儿，可她得听从命令；我呢，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命攥在自己手心里。那个美国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间谍——我们一起把那三个克格勃压在床底下大干了一通，真带劲。我最讨厌那些克格勃了，他们老想不花钱，白用人，万一碰上麻烦，他们就缩了脖子，好像你活该倒霉。为了他们，我们偷客人的文件，套他们的话，把他们骗到这儿、骗到那儿，可我们所得到的唯一回报，就是不被他们赶出欧罗巴饭店。什么奖章阿奖金啊，人们的尊敬啊，都被那些家伙赚去了。看看那些关于便衣警察的电影就知道了。可没有一个电影演那些豁出命来为那些警察干活的姑娘们。就因为这个，我那次很开心。

　　阿尔宾娜的故事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她们接二连三地问了许多问题，像外国客人的房间里被安上了什么设备，那些客人知道不知道自己被克格勃监视着，等等。阿尔宾娜的确很了解这些情况的内幕，她一一做答，大家极认真地听她介绍，特别是佳丽娜。接着便轮着佳丽娜讲了。

　　◆ 故事之五

　　持不同政见的佳丽娜讲了从劳改营向外界传递消息的手段之一。

　　故事发生在我同斯拉瓦在劳改营结婚后的第三次会面。

　　我带着吃的，带着外界朋友们的问候来看他，照例被允许住上３天。我被带进会见室，兴奋得要发狂。我想把这间小屋收拾得像家一样；在罐子里插上几枝花，把水果摆在桌子上，不时地看着门口，注意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他们终于把他带了进来。我们每次会面时，最初那几分钟的情景我没法告诉大家，不是我不愿意说，而是事后我什么也记不得了——由于极度的快乐和伤心我完全失去意识了。

　　过了一会儿，我和斯拉维克都稍稍平静下来后，我拿出东西给他吃时，注意到他焦虑的神情。

　　“怎么啦，亲爱的？”

　　“嗐，有些消息送不出去，今天值班的那个狗娘养的太厉害了。”

　　“你能背下来吗？”

　　“我能，可你在３天之内背不下来。好长时间没人来了，消息攒下一大堆。”

　　“那你说我用笔记下来不行么？”

　　“在这儿怎么记呢？这些屋子都有人监视。那些东西要写下来差不多得用小字写满４张纸呢。”

　　“咱们想想办法吧。”

　　我们想的办法是这样：早晨起来后草草吃点东西，然后再上床。我把头发散开——大家可以看见我的头发又长又厚——趴在我丈夫身上，再把头发抖落开盖住我们俩的头。在浓密的头发的掩盖下，他口授消息的内容，我呢，伏在丈夫胸脯上记录。这样写起来十分困难，不光是因为要在练习本大小的纸上记录大量的内容，还因为斯拉瓦得不停地上下颠着我，这样才像作爱的样子。他们一直在盯着我们，但一点破绽也没看出来，大概只顾着惊叹我们作爱的本领吧。三天以后我走的时候，他们满可以把我全身上下搜下遍，但他们没起一点疑心，压根就没想过要搜查我。

　　那次会面，除了带出政治消息外，我还带回来我们这个儿子。

　　这机智的策略引起女人们的大笑，奥尔佳说：“这么说你儿子是口授出来的喽？哈，将来他一定像他父母那样有政治头脑……不用着急，孩子长大了，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现在我来讲讲我和丈夫当初住在单身宿舍时的绝招。”

　　◆ 故事之六

　　女工奥尔佳讲的是她和丈夫婚后一直没有机会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后来他们灵机一动，想出个妙法。

　　我跟你们讲过我和厂里的一个工人结了婚。唔……他们在红场为我们举行了共青团婚礼。婚后，我和米沙没地方住，东西也没处放——一套咖啡具和床上用品。我们都住在那座单身楼里，只是他住男部，我住女部。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还和没结婚的时候一样，下班后见面，一起去看电影或是逛公园，要不就到朋友家玩。一切都还好——就只缺一样东西：双人床。我们在公园里拥抱、亲吻直到骨头酸疼、嘴唇红肿，然后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各自的宿舍。房管所答应给我们找房子，可他们的话就是到了你退休的时候也兑现不了。当时可把我俩苦坏了。

　　我们宿舍的女工们合买了一台电视机。有一天，电视机出了毛病，屏幕上没有图像，只有雪花。正在这时米沙来找我。他看了看荧光屏说：“是天线出了毛病，让我上去看看。”

　　他出去了，我跟在后边。我们从天窗爬到了楼顶上，米沙立刻看出是哪儿出的毛病，很快就把天线修好了。我坐在旁边看他摆弄。修完以后，他挨着我坐下。我们就在那儿观赏着城市的夜景：下面简直是灯光的海洋，上面的空气清新凉爽，还有最妙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俩坐在那儿，米沙对我说：“这是我俩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时间和地点来开始我们的夫妻生活了。”

　　他扯下上衣铺在我身子底下，我们第一次觉得做了夫妻。

　　太棒了。四周没有一个人，只有电车在下面叮咚地开过，星星在上面眨着眼睛。

　　从那次开始，每天天一擦黑，米沙就来敲门，我早就准备好了。我从床底下抓起那只装着毯子的书包，就跟他一起爬上天窗，来到楼顶上我们那块宝地。我们俩渐渐变得更镇静，心情也更愉快了。只有一件事让我们担心：夏天很快就要过去了，以后怎么办？但实际上，我们的好梦结束得比这更早。

　　一天，我正在公共厨房里煎土豆。我和米沙说好在我这儿一起吃饭然后上去……忽然楼里的清洁工舒拉进了厨房，她住在紧挨着楼顶的屋子里，天窗就在她的旁边。她当着厨房里所有人的面大声说：“是你呀，奥尔佳。我一直想跟你说说呢。给我解释解释，亲爱的，你和你丈夫在我头顶上干的事我很清楚，我也是打年轻时过来的。可你们干吗弄得那么响，好像两架骨头在铁板上折腾？我第一次听见后，差点儿去找大夫，想告诉他：晴朗的夜晚，我怎么听着打了一夜的雷。后来才知道那原来是个小爱窝。”

　　厨房里的女人们听了以后都笑得肚子疼。她们笑，我们可该哭了。我和米沙再也不上去了，一直熬到第二年春天，最后还是厂子里给我们找了一间房。还不错，有１５平方米呢。

　　现在我至少有个地方放我儿子了。

　　听了奥尔佳的故事后，女人们对这些无家可归的小夫妻们都表示同情，瓦伦蒂娜还说对这种情况执委会的人也感到很棘手，因为那些正在外面干事时被民兵或警察抓住的小夫妻们到底算不算是有伤风化，至今还没有个结论呢。

　　尼尔娅接口说，即使在合居的单元房里也不方便，她下面讲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

　　故事之七

　　音乐教师尼尔娅为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又添了一段列宁格勒的变奏曲。

　　我和波亚可以不必为房子发愁，但有件家具却让我们伤透了脑筋。

　　波亚跟舅舅换了间房子，让列奴丝娅住在舅舅原来的那间１０平方米的小屋里，和我的屋子紧挨着。我们很高兴：有几家能单独给孩子一间房子呢。我们夫妇睡在我原来的屋子里，这间屋子也是全家的起居室。

　　白天，列奴丝娅大部分时间跟我们呆在一起，只是写作业或是睡觉时才回到她的小屋里。我们的家庭生活很快就安定下来了，只是沙发问题让人伤脑筋，刚结婚时我们买了一张时髦的折叠沙发床，谁知这床一压就奏起音乐来——“咯咯吱吱”地响个不停。开始，波亚还开玩笑说：“这床就像咱家的女主人一样，有音乐细胞。”

　　后来才发现这可不是开玩笑后。屋子的另一面隔壁住着我姨妈，是个老处女。她人挺好，只是特别爱打听男女的事。

　　墙很薄，就是一层胶合板。姨妈在那边咳嗽我们都听得一清二楚。白天波亚在屋里一打喷嚏，姨妈就隔墙说：“上帝保佑，波里斯。”

　　这么薄的墙，我们怎么在这种沙发床上过夫妻生活呢？后来还是想出了办法——这要归功于波亚。晚上，我们把列奴丝娅安顿睡了，然后再把电视开到最大音量，在这声音的伴奏下开始了我们的交响乐。

　　有一阵电视里播放连续剧《福尔赛世家》。我们开着电视，打开沙发床准备睡觉时，这部连续剧的第一集刚开始。第二天在走廊里，姨妈叫住我问：“昨晚的电视结果怎么样了，亲爱的？我没看完就睡着了。”

　　那电视我们一点都没看，只好对她说，我也睡着了。

　　“噢，没关系，”她回答，“等波亚下班来我问问他。”

　　我只好赶快跑到外面的电话亭给朋友打电话，问他们谁看了昨晚的电视，结果如何，然后再提前把这告诉波亚。我们都不想让姨妈难过，也不想让这小老太太胡思乱想。

　　下面轮到爱玛讲了。

　　◆ 故事之八

　　剧团导演爱玛讲的是戏剧中的革新能被保守派接受有多么困难。

　　我来讲讲我和美工阿辽沙——你们还记得吗，我第一天就讲过他——是怎样偶然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引入一项革新的。

　　那是我们排练《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初上演的时候。首场演出的高潮过去了，几处细节还需修改，但总的来说全剧相当成功。年轻的观众把剧场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有的从邻近的几个城市赶来，有的来自城外的建筑工地。那时也正是我和阿辽沙的罗曼史最热烈的时候。他是第一次跟女人发生关系，这孩子简直完全昏了头。我也一样。白天，我们有时交换一下眼色，然后立即跑到他那儿或我那儿，什么也挡不住我们。有时我们就在剧场里找个地方……有一次差点儿露出马脚。

　　我也和所有的年轻导演一样，不来点新花样就拍不了戏。

　　罗密欧和朱丽叶在婚礼之夜分别的那场戏，我把他们安排在朱丽叶凌乱的床前。艺术顾问提出我至少也得让那张床整洁一点，可我一定要坚持己见，说这叫“爱的杂乱”。结果，快演到这场戏时，我和阿辽沙又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热望冲昏了头脑。我们设计了一个旋转舞台，所有的布景都事先装好，到时候一转就行了。我俩决定先用一用朱丽叶的床，因为这场戏还没到，床也隐在暗处。我们便扑到床上忘乎所以了。前一幕结束后，前台的灯光灭，开始换布景了。我还做了一项革新：换下一幕的布景时不拉大幕。台上很暗，观众刚刚能辨认出下一幕的布景。大家一定猜到了，舞台开始转了起来，我和阿辽沙还在朱丽叶的床上就被转到了台前。年轻的观众们兴奋得几乎发狂，拚命地鼓掌，我们的道具管理员可吓坏了，想赶快把大幕放下，结果慌乱之中按错了按纽，“轰卤一声放下了铁制的安全幕。这下可被那些年轻的苏联观众抓住话把儿了：他们在戏剧艺术中的言论自由被铁幕挡住了。这时我听到了我的艺术生涯中空前绝后的一次电闪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我和阿辽沙飞快地从朱丽叶的床上跳下来，溜之大吉。真是万幸，没人认出我们，事后我居然还在会上批评了那个“无论是谁”竟然敢给剧团脸上抹黑的人。唉，我能怎么办呢？

　　我的戏剧改革还传到了列宁格勒，但我后来把实情告诉了列宁格勒的戏剧爱好者们。你们猜怎么着，戈加·托夫斯托诺戈娃觉得这个手法很好，还在利特尼的剧中效仿了此法，尽管用得委婉多了：一部描写学生生活的戏中，男女主人公单独在帐篷里时，两束聚光灯在背景上晃动、交合。很感人。

　　但不如我们那场戏那样大胆。

　　◆ 故事之九

　　爱丽什卡也和大家一样为住的地方发愁，直到最后找出解决的办法。

　　我们结婚的时候也没地方祝我们只好跟妈妈、姐姐、姐夫和他们的女儿住在一起。六口人挤在一间３２平方米的屋子里。登记住房时他们不把我丈夫算在这里，因为他在单人宿舍还有床位，这样我们全家５口人平均每人６平方米，连排队等房的资格都没有。问他们时，回答是：“找人换换嘛。”

　　可是哪儿有人会拿两间房换你的一间房呢？花钱是小事儿，可到哪儿去找呢？白天还能凑合，因为一家人相处得都很好。可到了晚上就不好办了，原因大家也都明白。后来我和瑟约什卡想出个办法，这样每周我们至少可以有一次呆在一起，是在周日。我们给外甥女买了一辆小三轮车。一看见妈妈去厨房做饭，我们就把外甥女塞进小三轮车里让她在楼道里骑，然后开始干我们的事儿。姐姐和姐夫也是如此。他们在衣橱后面，我们在屏风后面。都是成年人，渐渐的也就习以为常，不再难为情了。只要妈妈和古尔卡不在屋就行。

　　楼里住着不少人家，大家对孩子都很好，孩子们骑着小车整天整天地在楼道里跑，从来没有人说什么；就是车撞了什么，也没人出来训斥孩子。这种宽容的秘密最后还是孩子们泄露的。一天上午我穿着浴衣刚从浴室出来，邻居家的小男孩伏乌什卡跑过来对我说：“爱拉阿姨，你现在是不是要跟瑟约什卡叔叔再回到床上去？”

　　“你问这干什么，伏乌什卡？”

　　“因为我爸爸妈妈刚刚上了床，尤拉的爸爸妈妈也是，所以我想古尔卡也该骑小三轮车出来玩了。”

　　“生活真他妈的惨。”奥尔佳听了爱丽什卡的故事后大声说。“这简直不是生活，是一个长长的大笑话。不过要想活下去，还真得笑笑，你们说对吧？”

　　差不多人人都同意她的说法。女人们叹了会儿气，然后想起流浪女吉娜还没讲呢。于是大家都准备听吉娜的故事。

　　◆ 故事之十

　　流浪女吉娜讲的故事，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真他妈的逗”，可除她之外大家都没笑，而且吉娜的笑也并非发自内心。

　　姑娘们，９个多月以前，我遇见个人儿，嗨，跟他的事儿，真他妈的逗。那会儿我刚刚刑满释放。我那次是因为“违反证件规定”罪在萨波里诺关了一年。出来时他们给了我一张释放证明和１０卢布路费，可我没地方去。回乡下母亲那儿是不可能了。自打我第一次被抓起来的时候起，那条路就堵死了：村里的人听说以后，那些老娘们儿就到处嚼舌头根子，弄得我妈没法做人。在列宁格勒呆下去也不是个事儿，这地界儿象我这样无处可去的人太多了。但我还是到这儿来了，打算找找那几个老相好。说不定他们会帮我一把呢，我这么盘算着。可这也是死路一条。他们有的也进去了，剩下的那几个理都不理我。第一天就那么转悠过去了，晚上在莫斯科夫斯基车站混了一夜，到第二天就不知该怎么办了。我想起一个住在克鲁克夫运河边上的老太太，打算投奔她去。到那以后，我敲了敲门，邻居告诉我说：“这老太太死了，一个月前就埋了。”

　　我离开那儿，顺着运河一路走一路想，还不如跳进去算了？冰好象挺薄，肯定能跳进去。我真羡慕我认识的那老太太，她可熬出苦海了，可我呢，谁他妈的知道还得受多长时间的罪。我靠在栏杆上，望着河里黑洞洞的冰，觉得脑袋象灌了铅一样沉，一直把我往河里拉，我使劲抓住不让自己栽下去。忽然，附近传来钟声，清亮极了，好象晴朗的早晨里刚刚起床时的感觉。我的头也好象比刚才轻快些了。我离开河边，往四周瞧瞧，想找到那座敲钟的教堂。终于望见那座掩在树林里的钟楼，闪着金灿灿的宝蓝色的光。我就朝那边走，忽又看见一个老太太也往那边走去，然后，两个、三个……我追上一个问她：“喂，大娘，教堂里今儿是怎么了？”

　　“你还不知道？今天是神圣礼拜四，人们都去忏悔呀。你是不是不带十字架，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确实没有十字架。５年前有一次我喝醉了，民兵抓我时就给我扯掉了。我早就想弄个新的戴，可一直也没弄到。我想不起上次是什么时候去的教堂了。我心里说，这样吧，吉恩卡，跳河可以先等等，等去了教堂后，克鲁克夫河也许就不那么可怕了。

　　我可怜巴巴地走进上帝的殿堂，怎么画十字我都忘了，更别说祈祷了。我盘算着还是跟着那老太太，她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她去哪儿我也去哪儿。她买了一根蜡烛，我就买了两根：我的罪孽太深了，真该买一箱子。可我唯一买过一箱子的东西是伏特加酒，那是跟那帮人混的时候……那边有一群人站着听一位牧师讲着什么，老太太就走过去听着。我也跟了过去，也竖着耳朵听。可我没听见他说的是什么，因为我的头还是昏昏沉沉的，虽然比刚才好了点，可那块铅还压在里面。老太太在我旁边小声咕哝着：“圣父啊，我有罪。”然后画着十字，低下头去。我也学着她的样子，低下头画着十字，因为我也有罪。

　　我记不太清当时的经过了，只觉得和我们村原来那座教堂里的情形不大一样。突然我听见牧师饶恕了所有的罪孽。我问那老太太：“怎么回事，大娘？他怎么会一下子饶恕咱们所有人的罪孽呢？咱们犯的罪都不一样啊，你的可能象豆粒大，我的却可能象大山……”“没有关系，亲爱的。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正因为这个，这次忏悔是全体的。你忏悔时可说了‘圣父啊，我有罪’？好了，你已经被饶恕了。现在跟我来用圣餐吧。”

　　我跟着老太太去圣餐。我呆呆地站在那儿，都忘了告诉神父我的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吉恩卡……”

　　“在上帝面前你是吉耐达，所以不要使你的主悲哀。吉耐达，上帝的仆人，我现在施圣餐与你……”就这样，我用了圣餐。退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心里热呼呼的，可能是因为葡萄酒。我跪了下去，泪水哗哗地流了出来。是因为圣餐里的葡萄酒呢，还是我的灵魂在里面翻腾起来，我不知道。我跪在那儿，哭得昏天黑地，那老太太围着我转来转去，她不碰我，却说道：“看她的祈祷是多么虔诚埃”我抬起头，看到上方正是圣母子像。圣母看着我，好像在怜悯我。我就对她说：“为什么您儿子不赐给我一份象样的生活呢？您应该告诉他……”礼拜做完了，人们都离开教堂。我也出来了。我坐在院子里的小凳子上，擦着我那愚蠢的眼泪。这时，刚才那位老太太在我身旁坐下。“我一直都在看着你呢，孩子，我看得出你生活得很不如意。能告诉我吗，也许我能帮助你。”

　　她那和善的话语打动了我的心，我就把一切都对她讲了。

　　然后老太太说：“我是个孤老婆子，在路加那儿住，我有自己的房子。你明天到我那里去吧。我帮你把户口上在我那儿，然后再看看能不能给你找份工作。为什么要让一个基督徒的灵魂白白消失在克鲁克运河里呢。我今天去我妹妹那儿住，明天一早儿就回，你可以来我家吃晚饭。给你，这是我的地址。”

　　老太太把地址给了我，我们就分手了。

　　别嫌这故事太啰嗦，姑娘们，可乐的地方就要到了。

　　我和老太太分手后，我想直接去路加。去那儿的车站呆一夜也比在这儿让那群脏猪缠着我强得多。我到面包铺买了个法国面包，到乳品店买了瓶酸奶，又到副食店买了四两香肠，然后就去了火车站。我上了车，把东西放在小桌子，就吃了起来。车上没几个人。没人在我旁边坐，我看起来有点那样。还没出列宁格勒，火车到了第一站停下。这时上来了个留着胡子的家伙，在我身旁坐下。

　　“对不起，这里没人坐吧？”

　　“你坐吧……”

　　我飞快地溜了他一眼，立刻看出他和我一样，也是从那里放出来的。他的外套象个口袋似的搭在身上，脸象粉笔那么白，短短的头发茬子在帽子底下竖着。

　　“我看你也刚从那边放出来？”

　　他笑了。“十分正确，我刚刚从监狱释放。”

　　哼，“监狱”。我想，他肯定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听他说话不象个囚犯，倒象个学究。我把面包和香肠推过去，自己喝着酸奶。

　　“给你，吃点儿吧。”

　　“噢，不用了，谢谢你。我不饿。”

　　“嫌不好吃？来吧，吃。看你瘦得皮包骨头，跟小鬼儿似的。你要是真不饿的话，就算陪我吃还不行吗？”

　　“好吧，我就陪你吃。”

　　他掰下一块面包，又夹上一小点香肠，很文雅地吃了起来。

　　“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他问。

　　“昨天。”

　　“你在哪儿住呢？”

　　“没地方祝”

　　“这是什么意思？你现在去哪儿呢？”

　　今天是怎么了。我上午跟人交待了一遍，现在还得重说一遍。我都跟他讲了，毫无保留。但这次我没哭，在男人面前我挺得祝只是讲到教堂那一节时流了两滴眼泪。我看见他的眼睛也有些发潮了。我讲完以后他说：“你不能在火车站过夜，你带着监狱的证明，这很危险。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请你到我那里住一夜。有点窄巴，就一间小屋，但还有间合用浴室。你可以洗个澡，休息一会儿，早晨起来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去找那老太太了。”

　　我当然高兴能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是因为我又想跟男人吊膀子了，我是实在害怕再被民兵抓起来。

　　我们到了路加，他把我领到他的住处。屋子是很小，像个鸽子笼。靠一面墙放的都是书架，书一直摞到屋顶；靠另一面墙放着一张长沙发和桌子，再没别的东西了。他的衣服都挂在墙角的钉子上。他让我在沙发上坐下，随后就去浴室放水，又沏了茶。

　　嘿，姑娘们，我从牢里出来后，可算洗了个痛快澡，好像又获得了新生。我把衣服也都洗了。然后我们俩一起坐在那儿喝着茶，谈着心。真有意思：我是个大字不识的流浪女，他可是个有头脑的人，就为他受过的教育才坐的牢，也就是说，是为了真理才吃这些苦。一次关了他３年，后来又关了８年，最后那两年还罚他在毒日头底下曝晒——因为他从不巴结那些头头什么的。我也把自己的身世全都讲给他听，从小时讲起，比做忏悔还详细。我们听了对方的遭遇，都很感动，真是同命相怜。不知不觉到了深夜。我还从来没跟男人这样真诚地谈过呢，我们连伏特加都没喝，就喝茶……该睡觉了，他在墙角和衣躺在地板上，身上只盖了件大衣，却硬让我睡在他的沙发上，还给我铺了一条干净的床单。躺下后我们还接着聊，我都记不起当时我们尽聊了些什么了。反正都挺难过的，都是关于生活。我却觉得欢喜的眼泪在心中流淌，都快涌出来了。后来我对他说：“你干吗非得睡在地上？就算你满肚子墨水儿，可在我眼里，你还是个劳改犯。别来那些客套了，快过来吧。要不我该生气了。”

　　他还是过来了，我搂住他，为我们俩的命运伤起心来，就像个孩子一样鸣鸣地哭了。我不记得当时我们干了些什么，只感到和他在一起真好，姑娘们，就好像在他以前我从来没跟任何男人好过。我记得他的眼睛也湿乎乎的，可见哭的不光是我一个人。挺逗，是吧？你们还不觉得逗？好，接着听，下面才是最有意思的呢。

　　我们早晨起床后，他突然对我说：“吉娜，请你原谅我，昨天我就该对你说。可既然已经这样了，我就现在说吧。我想让你做我的妻子。”

　　“你疯了？想想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

　　可他捂住我的嘴，亲着我的双眼。

　　“你自己并不清楚你是谁。我比你清楚得多，正因为如此，我才请你做我的妻子。”

　　我根本听不懂他的推理。我想他肯定是疯了。这一切好像不太正常……他该上班去了，就跟我说：“吉娜，今天给咱们做顿晚餐好不好？这儿有点钱，旁边那幢楼里有商店。这是我房间的钥匙，这是这个单元的钥匙。我一会儿就告诉邻居说我妻子来了，你要随便一点，我５点钟回来。”

　　他说完之后就上班去了。我呢，呆坐了一会儿，然后到合用厨房去见邻居。还不错，邻居对我挺好，告诉我厨房里哪张桌子是他的，又指给我商店在哪儿，市场在哪儿。我两处都去了，回来就挽上袖子做饭，饭菜都焖上以后，我把地擦了，又把他的脏衣服找出来洗了。然后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坐下来等他下班。等着等着，我忽然觉得我应该离开这儿。他是个好人，我不能搅乱他的生活。我抓起自己的包，把他的钥匙扔在桌上出了门。我刚关上门就想起来那张写着老太太家地址的字条还放在桌子上，我昨天给他看时放在那儿的。我按了半天铃，想找邻居开开门，可她大概是出门了。没办法，我只好走到火车站，当天晚上就离开路加，去沃洛格达投奔一位在建筑工地劳动的老乡。这就是我说的那个逗死人的故事。

　　“唉……我真要‘笑’死了……”奥尔佳摇着头叹道。

　　“这故事如果不是你胡编出来的，那你可真是个不可救药的大傻瓜。你怎么能离开一个那样的人呢。他回来后该怎么想呢？”

　　“他怎么想？我把饭做好了，都放在厨房里，有炸肉排，有香喷喷的汤。剩的钱我都摆在桌子上，他一眼就能看到。他不会把我当坏人的。”

　　“吉娜，他是不是叫伊格尔·米克哈依洛维奇？”佳丽娜问道。

　　“是呀。你怎么知道的？我没提他的名字呀。”

　　“因为我很了解这个人。你要是不提劳改营我也许还不敢肯定。你一提这个，我马上就知道你说的是谁了。你离开他，现在不后悔吗？”

　　“后悔什么？我现在有了儿子，差不多是个家庭了。”

　　“等会儿。阿尔宾娜说着从床上跳了起来。“你开始时说是９个月以前。那你儿子就是那天晚上有的，是吗？”

　　“是又怎么样？”

　　“唉，你这个大傻瓜。”

　　佳丽娜目不转睛地盯着吉娜。

　　“我说，吉娜，伊格尔现在还一个过呢。”

　　吉娜忽地从床上跳下来，抓起睡袍和纸烟。“去你们的，姑娘们。我想把那些疯疯癫癫的人讲给你们听听，让大家开开心就完了，可你们却……好了，我该去抽根烟了。去他妈的故事吧。”

　　说着，吉娜来到走廊里，还满不在乎地高声唱道：

　　“列宁格勒监狱是条爬烂了的楼梯。

　　我被抓了进来，

　　是犯了条例一四七。”

　　在这歌声中，结束了《女人十日谈》的第三天。

第四天　坏女人

　　第四天一大早儿，女清洁工弗德丝娅·波丽卡波夫娜就带着桶、抹布和拖把进来了，开始擦地板。然后又掏出一块灰不溜丢的布来把床头、凳子都抹了一遍，嘴里还一个劲地嘟嘟囔囔：“瞧她们躺在那儿的样子。她们给这世道生出来的都是贫穷，可她们还那么得意……我还得给她们擦擦洗洗，就为了那７０卢布……”女人们明白了她的意思，便塞给她３卢布。嘟囔声止住了，清扫也止住了：这条狡猾的老狐狸马上就收拾起家什又溜到其它病房去了。

　　“这个缺德老婆子。怎么会有这种人呢？”爱玛叹了口气。

　　“是生活把她弄成这样儿的，”流浪女吉娜接过话茬儿。

　　“这真是今天晚上的一场绝妙的前奏”拉丽莎说道，“咱们就讲讲自己所知道的最坏的女人不好吗？”

　　白天过去了。到了晚上，拉丽莎首先开始讲她的故事。

　　◆ 故事之一

　　拉丽莎又讲了个小笑话，不过这次是个中国古代笑话。由此便可得知，坏女人是一种历史的、普遍的现象。

　　农民老李正在田里干活。忽然从村里跑过来一群人，摆着手喊着什么。老李抬起头，叹了口气，又接着干活。村民们朝他跑过来喊道：“你聋了吗？你老婆刚才去林子里拾柴禾，一只老虎朝她扑了过去。”

　　“唉，那可就怪它自己了。老虎朝她扑了过去——让老虎自己想办法脱身吧。我还得在她回来之前快把庄稼收完，要不她会把我撕碎的。”

　　“这个中国女人也真够可以的。”吉娜说，“可要我说呀，姑娘们，是男人把女人逼成这样儿的。现在我给你们讲讲劳改时我的两个朋友吧。”

　　◆ 故事之二

　　吉娜讲了两个姑娘如何消灭了她们共同争夺的目标。

　　我们劳改营有俩合伙犯事儿的姑娘。俩人都判了３年，都在劳改医院当清洁工。犯事儿前，她们俩都是医学院的学生，要是毕了业就是大夫。可这下儿大夫当不成了，因为她们用医学知识报私仇。是这么回事儿。

　　在学校时她们俩好得跟一个人似的，什么东西都伙着用。

　　你们肯定也知道那些学生的生活吧——其中一个姑娘搞了个对象，那人还说了我爱你呀，要跟你结婚之类的话。不久另一个姑娘也搞了一个，都快去登记了。两个姑娘住的是合租的宿舍；她们俩轮着出去会男朋友，因为为了省钱，她俩就有一双象样的皮鞋。晚上回来都跟对方讲是怎么约会的。

　　这么说吧，最后俩人都怀了孕，时间也差不多。她俩体格都挺壮，想把孩子生下来。可一个姑娘说她的那位让她把孩子打掉，因为他现在还不想要孩子，说是再等等。另一个姑娘也遇到了同样的事。俩人都吃了一惊，怎么她们俩的对象说的话一模一样呢？于是一个姑娘说：“听着，事情有点怪：咱们俩的对象都叫一样的名字，也说一样的话，我们俩还轮换着去和他们约会。我有些怀疑：咱们俩找的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她们打算试探一下。其中一个穿着皮鞋约会去了，另一个趿拉着拖鞋在后面跟着。结果，嘿，还真是那么回事儿，那个家伙搞了她们俩。她们伤心地哭了，都去做了流产。最难熬的时光过去了，她们开始合计怎么报仇。

　　“这世界还有什么理可讲？咱们受够了罪，可他还在那儿翘着尾巴得意呢。”

　　于是她俩商量后，把那骗子的尾巴削掉——把他骟了算了。俩人把一切都筹划好了。一个姑娘把他请来，偷偷在他的伏特加里掺了安眠药。另一个姑娘也进来了，俩人一起把她们的对象抬过来，照医书上说的那样把他骟了。开庭审判时这事可是轰动一时。两位姑娘把一切都承认了，一点也不后悔。受害者在法庭上抽抽搭搭地哭，可看的人都笑了起来。

　　幸好法官和检察官都是女的，要不哪能只判她们３年。

　　让我们营里所有的人吃惊的是，她们俩在这前前后后的风风雨雨中一直没翻脸。到底是什么东西让男人比女人更强？

　　他那条尾巴吗？不。是我们女人之间那老也打不完的架。男人的本事和自由都来自我们女人的不齐心。要是咱们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块使，臭男人立刻就得灰溜溜地夹起尾巴来。

　　“基本上是这样的，吉娜，”娜塔莎说，“妇女能团结起来这可太不容易了。所以还是要靠自己管住自己的男人才行。打个比方吧，我丈夫潇洒漂亮，好多女人都迷恋他，这并不是我的错儿。他还没对我不忠过，这我敢肯定。但有多少次他就差那么一点点了。唉，花了我多少精力才把他从那危险中拉回来埃还不能用武力——用武力是不能奏效的，要用理智、手腕，再来点咱们说的‘坏女人’那股劲儿。我就讲讲我们生活中的一段插曲，那次是他逼得我没办法，去做了一次‘坏女人’，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吃惊。”

　　◆ 故事之三

　　女工程师娜塔莎讲她为了拉住丈夫，被迫使用了许多策略、智慧和女人的恶毒。

　　那时我俩结婚已经４年了。已经有了个儿子，一家３口快快乐乐地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合居单元里。但我们两口子也常打架。因为那时我还年轻，还不会应付这种局面，往往失去控制力。我经常发一通脾气，大哭一场，跑回娘家去。妈妈同情我，安慰我，然后我丈夫又来接我回家。回家时我骄傲得象个女皇，想道：“我可知道怎么对付自己的男人。他就怕失去我。”可是，正是这样的出走，让我差点儿失去了丈夫。

　　一天，我们为了一点小事吵起来。正是夏天，我还有两个星期的假没休完呢。我拉起瑟约契卡，来到妈妈的消夏别墅里。我们母女俩有好多女人的悄悄话可谈，妈妈还帮我带瑟约契卡。到了第３天，我开始朝窗外望了。奇怪，维特亚怎么还不来接我们，连他的影子都没有。我想给我们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问。往常我要是老找他茬儿把他逼急了，他就去找朋友们散心。我走了四五里路到车站打电话。奥丽娅接的电话：“你要是不想失去丈夫的话，就马上回来，他已经找了个女朋友，还是什么艺术家之类。明天是阿夫古斯特的生日，我们打算举行个晚会，他还想带她一起来呢。为此，阿夫古斯特很为难，不知该不该请你。你既然打了电话，我把事情都告诉你了，那你还是一定得来。”

　　我回到别墅，把一切都告诉了妈妈，当然又哭了起来。妈妈却对我说：“唉，亲爱的，你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你该严肃认真地对待家庭生活了。直到现在你这一套都是孩子的把戏，所以我也一直象哄孩子一样哄着你。现在我该给你出点主意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能当着别人的面跟他吵架，也别跟他解释什么。如果你的情敌对你确实有威胁的话，那就尽快认识她，了解她。”

　　我吃了一惊：“什么？要我认识她？我会把她眼珠子抠出来。”

　　“那你就会失去丈夫，”她明确地回答。“你明天就走吧，别回你们家，直接去晚会。这儿有点钱，去把你的头发好好做做。我还可以给你钱去买件新衣服，但你最好还是趁维特亚上班时溜回家去，找件他最喜欢的衣服穿上，有吗？”

　　我想了一会儿说：“有一件，也算不上什么好衣服，就是在这儿扔着的那条布拉吉。那次我穿着它跟他出去野餐，他就向我求爱了。”

　　“太好了。快找出来，我给你洗干净熨好，你早点上床好好睡一觉。你明天还得显得精神好。把瑟约契卡留在我这儿吧，他只会给你添麻烦的。”

　　我上了床，却烦躁得很，又哭了一通才睡觉。看不出那件旧衣服会起什么作用。我真想穿点奇装异服出现在晚会上震震他们。可心底里还是觉得妈妈说的对，我的想法不对。我决定就照她说的办。第二天醒得很晚，没人叫我。那件布拉吉早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

　　挂在椅子上，旁边还有一篮子鲜花和苹果——那是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我穿上布拉吉，提起篮子，照了照镜子——飞快地跑到妈妈面前亲了亲她。

　　“我的头发不用做了，是吧？”

　　“哈，这不是转过弯儿来了嘛。上帝这么快就把你变成了个聪明女子。”

　　我故意在生日晚会上迟到。我从汽车站给奥丽娅打了个电话，问她维特亚和他的情妇到了没有。她说还没到呢。于是我又在他们家对面的广场里坐了一个小时。最后终于看见我丈夫和一个黑头发美人儿走了过来，她穿着皮夹克、牛仔裤，很时髦。我又等了一个小时才朝朋友家走去。

　　我走进奥丽娅的客厅，里面简直乱成了一锅粥，每个人都扯着嗓子喊，各谈各的，都兴致勃勃。他们穿得都那么时髦，就我跟灰姑娘差不多。

　　“真对不起，我来不及换衣服了，”我说，“我是直接从消夏别墅来的。”

　　效果简直太惊人了。我的朋友们都冲过来向我问好。过生日的那小伙子有点难为情，但还是收下了我带来的苹果，放在餐桌正中央，说“好漂亮的苹果。”

　　然后他让我坐在他的旁边跟我聊了起来。奥丽娅坐在我另一边，她小声告诉我：“嘿，大姐，你今天可出足了风头。你真的比清晨的玫瑰还新鲜。”

　　她还轻轻地偏了偏头，意思是说我丈夫和他的美人儿在那儿呢，可我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虽然心怦怦直跳。

　　一会儿，桌子都撤到一边，开始跳舞了。阿夫古斯特先和我跳了一轮，他特地放的华尔兹舞曲。我俩跳完后，认识的、不认识的小伙子都一个接一个地来请我跳。但我从眼角瞟见维特亚虽然还跟他的女朋友在一块，却老往我这边看。我跳累了，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维特亚过来了：“能允许我请你跳一曲吗，美丽的乡村少女？”

　　我用十分温柔的语气回答：“噢，维特亚，对不起，我太累了。过一会儿行不行，亲爱的？”

　　可几分钟之后我又和阿夫古斯特跳了起来。我看出我的情敌正用吃惊的目光盯着我。她已经孤孤单单地坐在那儿——我丈夫早就到别处去跟朋友吹起他的摄影来，还把照片挂在了墙上，作为生日礼物。我忽然计上心来：我让阿夫古斯特在跳完舞以后把我领到我情敌身旁的空坐儿上，他有些惊讶，但还是照办了。我坐下后对他说：“阿夫古斯特，亲爱的，给我来点冰镇饮料好吗？你不喝点吗？”

　　这后一句话我是直接对她说的。她吓了一跳，然后紧张地回答：“好，谢谢你……喝一点吧……”阿夫古斯特拿来一瓶柠檬汁和两只杯子。现在可以开始跟她谈了。我问她是否跟阿夫古斯特和奥丽娅认识好长时间了。

　　“不，”她说，红着脸，“维克特前两天才介绍我认识他们的……”我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没说什么。我又不客气地问她：“你跟维克特认识是不是通过艺术？”

　　“是的，我来考艺术学院，但是落榜了。我想明年再试试。”

　　“你喜欢我丈夫的作品吗？”

　　“他的摄影作品？是的，都……挺有意思。”

　　我显出吃惊的样子来，尖声地说道：“有意思？仅仅是有意思？他作品中的抒情风格和激情简直是绝了。当然，你是个艺术家，不会看不出他是个天才吧？”

　　我真有点不知羞耻了，连我自己都感到脸红。她听了我这番夸耀之后回答：“请原谅。我大概对他的作品还不太了解……”我就冲丈夫喊：“维特亚。过来。”

　　他有些不安地朝我们走过来——他不知我俩在谈什么。

　　“维特亚，怎么不把你的作品拿给萨莎看看呢？你应该请她到咱家让她看看你的大作呀。”

　　维特亚松了一口气。

　　“当然可以。萨莎，你以后什么时间来吧。”

　　我却很强硬：“干嘛要以后？刚才我和萨莎谈了你的摄影，谈得正来劲儿，我想快些给她看看你的作品。咱们一会儿就从这儿直接回我们家。孩子现在跟他姥姥呢，你晚上还可以住在我们家。他有好多摄影呢，够明天看一天的。”那傻丫头找了几句托辞，但后来也只好答应了。维特亚吃惊地看了我一眼，我看出他对我的坦率感到不安——把情敌请到自己家来。

　　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我们用维特亚的作品把那丫头烦到了极点，我却还装作兴致勃勃的样子，不断让维特亚往外拿，他当然乐得没法。萨莎使劲克制着不让自己打哈欠，早就对他的摄影创作讨厌了。可维特亚根本注意不到这些，还接着把他的一幅幅杰作摆到地板上，对我俩那认真欣赏的样子感到欣喜若狂。所有的摄影都是拍的我——有不少是一丝不挂的全裸像。我们那天睡得极晚。我和维特亚一上床，他就向我陪不是、说好话。我打着哈欠小声说：“没事了，维特亚，我早忘了那回事儿了。你知道在消夏别墅的花园里有多少活要干哪。对不起，亲爱的，我实在累得不行了。”

　　我翻过身去，脸朝着墙。维特亚辗转反侧，咕哝了几声才睡觉。

　　第二天一早儿我就让维特亚把剩下的作品都拿给她看，烦得萨莎连笑都笑不出来了：她就象哑巴吃了黄连——有苦说不出。然后我才去厨房做早饭，一边往外走一边对她说：“现在知道了吧，他是个多了不起的艺术摄影天才。”

　　我去做早饭时，心中明白维特亚会听到我的赞美之辞的。

　　果然不出所料。维特亚来到厨房对我说：“你干嘛在一个陌生的女人面前吹嘘我的摄影。你以前从来没这样夸过我。”

　　我却装傻说：“咦，我跟那些不懂艺术的人有什么好说的？

　　她是位艺术家，她应该知道自己是在和谁打交道呀。”

　　我那位维特亚真是乐不可支。

　　吃早饭时，我们得知萨莎在列宁格勒还没找到房子，我说：“我们还有两周的假呢，我妈妈正好也不想离开她外孙。你就在我们家住吧，萨什卡。”

　　那可怜的姑娘显得不知所措，但也挺高兴：能在列宁格勒找到住处可不是件容易事儿。可维特亚却皱起了眉头，他不喜欢他的家中有外人打扰。但他也只好点头同意。

　　以后的几天可有意思了。我象对好朋友那样照顾我的情敌，维特亚开始妒忌了，因为我对他的关心不够了。他对她的热情在逐日下降，甚至是逐时下降。她是个年轻姑娘，也很漂亮，这点不能否认。但是家里的陌生人毕竟是陌生人，有着让人难以适应的习惯。她把鞋子在房间里乱丢，袜子随便扔在浴室里。我也不去收拾，维特亚实在是难以忍受。

　　“你应该告诉她别把她的破东西扔得满屋都是。”

　　我尽量安慰他：“耐心点，维特尤沙，她是我们的客人呀。”

　　看得出来，维特亚是在硬着头皮忍耐着。还有件事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惭愧。萨莎的老家粮油食品短缺。据她说黄油和肉食都定量供应，凭票购买。有一二次维特亚不在家，我俩一起吃饭时我注意到她老用勺子挖黄油碟子里的黄油吃。

　　我把碟子推到她面前说：“你就使劲儿吃吧，萨什卡。你贪吃的样子真可爱，好像馋嘴的娃娃一样。”

　　从那天起我每次吃饭时都把黄油碟子放在她面前，旁边还放上一把勺子。她果然上当了，这小可怜虫，她甚至连勺子都舔干净了。我看得出来，维特亚很讨厌她那“贪吃的样子”。

　　他们之间的浪漫终于结束了。一天，维特亚对我说：“你看着办吧，娜塔莎，我可实在是忍受了不啦。我们俩人中间必须得走一个，不是我就是她。”

　　妙。我事先早就通过朋友在城里替她找了间房子——以防万一将来维特亚再去找她。萨莎走了，我和丈夫又开始了第二次蜜月。每天都听见他说：“家里没有外人，太舒服了。”

　　好了姑娘们，我就是这样做了一次坏女人。你们瞧，还是蛮灵的。

　　娜塔莎讲完后有些不安地看着大家，唯恐有人指责她。但大家都认为萨莎是罪有应得——她不该去追别人的丈夫。瓦伦蒂娜却笑着说：“你算是运气不错，娜塔莎。但这事也可能是另一种结局呢。”

　　说着，开始讲她的故事了。

　　◆ 故事之四

　　“大人物”瓦伦蒂娜讲了个跟刚才娜塔莎讲的完全不同的故事。

　　我有个朋友叫塔玛罗什卡，是列宁格勒一家刊物的打字员，自己有时也写写诗。这是个典型的圣彼得堡小知识分子，很优雅清秀的样子，自幼就受到文学的熏陶。她那副弱不禁风的神态对她倒是蛮合适的。我们俩人差别很大，却不知怎么的成了好朋友。她父母对她管教很严，而塔玛罗什卡却是个现代派的姑娘：她要是爱上谁了，就立刻搬过去跟他住，连想都不想。不，她名声并不坏，就是观念上比较开放一些，她也不急着结婚；对她有吸引力的只是那些浪漫的约会、恋情，然后是分手和痛苦。她就靠这些生活。

　　她谈了那么多次恋爱，其中有一次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她都谈起了房子和家庭的事了。唉，这丫头总算是醒悟过来了，还不算晚。我真心希望她能过得幸福，可她不大听我的。她心里觉得我庸俗，这我能看出来。她还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我和她比简直等于零。这正是她求之不得的：她觉得我的“土气”恰好更能衬托出她那高雅的情趣。可正是我这种“土气”使她一败涂地。

　　一次我丈夫出差走了一个月。当时正是夏天，他不在家，我自然寂寞得很。一个人住一套单元确实很冷清，可一个人住到乡下的消夏别墅就更冷清了。有一天我正和塔玛罗什卡抱怨此事，她说：“瓦伦蒂娜，太巧了。我和尤里克正没地方住呢，找不到房子。我们搬来在你这儿住一个月吧？这样你就不会寂寞了，我呢，也好让他适应一下甜蜜的家庭生活。”

　　“可是，塔玛罗什卡，别人的家并不见得甜蜜呀。也许会不方便的：我毕竟也是年轻女人——要是他盯着我看，你不吃醋吗？”

　　听到这儿，塔玛罗什卡微微一笑，她那种笑一直刺到我的心里，我似乎能听到她说： “吃你的醋？你照照镜子瞧瞧你那样儿吧，乡下的土老帽儿。”可她说出来的却是另一番话：“噢，瓦伦蒂娜。这我一点儿也不担心。你和他压根儿就不是一路人。他是个艺术家，他家是圣彼得堡世家，都是搞艺术的。所以你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

　　“那好吧，就让你那位‘精神境界’来吧。要是出了什么事可别怨我呀。”

　　我假装开玩笑地说，可心里却想：你就等着瞧吧，我的小朋友。

　　第二天她就带着朋友来了。她提着一大箱子衣服和一包诗集；他呢，带着画布和颜料。我让他们住在我丈夫的书房里。里面的东西都没动，只有一样东西我特意换了。不错，我是个乡下姑娘，我父母都是农村人，凭自己的本事闯到镇里。

　　我就是在那儿生的。但我们和乡下的联系却一直没断，每年都要回沃洛格达附近的亲戚家去度假。那里的农妇送给我各式各样的网扣织品。你们真应该去那儿看看她们是怎么一针一针地网出来的。跟现在市面上的简直不能比，这些都是些胡乱编出来的次品，糊弄外国人的。我奶奶编了一辈子网扣，直到把眼睛都编瞎了。她送给我一件很大的网扣床罩，漂亮极了。那是用没有漂过的原色棉线织的，图案很简单：田野里，一个小男孩在喂几只鹅，旁边还有个小姑娘在编花篮。这原来是奶奶给自己编的嫁妆，后来又给了我。我一直把它放在箱子里珍藏着。我丈夫不让我铺，嫌它的式样太老了。现在我准备试试塔玛罗什卡的这位艺术家水平到底如何，看他对那种纯朴的美是不是能感受得到，还是和她一样只会赶现代派的时髦。我把它象壁毯那样挂在墙上。书房的墙上贴的是进口的木纹壁纸，所以跟那网扣壁毯一配非常协调。我还摘下了尼龙窗帘，换上了那条也是奶奶送的网扣窗帘。那是一幅雪景，还织进了雪花的图案。我又把泡菜用的陶罐拿来放在书房当花瓶。本想去市场买几束鲜花，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我前几天刚从乡下回来，带回两枝向日葵，一直挂在厨房里风干着。那花虽不太新鲜了，却也没有枯萎，我就把这两朵葵花插进陶罐里。还好，花茎够长——我当时为了好挂特意留得很长。收拾好了一看，嘿，普通的书房里平添了一层别致的野趣。

　　客人们来了。塔玛罗什卡先伸头进去看了看，皱着鼻子出来了：“瓦伦蒂娜，该把这些土里土气的东西收走。”

　　我耸耸肩膀：“你随便吧，亲爱的，反正这是你们住的地方……”但我却在暗暗地等待着艺术家的反应。他长得又高又瘦，长头发，金发碧眼。他没说什么，只讲了他的名字——尤里克。我对他说：“到你的房间去吧，随便一点，不要客气。”

　　他点点头，从我身旁走了过去。我在客厅里悄悄地听着，看他注意到什么没有。结果比我期待的还要好。我听到一声低低的惊叹。

　　就这样他们在我这里住下了。我甚至忘了对塔玛罗什卡的记恨，不再想什么鬼点子了。有奶奶织的网扣就够了。我毕竟还有自己的事要做，不能一天到晚老去关心客人呀。他们自己管自己，我也自己管自己。只有一次，我看到了自己对尤里克的影响。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没去乡下，想先把头发洗洗。我头发金黄发亮，象马鬃似的，很难侍候，我煮了点晾干的春黄菊，准备洗完后用它漂头发。野花的清香四处漫开，家里就象夏日的田园一样芬芳迷人。我把头发洗净漂好后，就坐下来看电视，一边披散着头发等它晾干。当时正演“旅游俱乐部”，我很爱看这个节目。塔玛罗什卡和尤里克从他们屋里出来了，也坐下来看电视。

　　尤里克四处看看，不停地抽着鼻子闻着——他闻到春黄菊的香气。突然他捧起我的一缕头发闻起来。

　　“我说这香味是哪儿来的呢，原来是你的头发。你用什么洗的，什么牌的洗发精？”

　　“不是洗发精，就是一般的春黄菊呀。”

　　“太好闻了。真不知道还有这么好闻的头发。塔玛罗什卡，你也应该用春黄菊洗头发。”

　　塔玛罗什卡耸耸肩。我未加思索就脱口而出：“不，春黄菊对她来说并不合适，她用刺荨麻更好。”

　　尤里克笑了：“没错儿。她有刺荨麻一样的性格，所以再合适不过了。”

　　塔玛罗什卡满脸怒气，于是我赶快调解：“当然，也不见得非用刺荨麻不可，虽然它有种种好处。你也可以用薄荷沼茶或麝香草。我正要去伊林诺夫卡呢，路上我给你采一些合适的药材来。”

　　“你自己采药晾干吗？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一个真正的草药学家呢。”

　　可怜的塔玛罗什卡醋意大发，酸溜溜地说了一句：“瓦伦蒂娜的乡下人习惯又露出来了。”

　　她本来想伤我的自尊心，可结果却适得其反。我有耐心，但也有个限度。谁要惹我我也不干。

　　“塔玛罗什卡说得不错。我奶奶就懂点巫术，知道好多种药材，还会念咒语，我也跟她学了几手呢。我来给你的这位亲爱的施点巫术怎么样，塔玛罗什卡？”

　　“胡说八道。”她回答，可尤里克却张大眼睛望着我。难怪。哪个现代人不想见见巫女呢。他开始激动起来。

　　“瓦丽娅，带我们去伊林诺夫卡吧。你说的那些草药太有意思了，我们想去看看。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可给你画张像。”

　　“那就看塔玛罗什卡愿意不愿意了。”

　　我进了厨房准备做饭，我想他们不会跟我去的——塔玛罗什卡哪能这么傻。但她却进了厨房站在我身后说：“瓦柳莎，也许我和尤里克可以到你的消夏别墅住两天？他这几天脾气不太好。恐怕我们之间的关系快崩了。也许到大自然中，来点抒情什么的会……我们一起去好吗？”

　　说实话，我当时真可怜她。我开诚布公地跟她讲：“塔玛罗什卡，你了解我，我从不跟男人玩花样，这一套我不习惯；我有自己的男人就很满意了。你大概能看出来吧，你的这位艺术家对我有点着迷了？我不想这样，你肯定也不想。”

　　“所以我们才想去呢。到那儿他就会跟我在一起了。”

　　“那是你这么想。别忘了在伊林诺夫卡每片草丛都认识我，每棵树都是我的朋友。我是那里的主人，塔玛罗什卡，那儿的一切都是我的。你的亲爱的尤里克也会成了我的。”

　　“瓦柳莎，我不想刺伤你，可你怎么老有怪念头？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正因为我们俩不一样，我才对你是个威胁呢。当然了，你如果想冒一次险的话，那就来吧，我倒无所谓，不稀罕你的尤里克。”

　　“那好吧。咱们一起走吧？”

　　“走。”

　　于是我们就象三个傻瓜一样去了我的伊林诺夫卡。我在那干了些什么这里勿需赘述，总之我奶奶——那位草药专家和巫女肯定能认出我是她的孙女儿。其实，她以前教给我的那些东西我早就忘干净了，可现在到了紧要关头我却真的变成了个巫女。我们到了那里已是傍晚，我看了看天空说：“今儿晚上咱们不能出去散步了——会有大雾的。”

　　塔玛罗什卡和尤里克不相信：“怎么会有雾呢？”

　　我开玩笑说：“是我招来的，因为花儿们需要它，这些花都快晒死了。”

　　夜幕降临了，正象歌中唱的那样，“空旷的原野，浓雾弥漫……”可他们还是要去散步。我只好领他们到了树林里。我跟他们逗着玩儿：一会儿丢下他们自己躲起来，一会儿又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在我故园的土地上，我就是在大雾中也不会摔跤的。尤里克认为这很神秘。我们回去时我只是脸蛋红彤彤的，因为我对这已经习惯了。可塔玛罗什卡却冻得青紫，一点血色都没有了。我赶快烧上热茶给她取暖。尤里克又开始惊叹了：“太妙了。在台阶上烧着茶炉，花园里弥漫着浓雾。我一定得画一张。现在几乎看不到这种情景了，可这有着多么浓郁的俄罗斯情调……”清晨，我照样是５点起床。我打算摘点草莓早饭时吃。在这里我种了不少草莓，不是种在园子里，而是种在小径的两旁——既美观又能多长草莓。我摘了满满一篮子才沿着小径走回家。我赤着脚，在睡裙外随便穿了一条长裙子，连头都没梳，头发就散在肩上，一直垂到腰间。我一抬头，猛然看见尤里克正站在大门口用欣赏的目光注视着我。是啊，这景色确实迷人，况且还有个小巫女呢。

　　“瓦柳莎，我从来没在清晨时到树林里去过。咱们去散散步吧，你还可以给我讲讲那些植物药材什么的。”

　　“我得去换换衣服，梳梳头呀。”

　　“看在上帝的份上，根本没这个必要。我们就这么去吧。”

　　好吧，我想，那就去吧，既然他非要这样的话……我领他穿过树林，给他讲着各种药材和魔草。我自己并不相信这些，只是洗头时用用，还有时烹调时当佐料。但我把从奶奶那儿听来的全告诉他了，他简直惊得合不拢嘴。他眼里露出疯狂的神情，好象随时都会跟我亲热一番。不，那可不行，我想，我不想这样。我转出了林中小径，来到沼泽地。在这里可不能亲热了，连可躺的地方都没有。我灵巧地在泥里挑干爽的土丘跳来跳去，可他呢，可怜的家伙，一下子掉了进去，牛仔裤一直湿到膝盖。没关系，再坚持一会儿吧，这可是你自找的，谁让你偏要在林子里追一个小女巫呢。

　　就这样，我领他在林子里转悠了几个小时，后来看他怪可怜的，才把他领回了家。出了沼泽，他可算松了口气。我拨开树丛，前面就是家了。台阶上，坐着孤独可怜的塔玛罗什卡，正在那儿发愁呢，不知我们出了什么事。

　　那天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这里就不一一细讲了。我玩得开心极了，尤里克简直象个疯子。塔玛罗什卡运气很糟，干什么事都倒霉：晒爆了皮不说，还碰了马蜂窝，眼皮被蜇了个大包。她的心绪就更不用说了，糟得不能再糟了。我为她感到难过，她毕竟是我的朋友，但我得教训教训她。

　　长话短说，那次乡间旅行成了塔玛罗什卡的悲剧，尽管尤里克终于认识到我不会跟他胡来的，但他跟塔玛罗什卡的关系也就到此为止了。我们回到城里后，他立刻把他的东西收拾好，从我的生活和她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他还真给我画了张像，是后来凭印象画的：我光着脚丫，穿着条旧裙子，里面的睡裙皱皱巴巴，正弯腰在林中采着花草。题名为：“小巫女”。我们和好后是塔玛罗什卡带我到他的画展去看的。

　　你们知道她为什么又跟我和好了吗？为了跟我学“巫术”。可连我自己都不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她怎么学得来呢？一个女人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才能，既会施“巫术”，又有相当的手腕儿。太强的理性会毁了这两者。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要是我在床上还给丈夫讲国际局势的话，连他也会厌烦的。

　　女人们都觉得瓦伦蒂娜的故事讲得很好，但她们都告诫她别太过分了，不要忽略了自己的丈夫。

　　阿尔宾娜又开始讲了。

　　◆ 故事之五

　　空姐儿阿尔宾娜讲她有一次做恶，不为好玩儿，也不为情仇，而是一种随心所欲的结果。

　　那是我刚刚结束了懒散的生活，当上了国际航班的空姐儿之后的事儿。我和一个航班组长格里什卡热乎起来。我们俩飞同一班。他是外省来的土小子，个儿不高，眼睛象小扣子一样，身材却象个大萝卜。压根儿比不上别的常飞国际线的哥们儿，瞧人家那副欧洲派头儿。我刚一来他就瞄上我了。

　　当时我盘算着自己初来乍到的，有个保镖也不错，就跟他玩起来了。

　　我们的爱基本上都是在空中进行的。我送完糖果和矿泉水后，就回到乘务室。一会儿，格里什卡就从驾驶舱出来了，我们就把另一位乘务员赶出去，干自己的事儿。我们有时险些闹出事故，但都侥幸地脱险了。一次我忘了关麦克风。我俩开始作爱，这一切都通过飞机上的有线广播系统播了出去。

　　幸好，乘客是一个法国代表团。他们是性开放的国家；他们听着里面痛痛快快的声音，都在那儿细细地品着味儿。一会儿，我出去送午餐，发现乘客都笑眯眯地看着我，还向我致意，搞得我莫名其妙。有个小老头儿坐在后排，他叫我过去，小声用俄语对我说：“小姐。劳驾了。您以后再跟您的朋友就寝时，万望您能把麦克风打开。它给我带来了无限的乐趣，这真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一次航行。”

　　但我很快就对格里什卡没了兴趣。我俩性格合不来；他老想让我规矩点儿，我随口说句什么他都脸红。没他这么让人讨厌的人了，整天给你上政治课。哼，听他上一次课就够了。

　　“你听着，大萝卜，”有天我给他挑明了，“你他妈的这么假正经，你干嘛不向我求婚，反而跟我干这些不道德的事儿呢？越不道德的事，你他妈的越来情绪。你的道德是不是光在脑袋里，格里什卡？”

　　“不，我对你的爱还不足以使我向你求婚，”他还嘴硬。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这种场合他还跟我来那一套鸟道德，这个傻冒。我蹬了他，又找了个驾驶员，比他有意思多了，也没那么多的狗屁道德。但我还是和格里什卡飞同一班。我瞧都不瞧他一眼，他叹了叹气，也没辙。我突然发现他跟我们机场的一个调度好上了。我觉得挺逗，就去瞧了瞧那妞儿。嗨，真是臭鱼找烂虾，那个傻丫头，又蠢又胖，眼睛跟他一样，也是一对纽扣。

　　我暗笑格里什卡真是“艳”福不浅，正要离开调度室，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我肚子里往上爬，爬上来迷住了眼睛，堵住了耳朵。那股劲过去了之后，我觉得自己非干一件事儿不可——呛她几句，再涮她一次。我就溜达到她跟前，坐在她对面儿，把胳臂肘往桌上一放，睁大眼睛瞪着她。我一句话没说，可我能觉出自己的眼里有一种吓人的疯狂。

　　“怎么回事？你是谁？想干什么？”那傻妞儿还不知怎么回事儿呢。

　　我压低嗓门儿告诉她：“不许再接近格里什卡。我只允许你去问他一次阿尔宾娜是谁。你看见他那害怕的样子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如果这还不够的话，你就去打听打听盖丽娅·克丽莫娃。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一切后果自负。就这话。你听好了。”

　　我把她呛了一通后扬长而去。出来时，我的心也怦怦直跳。后来清醒过来时，我寻思着：“我干吗要那样儿呢？什么意思呢？”

　　我想不出答案来。

　　我用来吓唬她的盖丽娅也是我们这儿的空姐儿，让一个吃了醋的女朋友用硫酸毁了容。我不认识她，只不过当时脑子里想起了这码事。

　　第二天我就发现格里什卡的新欢悄没声儿地辞职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一次飞行时，格里什卡来到我们乘务室，让另一个空姐先出去一会儿，然后拉着我的手说：“原谅我吧，阿尔宾娜，我并不知道你对我如此情深。”

　　我吃惊地看着他，简直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早忘了他那个小调度了。我耸了耸肩，出去了。

　　就这样，老格里什卡这个可怜虫白难受了半天，什么也没捞着。你们要是问我为什么这样，我回答不上来。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肯定有个什么魔鬼躲在我的心里，时不时地出来兴妖作怪。

　　下面轮到持不同政见的佳丽娜讲了。“阿尔宾娜，我想你说的那个魔鬼不仅仅是躲在女人的心里。我这就讲讲我的一个朋友是怎样被魔鬼缠住的。”

　　◆ 故事之六

　　佳丽娜的故事说明男人和女人对于妇人的恶毒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

　　我的朋友里有一对夫妇，男的叫赫尔曼，女的叫童娅。两人结婚都７年了，突然赫尔曼不知发了什么神经想把老婆甩了。他又搞了个女朋友。碰巧这姑娘又是我的老朋友。我冷眼旁观着事态的发展，暂时没有出来干涉。童娅很明智，她意识到自己跟赫尔曼没什么希望了，自己难过了一番，然后也找了朋友。那人跟她从小就是朋友，上中学时就爱上了她，她便抓住了这小伙子。他俩约会，一起出去玩，一起看电影。

　　赫尔曼呢，白天晚上都和他的新欢珍亚泡在一起。珍亚也认识童娅，但却爱赫尔曼爱昏了头，心中唯有他一个人。

　　后来有天晚上赫尔曼急匆匆地来找我，一副怒气冲天的神情。“唉，我总算跟那个臭娘儿们离了。”他还没进门就大声嚷嚷着。“我实在忍受不了啦，不离不行。”

　　“怎么了？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儿？”

　　“你都想象不出。我出门走在大街上，你猜我看见什么了？

　　我那位忠实的妻子，或者说曾经是我忠实的妻子，正和一个家伙并肩而行。他俩眉来眼去的，他居然还把手搭在她肩膀上。我就过去了，把他那烂手从她那烂肩膀上一把推开说： ‘请允许我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这位女士的丈夫。再请允许我向你提个建议：滚蛋。见你妈的鬼。别他妈的再让我看见你。’那家伙看看童娅说：‘他真是你丈夫吗？’我老婆不知所措地结巴两声：‘是，是的……请你听我解释。’他对她说了句‘我不需要任何解释。’转身就走了。可我那位傻老婆还跑去追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他气得涨红了脸。我说：“听着，赫尔曼，要是我给童娅打个电话，告诉她珍亚的地址，让她去把你的烂手从那人的烂肩膀上推开，怎么样？”

　　他听了这话呆若木鸡，愣了一会儿，才抓起帽子和大衣冲出了门。一边走还一边回头咬牙切齿地骂：“你真他妈的恶毒，佳丽娜。”

　　你们瞧，就这样我也成了恶毒的妇人。

　　“是啊，男人总有双重的衡量标准，”爱玛笑道。“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她依了吗？’‘没有。依你了吗？’‘没有这个婊子。’”

　　“我同意，”奥尔佳说道。“丈夫可以凶，老婆可以恶，但再也找不出比瞧不上儿媳妇的婆婆更凶恶的人了。大家再听我讲一个我们造船厂里的故事吧。”

　　◆ 故事之七

　　奥尔佳的故事说的是最恶毒的女人还得到婆婆里找。

　　我们那儿有个老太太叫玛莎·克丽阿兹米那，是个劳模。

　　她人不错，没什么坏心眼儿。她这一辈子可真不容易：丈夫战争年代被打死了，她一手把儿子抚养成人。为了儿子，她可是什么都豁出去了。她几乎是倾家荡产供儿子上学。儿子毕业后，当了工程师，也在我们厂里工作。这娘儿俩可真逗：妈在车间里一把油泥一把汗地干活，儿子呢，西装笔挺，衬领雪白。当然他的衬衫都是他妈给他洗净熨平的。在厂里吃午饭的情景才让人难受呢：妈穿着油渍麻花的工作服，跟我们工人一起捧着饭盒，啃着自带的干面包，儿子却坐在白领工人那讲究的餐厅里吃着香喷喷的烤牛肉，有女服务员侍候，还铺着漂亮的白桌布呢。玛莎扒着缝往里瞧，然后骄傲地告诉大伙儿：“我那小子跟主任坐在一起啦。”

　　其实玛莎的儿子耶格尔那孩子不错，他和工人的关系搞得挺好，专业也挺精通的。只是太多的母爱把他毁了：老婆孩子都没了不说，自己也疯了，进了疯人院。

　　事情是这样的，他看上了厂里的描图员，叫舒拉。那姑娘人相当好，不言不语的。只是家境一般，自己也没上过大学。一天儿子告诉妈妈说他要娶舒拉。他妈可不听这一套：“你就配找个这样儿的？她连学历都没有，家庭又那么寒酸。

　　她跟我们可不是一路人。”

　　听她那话还让人以为她出身名门呢。耶格尔是非她不娶，他吓唬他妈说他打算离开列宁格勒，带舒拉一起去北方。他妈最后只好让步。但她却私下里跟我们说：“没事儿，就先依着他。这年头儿，结了婚也长不了。与其让他在外边胡搞，还不如先结婚算了。过不了多久他俩就得打离婚，到那会儿再让他找个好的。我儿子不傻，娶这么个一般化的媳妇他早晚会后悔的。”

　　耶格尔和舒拉结婚了，厂里还分给他们一套两居室，跟妈妈一起住，因为老太太是劳模，儿子又是青年工程师。三口人住在一起，大伙儿都以为玛莎会渐渐地承认这个儿媳妇，好好过日子。舒拉脾气真好，事事都依着婆婆。可这一点用也没有——玛莎认准了死理儿，一心等着他俩离婚。后来又生了小孙孙，玛莎更火了，而且把火全发在那无辜的孩子身上。那可是她自己的孙子呀。哪听说过这种事儿？她连那孩子的名字都不叫，称他为“狗娘养的”、“狗杂种”。舒拉实在忍受不了，就催着耶格尔搬走。开始他还不肯——毕竟是他的妈呀。可后来看这架式是没法再过下去了，就申请换房。那老太太就跑到厂里撒泼，到各科室委员会哭闹：“你们可要为我作主呀。我儿子和媳妇把我赶出了家门。”

　　于是他们把耶格尔叫了来，让他低头认罪，劝他别换房子了。最后耶格尔只好不再坚持了，收回了申请。可玛莎却不肯放过儿媳妇，“都是你挑唆我儿子跟我做对，小骚货。”

　　舒拉受不住了，就跑到我们单身宿舍去祝可玛莎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她知道耶格尔每天都去求舒拉回家。于是她就背着耶格尔赶快到房管处把舒拉和孩子的名字从住户的名单上销掉，随后又去告诉民兵纠察队：“她没登记就在单身宿舍住下了。”

　　民兵纠察队去找宿舍管理处的头儿，头儿告诉舒拉说：“对不起，我不敢惹民兵纠察队的人。他们天天来纠缠我们，你还是回你丈夫那儿去吧。”

　　舒拉无路可走，只好流浪到了街头。她身体还很虚弱，再加上心力衰竭，精神渐渐支撑不住了。最后，她抱着孩子，从施密特中尉桥上跳进了涅瓦河。已经没法救了。耶格尔·尼可莱契精神彻底崩溃，住进了疯人院。治了一年，现在已经出院了。他恢复工作以后，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沉默寡言，在厂里出出进进就像个影子。他自己又找了间房，从家里搬出来了。你们以为玛莎会因此而悔过吗？没门儿。她虽然头发全白了，衰老多了，但还是执迷不悟：“医生会把耶格鲁什卡治好的，到时候我会给他找一个有学历、工资高的姑娘。我辛辛苦苦地节俭了一辈子供他上学，哪能就这么算了？”

　　就这样，她一个人毁了全家。可这事儿一仔细琢磨，又觉得玛莎怪可怜的。厂里的老师傅们都说直到耶格尔大学毕业，都没见玛莎在厂里食堂吃过饭；她总是从家带块面包果酱或是人造黄油，坐在更衣室的角落里慢慢地啃。她从来舍不得花５毛钱买顿午饭或是买瓶酸奶。这不也是一场悲剧吗？

　　“唔，”尼尔娅接着说，“我觉得最坏的女人还是那些前妻们，我们单元里就有一个。”

　　◆ 故事之八

　　音乐教师尼尔娅认为前妻对前夫的行为最为恶毒，但她并没说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

　　我们合居单元里有一家，夫妻俩带着个儿子。不客气地说：那女人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后来两口子离婚了。孩子当然是跟母亲祝孩子的爸爸想看看儿子，她从不让他进家门：“你现在不是什么爸爸了，”她说，“只不过是个抚养费的担负者，人人都讨厌你这样的家伙。你的任务就是按时给我们提供生活费，不然就让你坐大牢。你对我们再没有其它的权力和义务了。”

　　孩子渐渐地长大了，也不认识父亲。一天我在厨房听到这母子俩的对话：“妈妈，我爸爸是谁？”

　　“你爸爸是混蛋。”

　　最后，这位爸爸只好去法院要求跟孩子见面的权力。法院准许他每个礼拜日可以跟孩子见面两小时。你们以为她会让这父子俩见一次面吗？没门儿。他打电话来——她就挂断。

　　他亲自来——家里没人。一到礼拜天她就带着孩子去乡下，大清早儿就锁上门走了。

　　孩子的父亲忍无可忍，又去了法院。法院以阻碍父子会面罪罚了她３０卢布。你们谁也猜不出那刁娘儿们的对策。

　　一天我下班回来，看见一伙人从安娜·帕芙罗芙娜家中往外搬家具——安娜就是我说的那位前妻。

　　“怎么了，安娜，”我问，“你要搬家吗？”

　　“没有，”她说，“我把家具卖了。”

　　第二天又来了几个人把地毯也搬走了，然后又搬走了电视机。后来我们才知道安娜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没交罚款，结果执行官来清查财产时房子早已是空空如也。与此同时，安娜又匆匆嫁给一个年纪不小的干部，是她的旧情人。

　　她也没告诉前夫一声就跟那人去了。不知那位爸爸是否还在寻找他的儿子。反正他继续依法担负孩子的生活费。

　　女人们对这位母权捍卫者的行为有着不同的见解：有人很同情那位不幸的父亲，有人认为他是罪有应得。争论相持不下，最后爱玛只好打断她们，让大家听她讲。

　　◆ 故事之九

　　女导演爱玛讲的也是自己怎样做了一次坏女人。

　　我见过不少坏女人，但知人莫过知己，所以还是讲讲我自己吧。

　　我的前夫，那位永不疲倦的老来俏，一次一次地搞女人，害得我也一次一次地跟那些女人使坏招儿。我恨那些闯入他生活舞台的女人。我给大家讲两件事来说明我当时的心情，并对我的那种恶毒的本质加以分析。

　　第一件就是跟西伯利亚的那位年轻的朱丽叶。开始我用恶意攻击的招术来对付情敌。据说这是最不奏效的嫉妒方式。

　　此话不错，我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特别是直接的、公开的攻击，更无济于事。于是我就采用了更谨慎小心的方式。既然我丈夫滔滔不绝地向我表白他跟那姑娘没什么关系，我正好抓住这个活口，把我对她的偏见说成是别人的看法，如果他替她辩解的话，我就装出吃惊的样子。

　　“你还不知道吧，亲爱的，不知为什么大家老说朱丽叶是罗圈腿。她确实有那么点儿，可我觉得观众是不会看出来的。”

　　听见我这么说，我丈夫花了３天时间来研究朱丽叶的腿，最后他也开始觉得她的腿是有点毛病，因为“大家都这么说”。我以大家的名义攻击她的第二个目标是她的眼睛——“她是鼓眼泡儿，一只眼睛还有点斜”——然后是她的发式，然后是衣服。我成功的迹象在朱丽叶身上显示出来了：她其实是个各方面都无可挑剔的漂亮姑娘，可突然开始改变发型，更换衣服，妆也画得太浓了。我有一次在洗手间碰见她正站在镜子前哭呢。

　　“怎么啦？”

　　“人家说我一只眼大一只眼小，我看了半天也不知是哪只眼大……”我却不怀好意地听着，心中暗喜。

　　但是导致他俩最后断绝关系的一招儿并非这类雕虫小技，而是更阴险、更高明的招术。我开始对她的演技大加赞赏，还是打着“大家”的旗号：“人家都称赞朱丽叶演得好，说她的光彩使你相形见绌，不像罗密欧，倒象她父亲卡普莱了。真是一派胡言。”

　　这话对他打击不校他开始跟朱丽叶发脾气了。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获全胜不罢休。我以一位不知名的戏迷的身份给当地一家报纸写了封信，把她的表演捧上了天，在结尾又加了一句：“遗憾的是，扮演罗密欧的那位来自古都的优秀演员因为年龄的关系比朱丽叶大为逊色。”

　　这才结束了他们之间的罗曼史。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夫妇又恢复了关系，过起了小日子。

　　可没过多久，这出戏的第二幕又开演了。原来的女演员现在被剧团小卖部的人员取代了。这是个鲜嫩的西伯利亚小丫头，显然是抵挡不住我们那位著名演员的频频光顾。那老色鬼甚至在幕间休息时都急不可耐地跑去跟她调情，身上还穿着戏装——这对那丫头来说可有着压倒一切的效果：她那些看戏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会羡慕死她，觉得她真有本事。她就站在柜台后面，脸儿红红的像“雪姑娘”，眼儿亮亮的像圣诞树。

　　开始时我有点沉不住气了：“你怎么会这样降低自己的身份呢？你跟她能谈些什么呢？”

　　“没话打话呗。你可不能说她的坏话，这样不好。”

　　“‘不好’。问题是她值不值得我说。这对她来说也许是件了不起的事；可我，一个堂堂的列宁格勒来的导演，会对一个没文化的乡下丫头感兴趣？笑话。什么‘好’‘不好’的。”

　　这样吵下去会把他气疯，我也一样。好几次我想控制自己，但都失败了。话说得越激烈、越恶毒，内心就会变得越冷酷，直到怒火消失，随之而来的便是彻底的空虚。要想坚持下去真是难上难。可我必须得支持下去，因为剧团不能没有我。后来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包括我那位亲爱的丈夫。我最后垮掉了，抛下这一切离开那个地方后，剧团散了伙。他好不容易才在当地的一家俱乐部里找了个差事混口饭吃。

　　总之，我没费多少劲就把那小售货员也治住了。有一天晚上幕间休息快结束的时候，我匆匆来到他们俩正在谈情说爱的小卖部，装做在下一幕开始之前有什么要紧事要告诉我丈夫。我板着面孔发表一通议论，无非是想让他们看看在剧团这一亩三分地上究竟是谁说了算。这下可把他气坏了，可又不能发作；那小售货员只有张大嘴傻听的份儿。这时剧场的头遍铃儿响起来，他只好悻悻地走开了。我转身对那丫头说：“别着急，阿耐什卡，你会习惯这一切的。如果你真的有表演才能的话，就必须首先了解剧团的一些基础知识。唉呀，你看我都说了些什么呀。我丈夫不让我告诉别人关于他对你艺术前途的打算，连你也不告诉。请你别跟他说。”

　　我说完就走了。这招儿很灵。那傻丫头开始做起美梦来：耀眼的镁光灯，观众的掌声，戏剧广告……况且她又离这一切如此之近，几乎是唾手可得。她显然是刚出校门的中学生，又迷上了舞台艺术这棵大毒草。于是她忍不住会把这美梦天真地吐露给我丈夫。我丈夫是个下流痞这不假，恕我直言，但他毕竟还懂点演技，而且确实有才能。他自然会看出这丫头天生就不是当演员的料儿：腿粗得像水桶，超重好几十斤，说话有地方口音，语言又那么粗俗。而她还指望着他能使她一举成名呢，这想法简直会把他气死。

　　我对付情敌一直是无往不胜的，但我后来决定洗手不干了。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这一切耗费了我大量的精力。每次打了胜仗之后，不是心衰力竭，好久恢复不过来，就是变得焦躁不安，歇斯底里大发作，即使丈夫又和我重归于好也无济于事。我认真地考虑过，发现自己在做恶的同时也在毁自己，或者说是自己的恶毒以压倒一切的力量吞噬着自己，吞噬着自己的生活和艺术创作，像吸毒那样会毁掉一个女人。此后每当我看见一些妇女陷入这种邪恶之中不能自拔时，怜悯之心便油然而生——她们再也没有能力做其它的事情了。如果婚姻关系恶化到如此的地步，使女人变得邪恶，那么她最好的出路就是摆脱这种关系。因为她已经失去了理智。

　　爱玛讲完之后轮到爱丽什卡讲了。

　　◆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的是一位慈爱的母亲怎样变成了一个凶狠的丈母娘。

　　这个故事讲的是我的好朋友爱拉。她父亲抛弃了她们母女俩，后来这娘儿俩找了一间合居单元房。她们日子过得很苦，母亲是理发员，但她照样疼爱、娇惯女儿。爱拉长大了，技校毕业后开始工作，还搞了个男朋友——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又聪明又漂亮，一心一意地爱着爱拉。他在军舰上工作，所以他登记的住址是在海上的军舰。他们结婚后只好住在爱拉家，和母亲住在一个屋里。开始还好，丈母娘觉得女婿还不错，也挺喜欢他。可后来我们发现爱拉总是闷闷不乐，神情紧张。

　　“你怎么啦？跟丈夫闹别扭了吗？”

　　“不是，跟丈夫没什么。可我妈老跟我们过不去。”

　　“怎么回事？”

　　爱拉摆了摆手。后来她悄悄跟我讲了事情的原委。不知为什么她妈对他们小夫妻的亲热非常妒忌。他们就有一间屋子，只好用橱子将房间隔开，母亲睡这边的床上，他们俩睡那边的折叠沙发床。晚上他们上床后就等着母亲入睡。可母亲近来有个毛病：在床上来回翻几次身，然后开始打呼噜，好像是睡着了。可等小两口刚一开始干事儿，她就爬起来，到隔离橱这边来找头痛片啦、喝水啦什么的。还唠唠叨叨地说她睡不着觉。显然是故意使他们难堪。这小两口开始自己找房子。可你在列宁格勒找间房子试试——不是找不到，就是租不起，更何况爱拉又有了身孕，更没人愿意把房租给他们了，这一点咱们都清楚。

　　爱拉想跟母亲谈谈，可那位母亲却装糊涂：“我没有丈夫照样儿活了１５年，我不明白你有什么难办的事。”

　　结果很不幸。丈夫把爱拉送进妇产医院，等她生下个男孩后，兴冲冲地买了瓶白兰地跑回家，祝贺姥姥得了外孙子。

　　娘儿俩喝完了洒，女婿就睡觉了，丈母娘也回到隔离橱那边。

　　可到了夜里，她却爬进了女婿的被窝里。谁敢相信呢？他醉得稀里糊涂，又睡得昏昏沉沉，结果就骑到了她身上……然后他大叫一声，跳下床跑了出去。爱拉一家就这样毁了：她丈夫羞得无地自容，再也不肯回来了，虽然不少给孩子寄钱来。爱拉整日伤心，已经憔悴得不成样子。

　　大家一致认为像这种缺德的事儿真是前所未闻。聊了一会儿之后，她们商定明天讲讲那些不忠的丈夫和妻子的故事。

　　爱玛还立下了一条规矩：“既然大家都相互信任，无所不谈，那咱们就订个协议：咱们中间有谁确实做过对自己丈夫不忠的事，都必须如实招来，一点也不许隐瞒。”

　　“但是如果实在没做过不忠的事，只是吃吃醋、耍耍坏心眼儿什么的，那就讲这些行吗？”爱丽什卡问道。

　　于是大家又商量好，如果没有不忠，只有嫉妒，讲讲这些故事也可以。

　　这样就结束了第四天。

第五天　不忠与嫉妒

　　白天一整天，我们的故事大王们都不时地以狡黠的目光相互盯上几眼，想猜猜是谁做了不忠于丈夫的事。

　　到了晚上，故事又开始了。拉丽莎照例先讲。

　　◆ 故事之一

　　生物学博士拉丽莎又说了个笑话，描绘了两个偷人养汉的女人。

　　既然我没有丈夫，也就没有不忠与嫉妒的对象了，所以我还是讲个小笑话吧。

　　一套合居单元里，两个做邻居的女人在楼道里相遇了。其中一个手里拿着被单和枕头正往外走，还一边哭哭啼啼的。

　　“什么事儿这么伤心呀，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把被单枕头往哪儿拿？”

　　“唉，这些东西都是我通奸时用过的，我想把它们扔进垃圾箱，眼不见心不烦。”

　　“跟你说吧，亲爱的，要是我也把通奸时用过的东西都扔出去的话，那屋里就什么也没有了，只剩灯罩。嗐，就连灯罩，你想想看……那个伊万·伊万尼奇可真会开玩笑，他什么玩笑都开。”

　　女人们笑得前仰后合，闹了好一阵，才转向吉娜，该她讲了。

　　◆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讲的故事几乎就是莎翁悲剧《奥赛罗》的翻版，只不过是发生在劳改营里。里面有与莎翁剧中的奥赛罗、埃古、黛丝蒂蒙娜极其相似的人物。

　　我们劳改营里有俩女的搞同姓恋：娜塔沙·库兹涅索娜是“男角儿”，给她当“媳妇”的是宁卡·西米莱什娜娅。两人那个热乎劲简直让人恶心。不管去哪儿，她们都是成双成对。娜坦是个醋坛子，把“媳妇”看得很紧——要是发现别的“男角儿”瞧了宁卡一眼，回去也会揍宁卡一顿。宁卡对她倒是没什么二心，从没见她跟别人胡搞过。她没那个胆量。

　　即使这样，娜坦还时不时地找茬儿跟她闹一通呢。她们自然也象两口子那样过着，同桌吃饭，同床睡觉。晚上，她们在床前拉一条布帘儿，俩人在里面闹得热火朝天，压得床铺 “吱吱吜吜"直叫唤，全宿舍都听得见。大家都知道这回事。

　　劳改营的头儿们也不管她俩，因为宁卡是这儿的缝纫能手——她踩缝纫机出的活儿一个顶俩；另外，娜坦是缝纫机修理工，这儿没她还玩不转。要说干活还非这些搞同性恋的不可，所以头儿们对她们的事儿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她们的身份证上画了一条蓝杠儿，意思是说“此人犯了被禁止的同性恋”，这就完了。没人再去让她们检讨、接受再教育什么的。反倒是那些“男角儿”们四处称王称霸，拉人下水。你要绕劳改营转上一圈，只要看到犯人的班组长什么的，嘿，她不是“男角儿”就是“媳妇儿”。就连我们分队的女队长、女干部们，一在这地方干久了，也都染上了这种毛病，因为她们的男人都受不了她们的法西斯作风，跟她们离了；她们没办法，只好转向“女人的爱”。

　　现在就说说娜坦和宁卡这亲密的一对儿。我们那块儿从少年组拨过来一个叫茜甘的姑娘，她是个“男角儿”。茜甘个子很小，像个小黑家雀似的，要说起干那事来那可真是把好手。她一个一个地把这一片儿的“媳妇儿”都搞了一遍，就只有宁卡她还没得手。这对茜甘可真是当头一棒：她发狠一定要把宁卡弄到手，这样就成了全营最有本事的“男角儿”了。

　　她老去跟宁卡套近乎，可宁卡根本不吃她这一套，还吓唬她说要告诉娜坦。那个娜坦有两个茜甘那么大的块头，虎背熊腰的跟汉子一样。她自打１５岁起就充起“男角儿”来，是１４岁进的劳改营，现在早已正儿八经的男人模样了。胸那儿一点也不鼓，可瞧她那副肩膀 ——我的老天。

　　这个茜甘老想把宁卡和娜坦拆散；我们那儿还没人干过这种缺德事儿呢。娜坦真的像丈夫一样疼爱宁卡，老给她买些小礼物，象纱巾啦，手绢啦，乳罩什么的。宁卡脖子上总系着一条娜坦送的蓝丝巾，鲜亮得很，只要一进缝纫组，马上就会看到那条显眼的蓝丝巾，就好像野地里开着一朵野菊花。一天，宁卡找不见那条丝巾了。她哪儿都翻遍了，可就是没有。唉，也许是别人偷走了，她想。那正是１１月７日的前一天，第二天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了，所以那天有个晚会，最后还要跳舞。劳改营里人人都梳妆打扮，准备晚会上出出风头。宁卡换了一条红围巾。娜坦看见了，问她：“你怎么不系那条蓝的呢？”

　　宁卡本来可以直说，但她怕娜坦骂她对她送的东西不珍惜，于是就撒了个谎：“每天劳动时都系着它，我有点腻了。今儿过节，我想系条红的。”

　　劳改营所有的人都涌进俱乐部。我们坐在那儿等着节目开演。可政工干部上去了，给大家讲起政治课来。真烦人。全是些政治口号。可我们还得先过这一关。然后上去的是劳改营合唱团，搬着长板凳在台上摆了两排，爬到凳子上站着唱起“布痕瓦尔德警钟”来。还记得歌词吗？

　　起来，全世界的人们，

　　布痕瓦尔德的警钟已经敲响。

　　劳改营里人人都喜欢这首歌。头儿们也喜欢，因为这是一首政治歌曲。她们正唱着“起来，全世界的人们”时，大家突然看见娜坦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往前探着身子盯着台上的领唱。领唱是茜甘，脖子上系着宁卡的蓝丝巾。好像是告诉全营的人：看到了吧，我把她也弄到手了。娜坦一把抓住宁卡的胳臂，咬着牙低声说：“出来。”

　　宁卡马上就哭了起来，死也不肯站起来，营里的头儿们和犯人都回头看她们。娜坦气得脸色煞白，不肯让步：“你给我出来，小娼妇。”

　　宁卡只好跟她出去了。有人说一句：“咱们去看看吧，娜坦会宰了她的。”

　　可别的人都说：“管她们呢。又不是咱们的事儿，这种家庭纠纷还是少插手为好。”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那儿的人都不爱管闲事。于是我们就接着看节目。节目演完了，跳舞之前有个休息时间，我们就到外边抽口烟，活动活动。谁知全营就跟炸了窝似的，卫兵们跑来跑去，还喊着什么。医院门口围了一群人。原来娜坦为了丝巾的事儿捅了宁卡一刀。娜坦已经给抓起来关进隔离室，不然她还会把茜甘也捅一刀。

　　宁卡活了过来，大夫给她把刀口缝上了。茜甘明白事情对她很不利，因为娜坦过１５天就会被放出来，等她知道事情的真相后，还会动刀子的。于是茜甘逃跑了。他们把她抓了回来，用的是警犬。她又加刑两年，进了监狱——只有这样她才能躲过娜坦的刀子。娜坦从隔离室放出来后，到医院病房的窗下转来转去，嘴里还唱着：

　　结束了，女人的爱情。

　　请听我再说一声：

　　我不要你的海誓山盟，

　　只想把心迹表明，

　　在我们离别之前，

　　你要看看我的眼睛。

　　娜坦演这么一出戏是想让宁卡把实情告诉她。后来她知道是茜甘干的之后，又相信了宁卡。可她等不及宁卡出院，就又搞了个刚从南边新来的吉普赛姑娘。“我几天没有女人就受不了，”她说。

　　好了，就讲到这儿吧。

　　“有意思，简直是《奥赛罗》的翻版，”爱玛听了吉娜的故事后说道。“看得出来。”

　　“没错儿。劳改营里的生活是绝对不会枯燥的。在那儿是从不会烦闷的。只要你能活下来……”吉娜答道。

　　下一个该轮到娜塔莎了。她犹豫了一下，有些为难，最后终于说了出来：“那好吧。既然我们有约在先，我就给大家讲讲我是怎样背叛了丈夫。不过这事全都怪他自己。”

　　“好啦，好啦。”阿尔宾娜笑道，“到底怪谁我们自己会看出来的，你快先讲故事吧。”

　　◆ 故事之三

　　女工程师娜塔莎说她之所以做那件事，完全是由于丈夫那过分的嫉妙所致，否则自己绝对、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

　　我有个老朋友名叫安托沙，是以前的同学。他人很好，长得挺帅，又爱开玩笑。安托沙曾追过我，但我只拿他当朋友对待。不，比朋友更深一层——兄长。每次他吻我时——这在学生中是常见的现象，我的感觉就像是我同女朋友亲吻一样自然。我把心里那女孩子的秘密全对他讲了，后来跟我丈夫谈恋爱时，又把有关他的事都一股脑儿地告诉了安托沙。他就像我的一个知心的女朋友。我结婚不久他也结婚了，我们俩的友谊一直没有断。我丈夫的好朋友都是他的那帮大学时的哥们儿，我的好朋友只有安托沙，起初我丈夫对我们的友谊感到吃惊，后来逐渐又转为嫉妒。

　　“我简直不能相信你们之间没有什么。”他说，“你们的关系怎么会那么密切呢？”

　　我跟他争辩：“别胡说了。如果我们真有什么的话，干吗非等到现在？我们不过是要好的朋友而已，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可我那位还是忧心忡忡，满腹狐疑，经常给安托沙甩脸子看。一天安托沙问我：“是不是我以后不来看你为好？你丈夫怎么老瞪我？”

　　可一想到失去了安托沙的友谊，我就难过得想哭。我劝安托沙别在意。为了不让丈夫生气，我不在家里跟安托沙会面了。每当我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或是我有些想法想找人聊聊，我就在班上给安托沙打电话，约他在咖啡馆见面。然后回去骗丈夫说我去开会了，或是去找女友玩了。可毕竟心里有鬼，我感到丈夫对此有所察觉。一天安托沙请我们参加他的生日晚会。我丈夫却说：“我不去，你最好也不要去。”

　　我劝他说好朋友过生日如果不去祝贺，面子上实在过不去。我亲爱的丈夫说道：“那好，你就去吧。不过晚上就别回来了。你就住在他那儿吧。”

　　“你开什么玩笑。”我说，“安托沙早就是结了婚的人了，我怎么能住他那儿呢？”

　　可那傻瓜却说：“在这之前你一直怎么办的呢？”

　　我急了：“我明白了，这太好了。我这就去他家，明天再回来，你等着瞧吧。”

　　我抓起衣服披上，冲出了家门，还使劲儿摔了一下门。我来到安托沙家里，给他祝贺了生日，然后跟其他客人一起坐下吃饭，装做兴高采烈的样子。可心里却不停地打着鼓：我怎么办呢？如果晚上回去的话，会大闹一场的；不回去呢，也免不了要闹一常我真该好好教训我丈夫一顿，那我就得找地方过夜，又不能回娘家——他很快就会发现我在那儿，还会跟我闹的。嘿，我运气真不错。门铃突然响了起来，安托沙的弟弟从莫斯科来了，他到列宁格勒出公差，顺便来给哥哥祝贺生日。他名叫基里尔，我们早就认识。其实这个基里尔也曾追过我。我得知他现在住在一家旅馆里，就打定主意跟他去过一夜。为什么跟他呢？因为我不想给安托沙找麻烦引起他的家庭纠纷，我也很喜欢他的妻；而基里尔是个光棍儿，无所谓。于是我开始向基里尔暗送秋波，手段很高明，别人根本看不出来，连安托沙都没有注意到。可基里尔立刻就领会了我的意思。晚饭后，他要送我回家。他出门就要叫出租车，可我提议先散一会儿步。

　　我俩手挽手在白雪皑皑的大街上走着，我很害怕，好象连眼前的雪都变成了黑色的；这可不是开玩笑，这是第一次做对不起丈夫的事呀。我们走到涅夫斯基广场，从这儿我可以直接回家，也可以跟他去他住的旅馆。我故意放慢了脚步，等他采取主动。他抓住这个机会，

　　问我：“咱们去旅馆餐厅里坐一会儿怎么样？”

　　我点头同意了。我们坐下喝了几杯酒。我有点不舒服，但为了活跃气氛，依然是谈笑风生，兴高采烈。可是，基里尔看透了我的心思，显得更加兴奋紧张。我俩坐在那儿聊呀聊，最后我实在撑不住了，必须采取行动了。我说了一句：“咱们去你房间吧。”

　　斯里尔见我如此果断，吃了一惊。他急忙清了帐，我们去了他的房间。上楼梯时我突然失去了勇气，想马上跑开，但我还是克制着自己。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

　　我们进了屋，里面很简陋，好久没人住了，烟缸空空的，却散发着浓重的烟味儿。灯光昏黄，让人感觉不舒服。我走到房间中央停下问基里尔：“咦，你怎么还不给我脱衣服呢？”

　　他走过来给我脱下大衣。还好。可当他的手摸到我裙子的拉锁时，我就象过电一样。一双陌生的、冰凉的手。

　　“你转过脸去吧，”我说，“我自己脱。”

　　我脱光衣服，赶紧钻进被窝，开始哆嗦起来。基里尔点了支烟，坐在床边：“你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吗？”

　　一听这话，我便忍不住哭了起来，把一切都告他了。基里尔摇头：“原来是这样。可我该怎么办呢？在这儿静坐一夜，守着你？算了吧，该教训教训这傻小子。”

　　他把灯关掉，也钻进被窝。我立刻把脸转过去冲着墙，把身子缩成一团儿，双手紧紧抱住膝盖，这样他就干不成了。他想把我扳过来，可我拼命挣扎着。我打算就这样熬一宿，量他也拿我没办法。到了早晨我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家了——既做到了守身如玉，同时还惩罚了丈夫。谁知基里尔比我更为高明。他用手极温柔地抚弄着我的头发，又在我耳边情话绵绵；然后又讲起我们上学时他就多么地爱我等等。我渐渐地松开了手，腿也伸直了，向他转过身来。他抱住了我，没命地向我压了过来，几乎要把我撕裂，好象没有明天似的。我丈夫即使跟我久别之后也从来没对我这样过，我还没缓过劲儿来他就完事了。我躲在那儿，感到自己就象被人糟踏后又唾弃了一般。

　　算了，我想，等到明早离开这儿，钻到汽车底下轧死得了。我悄悄地落下泪来。他身上的味儿我很不习惯，他腿上的毛扎得我难受，躺在他身边怪别扭的。黎明迟早会来的。可是基里尔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又开始抚摸我，亲吻我，说亲热的话。第二次时我感觉好多了，到了第三次，我都想伸手抚摸他的头发，他的气味也变得好闻了。到了早晨，我的天，我全心全意地爱上了基里尔。我一点也不觉得内疚，反而乞求此夜永不结束，清晨永不来临。第二天的一整天我们几乎都是在床上度过的，直到晚上才起来。在餐厅吃了晚饭后，他叫了辆出租车，把我送回家。我上楼梯时，觉得很惊讶，自己居然一点也不害怕、不后悔。我进了屋，丈夫正坐着看电视。

　　“怎么样？”他问。“满足了？”

　　“是的”，我答道，“这是你自找的。”

　　他突然说了一句：“算了吧，别自以为得计了。我早给安托沙打了电话，他老婆说你是跟一个女朋友出去的。”

　　结果我的不忠还没有起作用。基里尔走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他。可我的维特亚还真有点变了：他不再象奥赛罗那样爱吃醋了。我至今也没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他猜到了事情的真相呢，还是凭直觉悟出吃醋对他有危险。

　　爱玛盯着娜塔莎问：“告诉我，娜塔莎，这位基里尔长得象哥哥安托沙吗？”

　　“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的。他们毕竟是亲兄弟呀。”

　　“哈，这就是你不忠的真实原因。你其实是想跟安托沙睡觉，可你不敢。于是你就找了个替身。所以你才会觉得那么舒服，事后又并未感到不安，因为你终于得到了你潜意识里渴望了多年的东西，只不过这连你自己都不敢相信罢了。”

　　“不，不，这不可能。”娜塔莎喊道，可她脸却红得象块红布。

　　“就是这么回事么。”瓦伦蒂娜笑道。“你应该承认这一点。

　　幸好你已经从中摆脱出来了，不然你也许会精神崩溃的。大家看看我：是不是很健康？可我有一阵子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唯一能解救我的就是背着丈夫干一次坏事。我讲讲好吗？

　　“好。”

　　◆ 故事之四

　　“大人物”瓦伦蒂娜给大家讲了一种保持精神健全与情绪稳定的方法。

　　我丈夫有个童年时的好朋友叫柯斯提亚。许多年后我才见到他，一直是听我丈夫讲起他的事——说他多么聪明，多么有才，为人多好。我真想见见他。这位柯斯提亚的工作很奇特，常年住在国外，只是偶尔回一趟莫斯科。他一回来，我丈夫就急着去看他。我十分好奇，想看看他什么样。每次我丈夫去莫斯科看他，我都心急火燎的，老想着这个神秘的人物。在我的想象中，他是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的施特利那样的人，也就是詹姆斯·邦德那类英俊潇洒、两眼深沉的密探。

　　一天巴威里克接到柯斯提亚一封信，看完后乐得手舞足蹈，举着信高喊：“柯斯提亚要来我们家祝天喽。”

　　嘿，真不得了。巴威里克几乎把执委会的委员部闹了个底儿朝天，只为给他的好朋友搞点好吃的。他让我烙馅饼，说“柯斯提亚最爱吃俄国饭了。”

　　我每天下班后就赶紧到各大商店转着采购，回家又是忙里忙外，夜里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觉，老在想象着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柯斯提亚。我们盼望已久的客人终于来了。他进来时我差点晕过去：他简直和电影里的施特利一模一样——坚毅的下巴，深沉的眼睛，全都一样。他看见我惊叹一声：“嘿，巴威尔，你可找了个俄罗斯美人儿。在国外根本看不到这样的姑娘，除了巴伐利亚，可那儿的姑娘却没有我们俄罗斯姑娘的灵气、活力和神韵。毫无疑问，她是个地道的美人儿。”

　　我有些害羞，但还是壮着胆子回敬一句：“那你干吗还老在国外呆着？你回来的话，我们很快就能给你找个中意的。”

　　“不行……我信奉独身主义。”

　　“也是职业的关系吧。”我丈夫加了一句。柯斯提亚苦笑着点了点头：“是的，也是职业的关系。”

　　这就更使我确信柯斯提亚是个密探了。太浪漫了。

　　他在我们家住了三天。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跟我丈夫聊，或者两人一同去散步。我整天忙着给他们做早点、午餐、晚饭。

　　柯斯提亚没太注意我，这使我十分伤心，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天飞也似地过去了。柯斯提亚显然在这儿过得非常愉快，临走时他拉住我的手吻着，对我说：“以往回来时我总是在旅馆里住，真是再傻不过了。如果女主人不反对的话，我以后就常来您这儿。”

　　“非常欢迎你来，”我答道。

　　从那以后每年柯斯提亚都来我家住些日子。这对我丈夫是件乐事，对我可是一种折磨。我很清楚，用那种渴望的目光看着他是没有用的。我配不上他，况且他跟巴威里克的情谊是那么深厚、真诚，他绝不会做对不起巴威尔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柯斯提亚也悄悄地喜欢着我。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可我感觉到了。我起身往厨房走的时候，后背便感受到他那灼热的目光。这是女人特有能力，好像全身都长着眼睛。我当时陷入一种可怕的状态：柯斯提亚来之前的一个月，我每夜都睡不着觉，老想着他。为了他我心力衰竭，几乎到了难以言表的程度。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永远也没有机会跟他好一次呢？”

　　那时我跟巴威尔已经有了孩子，家庭生活很幸福。可是柯斯提亚一来，我就变得疯狂起来。有一次他刚到，碰巧我丈夫正要出差，事情很急。他们只聚了一天，第二天我丈夫就走了。柯斯提亚也收拾东西准备上路。我对他说：“你着什么急呀？再住几天吧。我烙了这么多馅饼等你吃呢。”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留下了。那一夜是我找的他。他住我丈夫的书房。虽然他也在期待着我，这我能看出来，可他还是说：“你疯了，瓦丽娅。巴威尔怎么办？”

　　“五年来我一直盼着这一夜。我只要一夜，剩下的都是巴威尔的。”

　　那是怎样的一夜呵，我的天。我们交合的时候我觉得这五年来的痛苦与渴望从我的每个细胞里倾泄出来，流进柯斯提亚的身体里。我愈来愈觉得轻松了，解脱了。到了第二天早晨我已经从这非法的爱中完全摆脱出来。我看着柯斯提亚，他眼睛四周发黑，里面燃烧着黑色的欲火。早晨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永远也忘不了你，瓦伦蒂娜。”

　　“我知道你不会忘的。但我现在可以忘掉你了。现在你不会毁掉我的生活了。”

　　“和我难道不好吗？”

　　“很好，柯斯提亚，比和我丈夫要好一百倍。但这跟你没关系，主要是我那些疯疯傻傻的怪念头。现在好了，都没有了。我的相思病已经治好了。你去国外吧，记住这个‘瓦丽娅之夜’，我也重新投入生活。当然是在这儿，跟巴威里克。”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在门口，他紧紧地抱了我一下，几乎把我的骨挤碎，又说了一句：“我永远也忘不了你。”

　　然后他就走了，永远。他再也没回来看过我们，在给巴威里克的信中总说工作脱不开身。现在我想起他时轻松多了，我常常想起他，暗笑自己的大胆，继续着我的生活。

　　“真好，瓦伦蒂娜。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你了，真的，连你爱上间谍我都不在乎。”

　　这是阿尔宾娜说的，下面该她讲了。

　　“我可没这个胆量做这样的事，”佳丽娜叹道“所以你才这么瘦呢”阿尔宾娜笑道。 “你都快被道德啃光了。我要是能有瓦伦蒂娜的体格该多好，去你们的道德吧。

　　我来给你们讲讲一个狡猾的家伙是怎样背着自己的老婆跟我玩儿的。”

　　◆ 故事之五

　　空姐儿阿尔宾娜的故事充分地例证了男人为了背着妻子乱搞，采用的手段是何等高明。

　　我曾经跟一个列车餐车组长混过一阵，跟他交朋友主要是想弄几件新衣服穿穿。冬天马上就要到了，我还没有大衣、靴子。俗话说得好：买衣服靠赊账，挣钱靠上床，这样的女人永远穿得漂漂亮亮。列夫那家伙长得挺帅，挣钱也不少，我跟他睡过几次之后，他却没命地爱上了我，以至于一天没有我他都受不了。

　　“唉，阿尔宾诺什卡，”他说，“要不是我有老婆的话我一定娶你。”

　　跟他老婆的事很简单：她在“反对偷窃社会主义财产行政局”工作，是个怪吓人的老妖婆子，还不能生育。列夫跟她结婚完全是强迫式尽义务，就跟我们施行星期六义务劳动差不多：你可以不去，在你自己了，但是如果真的不去……他是因为犯了什么案子后才跟她认识的，她给他摆了两条出路：进监狱，或者去结婚登记处。那可怜的家伙放弃了有期限的劳改，选择了无期限的跟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女人过一辈子的痛苦。他因此没去坐牢，但是，就算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硬骨头无产者，他也向往爱情，也想有个中意的女人一生相伴埃于是他抓住了我。

　　“咱们想个什么办法才能既呆在一起，又不被我老婆发现呢？”列夫·波里西什每次跟我过夜后都问。

　　后来他想出个主意。他每次出车时都给我买一张到终点的来回票，不是一个座位，而是整个儿一个双铺的包厢——这样一来就没有人打扰我们了。起先他想让我到车上当乘务员，我不干——谁稀罕干那活儿呀，那帮家伙出差、旅游时的德性我早领教过。就是在飞机上他们还干缺德事儿呢，能让你恶心一个礼拜。更何况那爱吃醋的老妖婆子每次都送列夫上车，她也会起疑心的。

　　这样，我们“车轮上的爱”便开始了。我在列宁格勒和其他乘客一同上车，坐在车厢里我就往外瞧着，看那母夜叉在站台上跟我的情人蘑菇着，瞪着小泡泡眼来回的扫着那些女乘务人员，看看里面有没有年轻漂亮的。我舒舒服服地坐在包厢里，很悠闲，车厢里毕竟就我一个人呀。一会儿，列夫·波里西什进来了，我俩就随着滚滚车轮的节奏寻欢做乐。

　　回来的时候，他的恶老婆正站在那儿等他呢。

　　我跟车来回跑了６个多月；整个冬天我在南方晒得黝黑，真是棒极了。说实话，我对他都已经非常习惯了，虽然我自己不愿承认这一点。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便对他说：“列夫什卡，你干吗不抛开你那偷偷摸摸的行当，离了你的‘美人儿’，咱们一起到别处去过日子？”

　　“不行啊，阿尔宾诺什卡，我怕她简直比怕地雷还厉害：地雷只爆炸一次，可那个母夜叉能把我这后半辈子扰得不安宁。没法子，我还得跟她将就着过……”你们知道这段恋情是怎么了结的吗？本来是不会了结的，可我后来坐腻了火车，觉得怪烦的，就蹬了他。有一点我直到现在也搞不明白：他会不会不是因为怕那个母夜叉，而是怕失去他那份舒适的工作？我自己很清楚，唯一不让我讨厌的男人就是那种肯为了我而牺牲一切的人。可大多数人都只是喜欢乐一阵子，别的就谈不上了。所以咱也得想开点儿，要及时行乐嘛……围绕着男人能否为女人做出巨大牺牲这个话题，大家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对阿尔宾娜来说找到一位心目中的英雄是不太可能的。然后大家又让佳丽娜接着讲故事。

　　◆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之妻佳丽娜讲的故事背景是现代社会中琐碎的日常生活。说的是她在朋友家发现了私通的迹象，她非常害怕……我前两天给大家讲过我有个好朋友叫柳德卡，是她给我和斯拉维克牵的红线。她也有一段“不同政见的罗曼史”：她的意中人在劳改营呆了７年。开始时他们书信往来——柳德卡几乎给所有的政治犯都写过信，寄过包裹，还给他们织毛衣。他们都叫她“不同政见大姐。”后来盖里克被放出来了，他们终于见面了，又产生了爱情，就结为伉俪。他们的婚姻非常幸福，我看着他俩，常常羡慕地想：“斯拉维克快放出来了，将来我俩也会这样的。”

　　我非常想向柳德卡学习——看她怎样持家，怎样对待丈夫——我也要为将来的小日子做准备呀。每次在单位里跟朋友们聊起家庭生活来，我都会提起柳德卡和盖里克这对儿理想的夫妻。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知心朋友柳德卡居然在明目张胆地背叛自己的丈夫，真使我又惊又怕。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我事先没打招呼就去看她，只想随便坐一会儿聊聊。我按了按门铃，听到柳德米拉快步跑来开门。她猛然拉开门——她满脸放光，双眼发亮。可当她看见是我时，表情就变了：“嗨，原来是你呀，佳尔卡。好吧。那你就进来吧。”

　　我进去后，发现桌子上摆着凉菜和一瓶伏特加。

　　“你在等客人吗？”我问。

　　她露出为难的神情，答道：“不是什么客人，就是一个人。

　　听着，佳尔卡，告诉我你来干什么，然后赶快走吧，好吗？我有很要紧的事。”

　　她不停地看着钟，显得非常紧张。我呢，呆了几分钟，借了几本书就走了。回家的路上还觉得奇怪：柳德卡那副焦急的神态，会是等谁呢？可能是刚刚放出来的政治犯，可她为什么要瞒我呢？我都有点生气了。

　　过了两天我又去了——还书，我发现还和上次一样：桌子摆好了，柳德卡奔过来开门，只是这回她不那么兴奋了，眼圈红红的。显然她盼望已久的客人还没有来。出于好奇，我第二天又突然去了她家。柳德卡让我进来后，自己就坐到沙发角里，看着我。她摆弄着手指头，十分紧张的样子，眼睛也哭红了。我觉察到可能发生了一出爱情悲剧。我居然还一直以为柳德卡是个理想的妻子呢。为了稳妥起见，我还是小心翼翼地问：“柳德卡，你还在等人吗？”

　　她点点头，泪珠顺着脸颊滚落下来。

　　“他还没来？”

　　“没来……”

　　“那就滚他的蛋吧。不来就算了，忘掉他吧。”

　　“不行呀，佳洛什卡。我全得靠他呢。”

　　她从沙发上抓起一只垫子，把脸埋了进去，又抽抽搭搭地哭起来。我惊呆了：柳德卡呀，我的小柳德卡，你怎么成了这样，你究竟干了什么事？就连我的柳德卡，有着这么好的丈夫，还因为一个什么臭男人而折磨自己呢，这世界上我还能再相信谁呢？

　　门突然开了，盖里克走了进来。他看见摆的桌子，看见柳德卡在哭，又看见我吃惊的神色——却没任何反应。他走过去抚摸着柳德卡的头发说：“他还没有来？”

　　柳德卡摇摇头，哭得更厉害了。我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到底在等谁呀，老天爷？”我不顾一切地喊道。

　　“谁，谁……？”柳德卡说，“水暖工。”

　　“别开玩笑了。”

　　“谁跟你开玩笑？厕所漏了一个多星期了，都快脏死了。我不去上班，就算是休假日，天天在家等着，可他们修缮科天天都说：‘等等吧，他明天就去了。’这个水暖工是个酒鬼，现在又喝上了瘾；而且就他一个水暖工。我留了点伏特加，想等他来了好给他喝。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她又开始放声大哭。

　　我一直在“咯咯”地笑着，这时又放声大笑起来，像个疯子。等我平静下来之后，才告诉他俩说我还以为出了什么道德悲剧呢，看到柳德卡在盼着自己的情人……“你这个傻丫头。”柳德卡说道。“我可从来没像盼水暖工这样盼过盖里克——没有水暖工，生活简直不能忍受。”

　　自然女人们马上又想起自己也曾等过水暖工、电工、修电冰箱的师傅，等等。娜塔莎说她等人来修房子等了两年，爱丽什卡说她订做一条超短裙，等裁缝做好时短裙早就过时了，又兴起了长裙子，她最后只好把裙子送给一位有孩子的邻居，让她改改给女儿穿。

　　现在又轮到奥尔佳讲故事了。

　　◆ 故事之七

　　女工奥尔佳的故事说明，只有丈夫想法注意妻子的行为时才会发现她们对自己不忠；如果不想发现的话，他们就会视而不见。

　　你知道吗，佳丽娜，你怀疑你的好朋友不忠，我听了好惊讶。我并不怪你——女人都这样，老爱关心这些事。可最令我惊讶的还是男人。即使他老婆没有跟别人眉来眼去，他也会醋意大发，因为一点点小事跟她纠缠不休：像她看了谁一眼啦，坐的位置不对啦，为什么突然换上新衣服啦——这究竟是为了谁，为什么？可一旦妻子真的不忠了，丈夫就会权衡利弊，仔细盘算：有没有必要去注意妻子的不轨行为？是不是视而不见更好？

　　我们厂里有位师傅叫安顿。他年岁不小了，还是光棍一根。这人长得不怎么样——休态臃肿，脸像个大皮球，浑身没有一点汉子气儿。有点见识的女人瞧都不瞧他一眼，他只好去追那些刚从农村招进来的小丫头们。很长一段时间，他换了一个又一个，就跟换袜子差不多。那可怜虫坚信只要姑娘越年轻，越没见过世面，就越容易骗到手。结果他因此而吃了亏，这也是活该。

　　我们那儿有个从普斯科夫附近来的姑娘叫蕾梦达·扎莫什基娜。瞧他们农村人给女孩起的这名字，跟小猪小牛的名字差不多。像朱丽叶，赛尔维娅，蕾梦达之类。我们总得管她叫点什么呀，于是就喊她蕾卡。她还是个害羞的少女时，倒没什么，人挺听话的。安顿追她向她求婚时，蕾卡也很老实。

　　她能怎么样呢？没有其它选择：要么惨兮兮地住在阴冷潮湿的集体宿舍，要么找个丈夫。上帝保佑，还真有位丈夫送上门来了。于是他们就结婚了，住到了一起。起初那一年，蕾卡还算守规矩。可后来就松开了裤腰带，在城里跟谁都来。这在厂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就连干活的时候她都在那儿“性解放”。我们车间旁边是个木工组，一帮小伙子，她跟他们每个人都有一腿。

　　午休时或者下班之前，我们的安顿师傅就沉着脸到木工组去找自己的老婆。他其实比谁都明白，可就是执迷不悟。比如，蕾卡从浴室出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正提裤子的小木匠。

　　安顿好象压根没看见这个小木匠，只对老婆说：“你洗好了吧，蕾什卡？咱们回家吧。”

　　最糟糕的一次是他当场抓住了蕾卡，那正是快下班的时候。她在木工组，正躺在一堆锯末刨花儿上，木工组长金卡压在她身上。他俩正干得起劲儿时，安顿轻轻走了过来，很有礼貌地问道：“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

　　蕾卡正在兴头上，快要达到高潮了。她恶狠狠地从情人身下瞪了丈夫一眼说：“你看不见吗？我们正干呢。”

　　可怜的安顿转身回了办公室。蕾卡跟金卡办完了事，放下裙子，理理头发，出来了。她若无其事地走进办公室说：“咱们回家吧，安托沙。”

　　可他坐在那儿，眼睛盯着桌子，一声不吭。那小骚货哄他：“你还真以为我跟金卡在锯末堆上干哪。我刚才是逗你玩儿呢。我们只是在那儿比劲呢，看谁能打过谁。好了，快起来，咱们回家吧，该吃晚饭了。”

　　安顿默默地站起来跟着老婆回家了，再也没提过木工组里发生的事。他信了她的话。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相信她的话——不是在兴头儿上说的那句话，而是她的谎言，这才是他想听到的。

　　下面轮到尼尔娅讲故事了。

　　◆ 故事之八

　　音乐教师尼尔娅的故事里也出现了苏联工人的形象。

　　你们刚讲的这两个故事使我想起一个笑话，我先讲给你们听听，然后再讲一段我的亲身经历。

　　先说笑话，这是奥尔佳的故事提醒了我——关于男人对妻子不轨行为的态度以及他们猜忌种种。两位老友见了面，都是刚结婚不久，其中一个向另一个打听他的小妻子是否对他不忠，还说道：“我总怀疑我老婆跟哪位花匠勾搭上了。我每次下班回来，桌子上都摆着瓶鲜花，窗台上简直成了植物园。

　　一定是她有个跟花草打交道的情人。我心里明白妻子背叛了我。”

　　另一位叹了口气说：“我也怀疑自己的老婆跟电工搞上了。”

　　他朋友惊异地问：“你是怎么发现的？是不是每天都换新灯泡？”

　　“不是。有一次我提前一个小时下班，回到家发现老婆在床上躺着呢，身旁还躺着一个电工。所以我才开始怀疑她是不是跟这个电工有什么越轨的行为。”

　　笑话就讲到这儿，现在开始讲我那段真实经历。有一次厨房的电线短路了：线是嵌在墙里的，可墙非常潮湿。该去叫电工来修，可就是腾不出人手来。老人都得了流感，年轻人都要上班。而请电工必须得一大早儿就去，不然就一个人也找不到。那天我们音乐学校正好有场音乐会。我换上演出服，好好打扮一番，然后在去学校之前先找了一趟修缮科。老天爷保佑，电工正好在那儿。他红光满面，一双眼睛色迷迷的，好象能把人的衣服剥下来。

　　“我家墙里的电线短路了，需要换一根新电线，”我告诉他。

　　他流里流气地笑了一声：“哈，象你这样的美人儿，我们总会找到新电线的。我５点钟去。”

　　他其实也没说什么过分的话，只不过象一男人那样开开玩笑，我也没在意。我急急忙忙地走了，忘了这回事。

　　我５点左右回到家。一会儿听见门铃响了，正是那位电工。我还没来得及换上衣服，就穿着睡裙。他站在门口，笑嘻嘻地望着我，也不说话。我说：“请进来吧，我告诉你毛病出在哪儿。”

　　他答道：“我已经知道你的毛病出在哪儿了。咱们试试看吧。”

　　我耸耸肩，把他领进厨房。我给他开了门，他突然看着我说：“可这不是厨房吗？”

　　“是啊，就是厨房呀。你看墙都黑了——短路了。”

　　他用惊异的目光望着我说：“这么说是真的出了毛病？那你干吗打扮得那么漂亮去找我？”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打扮是为了工作，今天有个音乐会……”听到这儿，他扔下工具袋，开始凿墙皮。他再也不看我一眼。我看到这小伙子已经干起来了，就回了自己的屋子。他修好之后把我叫过去。

　　我一看都修好了，便问他：“多少钱？”

　　他笑着说：“掏什么钱呢？电线的钱是公家出的。我以为你叫我来是为了另一种病呢。我自己身上的电线嘛，一般我总要１０卢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我随时可以侍候您。”

　　从此我才知道我们的电工师傅所从事的第二职业是什么。以后再去找人修理什么时，我总是让丈夫去。

　　女人们对这位电工的第二职业非常惊讶，特别是阿尔宾娜，“而且还这么便宜。比莫斯科夫斯基车站的清洁工还便宜。显然他干这行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居然在这方面我们也赶上了腐朽的西方国家，真让人高兴。”

　　“怎么，他们那边也有这种事吗？”

　　“男妓吗？随便挑。我从报上看到他们还有给女人服务的妓院呢。进去后挑个中意的男人，好好地乐一阵子——当然，你花得起钱就行。不过，这也许是我们的报纸胡编乱造的，我也不知道……”“真让人恶心。”爱丽什卡喊道。

　　“可要是偷偷摸摸的，那就不恶心了吗？”

　　大家都同意阿尔宾娜的看法，认为暗娼并不比公开卖淫好多少。然后是爱玛讲的故事。

　　◆ 故事之九

　　女导演爱玛讲的故事，与其说是讲“不忠与嫉妒”这个话题，不如说是找到了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许多苏联妇女被烦恼的事情纠缠不休。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小城里的那些金发碧眼女人们是如何背叛自己丈夫的。为什么非得是金发碧眼的女人呢？你们听听就知道了。

　　事情发生在南方的一个小城里，城市的名字保密——说不定有谁的亲朋好友就在那里住呢。跟我丈夫离婚后我就到这个小城去当剧团导演。我在那个地方很惹人注目，身后有一大群追求者。还有一个好朋友在当地的文化局当局长。在戏剧学校时我们在一起上过课，可后来他却转到了另一个舞台——党政工作的大舞台，而且爬得还挺快的。我到那里工作后，他看在老同学的份儿上很照顾我。他马上就把导演的位子给了我，还帮我弄到一套单元房。而且这一切都是不要报酬的，尽管他在上学的时候就是个有名的好色之徒。

　　到那以后的第一个冬天来临了，似乎还相当寒冷；小城在南方，但却坐落在山区，属内陆性气候：夏天炎热，冬天寒冷。这我可没想到。我跟丈夫离的时候卖掉了西伯利亚的毛皮大衣，现在没衣服穿了。我穿着件皮夹克上下班，估计自己用不了多久就会得肺炎。我必须弄件暖和的大衣穿。那一阵正时兴羊皮大衣，城里那些有钱的漂亮女人每人一件，一个个走在街上，神气十足的样子。所以我也想弄一件穿穿，我也不比她们差，就连剧团里的那些女演员有的还穿上了羊皮大衣呢。我问了一个又一个：“你这大衣哪儿买的？”

　　她们每个人都答的不一样，就象是商量好了似的。有的说是奥德萨，有的说是莫斯科，还有的说是里加。可她们大衣的款式都一模一样，我觉得有点奇怪。于是就去找老朋友帮忙：“听着，高吉，我都快冻成冰棍儿了。你能帮我搞件羊皮大衣吗？”

　　他一蹦三尺高。

　　“什么。你，羊皮大衣。这绝对不行，你不可能。你随便挑什么样的都中，可绝不能穿羊皮的。你如果愿意我可以给你买辆汽车，你可以开车上下班。”

　　“你这是什么意思，高吉？我要辆车干什么，我又不会开。我就想要羊皮大衣，我快冻死了。”

　　“不行，你不能从我这弄羊皮大衣。你是个正派女子，上学的时候我们有饭同吃，有钱同花，你就如同我的亲姐姐一样——你不能穿羊皮大衣。”

　　可他又不说为什么。我估计可能是当地的愚味的风俗，认为女人穿羊皮不正经。后来我偶然地发现了其中的奥妙。原来，高吉和所有高加索人一样，迷恋金发碧眼的女人，能把城里所有漂亮的金发女人搞到手，他们认为这是件极为光荣的事。就连在戏剧学校时他还常说他不敢奢望把所有的金发女人都睡一遍，但至少应该有这个志向。这个小城里金发的女人不多，南方的城市里黑发美女最多。高吉常常拿羊皮大衣作诱饵，使金发美女上钩。这些大衣都是从西乌克兰的一个熟人那儿搞来的，那里出产这种皮大衣。结果，这些金发女郎们几乎人手一件。这些女士中有当地领导的夫人，有女演员，大学教师和医生。我后来也加入了她们的行列。可是没有几个人知道那些羊皮大衣都是出自高吉之手。碰巧很多高级领导的娇妻都是金发美女，象检察长的夫人啦，地委书记的太太啦，等等。其实他们的丈夫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给她们弄件羊皮大衣穿。可她们偏不，都想从高吉这儿搞一件。后来我常常逗高吉说：“幸亏这里的金发女人不多，要是你爱黑发美人儿的话，你能供得起么。”

　　高吉搔搔脑袋，装作着急的样子说：“那样的话，不出一年就得玩儿完，不是我朋友工厂里的羊皮大衣玩儿完，就是我自己玩儿完。”

　　最后一位是爱丽什卡。她一句话让大家吃了一惊：“我给你们讲讲我是怎样连续３次背叛我的瑟约什卡的吧。”

　　“你？你们小两口不是挺恩爱的嘛。”

　　“正因为如此。你们听着吧。”

　　◆ 故事之十

　　胖丫头爱丽什卡讲了她是如何为了“跟大家一样”，才做了对不起丈夫的事。

　　我一直跟瑟约什卡过得很好。后来我交了个新朋友，她叫桑娅，长得象洋娃娃那么好看，可骨子里却是个骚货。她老在我耳旁唠叨个没完，说我如何不懂生活，不懂男人，就因为瑟约什卡是我唯一熟悉的男人。

　　“你没有亲过别人吗？”有一天她问我。

　　“亲过，象亲戚朋友什么的。”

　　“其他的男人呢？”

　　“当然没亲过。有这个必要吗？”

　　“所以呀，你连你的瑟约什卡都不了解。跟别的男人比起来他到底如何？也许他跟你不是一种类型呢，你却根本不知道。”

　　然后她又讲起了性生活不和谐之类的话。我反驳说：“可我跟丈夫都很满意呀，我们俩一有机会，星期日一整天都在床上过。”

　　“正是这样呢。”她说，“如果跟别的人也许整个星期连续７天都在床上过的呢。你从来没跟别人试过，象个瞎猫一样，碰上了瑟约什卡就很知足了。”

　　她整天跟我说这些，最后我真有点动心了。也许她说的有道理？可能真有比瑟约什卡更好的人，我自己还不知道呢。

　　这些念头搅得我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看电影时，里面如果有个英俊潇洒的大明星，我就想：我要是亲亲他会不会比亲瑟约什卡更好？在床上时，我总把瑟约什卡想象成别人，看看自己有什么感觉。为此我日渐消瘦，体重也减了。难以想象吧？就这么厉害。

　　一次丈夫出差，我决定试着背叛他一次，看桑娅说的对不对。在内心深处，我觉得瑟约什卡是最棒的。我说对了……别打岔，我会告诉你们的。我开始考虑到哪儿去找合适的人眩最后终于选中了３个人：一位是让所有的女孩子着迷的全能歌手；第二位是喜剧团的著名演员；第三位是在美国举行过个人画展的放荡不羁的艺术家。我弄到了他们的地址，给他们每人写了一封信：“为了我的家庭幸福，我恳切地要求和您私通一次。万望您能首肯。”

　　每封信中我还夹了一张我的照片及电话号码。三位都立即表示同意，我把他们安排在连续三天之中。你们猜结果如何？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比得上瑟约什卡，没有一个。我兴高采烈地把这消息告诉了桑娅。瑟约什卡回来后我给了他无限的快乐，然后把一切都告诉他了，还建议他也去找几个女人试试，看看哪个更好，是我还是她们。可他却说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跟我结婚之前他已经睡过几个女人，结果发现我是最好的。

　　我有时觉得他也许是哄我才这么说的。你们说呢？

　　大家听了爱丽什卡的恶作剧，都笑了起来。谁也不真的相信她的故事，但都装作相信的样子。爱玛出于礼貌问道：“你在跟别人试验的时候发现了什么新的感觉了吗？”

　　“唔，他们都想让我高兴。我把原委都跟他们讲了，也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他们用的是力气。而瑟约什卡用的是爱心。这就是不能相比的原因。”

　　“可见你并不那么傻，爱丽什卡。你可能很天真单纯，但你还是很有主意。”拉丽莎很圆滑地说道。“可这种怪念头不能太多了，不然真要出麻烦的。”

　　“当然不会的。我现在已满足了。我后来跟桑娅闹翻了。谁知道她还会让我做出什么蠢事来。”

　　到了睡觉的时间，女人们还笑着爱丽什卡的“心理加生理的疗法”。这样就结束了第五天。

第六天　强奸犯与受害者

　　第六天的早晨，流浪女吉娜提醒大家说：“嘿，姐妹们。咱们不是说过要讲讲那些想强奸我们的男人吗，你们忘了吗？”

　　“你还不如别提这个茬呢。”奥尔佳抱怨道。

　　可又没人提出个新话题，所以决定今天就讲这个。

　　到了晚上，婴儿都睡觉了，拉丽莎开始讲起她的故事。

　　◆ 故事之一

　　生物学家拉丽莎讲了她差点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可后来事情又有所变化。

　　我很想再给大家讲个小笑话，可我们在这儿不仅仅是要说笑话取乐，还要谈论严肃的话题，所以我这次讲一段我的痛苦经历，请大家思考。

　　在这段往事中，佳丽娜，我曾与你们不同政见者圈子里的人有过交往。这在列宁格勒的知识阶层是很普遍的现象；知识界差不多人人都有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持不同政见。况且这对我来说也不奇怪；既然找不到一个象弗洛德卡那样的英雄，自然会把目标转向这些我们时代的英雄们——持不同政见者。在６０年代这种机会很多，人们常常为某个受迫害的政治犯请愿、征集签名什么的。如今这类事情似乎是平静下去了，人们也更谨慎了，可当时能加入到不同政见者的圈子里几乎成了一种时髦。我相中的那位不同政见者名叫弗洛德亚；之所以看中他大概就是因为他的名字：我的情人之中大约有一半都叫弗洛德亚。他是个活泼、开朗的小伙子，而且智力过人。他精通所有欧洲语言，还精通文学——不仅仅是看过那些被查禁的文学作品。他在劳改营呆过，就是那个著名的弗拉基米尔监狱，在那里他结识了布柯夫斯基和金茨堡。也就是说，他已是小有名气的了。

　　凡是跟不同政见者相爱的人，都没有时间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我也不例外，整天为他的工作忙碌着。象签发文件材料呀，传递信息呀，到了晚上还得不停地打字，找那些地下刊物、传单之类。虽然累得要死，我却感到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了。这当然同政治无关，只是我觉得自己又找到了第二个弗洛德卡。要适应那种生活，开始我觉得相当困难。我也开始写诗了，记得还在一首诗中把自己比作一朵暴风雪中的小雪花，在风暴中成长——反正就是那一类的。我知道这很傻气，但我当时感到非常快活。

　　还有一件对我来说相当困难的事：我习惯支配别人，可这时我得学会服从，这已经成为我心目中幸福的象征了。现在我是不会用自己的独立去换什么幸福的，可为了认识到这一点，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盲目地信任我的新弗洛德亚——还能信任谁呢？他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和锻炼，成为一名合格的民主斗士。他的那些“营中朋友”曾著书记述了他们和他的传奇式友谊。他曾两次被关进监狱，他都经受住了，没有屈服，出来之后依然如故。他从来没跟我提过监狱里有多么苦。因为我是他的恋人，我也经历过几个小时的逮捕和审问，我可以告诉你们，即使被捕、受审一个小时都是很可怕的，可怕极了。

　　我们是在一次游行示威时被捕的。对，我甚至跟他一起游行。我至今还奇怪当时为什么学校没把我开除。在参议院广场我们被抓了起来，扔进警车，拉到了警察局。路上，弗洛德亚紧紧攥住我的手，小声告诉我受审时要注意什么，应该说什么等等。他说我不会有什么事的，不要害怕，很快就会放出来。至于他自己就难说了：警察局早已将他记录在案，这是他很难摆脱掉的。所以他给我下了应急命令——为以防万一：去他的住处把文件、书稿都藏好，通知哪些人，更主要的是把消息送出去。我想象着自己去监狱看望他，带着一包包的食品，便在漆黑的警车里暗自微笑了：虽然是略带苦味的幸福，但毕竟是幸福埃这也并不奇怪：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到了警察局之后，克格勃的人来了，检查了我们的证件，又审问我们。我尽量少说话，恐怕自己没有经验说错了什么。

　　我和一些人两个小时后就被放出来了；其他人，包括弗洛德亚在内，被关了１５天。不许探监，但我还是设法托人给他送了一包吃的。他被关在卡尔亚耶夫大街的监狱里。两周之后弗洛德亚被释放了，他越来越信任我了，我也越来越爱他。可那是一种提心吊胆的罗曼史：每次去他那儿，我都怕他被抓走；他也料定自己是逃不脱的，于是更加日以继夜地拼命工作。他让我熟悉这些工作，带我去见一些重要的人士，还教我不少策略。克格勃的人也盯上了我：我常常发现有可疑的影子跟着我——两个长得差不多的短脖子男人，穿着一样的风衣，总盯着我。

　　一天我在弗洛德亚那里呆到深夜，帮他起草一份请愿书，为几个因地下出版物而被捕的人请愿。

　　“弗洛德亚。我该回家了。”

　　“别走了，我们今天必须把它搞完。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不行呀。我没告诉妈妈，要是不回去她怎么饶得了我呢。

　　我必须回去，现在已经是夜里两点了。你有钱帮我叫辆出租吗？我忘带钱了。”

　　“你知道我早就把钱花光了。”

　　“那你就送我回去吧，一个人走太害怕了。”

　　“对不起，我不能送你。我必须得把这个东西弄完，这些人处境极其危险。何况你的路并不很远呀。”

　　“可我还是害怕。老有人跟着我，有时一个，有时两个。”

　　“他们能把你怎么样呢？他们正好保护你不受强盗欺侮呢。”

　　他还笑了。我逐字地记住了这段对话，你们不要感到吃惊：这是我俩的最后一次交谈了。后来只是说了几声再见。

　　我还是要他送我回家，他失去了耐心，跟我急了：“拉丽，你可真会挑时间撒娇呀。别缠我了，好不好？”

　　我十分伤心，却没有表现出来——我吻他一下就走了。哥洛克霍瓦亚大街漆黑一片，一个人都没有，我飞快地朝萨多瓦亚大街跑着，那儿还有点光亮。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雪地上有“咔喳咔喳”的声响。我想也许是个过路的，就傻乎乎地拐进一条胡同，想等他走过去之后再往家跑。可脚步声也跟着我进了胡同，而且越来越快，马上就要追上我了。我回头一看，是个穿皮大衣的人，脖子上的围巾遮住半个脸。他突然抓住我，用一只戴着手套的大手捂住了我的嘴，把我拽进一个门洞里。然后把我转向他，挤到墙根，一把撕开我的大衣，扣子飞蹦到雪地上，象落地的核桃。然后又把我的裙子从前面撕开。幸好我短裤外面还穿着紧身裤。他一只手还捂着我的嘴，另一只手伸到我两腿之间摸着。他咯咯地咬着牙，发现我里面还有衣服时气得发疯，全身都在抖个不停——那样子真恶心。我趁机在他手上狠咬一口。他疼得大叫一声，松了一下手。我没命地往胡同里跑，可他又追了过来。我灵机一动；也不知怎么居然在这种时刻还能想出这么个主意来。

　　我碰见个院子就进去了，看见有间屋子亮着灯就拚命地喊起来：“弗洛德亚。弗洛德亚。快来呀。有个坏蛋追我。”

　　他停住了脚步。我站在那儿，假装真的有人来救我了，又喊道：“弗洛德亚，快。”

　　“哼，他妈的。”他骂了一句，跑掉了。

　　我躲在门口，身子紧贴着墙，浑身直打战，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害怕他再回来。过了一会儿，我小心地走出来，往大街上来回望着，没有人。我把撕破了的衣服往身上裹了裹，又整了整大衣，踉踉跄跄地回了家。我当时连跑的力气都没有了。回家后，我泡在浴缸里，哭了个痛快。然后就上床睡觉了。我的“不同政见罗曼史”就这样结束了。

　　即使你不高兴，佳丽娜，我也要说：你的那些朋友、伙伴们都是好人，称得上是英雄。但在做人方面却不行，真的不行。

　　佳丽娜没有跟她争辩，只是加了几句评论：“拉丽莎，你不能只根据一件事就做出判断。你说的那个人我也认识。他为全人类能够献出整个生命，可为邻居却不会做举手之劳。你见过他母亲吗？”

　　“见过。一位很好的老太太。”

　　“知道她在哪儿工作吗？”

　　“她不是退休了吗？”

　　“是，名义上是退休了，可为了让儿子能一心一意地工作，她还在锅炉房烧锅炉呢。”

　　“是不是因为她跟儿子志同道合？”瓦伦蒂娜问道。

　　“不知道。可能她就是位好母亲。而那位儿子呢，一直让母亲供养着，自己还不知道呢。”

　　拉丽莎耸耸肩说：“这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我有了儿子，不需要其他人了。我要让他长成我心目中理想的男子汉。

　　然后再让儿媳妇吻我的手。你们能想象得出吗，我已经开始恨那小妖精了。”

　　拉丽莎的嫉妒使女人们哈哈大笑，然后吉娜开始讲她的故事。

　　◆ 故事之二

　　这个故事是流浪女吉娜讲的。读者大概还记得，把她从少女变成妇人的正是一个强奸她的大兵。在她的生活中遭人强奸几乎是家常便饭。可在这里，吉娜却讲了个男人强奸男人的故事。

　　嗨，姑娘们，我不想再长篇大论地讲男人是怎么欺负我的，那是讲不完的，而且我受的那些罪根本没法描述。我都记不清哪次是被人糟踏了，哪次是我后来又依了，以便少受点罪。在监狱里有过；在劳改营有过；就是走在路上，哪个礼拜也得让那些醉鬼流浪汉们放倒几次。在我们这些人眼里，那根本算不上什么罪，我们也一点不害怕。这种事儿我早就习惯

　　了，你们想象得出我的地位有多贱、多惨。生活早把我磨成钢豆子一样了，任你怎么压，怎么砸，我都不怕。

　　不过，我着实可怜那些让人糟踏的清清白白的小女孩子们。也有小男孩被人强暴的。我这就给大家讲讲——我真可怜那个男孩，不过，这也算是对他们男人的报应。你们听听吧。

　　那是在沃洛格达监狱里的事儿。所有的女犯都关在一起，没象往常那样分成几类。这回管你是判了刑的还是刚抓进来的，是不到年龄的小丫头还是进来戒严八次的老油子，全都一锅烩了，关在一个牢房里。大伙儿相互交流着生活经验，也交流着虱子臭虫什么的，就跟男犯一个样。真是个地地道道的牢笼。

　　我们牢里有个挺厉害的胖娘儿们，原先是肉联厂的头儿。

　　真没白在肉联厂呆，瞧她那身肥膘儿。她老爱寒碜我们：“你们这帮贱坯子。马路上的叫花子。活得小气，偷东西也小气。

　　我们那口子常跟我说，要偷就偷金库，要爱就爱公主。我活得就跟公主差不多。他们抓我，关我，老娘不怕，等出来后再接着干。”

　　“那你还会被关进来的，安冬妮娜。”女人们劝她。

　　她哈哈大笑：“不会的。我丈夫和儿子下回会更小心了，我们吸取经验教训。”

　　她丈夫和儿子也关在这个监狱里，离我们很近，在同一层。放风时他们可以偷偷地聊几句，或用粥勺子传个纸条儿什么的。我们问她儿子多大了。她说“１９岁了，那有什么关系？他该见见世面了，免得将来被人算计。”说完就放声歌唱，满不在乎。

　　牢里能有个快乐的女人也是件难得的好事，可安冬妮娜的快乐心情中总让人感到有点不善。她老是瞧不起别人，爱说人家的坏话。除了她丈夫和儿子外，她没说过任何人的好话。

　　有一次，我们聊起了劳改营的生活。安冬妮娜照例把话头接过来，其实她连劳改营的影儿都没见过：“在生活中如果所有的人都是敌人的话，那在劳改营就更是如此了。在外边我是人上人，过着好生活，在这儿我照样如此。我要收买那些管事儿的人，拉拢年轻的，贿赂年老的。”

　　一个名叫玛克汉娅的老狱油子说：“别高兴得太早了，我的小鸟。别忘了你在哪儿。在监狱里自命不凡的人可吃不开，还是小心谨慎些为好。”

　　没过多久监狱就把她治住了。看到她那副惨相，连玛克汉娅都可怜她。

　　当时这个监狱成了从科马往西伯利亚押送犯人的中转站。这些犯人被送到西伯利亚为德国人造煤气管道。他们都是长期的刑事犯，最凶狠了，里面有杀人犯、流氓阿飞，都是危险人物。他们一来监狱，都快炸了营了，每天都得打几场架。有一次他们打得不可开交，最后抓了１０个人扔进了男牢，跟安冬妮娜的儿子关在一个屋。第一宿，那伙人就轮奸了那个男孩。开始时他哭喊着爸爸妈妈来救他。安冬妮娜听到后使劲儿用手砸着铁门，把手砸得鲜血直流。但是没有用。

　　过了一会儿，男牢里的哭叫声止住了，无声无息。安冬妮娜从门边滑到地上，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坐在那儿哭。她没完没了地哭了几个小时。我们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头发慢慢变白了。

　　第二天早晨这娘儿俩都被送进了监狱医院：儿子送到外科缝了几针，母亲被送进精神病科，她彻底疯了。

　　后来玛克汉娅对我们说：“要说我呀，同志们，是安冬妮娜自己把儿子毁了。倒不是因为她使他进了监狱，而是因为她没教他怎样跟人相处。他一定是在牢里干了什么蠢事儿。在牢里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是绝对吃不开的。过不了多久就栽了。”

　　大家听了这个故事后不寒而栗，有的还吃惊地问：“男人之间真有这种——强奸吗？”

　　“有，”吉娜答道。“在劳改营里，只要是被人强奸过的男人，就都不算是男人了。吃饭时没人挨着他坐，睡觉时没人挨着他躺。大家来情绪时就把他拽到房背后，掀倒了从后面干。人们管那些倒霉的家伙叫马什卡，他们可是劳改营里最惨的可怜虫了。”

　　“那些迫害他们的人呢？他们也被人瞧不起吗？”

　　“不，他们非常受人尊敬。这就跟男人女人之间的事差不多：两人都放荡，女的就是婊子，而男的就是男子汉、英雄。”

　　“嗐，吉娜！"奥尔佳叹道，"我还以为你会讲一个恶有恶报的故事呢，让一个臭男人替所有遭强奸的妇女们赎罪。谁知你却讲了个小男孩受罪的故事，听了更让人难受了。”

　　“别急，奥尔佳。快轮到我了，”瓦伦蒂娜说，“我来安慰你，耐心地听吧。现在你快讲吧，娜塔莎，奥尔佳急着要听恶有恶报的故事呢。”

　　于是娜塔莎开始了她的故事。

　　◆ 故事之三

　　女工程师娜塔莎讲了她小时候因受到邻居小男孩的启蒙教育而成功地逃过了一场不幸。

　　谢天谢地，我没被人强奸过。当然晚上也遇到过不少麻烦，但那些人只不过是说说下流话而已，并没有进攻的意图。

　　我小时候却碰到过一件事，险些遭殃。多亏了邻居家的小男孩维特卡，我才得以脱险，免遭强奸。他那时才上小学二年级，住在３１单元，老给我捣乱。

　　我当时很小，还够不着家门口的门铃。门旁边有个不高的窗户，我就想法先爬到窗台上，站在上面，再按门铃。可每次那个维特卡都来捣蛋。不管我多轻地爬上窗台，总能被他发现，我甚至觉得他是不是整天躲在门口从钥匙孔往外看，等着我。我只要一爬上窗台，他就立即从家跑出来，过来撩我的裙子摸我屁股。我就使劲踢他，打他脑袋，他就怪笑一声，趁我父母还没出来，又跑回自己家。我就大哭起来，可父母问我怎么回事时我又不肯说。他们就以为是我玩的时候有人欺负我了，也没在意。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为什么维特卡要那样做，可我觉得那是污辱我，是坏事。我烦透了他。我真想快点长大好报仇，我更想快点长高能够到门铃，那就不用再爬窗台了。只要我站在平地上就不怕他了，我不让他靠近我。最讨厌的是偏偏在我为了保持平稳，正叉开腿站在窗台上时，他跑出来捣乱。

　　然而，正是由于维特卡，我才逃脱了一场更可怕的危险。

　　一天我正在离家不远的沙土地玩，一个男人过来问我想不想看一个好玩儿的东西。我说想看。他就掏出一个装着水的小玻璃瓶子，水上还漂着一个极小的小人儿。他按了按瓶盖儿，里面的小人儿就上下直蹦。他又让我玩，小人儿又蹦了起来。

　　我很喜欢这小瓶子。他又说：“到我家来吧，我有好多这样的小玩意儿呢。这个小瓶子送给你了。”

　　我高兴极了，觉得这个人真好，就让他领着我去了。他把我带到他家，在另一条街上。他领我进了屋，又告诉我别大声讲话，因为隔壁有条大恶狗，让它听见了会过来咬我的。

　　我觉得真有趣儿，还挺神秘的。他给我拿出来一大堆玩具，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好玩的东西：一个会点头的小人儿，一条用小石子做成的蛇，跟真的一模一样，一只毛茸茸的小黄鸭子，低着头正吃食呢。我记得这些玩具都是用手一碰就会动的。然后他又掏出他的生殖器来，问我见过这种玩具没有。我说没见过，而且也不喜欢这个玩具。他说：“没关系，你用手摸摸它试试。”

　　我摸了摸他的生殖器它突然在我手里跳了起来。我觉得很好玩。可当他在我面前蹲下，象维特卡那样，把手伸到我的两腿之间时，我生气了，打着他的手喊起来：“你是坏蛋。你骗我。我要回家。”

　　他听了以后很害怕，跳了起来，把我带回我们这条街上。

　　我后来再也没见过他。多亏了维特卡我才免遭更大的痛苦。别忘了我当时比阿尔宾娜被人糟踏时还要小得多。这些禽兽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有时想，他们是否还有个年龄界限呢，多大年龄以下的幼女就能免遭不幸？

　　听到这里，瓦伦蒂娜说道：“娜塔莎，我来给你提供一个答案吧。其实没有任何年龄界限。我们还有位父亲被指控强奸了自己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他喝醉了酒。”

　　女人们都惊呆了。“枪毙了吗？”

　　“没有，只是进了监狱，尽管检察官提议应该处决。最让人吃惊的是审判那天他妻子的表现。她冲法官和检察官喊：‘我已经失去了女儿。难道你们还要再夺走我的丈夫吗？’”

　　“真是难以置信。”爱玛叫道。

　　佳丽娜苦笑一声说：“对此我有一个神学意义上的答案：‘无论天堂还是人间，我们的霍拉休检察官所意想不到的事情多着呢。’我从斯拉维克和他那些进过劳改营的朋友那里听到了许多奇闻，几乎令人对全人类都失去信心。有那么多惨无人道的罪行都是为了复仇或是其他根本不值得提的小事情——比如说，金钱——我甚至觉得咱们过多地沉湎于两性问题。人活着，不可能单单为了肉欲，也不可能单单为了精神。

　　金钱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是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吗？咱们明天就谈这个话题吧。同意了？好，现在该你了，瓦伦蒂娜，快讲讲那个馋了我们半天的报复强奸犯的故事吧。我们都洗耳恭听。”

　　◆ 故事之四

　　瓦伦蒂娜讲的是她如何给了强奸犯以应有的报复。

　　那是去年冬天的事，我们有一位在普希金市当民兵队长的老朋友，他要过生日，请我们去他家作客。我丈夫下班后直接坐火车去了，我因为开会耽误了一会儿，晚上八点多才去。我来到普希金市的站前广场，一辆公共汽车或出租车也看不见。那晚上还下着大雾。一想到大家都在高高兴兴地为朋友庆贺生日，我也不愿再等下去了，决定走着去算了，他家离车站又不很远。但我没料到路上要横穿一座公园，这是挺可怕的事。

　　我在公园里急匆匆地走着，突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在雪地上嚓嚓地走着。我回头一看，有个男人追过来了：他敞着怀，脸色通红，眼珠发白。我暗叫不好：不是我倒霉，就是我穿的那件名贵的皮大衣要倒霉了。他赶上我，抓住我的衣服，却没有撕开，只是伸进手去摸我的胸。同时又把我按倒在路边的树丛里。我喊了起来，他怒气冲冲地瞪着我说：“你喊吧。我的一帮哥们儿正在那小屋里喝酒呢。他们肯定都想尝尝你的滋味儿。”

　　那个下流东西还嘻嘻直笑呢。但我停住了喊叫，徒劳地挣扎着。大衣很碍事，帽子又盖住了眼睛，我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时，他掏出了那东西，往我身上顶。那东西硬得跟棍子似的，我竭尽全力想推开，可他还使劲往我那撕破了的内裤里顶。

　　在这紧要关头，我不得不打断一下，作个补充。我刚才讲了，那天我穿了件名贵的大衣。那身行头几乎都是进口货：法国皮靴——是走后门弄到的，毛茸茸的狐皮帽子，连手套都是加拿大造的。那天我打扮得像个贵妇人。只有一处不那么地道：我那副加拿大手套用线绳吊在大衣上。因为我有个爱丢手套的毛病，这副手套是安德鲁沙送的，我怕把这位挚友的纪念物弄丢了，也就不顾体面，用线绳把手套连在了大衣上。正是这手套救了我的命。

　　我躺在雪地上拚命地挣扎，又想把挡住眼睛的帽子推开，但渐渐地没了力气。我喘不过气来，心几乎跳到了嗓子眼儿。

　　突然他嚎叫一声：“快松开。快松开，你这个骚货。”

　　他扭动一下，喊的声音更大了：“快松开。”他咆哮起来。

　　我不明白是谁抓住了谁。又觉出好像我的手被拉了过去，朝着他那松开的裤口方向。

　　我用力把手往回一抽，谁知他野兽般地狂吼一声，我都害怕被小屋里的人听到。

　　“别叫唤了。”我说，但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是他抓住了我，怎么反而让我松手呢。他现在早就松开了我，但我的右手还是被他往他小肚子那个方向拽。我用左手推开挡眼的帽子，从雪地上坐起来，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嗨哟，我的老天爷。我可弄明白了。原来是手套上线绳死死拴住了他的蛋。我爬起来，冲他喊道：“好了，快起来。你已经玩够了吧。现在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的蛋扯下来。”

　　他服服贴贴的站起来了，两手护着他那宝贝。眼泪从他脸上直往下淌，但他不再喊叫了，只是不时地呻吟两声。

　　“松开我吧。”他哀求我，“我刚才是跟你闹着玩儿呢。走吧。”

　　我牵着他在小路上走着，还跟他保持着一段距离，以免他缓过劲儿来之后再反抗。

　　“那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你拴我的那个东西？”

　　“这是一种加拿大制造的‘抗强奸新式武器’。你听说过手铐子吧？这叫‘阳具铐’。你要敢逃跑的话，你的蛋就别想要了。”

　　说是这么说，可我也很心虚：要是他不相信怎么办？万一他挣脱开了怎么办？那他说不定会怎样报复我呢。

　　“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呢？”

　　“少废话，快走。”我喊道，又拉了拉绳子。

　　可我心里直发慌，不知自己如何才能脱身。就像那个抓熊的笑话说的一样：“我抓到一只熊。”“那好啊，把它带过来吧。”“它不肯过来。”“那你就过来吧。”“它也不放我走。”我突然想起他刚才吓唬我时说的那伙哥们儿。虽然很冒验，但我还是想试试。

　　“好了，”我说，“已经教训了你一顿，现在该放开你了。

　　只是我一个人还对付不了这种‘阳具铐’，得有你的那些哥们儿帮忙才行。”

　　“你自己不行吗？”他不愿意。

　　“不行。这东西有个报警器，只要你一喊，就会报警。”

　　“好吧，那咱们走……”他无可奈何地咕哝了一声。

　　他把我带到小屋里，他的朋友真的在那儿喝伏特加呢。

　　“我把你们的朋友送回来了，”我说，“你们谁带着小刀子。”

　　他们都睁大眼睛望着我俩：我的手放在他的裤裆里，他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其中一个人掏掏口袋，找出一把小刀。这时我的俘虏才敞开外衣，露出了极精彩的一个镜头：一根线绳拴着他的宝贝蛋，蛋下面还吊着一只手套。以后的情景我无法描述，反正他们都笑得直打滚儿，笑得死去活来。最后，他们割断了绳子，放了那家伙，然后都敬佩地望着我。

　　“这女的真了不起。我可不敢惹。”

　　等那傻小子明白过来我的“抗强奸新式武器”不过是一只带绳的手套时，他瘫坐在凳子上，把头埋进裤裆里，羞愧难当。

　　我呢，还没等他缓过劲儿来，就风一般地飘到了朋友家中。

　　大伙儿笑啊笑啊，笑得肚子直疼。阿尔宾娜跑过去拥抱瓦伦蒂娜，祝贺她的“英勇行为”。

　　过了好久女人们才平静下来，听阿尔宾娜讲她的故事。

　　◆ 故事之五

　　空姐儿阿尔宾娜讲述了她如何落入施虐狂之手，以及如何孤立无援。

　　很抱歉，我无法象瓦伦蒂娜那样给你们讲什么逗乐子的事情。大概你们会想，既然我小时候就有过那样的遭遇，我不会再怕强奸犯的。你们错了。事实恰恰相反。不瞒你们说，我想跟谁来就跟谁来，但是，哪怕有一点强迫的意思，我马上就走开。我的男朋友们都了解了这一点，所以在我面前都很小心谨慎。但我还是遇到了麻烦，受到了严重伤害，很长时间没得安宁，直到最后我进行了报复。

　　事情是这样的。有这么个家伙，看上去象吃奶的孩子。我们是在舞会上认识的，然后下馆子、看电影。我本打算与他更近乎些，可他急于求成，美好的友谊就此告吹。

　　有一天他向我宣布，第二天他要过生日，请了几位朋友聚会，也希望我去。

　　我同意了，他给我写下了他的住址，还告诉我几点钟到。

　　第二天我打扮得整整齐齐，买了块生日蛋糕去赴约。来到门口，我按了门铃。他为我开了门，只见他穿着一身最不正式的衣服——铁路制服。屋里空荡荡，静悄悄，没有一点儿聚会的迹象，也不见有朋友。

　　“人呢？”

　　“他们晚一会再来。咱们先呆一会儿吧。”

　　我把蛋糕交给他，就进了屋。有两个房间，显然不是他一人祝屋里又脏又乱，奇形怪状的衣服和鞋子扔的到处都是——鞋全是女人的。

　　“谁在这儿扔下这么多女人的物件？”

　　“我老婆。她今天度假去了。”

　　“噢，我明白了。你老婆出去度假，你就邀我来与你过夜以庆祝你的生日？你干吗要跟我胡说八道呢？我何时想跟你来，我会决定时间和地点的。”

　　一听这话他上来就胡乱摸我，我啪地一声打开他的手说：“拿开你的狗抓子。我讨厌虚情假意的男人，把大衣给我。等你懂得怎样待我时再过你的生日吧。”

　　甚至这时我还不打算与他彻底断绝关系。他实际上长得与我是一个类型。天使般的脸蛋儿，可爱的嘴唇，洋娃娃一样的眼睛。我就喜欢这样的男人，雄性不外露，吸引人，表面上看不粗野，性感也不十分明显。他就是这样的人，看上去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但我就受不了为了跟我睡觉而撒谎。

　　我抬脚往门口走去，但他抢在我前面锁上了门，然后回头朝我走来。我推开了他：“你疯了？想硬来吗，嗯？看我敲碎你的脑袋。”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敲碎我的脑袋。”他回答说，这时他已是满目凶光，眼睛象发怒的猫眼。突然他劈手给了我一掌。

　　他看上去很虚弱，可他的手却硬得象铁。这一掌一下子把我打到了墙角，疼得我直不起腰来，连叫都叫不出声来。然后他把我摔倒在地板上，用皮鞋踢我的胸部和两腿之间。这时我开始拼命喊叫。我知道会有人听到我的喊声的，因为隔着墙就能听到有人在放音乐。但音乐声又放大了，显然是为了盖住我的叫声。周围的邻居没有一人来救我。于是我想办法脱下了一只鞋，并狠狠地向窗户扔去。玻璃碎了，鞋飞了出去。这时我听到了老人们在桌子上玩骨牌的声音，我来时他们看见了我，我进楼道后他们还上下打量过我。现在我只有指望这些人了。“救命！杀人了。强奸了。”我拼命地喊叫着。

　　外面没声音了。我想他们是叫民兵去了，要不就是直接跑来救我。但没人来救我，这个长得象天使的施虐狂也不再打我，而开始强奸我。他使劲掐我的乳房，直掐得青一块紫一块，还扯下我几绺头发。要达到高潮时，他双手掐住我的脖子，掐的劲很大，直到最后射精为止。

　　完事以后他让我起来穿衣服，递给我他老婆的一双旧鞋免得我打赤脚，然后把我推出了门。

　　第二天，我的头都无法从枕头上抬起来：脸、头、身上——被打得伤痕累累。我打电话请了一周的假。我撒谎说，有个外地的亲戚病危，我得坐飞机去看她。而实际上是我自己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由于伤痛和羞辱而悲惨地呻吟着。

　　我在床上一直呆到感觉好些时才起来。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告那畜生。他们给我引见了一个侦查员，名叫阿诺克金。他告诉我，只有提供证人才能立案。我给他讲了我隔墙听到的和进楼道时看到的“证人”。他笑笑说：“典型情况。这正是许多强奸案不了了之的原因：证人拒绝协助调查。”他给我出主意，让我自己到那座楼上找人谈，或许能找到不那么胆小的人。

　　我照做了。我去了那儿，很快访遍了那个畜生周围的邻居。我还见到了看门人，从那儿打听到了那帮退休老头和整日坐在那儿聊天儿的老太太们的地址。但他们全都拒绝帮助我。有的谎称他们什么也没听见，而其他人则说他们倒是听到了声音，但什么也没看见，所以无法出来作证。还有的人干脆拒绝与我谈话，说：“这不关我们的事。”

　　一个老头子甚至恼怒地说：“我们决不会去法院作证。我们是正派人家。”

　　有个将军就住在我听到里面放音乐的那套房间。他穿着一身制服出来把我让进屋里。我告诉他我是谁，想干什么。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打过仗的人不会是胆小鬼。可你们猜这老畜生说什么？“正派的姑娘不会弄到被人强奸的地步。怎么没人强奸我的女儿。”

　　这话气得我差点儿背过气去，太伤人了。后来我把这老畜生和那个施虐狂一块报复了一下，不过这事将来再告诉你们。我费了半天劲唯一的收获就是：看门人把我的鞋还给了我，这是她早上在楼道里捡到的：“看得出来，这鞋挺贵的，所以我就捡了起来，我想可能会有人来找的。”

　　我回去找那个侦查员，告诉他我的进展情况，并要他给我查验身体。他说他不能那样做：“要是立了案而又破不了，那我会受批评的。最好别开这个头。”

　　我这才知道他也不想帮助我。我感到绝望极了，好象整个世界都跟我过不去，真想一死了之。当然，我没死，而且我现在很高兴我没死，因为事情的结局很好。

　　“那你是怎么报复他的呢？”女人们问。

　　“妙极了。直到现在他还在为那次生日付出代价，而且将来付出的还要多，虽说并不是我干的。现在我一提起这事就恶心，另找时间再给你们讲吧，姑娘们。”

　　“好主意，”瓦伦蒂娜说。“我们女人不断遭到骚扰，受到污辱，但有时我们也进行报复，哪天我们该谈谈这个问题。”

　　大家都同意。现在该佳丽娜讲故事了。

　　◆ 故事之六

　　不同政见者佳丽娜讲述了她何以代人遭受过强暴。

　　我的不幸遭遇是由于我自己的愚蠢，而不是由于本来可以信任的人：树友为敌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

　　一年深秋，我由莫斯科出发去探视斯拉瓦。我乘坐的车晚点十分钟，而这十分钟是很关键的。问题是，根据列车时刻表，列车到达波马后仅二十分钟，去斯拉瓦的集中营所在地巴拉什沃的列车就要开车。在这二十分钟里，我要带着一堆沉重的包裹下车，过长长的天桥，然后还要走几百米才能赶上去集中营的列车，他们管这趟车叫“杜鹃”。不管怎么说，显然我赶不上“杜鹃”了。但我又耽误不起：探视被安排在第二天，要是赶不上那趟车，第二天上午就到不了巴拉什沃，而中午一过就没再为我安排探视了。这样我就会失去一天，我们相聚的时间就不再是三天而只有两天了。也许会因我迟到而完全取消这次会面。一切的一切都可能因晚点十分钟而泡汤，这太不公平了。

　　我跳下乘坐的莫斯科来的列车，急忙走上天桥。我手里拎着几个小包，身上背着个大旅行袋，气喘吁吁，浑身冒汗。

　　刚走到天桥中央便见“杜鹃”在脚下徐徐开动了：三节乘客车厢，一节一面带窗户的犯人车厢。我把大小包裹摔在地上，坐到上面，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等平静了一会儿，我便决定到公路上去搭车。路上过往的车辆不多，但我还是站在路边，一有车过我就招手。几辆带车棚的卡车开过去了，驾驶室里有卫兵——显然是拉犯人上下班。自然，他们不会为我停车。突然，一辆拉油桶的卡车停下了。司机是个小伙子，他探出头来问：“去哪儿？”

　　“巴拉什沃。”

　　“上车。”

　　我爬进驾驶室，把东西也都使劲塞了进去，车就开了。

　　他瞥了一眼我的包问：“你去莫斯科了？”

　　“嗯。”

　　“买东西去了，对吧？”

　　这时我本应告诉他实情，就说是来探视在劳改营的丈夫的，这样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我担心，一旦他发现我是外地人就可能会加害于我。所以我就假装是本地人——这便是我最大的错误：“对，我到莫斯科买东西去了，那儿的食品很好买。”

　　他信以为真了。

　　“当然。你住哪儿？巴拉什沃？”

　　我只好说是，因为除了巴拉什沃和波马以外，摩多维亚的其它地方我都不熟悉。

　　“对，我住巴拉什沃。”

　　我没想到住在巴拉什沃的人都是同集中营有关的人。在集中营，特别是在政治集中营附近都住有这种人。

　　“你自己在那儿工作，还是你丈夫在那儿工作？”

　　我还是没意识到危险，说：“我丈夫。”

　　“噢，我明白了，夫人。”司机说。交谈就此停止了。我倒愿静一会儿，我要想自己的事，想与斯拉瓦的会面。我们就这样默默无言地驱车赶路。几个小时过去了，天已经黑了。

　　司机突然对我说：“瞧，宝贝儿，我不想再走了，我累了。我有个朋友就住在这路边。他是木材厂的警卫。我们得在他这儿过夜，明天一早我带你去巴拉什沃。”

　　没有争辩的余地。只要明天上午能及时赶上探视，我不在乎在哪儿过夜，在巴拉什沃还是在路边。我们到了他朋友那儿，地方很偏僻，周围是篱笆墙，附近有警卫室。我指望着他的朋友会有家，他妻子会很好地照料我过夜。没想到警卫室就两个小房间：一间好像是办公室，墙上挂着图表，屋中有张桌子，几只凳子和一只铁炉子，另一间像个洞穴，只有一张床 ——这是我后来看到的。走进屋，我把行李放在墙角，然后坐在紧挨炉子的板凳上烤火：在卡车上灌了一路风，我都快冻僵了。我很讨厌司机的朋友那副样子：肮脏，胡子拉碴，棉外衣又旧又破。

　　司机从车上拿来两瓶伏特加放在桌子上，对朋友说：“这位夫人从莫斯科给我们带来点儿吃的。来，宝贝儿，快把你的好吃的东西拿出来。”

　　我拿出一根香肠，一些奶酪和三只橘子。“给。对不起，我就这些。”

　　“噢，多谢了。我只希望你在别的方面更慷慨些。”

　　他们喝酒，而我只要了杯茶。我们各喝各的。他们谈着他们的事，我想着我的事。但一种不祥的感觉悄然而至。

　　他们喝完了一瓶，卡车司机说：“我们睡吧，完事以后再喝另一瓶。那夫人大概就健谈了，可能还会咯咯叫着要吃东西。”

　　他从凳子上站起来，走到另一间屋子门前一脚把门踢开：“今天我们玩玩上流社会的花样。夫人，请脱衣服躺下。”

　　我走进去，只见有一张床，便问：“那你们去哪儿睡？莫非这儿还有别的屋子？”

　　“干吗那么奢侈？我和斯特巴轮着来，我们平常都这样。”

　　说完他就开始脱衣服，还带着满脸的微笑。我这才恍然大悟。

　　“你要干什么？”

　　“你马上就会知道。我从不穿着衣服往女人身上爬。”

　　他突然上来抓住我，把我扔到床上。我开始喊叫，求他让我走，别碰我。他掐住我的脖子声嘶力竭地说：“解开腰带，别让我费事，不然我就掐死你，扔到林子里喂狼。”

　　他的话如此恶毒，令我不寒而栗：我从未遇到这样的刻骨仇恨。我吓得尖叫起来，但他立即用枕头捂住了我的嘴。

　　“解开腰带，要不我就憋死你。”我只好脱下裤子。他很快就办完了事，好像对此很反感。我感到困惑，同时又感到羞辱、害怕。他立即起身穿上衣服，打开了门。

　　“斯特潘，我完了，该你了。”

　　我跳起来，一边整理衣服，一边尖叫着：“流氓。强奸犯。”

　　司机哈哈大笑：“没错儿，夫人。我和斯特潘早就从你丈夫那类人的口中听到过这句话，一点都不新鲜了。”

　　这时斯特潘突然说：“别理她了，考尔亚。我今天实在没情绪弄警察的老婆。我们何不把她扔到公路上，有人会把她带走的。只是注意别让她记住到这儿来的路和你的车牌号。不然她会招来更多的客人，那可就麻烦了。”

　　“好，就这样。不过，我得翻翻她的包找点东西，我不能白劳动。”他抓起我的包，“哗啦”一下把东西全倒在桌子上。

　　我站在那儿等着，木然地看着这场抢劫；我已经无所谓了。他把东西扒成两堆，说：“这是我们的，那是警察的……”他捡起一块猪油和一包大蒜，迷惑不解地看着我：“你干什么大老远的从莫斯科往巴拉什沃带大蒜和猪油？冬天还没开始，你们自己的大蒜、猪油就用完了？这些东西你们这些人有的是，用完了可以再从犯人的包裹里扣留……”现在再也没必要隐瞒了，我说了实情：“这是我给在劳改营服刑的丈夫带的。”

　　“什么？。你的意思是他在里边？”

　　“嗯。”

　　“那么说你不是警察的老婆？”

　　我摇摇头。

　　“你丈夫是个犯人？”

　　我点点头。

　　“等等……你干吗要撒谎说你住在巴拉什沃？只有警察住在那儿……”

　　“我以为说是当地人会安全些。”

　　司机双手抱住自己的头：“哎呀，你太蠢了，太蠢了。瞧你干的事，你都让我做了些什么呀？我冒犯了我的犯人朋友的妻子。”

　　他过来抓住我的手，望着我的眼睛，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原谅我，尊敬的太太，原谅我。你让我误伤了你，我把你当成了警察的老婆，不是因为我的欲望，而是因为我恨他们……你能原谅我吗？”

　　看来他们的眼泪不是醉汉的眼泪，而是真诚的眼泪。我这才意识到我的遭遇原来并非是针对我的。这不禁使我也哭起来。斯特潘试图安慰我俩：“好了，孩子们。这是个误会，你并非有意伤害她。而你也要原谅他，不然他会后悔死。也请原谅我，原谅我说过的话。”姑娘们，我没原谅他，实际是没立即原谅他，但终还是原谅了他。我在那张床上哭着睡着了。因为我没地方可去，而且经过那事以后腿又发软。早上司机考尔亚把我叫醒，然后一直把我送到劳改营，告别时他要我什么也别跟丈夫说。“你自己忍着点儿吧，别让他生气，再次请你原谅我。”

　　自然我没告诉斯拉瓦。我决定把它深深埋在心底，让自己一个人承受。

　　三天后，我的探亲结束了，本想再去赶“杜鹃”，没想到在离劳改营不远的地方看见了考尔亚的卡车：他正在等我，打算带我到波马乘坐去莫斯科的火车。他一大早就来了——他想赎罪。

　　听完这个故事，最受触动的当然是吉娜——她都哭了。她为佳丽娜感到难过，但更同情那位陷入困境的卡车司机考尔亚。“多亏你谅解了他，宽恕了他，不然他会出事的。”

　　“是啊，在赶火车的路上他坦率地告诉我，他起初就是那么打算的。好吧，不说了，这些事想起来就让人伤心。奥尔佳，你讲个故事吧。”

　　◆ 故事之七

　　女工奥尔佳讲的是单个女工上哪一班最安全。

　　我和丈夫分到了一间房子，很远，在阿夫托沃以外。阿夫托沃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对，他们就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建了新住宅区。走到阿夫托沃尽头，再穿过一片小树林，这就到了我们住的地方。这片住宅区还没彻底完工，有的楼已住进人，而有的楼还是空盒子，没有门窗。周围泥泞不堪，沟壕纵横，还有许多建筑工具和小工棚，样子挺可怕的。

　　我跟丈夫着实忙碌了一番，庆祝乔迁之喜。丈夫请了一周假整理新房：重铺地板，调整房门，抹严窗缝。大家知道，搬进新房的人都少不了干这些事。他整修房子，而我得去上班，不然两人都没工资，日子没法过。以前我俩总是一块去上班，因为我俩在同一车间工作，而且上的是同一班次。

　　我第一次一个人去上班。半夜下班后坐末班车回来，在终点站下车，还要步行穿过小树林。树林虽说很小，却挺瘆人。恰好下车后有两个人走在我后面。很好，我单纯地想，这样我就不害怕了。最后车上下来的的人都已四下散去，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他们甚至问我要不要他们扶着我走，以免我被绊倒。

　　我同意了，还谢了谢他们，黑咕隆咚的确实很危险，看不清哪儿是路。他俩使劲用胳膊架着我往前走，一句话也不说。他们的沉默突然令我担心起来：要是他们一边走一边聊会好些，哪怕是聊些废话也好呀。刚一进树林，他俩中的一个就捂住了我的嘴。另一个抓住我的腿，象抬麻袋似的把我抬进了树丛。但幸运的是，白天推土机和卡车一直在这一带干活，弄得地面坑坑洼洼，捂着我嘴并拽着我胳膊的家伙绊了一跤，把脚脖子扭伤了。他把我扔在地上，抱着脚喊叫起来。另一个家伙拖着我又走了几步，那个受伤的家伙朝他喊道：“扔下那个母狗。快来帮帮我。”

　　这是怎么说的？我居然也成了母狗。

　　这家伙只好把我扔下去照看同伙，我趁机爬起来溜了。

　　回到家里，我跟丈夫讲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并大吵大闹了一番。但他却说：“奥尔佳，你不能不去工作，不然我们日子没法过。要不你跟车间领导要求一下，换个别的班？”

　　我照办了。车间的头儿安排我上夜班。“你丈夫可以送你来上班，早上回家时就不会有危险了。”

　　于是我开始上夜班。第一次上完夜班坐公共汽车回来时大约是早上六七点钟。快到终点站时车上的人还满着，但一到阿夫托沃差不多就没人了。我又得一个人过树林。

　　下车的并不只我一人，还有三四个男人。这次我先去了马路对面的车站，那儿有人在等相反方向的车。等那几个男人已经消失在树林中，我这才一个人往家走。你们猜怎么样？

　　我安全地穿过了树林，连绊都没绊一下，当然我是飞快地跑过去的，刚刚跑出树林不远，一个家伙从没完工的空房子里跳出来，把我拉进了黑黢黢的门洞。我把手提包狠狠甩在他的脸上，奋力挣脱出来，撒丫子就跑。一回到家我呜呜哭起来：“怎么办？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干了。”

　　丈夫使劲安慰我，劝我试试上白班。我又照办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挤公共汽车时钱包让人掏了。

　　这回没说的了，我丈夫不得不扔下房子，等夏天放假时再说。我们开始一起上下班，再也没遇到什么危险。

　　“那些上夜班和中班的单身女工多可怜，她们得一个人走夜路——我真同情她们。”拉丽莎说，“结了婚的女人都难逃坏人的糟践，更别说年轻姑娘了。”

　　“当局至少可以做到不让妇女上夜班，”尼尔娅说，“虽说这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光天化日之下也有性犯罪。听我给你们讲讲吧。”

　　◆ 故事之八

　　女教师尼尔娅讲了她如何在离丈夫几步远的地方被人强奸。

　　这事我丈夫不知道，我希望他永远不知道。你们已经知道我和波里斯是怎样认识的，以及他女儿列奴丝娅如何为我俩牵的红线。但我与波里斯相识相爱还另有原因。波里斯在战争期间也进过集中营。他所以能够活着出来，这得感谢那位跟他一起被捕的苏军士兵，那个士兵没让德国人知道波里斯是犹太人。因为他长得一点都不象犹太人，而看上去更像个德国人——蓝眼睛、黄头发。

　　波里斯经受的是肉体的创伤，而我所经受的却是心灵上的创伤。四年前，他得了心脏玻我已想到他要离我而去，但幸运的是，他又活了下来。他出院后我们去了乡下，因为空气新鲜的环境有助于他恢复健康。没想到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波里斯活动仍然不方便，走路得像老头一样拄着拐杖。离村不远有个湖，周围都是树。我们每天上午天热以前去湖边乘凉，等天不热了再回家，我带着毯子、食物、还有书。波里斯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草地上看书。我则去湖中游泳，采蘑菇，以此来摆脱对他的疾病的焦虑和担心。我还常常在湖边捡树枝，然后点燃篝火，用来烧茶或者煮蘑菇。波里斯开始逐渐恢复生气，在医院时的一脸绿色在慢慢消失，眼睛也变得有神了。有时我躺在他身边，他便把手放在我的胸上，也就仅此而已，我们不敢冒险干别的。

　　一天，我正沿着湖边采越桔。我和波里斯隔一会儿就互相招呼一次，我爬到小山丘上去，也能透过树丛看到他，他正静静地躺在草地上。看着书。

　　突然背后有人扑到我身上。

　　他把我摔在地上，开始亲我，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喊波里斯，但刹那间想到：波里斯跑来救我，忘了带拐杖，急得心脏病发作。而且，即使他真的与这疯狂的强奸犯搏斗，结果也可想而知。想到这里，我便屈服了。我甚至还对这个畜生小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出声。”

　　我就这样默默地忍受着，事情过去后我起身去了湖边，开始下水游泳。我尽力克制着没哭出来，不然波里斯会发觉。

　　“后来呢？”阿尔宾娜问，“你后来干吗？”

　　“后来？我给波里斯煮了粥，喂他吃了。”

　　“再后来呢？”阿尔宾娜坚持问。她坐在床上瞪着大眼睛盯着尼尔娅。“你知道那家伙住哪儿吧？”

　　“知道。”

　　“那这事就这么算了？”

　　“当然。这都是为了波里斯。”

　　“那你也没想到离开那个地方吗？”

　　“我不能离开。波里斯正在迅速康复，何况，我要去别的地方钱也不够用。”

　　“我认为这简直荒唐透顶。”阿尔宾娜说。

　　“我认为这是高尚的。”拉丽莎平静地反驳说。大家都同意拉丽莎的看法。

　　“我们何不在某天晚上专门谈谈女人的高尚行为，”爱玛提议道，“谈谈他们在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勇气。”

　　“同意。”拉丽莎的回答代表了大家的心声。“不过，现在，你爱玛，得给我们讲个既定题材的故事。我们等着呢。”

　　◆ 故事之九

　　戏剧导演爱玛讲的是她被非暴力强奸的经过。

　　这个故事说的是我为什么决定当导演，以及我是怎样成功的。

　　我从小就喜爱戏剧。你们不会忘记吧，第一天我没讲我的初恋，而讲的是一个艺术家爱上了我。这是因为我真正的初恋是戏剧。至今我也不肯用对戏剧的爱去换取别的爱。我可以背叛男人，但永远不会背叛戏剧。

　　我小时候就有表演天才，但很久以后才被注意：从１２岁开始我进了少年宫的戏剧班，而且一直担任主角，我很容易地进了戏剧学校，尽管竞争十分激列：每个名额都有百八十个候选人竞争。入学一年后，发生了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件事。

　　你们谁看过影片《来自森林的少女》？对，差不多都看过。

　　哎，你们认出我来了吗？我是不是变老了许多？对，我在这部片子中扮演娜塔莎，也就是守林人的女儿。我这就说说我是怎么争得这个角色的。电影厂的人来我们学院的戏剧系挑演员，而且挑的是主角。我是候选人之一。我们每个候选人都要表演个小品，还要用录相带录下来。导演审看了录相，然后选中了我和另一个姑娘，她是三年级的学生。显然她比我有更丰富的表演经验，但我长得更象那个角色。

　　导演盖克托·菲多谢夫让我俩通读剧本，以便能更好地进入角色，然后又让我们试了一次戏。在那之后他邀我去他的工作室谈了一次。终于精美的请柬送到了学院，我欢天喜地——我被选中了——或者说，我自认为被选中了。我梳妆打扮了一番，然后就去报到了。导演在他的工作室接待了我，把我捺在椅子上说：“噢，亲爱的，事情挺麻烦。你们俩都很好，我都喜欢，但你俩都缺少点角色所需要的东西——稍微缺少一点儿气质。”

　　于是他开始大谈什么是女性气质，如何获得这种气质，以及这种气质的缺乏何以能在哪怕是最普通的角色中表现出来。

　　你们大概已经猜着他的意思了吧？但当时我没马上明白，虽说那时我已经跟人睡过了。但盖克托有病，他没完没了地给我讲这些话，直到最后我才明白了他的意思：要我当场把自己交给他，以证明我的气质。

　　知道了我已明白他的意思，他才开始相当平淡地说：“你要知道，我不打算强奸或强迫你。但如果你真想演这个角色，那么，这儿就是沙发，还有房门的钥匙。我不想催你，我只把这钥匙放在这桌子上。坐下想想吧。要是你决定了——就自个儿把门锁上。”

　　唉，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朋友们？影片你们已经看到了，因此你们知道我演了那个角色。而现在你们知道了我怎么得到的那个角色。在我开拍之后，一天我见到了我的手下败将。

　　她盯着我，嘲笑地说：“在戏剧界有个早已不新鲜的笑话：成功之路是通过导演的沙发。”

　　我这才知道那姑娘比我坚强，没有屈服。但我得到了那个角色。

　　在拍片子期间，导演再没找我的麻烦。实际上他有点性无能，弄一次就足够了。然而他具有强奸犯的变态心理。他老婆是个非常令人可怕的大屁股女人。她在制片厂的外号叫屁股女王。他早年的成功之路是上屁股女王的床——她是导演的女儿。所以，现在他拿年轻的女演员当作发泄的对象。

　　我发现拍这个片子很困难：我演的角色是英雄人物，但我又感觉自己是个妓女。这个主角真是得之不易。从此以后我下决心不再当演员，而要当导演。我如愿以偿了，这叫有失必有得……听完爱玛的故事女人们热烈评论起来，大家都说舞台生活并不象局外人看到的那样美好。同时，她们还讨论了那个男导演所说的“无意强奸或使用暴力”这句话。

　　“典型的男性逻辑。”拉丽莎评论道。“这就象奥尔佳遇到的强奸犯骂她是‘母狗’一样。”

　　到此大家都坦率地谈了自己的遭遇，只剩下爱丽什卡了。

　　◆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她如何避免了被强奸，还使对方受到了再教育。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事情发生在我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和瑟约什卡住在很高的楼层上。这座楼位于马斯科维奇大街的尽头，紧挨着“凿子”。怎么？你们不知道“凿子”？就是列宁格勒保卫者纪念碑。雕塑家倒是很著名，可他堆了一大堆东西，无人能分清头尾，只是挡住了整个街道，还称之为杰作。这还不算，在这一大堆东西的中间还竖着一个长长的花岗岩做的玩意儿，顶上削去一角。所以住我们这一带的人给它起了个绰号叫“凿子”。

　　在“凿子”前面的马路两边各有一幢二十层住宅楼，我和瑟约什卡就住在其中一幢的八层上。

　　有一天深夜，我下班回家上电梯时，一个小伙子也尾随进来。他马上按了二十二层的按钮，那是顶楼。我正要伸手去按八层按钮，没想到他抓住我的手不让我按：“跟我上去。”

　　“你要干什么？”

　　“你马上就会知道……”

　　仔细一看，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但他却死死抓着我的手。我暗暗打定主意，要用我所有的女性机智来摆脱他。所以，我开始同他谈话：“象你这么漂亮的小伙儿，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害臊。任何一个姑娘让你强奸了都会是一种幸福，而你却在这电梯上追求一个陌生妇女，拽她去顶楼。快乐——顶楼，那儿都是猫屎。”

　　“没有姑娘愿跟我好，所以你别花言巧语地哄我。”

　　“她们为什么不愿意？”

　　“因为我上职业学校，住集体宿舍，没有钱。”

　　“那怎么了？真正的爱情不是以金钱为基础的。天涯何处无芳草？”

　　这时电梯正过第八层。

　　“我还长了满脸疙瘩，什么样的姑娘愿意跟我？”

　　“那怎么了？不就是两个小粉刺嘛。但你的双眼给人印象很深刻。”

　　他的眼睛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充满了欲望、恐惧、好奇——我从未见过这么痴迷的眼睛。

　　“你瞎说。……”他让我恭维的有点难为情，手抓得我也不那么紧了。我试图用胳膊肘碰按钮板，希望能按住一个按钮。恰在这时，电梯到了二十二层停住了，门开了，那孩子企图硬拉我出去。

　　“等等。”我大声喊道。“我还没告诉你怎样去掉你脸上的粉刺。”与此同时我的腿抵住电梯的门框，不让他把我拉出去。

　　然后电梯门关上了，开始往下走——我用胳膊肘捺的按扭起了作用。“好了，”我对那孩子说：“现在放开吧。你的尝试失败了，有人在要电梯。”

　　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得已放开了我，脸都吓白了。

　　“别害怕。”我告诉他，“我不会把你交给民兵，也不告诉别人。我可怜你，想想我说的话，你不该使用暴力，这是我作为一个女人跟你说的话。要是我没有丈夫，我会主动想办法与你约会。”

　　“真糟糕……”他咕浓着，把衣领拉起来遮住了脸。我不知道他是真感到羞愧了还是为失败感到沮丧。

　　电梯每层都停，因为所有的按钮都被我碰亮了。没等到八楼，我提前下了电梯，走到我住的那层：我不愿跟他呆在电梯里。

　　但事情并没完。有一天我跟丈夫乘地铁，在一个地铁站上遇到了那个小伙子——还挎着个姑娘。他认出了我，脸涨得通红。我用眼神指指那姑娘：好吗？他点点头：很好。然后他做了个友好的表示。他经过我们身边下车时冲我说：“对不起，请让一下。”

　　我们让他过去了，他望着我平静地说：“多谢。”

　　好象是在感谢我为他让了路，其实我知道他是在感谢我……我再也没见到过他。

　　爱丽什卡的故事使大家感到宽慰。她们同意明天讲与金钱有关的故事——金钱在生活中有多重要？接下来她们开始准备就寝，结束了《女人十日谈》的第六天。

第七天　金钱

　　◆ 故事之一

　　生物学家拉丽莎讲述了五戈比铜币的故事。虽然五戈比买不了什么东西，但有时却是无价之宝。

　　我从未在金钱上遇到什么麻烦，２５岁研究生毕业后就找到了工作，搞科研而且薪水不低。我母亲是医生，父亲搞飞机场建造，后又搞太空站。不，不是贝库诺，他搞过一两个，不过这关系不大……有一天，我告诉父母说，我不想结婚，但想生个孩子自己过，他们听后受到很大打击，而且很长时间没缓过劲来。后来，他们对我的想法习以为常了，就张罗着为我买了一套一居室的单元房。我儿子大了还可以再换个两居室的。我已经开始攒钱了。我并不吝啬，但我承认，我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出国由国家拿钱，因为我们出国是为了科技交流；至于度假呢，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对金银首饰不感兴趣，我也不需要汽车——那太麻烦。所以，我的钱很多，我甚至还在银行存了一些，以防日后有难。但我最大的安全感在于我不依赖任何人。

　　不过，我生活中发生过一件事，我的命运曾系于五戈比上，当时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请求上帝赐于我五戈比，上帝居然给了。除了天意，无法解释这件事。

　　那时我还在读研究生。我修的是遗传学，这门学科过去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妓女”，直到最近才算作“苏联生物学的先进领域”。遭迫害的遗传学家中那些还活着的已经平反，重返科学界并得以晋升。但并不都是如此。我听说，在拥有大量集中营的某加盟共和国，有个人就是一个“未返者”，他在那里的大学教生物学并从事遗传学研究，他的研究方向恰恰是我最感兴趣的：在妊娠初胎儿发育过程中预测基因畸变的可能性。我做出了不切实际的决定：请这个顽固老头做我的指导教师。人们都说不可能，因为老头在列宁格勒时是被同事出卖而被送进监狱的，所以他再也不回这个城市了，甚至当邀请他回来会见外国科学家时，他都拒绝了。

　　我给这位老人写了封信，没有回音。我又写了第二封，这次寄上了我的论文要点及已完成部分的复印件。我对他只有一个要求——允许我到他所在的边远地区去看他并同他交谈。这次他同意了。我立即整装出发，充满激动、紧张之情，好像要会见的是初恋的情人。

　　他选择度晚年的地方，或者说别人在１９３７年为他选择的地方，竟是如此凄凉：列车窗外是泰加森林，无边无际的森林。每十公里左右就有一座集中营，大概是现代的罪犯集中营而不是政治集中营。上下车的人中有些形迹可疑，他们穿灰布工装，留短发。旅客们正在议论，说最近大赦了一批罪犯，大家应该小心自己的东西。我只有一个运动包和一个装钱及论文的小包，岂不很容易照看？但我未能看祝两个包都被人偷走了，钱、学生证、论文全丢了。火车就要到站，怎么办？我急得团团转，束手无策。幸喜护照和五卢布钞票还在上衣口袋里。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闯一闯，决不能空手而归。

　　下车后，我很快就在学校里找到了我的学术偶像，一个顽固的老头。我们就在课间站在走廊里聊了一会儿，他让我第二天上午十点到他的实验室去。

　　我一边离开学校，一边想着我此行的命运：在十分钟的交谈中没有看到他一点笑模样。实际上，他怀疑我，很不情愿同意会见，起初他说就在走廊里谈谈算了，我坚持至少要谈一个半小时，他才同意了明天的会见。现在我发愁是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即使发电报，也不会有人给我寄论文复印件来，这意味着只能完全取决于我跟他谈的结果，而且还得假定谈话是严肃认真的。此外，还有令人忧虑的生活问题：我怎么回家，怎么找回失窃的学生证，怎么用这仅有的五卢布维持生活？

　　我找到车站派出所，告诉他们我坐的是哪次车，哪节车厢，还给他们看了火车票。我告诉他们，一旦发现我的论文和证件就立即还给我：有时小偷只要钱而把这些东西随手扔掉。他们答应了，而且应该提一下，两个星期后他们真的把我的论文和证件给我寄到了列宁格勒。小偷把它们恰好丢在我坐的那节车厢的门口，要是当时想到问一下列车员，我就不会两手空空地去见老头了。

　　我到邮局给我父母发了封电报，让他们尽快给我寄些钱来，然后我就去了旅馆。我在普通客房租了个一卢布半的床位，而且还得预付款。一间房里住了六个陌生女人，我还得集中精力准备明天的会见。怎么办？我出去在街上转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感到很冷，于是我去一家咖啡馆取暖，要了杯咖啡和一块蛋糕，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女招待开始以不满的眼光看我，我只好又要了点别的。然后我去电影院看了部侦探片，看电影时，我实际上还是在想自己的事。我再也无钱去别的地方了，所以我用最后一点钱买了包香烟就回旅馆了。我早早地上床，却难以入睡，翻来覆去，一直到快天亮时才睡着。结果我第二天早上起晚了——你们知道，我没有闹钟。九点半我才醒来。而到学校有半小时的路程。因为昨晚钱都花光了，我连坐公共汽车所需的五戈比硬币都没有。天啊，怎么办？我爬起来，简单梳洗了一下，但感到十分绝望：这是怎么回事埃我冲到了街上，去学校的汽车站就在旅馆旁边，汽车正要开动。好像被什么东西猛推了一下，当车门正要关上时我飞身跨了进去。哎呀，我想，我可是第一次坐车想不买票。

　　我坐在那儿，哪儿也不看，心里十分紧张、害怕。突然，在学校附近的一站，我看见老头儿正从前门上车。他像木桩子一样站得笔直，在晨光中，他的脸显得灰白，而且很严肃，眼睛毫无生气。他上车后坐在前面的座位上，脸朝我，但没看见我，因我坐在车的另一头。我坐在那儿，想着是否要走过去，我决定不用过去，因为他没注意我。我最好还是遵守协议，到他的办公室再跟他谈。

　　可怕的是，同老头儿一起上车的还有个检票员，一个泼妇样的女人，而且，她已开始查票。灾难终于来临。我坐在那儿，感到惶恐不安，孤立无援。我真傻。我昨天为什么连一枚五戈比硬币都不留？没有论文，没有工作证，什么都没有——检票员甚至会因我没票而把我抓起来……我感到眼泪随时都会夺眶而出，我唯一能控制住自己的理由就是意识到眼泪也解决不了问题。检票员离我越来越近。

　　这一站怎么这么长，我下不了车，我已经被困住了。

　　我开始祈祷：“主埃无名的世界创造者。救救我吧，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科学。毕竟人们承认遗传学就是承认您的存在。为了这缘故，基因和染色体的创造者啊，给我五戈比吧。”

　　但太晚了，太晚了……无情的、油桶般粗壮的女检票员正向我走来。慌乱中我扭头去看车窗。突然，我看到五戈比硬币卡在玻璃窗的衬垫上，一枚黑乎乎的、铜质的、真正的硬币。我一把抓过它来，身体弹离座位，飞快地把它投入收币机并撕下了一张票。我马上感到如释重负，平静地迎着检票员向前门走去，老头儿正坐在那儿。他在看着我——他早注意到了。我慢悠悠地走过检票员，就像一朵白云飘过山崖，若无其事地把票交给她，车就到站了。

　　老头儿同我一块儿下车，他甚至先下一步，然后伸手扶我下。我们沿着马路向他们的学校走去，他突然问我：“老实告诉我，你为什么最后才把五戈比放进收币机，恰恰是检票员要抓你的时候？你是否总这样贪小便宜？”

　　我只好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听到我曾对“无名的世界创造者”祈祷，他大笑不已，但又说，这里面是有点名堂，由不得人不信——不然五戈比从何而来呢？我没想到老头也有高兴的时候。总之，我们到了他的实验室。唯一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时至今日，他仍然在指导我的研究工作，尽管他从未离开过他的小屋，是我去找他。

　　坦率地说，在钱的问题上，我从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麻烦，也从未像得到那五戈比硬币时那样欣喜若狂。

　　“好，拉丽莎。我们在你身上又有所发现。”故事结束时爱玛微笑着说。

　　“是的，拉洛什卡，别总想用奇闻轶事来应付我们，”阿尔宾娜说，“你为什么要竖个盾牌掩盖自己？我们并不是危险分子嘛。作为个人，我尊重你的独立，我甚至羡慕你，你知道吗？”

　　“好啦，先别忙着羡慕我，我们的《女人十日谈》尚未完成——你还会从我这里听到许多……现在听吉娜的。吉娜，你在集中营呆过，想必有人为了钱而真的犯罪吧？”

　　“多极了，”吉娜挥着手说。

　　“那就给我们讲个真正可怕的故事吧。”

　　“好，我试试吧。”

　　◆ 故事之二

　　由流浪女吉娜讲述，她自认为这是她在集中营里听到的最可怕的故事。

　　我们区有母女二人，母亲３６岁，女儿１８岁。她们正在戒酒，已经骨瘦如柴，当然是强制性的。她们因杀人被抓进来，但俩人互相咬，都说是对方干的。她俩被分别关押，因为要关在一起，这两个身轻如羽毛的人会飞掉。她俩是了不起的斗士。

　　她俩的故事是狱友们告诉我的，说的完全是真事。她们住在工房，经常带外人回家，经常神志不清：她们喝酒，时时刻刻都在喝。母亲少女时就开始喝酒并同几个男人姘居，醉醺醺时生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故事发生时，母女俩正和一个男人同居。母亲是十足的醉鬼，女儿也不甘落后。

　　一天，她俩共有的男人回家时带来了刚领的工资袋，这可是聚会的好时机。朋友们被邀来了，大家放浪形骸地折腾了一通，个个酩酊大醉，想跟谁睡就跟谁睡。第二天，酒没有了，钱没有了，客人也都回家了，但母女俩却大为不满——她们需要更多的伏特加才能撒下尿来。她俩不知是谁突然想到，她们的男人应该还有奖金。她们开始跟他吵：“你的奖金在哪儿？快给我们拿出来。”

　　他醉得不轻，但还能说话：“还没发呢。”

　　然后他转身去睡了。

　　隔壁有个邻居和她们的男人在一起工作，母亲打发女儿去问一下，看奖金到底发了没有。女儿在隔壁门前晃了一下便立即折回来，说：“是的，发了。”

　　她俩开始审问男人：“钱在哪儿？你为什么要藏起来？”

　　她们把他从床上拖下来，浑身上下搜了一遍，什么也没找到，便开始揍他，男人只疼得乱叫。她俩不知谁提议用刑折磨他，以弄清钱藏在何处。我们劳改营的人始终弄不明白到底是谁出的主意。因为她俩至今还在互相指责。

　　她们把他捆起来，开始拷打。起初她们用皮条抽打这可怜的醉鬼。虽说是烂醉如泥，他还是告诉她们：“你们把我活活烧死也得不到我的钱。”

　　于是，这两个小恶魔开始用香烟烫他。他还是不说钱藏在哪儿。她们吼叫着：“要不把钱拿出来就锯你的腿，把你的双腿都锯掉。”

　　醉鬼昂了昂头，说：“锯吧。我父亲是敌后游击队员，所以我不怕拷打。拿锯去。”说完又睡了。

　　她们从棚子里拿来了一把两人用的大锯，把男人抬到床上，再把床拉到屋子中间，然后一人执一头，开始锯起来。大概她们起初只是想给他留下个疤，没想到这个醉鬼激起了她们的兽性——我不知道，也不敢瞎说。男人被锯醒了，开始大声喊叫：“他们在树林里锯掉了我爸爸的腿。他们先让他喝酒，然后才锯的，这样不会腐烂。爸爸受得了，我也受得了。”

　　他没再说什么，只是像一个游击队员一样躺在那儿，直到双腿被锯掉。他失去了知觉，她俩意识到她们不会再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了，因为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于是她们才住了手。她们用毯子把他裹起来，用褥子包住他的腿以防血流满地。然后她们动手找钱。居然找到了：在碗柜的后面。她们又买了些伏特加。女儿出去买酒时，母亲把那个男人拖到阳台上，用破布包起来，看上去像一捆杂物。随后便忘了他，好像他压根就不在那儿。女儿买伏特加回来，见没有了那个男人，便问：“他在哪儿？”

　　母亲回答道：“我不知道，他大概走了……”女儿稍稍清醒一点“怎么会走呢？他的腿不是锯掉了吗？”

　　“我怎么知道？他是个聪明人，他会有办法的。”

　　然后她们洗净了血迹，烧了些土豆，又请来了客人。以后几天时间内她们都是烂醉如泥。有人向她们问起那个男人，她们就回答说，那个人呆腻了，自己走了。这样的事是家常便饭，所以谁也不再问什么，好几天，下班路过这儿的人总能看到她们在聚会。

　　一天，一个女人酒喝多了，想吐，但厕所里人已经满了，她只好到阳台上去吐。她扶着栏杆往街上吐，然后站在那儿等一会儿再吐。她漫不经心地看到阳台角落里有一堆破布，上面盖满了积雪，她还看到一只完好的男人鞋露在外面。“她们干吗把这么好的鞋子扔到阳台的雪里面？”她过去拉了一下鞋子，不料却拉出一条腿。她立刻醉意全无。回到屋里，她什么也没跟别人说，道了声再见便借故回家了。实际上她去的是警察局。

　　警察把她俩抓了起来，还查验了死者。验尸结果说明，这个男人最初几小时还活着，后来血流尽了，人也就冻僵了。

　　这便是两个酗酒女人干的事，一个男人为了钱把命都丢了。

　　这个可怕的故事尤其使奥尔佳惊恐不安：“人们干吗要喝酒呢，太可怕了。真想不到他们喝醉后会干出什么事来。我们的丈夫在今后的年月里还会一直喝下去，他们会死，我们都得做寡妇。”

　　“但妇女也喝酒，不是吗？你们刚听的故事说的就是你们自己，”瓦伦蒂娜说，“她们的确那样做了，又怎么样。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妇女成为酒鬼。现在有许多妇女戒酒场所，而前不久全国才有一个，在默满斯克。那时人们一听到这个戒酒场所就毛骨悚然。现在怎么

　　样了？每个像样的城市都不只有一个，而是几个。”

　　“连小孩子都酗酒，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爱丽什卡说。

　　她们又闲聊了几句，哀叹事情不尽人意，然后又提议让娜塔莎讲个故事。“只要令人高兴，娜塔莎，”爱丽什卡央求道“讲什么都行，我听刚才那个故事听得太紧张了。”

　　“好吧。吉娜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也与奖金有关。我会尽力使你们摆脱不愉快的感觉。”

　　◆ 故事之三

　　工程师娜塔莎讲述，关于奖金和列宁塑像的故事。

　　在开始实行奖金制度那年，我正好大学毕业，在一个工厂当了工程师。这是个老厂，有许多老传统，也有许多经验丰富的老工人，总的气氛比多数工厂要好。但我所在的那个车间有个令人讨厌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个车间党支部书记。他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只要有他在，工人们便不得安宁：他总是要求人们要有高度的自觉性，还凭空想出许多新的“社会主义义务”，要不就发明出许多“首创精神”，自然这些都没能使工作得到改善，但听起来给人的印象满深刻。我们车间总上厂报，有时还会上《真理报》。支部书记总是把这些报道剪下来加以保存。希望以此能铺平晋升之路。

　　一宣布要发奖金，支书就开始敲诈工人这笔还没拿到手的钱，好像给工人发的钱取自他个人的腰包一样。一开会他总要提这件事：“国家知道，不幸的是，我们工人的自觉性并不总是高过对物质利益的关心，因此实行了奖金制。应该把这件事同缺乏自觉性联系起来看。”

　　但是，虽然他到处讲他对党所负的责任——自然，他把这种责任看作是督促工人更好地干活——但他个人却不自觉为国家着想：他个人及其全家去疗养院，花的都是国家的钱；他让我们车间的工人给他装修房子，工作时间也不例外；有一次发工资，年轻的会计由于失误少给了他几块钱，这家伙没完没了地闹了三天，可怜的姑娘差点被开除。

　　他开始同工人们争吵奖金问题，每时每刻都在盯着谁偷懒了，谁迟到了，谁不服从领导了，等等。一丁点儿大的事他也得去报告领导，并怂恿他们取消某人的奖金。头儿们也有点怕他，所以总是让步。工人们很气愤，车间主任也明白，支书的热情影响了生产。但他们对此毫无办法——这是意识形态。你只要一反驳他，他就对你发动猛烈的政治政势，而且没完没了。

　　我们车间有个技工，是个老姑娘，名叫尤丽娅·康斯坦丁诺芙娜。战争年代曾在前线当过护士，受过勋，而和平时期，她的作风是大胆和独立。支书早就想开除她，无奈车间的生产要依靠她，厂方对她评价很高。这个尤丽娅·康斯坦丁诺芙娜见工人们讨厌支书，甚至许多人开始调离我们车间，所以她决定支持工人，帮他们摆脱那个恶魔。她首先与最要好的工友达成了秘密协议，因为他们率先支持她，尔后其他人也纷纷响应，她的计划，就是把支书搞掉。

　　我们厂院子里有个小公园，公园里有一个喷泉，周围是椅子。尤丽娅同工友们商议，决定提一个富有“首创精神”的建议：每人都把这第一次奖金捐献出来，塑一座列宁像来取代喷泉——以感谢党和国家今后的每次奖金。

　　我们都热烈期待着车间年会。通常宣布开会时，工友们，尤其是女人，都想方设法逃避。会议常在工作之余召开，为了防止不自觉的的工人逃会，他们在开会期间总要把大门锁上。但厂内还有几个小门，女友们往往会从这些小门溜出去，或回家或上街排队买食品。但这次开会大家都到场了，他们都想看看尤丽娅发起的反支书活动怎样收常虽然大家的钱都不富裕，这点奖金也不至于撑破腰包，但只要能搞倒支书，大家都不会吝惜这些钱。况且，无论如何，车间差不多一半工人都被他剥夺过一些钱。他还曾给队长、车间主任和技术员施加压力，要他们保证，凡是违反纪律者都要惩罚，不许漏掉一个。所以，工人们无所失，技术员和队长很明智，他们决定放弃自己的奖金，因为他们受的气也太多了：以前他们负责生产，现在他们像小孩子一样听命于支书。

　　会议终于开始了。车间主任上台公布了所有有关我们的数字：计划、超计划、超额完成任务、未完成任务，等等，然后他收起表格回到了座位上。支书爬上讲台，开始讲他的老套话：党如何关心所有的工人，给他们发年终奖金，而某些工人不自觉……如此等等。

　　支书讲完后，尤丽娅走到台上，不慌不忙地重复着支书刚才所说的一切：党……政府……政府……党……事实上，冬天已经过去，夏天已经到来——听她给我们讲这些老套话，我们都感到吃惊，担心她最后说走了嘴。她不停地讲啊讲，还不断盯着门口和手表。支书是会议主持者，他用铅笔敲桌子，说：“时间，尤丽娅·康斯坦丁诺芙娜。”

　　她送给他一个甜蜜的微笑，点了下头，继续说她的，这次说的全是引的列宁的话：“正如列宁所说，正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讲……”支书叹息了一声，他毫无办法：他不敢冒险打断一个正滔滔不绝地宣讲列宁语录的讲演者。

　　尤丽娅正大谈列宁时，门开了，一名记者和一位摄影记者严肃地走进了大厅，后面跟着笑容可掬的厂报编辑。编辑赶忙走向支书，弯下腰来同他耳语几句，其实大家都能听到：“从《真理报》来的。”

　　支书大喜，哈腰示礼并张开双臂说：“欢迎。欢迎。”

　　同时他示意尤丽娅停止演讲。她只是微笑了一下，然后大声宣布：“所以，按照上述的一切，我们车间的一伙工人、工程师和技术员决定，为了感谢党和政府，我们谢绝第一次奖金，用这些钱在工厂公园里建一座列宁纪念像来取代喷泉。”

　　这么长时间，人们等的就是这句话，于是整个大厅里欢声雷动。尤丽娅稍停了一下，掌声过后继续说：“我们坚信我们会得到厂领导，首先是我们尊敬的支部书记，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的支持。”

　　她转向主席团，微笑着邀请支书站到她讲话的地方：“我们期待着您的答复，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主席团有一半人会心地笑了——他们早已知道尤丽娅的主意。另一半，支书的好友们觉察到了他的不悦，开始耸耸肩以表示不同意。

　　我们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走到台上，开始说：“我不知道谁批准了这一独立活动。谁允许了这个轻率的首创？谁批准了？党支部不能支持这个不成熟的首创。首先，我们必须与同志们讨论，还要向上级机关请示。”

　　之后，阿利克·保察金到了台上，他是共青团负责人，提前已知道这事。他说：“我感到惊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没想到一位党的负责同志会这么做。您所说的‘独立’是什么意思？是的，真正的首创一定是独立的，而且不是在默默的研究中编织而成的，像有时还在发生的事情一样。我们共青团员完全支持车间工人们的首创精神，此外，我们准备承担为列宁纪念像清理地基的任务。取代官僚主义的喷泉的不朽的列宁纪念像万岁。”

　　这一通胡言乱语充满火药味儿，但会议需要它，大家都笑了，为他鼓掌。支书已不可能再葬送这一首创精神了。他个人的钱危险，他的奖金，还有他搜刮来的钱，都够危险的。

　　站在他旁边的记者高兴地说：“多好的消息，明天见报。”

　　记者在大厅内转着圈与人们交谈，摄影机灯光闪闪。而支书同他自己的人坐在一起，可以听到他们咕咕哝哝的不满声。其中有一个说：“明天我们给区委打电话，他们可以在那阻止文章发表——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首创性。国家给这些人东西，他们竟敢拒绝。”

　　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关于我们的首创性的报道，并附有一段评论：“遗憾的是，工人的首创精神没有得到车间党组织的理解和支持。”

　　支部书记垮台了，取而代之的是阿利克·保察金。他是个高水平的空谈家，但心里什么都明白，而且同工人相处更谨慎些。

　　列宁像在公园里建起来了，本厂的人都戏称为伊里奇与康斯坦丁诺芙娜纪念像，后者当然不是指列宁的夫人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而是我们的尤丽娅·康斯坦丁诺芙娜。

　　◆ 故事之四

　　由“大人物”瓦伦蒂娜讲，关于持不同政见者与一名克格勃间谍之间的离奇故事。

　　朋友们，我要给你们讲的是一个机密故事，持不同政见者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故事。别，先别生气，佳丽娜，你听我说。这个故事是我从参与办案的一名克格勃侦查员那儿听到的。这件事你们可以跟别人讲，只要你们愿意，不过，可别说是我说的。这位侦查员的名字我不想告诉你们，而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我也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一位流放者的两个女儿的名字——达莎和萨莎。不过，这无关紧要。

　　这个故事是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他曾在克格勃工作过。我不能透露他的真实姓名，但为了便于讲故事，权且称他为耶夫吉尼吧。

　　耶夫吉尼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克格勃工作。他成了一名年轻的侦查员，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听命于人的小男孩。但后来他办了一个案子，这件事促使他离开克格勃去当了一名辩护律师。我曾问他为什么要辞掉这个令人羡慕的差事，他说这是机密。

　　一位西德游客在列宁格勒会晤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克格勃毫不犹豫地相信：她给他带钱来了。耶夫吉尼受命追踪这笔钱的去向。他们断定这笔钱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所以唯一的问题就在于，查明接受这笔钱的人是用它来从事反苏活动还是把它转交给别人以达到同样的目的。耶夫吉尼有权截留嫌疑犯寄出的邮件，所以他很快查明，那个德国人走后第二天给远在厄尔库斯克州流放的某个犯人寄去了５０卢布。

　　耶夫吉尼乘飞机赶到厄尔库斯克州，很快就找到了那个流放犯。他就住在泰加森林中一条河岸边的一间小屋里，还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萨莎和达莎。耶夫吉尼在这一带活动开了，他找当地克格勃和附近居民了解情况，到邮局检查邮件。果不其然，这个流放犯一收到那笔钱就把它转寄到佛尔库它。

　　耶夫吉尼立即飞往佛尔库它。在那儿他找到了一个被流放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人已在那儿呆了２０年。他手里没有钱，收到那５０卢布后，他没出邮局就把钱寄给了支它州的一个女流放犯。

　　耶夫吉尼试图在支它州会见这个女人，虽然她拒绝同他交谈，但他还是发现了这笔钱的下落：她把它寄到了乌克兰。

　　不得不又飞往乌克兰，耶夫吉尼一路上都在诅咒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搞阴谋，害得他为了追踪这５０卢布东跑西颠，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和国家的钱财，更不用说其他开销。

　　在乌克兰，当地克格勃官员会见了耶夫吉尼并告诉他说，刚接到某集中营的情况报告，有个女犯收到了那笔汇款，但她当天就将钱寄到了厄尔库斯克州……你们能想象耶夫吉尼回厄尔库斯克时是怎样的心情吗？

　　幸好，他比邮件到的还快，而且他去邮局时恰巧赶上他们正为那个流放犯签发取款通知单。他出示了证件，然后走到柜台后面去假装分拣邮件，这样他就可以监视那个来取款的流放犯。

　　他来了，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取完款后，他并没有出邮局，而是和他的妻子、女儿商量把钱寄给谁，谁最需要它。

　　耶夫吉尼终于认识到，这５０卢布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人们只是相互转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认为别人比自己更需要它。

　　他再也不去跟踪这笔钱会转到何处，而是返回列宁格勒，借故辞去了克格勃的职务。他们之所以放他走，是因为他只干过一次跟踪，知道不了多少秘密。

　　怎么样，佳丽娜？听起来象故事吧？

　　一直带着兴奋的神色听瓦伦蒂娜讲述的佳丽娜说，不仅像，而且，除了那个乌克兰人，故事中的所有参与者她都能叫得出名字：“政治集中营的人至少有一半是乌克兰人，所以很难说那个人是谁。关于其他人，我只告诉你们耶戈尔·达维多夫。他过去在厄尔库斯克州的图伦镇，他的妻子叫寥拉，两个女儿确实叫达莎和萨莎。我不怕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已去了西德，住在慕尼黑。他们在那儿也没忘记帮助朋友，瞧，他要给我寄些钱或一些别的东西来，或许也是通过一个德国旅游者，没准儿克格勃的新耶夫吉尼会搞出一个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款项案。他们将记录下大量的丑闻，还可能拍成电视片，取名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走狗》，或者叫《他们为了美元而卖身投靠》。我至少希望，你们看到这类东西时不要相信它。谢谢你，瓦伦蒂娜。”

　　大家都高兴地看到，瓦伦蒂娜和佳丽娜之间的坚冰终于融化了。阿尔宾娜不无忌妒地说：“现在轮到我了。与你描绘的田园诗般的图画相反，我讲的是爱钱的故事。

　　◆ 故事之五

　　由空姐儿阿尔宾娜讲述，说的是苏联妓女的悲欢作为开头，先讲个笑话，说的是一个文化部长，同其他几位部长坐在一块，只有她一个人是女的。谈话间说到了苏联还有没有卖淫的问题。女部长说：“我们再也没有卖淫了，那是资本主义的垃圾，现在早就绝迹了。”

　　其他部长们都笑了：“您说什么？我们所有的妇女都在出卖自己，怎么能说没有卖淫呢？”

　　“什么，所有妇女，也包括我吗？”

　　“是的，部长同志。”

　　“那么，你看我值多少钱？”

　　“这个嘛，要把您的年龄、相貌和您的地位都算上，我可以出一百卢布。”

　　“就这么点儿？”

　　“您看，部长同志，您已经在讨价还价喽。”

　　这是个笑话。下面说的才是真的。我不可能先从那些服务于高层人物的妓女开始讲起，因为我跟她们没打过交道。

　　次一级的人物是黑社会的百万富翁，我跟他们有过来往。

　　坦率地说，时间并不长，那时我还很年轻。他们真正喜欢的几乎都是些小姑娘，过了１８岁就会被他们认为是老太太，是大路货。我正是在１８岁时为他们服务的。司机常常来找我，说：“准备好，半小时后我们就走，带上你的东西。”

　　我准备好后就钻进了汽车，通常我去的是某人的乡村别墅。那里通常有客人，有酒，有招待会——我们不过是人家的额外快餐。一般来说，一晚上我能得５００卢布，不过这也取决于客人是谁以及来自何地。格鲁吉亚人给的最多，乌克兰人最抠门儿。来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的客人也有点小气，但对待姑娘们却不乏绅士风度，因为他们差不多算是西方人。

　　这样“出去”几次一年不用工作，保你够花的。

　　再其次是应招女郎。我从未干过应招女郎，但我有几个朋友是。她们几乎整天呆在家里等顾客打电话。客人通常是富裕、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或是顾全名声或是怕老婆。打电话的客人常常是姑娘从不认识的人，一般邀她们去宾馆。应招女郎一夜能挣３０至５０卢布——假如她碰上上等主顾的话。

　　宾馆女郎差不多也能挣这么多，不过她们更苦一些：她们得为老外服务，而且受监视。然而，她们总有机会得到不错的礼物，甚至同老外确定关系。我们宾馆女郎中有些人千方百计勾引老外，让老外娶他们，带她们出国。自然，这些老外做梦也想不到他的老婆是在宾馆工作人员、民警以及克格勃的领导下卖淫的外向型妓女。偶尔在宾馆餐厅或休息室幽会一次往往是件惬意的事情，虽然你们会想，什么样的苏联姑娘才会只身潜入阿斯托利亚或欧罗宾馆的餐厅？整个一个社会渣滓。

　　在内宾旅馆情况也是这样，只不过客人稍嫌寒酸些：通常他给你的不会超过３０卢布，除非碰巧又遇上了格鲁吉亚人。那些家伙精明得很，他总是知道怎么给钱。而格鲁吉亚人就是慷慨，没办法，他们就是那种作派。

　　也有许多便宜妓女。有时会碰到这样的“姑娘”，她硬要５０卢布，但对客人比较忠心，能一块过上几年。这类姑娘一般是男人跟自己的老婆闹别扭才找她们。所以她们跟客人都很熟，男人供给她们日常生活所需，就跟过家庭生活差不多。

　　例如，我有一个朋友，当她的相好们遇到经济困难时，她还会倒贴给他们。有时也有相反的情况：要是需要毛皮大衣，她会把他的钱全拿去买上一件，然后免费跟他睡半年或更长一段时间。

　　再往下就是“马路天使”了，不过我没干过。我们姑娘们常以街头故事互相吓唬：“你会为在莫斯科夫斯基车站一次得五块钱而玩完。”

　　莫斯科夫斯基车站的妓女也有所不同。有出租女郎——那还算是不错的。她们与出租车司机有君子协议，他拉着她在车站附近转悠，为她物色主顾。他的行李箱里带着伏特加，以备不时之需。出租女郎大约能得１０卢布。

　　你们夜里去过莫斯科夫斯基车站吗？我说是半夜？试试吧。你们会发现那儿是那么美——除了神情沮丧的密探，只要给五块钱，她们跟谁走都行。有的回其住所，有的就在门洞干那事。

　　也有人以同样的价钱到高斯蒂尼德夫尔或其它大商场去做生意。我曾认识一位已婚妓女，丈夫在工厂工作，他们有两个孩子。她每天都出来做生意，拉两三个客，就在门洞里干，能挣上１０或１５卢布回家，就很高兴了。

　　我不了解为水手们服务的港口女郎的情况，所以也不敢瞎说。她们大概比在车站的要贵些，而比在宾馆的便宜些。

　　在所有这些行当中，小伙子总比姑娘要贵一些。这里也有性别歧视，姑娘们。他们集中在普希金剧院对面的小公园里，“卡特卡公园”——那儿有凯瑟琳大帝的塑像。

　　好了，你们够吧？反正我够了。我再也不能想有关金钱的更可怕的事情了。或许吉娜还可以再说点什么。

　　阿尔宾娜的故事首先引起吉娜的反响：“能从男人身上赚大钱的女人我不太了解，但我遇到过徘徊在车站和码头的姑娘。你们知道最低的要价是多少吗？”

　　“多少？”

　　“一卢布。”

　　大家听后目瞪口呆。

　　“而且还不止如此，一卢布也是钱呀。一大早在啤酒馆外面，那些女酒鬼只要给一杯啤酒她就让人干，一杯啤酒才两毛三。算了，不说这些了。佳丽娜，你给我们讲讲有美好生活的事情吧，讲讲人们竟相把最后一戈比让给对方的故事。”

　　“不，吉娜，我有另一个关于钱的故事，与持不同政见者没什么特别的关系。我要讲的是我婆婆的事。”

　　◆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讲述，说的是她如何与婆婆相处，如何仅从婆婆那里得到一点钱，却欠下了永远无法还清的恩情债。

　　斯拉维克的母亲四十多岁时生的他。人们都说他没什么出息。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的斯拉维克的确是个有出息的人。

　　我们在集中营结的婚。那时他对我说：“佳洛契卡，我的母亲在列宁格勒，我给她写信介绍了你的情况。你该去看看她，认识她。她身体不大好，很少出门。”

　　他给了我地址。从摩尔达维亚回来的当天我就去拜访了婆婆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她住波克罗夫卡区萨多瓦亚大街的尽头。我按了门铃，是邻居开的门，她领我穿过楼道，然后指给我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的房门。我刚一敲门就听有人说：“进来佳丽娜。”

　　我感到很吃惊，推开门便看见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她正坐在又大又破旧的圈椅里，披着破旧的披肩。

　　“进来，坐。你旅途还顺利吧？斯拉维克好吗？”

　　“他很好，我来时一切都好。您怎么能猜出是我呢？”

　　“我一直在盼着你来，”她简单地回答道。“斯拉维克来信提到了你，所以我一直在等你。我刚才还在想，我的小儿媳妇怎么还不来让我瞧瞧呀，想着想着突然听到了陌生的脚步声，我就猜出是谁来了。来看我的人不多，我妹妹、护士——这就是我的全部客人。”

　　安娜·尼古拉耶芙娜与我一起喝茶，我给她讲了这次旅行的情况，告诉她我们已经在集中营登记结婚，还给她介绍了我个人及家庭的一些情况。

　　“你交了个在集中营的男友，你父母是怎么看的？”

　　“喔，没事，我想……”

　　“别跟他们闹别扭。斯拉维克会出来的，那时或许他们会喜欢他。但别冲撞你父母。有个坐监的女婿，对他俩来说不是好事。这事你不用跟别人讲，因为别人都想知道他们的女儿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初次见面我就喜欢上了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我开始逐渐依恋她，特别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我常去看她，陪她喝茶，聊天，谈斯拉维克——心情就会好起来。

　　但在家时情况就糟了。我一宣布我交了一个在劳改营里的男朋友，父母就表示不同意。当我快要生个孩子时，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就恶化了。所以我决定搬出去。但去哪儿？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只有一间小屋，甚至连第二张床都放不下，而斯拉维克又在集中营。我决定租一间房。转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一间，但就是贵点——４０卢布，占我月收入８５卢布的一半。我还得常常买东西去探望斯拉瓦，还要给他寄包裹什么的。唉，可真不容易埃唯一还算不错的事情是我找的房子离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挺近，在夫昂坦卡。我常常事先不打招呼就去看她。

　　我母亲想让我做流产，但我不听她的。我的感觉并不总那么好，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而我却比怀孕前吃得更糟。最后我简直都不想要这个孩子了。父母的钱我一点也没要，虽然他们主动给我——我自尊心很强，这你们知道。我开始变得失魂落魄，丢三落四。这么贫困，我居然还乱丢钱，常常把钱放在家里的某个地方，可就是找不着。有一次我向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诉说我近来的不幸遭遇，她让我弄个钱包：“你总是把钱放到手提包或口袋里，所以不容易找到。”

　　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到，我常常无意中在我大衣口袋里的手套底下，或是在我的手提包里发现钱，钞票不象我通常那样折一下，而是折两下，我想，这是我爱丢三落四，生活邋遢的缘故。

　　这些三五元的钞票可真救了我的命。我唯一感到不安的是，丢了钱后又突然在某个地方找到快要成为我的习惯了。

　　怀孕第六个月的某一天，我去看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发现她情况更糟了，甚至不能起床。我在那儿一直等到大夫来，给我婆婆做完检查后我随大夫走到门厅，问她：“大夫，她怎么样？严重吗？”

　　“喔，怎么跟您说呢？我们无法给她换个心脏，而她的心脏已经衰竭了。你要做最坏的准备。我们可用药物至多维持她一年，但最后……”“或许她能住院吧？”

　　“你试试吧，象她这样的年龄，又是领养老金的人，还住院。除非你有门路。她真的不行时会来辆救护车，要不然……得了吧，别找那麻烦了。”

　　想到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活不到斯拉维克回来，我忍不住泪如泉涌。设法控制自己以免让她从我脸上看出什么来。

　　我回到屋里，婆婆对我说：“别伤心，孩子。我现在可以放心地死了，因为斯拉维克不会孤独了。不过，我倒是很想看看我的孙子……好，不说没用的话了，去商店为我买点什么吧。那儿是我的包，钱就在里边。”

　　我拿起包，记住了她要买的东西，就上街了，我在商店选了牛奶、酥酪、奶酪、但打开钱包付款时我不禁大吃一惊：钱包里所有钞票都整整齐齐地折了两下，跟我找到的三五块钱的票子一模一样。而她每月的养老金是４５卢布，就这么点钱她居然还要分给我一些。

　　然后我去面包店买面包，这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像个孩子一样，我梦想着发生奇迹，她重新好起来，斯拉维克也回来了。我们俩都工作，给她买一件温暖、鲜亮的毛皮大衣和温暖的冬靴。她冬天从未出过门，因为她的棉大衣太沉，她都穿不动。我用这种梦想来安慰自己。

　　但她最近去世了，就是我正要分娩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给她买毛皮大衣了，而且我从未当面叫她一声妈妈，只是有时在心中叫——我太腼腆。她留下了一个装钱的小纸袋，上面写着：“给佳丽娜”。这些钱都是从她的养老金里攒下来的，是她一生的全部积蓄——２８卢布８０戈比，我得用这些钱作安葬费，这也挺贵的。我只保留了一张五元票，我不打算花它，无论生活多么困难都不花。不，这不是从那２８卢布中留下来的，而是另外一回事。进劳改营之前我在收拾夏季用品时，在我的上衣口袋里找到了它，准是夏天时妈妈放进去的。

　　斯拉维克回来时，我把它交给了他。

　　佳丽娜婆婆的故事深深感动了大家，同时大家都尽力安慰佳丽娜，因为讲完故事时她已经泪流满面了。

　　等她平静下来后，奥尔佳便开始讲另一个故事。

　　◆ 故事之七

　　女工奥尔佳讲述。故事把我们带到了战争年代，那时不仅有英雄业绩，也有犯罪行为。

　　我实际上是来自农村。直到１８岁我才到列宁格勒造船厂上班。在这之前我只是个普通的农村姑娘。

　　有人说，每个苏联农庄都有痴子或疯子。别的庄我不知道，但我们庄有这么个老太太，人们管她叫财迷尼尔卡。我这就给你们讲她何以得了这么个绰号。其实她的真名叫安托诺娃。

　　我认识财迷尼尔卡时，她已经不成人样了。她穿着破烂衣服到处晃荡。冬天她蜷曲在人家棚屋的角落里，夏天就呆在庄子附近的树林里。她的样子很吓人，孩子们怕她，有时也捉弄她。下面的事情是我长大后听说的。

　　列宁格勒被围困时疏散出的人曾路过我们庄。显然他们是去西伯利亚，但生病的人就下车留下来。听说一路上都是这样，不经过主人同意这些人就被分配到各家各户。上边的命令很简单，就是要安置疏散者。至于如何供养他们，当局并不关心。我们甚至不能用他们的食品券为他们领面包。

　　这些人死里逃生来到这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活了下来。

　　他们开始在集体农庄干活。没人欣赏他们所受的城市教育，只有他们的双手还有点用，尽管他们比较虚弱。那些几乎走不动的人就用他们从城里带来的东西换面包、土豆，或为孩子换牛奶。我们那儿的妇女都可怜这些来自列宁格勒的孩子们。

　　要是有人有奶牛，他们就会让这些逃难的孩子同他们自己的孩子坐在同一张饭桌旁，拿土豆、牛奶给他们吃。但也有人趁火打劫，聚敛不义之财。即使是城里人最后仅有的几件旧衣服，他们都尽可能在讨价还价中占大便宜。

　　若论贪婪，尼尔卡堪称冠军。她不是坐等城里人来跟她交换，哎呀，不。她要拿上篮子，里边装上鸡蛋、猪油和一瓶牛奶，走门串户去跟人交换。

　　“你们家住着狐狸吗？”她总这样问。“狐狸”是她用来称呼逃难的城里人的，因为她说他们是在列宁格勒自己的洞穴中被烟熏出来的，而且她也想让人知道她不在乎人们批评她贪婪。她总是到投宿者住的地方问他们：“想换东西吗？那好，让我看你都有什么。”

　　人家主动给她的东西她都不要。

　　“给我看看你所有的东西。我要挑一挑。”她看看，摸摸，然后再给价。她总是讨价还价，而那些人累困交加，不愿争吵，只要有这些食物，要什么都给她。

　　尼尔卡就这样不断进行掠夺，直到她家整个屋子都塞满了东西：时髦的高跟鞋、阿斯特拉罕外套、毡靴、毛衣领。她甚至还弄了一大堆帽子。我们庄的女人经常嘲弄她：“你用这些城市帽做什么呀，尼尔卡？你是不是打算为你的菜地做稻草人？”

　　尼尔卡通常回答说：“我打算在这些贱人身上发财致富，谁让他们不保卫他们的城市而逃跑呢？另外我也想过过列宁格勒的生活。所以这些帽子会派上用场的。”

　　这就是她的打算。

　　除了旧衣物，尼尔卡也用食品换现钱。就这样贪婪地盘剥那些可怜的城里人，简直是明火执仗地抢劫。而她却大言不惭地说：“我赚的钱足够贴满四壁，就像城里的房子一样。我的钱足够花到我入土，剩下的也够我儿子用一辈子的。”

　　尼尔卡自家也住有投宿的人，一位年轻女人，带着个孩子，是个小女孩。她无依无靠，所以让尼尔卡剥夺得一干二净。他们说这个投宿的人是爱讲卫生的年轻姑娘，她清除了尼尔卡房间中的所有蟑螂、臭虫，唯独苍蝇幸存下来。于是有人送给尼尔卡一些浸过苍蝇药的纸条子。她把这些纸条放进盛水的盘子里，上面再放一点糖，苍蝇落上就死。但那个列宁格勒姑娘担心自己的孩子可能会感染中毒。一天，小女孩偶尔看到盘子里有糖，她把糖吃了，还把盘子舔了个干净。

　　不一会儿小孩就开始肚子疼。母亲匆忙找到尼尔卡说：“给我孩子点牛奶。她中毒了。”

　　但尼尔卡说：“先给钱。”

　　她立刻找出自己的箱子，把剩下的所有东西都倒了出来。

　　但尼尔卡早就知道她还有哪些破烂货，于是不屑一顾地说：“这儿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用所有这些东西换一缸子牛奶吧，不然你女儿就会死。”

　　她把一切都给了她，直到最后一只袜子。然后她给孩子喂了牛奶和水，这才算救了孩子的命。

　　那件事发生以后，庄里的女人说尼尔卡：“你做事这么绝是要遭报应的，人不惩罚你，老天爷也惩罚你。”

　　事情果真如此。

　　命运考验了尼尔卡好长时间。首先是通过她儿子。为了使儿子免于上前线，她花了许多钱行贿，说他儿子有玻但最后人家要的钱太多了，连她自己都觉得儿子值不了这么钱，所以就让他去了。这已是战争的最后的一年了。

　　“或许他会安然无恙。”她说：“而且他应该走趟德国，没准儿还能带回战利品来。”

　　他儿子根本就没到前线，火车在半路就被炸了。她伤心了一段时间，但这丝毫没能使她对别人仁慈些，她照样试图掠夺所见到的一切。她丈夫也没能从前线回来，对此，她处之泰然：“有这么多家产，不愁找不着男人，我还会有儿子的。”

　　后来币制改革打破了她的美梦。战后进行币制改革，所有的钱一夜之间全换了。尼尔卡大把的票子没来得及兑换，因为她没有把钱存在银行，而是藏在了无人能找到的地窖里。她的钱突然成了一堆废纸，这对她来说可是个毁灭性的打击，她的精神完全崩溃了。第二天，她一大早就走出家门，把皮毛大衣、套装挂到自家的苹果树上，把所有的鞋一字排开放在大门口，把内衣、丝袜搭在院墙上，然后进了屋。全村的人都来看热闹，“尼尔卡回心转意了？”

　　他们决定进屋去看看她怎么了。进得屋来，人们看到她正往墙上贴钱，一边贴还一边唱。这女人真的疯了。

　　尼尔卡看上去并不吓人，而且人们还是同情她，就像同情倒在墙脚下的醉汉、乡里的白痴一样。不过，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她是怎么疯的。冬天、夏天她都还可以，可一到秋风扫落叶时她疯病就会发作。她在庄子里和树林里转悠，收集树叶，然后用绳子或什么东西捆成捆，把它们藏在秘密的地方。藏好后她还要四下看看，而且嘴里不停地念叨：“现在我又有许多美妙的钱了。我美妙的钱又都回来了。”

　　庄里的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财迷尼尔卡的绰号便由此而来。

　　听了奥尔佳的故事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她们多数是列宁格勒人，而每个列宁格勒家庭在被围困时都死过人。所以她们感到伤心。

　　下边该尼尔娅讲故事了；她表示歉意地说，她的故事也并不愉快，但她还是讲了起来。

　　◆ 故事之八

　　由音乐教师尼尔娅讲述，说的是，热心搜集领袖像使某些人受益而使别人受害。

　　我曾在幼儿学校教过一段音乐课。我教的那个班，都是些四五岁的孩子。这些刚学会走路的孩子经常被告知列宁、党以及其他一些他们根本不理解的东西。这个班主任特别热衷于意识形态的教育。我教孩子们唱儿歌时她常常打断我。她告诉孩子们说：“列宁老爷爷小时候也喜欢唱歌。好，孩子们，谁能告诉我列宁爷爷小时候爱唱什么歌？”

　　总有某个孩子不假思索地回答：“被压迫者之歌。”

　　我跟她说过好多次，让她别打断我的课，但都无济于事。

　　“我要给孩子们讲列宁。这是他们应该了解的最重要的事情，即使在音乐中也一样。”

　　唉，这样的女人，你还能跟她说什么？她曾让孩子们搞了一个荒唐的竞赛：回家翻旧报纸、杂志、找列宁像，然后带回学校，看谁找得最多。孩子们很卖力，带回了不少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列宁像。他们把这些小画像都装在特制的剪贴簿里。班主任积累了一大堆这样的剪贴簿，最后都没地方放了。每次检查团来校，她都要当着他们的面夸耀她的这些宝贝。她为此得了不少荣誉证书和奖状。

　　后来有一天早上，有个孩子，一个商店经理的儿子，来学校时带来一大捆列宁像，都是从百元卢布上剪下来的。那个愚蠢的女人连看都没看就塞进了抽屉，以备日后丰富她的剪贴簿。下午放学时那个孩子的母亲把他接走了，从此再也没回学校。

　　第二天，民警来到了学校，要求看看那个孩子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画像。原来那个孩子的父亲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了许多钱，他把这些大面额的钞票藏在了家里的好几个地方。那孩子发现了一个藏钱的地方。早上父亲上班去了，母亲正为他做早饭，他趁机溜进父亲的房间，把钱拿出来，剪下了许多列宁像，直到母亲招呼他吃早饭时才住手。父亲下班回来。

　　见许多钱都剪成了碎片，老半天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恰在这时妻子接孩子回来了。那孩子一见他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表功：“爸爸，我剪下列宁老爷爷的像带到了学校。玛丽娅·伊万诺芙娜对我很满意。”

　　母亲吓坏了，父亲大发脾气，拉过孩子狠狠揍了一顿，直到妻子怕出事把孩子拉开为止。可怜的孩子送进了医院，他吓坏了，手也给打肿了。医院给警察局打电话，很快来了个侦查员，孩子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父亲因贪污罪被抓去了监牢。而我们的模范教师玛丽娅·伊万诺芙娜照样在那所幼儿学校工作，只不过现在她已是这所学校的领导了。

　　“不，姑娘们。”爱丽什卡央求道，“我们别再讲这些可怕的故事了。”

　　“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有什么办法？”佳丽娜反驳说。

　　但爱玛看看爱丽什卡，说：“好了，节省点你的眼泪吧。

　　我来给你讲个滑稽故事。故事中的角色都是知名人士。他们是列宁格勒以非官方文化而著名的人，他们通常被称为豪放不羁的艺术家。”

　　◆ 故事之九

　　由导演爱玛讲述，有关神奇的１０卢布钞票的故事。

　　在全国大小剧院巡回演出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决定回到列宁格勒。找个合适的工作很难，所以我开始找零活干，在电台或电视台做临时工，为新年儿童晚会准备剧目《白雪公主》。我的离婚总算办成了。我丈夫很慷慨，给了我一间２０平方米房子。离婚前他有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这次他用它换了一个两居室的给自己，还有个一居室的归了我。不管怎么样，至少我有地方住了。但生活不容易，我这就讲给你们听。

　　一天，我正坐在家里为某个乡村剧团写稿子——目的还是赚点钱——考斯特亚·库兹米斯基打来了电话：“听着，爱玛。十万火急，我需要２０卢布。我把我母亲的订婚戒指当了，明天到期。这次我要赎不回来就完了。我需要３０卢布，已有１０卢布，你能借给我２０卢布吗？一星期后就还你。”

　　“不，考斯坦卡，我不能，我还欠邻居的电话费、电灯费，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有。连厨房都不敢去，太对不起了。”

　　考斯特亚挂了电话，我回屋继续写稿子。两个小时后，他突然亲自来了。诗人库兹米斯基很少自己跑路。他常常是在家躺在沙发椅里，穿着睡衣写诗。他很吸引人，很多诗人、艺术家都去找他，他的沙发椅便成了非官方文化的中心。考斯特亚来了，递给我一张１０卢布的票子：“我没借到另外的２０卢布。那个戒指我不要了，你最好还掉你的欠款，不然你的邻居会杀了你，这对俄国戏剧界将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因为你有新思想。”

　　我高兴极了，伸手把钱抓了过来。此时我们正站在走廊里。我顺手从电话桌上操起一支铅笔，我开始在钞票的一角上写下我该付多少电话费，多少电灯费，以及计算是否还会剩下付房租的钱。考斯特亚抱怨我，说我对他的钱不尊重，然后就拖着笨重的脚步回家躺他的沙发椅去了。

　　算出来了，但还是不够还清欠款。我正要去给邻居送钱，门铃响了。原来是莫斯科青年诗人巴克希特·坎茨耶夫。“爱玛救救我。我急着回莫斯科，可把钱丢了。你有１０卢布吗？”

　　“算你走运——我有。给你。”我把１０卢布交给他，他高兴地走了。

　　一小时后艺术家尤拉·凯勒特斯基打来了电话。“爱玛。

　　你不是给了巴克希特１０卢布吗？他又还给你了，因为我们一起去给他买了票，已经送他走了。我今天没时间去你那儿，所以我把钱给了史拉里，让他顺路给你带去。”

　　我等了史拉里老半天，但他没来。第二天他来电话说：“爱玛。昨天我去你那儿，半路在塞岗碰到了沙什卡·伊萨霍夫。他三天没吃饭了，我把钱给了他，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你既然已给了他，那就这样吧。”

　　塞岗是个咖啡馆，在涅夫斯基大街和弗拉迪米斯大街的街角上。沙什卡·伊萨霍夫是白俄罗斯艺术家，住在列宁格勒。他是一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像所有其他人一样聪明，但也像其他人一样身无分文。所以我的１０卢布就这么搭了进去。

　　大约过了六个月，我们的考斯特亚准备去西方。他搜集了一些非官方诗人写的诗集和散文集，可就是忘了准备钱，寄希望于车到山前必有路。临行前一个星期，他还没有机票钱。

　　消息传开，我们这伙人开始给他凑钱，钱送来时都扔到不知谁放到桌子中间的一只缸子里。行期到了，该去买票了，考斯特亚对我说：“爱玛。我还有一页就完，你帮我摇摇缸子，看看钱是否够买机票的？”

　　我把钱都倒出来开始数。突然我看见有一张１０卢布的钞票上写有熟悉的笔迹。

　　“天哪，考斯特亚。还记得去年冬天你给我１０卢布吗？”

　　“我不记得给你什么钱，怎么了？”

　　“你怎么能不记得呢？我站在走廊里，把我欠的账写在这张钞票上。你还抱怨我没找别的纸记呢。”

　　“没错，记得是有这么回事……到底怎么了？”

　　“瞧，它在这儿，这就是那１０卢布。”

　　然后我给他解释了这神奇的１０卢布是怎样转了一大圈又回来的。

　　在座的朋友们都很惊讶。皮特亚·什希金说：“用这么神奇的１０卢布给考斯亚买飞机票太亏了，咱们用它买点酒，庆祝一下，大家热闹热闹。”

　　我们把钱给了皮特亚，打发他去买些香槟。过了一会儿，这位诗人神情沮丧地回来了，没有香槟，也没有那１０卢布：“我在商店碰到了艺术家娜达莎·拉扎罗娃，她正要去锅炉房值班，她连买一包奶酪的钱都没有，所以我就把那１０卢布给她了。”

　　我很希望能问问娜达莎·拉扎罗娃，看她是否花掉了那１０卢布。但我了解她的性格，还是不问为好——可能她又把钱给了别人。我知道，这很可笑，但到我手的钱我总是注意上面有没有写字：“电话—２．４０，房租——２．５０。”你们要注意，没准你们会碰到它。

　　◆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说的是一只叫卢布里克的小猫和一个丢了一卢布的男孩。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时我还在上中学。我爸、妈和姐姐都工作。家里分给我的任务是做作业，采购物品，另外还得去洗衣店、修鞋铺或干其他一些零碎活儿。我简直是一个家庭小主妇。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但需要精打细算。我妈妈每天给我留一点钱作为家务开销，晚上我得报账并把剩下的钱交给她。

　　一天，我出去买面包。面包店就在我们家附近，快到店门口时，见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在哭。

　　“你为什么哭呀？”我问他。

　　“我丢了钱……”

　　“那哭什么，回家去，告诉你妈妈是怎么回事，下次注意别再丢就是了。”

　　我可怜这男孩，但也颇为得意，我买这么多年东西从未丢过钱。可男孩子却那么马虎。

　　我把面包带回家，然后又出去修鞋。路过面包店时见那孩子还在那儿。已经是十月了，外边挺冷的。他用手抹着眼泪和鼻涕，看来冻得够呛。

　　“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快回家吧。不然会冻坏你的。”

　　“我回家了，我妈妈让我再回来，找不到钱不许回去。”

　　“你丢了多少钱？”

　　“一卢布……”

　　“一卢布？。真是个小傻瓜。”

　　说完我就去修鞋店了。我在那儿排队排了一个小时，回来的路上见那小家伙还站在那儿。他已经不哭了，只是冻得发抖，一双冻僵了的小手缩在袖子里。

　　“天哪，回家吧，看你还在这儿我都受不了了。你妈妈不会杀了你。”

　　“我知道她不会。因为我丢了一卢布，她也在哭，我怎么能回家呢？”

　　我回了家，但怎么也放心不下那个孩子。如果我有自己的一卢布我会送给他的。但我只有为家里买东西的钱，剩下的三卢布去洗衣店还要用，我没办法帮助这个小男孩。

　　我把脏衣服捆成一捆就拿着出去了。他还在那儿。

　　在洗衣店，我坐着排队，一边想着学校的事情，把那孩子差不多给忘了。突然听到附近有人吵架。一位排队的妇女火了：“我在这儿等一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这么慢？”

　　服务员一边把一捆要洗的衣服使劲扔到墙角，一边高声回敬道：“那你来干这拿３０卢布的工作吧。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快。本来一个班应该有两个服务员，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手不够，我有什么办法？”

　　她继续拿着棍子在脏衣堆里挑来挑去。我想：要是那孩子的母亲也挣这么点工资怎么办？那样的人一定很多。要是那孩子丢的一卢布是他们最后的一卢布呢？我开始真的同情这孩子了。

　　轮到我了，我交了衣服并付了钱，还剩下一卢布半。我做出了决定：如果他还站在那儿没回家，我就给他这一卢布，然后再想办法补上这个空缺。妈妈没准儿会同意把剩下的钱给我以奖赏，我从未丢过钱。

　　是的，他还在那儿，可怜的小家伙。天黑了，我几乎看不清他了。我走过去，严肃地把钱递给他：“这一卢布给你，别哭了，快回家去吧。你妈妈会不放心的。”

　　没想到他又哭了，他不要我给的钱。

　　“怎么了？”

　　“妈妈不让我向生人要钱，因为是我丢的，我必须自己找到它。”

　　“噢，这不是你要的，是我给你的。”

　　“我不能要，那不是我的钱。”

　　“那你就告诉你妈，是你在地上找到的。”

　　“我也不能说谎。”

　　他哭的声音更大了。怎么办？我挨着他站着，自己也哭了。

　　“你是一个大姑娘，为什么也哭呀？”

　　“因为我为你伤心。”

　　我俩站在那儿，抽抽搭搭地哭着。后来我突然想起一个主意。“我知道你能做什么。我带着一大捆衣服站在这儿挨冻，这都是因为你。我的手已冻僵了，看，我没戴手套。现在我要你帮我把衣服带回家，不用你干别的。”

　　“好吧，我帮助你。”

　　我俩一人拽一头把那捆衣服带到了家。我掏出那一卢布钱，用大人的口气对他说：“你帮我把衣服带回家，这一卢布是你的工作报酬。这是你挣的钱，你妈不会生气的。是，她不会的，我知道。”

　　他高兴极了。一溜烟似地跑下楼梯，连声谢谢都没顾上说。

　　那天晚上我妈下班回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她。我担心她会因为我自作主张而惩罚我。但她平静地听我把话说完，然后说：“你做的对。让他用诚实的劳动挣钱，你这想法很聪明。他显然是个好孩子。”

　　大约九点钟，我们都平静地呆在家里。突然门铃响了，姐姐去开门，回来后说：“爱丽娜。有位年轻的绅士带着一只猫要见你。”

　　我出来一看，门外站着个男孩，用帽子托着一只橙色的小猫。

　　“妈妈让我来谢谢你给我的劳动报酬。她不生气，也不哭了。她还说我做的工作不值一卢布，因此这一卢布实际上是你给我的礼物。所以，谢谢你。”

　　“你拿的是什么？”

　　“是我给你的礼物。一只猫在我们的地下室里生了小猫，我拿了一只，还剩下两只。你不介意它是橙色的吧？”

　　“太棒了。橙色的可爱。太感谢你了。”

　　他把小猫交给我，然后回家去了。

　　小猫给我添了点麻烦，但后来全家人都喜欢上了它。我们给它起名叫卢布里克，以纪念那个小男孩及其不幸的遭遇。

　　“那你从没问问他妈妈在哪儿工作吗？”瓦伦蒂娜不解地问。

　　“呀，对，我忘了告诉你们。我几乎猜对了。他没有父亲，母亲在一个学校做清洁工。他们就住在学校的一间小屋里。也就是说，那时她只能像洗衣店的服务员一样，一个月收入３０卢布。”

　　“现在好了，工资比那时长了至少一倍，”娜塔莎肯定地说，“现在已达到了７０卢布。”

　　“没错，工资是长了，”爱玛回答说，“但物价跟工资长得差不多快，现在的７０卢布也就值那时的３０卢布。”

　　“是这样，”吉娜叹息道，“如果没有固定的职业，很难靠工资生活。”

　　大家都理解，她是在为她的前途忧虑，想着怎样才能找到一份工作。于是大家开始给她出主意，到哪儿去找工作，什么样的工作能使生活有保障。尼尔娅说她可以去托儿所找份工作，那样她还可以带儿子。

　　第七天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第八天　报复

　　《女人十日谈》已经到了第八天。

　　早上，喂过孩子，吃完早餐，瓦伦蒂娜对阿尔宾娜说：“阿尔宾娜。你好像隐隐约约地吐露过，你设法报复了那个强奸你的家伙，还有那个将军，说什么正派姑娘不会被人强奸。今天给我们讲讲这些事好吗？”

　　“好，瓦伦蒂娜。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讲男女报复仇人的故事，怎么样？”

　　大家同意了阿尔宾娜的提议，晚上开始讲报复的故事。

　　◆ 故事之一

　　由生物学家拉丽莎讲述，讲的是真实的故事，不是奇闻轶事，但故事本身却有奇闻轶事的味道。

　　我要说的是，一个文静的知识分子怎样报复住同一层楼房的人。

　　列宁格勒一所公寓里死了一位老太太，留下一间１０平方米的空房子。跟通常情况一样，围绕着这所空房子爆发了一场战争：一个人申请改善住房，想把这间房子据为己有；另一个人想跟老婆搬到一起，用他老婆在别处的一间更小的房子换老太太这一间。但当地房管部门怕麻烦，没有确定到底谁最有权住这间空房，而是把它分给了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可以想象，同住一层的其他住户根本不欢迎这个新邻居。彼此不和的人都把气撒到了这个可怜的男人身上。他们在厨房及公寓的其它公共场所故意刁难他。要是有朋友来找他，他们会立即报告公安局，说他聚众酗酒、吸毒。要是有女友或女同事造访他，有人就控告他在开妓院。起初，为了保护自己，他试图与邻居搞好关系，但这只有使情况变得更糟，他只好作罢。他尽量不去厨房，回屋时像个小耗子一样溜进去，人们制造有关他的丑闻，他也不争辩。

　　后来，这所公寓的住户都交了好运。当局决定在那条街上建一座超级现代大厦，这意味着要立即拆除几处旧房。这座公寓也在拆迁之列。所有的住户都在新区分到了房子，有的甚至分到一个单元。他们都欢天喜地。乔迁之喜指日可待，加之分的又是更高级的房子，因此，人们突然变得仁慈、善良了，长期压抑的人性开始有所复苏，也可以说是良心发现了。

　　他们相互攀谈着：“我们一起住了许多年，大家的情况彼此都了解。有坏事，也有好事，是不是？但我们的新邻居，他对我们这一层会有好印象吗？说真的，他只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他没伤害过别人……”于是，这一层的住户决定聚会一次以向那位知识分子道歉。一天晚上，他们买了糕点，泡了茶，把他请到了公用厨房。进厨房后，他怯生生地站在一边，弄不清人们又在搞什么鬼。而其他人对他说：“亲爱的邻居，过去我们对你不友好，我们感到很内疚，现在我们要分手了，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原谅我们，别记恨我们。来，我们把这杯告别茶喝了，以示和平和友谊。”

　　这位知识分子看着他们，感动得流下了泪。他取下眼镜，擦了擦眼睛，说：“我愿意原谅你们，亲爱的朋友们，但我不能与你们一起喝茶，我这就告诉你们为什么。你们围攻我，想把我赶出去，对此我从未公开还击——我怎么会呢？但是，大概你们注意到了，有时我进厨房时拿着茶壶。实际上我是在自己房间里用电炉煮茶，用的是另外一只茶壶，而这一只是我撒尿用的。当你们都不在厨房时，我就把壶里的尿倒进你们每家的茶壶和饭锅里。所以，也请你们原谅我。”

　　这个所谓的知识分子逗得大家捧腹大笑，同时她们想起了发生在公共厨房中的其他一些纠纷，有的以和解告终，有的则闹到了法庭。

　　下一个故事是吉娜讲的。

　　◆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又讲了个劳改营里的故事，说的是如何识别杀人犯以及一个老太婆如何将儿媳活活砍死。

　　我们劳改营有好多女的都杀过人：有的是为了自卫；有的因为太穷了，只好把刚出生的孩子弄死；还有的是出于嫉妒或报复杀人。我发现了一个窍门：凡是杀过人的人，从他的眼睛就能看得出来。那种人的眼睛很怪，好像蒙着一层白东西。不，不是像小孩子或正常人的眼睛那样发亮，而是一种白色。就连黑眼睛的人，眼中也会有这层白膜，真的。我还发现，如果不是故意杀人的犯人，眼里就没有这层白膜。起初我还以为是自己因为恨杀人犯而看花了眼呢。他们也真够狠毒的。谁都愿意活着，就连那些活得挺惨的残废都觉得活着好。可能有人以为他们活着没什么意思，但他们还是愿意活着。我们村原来有个战时的残废，没胳膊没腿，一听见响声就昏过去。他老婆常把他背到外面晒太阳，他就歪在草地上，笑眯眯地望着周围的一切。他是为还活着而高兴埃连这样的人都乐意活着，怎么还会有人能下得去手，把好好的人活活杀死呢？真可怕。所以我想过可能是因为我害怕的缘故，一看到杀人犯，自己的眼睛先吓白了。可后来又发现，有时遇见新来的犯人，虽然不知她犯了什么案子，可照样看见她眼睛发白，我就觉得她杀过人。悄悄地跟别人一打听，嘿，果不其然——她真杀了人。我还发现杀人的动机也能看得出来。要是误杀或失手杀人的话，凶手总是悔恨交加，老觉得自己有罪，甘心受罚。要是故意杀人的话，正好相反，凶手对死者真是恨之入骨，她觉得，自己在这里受罪全都是因为那个死了的狗杂种，所以总是咒他快点烂掉。

　　出于嫉妒而杀人的人，眼睛不那么白，只是模模糊糊有点白雾。有时从侧面才能看到，有时在她们发脾气时才能显出来。她们后悔自己杀了人，对那死在自己手中的丈夫或情人也能说些好话。而那些为报仇而杀人的凶手，却没有一丝悔恨。这些人才是最吓人的，我总是躲她们远远的。尤其是一个老婆子，我一见她就怕。她又矮又瘦，皮包骨头，营里的人都叫她“蚂蚱”。她在开水房干活，早晚给大家烧开水喝。

　　因为我的刑很轻，他们就派我管内务，所以得跟“蚂蚱”打交道，真倒霉。我每天都要到她那儿打七八桶开水，唉，真让人发怵。我只好请别人替我打水，每次都得给人家一盒烟。

　　我烟瘾很大，离开烟就受不了，可我还是忍痛戒了烟，把省下的烟送给替我打水的人。

　　我觉得奇怪：她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让我这样害怕呢？她看起来并不吓人：瘦小干巴得就像根柴禾棍儿，脑袋还没拳头大，小胳膊细得跟麻秆差不多——这有什么好怕的？可我还是吓得要命。我害怕的是她的眼睛。

　　她的眼睛又小又黑，像碎瓶子喳儿，里面发出的白光简直能让人灵魂出窍。吓死人了。

　　我跟旁人打听：“‘蚂蚱’到底犯的什么事儿？”

　　她们开始都不愿讲：“真不想提那些事。”

　　后来一个人给我讲了，别人也都说这是真的。

　　原来，她儿子结婚了，结果儿媳却不是个好东西。他们全家只有一间屋子，抬头不见低头见，弄得整天大吵大闹。一次吵架时，老太太气极了，抄起菜刀就朝儿媳妇扑了过去。那媳妇也不是好惹的，她上去一把夺过菜刀，还哈哈大笑地气老太婆：“这老帮子也不照量照量姑奶奶我是谁。劝您还是悠着点儿吧，舞刀弄棍的别闪了腰。”

　　那媳妇可不是个善茬儿，跟婆婆不依不饶。儿子拉了这个拉那个，也不知谁是谁非。媳妇打算把动刀子的事捅到民兵那里，她男人只好连哄带求，劝她可怜可怜老太太吧，她毕竟是自己的亲妈呀。打这以后，他妈再无事生非找碴儿打架时，他就站在媳妇这边。

　　过了些日子，媳妇怀了孩子。一天她身子不舒服，提前下班回家，躺在床上就睡了。也不知在这以前婆媳俩又闹了什么别扭，反正老太婆见儿媳睡熟后，操起斧子就朝她劈去。不止砍了一下，她把人都剁成了碎块儿。这还不够，她还想治儿子一顿。儿子回来后，她谎称媳妇看病去了，还递给他一碗香喷喷的肉汤。等他喝完后她问：“你媳妇的味道香不香啊？”

　　等他明白过来自己吃的原来是媳妇的肉时，简直气炸了。

　　老太婆被抓了起来。我们都觉得给判得太轻了：“怎么不把她崩了呢。留这种恶婆子干什么？”

　　后来，有一天点名时不见“蚂蚱”。所有的犯人都排好队站在那儿，卫兵在营里四处搜寻。我们还以为她逃跑了呢。卫兵最后在开水房发现了她，用一根旧电线吊死了——幸亏她没有多少分量。这老婆子恶贯满盈，罪该万死，可后来还是良心发现，心里开始感到不安了。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简直不能相信。也算是老天有眼吧，总想报复别人的人最后自己也遭了报应。人应该宽容大度，不要斤斤计较。俗话说得好：怀恨在心的人会失去一只眼睛。这没准儿跟白眼有点关系？忌恨和报复真能把人的眼睛变白的。

　　“我不想跟你争，吉娜，”爱玛说道，“听了你讲的，我们才知道了人类堕落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但从表面上看，还有什么能比报复仇人更解恨、更痛快呢？所以你那句俗语没有说完全，应该是：怀恨在心的人会失去一只眼，忘掉仇恨的人将失去两只眼。”

　　大家听了都宽慰地笑了。吉娜的故事太令人压抑了。

　　下面轮到娜塔莎讲，她先说：“我也不知你们二位谁说得对。我的眼睛还不至于变白，倒是变黑过。有人能把你气得两眼发黑，连心里都觉得发黑。不知别人怎么样，反正我一到这种时刻就很难把握自己。有时我会绞尽脑汁想办法报复那些惹我的人，可就是想不出好办法来，好像怎么报复都难解自己的心头之恨。等怒气消了之后又觉得后怕：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哪里值得去报复呢？好在我的怒气总是停留在意念阶段，所以还不至于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我只好给大家讲讲我的一位朋友的故事。她成功地报复了她的负心郎，自己也没惹出任何麻烦。”

　　◆ 故事之三

　　工程师娜塔莎讲述，说的是一个女人用打电话的方式来报复她的负心郎。

　　我有个朋友叫卓娅，她有个情人，但他们的关系并不好。

　　两人总是若即若离。卓娅比她的情人奥利戈年龄大，学历也高，这大概是他对她不满意的原因。他们多次中断来往，通常是因为奥利戈又找了新的女友。但他是个无聊的男人，新交的女友很快就会抛弃他，于是他又去找卓娅。这个傻丫头总是原谅他，每次都不会拒绝他。有时谈到结婚或生孩子的问题，奥利戈总有堂而皇之的理由——没房。后来他开始攒钱，打算买一间同人合住的房子。他要卓娅也攒些钱借给他。

　　他说：“我们会有自己的小屋，那样我们就能和睦相处了。”

　　自然，卓娅并不把房子看得那么重要，她不像奥利戈那样，认为非得有了房子才能认真考虑结婚。实际上她差不多已经是他的妻子了：她给他洗衣服、做饭，他生病时她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她真的爱他。这就是每当新的尝试失败后他总是又回来找她的原因。

　　一年过去了，他们用积攒的钱买了一间合居的房子。奥利戈搬了进去，他们开始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俩人用从朋友们那儿搜罗的一些破旧家具布置了他们的小屋。不过，两个人的想法不同，奥利戈总想把这间小屋弄成舒适的单身房间，以便带别的姑娘来玩，而卓娅则想它应该是她俩的家。只要关系稳定，表面上有个家庭生活的样子，她愿意不考虑结婚。

　　我常常笑她傻。如果奥利戈喜欢花儿，她就会从植物园偷来种在花盆里。她会编织，给他织了床罩、台布、椅罩，尽力来打扮这个小窝。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生活在一起，她妈妈还来过一次，见俩人的情况很正常，很合适，也就承认了他们的关系。卓娅是个打字员，她开始带些外活回家来做，一心想尽快把这个小家装备起来，弄得更舒服些。她没有自己的打字机——一个打字员的工资买不起这玩意儿——但奥利戈有一台，他在报社工作。于是，他俩轮流使用这台打字机，用赚的钱买了冰箱和收录机。

　　一天，夜里两点时响起了电话，我抓起听筒，说话的是卓娅，声音听起来疲惫不堪：“我可以去跟你一起过夜吗？奥利戈刚把我赶到街上来，我没办法去我母亲那儿。”

　　“当然可以。来吧，坐出租来。”

　　半小时后，卓娅来了，看上去已不成人样，几乎站都站不稳。“家里有伏特加吗？”

　　我拿出伏特加给她倒了一杯。为了不影响别人，我们去了厨房。她喝了酒，然后坐在那儿，一句话不说，双臂抱着肩，浑身颤抖着。

　　“哎呀，怎么回事？”

　　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她说：“再给我倒点酒，用大杯。”

　　咕咚咕咚喝完一大杯酒，又接着呆呆地坐了一会儿，她终于缓过点劲来：把头埋在桌子上，开始痛哭起来。谢天谢地，我想，事情总算有了转机。我把她揽在怀里，抚摸着她的头，试图安慰她。“别在心里憋着，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卓娅这才说了她与奥利戈之间发生的事。

　　像通常一样，她先下班回家。做饭，打扮，然后等她心爱的人回家。当他回家时，卓娅马上注意到他好像有什么心事：他进门时没吻她，没立即坐下来吃饭，而是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自个儿吹着口哨，想着事情。过了一会，他对她说：“卓契卡。这几天我有许多事要做，要经常用打字机。你能不能去你妈那儿呆几天？”

　　“我去我妈那儿干什么？我的活已经干完了，打字机你就用吧。我可以想法干点别的事，比如洗衣服，我不会碍你的事。”

　　于是，他又心生一计：“瞧，亲爱的，我邀了几个朋友明晚来家聚会。我答应他们好长时间了。你在场会有些尴尬。”

　　“怎么会呢？我肯定不会是你不邀请的朋友吧？况且，你的朋友们都认识我，也都挺喜欢我，我也很想见他们。”

　　但奥利戈早就准备好了回答：“当着报社同事的面还是有些尴尬。我们还不是夫妻，要是人家看到我们同居会怎么想呢？所以我想咱俩今晚举行个家庭聚会，没别人。我专门买了瓶香槟，还买了点菜。”

　　卓娅不知再说什么好，只得去准备快餐。然后，他们拉开椅子，放上盘好听的音乐，开始坐下来共进晚餐。卓娅感觉不错，已经忘了刚才讨论的事。奥利戈则开始同她谈论起她原来的那几个男朋友。当初，他又找了几个女朋友，不理她了，而为了摆脱孤独和寂寞，她总得找人相伴啊，卓娅是个聪明姑娘，但遇到男人就犯傻。于是她把当初那事的经过又向他交待了一番，尽管他早就听腻了，而奥利戈借机盘问她，并假装吃醋，试图挑起争端。但卓娅很明智，及时转换了话题。她知道自己没有耐性，而奥利戈恰恰知道怎样利用这一点。

　　奥利戈等了一会儿，然后放下酒杯，把卓娅拉在怀里，说：“卓契卡，有件事得告诉你，还记得我与那个艺术学校学生的事吗？今天上班时她给我打了电话，说她要毕业了，问我下一步怎么办。我已邀她明晚来吃晚饭。”

　　一听这话卓娅立即气晕了。她告诉我，当时眼前的一切都翻了个儿：她看见了一堆土和破碎的花盆，烧焦的窗帘，撕碎的书，而她自己就半死不活地躺在这些烂七八糟的东西中间。这便是她头脑中刹那间所闪现的整个图景，很清晰，甚至她还注意到自己穿着牛仔裤和一件夹克衫，好像她刚进来似的。看到想象中的这一情景，她平静地说：“不，奥利戈，不会有那种事。”

　　他像挨烫的猫一样突然跳起来，脸白得可怕，吼叫着：“你个老巫婆。听听你说的是什么。简直是在拿刀捅我的心。”

　　“不是刀，奥利金卡，是恐怖，你的卑鄙已经伤害了我。”

　　奥利戈要她立即走开：“这是我的房子。你要是这样，这里就没你的份儿。”

　　他气急败坏地把她的东西扔在一起，塞进一只旅行包里。

　　然后把她的上衣扔给她，开始往门外推她。这时她已气得发抖，但又怕惊动警察。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卓娅只有走了。

　　幸好她能来我这儿，而且恰好还有些酒。我轻轻拍着她，直到她睡着了，我才把她弄到床上。

　　第二天上午我没去上班，陪着卓娅，谁知道她会出什么事？我们坐在一起，俩人都不好受，她大部分时间都不说什么。

　　“你在想什么？”

　　“报复。”

　　“卓契卡，亲爱的。别这样。来日方长，你会忘掉那家伙的。他给你什么了？什么也没有，他只是索取，索龋”但她不答话，只是摇头。我过去挨着她坐下，用胳膊搂住她，我感到可怕的报复念头正在她那可怜的脑瓜中膨胀、旋转。突然我恐怖地注意到，她在微笑。这可糟了。我但愿她哭……我对她十分担心：女人像这样深陷爱河是最糟糕的事情。突然，卓娅异常平静地说：“我要打个电话。”

　　她坐在沙发上，把电话拉过来，开始拨号——自然是找奥利戈。

　　“奥利金卡。”她说，“昨晚你管我叫巫婆，那么，你还记得保尔加克夫笔下的巫婆怎样对待评论家拉顿斯基的房间吗？她把它弄得乱七八糟。听我说，亲爱的，我知道你读过保尔加克夫的书，也知道你爱你的小窝。虽然昨天你考虑得很周全，但你忘了我手里还有你房间的钥匙。幸好我住在朋友这里，离你的小屋很近，而你从报社到家得用一个小时，这个时间足以保证你与你朋友的晚餐无法按时举行：你不会邀她去一个乱七八糟的屋子，对吧？好了，再见吧，亲爱的。不，不，我没时间跟你说了，我得赶快。再见。”

　　她放下电话，躺在沙发里哈哈大笑。

　　我吓坏了。“卓契卡。你不要真的那样做，你说呢？”

　　“我才不那样做呢。但你能想象出他怎样匆匆赶回家吗？”

　　“我能，但我不嫉妒他。”

　　“这不算完。还会有一系列电话。我保证你有好戏瞧，唱主角的是个惊慌失措的男人。”

　　卓娅起身，去洗了个澡，然后高高兴兴地出来向我要东西吃。两小时后她又开始给奥利戈打电话，这次是往家里打的：“奥利金卡？你知道，亲爱的，我们谈话之后我感觉很糟，我刚刚考虑过了，已决定推迟我那小小的行动。大约七点钟时你去接你的那位小大学生吗？那好，我会从街上的某个角落里看到的。只要你一离开，我就去拜访你。我会以你想象不到的方式布置你的小屋。不，没什么可讨论的。再见，亲爱的。”

　　临近晚上时，卓娅每隔半小时拨一次奥利戈的电话，只要他一回话，她就立即挂断。似乎他从未出屋，计划好的约会也泡汤了。睡觉前她又给他打了次电话：“奥利金卡，试图改变你的命运是徒劳的。也就是说，你不能离开家门，我也得浪费时间。你逃脱不了我为你安排的事情。你换锁也不管用——你的房子在一层。等着吧，我白天黑夜随时可以去访问你。”

　　从此以后，卓娅不断给奥利戈打电话，或是往家里，或是往工作单位。要是他在家，她就放下话筒。往单位打时，她总要求同他讲讲话，而别人去传呼他时她又挂掉了。奥利戈知道她老盯着他在哪儿，他已经完全昏了头：上班时一接到电话就急忙往家跑，在家时接到电话就去声叫喊：“卓娅，卓契卡。我要跟你谈谈。”

　　但她从不回答。

　　几个月之后他搬了家，但她很快就找到了他的新住址。这次他是住在八楼，这个小母狗这样对他说：“你什么都想，而我只想一件事，而且还要做这件事。事情主要就是等。等我，想我吧，亲爱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会忘记，一切都会好起来。卓契卡终于恢复了平静。她又找了一个漂亮的小伙儿，俩人正住在一起，至今还不到一年。但她总时不时地跑到我这儿来跟我聊天，谈论奥利戈。说话间她就会操起电话提醒他：“你等着吧。”

　　有一次她让我听了听他的声音。在这之前我见过他，听他说过话，那时他还是个神气十足的人。而现在他的说话声听起来像个饱经沧桑的老头儿。

　　娜莎讲完了故事，阿尔宾娜大声嚷叫道：“好，报复得好，他活该。她确实抓住了他的弱点，这就是那间房子。”

　　“哼，我认识许多男人，他们把房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特别是他们费了好大劲才弄到的。一帮讨厌的家伙。”爱玛说。

　　“她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吉娜说，“她本来就他妈的不该陷进去，整个一个傻蛋。我真不明白这些受过教育的女人都懂些什么。她昏了头，非得找那个最次的男人。要是个大老粗的女人早就把他甩了。”

　　“你说得对，吉努莎。”拉丽莎笑着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粗女人见到一摊屎就会说那是‘屎’，而一个知识女性则要做一番美梦：‘或许我能把屎变成奶油。’而且，不到最终感到恶心时，她舍不得放弃。越不怎么样的男人越爱找比他们层次高的女人，然后把她拉下来适应他们那德性。拉下来还不算完，他们还要把她踩在烂泥里，有时甚至把她踩死。”

　　“不是有时也有女人折磨男人吗？”奥尔佳问。

　　“有时是有，但不经常，”爱玛答说，“我们女人更容易妥协、退让。要是女人经常看到她的受害者，她还会可怜他。你说，娜塔莎，要是卓娅每天上班时都能看到奥利戈，她会不会原谅他？比如，他们在同一个单位，眼见着他变得苍白瘦弱了？”

　　“当然会的。近来她已经不愿再那样折磨他了。她在尽力忘掉他以及他对她的伤害。对这种小肚鸡肠的男人你没别的办法能打动他，向他表示你只是不想害人才就此罢休。但要是奥利戈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他会为那晚的恶劣行径感到万分羞愧，还不说他以前对她的伤

　　害。”

　　“当一个男人有了外心，而且有机会同别的姑娘睡觉时，他会感到羞耻？”阿尔宾娜嘲笑道，“他的羞耻都变成精液了。”

　　“阿尔宾娜。”爱丽什卡大声说，“你从未遇到过真对你好、真爱你的男人吗？”

　　“有过一个。不过，由于他对我的爱，差点毁了一个无辜的姑娘。轮到我时我会讲这件事。碰巧那是我报复那个强奸犯的故事。好了，我们先听瓦伦蒂娜的吧。”

　　◆ 故事之四

　　“大人物”瓦伦蒂娜讲述，说的是报复如何有时会招致危险，即使是为了保卫宪法。

　　我跟我丈夫在地区团委工作时，住的是用柴炉取暖的房子。院子里堆着许多劈柴，居民们进出家门都得从这些劈柴上过。大家都没有柴棚，不知为什么地下室也总有水，所以他们只好把劈柴放在院子里。自然，柴不够烧时，大家就互相偷。那时列宁格勒的大部分住房已实行集中供热，但烧火用的木柴还是紧缺。也有些精明人自己没有劈柴生炉子，而是完全靠偷。对这种情况大家毫无办法，因为你不可能拿着枪去守卫自己的柴堆。何况，偷柴的贼也很谨慎，他们只在夜里偷，而且不专门偷一家的。对此，大家已经习惯了。

　　但是，我们院里住着一个叫波里卡波娃的女人，她参加过卫国战争，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她到处晃来晃去，穿着件男人上衣，上面挂着她所有的勋章，到处炫耀她的功劳。特别是当她挑起与女邻居的冲突时，她更是如此。她喜欢置人于尴尬的境地，总是为遵守“社会主义法制”而战。她不只是说：“玛丽娅·伊万诺芙娜，你怎么忘了关掉走廊的灯？”她还时常双手掐腰，大喊大叫，整个院子里的人都能听得见：“政府正努力节约电力，皮多娃同志却浪费电，这是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正因为有像她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还没建成共产主义。”

　　你们可以想象可怜的玛丽娅·伊万诺芙娜几乎无地自容。

　　这个叫波里卡波娃的女人有几次发现她的劈柴被人偷了。这又触发了一场新表演：“苏联宪法是全世界最进步的宪法，它甚至允许私有财产存在。因此，偷窃公民的木柴就是破坏合乎宪法的财产法，就是污辱我们苏维埃宪法。”

　　她把大家喊到一块开会，调查劈柴被盗案。人们对她说：“别小题大做了。不过是几根木柴。”

　　但她却叫嚷道：“我在乎的不是木柴，而是重大的原则性问题。直到现在芬兰人偷东西还被砍掉一只手。”

　　一个也打过仗的退休老人说：“别胡说八道，波里卡波娃。

　　我参加过芬兰战争，没见过多少一只手的芬兰人。现在他们每星期都来列宁格勒喝伏特加，你见谁只有一只手？你还是打过仗的老兵，为了根破劈柴就想砍掉人家的手，你不害臊吗？要是你的劈柴不够用，来拿我的好了。何况明年我们就有暖气了，到那时我们会剩下许

　　多劈柴。”

　　但这并未能阻止她：“要是我们这些荣退军人都拒不提倡遵守宪法，那怎么还能指望普通公民呢？好吧，我要只身同罪犯作斗争，他们决不会逃脱我的报复。”

　　波里卡波娃的邻居，那个叫玛丽娅·伊万诺芙娜的女人，平时总挨她的训斥，这时再也忍不住了：“你不怕上帝吗，达娅·瓦西里耶芙娜？你真的想报复拿你劈柴的人？或许有人没有劈柴生炉子。你自己说过他们从你那儿才拿过两次。那就算了吧，别再想它了。”

　　但波里卡波娃仍不依不饶：“我要抓住这些贼，要让他们懂得他们不能侵占别人财产。”

　　没有办法，别人只好把她晾在那儿，各自回屋去了。

　　于是，波里卡娃开始同窃贼进行斗争。起初她夜里躲在柴堆里，准备伏击他们。但一个也没抓祝好像是故意捉弄她，贼们偷她的柴要比偷别人的多，后来她又心生一计，只是事情败露时，人们才吃惊地发现她的报复计划是那么可怕，那么残忍。她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些炸药，把两根白桦木杆掏空然后把炸药装进去，小心翼翼地用木塞封住口。她把这两根装有炸药的桦木杆放回到自己的柴堆上，她想，只要有人偷劈柴时拿去了这两根……她平时从柴堆的另一头取劈柴生自己的炉子。她在院子里溜溜达达，好像没事似的。一遇到邻居就说： “等着瞧吧，我们的贼很快就会得到象在芬兰那样的下常”自然，她没做进一步的解释。

　　不过，事情的结果打破了她的如意算盘，由于意外事故，她失去了一只手，为自己狭隘的报复意识付出了代价。

　　一个邻居拉来了一卡车劈柴，卡车拐弯时把波里卡波娃的柴堆碰下来一部分。由于知道她的臭德性，这位邻居赶忙按原样把散落下来的木头堆好。但那两根装有炸药的木头却被挪了地方。晚上波里卡波娃出来拿柴火时恰好拿走了那两根木头。炉子被炸得粉碎，火把屋子烧着了，波里卡波娃的右手也给炸掉了。整个大院却没有一个人同情她。

　　听了瓦伦蒂娜的故事，女人们没有表现出对波里卡波娃的同情，她们转向了阿尔宾娜。她们早就渴望知道她是怎样对那个强奸她的人进行报复的了。

　　◆ 故事之五

　　由空姐儿阿尔宾娜讲述，说的是她巧计图报复，故事表现出阿尔宾娜性格的另一面。

　　我还接着上回讲。侦查员阿诺克金拒绝起诉那个强奸犯，邻居害怕或不想出来作证。

　　生活变得困苦不堪。我深深地陷入了屈辱和无助的痛苦之中，我想死，但又不能，不是吝惜自己，而是我的死竟不会对罪犯产生一点点的影响。他们根本不会知道还有个叫阿尔宾娜·纳德兹迪娜的女人，不会知道这个无人需要无人知晓的女人在列宁格勒火葬厂被公费火化时连一束花都没人送。

　　我决心抵抗死神的诱惑，但生活并未能因此而改善。我完全是机械地打发日子。突然间我有了个崇拜者，这完全出乎意料，也不是所希望的。很不是时候。他是个２６岁的小伙子，在建筑工地当工头。我们偶然相遇：我的一位老朋友邀我去参加她的生日聚会，他也是客人之一，他五体投地般地爱上了我。但我厌恶男人。要是他急于求成，我早就打发他走了。可他却那么细致和耐心：下班时等我，送我回家，到家后温柔地道声再见就走。我从不跟他说什么，也不做什么。

　　时间就这样慢慢地过去了。我已习惯于下班后身后有个沉默的影子尾随我到家。一路上我总是想自个儿的心事，而他从不打扰我。我甚至不再注意到他的存在，只当他是我的影子。

　　但有一天我的影子开口说话了。他带着一束花儿来见我，并邀我去咖啡馆：“我迫切需要和你谈谈。”

　　那天我正感到沮丧，所以不在乎去哪儿，也不在乎跟谁。

　　我可以跟他去咖啡馆，也可以去跳河，什么都无所谓。于是我去了咖啡馆。我们坐在那儿吃冰淇淋，喝香槟。不一会儿，他说：“嫁给我吧，阿尔宾娜。”

　　“什么？要阿尔宾娜嫁给你？你了解这个阿尔宾娜吗？了解她的过去吗？”

　　“那你告诉我吧。我很想更多地了解你。”

　　他把手伸过来抓住我，深情地看着我的眼睛。

　　好啊，现在就要全面了解未婚妻了。于是，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从卡约一直到那个施虐狂。他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脸一会儿变白一会儿变红。

　　“好了，你有什么要说的吗？”讲完后我问他。

　　他突然吻了一下我的手，说：“你说的这些够可怕的，阿尔宾娜。你可能不相信，但我确实很同情你。我知道，你是个不幸的女人，很不幸。”

　　我冲他笑了笑，说：“得了吧，哪天晚上你到莫斯科车站转转，看看在那儿晃荡的妓女，你就会明白谁的命运悲惨，她们远比我更悲惨。”

　　但他只是看着我，这个呆子，眼里居然挂着泪花：“你干吗要伤害我？我可从不伤害女人。”

　　“一个也没伤害过？你从没追过女人？从没跟女人睡过觉？那你是童男子喽？”

　　“有过，我跟妻子睡过。我们结婚时还很年轻，都十八岁。”

　　“那怎么又离了？是性格不合，还是她伤害了你？”

　　“不，她没伤害过我，只是让我伤心过一次。那是一年半前，她生孩子时死了，孩子也死了。”他凄惨地笑了笑，看上去真伤心。

　　我坐在那儿，目瞪口呆地凝视着他。我拉的是什么客？莫非突然遇到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我的心开始软下来，甚至还抓住他的手，想说几句亲热话，可我就是想不出什么表示亲热的词儿，那种跟男人说的词儿。好像有块东西卡在嗓子眼里，吐又吐不出来，咽又咽不下去。突然间，旧恨涌上心头，我这才清醒过来。我在干什么？人们踩我，践踏我，而我还在这儿想什么亲热的词儿，简直像一条要上钩的蠢鱼。除了他自己说的，对这个菲德亚——他的名字叫菲多——我还了解什么？这种男人可信吗？于是，我心生一计，尽管可怕，但令我高兴。我放开他的手，盯着他的眼睛说：“那好吧，菲德亚。我嫁给你，但有个条件。”

　　他的脸又白了，显然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妙，但还是：“我已经同意了。说你的条件吧。”

　　“你要替我报复那个强奸我的人，还有他的邻居，一个将军，他侮辱了我。”

　　“好吧，我同意了。”

　　他的脸变得更加苍白，抓起酒杯一仰脖就干了，像喝水一样。

　　“不过，报复必须与我所受的侮辱相当。我知道你会去抓住他们，然后照脸上打两拳。但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随便找一个男人都干得了这个。”

　　菲德亚默默坐了一会，然后说：“给我地址。”

　　地址我自然记得很清楚，张口就说了出来，他拿笔记下了。然后他付了款，起身说： “今晚我就不送你回家了，阿尔宾娜。我直接去那儿，看看地方，想想办法。完事以后我会来看你。来以前我会打电话的。”

　　“那好吧。”

　　离开咖啡馆我们就分手了。当时我心里很不踏实，感到心虚。但一想到再多的伤害也不会压垮我，心里也就坦然了。

　　一两个星期过去了，没人来电话。我想，报复计划大概要泡汤了。但又想，他不会的，可能他正在想办法，也可能事情已经办成了。

　　一天晚上，电话铃终于响了，肯定是菲德亚。我迫不及待地抓起了听筒。“我是菲多。事情干完了，我可以去告诉你吗？”

　　“好吧。”我回答的声音很小，差不多是耳语，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很害怕，坐在椅子上等他时连站都站不起来。

　　他很快就来了，想必就在附近打的电话。他进来时脸色苍白，然后埋头坐在了沙发上。

　　“那就给我讲讲吧。”

　　我坐在他对面，浑身直哆嗦。

　　“你知道我怎么为你报仇吗，阿尔宾娜？我观察了那儿的人，发现那个强奸犯晚上大都一人在家。他老婆是剧场的灯光设计师，半夜才回家。瓦西里耶夫将军有个女儿，叫丽诺契卡，她星期三、五去学法语，夜里十点回家，这你没猜到吧？”

　　我早就猜得差不多。或者说，只要回忆一下，我想我就能猜着。“是吗？说下去……”我小声说。

　　“我找到了瓦西里耶夫和强奸犯申科的电话号吗。我必须密切监视他们的住宅，并给他们打电话，以便弄清狗娘养的申科哪天晚上一个人在家，将军也在家，而且丽诺契卡上课去了。今晚机会终于来了。我弄清了他俩都在家，我就进楼把楼道的灯泡全摘了，然后坐等在楼道的窗台上，丽诺契卡回来了，我见她正向楼门口走来，便立即跳到申科的门口并做好准备。听到楼门一响，我就按响了他的门铃。要紧的是申科开门不能早也不能晚。他开门来了，恰好丽诺契卡也上来了，正在她的手包里摸钥匙。她没看见我，因为我站在那儿纹丝没动，而且紧贴着墙。在申科开门的一刹那，我从后面抓住丽诺契卡的双肩猛地把她推进申科的家门，正好撞到申科的怀里。他踉跄了几步，我立即关上了门，把他们俩都关在了屋里，不一会儿就听到了丽诺契卡的尖叫声。然后我就来到了这里。事情就是这样。”

　　我俩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我便开始行动——完全是机械地行动，就像做梦一样。

　　“把将军的电话号码给我。”

　　他打开笔记本，翻到有电话码的那页，然后递给了我。于是我开始拨号。“瓦西里耶夫将军吗？您好。我是您的邻居。刚才我下楼时看见住您对门的那个男人把您的女儿拖进了他的房间。快去救她，不然就来不及了。”

　　电话里啪地响了一声，然后就没声了。不用说，将军想必扔下电话就跑去救她女儿了。我也放下了听筒。

　　菲多呆呆地望着我。突然，他扑过来，把头埋在我的膝盖间，喃喃地说：“谢谢你，谢谢你给他打了电话，否则我没法活了。”

　　“别抱幻想了。他大概已经把她干了。”

　　“要不我去街上看看事情怎么样了？”

　　“你呆在这儿，哪儿也别去。”

　　我把他推到了床上，自然，我也上了床。但我们什么也没干，俩人都没情绪。我们躺了一夜没睡着，一直挨到天亮。

　　第二天，我让他呆在家里，自己去了那幢楼。很幸运，我碰到了那个看门人，那次就是她把我的鞋给拿出来的。她在清扫楼门前的垃圾。我过去跟她打招呼：“嘿。还记得我吗？”

　　“早上好，你是谁呀，是这楼的吗？看上去有点面熟，但想不起来了。”

　　“有天夜里我在这儿，１７号房间的男人强奸我，还记得那只红皮鞋吗？你在楼道里捡来送给了我，想起来了吗？”

　　她扔下扫帚，用手比比划划地跟我说：“噢，亲爱的，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那个强奸犯昨晚被逮走了，直接送到了监狱，他差点把将军的女儿给强奸了。幸好有人看见他往屋里拽她，给她父亲打了电话，不然这姑娘可就惨了。她父亲把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女儿拉开，然后抓住那个畜生，差点没打死他。邻居们闻声赶来拉开了他们，要不然警察来了就没人可抓了。警察已经把他带走了，他们要审判他。”

　　“噢，原来是这样……请代我问候将军，好吗？你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正派姑娘不会被人强奸。”

　　“天啊，孩子，你不能跟将军说这种话。”

　　我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就回家了，感觉很轻松。

　　我和菲德亚没去法庭。至今我也没嫁给他，我也不知道我愿意不愿意。我已经给他生了孩子，至于结婚……很难说，主要是受那件事的影响，尤其是他。我看得出，他一直受着良心的责备，对此我也感到自责，因为是我害他的。所以，我们至今犹豫不决，不知该怎么办。比如，他寄包裹给我，而我又给他寄了回去。我还是个相当不错的家伙……直到现在大家才知道给阿尔宾娜寄包裹的是谁。她们责备她太残酷无情，并劝她改变主意。

　　但佳丽娜却说：“我理解你的菲多，他感到不安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差点把一个姑娘给毁了。不过，我真佩服你，阿尔宾娜，特别是因为你救了丽诺契卡，虽然你说你是在睡梦中干的。这说明你心地善良，很有良心。你经历过那么多事，怎么还能做到这一点呢？”

　　“什么事？我也有过许多乐趣，而且我见过许多事，这是你在你的小眼镜里永远也看不到的，佳尔卡。”

　　“闭嘴。说你做了高尚的事情有什么不好？”

　　“什么是我做的高尚事情？你干脆叫我圣人得了。”

　　“傻瓜。圣人做圣事没什么奇怪的，而你做的事才真有点儿神圣的味道。”

　　“听起来好像你很懂得神圣性，可你并不是一个信徒。”

　　“谁说的？我受过几年的洗礼，经常去教堂，而且信仰上帝。”

　　“你？你不过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

　　其他人也吃惊地看着佳丽娜。她让她们盯得有些尴尬，但还是说：“当今基督教也成了异端活动。我的许多朋友都相信耶稣基督。”

　　“那么说，你认为你们的耶稣基督也是个持不同政见者了？”

　　“如果用现代词汇来说，他当然是。但我们最好不要谈这个问题。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真正圣洁的女人，这就是我婆婆，看她是怎样报复对手的。想听吗？”

　　“想听。”

　　于是佳丽娜便讲她的故事。

　　◆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讲述，说的或许是一种最罕见、最困难的报复，但保证百分之百成功。讲述者极力给大家推荐这种报复方式，以应付类似的遭遇。

　　对不起，这故事我不是直接从安娜·尼古拉耶芙娜那儿听到的，而是听她妹妹阿里克桑德拉·尼古拉耶芙娜讲的，也就是在为我婆婆举行葬礼的那天。

　　在被封锁之前，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设法逃出了列宁格勒，带着斯拉维克和两个外甥（她妹妹的孩子）到乡下的老家。她保护并抚养了这几个孩子。封锁解除后她丈夫来叫她，她便回到了列宁格勒。但大量疏散出去的人不能回城：有人觉得有必要控制列宁格勒的人口数量，大批大批的人被允许进了城，但却不许列宁格勒本地的人返城。

　　不管怎么说，她总算回来了。刚一回来邻居们就过来传闲话，说她下乡以后她丈夫有了情妇，是个军队医院的护士，住得离这儿很近。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生气了，像许多妻子一样偷偷哭了一常然后她开始小心翼翼地问她丈夫，她不在的时候他都干了些什么。他说列宁格勒被封锁后他的肺结核又复发了，一直闹了三个月，总是吐血。他不能出去工作，只能领取最小份额的食品配给，差点没死掉。

　　“但后来我有幸进了医院，他们给我治病，给我喂饭，这才救了一命。”

　　说到这里，他开始显得有点窘迫，而且换了话题。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琢磨了好几天——她从不轻率从事，特别是重要的事——然后便去造访她的情敌，地址是好心的邻居提供的。邻居们同时也告诉了她的情敌，说被伤害的妻子要去造访她。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找到了那个女人的住处，当这个女人为她开门时她吃了一惊，这女人居然知道来者是谁。这女人很漂亮，比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年轻几岁，看上去保养得很好，虽然她也经历了大封锁。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看到了这些，感到有些不快。

　　“您找我有事吗？”

　　那个女人问。

　　“我向您致敬来了，”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回答说。

　　“向我致敬？怎么致敬？”

　　“以俄国人的方式，就这样。”站在门口的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给她深鞠了一躬。

　　“我不明白……”她真的不明白，她原以为来者是找她打架的。

　　“我给您鞠躬是因为您救了丈夫。您遇到的人不是个当官儿的，没有优厚的配给品，也不是拥有大量食品的供应员，而是个正在吐血的肺结核病人。我知道，要不是因为您，他早就不在人世了。我不知道他还会不会跟我在一起，也可能他要离开我而来找您，因为您年轻呀。但无论怎么说，您救了孩子的爸爸，而他也不愿意抛弃自个儿的孩子。总之您救了一个人，这人是谁的丈夫倒没什么关系。为此我向您致敬。我这就走，别担心，我不会跟您过不去。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都是没办法的事。”

　　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又给她的情敌鞠了躬，而后转身就走。但那个女人冲上来拉住她不让走，非让她进屋不可。进得屋来，俩人好一场痛哭，这你们可以想象得到。然后她们开始互诉衷肠。那个女护士偶然遇到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见他病得很厉害，就想办法把他弄进了医院。俩人私通是在他病好之后。

　　知道三人的结局怎样吗？斯拉维克的父亲后来又找过情妇一次，但被她打发走了。她说她与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已经成了好朋友，不想让他破坏这种友好关系。他只好承认她不再是旧日的情妇，而是自家的朋友。但他不久就死了，因为战后条件相当恶劣，许多肺结核病人没能活下来。

　　佳丽娜的婆婆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如此善良、聪明，令女人们惊叹不已。

　　奥尔佳问：“你婆婆是哪儿人？”

　　“伏尔加人，离里宾斯克不远。你问这干什么？”

　　“因为现在城里的女人像这样的太少了。城里人太多，上街会挤掉衣服扣子，你没法对人彬彬有礼。”

　　“这倒是实话，”瓦伦蒂娜叹息道，“我取得了很多成功和进步，但一跟妹妹露芭比较，我才吃惊地发现在成功之路上我已失去了多少善良。如果你们愿听，我明天就讲讲她。最好我们明天只讲好人，好男人、好女人。”

　　“好男人是个相对概念，”拉丽莎笑着说。“我有过一个朋友，她认为只有博士学位的男人才是个好男人，否则就是废物。”

　　“但愿她现在已不是你的朋友了。”爱玛说。

　　“当然不是了。所以我们要以古老而精确的方式确定明天的主题：男人、女人的高尚行为。”

　　“精辟。”奥尔佳欢快地说，“的确偶尔能遇到真诚的男人。

　　不过这我们明天再讲。现在先听我来讲个男人报复女人的故事。”

　　◆ 故事之七

　　女工奥尔佳讲述。警告爱吃醋的妻子不要不明智地诅咒自己男人的那玩意儿。

　　我们院里有对夫妻，男的叫米沙，女的叫娜丝蒂娅。他们结婚十年了，几乎天天吵架，特别是夜里。米沙乱搞男女关系，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娜丝蒂娅对此很敏感，经常醋意大发，弄得他十分尴尬，但却让邻居们觉得好笑。米沙回家总是很晚，而她一般都是在门口等他，或是把头探出窗外看他回来没有。

　　只要他一出场，戏就开演了，邻居们都能听得着。妒火中烧的她大打出手，高声叫骂，语言十分恶毒、可怕，吓得有孩子的人家赶紧关上窗户。“你他妈的个老色鬼。真欠给你揪下来，用车压扁，再把它烧成灰。这才能绝了你这孽障的心。”然后她才说出那个该揪下来、压扁、烧成灰的玩意儿是什么。米沙或是忍气吞声，或是大打出手，或是劝她别每天晚上都当众出他的丑。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她照喊、照叫、照骂不误。

　　有天晚上，他向朋友们诉说了自己的不幸。他们给他出主意。要他狠狠教训教训他老婆，使她不敢再吃醋。他的一位在肉联厂工作的朋友偷偷给他带来一只不知从什么动物身上割下来的那东西，而米沙自己则准备了一瓶红墨水。晚上他回家时口袋里装着朋友给的那玩意儿，红墨水和一把刀子。

　　娜丝蒂娅正在窗前望着，一见来了就又破口大骂起来：“你这混蛋，又去乱搞了吧？今天你别进家门，哪儿来还回哪儿去。真欠揪下来、压扁……”

　　不用说，又是故伎重演。米沙在窗前站住了，令所有邻居吃惊的是，这次他居然还了口。起初他平静地说：“理智点，娜丝蒂卡。你怎么能希望压扁给你带来快乐的东西呢？”

　　“快乐？你这条淫棍。你像一条疯狗一样到处乱搞……”她越骂越起劲儿，越骂越难听。

　　“娜丝蒂卡，你会后悔的，会后悔的。你在逼我出事，这会断送我的快乐，断送另一个女人的快乐，也断送你的快乐。所以你会后悔的。”

　　“后悔？我他妈的才不怕呢。”

　　邻居们觉着今晚的事有点不对头，于是都探出窗来听。

　　突然，米沙脱了裤子，亮出刀子，并迅速倒出红墨水，然后把那东西像胜利的火炬那样高高举过头顶。

　　“给你，娜丝蒂娅，我亲爱的前妻。拿去吧，别再折磨我了。现在我已没资本对你不忠了。”

　　他从窗口把那东西扔了过去，正砸在她的脸上。她抓过这“血”糊糊的东西一看，立即吓得大声喊叫起来，整个院里的人都能听得见：“米申卡。亲爱的。你这是弄的什么呀？

　　蔼—呀。”她一边凄厉地尖叫着，一边用手乱抓自己的头发，然后爬上窗台，从一楼跳了下来。

　　幸好楼下是花坛，她没有摔坏，只是脚扭了，疼痛和惊吓使她昏了过去。米沙连忙扑了过去，而邻居们则跑去叫护救车。当救护人员赶来往担架上抬她时，她醒来了，呻吟着说： “别救我。我不想活了。”米沙这时也慌了，急忙跑到担架前，再次解开裤子，掏出自己完好无损的东西让她看，说：“娜丝蒂卡，亲爱的。看，它挺好的。我只是跟你开玩笑。别死，我的宝贝儿。我没想到你把它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娜丝蒂卡从担架上坐起来，十分平静地对救护员说：“停一下，我要检查检查。”她仔细看了看，这才相信它确实完好无损，然后微笑、叹息，最后又昏了过去。他们把她送进了医院。第二天米沙就把她接回了家，整整一星期，她忙来忙去，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而我们院儿的人至今提起这事还乐呢。

　　从那以后，娜丝蒂娅和米沙卿卿我我，活似一对鸳鸯。有娇妻如此厚爱，他再也没去找别的女人，而娜丝蒂娅再也不因吃醋而大吵大闹了。

　　奥尔佳的故事让大家乐得前仰后合。然后大家开始听尼尔娅的故事。

　　◆ 故事之八

　　音乐教师尼尔娅讲述。说的是音乐学院的女生怎样报复没有自知之明的老师。

　　朋友们，有时我想，年龄的增长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件十分可怕的事情。要是有丈夫和家庭还好：她有许多事情要忙，没工夫生出那么多愚蠢的想法。但要是个独身女人，她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爱自寻烦恼。

　　我们有个老师就是个单身女人，一个寡妇，实际上并不算特别老。她教政治课，在音乐学院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专业课，这你们可以想象得到。但由于所有的学生，不管是谁，都得学党史、政治经济学以及其它一些公共课，所以谁也不能例外。如果不是影响助学金，没人愿听政治课：政治只要得３分，就得不到一分钱的助学金。我们的这位女教师，芭托丽娜，从来不会让漂亮女生超过３分。别人年轻漂亮她受不了，因为她不服老，尽管她年轻时长得还不算太难看。有些老教师想提醒她，说她那身打扮与其年龄不相称。但她假装不知道人家在谈论什么：“他们应多注意工作，少注意别人的服饰。”自然，她依然我行我素。

　　有一次她给一个最漂亮的女生制造了一件耸人听闻的桃色事件。那姑娘有个弟弟上夜校。有一次把她家的钥匙丢了，两个星期也没配好，因此，回家以前总要到校办公室给他弟弟打电话。整个学校就这么一部电话，所以她打电话时总显得很匆忙：“鲍利克。你还没走吗？等着，我就来。”说完撂下电话就往家跑，生怕弟弟上学走了。

　　一天，芭托丽娜偶尔听到了她们的谈话，而且还大加发挥：“乔利克。你起床了吗？那好，呆在床上别动，我就来。”

　　不知道是否她真的以为听到的是“乔利克”而不是“鲍利克”，总之，那姑娘可惨了，她需要努力证明那个人实际上是她弟弟而不是别的男人。幸好别的老师也听过这样的谈话，他们中有人记得她说的是“鲍利乌什卡”。要不然这姑娘非被学校开除不可。

　　那件事之后，我们决定报复色托瓦娜。为此，同学们争得了迪马的支持和帮助，他是小提琴专业的，一个十足的流氓。迪马只管用色迷迷的眼神盯着芭托丽娜，而其它事情由姑娘们负责。她们给她写了一封情意缠绵的求爱信，署名是“无名学生”。起初她假装没在意，也可能真的没动心思。后来，她几乎天天收到这样的来信。再后来她们开始给她寄诗。

　　芭托丽娜开始变得满面春风，含羞带笑，发式和衣服更是焕然一新。她不再注意女生，漂亮姑娘们的助学金也就有了保障。上党史课时，迪马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对芭托丽娜的渴慕之情，这就是他的任务，别的不需要他干。

　　我们女孩儿中有个人的哥哥在《诗刊》杂志工作，他编的小情歌为我们姑娘们所钟爱，而且他也有点顽皮。她们在这家杂志上刊登了如下献词：“献给Ａ、Ｂ——音乐中的音乐”，署名为“无名Ｄ”。寄给芭托丽娜的信署名均为“您的无名朋友”。自然这本杂志在公开出售以前就寄给了她。后来有人看见她又在书摊上买了五六份。那首诗使她下定了决心。于是她在课间亲自找到迪马，邀他晚上去白夜咖啡馆。迪马连忙跑来告急：“姑娘们，救救我。我宁可坐牢也不去那儿。”

　　“你不必去。”姑娘们回答他说。

　　晚上，去过美发厅之后，芭托丽娜身着新装出现在白夜咖啡馆。她看见什么了？她的学生们坐在里面，正拿《诗刊》逗乐子，恰恰是有那首诗的那一期。

　　一星期之后学校又新来了党史教员，一个小老头儿，相反，他崇拜漂亮女生——但只是柏拉图式的。

　　是的，我同意，报复是残忍的事情。但别忘了学生的助学金是多少：用它甚至买不了一双便宜鞋，而且一个女孩儿不能总是喝茶，她也得穿衣服。要有父母资助就没问题，但要是没父母资助怎么办？那就意味着姑娘们必须因芭托丽娜的偏见付出代价：过清苦生活，吃便宜馅饼，闹胃玻我认为我们的大学生是最伟大的劳动者。我总是站在他们一边，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不要跟我争论。

　　没人跟她争论，甚至连想都不想，相反，她们笑着看着她坐在那儿，由于正义的愤怒而涨红了脸：“好样的，尼尔娅，文静的像个小耗子，居然敢为你的学生辩护。”

　　◆ 故事之九

　　戏剧导演爱玛讲述。说的是戏剧式的报复，这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幸好弹药受潮，报复没能实现。

　　姑娘们，你们想象不到演员进入角色以后会有多么愚蠢。

　　我们曾上演过莱蒙托夫的《时代英雄》。糟糕的是，扮演皮乔林和格鲁什尼斯基的两个男演员真的都爱上了扮演玛丽公主的女演员。起初他俩还都有所克制，但到彩排时他们的竞争白热化了，因为莱蒙托夫的每句台词都会加剧俩人的矛盾。有几次他俩打得不可开交，就在剧场里，在彩排休息时。实际上，演公主玛丽的姑娘奥兰卡·拉皮娜更喜欢“格鲁什尼斯基”，这使“皮乔林”大为恼火，特别是当剧情对他不利时。

　　有一次彩排后回家，我刚出剧院就见两个人在楼后面的空地上格斗，仔细一瞧，又是他俩——“皮乔林”和“格鲁什尼斯基”。把“格鲁什尼斯基”打发回家后，我同“皮乔林”上了车，因为我想跟他谈谈。我给他解释了半天，说奥兰卡有权自己选择，但他怎么也听不进去，最后我生气了，因为这个傻瓜很可能会把这出戏弄砸了。

　　突然想出个主意，我对他说：“好吧。我已听烦了，你总是说你要杀了他。你要杀了他 ——那就杀吧。正式上演的那天我给你弄一只能用的老式手枪和一发子弹。你可以就在舞台上杀死他。但别忘了，责任由你自己负，而且你将会失去奥兰卡，这一点毫无疑问。”

　　没想到这时他还不开窍，把我的话当真了。“她会等我的。”

　　“很好，我们已达成协议。同时我要你答应我，在公演之前不要干扰彩排，不要再演别的戏。你答应吗？”

　　他答应后，我们就分了手。

　　彩排开始平静地进行。我真心希望在公演之前“皮乔林”又迷上了别的姑娘，或者忘掉了我的承诺。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公演前他神色诡秘地来找我，问我是否忘了自己的承诺。

　　“都准备好了，”我回答道。“你今晚再认真想想，要是改变了主意，明早就打电话告诉我，我希望你一觉醒来会变得聪明点。”

　　第二天早上这个傻瓜真的打来电话，不过，他问我答应的事情是否已准备好了。我再次告诉他，一切就绪。然后我去找老道具员，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他忍不住大笑了一阵，他找到了一把别致的手枪，可以装火药，也可以装膛塞，但勾动扳机时只能发射一个普通的帽儿，像玩具枪一样。他把枪递给我，说：“要是个正常人我不给他这样的枪。但‘皮乔林’是个傻瓜，他入了戏就出不来，我太了解这些演员了。”

　　马上就要公演了。我来到“皮乔林”的化妆室，把枪也带上了。我故意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把一盒潮湿的火药和一只膛塞给了他，还教他如何使用。然后我就走了。可怜的演员。没人正经拿你们当回事。想到有这么真诚的“皮乔林”为今晚的演出卖力，我得意极了。哪个导演都得依靠这样的演员。

　　长话短说，我的“皮乔林”演得出色极了，而且他带动了所有的演员和工作人员。他那充满悲剧色彩的眼神吓得玛丽瑟瑟发抖，而格鲁什尼斯基则面色苍白，好像他真的意识到了迫在眉睫的死亡。决斗开始了，皮乔林开了火……他自己倒下了。

　　自然，格鲁什尼斯也倒下了，故事情节需要他这样。但他还在动，而皮乔林却昏死过去。观众断定这是大胆的创新，于是欢声雷动。演出大告成功。幕布降下，我急忙跑过去看皮乔林，公主玛丽也跑了过来，我们把他弄醒，他第一句话就是：“我打死他了吗？”

　　你们可以想象这可怜的小伙子入戏多深。我摇摇头，平静地说：“没有，药是潮的。”

　　公主玛丽听到此，目瞪口呆地望着我俩，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皮乔林”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全剧团的人。大家都笑“皮乔林”，说他傻，特别是“格鲁什尼斯基”。但公主玛丽，也就是奥兰卡·拉皮娜，却深深地爱上了“皮乔林”，并嫁给了他。一年以后他们决裂了，“格鲁什尼斯基”去了别的剧院，不久人们就忘了那件

　　事。这是戏剧界常有的事。

　　现在轮到爱丽什卡了，通常她都是讲每天的最后一个故事。

　　◆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述。说的是她怎样报复邻居，以及何以大获成功。

　　我们楼有个令人讨厌的邻居叫克拉芙迪娅·伊万诺芙娜。一到夏天我们那儿充满了各种小动物：臭虫、蟑螂、土鳖、苍蝇。因为我们住的一楼十分潮湿。唯独克拉芙迪娅声称，她的房间里没有这些小东西，因为她是个干净人，而我们都是脏猪。她说得也有点道理：克拉芙迪娜·伊万诺芙娜不工作，她是个寡妇，丈夫原系军界要人，试验火箭时死的。

　　所以她有一大笔养老金，一人住３５平方米的房间，而邻居们总是三五人挤在一个房间。其他人都得去上班，下班后便回到这些拥挤的小房间，而克拉芙迪娜整天在家清扫房间，擦洗水晶制品、瓷器，带她的狗散步。她的狗是只老长毛狗，有个十分令人讨厌的习惯，夜里汪汪乱叫，吵得满楼道的人都睡不着觉。我们提出了抗议，要求她领它去兽医站看

　　看，晚上给它吃安眠药或别的什么东西。最后大家实在忍受不住了，坚决反对她养狗。她摆出一副贵妇人派头嘲笑我们说：“你们不能阻止我养狗，我也不能阻止你们养臭虫、蟑螂。”

　　她轻蔑地哼了一声便回她的豪华住室去了。

　　我们感到十分羞辱，我甚至都哭了。我是哭了，但我从此决定报复她。我把家具彻底清扫了一遍，把沙发弄了个底朝天，在墙角摸到了十多个臭虫，用空冰淇淋筒装了起来，然后我去拜访克拉芙迪娜，假意再次要求她去给她的狗治玻我坐在她那宽大的沙发里跟她谈，趁她不注意时把筒里的小动物倒了出来。

　　从此奇迹出现了。几天后克拉芙迪娜第一次开始抱怨有臭虫咬她。邻居们很同情她，堂而皇之地说：“要紧的是讲卫生。？”

　　但从此以后我们房间的臭虫绝迹了，这太奇了。你们知道，我们过去喷过多少药都不管用，而现在居然全不见了，就好象它们搬了家。我把放臭虫的事悄悄告诉了我姐姐。她着实给乐坏了，然后说：“很清楚，克拉芙迪娜吃得好，保养得好，血液丰富、甘美。自然那些

　　臭虫不愿跟我们挨饿，而且我们这儿连它们睡觉的地方都很少，这些可怜的小宝贝儿。但后来你拿过去的臭虫回来告诉它们，说隔壁有好多好多好吃的，还有好多地方睡觉。于是它们就搬了过去。”

　　爱丽什卡天真的报复和她姐姐的惊人智慧，逗得大家捧腹大笑。然后大家便安静下来开始睡觉了，《女人十日谈》的第八天就这样结束了。

第九天　高尚行为

　　第九天早上，奇迹发生了。像往常一样，护士进来了，用车推着一只筐，里面装的全是包裹，是女人们的亲戚或丈夫寄来的。每人都有，当然，浪荡女吉娜和拉丽莎除外，只有两个同事来看过拉丽莎，而来看吉娜的人一个也没有。其他人每天都能收到包裹，因为医院的伙食不够吃。

　　分完包裹，护士突然又从筐底拉出一个大包，问：“你们谁叫伊万诺芙娜？”

　　“是我。”吉娜回答说。

　　“这是你的包？”

　　“不是我的。一定是另外一个伊万诺芙娜。不会有人给我寄东西来的。”

　　“吉耐达·斯蒂色诺芙娜·伊万诺芙娜。１０号病房。对吗？”

　　“对。”

　　“哎，别耽误时间。”

　　护士生气地把包扔到吉娜的床上，推着车就走了。包被撕开了，几只橘子、苹果掉了出来，滚到床上和地板上。女人们急忙把它们拾起来整整齐齐地摆在吉娜床头。她闷头坐在床上，不敢再看包里还有什么东西。最后她还是撕开了里面的包，大家都看见了里面的东西：蓝色法兰绒睡衣、蓝拖鞋、镶花边的白睡裙。还有其它一些小包或小盒子，但此时吉娜对这些东西并不感兴趣：她的手颤抖着翻弄这些礼物，寻找着最重要的东西。终于她找到了一封信，撕开信皮，抽出一小片儿纸，迫不及待地看起来，看完信便一头扎到枕头里哭了。

　　“怎么了，吉奴丽娅？”阿尔宾娜急忙跑过来问。“为什么这么伤心，信是谁写来的？”

　　吉娜默默地把那片纸交给了她。阿尔宾娜读完信感到十分惊异。“吉奴丽娅，这太棒了。我可以读出来吗？”

　　吉娜点了点头。阿尔宾娜大声读起来：“亲爱的吉耐达，我没法忘掉你，一直在找你。简直是奇迹，我找到了你。本想可能一两年之内才能找到你，没想到现在就找到了。寄上睡衣、睡裙和拖鞋，这样我妻子就不会穿着病号服走动了。我为我们的儿子买了许多东西，我看你时带去。我想念你们母子，尤其渴望见到你，哪怕就看一眼。务必给我写信，告诉我你们的窗户朝哪边。你幸福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伊戈尔。”

　　“真是奇迹。”爱丽什卡欢快地喊叫着，在她床上跳了起来。

　　“他怎么找到你的，吉娜？”娜塔莎惊奇地问。

　　“我不知道……”吉娜窘迫地回答说。

　　“但我知道。”阿尔宾娜突然大声叫道。“瞧那两个人，她们正偷偷乐呢。”她指的是佳丽娜和拉丽莎，两个人正并肩坐在佳丽娜的床上，试图装出一副旁观者的样子。“她俩是策划者。我见她们在盥洗室写信来着。当时我还以为佳丽娜要动员拉丽莎再次参加不同政见运动，策划什么抗议活动呢。哎，承认了吧，是你俩给伊戈尔写的信，对吗？”

　　佳丽娜和拉丽莎只好承认，是她俩给伊戈尔写信，把他未婚妻的情况告诉了他。拉丽莎和佳丽娜焦急地望着正在抽泣的吉娜。“吉诺契卡。请原谅我们。我们本以为做了件好事……但最后还是由你决定，你可以仍旧拒绝伊戈尔·米哈依洛维奇。”

　　吉娜抬起了头。“现在没必要了。”她抓起蓝色睡衣，使劲用它擦了擦眼泪。

　　五分钟后，吉娜把这些时髦衣服全穿上了，然后把换下来的印有医院字样的破旧黄衬衣、脏灰睡衣和打补钉的拖鞋，一只是黄色的，一只是褐色的，通通还给了护士长。

　　早上这件事使女人们一整天都没平静下来。她们相互耳语，时不时瞟吉娜一眼，感到很快乐。吉娜默默坐在自个儿的床上，脸上挂着甜蜜和幸福的笑意。

　　◆ 故事之一

　　生物学家拉丽莎讲述。说的是一位备受其夫之害的妇女决定不再跟他离婚并因此而挽救了他。

　　我有个姑姑叫柳德米拉。我出生时她才十几岁。大家都叫她柳德米尔卡，可我当时叫这个名字太吃力，于是就叫成了“德尔卡”，并且习惯了这种叫法，直到现在还这么叫。

　　德尔卡１８岁时嫁人了。可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她丈夫波里斯是个电工，整日酗酒，打老婆。记得她做姑娘时就很瘦弱，眼睛暗淡无光，头发干枯。婚姻的不幸把她折磨得更不成样子了，到４０岁时她已老得象个老太婆。可后来奇迹发生了。大家都知道那句俄国谚语吧，“四十是女人的黄金时代。”

　　而德尔卡４５岁时却焕发了青春。

　　那是从她儿子参军时开始。德尔卡早就对她母亲讲过，只要儿子一长大，她就跟丈夫离婚。这自然是因为他酗酒。所以沙约扎参军后德尔卡就离开了家。“好了。我受够了。”她说。她找了间房子，又换了工作。她以前在一个车站的订票室当出纳员，工作很累，时间又长。谁都知道在车站排队买票的队伍有多长，有时人们一排就是好几天。他们又累又乏，等排到售票口时人都快散架了。这种工作德尔卡做了近二十年，仅仅为了多挣几个卢布，因为波亚姑夫把钱都花在喝酒上了。后来她在旅游局找了个差事。那里的气氛可大不一样，顾客也迥然不同。人们都在度假、旅游，他们幸福、愉快。德尔卡自己也开始旅游：她经常买上一张减价车票到塔林或南方的什么地方去玩。在旅游局工作的人员都享受减价车票待遇。她

　　开始打扮自己。她从前一直挽着头发，现在则剪成了短发。这时她才发现她有着多么漂亮的灰色头发。她疲惫的眼睛开始变得闪闪发光，似乎在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幸福。她甚至连走路的姿势都变了，而且似乎身高每月都在长。不久，她有了恋人，那人一直都在打光棍儿，到４０多岁了才忽然决定结婚。他有点老派，这正合姑妈的胃口：没有污言秽语和粗鄙之举，只有鲜花和吻手礼。他自己有辆汽车，因此每天上下班接送她。我和妈妈都高兴极了：德尔卡４５岁才享受到青春的快乐。

　　但她的幸福还没开始就被毁掉了。一天波亚姑夫打来电话，说他要住院，让姑姑去照看他们的房子。德尔卡问道：“为什么？你要长期住院吗？”

　　他相当平静地回答：“我可能会死在那里。我得了癌症。

　　你要好好看管咱们的房子，以免将来儿子回来没地方祝你如果能把我的丧事办得象样些，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德尔卡不顾一切地回去了：她的确离开了丈夫，但现在他病了，她至少也应该亲自把他送到医院埃他住进一家癌症医院，准备动手术，因为酗酒过度，他得了喉癌。他的手术看来相当成功，德尔卡带着大包小包去看他，陪他，给他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不久他就出院了，出院前德尔卡同医生谈了一次，医生说象这样的病第一次手术后往往会复发，因为病毒不仅危害了咽喉，同时也侵入了胃肠、肝脏。“要让他身体的整个系统积极地抵抗病毒的进攻，这是唯一的希望。这就看病人有没有康复的信心了。人们往往一听说自己得了癌症就自以为死期不远了。”

　　听了医生的话，经过深思熟虑，德尔卡终于下了决心。她回到家中，把凌乱不堪的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打开衣箱，她发现他已经把他所有象样的衣服全都换酒喝了，于是她决定给他买新衣服。她先买了一件质地考究的大衣。她想：“如果我给他买件衬衣或一套西服，他会以为那是为他准备的丧服。

　　为死人装裹一般都用好衣服，可从来没有用大衣的。他一看新大衣就知道我根本没想到他会死。”

　　她还为他买了套服、内衣、衬衫和新鞋，花了不少钱。我也解囊相助。后来姑姑跟我讲了出院前她把一包衣服拿出来时他的反应。他穿上衬衫、套服后说：“这下进棺材时可有衣服穿了。多谢了。”

　　“你为什么要想到死呢？”她严肃地问。

　　波亚姑夫哀伤地望着她，自怜地说：“唉，你明明知道我得了不治之症……”德尔卡双手叉腰，冲他喊道：“癌症。你原来是这么打算的？你这可怜的人得了癌症，是吧？你心里的小算盘我一清二楚。你想让我回来，是吧？亲爱的，然后你就可以打着癌症的幌子又开始酗酒。哼，真是痴心妄想。别急，先听我说。

　　我已经跟医生谈过了，知道你身上只是有一个小肿块。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我回来是因为你这儿还需要有人照顾。但你要记住，只要你喝一口酒，我马上就走。到那时候，癌症也救不了你。就这样。把大衣穿上。”

　　随后波亚姑夫看见她给他买的新大衣至少也得花１００卢布，他立即平静下来，知道自己不会死了。

　　回到家里他对此更深信不疑，知道德尔卡根本没打算他死，而是想和他开始新的生活。屋子已焕然一新，窗上挂着崭新的窗帘，更重要的是，一架漂亮的双人床取代了以前的折叠沙发。这时他终于相信了德尔卡。这件事给他触动很大。

　　他终于戒了酒，身体很快开始恢复。

　　还有什么说的呢？一年以后他彻底康复并开始工作，再也不喝酒了，德尔卡离开了恋人，起初他表示愿意等她，因为他知道波亚姑夫得的是什么玻但德尔卡异常坚决地表示，他根本不考虑她丈夫会死，她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活下去。他现在依然健在。故事到此结束，不过，还要加一句。德尔卡现在仍然漂亮，但她眼睛里曾闪烁的光芒消失了。她的眼神变得异常坚定。

　　听完了拉丽莎的故事，女人们说这没什么稀奇的，无私的妻子终生照顾有病的丈夫，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但是，如果谁能讲个丈夫像那样照料妻子的故事，”阿尔宾娜不无恶意地说：“我给她奖品——一管巴黎口红。”

　　“让我们看看。”娜塔莎说。

　　“给。看嘛？”阿尔宾娜一边问，一边从包里掏出口红递给了娜塔莎。

　　“我要看看跟我的颜色是否一样。好了，归我了。现在该吉娜讲，然后是我讲，我讲的故事跟拉丽莎刚才讲的差不多，只不过说的是男人。”

　　“好了。现在请吉娜讲点劳改营生活的情况。可以吗？吉奴尔亚。在劳改营就没有高尚行为吗？”

　　“当然有，为什么没有？如果你们不厌烦，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

　　◆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讲述，说的是无私的母爱。

　　我讲的是一个女人代儿服刑的故事。

　　我在劳改营的建筑工地干活。我们营乱哄哄的，因犯人多监房少——监房是木制的，已经３０年了，都糟了——因此，他们不再建造单层木质监房，而是建造双层石头监房，空间扩大了一倍。

　　我的活儿还算称心，就是苦一点儿，因为那儿没机械装置。砖、锹、小车以及犯人们的双手，这就是全部的工具。另外，还有一匹马拉水泥车，我们管这匹马叫“海鸥”。每天早上他们一把我们赶到工地就从马厩里牵出“海鸥”交给我。我把它套在装水泥箱的车上，然后赶车到仓库。把车倒进仓库，便开始用锹往上装水泥。灰尘飞扬，我和“海鸥”都成了灰不溜丢的家伙，吸进鼻孔的全是水泥，呛得要命。至少我还可以用块布包到嘴上，但“海鸥”可就惨透了。幸好装满车后我们要往工地拉，其他犯人帮助我们卸车，然后我们回仓库再拉，只有在来回的路上我们才能享受点新鲜空气。一天我们要拉１０到１５趟。一天下来我的胳膊就像要掉下来似的，咳嗽得肺都要炸了，但我仍然坚持了下来，没把这活儿交给别

　　人。“海鸥”是个很好的工友：不骂人、不发脾气。如果想找个知心人，最好不过的就是马了。我情绪不好时就用手搂在“海鸥”的脖子上跟它说悄悄话。它或许听得懂，也许听不懂，但要是我说了当局的坏话，它不会去给我告密。还有，在来往于工地的路上监视我们的只有蓝天。即使天不是蓝的，而是多云、下雨或下雪，这也要比在工头和看守的呵斥下干活要好得多。

　　一天，我和“海鸥”拉来一车水泥正在卸车时，一个卫兵走过来说：“伊万诺芙娜，卸完后把车打扫一下，去一趟医院。你们的一个同伴死了，你得拉她到红山。”

　　红山是犯人的墓地。自１９３０年以来，这座山长高了好多，当时埋的是富农。

　　我照他说的做了，把车赶到了劳改营医院，一伙儿女人正等在那儿。

　　“谁死了？”我问。

　　“四分队的卡扎科娃。”

　　“卡扎科娃？可她没病呀，她儿子刚来看过她的。”

　　“对，感谢上帝，她没受罪。昨晚她上床睡觉就再也没醒过来。”

　　我这才知道这些女人是扔下她们的活儿来医院给卡扎科娃送葬的，犯人没有葬礼，拉出去埋掉，在地上插个牌子写上号码就算完事了。每当看到有棺材从劳改营门中拉出去，犯人们就说：“又一个短命人。”

　　然后，她们就回去了，很快把这件事忘了。每人都知道明天就可能轮到自己。红山墓场白骨累累，挖坑时简直分不清挖的是土还是骨头。但卡扎科娃是个特例，女人们宁愿冒险来给她送葬。自然，这里离营门口并不远，即便如此，这也有点送葬的味道。她是个仁慈的女

　　人，应该送送她。

　　卡扎科娃是为儿子进来的，现在我来讲她的故事。她丈夫是个畜生，是个残暴的酒鬼：他常常喝醉酒后手执斧头追赶老婆。自然，她总是抱着孩子跑到邻居家去躲避，而邻居们总是把她藏起来。她向派出所投诉过多次，但他们总是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埃”一次他真的拿斧子砍伤了她。她住了一阵儿医院就又回了家。她可怜他，所以决定不去报案。起初他害怕了，收敛了点。后来，一看没事，就又旧病复发。儿子也挨了好几次父亲的斧子。

　　后来有一次父亲又在打妈妈，威胁着要砍了她，那孩子上去一把夺过斧子，反手一斧砍到父亲的头上，当场就把他撂倒了。妈妈跑过来摸摸他——已经死了。这酒鬼，真活该。

　　她没告诉孩子他已经死了，而是说：“他昏过去了。他在那儿躺一会儿还会起来撒野。儿子，你最好尽快收拾好东西去你姨妈家。我会给她写信要她让你住到开学。要不你父亲醒过来会报复你。一个月后再回来，那时他就把这事忘了。”

　　那孩子照母亲说的做了，径直去了火车站，准备去姨妈家。大约一个小时后，母亲才去邻居家，向一对夫妇要了点儿盐，回来的路上又去另一家串门儿，给人的印象是她很想聊天儿，她告诉这两家说，她打发儿子到她妹妹家度假去了，她丈夫不知又去哪儿喝酒了，也快回家了。所以她必须做好饭等他，以免他发怒。说完便回家了，不一会儿，她开始号啕大哭，好象家里又在打架。她跑到院子里，在那儿闹了一阵儿，然后又回到屋里，她用手攥着斧子，目的是把自己的指纹印到上面。真令人吃惊，她是怎么筹划的这件事呢。之后，她尖叫着跑到刚去过的那家：“邻居们。告诉警察局——我杀了他，我想……”一个邻居安慰她，另一个去报了警。

　　一个月后儿子从姨妈家回来，发现父亲已经被埋葬了，母亲进了监狱等待判决。他坚持找侦查员说事情是他干的，但侦查员根本不听他的：人证、物证俱在，而且凶手已经供认不讳。于是，卡扎科娃被判了５年——他们知道死者是个魔王。儿子对她很好。长大后他才知道母亲为他所做的一切。他经常去探监，给她送好吃的东西。犯人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接受亲友探视，人们看到母子二人在探视期间总是哭喊、争辩。他说：“妈妈，现在我已经是大人了。您回家，让我来服刑。我们要一起上诉，告诉他们事实真相。”

　　母亲总是对他说：“儿啊，他们不会放我出去，要不他们就承认弄错了，然后把你抓去。我的刑期已不长了。要完成你的学业，我的儿啊，千万莫喝酒，别学你爸爸。”

　　然后他们继续哭诉，试图说服对方。探视也总是这样结束：儿子回家，母亲回营房继续干活。她已服刑４年，而且已申请假释。母子等了好几个月，期待着莫斯科的答复。事实上，全劳改营的人都在等。我们之中什么样的女人都有，有的真正是铁石心肠，但她们都希望卡扎科娃能出去，大家都同情她。这既是因为她代儿受过，又是因为她是个好人，很善良。这在劳改营中是不多见的。大家都有过艰难的经历，所以大都脾气不好。每当她收工回来，营房就会显得亮堂些。这女人有个真诚的灵魂。当听到莫斯科拒绝了她的申请，她没哭，也没生气，不像别人那样。是啊，心毕竟不是石头做的，我想。一个人可以忍受一切，但心并非总能忍受。所以她只有死，卡扎科娃真的就死了。

　　他们把这可怜的女人抬了出去，用的是一个简单的木头棺材，没有油漆，是用工地上的碎木头拼凑而成的。

　　女人们只能送到门口，然后就听身后大门咣当一声关上了，我们赶车上了红山。我坐在棺材上，两个士兵拿着铁锹跟着，还有一个当官的带着公文纸：即使这最后一站也得有文件记载。士兵埋葬了她，当官的在公文纸上做了记录，他们插了一块写着号码的牌子，我和“海鸥”就回去拉水泥了。

　　几天后卡扎科娃的儿子赶来了——他们给他拍了电报。

　　他要求把母亲的尸体葬在老家，他们没同意，因为那样违反规定——她刑期未满：“她刑期快满了，那时你可以来接她。”

　　吉娜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女人们。

　　然后阿尔宾娜转向娜塔莎：“哎，谁答应讲个有关男人的善良和崇高的故事好让我们吃惊？讲吧，娜塔莎，不然你得不到法国口红。”

　　娜塔莎笑笑，便开始讲她的故事。

　　◆ 故事之三

　　工程师娜塔莎讲述的目的，在于赢得一管法国口红。故事说的是少见的高尚男人。

　　这是我朋友白拉的故事。她比我大三岁，我们同校不同班，但在一起上体育课。我们的友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而且后来一直没中断过。

　　大学一年级时白拉就深深爱上了一个高年级男生。这是一所工业学校，女生很少，大部分都是男生，在所有男生中白拉选中了她倾心的这一位。他也爱她，但并不十分当真。第一年两个人进展得很顺利。但后来他又爱上了别的女孩。白拉不愿放弃他，他也没甩掉白拉，但对她的爱却熟视无睹。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我认识的许多夫妇都是这样。但愿有人教女人少一点痴情而教男人多一点爱。

　　俩人的关系就这么年复一年地拖了下来，差不多整整五年了。在这之前两个人都毕业了，白拉成绩优秀继续留校读研究生，两年之后也完成了学业。我十分佩服她，但她却对我说：“娜塔莎，我读研究生全是为了克利尔，或许他会因此而喜欢我。”

　　克利尔对她为取悦于他而做出的努力却不以为然：“你以为你成了世界名人我就会突然屈服于你吗？我照样不娶你，这就是对你的努力的报答。满足于我能给予你的吧。”

　　但他能给予她的越来越少。几年过去了，唯一变得愈加美丽的是公园里的树。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克利尔宣布要同另外一个姑娘结婚。她没争辩，她真心希望克利尔幸福，她甚至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并向新郎新娘表示祝贺。

　　事后我问她：“在婚礼上你感觉如何？”

　　她说：“我感到平静、自由，但遗憾的是，我浪费了那么多的时光，浪费了那么多的感情，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中断了与克利尔本来就很少的约会，白拉过起了独身生活。偶尔他打电话来问候一下，她自然回答一切都好。实际上她象一支渐渐要燃尽的小蜡烛，每况愈下。不久便听说她被送进了医院，她严重咯血，经检查确认是少见的肺结核病症。这简直象沙俄时代的小说里写的一样。

　　在一次聚会中我遇到了克利尔。那天大概是什么人的生日或是其它什么纪念日，我记不清了。我俩碰巧坐一块。闲聊了一会儿别的事情后，他问我白拉现在怎样了。我将白拉的遭遇告诉了他，他听后脸色发白，说：“那怎么会呢？她一直健壮得很，连流感都没得过。”

　　我发誓，我一点也没暗示白拉是从他结婚后身体才开始垮的，也没说让这家伙感到难堪的话，我知道说什么也不管用。他本可以完全不相信我的话，他两年前就结了婚，而且这年头儿谁相信还有人为爱情而死？但克利尔真的不安了，席间再没跟我以及年轻的妻子说一句话。聚会结束时他突然问我：“娜塔莎，明天上午我去找你，我们一起去看白拉，好吗？”

　　与其说是为我自己，不如说是为了白拉，我推辞道：“那样好吗？见到你有可能会加重她的玻”但他向我保证，要是白拉见到她生气他就立即走开。

　　第二天他来了，我们一起去了普希金大街，白拉就在那儿住院。时值八月，患者获准在公园散步。在偏僻的林荫路边我们找到了白拉。她坐在一只凳子上，看上去很小，象个小女孩儿。她脸颊绯红。眼睛瞪得又大又圆。克利尔急忙走过去紧挨着她坐下，伸手搂住了她的肩头，望着她那十分瘦削的面庞说：“你怎么了，小鸽子？想飞走吗？我不让你走。”

　　我借故走开，到医院门口等克利尔，好不使他们难为情。

　　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意料。我们突然获知，克利尔撇下年轻美貌的妻子，把白拉从医院拉出来转到克里米亚优美的疗养院中。白拉在那儿接受了治疗，尔后他们又回到了列宁格勒。克利尔与他的妻子离了婚而同白拉结了婚，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甚至在教堂举行了婚礼。当时我也在常新娘几乎站立不住，新郎得扶着她，显然，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我从未见过我的朋友白拉是这样喜气洋洋。

　　我们都认为这一切都会随着她的死期到来而告结束，尽管死得幸福。但结果谁也没想到。克利尔象一头公牛一样到处乱撞，四处托人，找最好的大夫为白拉治玻他还带她到国外求医，甚至去菲律宾找巫医治疗，结果白拉不需要再动手术了。克利尔的努力使她产生了极大的力量，她居然平安地生下一个十会健康的孩子。现在，在我们眼里克利尔成了一位肺病专家，因为在白拉治病期间，他几乎通读了有关肺结核的所有资料。

　　有一天他们来我家做客。白拉与我丈夫聊摄影，他在给她看他早期的作品。我则悄悄与克利尔交谈。我问他怎么会知道他能挽救白拉，他回答说：“这没什么奇怪的。我是个飞机设计师，自然会想到，白拉也象一架飞机，只有一只翅膀是飞不动的，去掉一只就会跌落下来。我所做的，就是把她曾有的那只翅膀还给她，让她重新飞起来。这个问题是从技术角度来解决的。”

　　我没再问克利尔前妻的事情，不知道她现在飞得好不好，我只知道，没有那么多的幸福可普施天下。

　　“科学家并不象你说的那样。”爱玛大声嚷道，“他们总是说他们解决不了感情问题。不过，克利尔说的好象还有点道理。”

　　她和拉丽莎互相交换了一下神色，会心地笑了。

　　“阿尔宾娜，还有什么可说的？”娜塔莎问。

　　“这个故事还不够典型。”阿尔宾娜耸耸肩，然后惋惜地打开手包。

　　“你要的不是典型的故事，而是高尚的故事，口红不该给我吗？”

　　“该，该。”

　　“太棒了，班上的朋友们会羡慕死我。”

　　“不过，当你休满一年产假再回去上班时，口红早就用完了。”

　　“什么？一管巴黎口红一年就用完？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只有在特别场合我才会用它，我有点英国睫毛油，已经用三年多了。我还有点深色化妆液，西德产的。整个一个资产阶级腐化堕落。”

　　“是啊，他们一定知道怎样腐化堕落……”爱丽什卡叹息道。“我有一点儿美式眼影，拿出来用时总要掂量一下，这种场合是否该用这么多。使人不解的是，我们的政府为什么总是从西方买进我们用不着的东西？我在港口工作，知道运到西方的是什么，运回来的又是什

　　么。他们带回来的总是机器，而送出去的总是木材。他们从来想不到给我们买些化妆品。我们也爱美呀。记得三年前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根本买不到口红。人们给报纸写信反映，得到的回答是，一家工厂关闭，另一家工厂不能满足全国的需要。唉，西方人肯定愿意卖给我们一些的，他们的化妆品多得成堆，都可以用来刷墙。”

　　“对我们来说，技术比口红重要，”瓦伦蒂娜反驳说。“特别是电子技术，它们可用于国防。只要没有战争，我们可以不要口红。你们都知道，要不是我们国家的防御战略，美国或西德早就向我们进攻了。１９６８年西德几乎跨越了捷克边境。我们如果不加强国防建设的话，肯定会挨打的。”

　　“是啊，真的，”奥尔佳叹息道，“我不理解那些法西斯为什么总不善罢干休。但不管怎样，德国人永远不可能打败我们。我记得向彼特亚这样解释过不下几十次了。但尽管他爱我，他还是争辩说，西德没人要进攻我们。虽然他是东德人，但他毕竟也是德国人。所以根本不能相信这些德国人。是的，没有肉，没有奶，我们照样生活，只要没有战争。”

　　“哎呀，别说废话了，姑娘们，不然我要写些传单在你们中间散发了。”佳丽娜说“我不想再听你们的。”

　　“噢，你当然听敌人的宣传，你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奥尔佳轻蔑地说。“你真的相信他们的电台说的都是真的？我早就不相信他们了。我只相信任何人都想进攻我们。不然我们的政府干吗要那么多武器？比如说，我们造船厂，说是为和平生产，但我们都知道它生产了多少军用品。”

　　尼尔娅叹息道：“大概我比你们更害怕战争。部分因为我有过可怕的经历，部分因为我生来就是个胆小鬼。我也认为我们食品、住房短缺是由帝国主义造成的。而且，不管你怎样论证民主，佳丽娜，你永远也不会改变我的思想。奥尔佳是对的，没有这些必需品我们也能活，我们可以忍受，但我们必须防止战争。虽说如此，我还是希望得到一种外国货：防水婴儿裤。有一家已答应给我些，他们是从孩子已长大的人家要来的，现在他们的儿子也已一周岁了，所以他们很快又会传给我。这些东西特别有用，特别是外出时。我不明白，他们那边什么都有，为什么还要进攻我们。”

　　谈话由政治转向婴儿裤，紧张气氛缓和了。话题从橡皮裤、橡皮奶头、婴儿浴液的短缺又转到怎样用消毒植物油制造婴儿浴液，以及塔林如何有许多高质量的橡皮奶头，如何花上一天工夫用不了多少路费就能买到。于是，气氛大为改善，瓦伦蒂娜趁机讲了别的故事。

　　◆ 故事之四

　　瓦伦蒂娜讲述。说的是一位姑娘如何只身担负母亲的重任。

　　我们一家有四姐妹。大的叫卡蒂娅，住克里夫依·罗格附近的工人新村，我迁居列宁格勒，老三读卫校，正在马加丹实习，最小的柳芭是个大学生。卡蒂娅大姐有个好丈夫，但他突然因脉管炎病倒了，不得已锯掉了一只腿，从此开始酗酒。他们有好几个孩子，这在本省是不多见的。四姐妹中就卡蒂娅大姐生活每况愈下，他们很穷，孩子又多，丈夫有病，还酗酒。其他几个姐妹日子过得都挺好。

　　我们姐妹中柳芭最有天赋。她精通女红，常为自己及我们姐妹设计时装。她经常别出心裁，富有创新精神。她的梦想是做个服装设计师，她已开始在纺织学院学习有关课程。她本可以全力以赴，可她结了婚，丈夫住波斯霍夫。他在那儿有房子，是父母给的。他和柳芭想卖掉它，然后在列宁格勒换个小点房子。但他们暂时还住在波斯霍夫。柳芭在一家服装厂上

　　班，同时到学院上课，而她丈夫格里沙是个司机。他们本会一切顺利，不曾想灾难降临于卡蒂娅，因而完全改变了柳芭的命运。

　　我们姐妹突然接到电报，说卡蒂娅的丈夫死了。我们寄去了安葬费和慰问信，但路程太远没法亲身前往，况且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和孩子。一个月以后我们又收到另一封电报，是卡蒂娅的邻居打来的：“你姐姐卡蒂娅突然离世。速来安葬并照看孩子。”

　　我、柳芭、医生尼娅，三姐妹不顾一切地赶到姐姐家中，为卡蒂娅料理了丧事。邻人说她是绝望而死——她只身一人，没丈夫的帮助，无法抚养七个孩子。孩子们还都小，长子１０岁，往下依次间隔一岁，最小的丫头才两岁，埋葬了卡蒂娅后，我们姐儿几个商量孩子们怎么办。她们在另一间屋里抱作一团，似乎知道我们在决定他们的命运。

　　最小的几个好办，我和尼娅决定，由我领养小丫头，她领养三岁的男孩儿。我们再没别的办法。大点儿的孩子只好让他们去儿童养育院，很可怜，他们必须分开：女孩去一家，男孩去另一家。一所寄宿学校同意接收最大的男孩。我和尼娅在和各自的丈夫讨论这一安排，而我们稚气未脱的小妹妹坐在那儿垂泪。她做不了主，因为她丈夫没跟她一起来。我们能理解她的眼泪。突然她站起来走到孩子们呆的那间屋门口，盯了他们好一会儿，然后回来说： “尼诺契卡，丽柳莎。

　　我们不能把他们分开。那对他们来说太可怕了，他们刚失去父母。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我们通常把柳芭看作我们家的孩子。尼娅甚至不耐烦地说：“我们正在决定重要的问题，你却来说些傻念头。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们怎么能不分开呢？谁能领养这么多孩子？反正我不能，我已有两个孩子，还有丈夫和工作。瓦伦蒂娜也不能，她有重要的工作。你能全部领养他们还是怎么着？你还没孩子，不懂怎么抚养孩子。老实呆着吧，等长大了再谈论重要的事情。”

　　而柳芭却突然说：“你说对了，尼诺契卡。我要领养这七个孩子，因为我自己没有孩子，或者说用不着为自己的孩子操心。”

　　“你疯了。你结婚才一年。就是带一个孩子回去，你的格里沙也不会让你进门。”

　　“我要马上给他拍电报让他决定是要我们还是不要。”这个傻丫头去拍了如下电文：“已决定抚养卡蒂娅的孩子。如仍想与我一起生活，来接我们。”

　　看到这封电报，格里沙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急忙跑到邮局给她挂了长途。在电话中她坚定地表示她想收养七个孩子。格里沙考虑了几天，第四天来到克里夫依·罗格，来接他的突然扩大的家庭。

　　自然，我和尼娅都解囊相助，但我们认为柳芭不会维持长久，起初她可能有些兴趣，但时间一长就会明白抚养七个孩子并非易事，那时她就会放弃她的打算。我们对她十分恼怒，因为我们本可以一次就决定他们的命运，免得他们多遭一次罪。结果证明我们的看法错了。两年过去了，柳芭愈加倾心于这些孩子。这些可怜的小家伙恢复了生气。前几年他们的生活很惨，父亲有病，还天天喝酒，而母亲则整日悲愁。

　　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年轻的新妈妈，乐观又仁慈。他们爱“柳芭妈妈”，形影不离地跟着她。年龄大点儿的孩子帮着干家务活儿和照看弟弟妹妹。当然对柳芭来说生活并不容易。她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和服装厂的工作，她在离家不远的一个机关当了清洁工。这至少可以为家里多挣点儿钱，还能有时间料理家务。格里沙也习惯了这些孩子，但他得加班加点工作，还不断另外找点儿活儿干。他们得不到国家的救济，因为并没允许他们收养这些孩子，只是他们自作主张。他们被定为养父母，并被告知：“要是有能力抚养这些孩子，那就抚养，要是没有能力，就送儿童养育院。”

　　孩子们生身父母的抚恤金还不够给他们七人每人买块面包。

　　有时看到柳芭我就想：“我们姐妹中最有天赋的一个落得如此结局，真太可惜了。尼娅是个医生，我有重要的工作，而柳芭却是个清洁工。这不公平。”但有时我的想法又完全相反，或许柳芭最伟大的才能就是把家庭的幸福给予那七个小孩。

　　我确实感到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柳芭没有完成学业，或者说终生没有自己的职业。清洁工算什么？那毕竟不是职业，只不过是一份儿差事。孩子们会长大成人，然后离开这个小窝，柳芭将会只身留下来，唯有孩子们用过的破旧的衣物和餐具与她作伴。要是孩子们长大后有良心，肯帮助他们的“柳芭妈妈”，那还算不错。但她再也不会有称心的工作，也没有丰厚的收入或养老金。我和尼娅将会得到两倍或三倍于柳芭的养老金，而这些养老金将主要来源于柳芭的孩子们，因为柳芭的七个孩子将来为养老基金所做的贡献要比我们俩人的两个孩子多两三倍。如果从政府的高度看，这是不公平的。这就等于说社会盘剥了多养孩子的母亲。

　　女人们十分钦佩柳芭的高尚行为，同时也对其深表同情。

　　“瓦伦蒂娜，你想过要在你们党的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吗？”

　　“我试过，但没人听。他们说：‘每个女人都要决定她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有趣的工作和丰厚的养老金，还是孩子’。这就是我得到的答复。”

　　“你怎么想，佳丽娜？”

　　“我怎么想？我认为，为那样的母亲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政府不会破产。不是让她们把晚上的时间花在扫楼道上，而是让她们可以坐在家里读书，这样，孩子们大点儿后，她们就可以一星期工作两三天，当然我说的工作是职业而不是随便干什么活。当今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大家庭嘛。”

　　“对，我认为，”奥尔佳说，“一位母亲的工作应该得到普通工人的养老金，我就这样认为。瓦伦蒂娜说得对，我们的养老金将来要由这些母亲的孩子们承担，她们考虑的是自己的孩子而不是自己。这不公平。”

　　我们一致同意奥尔佳的看法，并又转向瓦伦蒂娜：“瓦伦蒂娜。为何不给你的同名人宇航员瓦伦蒂娜·泰勒什柯娃写封信？她能在最高水平上提问题。”

　　“是埃不过，她也会从最高处摔到地上。你们听见过她为妇女说一句好话吗？当然没有，由此说明她为什么能当苏维埃妇女委员会主任。”

　　吉娜突然高兴她说：“泰勒什柯娃视察过我们劳改营，知道吗？”

　　“真的？”

　　“绝对是真的。他登上营俱乐部的舞台宣布：‘瞧我——看一个女人在我们国家能升多高。再瞧你们自己——看你们堕落得多低。’我们犯人们听了个个目瞪口呆。这样的话我们从看守和哨兵那里听多了，但没想到她也这样说话。一个犯人小声对朋友们说：‘不知那两只宇航狗贝尔卡和斯特莱尔卡返回地面时会不会瞧不起别的狗？’这话一传开，在场的女人

　　们哄堂大笑。泰勒什柯娃坐在那儿，脸涨得通红，感到非常气愤，没想到这些堕落得如此低下的女人竟敢嘲笑她这个太空人。我不知道是否跟这事有关系，反正泰勒什柯娃在劳改营转了一圈后，对这些女人的管制就严格多了。他们开始把监房的窗户用铁格子严严封住，只留一点小缝儿透光。至今人们还在管泰勒什柯娃叫铁格子。你们说，她能为母亲们说好话吗？”

　　发泄了一通怨恨，朋友们开始转向阿尔宾娜，要她也给大家讲个高尚行为的故事，当然是关于女人的，没人指望她会说男人的好话。

　　◆ 故事之五

　　空姐儿阿尔宾娜把两个高尚的女人描绘成女英雄，而一个倒霉的男人却被夹在中间。

　　我有两个朋友，一个是艺术家，专门为咖啡馆作画，一个在俄国文学研究院普希金研究所工作。一个迷恋作画，另一个献身于普希金。两人都没完没了地攻读专业书籍。我的‘洛莉塔’就是从她们那儿借来的。她俩一个叫丽尔娅，一个叫亚尔娅，是多年的老朋友，大概从孩提时就是朋友。唉，丽尔娅和亚尔娅两人爱上了同一个家伙，而把他介绍给她俩的罪魁祸首就是我。他是个普通航班驾驶员，一个很不起眼的人。他追过我，但那时我有朋友，所以我就当着朋友们的面损他：“谁稀罕他？”

　　糟糕的是她们两个看上了他。起初他瞄上了丽尔娅，就是热恋普希金的那位。这位还真有点儿小高雅，满脑子都是诗，老的新的都有，而且自己也写诗。我倒是喜欢她自己写的诗。这可把阿图尔给震了：活灵活现的女诗人他只在电视上见过一回。于是，一场小浪漫开始了。由于丽尔娅与亚尔娅俩人好得分不开，所以常常是他们三人坐在一起，要不就一块去看展览，所有的展览都看，有时还在家里朗诵诗。实际上作为女人来讲，亚尔娅比丽尔娅更有魅力：她是大个子格鲁吉亚人，有一双热情眼睛和结实的屁股。因此阿图尔也开始注意她。喜欢聊聊时他挨着丽尔娅坐，突然想跳舞时就找亚尔娅。朋友们议论纷纷，最后得出结论：他自己也不知更喜欢谁。亚尔娅感到有不少男人在追她，周围就不止两个，而没人会看上丽尔娅，除非对她有点了解。因此她对阿图尔说：“我不想破坏你与丽尔娅的关系，所以我们别再见面了。”

　　她想办法说服了他。这家伙看上去还挺得意，因为这少了他许多麻烦。他把心思转移到了丽尔娅身上。但丽尔娅也决定当英雄：“我知道你和亚尔娅是更合适的一对儿。”

　　她把亚尔娅请回来，准备了些酒，边喝边说：“显然，你们已经相爱了。你们没地方住，就住在我这儿吧，因为我要到普希金山去一个月。”

　　说破嘴皮也没法儿让她改变主意。她把钥匙放在桌子上，当天晚上就走了，还自觉高尚、浪漫。

　　亚尔娅和阿图尔住进了丽尔亚的房子。等丽尔娅快要回来时，亚尔娅便开始充当高尚的牺牲者：“你呆在这儿等丽尔娅。她回来时发现你在她家里她会高兴的。”

　　她走了。丽尔娅回来了，她真高兴了一星期，然而一想到亚尔娅的苦楚便又黯然神伤了。

　　阿图尔有一次在机场碰到我说：“阿尔卡，我怎么办呢？她俩的高尚快折磨死我了。”

　　我看着他，这可怜的家伙还真让这件事弄得精疲力荆“快别胡闹了。与其玩儿这种游戏还不如你们三人住在一起算了。要不就逃，阿图契克，快逃吧。”

　　这家伙思虑再三，终于抛弃了那两位高尚的小姐。后来他告诉我：“我再也不找这样的女人了，我想找另一类女人，她敢把情敌的眼珠子抠出来，决不忍受高尚的痛苦。阿尔卡，我不懂这些优雅的感情，我大概是个粗人。”

　　“这也不错，是啥说啥。”

　　最后两个高尚的朋友也翻了脸，倒不是因为男人，而是因为丽尔娅对亚尔娅的一幅画的评论。亚尔娅回敬了她，管她叫普希金狂。两人结下了仇，从此分道扬镳了。

　　女人们嘲弄了一番丽尔娅和亚尔娅的痛苦，然后接着听佳丽娜讲。

　　“我要讲的是发生在我一位朋友身上的一个真正的奇迹。

　　也是劳改营的故事，但不像吉娜讲的那些那么可怕。”

　　◆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断言，一个人会为另一个人创造出最难以置信的奇迹。

　　一位持不同政见的列宁格勒艺术家刚从劳改营获释。她带出来一些铅笔画，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画都是在零碎的各色纸片或硬纸板上画的。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去找她，她让我们看了这些画，都是现实主义的素描。其中一小片硬纸上画的是沼泽地中一枝盛开的茶花。题词是：“为了你一小时的自由，我宁愿献出生命。”这幅画我看了好一会儿，因为它与众不同。玛莎——就是那位艺术家——注意到了我，她问：“想听这幅画的故事吗？”于是，她给我讲了如下的故事。

　　玛莎待的是罪犯劳改营，一千五百名罪犯中就她一个政治犯。这个劳改营的看守十分残暴。他们把女人当牛马对待，欺侮她们，打她们，有时甚至强奸她们。但有个年轻军官——女人们给他起了绰号叫纳赞斯基中尉（在俱乐部看过电影《古波林的决斗》后给他起的）——不吓人，也不遭人恨，相反，犯人们都尊敬他。或许这只是由于他同人谈话时总用“您”这个礼貌的字眼。他原在附近的火箭基地服役，因犯有过错而被贬来劳改营工作。他得在劳

　　改营呆两三年，而他又特别讨厌这里，所以就拼命地喝酒。

　　玛莎在劳改营一出现他立即就注意上了她，并试图与她交谈。但玛莎恪守格里耶多夫的信条：“上帝让我们避免最悲惨的灾难——主人的恨或主人的爱。”所以她避免与官方人士的任何私人接触。

　　大约一年过去了。玛莎与其他犯人正在地里干活，纳赞斯基中尉突然告诉她：“昨天我从‘美国之音’上听到了有关你的节目。这个节目的标题叫：‘为了一小时的自由我愿献出生命’，你能解释一下这个标题吗？”

　　这次玛莎决定回答他，因为他信任她：他竟然公然承认，他，一个警卫劳改营的军官，收听了敌台广播，这是为当局所禁止的。

　　“那是我们游行示威时常用的口号，引自一位十二月党人。”

　　“你们真把自由的价值看得这么宝贵吗？”

　　“是的，毫无疑问。”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犯事坐牢呢？我简直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现在你已完全失去了自由，不是吗？”

　　“不，不完全是。我还有内在的自由。”玛莎回答说。

　　“不。我不理解。我猜想，要是你从这里出去你还会犯事，他们还会把你抓进来？”

　　玛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这次可能是在试探她。她只是微笑了一下，中尉领会了她的微笑。

　　“你愿意让我告你最近‘美国之音’还说了些什么吗？”

　　“告诉我吧，只要你愿意。”

　　纳赞斯基把从美国电台上听来的所有消息都告诉了她。

　　从此以后，他每星期都要来一两次，趁她干活的时候把那个大世界的消息告诉她。

　　又一个春天来了，玛莎还在劳改营。好长时间以来她都在想家，想得要死。她开始患严重的维生素缺乏症，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苦不堪言。中尉见玛莎日渐憔悴，便给她送来苹果和食物，但玛莎拒绝了。她唯一接受的东西是维生素，她的牙龈不那么疼了。

　　“五一”假日到了，这是犯人们的好时光：官方人士连续闹饮三天，犯人们也歇工了。这期间，女人们可以休息一下，还可以收拾一下寒酸的衣物。玛莎还抽空作画。她蹲在监房后面的角落里，开始画开满茶花的小山丘。小山丘在监狱围墙的外面，她坐在那儿能看得很清楚。中尉在那儿碰到了她，便走过来说：“我已经理解了你们的自由口号。我想了很多，现在我打算要你做件事。别说话，想办法到警卫宿舍，不要让人看见，我在那儿等你。什么也不要跟别人讲。”

　　他很快就走了。

　　玛莎想了想，决定冒险从监狱门口出去。她不知道纳赞斯基搞什么名堂。她来到了警卫宿舍，值勤士兵悄悄为她开了门。离门不远停着一辆小嗄斯车，中尉正坐在方向盘前。他为她开了门，说：“快进来，出宿舍区以前别抬头。快。”

　　玛莎意识到已来不及问什么，她赶忙上了车。大约过了一刻钟，中尉对她说：“现在你可以抬起头了。”

　　玛莎抬起了头。他们在山丘中的林荫路上驱车前进，只见满山遍野都是盛开的鲜花。不一会儿，中尉在一座山丘附近停了车，下来为玛莎打开另一边的车门。

　　玛莎下了车，林中的空气令她头晕目眩，几乎站立不祝中尉把手腕上的表摘下来递给玛莎，说：“我本来很想在这里跟你谈谈，这里在铁丝网之外，但我想对你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呆一会儿。一小时后我来这儿接你。别走太远了，否则会迷路的。”

　　说完他便回到车上，把车开走了。

　　玛莎自忖道：“我真傻，这不过是在试探我。”

　　她知道，政治犯刑期将满时要经受各种各样的试探，以使他们在劳改营中受审并延长刑期。这总是发生在他们快要出狱时。玛莎的刑期还有三个月，她想，高尚的纳赞斯基中尉最大的可能是在帮克格勃干事，以便更快地赢得他们的宽耍她警惕地听着。没有，还没听到狗叫声。显然，猎手准备后发制人，只要她一往树林里跑，他们就会动手。玛莎开始苦苦思索对付他们的办法。突然，有主意了。她脱下破烂的外套，铺在路边，躺在上面开始日光裕她把那只表藏在了乳罩里。猎手追捕时她将照旧躺在那儿，平静地晒太阳。要是她想逃跑，在离监狱这么近的地方开始日光浴岂不是傻瓜？

　　那只表要一直藏着，等侦查员审讯她时再拿出来。她要告诉中尉，表在路上丢了。这只表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真是圈套，她没什么好怕的。

　　玛莎躺在地上，想那个中尉有多么混蛋。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林中常客在碧绿的草上上欢呼雀跃，五彩缤纷的鸟儿在头上婉啭歌唱，茶花盛开，漫山遍野。娇枝嫩叶，沁人心脾。埃春天。玛莎看了看表，时间快到了，只剩下１０分钟。她傻乎乎地躺在路边，等待着狗叫声。她跳起来，抓起衣服就往山上跑。一边跑，一边折了几枝开着鲜花的茶枝。累了，就在柔软的草上躺一会儿，然后起来再跑。终于到了山顶，看到了远在劳改营里她所赞美的那三棵大雪松。回首望去，劳改营远在脚下。她甚至能看到她住的那间监房的屋顶。

　　她依在一棵雪松上，用手抚摸着它的温馨娇嫩的新枝，她忘形地陶醉了。

　　她看了一下表，不禁大吃一惊：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她急忙向山下跑去。她想，她不能带茶枝回劳改营。于是，她迅速把脸埋在茶枝里，然后扔了它。她只留下了一小枝，决定藏在衣袖里偷偷带回去。

　　她刚一回到路边车就来了。见还是他一个人她才放下心来。中尉下车走了过来：“怎么样？你玩儿得好吗？”

　　“真是奇迹。”玛莎回答说。“岂止是奇迹，我都无法形容。”

　　“那就叫做为一小时自由有人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好，时间到了，我们上车吧。”

　　他们安全回到劳改营。当领玛莎通过警卫宿舍区时，中尉平静地说：“我要稍微修改一下你们的口号：‘为了你一小时的自由我愿意献出生命’。再见。”

　　“再见，谢谢你。”

　　只是后来玛莎才意识到，中尉冒的危险比她大得多：为了她“一小时的自由”他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为了纪念那一小时她画下了这根茶枝。

　　这就是一个人可以给予另一个人的奇迹。实际上，我不知道这个奇迹该从哪方面来看：可以说玛莎获得了一小时自由，也可以说中尉给了她一小时自由。

　　“中尉和玛莎后怎样了？玛莎出狱后他们见面了吗？”

　　“当然没有。玛莎想送给他件礼物，但我们劝阻了她，因为那是在拿他的自由冒险。一个军官在狱中帮助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这有多危险？要是玛莎再送他礼物，他们还会判他受贿罪。但玛莎说哪天她要根据记忆为他画一张肖像，以感谢他帮助她获得了一小时自由。”

　　接下来该奥尔佳讲故事了。

　　◆ 故事之七

　　女工奥尔佳讲的是一个被抛弃的丈夫的高尚行为，结果是善有善报。

　　我要讲的是我们厂一个小伙子和他妻子的事情。我们厂两个青年工人结婚了，男的叫耶夫基尼亚，女的叫耶芙基尼娅。所以我们管他俩叫基尼亚丈夫和基尼娅妻子。他们刚结婚厂里就给了基尼亚丈夫一间房子，真够走运的。但不久基尼亚丈夫应招入伍了。那时他有白券，因为他小时得过肺结核。但现在当兵的人越来越少，他们只好什么人都要。我想，大概是因为人们生的孩子越来越少。所以基尼亚丈夫不得不离家两年。在这期间，基尼娅妻子邂逅一位海员并倾心爱上了他。可她给丈夫写信时从不提这事儿。

　　基尼亚丈夫复员回来发现自己家里多了两个陌生人：基尼娅妻子的新男人和他们的孩子。基尼亚丈夫徘徊在门口不知该怎么办：把这三人全部赶走还是自己走？他很生气，他出去保卫国家却遭人掠妻夺家。他站在那儿想了一会儿，然后对他们说：“好吧，看来是无法挽回了。你们就住在这儿吧，回头我们办离婚。”

　　基尼娅妻子不想让他走：“你去哪儿？这是你的房子，对吧？只须等一个月，我们会找到房子的。”

　　“那哪儿找房子？拖儿带女的谁肯留你们？”

　　“那好吧，至少把你的东西带走。剩下的东西大部分也是你的，我们不要。”

　　“东西我往哪儿放？放在街上？我还去集体宿舍。无论如何也得回厂上班。他们不会从宿舍把我赶出来的。”

　　“基尼契卡。至少我得给你点儿钱。你失去了一切，我于心不忍。”

　　那位新丈夫尴尬、羞愧，不知如何是好，他掏出钱包递给基尼亚丈夫说：“我们就这么多，你想要多少就拿吧。”

　　基尼亚丈夫看看打开的钱包：里边只有几毛零钱和一张彩票。他笑着把彩票拿出来说： “我把这个拿走，留个纪念。

　　如果你们真的希望我好，或许我会中个安慰奖，得个收录机呀收音机什么的。那样我就能欣赏音乐了。”他带上这张彩票转身走了。

　　第二天报纸登了中奖号码。基尼亚丈夫拿着那张彩票与公布的号码核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中了一辆自古力小轿车。开始他感到很不好意思，打算把彩票还给妻子。尔后他又改变了主意。如果命运错待了他，那么或许它现在给他送礼物来了。他是个好人，但不是傻瓜。他没去领汽车，而是到自由市场找了个倒爷，以１５０００卢布的价格将彩票卖给了他。他用这些钱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和一些家具，剩下的钱还足够买辆摩托车。我们都为基尼亚丈夫感到高兴，特别是基尼娅妻子和她的新男人。

　　听到正义很快得到了伸张，大家都十分高兴。但吉娜评论说：“通常情况是，虽然好人期待着正义得到伸张，但坏人把他们折磨得太惨了，以至于哪天没在电车上被人推搡或在商场没挨售货员的骂就自觉得不错了。除非发生个戏剧性事件改变这些售货员，不然我准有一天会在商场得心脏病，当场死在那儿。我实在受不了他们的态度。”

　　“得了，你省点儿时间排队买东西吧。”爱玛劝导说。“你知道我怎样保护自己的神经吗？从不排队买什么东西，甚至菠萝。就是拿枪顶着我后背我也不去排队。看到一大堆人挤在牛奶商店，我就对自己说：‘今天我们没牛奶也过得去。’要是菜店人多，我就改买面包和香肠。这是保护神经的最好办法。况且你也要理解商店售货员的苦衷：整天见一帮愤怒的牲口在那儿排队，谁受得了。所以他们自己也变成了牲口，这一点儿都不奇怪。”

　　“说得对，”尼尔娅插话说，“商店售货员也不是生性野蛮，这都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把人们逼的。我要给你们讲个这样的售货员。我讲的故事并不新鲜，你们不介意吧。”

　　“你快讲吧。”

　　◆ 故事之八

　　教师尼尔娅说的是一个售货员救了一个小伙子的命。

　　这故事是我从亲戚那儿听来的。阿朗舅舅，就是带我们进下水道使我们全家免遭法西斯迫害的那位，他有个儿子叫拉菲克，那时是二十岁。拉菲克不愿跟别人进下水道。他想与一伙儿乌克兰和波兰朋友跑到森林去组织游击队。他们的冒险没有成功。回到利沃夫一看，家人全没了：死的死，逃的逃。他不敢呆在家里，只好在街上流浪，到处寻找避难所。

　　朋友们谁也不敢留他，即使是那些曾与他一起组织游击队的老朋友也不敢留他。当时正值冬天，倒并不是很冷，不象大包围中的列宁格勒那样冷，但却够拉菲克受的，因为他无家可归，没什么衣服穿，还饿肚子。有时人们让他留住一夜，但天一亮就打发他走。有一次他连续四夜没找到个温暖去处，东躲西藏以逃避巡逻哨兵。第五夜他躲在一所房子的顶楼上，依在烟筒上取暖。正打着盹，听到了枪声，他意识到是在搜捕。

　　纳粹往往到顶楼或地下室搜寻犹太人。他明白，必须立即离开顶楼。他下楼来到街上，设法往郊外跑。他来到过去曾住过的一个地方，发现这里也在进行搜捕，于是他收住了脚步。

　　他记得附近有个面包店，店门旁边总有一堆盛面包的木头箱子。他决定去那儿躲藏。他及时到了那儿，凭一片嘈杂声他断定他们已搜捕到他刚路过的那条街。他藏在箱子里，倒头便睡了，尽管很冷。因为他太累了。

　　他被什么人推醒了，睁眼一看，天快亮了。他认出了推醒他的人：面包店的一位妇女，此地一个最粗野的售货员。

　　“她想干什么？”拉菲克想，“她肯定要把我交出去。”他想跑，但脚已冻僵，根本迈不开步。

　　“好啊，瞧谁藏在这里。”这女人打量他一番后说。“你怎么还活着？你们在这儿的人一个也没剩。好吧，起来，跟我走。天马上就亮了，一会儿德国人来这里买面包，他们肯定能发现你，快起来。”

　　她拉起拉菲克，把他带回了家。人们管这女人叫杜丝娅。

　　她把拉菲克藏在家里，直到利沃夫解放。红军一到利沃夫拉菲克就不再躲藏了，谢过那位“粗野的商店售货员”杜丝娅，他就随军打仗去了。

　　战后回来他去看杜丝娅。她不在家。他决定去她工作的面包店找她。刚一开门就听见了她的声音：她在骂一位顾客。

　　拉菲克排到队里，等挨到柜台时他轻声说：“请您给我来只面包好吗？”

　　“什么？”她冲他大声哄叫了一声。当突然认出他是谁时，她目瞪口呆。二话不说，她立即把店里的顾客全都赶出门外，门口挂上个牌子，上写：“去厕所”，然后拉着拉菲克回家去了。

　　他看到了她的简陋住室，他就是藏在这里才免于一死。他注意到杜丝娅还是单身，日子过得不怎么好。于是他对她说：“杜丝娅，我本是来谢你的，但我没带任何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我一无所有，只有我自己，作为答谢，这是我唯一能给予你的。愿嫁给我吗，杜丝娅？”

　　粗野的商店售货员杜丝娅起初吓坏了。她比拉菲克大多了，而且看上去比实际年龄一点都不显年轻。但看到拉菲克对她如此感恩，又如此柔情，她想或许他们会幸福的。

　　他们幸福地结合了。杜丝娅辞掉了面包店的工作，因为拉菲克成了一名了不起的外科医师，他羞于让自己的妻子站在柜台里同顾客吵架。他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夫妻恩爱日笃。杜丝娅再也不发野了，她成了温柔贤慧的妻子和母亲。

　　尼尔娅讲完后爱玛接着讲。

　　◆ 故事之九

　　导演爱玛讲述。福音箴言道：“人之爱莫过于为朋友献身”。爱玛的故事是这一箴言的注解。

　　我要讲的还是放浪艺术家们的事情。这些人以非官方文化著称，因为他们不介入官方艺术。克格勃对这帮豪放不羁的人大为恼火，时常抓他们一两个以示警告。

　　一帮非官方作家和艺术家决定，仿照苏维埃风格的名字创办一个幽默杂志。既然有“红色十月”集体农主，“红色庄稼汉”集体农庄，甚至还有的啤酒厂叫“红色酒厂”，因此，这帮人把他们这个杂志戏称为“红色不同政见者”。当然，许多幽默都是针对克格勃的，每个幽默都让大家笑破肚皮。但克格勃没笑，而是采取了行动。不久整个编辑部都被捣毁了。

　　克格勃的调查人员探出了这伙人的幕后策划者：两个艺术家，尤利和奥尔戈，还有两位女诗人，朱丽和娜塔尔娅。他们被捕了，但两个女的很快被放了出来，连她们自己都感到奇怪。

　　直到两位艺术家被押上了法庭，大家才知道原来他俩主动承担了办杂志的一切责任。这并不稀奇。我们了解他俩，是很不错的小伙子，才华横溢，而且无所畏惧。但在法庭上他俩突然悔过，并声称办杂志纯粹出于流氓动机。娜塔尔娅和尤丽娅当时也出庭了，她们感到这两个朋友极为可耻，连连说：“这是什么话，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

　　我们大家都指望这两个小伙子会被免予刑事处分，释放回家——显然像那样的坦白交待本会令克格勃高兴的。但出乎意料之外，他们被判了重刑——在严厉的劳改营中服役六年和七年。他们一定是这样想的：那好吧，既然你们愿承认杂志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流氓行为，那就按流氓行为来处理吧。两人进的是刑事犯劳改营，在那儿为了生存他们不仅要同当局作斗争，而且还要同罪犯作斗争。

　　两人的辩护律师后来告诉了我们事情的真相以及两人在法庭上为什么会那样表现，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起初两人大大咧咧，满不在乎。他们被恐吓了一番，然后被告知，只要坦白交待便可获得自由，但他俩拒绝了。

　　后来一个老侦查员对同僚们说：“你们办这案子的路子不对头，应该懂得罪犯的心里，要使用另外的方法和手段。”

　　然后他拿出了他的新办法。那两个人又被带出来审问，并如此这般被告知：“像你们这样颇具骑士风度的艺术家怎么好连累女士呢？她们在看守所就已经得了感冒，试想，她们在劳改营中还能活得下去吗？”

　　换句话说，他们开始利用他俩的良心。一想到连累了两个女人，两个小伙子真感到于心不忍了。趁俩人束手无策之机，他们提出了交换条件：如果悔过并取消事件的政治色彩，他俩仍将得到同样的判决，不予宽大。事实上这样更糟：一旦承认事件的非政治性质，就得去刑事犯劳改营，而不是政治犯劳改营。而另一个方面，克格勃将释放两位女士。两位艺术家动摇了。他俩被准许会见了一次。经过协商，俩人决定为了搭救朋友宁愿牺牲自己的名誉。要是为了自己能获得自由或轻判而悔过的话，他们才不会这样干呢——他们就是这样的小伙子。但现在他们屈服了。起初，克格勃好像真的要兑现他们的诺言。等两个艺术家正式写了交待，那两位女士便立即被释放了，还给他俩看了释放决定。继而，当两个人提供了更多于己不利的证据后，又看到了两位女士的结案决议。他们信以为真，所以完全履行了与克格勃达成的协议。

　　但他们忘记了是在跟谁打交道，判决之后两位女士中的一个还是被逮捕了，两位艺术家对此毫无所知。这次逮捕当然又有借口——他们在她家里搜出了反苏维埃诗歌。另一个恐怕也难逃罗网，只是目前她正在怀孕，把一个孕妇投进监狱想必是个丑闻，所以克格勃决定不冒这个险。

　　两个艺术家度日如年。没人给他们写信，没人肯帮助他们。大家都同声唾骂他们在法庭上的卑劣行轻，直到真相大白后人们才闭上嘴。

　　直到这时我才理解这句福音箴言的意义：“人之爱莫过于为朋友献身。”我过去总以为他说的为朋友而死的人，而我不理解的是，它真的那么重要吗？难道世界上没有比死更坏的事情吗？但奥利戈和尤利一案使我对这句箴言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名誉、灵魂，去做阶下囚，而且不是以骄傲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而是卑鄙的流氓。起初连朋友都不理解，而且当她们被释放时还不知道有人为她们付出了多大代价。

　　尼尔娅一直以惊异的神色听爱玛讲述，刚一讲完她就大声说：“这都是真的。关于这个案件的故事我也听到不少。当时我简直不能理解，既然他们在法庭上如此不要脸，人们为什么还那样高度评价他们。现在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现在怎样了？”

　　“他们都出来了。尤丽娅和娜塔尔娅已经嫁人，后来尤丽娅去了西方。他们四人至今还是好朋友。尤丽娅写了本关于她的朋友的书，以报答他们为她所做的牺牲。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听爱丽什卡的吧。”

　　◆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了自己的英雄行为，那是在食品短缺的时候。

　　一天，我路过涅夫斯基大街，见耶利斯夫斯基商店门口聚了一大堆人，我问商店在卖什么，他们说是香蕉。

　　我立即排到队里开始做起了香焦梦。以前我只吃过两三次香蕉，而且我真喜欢这东西。我常常梦想得到许多充满异国风味的水果。我从游记中读到过芒果、鳄梨，总试图想象它们吃起来会是什么滋味儿。我的香蕉梦有点儿不同，不只是想尝一只小香蕉，而是一次吃三四只，真吃饱。今天突然交了好运——正卖香蕉，每人能买一公斤。哎呀，我自己默默地说，祝贺你了，爱丽什卡，你的梦想要实现了。但愿我挨到时别卖完了。

　　站了两个半小时，幸福时刻终于到了。我从人群中挤出来，手里托着一袋一公斤的香蕉。我想在回家的路上就吃一个，但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当着马路上这么多人，吃这么稀罕的东西，太不好意思了。这可不是冰淇淋。

　　在我们家那条路上碰到了老朋友丽莎。她看上去怒气冲冲，眼里冒着火。

　　“你好，丽莎芙塔。你好像在生气？”

　　“你好，爱丽什卡。我那两个双胞胎明天要出院，她们得的是猩红热。我想打点儿新鲜东西给他们换换口味儿。今天真倒霉透了，转了半天什么也没猎着。”

　　我的朋友丽莎是从西伯利亚的阿尔塔来到列宁格勒的，过去一直同父亲住在一起，她父亲是个有名的猎手，她后来为求学来到列宁格勒。毕业后留了下来，并找到了工作。她总念叨食品问题：“在你们这儿买食品就跟我们阿尔塔打猎一样。想吃肉了就拎着枪去泰加森林中打一只野兽或野禽。唯一的差别就在于你们不拿枪，而是拿提兜儿，除此以外就看猎手的运气了。你还必须得有猎人那样的耐心。在我们那儿是蹲在隐蔽处等一只松鸡，而在这里是排几个小时的队等一只肉鸡。另外你还得有直觉能力，以便于你去的那个商店恰好有你要买的东西。就像在泰加森林中一样，走着走着突然觉得应该在那边那个角落等待猎物出现。”

　　所以，无论何时，一提起到商店买东西，她总是满口狩猎语言。例如，她总给我打电话说：“你要猪肉香肠吗？我刚打了两公斤，我们一人一公斤。你什么时候来拿呀？”

　　丽莎的猎人直觉帮了她不少忙，朋友们没人像她那么能猎取食物。但显然她今天不走运。“你想吧，我为打橘子等了两个小时，可等挨到了又没有了。到另一个商店又听说苹果一小时前就完了。我跑了许多商店，最后连自由市场都关了。

　　他妈的，要是能给我的小崽儿弄点好苹果好桔子，我宁愿用五倍的子弹。”

　　丽莎所说的“子弹”指的是钱。她常说：“爱丽什卡。我的子弹没了，你能供我十颗八颗的吗？”于是我借给她钱，到开工资时她再还我。我俩发工资的时间安排的挺合适：每月的第一天和第十五天她领工资，第十天和第三十天我领工资。

　　所以没钱花时我俩可以互相借。

　　丽莎的双胞胎还不足五周岁，从一入托儿所就开始患病，幸好他俩总是一起得病，要不非把她拖垮不可。她上班时总是副脏兮兮的样子，因为孩子经常病，顾不过来。她丈夫是个好人，但帮不了什么忙。做父亲的不发给照看孩子的保健证，只有母亲才有。我望着丽莎，她为没买到东西而感到那样泪丧和不安。此时我心中油然升起伟大的英雄感，这种崇高的感觉驱使我决定把香蕉送给她。大包围时人们尚能共享一块面包，何况这只是香蕉。长期没有这东西也活过来了，再有一百年没有照样能活下去。起初我想分一半儿给她，但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一公斤全部给她。因为只有七个香蕉，你不可能分得那么匀。我得意洋洋的问她：“丽莎芙塔，你的双胞胎吃过香蕉吗？”

　　“还没有。他们听到过，那是在我给他们读吉卜林小说的时候。他们问我香蕉是什么样的，为了不吊他们的胃口，我说它就像土豆拌白糖。”

　　“哎，丽莎，把这几只香蕉给你孩子吧。一公斤，给我两卢布。”——我把袋递给了她。

　　丽莎接过袋打开一看，禁不住尖叫一声，声音之大半条街都听得见：“爱丽什卡。这对他们意义太大了。它将使他们立即好起来，会像免子一样蹦到房顶上去。等等，你自己不留点儿吗？”

　　“不，不用了，他们每人只卖给这一公斤，况且我并不怎么稀罕这东西。”

　　我真傻，真不该那么说，为此我后悔了好长时间。要不说不稀罕香蕉，我就可以要一只，但话说出去就不好意思再要了。不过，想到孩子们会那么高兴，我心里感觉很好。我和丽莎高兴地回家了，对今天的狩猎十分满意。

　　哎，你们认为怎么样？这算不算高尚行为，我多么喜欢香蕉埃女人们一致同意，爱丽什卡的行为无疑是真正的英雄行为。

　　爱玛说：“你瞧，生活在我们国家的妇女多么幸福，是吧，佳丽娜？我们得到一件特别的东西足足能高兴三天，你还总抱怨政府。西方妇女的生活有什么幸福可言，我们姑娘们夹塞儿买到一件合适的乳罩会高兴得不得了，家庭主妇们节假日‘射’到一公斤薰肠能高兴半天，这样的乐趣西方人懂吗？

　　当然不懂。所以我认为他们生活很可怜，缺乏意义。”

　　“没错儿，他们体验不到我们的幸福。”佳丽娜笑着说，“但愿我们也体验不到。”

　　“我常想，”娜塔莎若有所思地说，“我们这儿有没有一种食品或其它的东西供应从未断过。”

　　“我们来个比赛，”拉丽莎提议道，“看谁能说出一件货架上从没缺过的东西，而且是从不用东跑西颠去找的东西。我先说：火柴。”

　　“不对。去年火柴厂大修，他们又想不到从外地进货，我们每人配给两盒。水壶。”

　　“不对。有一次我到莫斯科买的水壶。”

　　“熨斗。”

　　“我们的奶奶过去常用的那种结实平滑的熨斗五年前就买不着了。”

　　“肥皂。”

　　“别提肥皂了。几年前有一次过新年，除了通常的蛋糕以外，我还给婆婆带去了一块洗衣服用的肥皂，可把她给乐坏了……”大家都笑了，因为举了一大串，发现没一东西没脱销过。

　　她们提到了墙纸、衣夹、发卷、毛巾、饭锅、茶杯、盘子、洗衣粉、啤酒、袜子、暖瓶，以及最基本的药品、奶瓶、鞋带、牙膏、床单、刀叉、钢笔、学生练习本、课本、运动衣、妇女和儿童的内衣、钉子、地板蜡、刷子、扫帚、墨水、复写纸、打字纸、烟、酒、避孕药、头发卡子、花盆、针线，等等，等等。

　　奥尔佳赢了这场比赛。她提出的是盐，女人们一致同意列宁格勒战后从未缺过盐。真的，吉娜评论道，有时这儿的盐还真不坏。

　　“瞧，我们运气多好。”爱玛又要开玩笑了。“我们总是匮乏，但由此带来了多少潜在欢乐。要是在黑市上买件东西需要多付出两倍的价钱，而你设法通过关系用平价搞到手，那才叫真正的幸福呢。”

　　爱玛给女人的幸福下的定义把大家逗乐了。然后她们开始讨论明天的话题。

　　“就谈幸福的女人如何？”

　　“爱玛已经谈过了，而且谈得很好，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倒是可以谈谈女人的烦恼和不幸，这可大有说头。”

　　得了吧。这是谈不完的话题……”

　　“最好谈谈令人高兴的事，”爱丽什卡说。“还是以幸福为主题吧。幸福有许多不同的方面，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谈。”

　　最后大家同意了。

第十天　幸福

　　◆ 故事之一

　　生物学家拉丽莎讲了她自己的幸福准则。

　　我小时候最悲惨的日子是星期六，每星期的这一天我跟妈妈去浴池洗澡。我们每次都去同一个浴池，就是梅奥罗夫大街街口的格里波耶多夫浴池。到了那儿先在街上排队，慢慢挨到院里，然后到二楼的女部。进了更衣室，要牌儿，按牌上的号码找锁……这些算起来要花一到三小时。

　　等最终进了浴室洗上澡时已是精疲力尽，累得我们连话都懒得说。妈妈总要给我彻底洗一下头。那时我留着长辫子，她之所以那么关心我的头，是怕我有虱子。那年月到处都有虱子，连浴池都很脏。接着她给我搓背，然后各人洗个人的。

　　擦洗完毕，我就跟母亲坐在石凳上用凉水冲一下身子。当然我自己还有事要考虑，有时我要朗诵课文，这是学校布置的作业，星期一要提问的。我现在背熟了，星期天就有时间玩儿了。

　　学校布置让我们学一首诗，一首赞美我们幸福童年的诗，好像说的是，假如列宁活着怎么样：他会把我们抱在怀里，面带微笑，亲切地问候我们。

　　“你们好吗，孩子们？”

　　我们会告诉他，

　　“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您的遗愿已经实现。”

　　正当我坐在那儿拼命攻读这些朴实的诗句时，突然旁边一位妇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是个年轻女人，长得很漂亮，但身上刺着许多花纹。背上是一条帆船，一只铁船，一只铁锚，铁锚上缠绕着一条蛇，另外还刻着许多字。当她转脸时，我看到她的右胸上刺着微笑的列宁头像，左胸上的题词是：“生活中没有幸福。”我想那一定是圣贤语录，而且我也喜欢列宁像。但是，作为一个聪明的小学生，我忍不住对她说：“对不起。阿姨，您左胸上的字写错了。‘幸福’这个词您少写了一个字母。”

　　她笑着回答我：“有什么区别吗？怎样拼写都没关系，反正还是没有幸福。”

　　妈妈拍了我一下，让我别打搅别人。

　　我回头又背我的诗，但那位女士的纹身总在眼前晃动。我琢磨着是不是我自己也这样在身上刺点什么。我真的喜欢列宁老爷爷的像。

　　时间到了，我们去穿衣服。换上干净衣服，妈妈就领我到小卖部喝汽水。这是最幸福的时刻，足以抵消所受的罪。开始妈妈和我一人一瓶不带果汁的汽水，喝完后再买一瓶，这回是带果汁的。我有权选择那种果汁：木莓、草莓或樱桃。当我把汽水瓶举到唇边，闻到水果味儿以及感到汽泡溅到脸上时——那是何等幸福。

　　我长大了，上了大学，备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成功和失败。但每当我设法摆脱某种不幸或完成重要而又令人不快的工作，我总是跟自己说：“那好吧，你现在可以喝一杯不带果汁的。”也就是说，我可以轻松一下。要是一杯带果汁的，那绝对是一种奢侈。一到这时我就会想起浴池中遇到的那位妇女，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列宁头像怎样了。他还会那样微笑吗？“生活中没有幸福”，那句神圣的格言大概也磨得字迹模糊了。但无疑这更强化了它的悲惨意义。

　　你们知道吗？亲爱的，当她们把我刚生下的孩子抱给我看时，我清楚地感觉到小汽水泡儿溅到了我的脸上，闻到了木莓的香味儿——苦难之中幸福的象征。

　　完了。现在请吉娜给我们讲讲她流浪时是否遇到过幸福的人。

　　吉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微笑着自言自语着：“你知道吗？你甚至在监狱和劳改营中都遇到过幸福的人。我们营房曾有一个月的幸福时光。一只小猫奇迹般地从安全网钻了进来。我们把它抱进营房，逗它玩儿。它是一个多么机灵的小家伙儿。你大声一喊：‘瓦斯卡。猪来了。’它会立即跳到炉子后面，呆在一个角落里一动不动。

　　“后来一个看守用枪射死了它，因为它闯入了禁区。那个看守还开玩笑说：‘我打中了一个逃犯。我必须申请调离。’“不错，劳改营里也有幸福，流浪汉的生活中也有幸福。

　　我给你们讲个老流浪女，她唯一的牵挂就是她老头儿，为了老头儿的幸福她战斗了好多年。”

　　◆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讲的故事与费莱蒙和鲍西斯的故事很相似，只不过说的是现代的事。

　　有一次我在利沃夫被带下车，然后被送到了一个特别收容中心，那里收留的人要被送往不同的地方，有的就地释放，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判刑入狱。我坐在那儿等待着发落。那儿有一小撮儿像我这样的社会渣滓，全都没护照。两个吉普赛人，一个贼，一个流浪汉，还有个白发蓬乱的小老太太。老太太一天无话，老是坐在铺上作祷告。但一到晚上她就向值班看守求情：“让我看一眼我的老头子吧。求您了，亲爱的。”

　　她乞求、哭闹，看守无奈，只好把那个灰发、驼背的小老头儿从对面男监带过来。老太太把老头上下打量个遍，这才心满意足地说：“老头子还在这儿，今天他们没把他弄到别处去，我很幸福，一切都好。”这才放心去睡。

　　我慢慢地跟老太婆混熟了，她才把他俩的故事告诉我们。

　　他们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间小屋里。没有养老金，因为他们过去是集体农庄的庄员，那时庄员是不发养老金的。他们怎么生活呢？老头儿在家画圣像，老太婆拿到黑市上很快就能卖掉。他们不富裕，但也过得去。后来他们那个地区得到开发，其他人都迁进了新楼房，可两个老人没人管。当局决定推倒他俩的小屋，把他俩送到老人院。他们不会给他俩楼房住，因为他们没养老金，付不起房租。所以老两口被分别送到老人院，一个在男院，一个在女院，男院和女院还不在一处。俩人不可能不惦记对方，他们差不多一生都生活在一起，就像两棵长到一起的老树一样。

　　老头子郁闷不乐，一病不起，都不想活了。而老太婆反而坚强些。她从每顿饭里省下许多面包，晾干后装在枕头套里，然后一天夜里带着面包溜出老人院，去找老头子，她坐公共汽车没付钱，还乞讨了些钱，在莫斯科周围都找遍了，最后总算找到了老头子。她假装是探视他的，老人院通常是周末允许亲戚探视。她找到了他，对他说：“我们走吧，老头子，没有我你会死在这里的。”

　　就这样，他们成了流浪汉，在教堂门口乞讨，随便找个地方就睡。他们用积攒的一点钱在一个半废弃的村子里租了一间小屋。老头子又开始画圣像，他们又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但不久民兵来盘查他们，而他们的护照丢在老人院了。结果又被遣送回各自的老人院。当时是冬天，老太婆等了两个月，然后又溜出来接老头子。他们的流浪生活又开始了，他们以基督的名义行乞，随便找地方过夜。但民兵一直在追踪他们，而且很快全铁路段的警察都知道了这对老夫妇。他们把他俩当罪犯来追捕，一次次把他们送回老人院。但他俩总能设法取得联系，而且总是老太婆先逃出来去营救老头子。他是她的幸福。

　　◆ 故事之三

　　工程师娜塔莎讲了她与初恋情人的邂逅以及她如何发现自己能腾云驾雾。

　　明天大概是个不愉快的日子。单位里的人们又开始对一个同事发起攻击，这是令人厌倦的事情，所以我不想去上班了。我丈夫一直在抱怨我不会料理家务——这倒是真的，论过日子，我不是把好手——以及我们没能省下钱买一套房子。

　　可我问你们，一个月就２６０卢布，能省下钱去买房子吗？这点儿钱只够打发日常开销。我很生气，也没跟丈夫说，就一人去了基罗夫斯基，只想看看绿树和蓝色的大海。这对我的心情很有帮助。那里的气候，很适合我的心情。时而阴云掠过，还会下起毛毛细雨；时而太阳喷薄而出，雨珠闪闪发光，令人精神振奋。

　　我来到海滩的一隅，这儿游人稀少，因为附近没有咖啡店，也没有娱乐场所，这却正是我所希望的——自在。在海滩找到一棵枯树，我坐到上面，眺望着海湾、海岛和海岸附近的礁石。我的怒气、沮丧和愤慨变成了淡淡的哀愁和宁静。

　　我正坐在那儿忘情沉思，突然走过一个高个子男人，身着民航飞行员的蓝色制服。他热烈地望了我一眼就走过去了——不用看，我能感觉到。谢天谢地，我想，至少他没打算停下来和我搭话。我特别不愿意有人在这时来打扰我。但没想到他突然转过身，坚定地朝我走来。我立即调动起一副怒容准备赶他走。可他就在我面前停下来，说：“娜塔莎。我就知道哪一天会遇见你，刚才我还想来着。还认识我吗？”

　　我抬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从面前这个成年人身上我突然看到了那个久别了的小伙子。

　　“阿米兰，是你吗？”

　　“当然是埃”

　　我们握了握手，然后我邀他挨我坐下。

　　“告诉我，你生活的怎么样？”

　　“很好。我还在飞。已经结婚了，有两个儿子。我还想要第三个。妻子很漂亮。想看看吗？”

　　“当然。”

　　他掏出一张照片给我瞧，是个格鲁吉亚美人，旁边还有两个男孩儿。

　　“你怎么样？”

　　“也结婚了。还没孩子，打算要一个。丈夫长得也不错，可惜我没带照片。你怎么认出我的，阿米兰？我变化不大么？”

　　“要知道，我飞行时总能看到你，而且常常想象这些年来你会变成什么样。我老担心你已经变胖了，想象中一见你发胖，你就不能腾云驾雾了。可实际上你没胖，谢天谢地。”

　　“你说什么，你飞行时能看到我？我怎么能腾云驾雾呢？”

　　这使我很惊讶，心里想的是，但愿他别走，告诉我他还在爱着我。但他微笑着说：“知道吗，我飞行时常常回想我过去的生活，回忆过去所喜欢的人或事。在天空中很容易使人想起这些。当我在黎明或黄昏飞行时，差不多总能看到我妻子娜蒂拉正把孩子抱到床上，教他们唱歌儿。我每天都能看到她。但有时我也看到过去的爱，包括你，我最初的恋人。”

　　“你是怎样看到我的？”

　　“很简单，我看到这调皮的小丫头儿快乐地驾着云向我飘过来，或是从陡峭的云端跳下来，在蓝天中漫游。有时她飘到我的窗口，冲我扮鬼脸，逗我。有一次你爬上了那棵柏树，而我够不着你，你就逗我，还记得吗？当附近有带电的云时，我常常看到，像我们初次相遇那天一样，你正在大浪中挣扎。还记得我怎么救的你吗？”

　　“当然记得。还有呢。你还怎么看到我？”

　　“有时透过云雾看到你的脸，那是一张已经成熟的脸，但总是朦朦胧胧——我不知道你长大后变成什么样了。现在我要仔细看看你。”

　　“真有趣儿，阿米兰。你年轻时就挺浪漫，现在又变成了诗人。”

　　“诗？瞎说。那只是在空中。”

　　“在空中与你相遇的人一定很多吧？”

　　“噢，全是女的。在地面上我只爱娜蒂拉，不爱别人，但在空中我拥有所有我爱过以及爱过我的人，甚至包括在大街上擦身而过的漂亮姑娘。但我见得最多的还是你：唯有你驾云而行。你大概不记得过去的你，但我每次飞行几乎都看到你。”

　　我吃惊地望着阿米兰，怎么也摆脱不了这个念头：我还存在于另外某个世界，一个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世界。

　　“年轻时我羞辱过你，这你也能看到？”

　　“咳，得了，娜塔莎。在天上怎么会有羞辱？”

　　“既是这样，你不想跟我回家见见我丈夫？”

　　“不，娜塔莎，我不想去。我们在这儿就分手吧。下次飞行我还会看到你的，那将是忧伤、成熟的娜塔莎，孤独地坐在云端，朝我微笑，然后挥挥手，飘然而去。”

　　“我们分手了，或许再也见不到了。但奇怪的是，我回家时特别愉快。从此以后，每当我感到忧伤、烦恼，或有人伤害我时，我就会想起那次会面，并对自己说：你们可以说让我讨厌的事情，伤害我，但你们不知道此时我正驾云翱翔蓝天，有人在用充满爱意的眼睛注视着我，等待着我向他招手致意。于是便想象我在向阿米兰飘去，感到十分幸福，忘却了所有令人不快的事情。

　　这便是一位早已淡忘的格鲁吉亚小伙子所给予我的幸福。

　　“我完全能够理解，娜塔莎。”瓦伦蒂娜说道”“你的幸福是别人给予的；可我呢，是靠自己学到的。要不要我给你们讲讲？”

　　“当然。”爱丽什卡叫道。“我们也想学学怎样才能获得幸福。”

　　“这会儿没你说话的地方。”爱玛笑道，“你都快被幸福撑破了。只有我们这些没找到归宿的人才需要这样的故事呢。”

　　◆ 故事之四

　　“大人物”瓦伦蒂娜讲了一个获得幸福的诀窍。

　　有段时间我曾极度痛苦，几乎不能自拔，以至于想到了死。那是在安德鲁沙出国后不久。在他临走时，我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起过夜。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回来了，我们的鸳鸯梦再也不会重温了。我也不愿那样，但我还是郁郁寡欢，无精打采。一天，我路过一家半地下室式的菜店，见一美丽无比的妇人正踏着台阶上来——太美了，简直是拉斐尔《圣母像》的再版。我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凝视着她的脸。

　　因为起初我只能看到她的脸。但当她走出来时，我才发现她矮得象个侏儒，而且还驼背。我耷拉下眼皮，快步走开了。我羞愧万分……瓦柳卡，我对自己说，你四肢发育正常，身体健康，长相也不错，怎么能整天这样垂头丧气呢？打起精神来。像刚才那位可怜的人才是真正的不幸……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长得象圣母一样的驼背女人。每当我牢骚满腹或者痛苦悲伤的时候，她便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就是这样学会了不让自己自艾自怨。而如何使自己幸福愉快却是从一位老太太那儿学来的。那次事件以后，我很快又陷入了烦恼，但这次我知道如何克服这种情绪。于是，我便去夏日乐园漫步散心。我顺便带了件快要完工的刺绣桌布，免得空手坐在那里无所事事。我穿上一件极简单、朴素的连衣裙，把头发在脑后随便梳了一条大辫子。又不是去参加舞会，只不过去散散心而已。

　　来到公园，找个空位子坐下，便飞针走线地绣起花儿来。

　　一边绣，一边告诫自己：“打起精神。平静下来。要知道，你并没有什么不幸。”这样一想，确实平静了许多，于是就准备回家。恰在这时，坐在对面的一个老太太起身朝我走来。

　　“如果您不急着走的话，”她说，“我可以坐在这儿跟您聊聊吗？”

　　“当然可以。”

　　她在我身边坐下，面带微笑地望着我说：“知道吗，我看了您好长时间了，真觉得是一种享受。现在像您这样的可真不多见。”

　　“什么不多见？”

　　“您这一切。在现代化的列宁格勒市中心，忽然看到一位梳长辫子的俊秀姑娘，穿一身朴素的白麻布裙子，坐在这儿绣花。简直想象不出这是多么美好的景象。我要把它珍藏在我的幸福之篮里。”

　　“什么，幸福之篮？”

　　“这是个秘密。不过我还是想告诉您。您希望自己幸福吗？”

　　“当然了，谁不愿自己幸福呀。”

　　“谁都愿意幸福，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怎样才能幸福。我教给您吧，算是对您的奖赏。孩子，幸福并不是成功、运气、甚至爱情。您这么年轻，也许会以为爱就是幸福。不是的。幸福就是那些快乐的时刻，一颗宁静的心对着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发出的微笑。我坐椅子上，看到对面一位漂亮姑娘在聚精会神地绣花儿，我的心就向您微笑了。我已把这时刻记录下来，为了以后一遍遍地回忆。我把它装进我的幸福之篮里了。这样，每当我难过时，我就打开篮子，将里面的珍品细细品味一遍，其中会有个我取名为‘白衣姑娘在夏日乐园刺绣’的时刻。想到它，此情此景便会立即重视，我就会看到，在深绿的树叶与洁白的雕塑的衬托下，一位姑娘正在聚精会神地绣花。我就会想起阳光透过椴树的枝叶洒在您的衣裙上；您的辫子从椅子后面垂下来，几乎拖到地上；您的凉鞋有点磨脚，您就脱下凉鞋，赤着脚；脚趾头还朝里弯着。因为地面有点凉。我也许还会想起更多，一些此时我还没有想到的细节。”

　　“太奇妙了。”我惊呼起来”“一只装满幸福时刻的篮子。您一生都在收集幸福吗？”

　　“自从一位智者教我这样做以后。您知道他，您一定读过他的作品。他就是阿列克桑德拉·格林。我们是老朋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在他写的许多故事中也都能看到这个意思。遗忘生活中丑恶的东西，而把美好的东西永远保留在记忆中。但这样的记忆需经过训练才行。所以我就发明了这个心中的幸福之篮。”

　　我谢了这位老妇人，朝家走去。路上我开始回忆童年以来的幸福时刻。回到家时，我的幸福之篮里已经有了第一批珍品。

　　“的确，每人都有类似的记忆，”爱玛说，“只是我们不欣赏这些记忆罢了。我们总是等待着巨大的幸福。然而，也许幸福就是由幸福的片断组成的。好了，阿尔宾娜给我们讲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要讲个地上的幸福故事，尽管也是在空中遇到的。”

　　◆ 故事之五

　　空姐儿阿尔宾娜讲了一位外交官何以找了个俄国妻子。

　　有一次我们飞往伦敦。班机上人不多：几个老外，两个苏联驻外人员，一伙儿去伦敦演出的演员。另外还有一名年轻英俊的英国外交官及其正怀孕的俄国妻子。当然，不能指望孕妇个个漂亮，可这一位真够邋遢的。我们姐儿几个私下议论说：“这可真是猪八戒走红运。”

　　起飞刚一小时，这位外交官的妻子就开始宫缩。我们把她弄到我们的休息室，让她躺在沙发上，但还怎么办？按规定是在乘客中找大夫。那好吧，我们立即广播找人，我们就知道这么几个乘客中不大可能有医生，结果还就是没有。外交官的妻子躺在那儿呻吟，还不断地问我们：“快过边境了吗？

　　我不想把孩子生在苏联领土。”

　　我试图稳住她，说：“快过了。”但我们明白，在伦敦下机以前，所有的乘客都在苏联领土上——因为这是苏联的飞机。

　　年轻的丈夫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并试图用俄语和英语安慰她。他一会儿称她为凯蒂卡，一会儿又称她凯特。她也是东一句俄语西一句英语，疼得直叫唤。我看她没准儿真的会生在飞机上，但又想不出谁能给她接生。我们要使她安静下来，但又不敢给她安眠药吃——机上没这项规定。

　　后来我想出一个妙计，能使她镇静，并推迟分娩时间。只是这样做需要她丈夫同意。我把他从休息室叫到走廊里，跟他解释说：“您妻子很紧张，这样下去到不了伦敦她就会生，而这儿没人能为她接生。但机上有些演员，我想请个老点儿的女演员装扮成医生，以便让您的妻子安静下来。不知您是否同意这样做？这或许能使她睡着，并安全到达伦敦。我们已经同前边联系过，有医生在机场等我们。”

　　戴维——也就是那位丈夫——早已慌了手脚，你说什么他都同意。我送他回到凯蒂卡身边，便去找那些演员，一位女演员很爽快地同意了：“好吧，那我就来个即兴表演。”当我们来到休息室时，这位演员立即进入了角色，跟凯蒂卡说话时连声音都变了：“怎么样，亲爱的？是急产吗？让我瞧瞧。”

　　她在凯蒂卡身边坐下来，摸摸她的肚子，然后转身对我们说：“请大家出去两分钟。”她的口气完全是命令式的，我们大家立即走开了。

　　不一会儿，她让我们进来，并很有把握地说：“不必惊慌。她现在还不会生。但也快了，请准备好热水、干净毛巾、麻药和剪子。让我看看你们的急救包。”她很内行地检查了一下急救包，说：“好了。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如果真是急产，我们就在这儿接生。不过，亲爱的，您最好睡一会儿。休息一下对您有好处，不然一会儿生的时候体力不支可不行。”

　　听上去十分自然，不仅凯蒂卡安静了下来，连知道真相的戴维也不那么慌张了。未来的母亲果真睡着了。

　　后来怎样了？我们把凯蒂卡平安地带到了伦敦，那儿救护车正等着她。戴维紧张得都忘了谢我们一声。我自己谢了那位女演员：“但愿您下一步旅行顺利。”我说，“遗憾的是只有几个人看到了您的杰出表演。她要真生的话，您怎么办呢。”

　　“亲爱的，我已深深进入了角色，我很可能真的为她接生。我也生过孩子。”

　　我们道别了，而且我没想到这些人我以后还能碰到谁。但一年后，戴维又上了这架飞机。我立即认出了他，但没主动跟他打招呼。我们有规定：维护苏联公民的尊严，不许与外国人套近乎。我推着小车送饮料时，戴维看见了我：“嗨。这不是您吗？上次我妻子在机上要生孩子，您帮了很大的忙。当时我没来得及谢您。太感谢您了，我、凯蒂卡，还有小戴维都非常感谢您。”

　　我按规定回答说：“这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朝他不冷不热地微笑了一下，我就走开了，带着苏联公民的所有尊严。但实际上我十分高兴。因为连猫都喜欢抚摸。

　　送午餐时，戴维把一只漂亮的包塞给我说：“这是一套衣服。本来是带给凯蒂卡妹妹的，但我看您穿也合适。要是凯蒂卡知道我遇见了您，并送您一件礼物，她会十分高兴的。”

　　该死的规定严格禁止接受旅客馈赠，所以我只能拒绝这套衣服。当然，你可以接受它，但说不定让谁看见了打个小报告，你就再也别想上机了。

　　但戴维自己也知道这些规定。当我来收盘子时，他递给我一张纸条儿，上面写着：“今晚在列宁格勒照此号码给我打电话。”下面写的是电话号码。好，那就另当别论了。

　　当晚我给戴维打了电话，然后俩人到咖啡馆会面。他把那套衣服带了来，我俩坐在一起，他给我讲了他是如何结识凯蒂卡的。“我来苏联工作时，在伦敦已有未婚妻，她是高级外交官的女儿。我们相爱甚笃，足可结成美满良缘。我的恋人提的条件是，我在苏联任职期满后应到西欧国家任职，这样她就嫁给我。考虑到这是个合理的要求，我就答应了。

　　“有一次我从莫斯科来列宁格勒办事，美国使馆的一位同事给我介绍了几位青年艺术家，凯蒂卡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饶有兴趣地谈论起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而且我提议找机会再谈谈。所以，她才大胆地邀我去她家吃晚饭。我去了。她同母亲和弟弟住在一起，按苏联的标准看，住得还不错：有自己的房子。凯蒂卡的母亲很好客，给我做了苏联风味的饭菜，很可口。我们正吃着饭，突然从隔壁传来苍老的声音：‘我饿。你们又忘了我。’凯蒂卡急忙起身跑过去。她妈妈告诉我：‘那是凯蒂卡的姥姥，我的母亲。她卧床已经五年了。行动越来越困难，但除了凯蒂卡她不让任何人照看她。这可怜的丫头，也真够难为她的：她上学、工作、作画，还得照看老太太。’凯蒂卡很快又回到饭桌上，看上去平静、快乐：‘姥姥闻见饭味就饿。其实我早已喂过她，现在睡着了。’这么说，五年来你一直在照看她，凯蒂卡？”我问她。

　　“她很伤心地回答说：‘她喜欢我这个外孙女。现在她把别人都忘了，连妈妈，也就是她女儿，都不认识。她只记得我。’他们还给我讲，凯蒂卡和弟弟如何每天用扶手椅把姥姥推到街上——这算是老太太的户外活动。他们没有适合乘电梯的轮椅，也无法把房子换到一层。我建议他们最好把老人送到老人院。但他们全家人都攻击我：‘我们怎么能把姥姥送进老人院，而我们自己图快活。人家会怎么想吧。她苦挣了一辈子，有权死在自家的床上。’凯蒂卡带着恐惧的神色望着我说：‘戴维，你不会抛弃把你抚养成人的姥姥吧？’于是我想起，我那位未婚妻的母亲在老人院已好几年了，更不用说她姥姥了。她觉得这样对母亲更好，自己也方便。由此我突然想到，一旦我出点事成了残废她会轻易地抛弃我，就象抛弃她那中风的母亲一样。那天晚上我便下决心娶凯蒂卡为妻，但几年后才得以实现，那是在她姥姥逝世以后，我与未婚妻以及她父母吵翻了。在这项婚姻的审批上也遇到了很多麻烦，克格勃给凯蒂卡施加压力，让她别嫁给我。这促使凯蒂卡下决心出国。她说当局的作法很愚蠢，他们怎么能够决定谁应该嫁给谁，谁应该怎么个活法呢？她甚至不想在这儿生孩子，那是因为担心孩子将来的命运不好。于是，我就娶了这么个妻子，跟她在一起老了，病了，也能心安理得，不必担心她会抛弃我。”

　　亲爱的诸位，凯蒂卡多走运。大家想想，像这样的女人俄国遍地都是，只是戴维不知道罢了。我知道许多家庭，他们都同有病的老人生活在一起，没人想到要抛弃他们。

　　“戴维的想法很奇怪，”佳丽娜评论道。“当然，西方的老人院跟我们的不一样。显然那边的老人能住单间，而且还有零用钱买东西。”

　　“你把他们看得太好了，佳丽娜。”奥尔佳笑着说。“他们没法能给老人单间住，至于零花钱，那绝对是胡说。要是国家养着他们，他们怎么还可能有零用钱呢？那是资产阶级的宣传罢了。”

　　“不见得，没准儿真是那样。”爱玛说。“但即便如此，国家办的老人院与自己的家也不一样。即使有自己的房间和全套设备，他们的生活也不会幸福，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家，没有儿孙在身边。我们为演员建了很不错的老人院，但我永远也不希望我儿子把我推到那儿去。从他的眼睛我就能看出，他决不会那样做。”

　　“现在说他将来怎么想还为时太早。”女人们都笑了。但大家都同意，晚年离家索居是很可怕的事情。

　　◆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把她讲的故事称为“吉祥服的故事”。

　　我有个朋友叫玛丽娜。她是个优秀的打字员，也是个胆小鬼。她父母在１９４９年被捕，并死在劳改营，所以她总觉得有责任为民主运动做点儿事。但每当有人带地下出版物来请她打印时，她总是警告来人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告诉我这东西从哪儿来，或到哪儿去。我特别软弱，他们一审问我就会垮下来。所以谁的名字也别跟我提。我不想出卖这些人，因为我爱他们，只要我不认识这些人，审问时我就不会供出他们。”

　　她特别害怕密探、窃听器以及其他所有跟克格勃有关的东西。可她还老是要求任务：“我必须做点儿事。但我不想知道不必要的事情。”

　　很难说服她。有人试图安慰她，让她别害怕：“他们为什么要逮捕你呢？如果把打印地下刊物的打字员全都抓起来，监狱非爆满不可。”

　　还有的人试图避免与她打交道。“要是她自己都警告我们，”他们说，“那就说明她知道自己软弱，她就会经不起审问。”

　　玛丽娜生活不宽裕。她有个宏愿，这就是订做一件黑色天鹅绒裙服，还要镶上黑色沃洛格达花边。这套裙服已经成了她的心病，为它攒了好几年钱。最后她终于倾其所有，买了天鹅绒和沃洛格达花边，并交给了裁缝。她想穿着它去参加新年晚会，应该提一下的是，她正悄悄地与我们的一位朋友相爱，她的梦想就是穿着这件令人惊异的衣服出现在他面前。但是，她没能如愿以偿，恰在新年晚会前，她被捕了。

　　调查进行了好几个月。起初听说她被捕的消息，我们想起了她说过的话，断定她会供出对我们不利的证据，使更多的同伴遭逮捕。但过了好长时间也没人被捕，甚至连讯问都没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好事，因为无法知道调查是如何进行的。玛丽娜有个哥哥，他们准许他为妹妹请律师，还告诉了他开庭时间。我们当然要到法庭看看，幸运的人进了审判庭，其余的人就挤在走廊和楼梯上。审判是在城区法庭进行的。

　　我们坐在审判厅里，等待着。突然门开了，两个持枪法警把玛丽娜押进来了。整个大厅的人都惊呆了：她穿着奢侈的天鹅绒晚礼服。在狱中关了几个月，这可怜的姑娘当然看上去脸色苍白，但却像童话中的公主一样美丽。真不知道她在狱中怎么会有这种打扮，而且她还梳着皇后般的发式，脖子上系着天鹅绒缎带，上面挂着一个十字架。这是第一个迹象，表明玛丽娜没有屈服；在监狱中很难争得戴十字架的权力。

　　审讯进行过程中，玛丽娜没牵扯任何人。只有她的两个邻居出来作证。克格勃强迫他们证明，有人找过玛丽娜，而且来去时都带着纸张。玛丽娜否认打印非法印刷品。她说：“我没看出这里面有什么错。人们有权了解全部事实真相。但如果人们为此而受迫害，我为什么还要帮助迫害者？”

　　这就是她对法庭所说的话，说完以后再也不看法官。她坐在被告席上，安详地望着大厅中的朋友，有时还冲我们微笑。看上去好像是刚跳了许多华尔兹后正在那儿休息。这期间，她所爱的那小伙子眼睛一直没离开她。

　　玛丽娜被从轻发落——在普通劳改营监禁三年，罪名是散布对苏维埃制度的诽谤。打听到她的劳改营地址，我便给她写了封信，问她从哪来的力量，因为过去她胆子很校玛丽诺契卡回信说：“佳尔卡。我穿着那样的衣服怎么可能失去自己的尊严？我的行为要与我的装束相配才对。他们来抓我，这极大地伤害了我。那天我刚从裁缝那里把这件衣服拿回来，我真说不出它有多么漂亮。我想象着如何穿着它同他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没想到他们突然来找我。我意识到我再也参加不了什么晚会了。绝望中，我把那件梦幻般的衣服穿在身上，来到了监狱。在我的想象中，除夕之夜我同他在一起。这都是因为这件衣服。我还是个胆小鬼，一个软弱的人，像过去一样。”

　　我把信拿给他看了。他立即赶到劳改营去看玛丽娜。现在两个人关系很好，玛丽娜很幸福。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件吉祥服。

　　佳丽娜讲完后，大家争先恐后地讲各自的故事，全跟衣服有关系。事实表明，买衣服或帽子不仅能改变女人的心情，而且能改变她的整个生活。

　　例如，爱玛透露了一个秘密：“在戏剧学院读书时，我的梦想是买顶漂亮的小绿帽儿来配我的红发。从那以后，每当心情不好时我就对自己说：‘看来我该买顶小绿帽儿了’。我往往去商店花很多时间挑选，要没有绿色的，我就试其它颜色的，然后买一顶，这才满意地回家。我有许多这样的帽子，都不知该怎么处置它们。光绿色的帽子就有一打，你们谁想要吗？来挑吧，免费供应。”

　　但没人对绿帽子感兴趣，于是奥尔佳讲起了她的故事。

　　◆ 故事之七

　　女工契尔佳讲的是两位母亲的儿子在产院被调了包，以及她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第一天我就差点儿讲出这个故事。之所以没讲，是怕吓着你们。现在好了，大家都和自己的孩子混熟了，谁也不会担心自己的孩子与别人的调了包。因为我的故事说的就是调包的事。

　　两个女人住同一产院的同一病房。一个是列宁格勒当地人，是一位工程师；另一个是乡下人。这位列宁格勒人是在排队买食品时开始宫缩的。她俩躺在同一产房，同时生的儿子，产后住同一病房，因此结下了友谊。同我们在座的一样，她们也是不同类型的人，但女人在一起总能找到话题，也有时间相互了解。

　　后来她们出院了，相互道了声再见，以为再也见不着了。

　　五六年过去了，那位工程师有一天去市场买土豆，突然看见了在产院结识的朋友正卖菜呢，她们彼此相认，并为重逢而感到高兴。

　　“你的儿子好吗？”农妇问。“上帝又赐予你一个孩子吗？”

　　工程师治了多年不育症，盼了好多年才盼来那个孩子，后来没再生。“这孩子很不错，我和丈夫都挺高兴，我们没再要孩子。我丈夫唯一不解的是，埃迪克长着一头红发，而我们家的人都是黑发。或许这孩子有点象奶奶。”

　　“我们科尔亚也是，他长了一头黑发，象甲虫一样黑。我丈夫起初跟我开玩笑说：‘这小黑孩儿像谁呢？他却不象是俄国人。’”工程师是犹太人。她从包里掏出儿子的照片给农妇看，农妇抓过照片，凝神细看，低声问：“你说你的儿子叫什么？”

　　“埃迪克。”

　　没想到农妇大叫起来，声音之大整个市场都能听见：“我儿子，我亲爱的小儿子。他们怎么给你起了个这么讨厌的名字。你怎么成了人家的人，亲爱的？”

　　她又哭又叫，最后招来了值勤民兵。但她丝毫没觉察到，只是一个劲儿地指指照片，又指指工程师，悲愤地哭诉道：“她把我儿子抱到她自己家去了。”

　　工程师不知她为什么突然大吵大闹，吓得脸色灰白，昏了过去。幸好市场上有急救站，派来个护士。护士救醒了她，俩人都被带到了民兵纠察队接受审讯。最后他们记下了她俩的住址，并让她们找法庭解决问题，因为这不是他们能解决的事。

　　去法庭之前，两个人都平静了，决定先去看看孩子，以弄清是否真的调了包。工程师叫了辆出租车把农妇带到了自己家。在路上，她就让农妇保证只是看看孩子，什么也不许跟孩子说。

　　到家了。农妇看了那孩子，也就是埃迪克，坐在那儿又哭起来，但她遵守协议，什么也没说。然后两个人走出家来到街上，农妇对工程师说：“没错，索菲娅，肯定是调了包。你的埃迪克跟我的丈夫一模一样，他是红头发，跟我们其他几个孩子一样。喏，这是我的地址。去看看你真正的儿子吧。但协议照旧：什么也别说。”

　　第二天，工程师为农妇的孩子们买了一大堆礼物，乘车去了三百公里以外的洛德诺依波利。她在那儿看到了什么呢？

　　五个孩子坐在板凳上——四个是红发，一个是黑发。她不由得急忙走过去看这个黑眼睛，卷头发的小科尔亚——他简直是她儿时的翻版，看见他就如同看见了自己儿时的照片。

　　晚上打发孩子睡了觉，大人们坐在桌旁开始讨论下一步怎么办。两个女人吧嗒吧嗒掉眼泪，农妇的丈夫则坐在那儿想办法。他出了这样一个主意：“索菲娅·阿罗诺芙娜，我们把孩子调换一次，看他们是否认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当然，你大概给了我们的孩子许多巧克力，也会很宠爱他……而科尔亚却习惯于旷野生活，他光着脚到处跑，整天在河边玩，一天喝一公升牛奶。要是没了新鲜空气，只有巧克力，他怎么能活得下去呢？可孩子又不得不回到他们的既定的命运上去。”

　　母亲们考虑了一下，决定尽量和平解决问题。索菲娅·阿罗诺芙娜又呆了三天，试图与科尔亚交朋友。她在村里的商店中给他买了鱼钩、鱼竿。也就是说，她尽量使他对自己产生好感。这小家伙儿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对她依依不舍。然后在商定的那天，她向他提出到列宁格勒的“姨”家住一段时间。这是两位母亲商量好的——跟孩子们说她俩是姐妹，这样他们在另一家就不会感到陌生。

　　就这样，索菲娅·阿罗诺芙娜和科尔亚来到了列宁格勒。

　　瓦西里·瓦西耶维奇也跟随而来，他要看看他的儿子埃迪克，并带他到洛德诺依波利呆一段儿，也是想看孩子是否能适应新家。

　　科尔亚很喜欢列宁格勒的“姨”家，而且第一天就与埃迪克成了好朋友。科尔亚在家是最小的，而爱迪克是根独苗儿，所以很高兴有个朋友。同时，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尽力哄埃迪克，给他讲钓鱼、打猎。这是所有的孩子都喜欢的。

　　第二天这孩子就主动提出：“瓦斯亚叔叔，我们何时去林子里捉松鼠，还有钓鱼？”几天之后，他们收拾行装出发了。科尔亚留在了真父母身边。自然，索菲娅和丈夫尽量宠爱他，带他去马戏团、动物园和儿童剧常他们给他买书，最有趣的书，还给他买了童车。这孩子欢天喜地，跟他俩形影不离。他要索菲娅晚上给他大声朗读，因为他说他家从没有这么美妙的事情。但一星期之后他开始闹着要走。“我该回爸爸妈妈那儿了。他们快收土豆了，我得去帮忙。”

　　他父母害怕了。但他们不得不准备送他走，因为有协议在先，不要让孩子不高兴，暂不跟孩子说什么，只做他们喜欢的事情。

　　索菲娅和丈夫决定利用假日同科尔亚一起去洛德诺依波利，以便于接近他，使他不至于忘掉他们。

　　他们到那后见到了埃迪克，他看上去十分健壮，晒得黝黑，还打着赤脚。他学会了在河里游泳、钓鱼。已经成了个小男子汉。当然，他见到父母很高兴，特别是见到他的新表弟科尔亚。因为他们不仅同年，而且几乎是同时生的。

　　你们猜事情的结果怎样？没经过法庭，问题全部解决了。

　　每个孩子都有两双父母：索菲娅妈妈和尼乌拉妈妈，利奥瓦爸爸和瓦西亚爸爸。同时，每个孩子都有五个兄弟姐妹。他们把两个孩子送到列宁格勒的外语学校读书，而暑期则到乡下度假。为了避免暑期太孤独，索菲娅的丈夫把所有的“侄子侄女”——即科尔亚和埃迪克的兄弟姐妹们——接来同祝这是个奇特的家庭组合，但却比一般的家庭更亲密，谁都羡慕他们。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孩子都幸福。我的意思是，换了别人，事情的结局恐怕就不是这样了。

　　“唉，要是人都像个人样该有多好。”吉娜听完故事后感叹道。

　　大家都同意她的看法。

　　尼尔娅开始讲另一个故事。

　　◆ 故事之八

　　教师尼尔娅描述了妈妈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第一天我就讲过，我儿时最早的记忆是，妈妈穿着洁白的裙子，在半开的窗前弹奏钢琴，看上去年轻、温柔。好长时间我都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梦，因为这种情景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我从没把这梦告诉过妈妈，因为我长大后生活很惨：妈妈长期患病，我们买食品和衣服的钱都不够，别说音乐了。多少年了，我甚至都不知道妈妈弹过钢琴。

　　后来有一天我们要去一个很富有的远房亲戚家做客。他们过去不怎么理我们，但这次不知为什么要请我们去参加一个生日聚会，是为他们的女儿爱拉举办的。爱拉与我同岁。我们花了一星期时间做准备，但我没有鞋穿。已经是深秋了，我上学时还穿着橡胶凉鞋和毛线袜子。我上学时穿的衣服已经补过上百次。从学校一回到家，就立即脱下这件衣服，换上更破旧的，这样，这件好点儿的衣服就能穿的时间更长些。我没有礼服，也没有象样点儿的衣服，穿什么去做客呢？没想到最后妈妈创造了奇迹。她翻腾出一些破旧的毛线织物——一只手套、一条破围巾、两只毛线衣的袖子（她把毛线衣改成了毛背心）。我们花了两天时间拆这些破旧衣物，把能用的毛线缠成线团。然后妈妈把毛线染成黑色，为我织了一条漂亮的裙

　　子。她还用旧睡衣改做了一件短外套。而最重要的是，她设法给我做了一双做客穿的鞋。她找出我下雨天套凉鞋穿的长筒靴，并用布条和纽扣为这双鞋织了小鞋罩。不过，母亲告诉我去做客以前绝对不要穿，因为这鞋罩穿一次就坏。

　　妈妈也没忘了自己。她当医生的妹妹送给她一件白大褂，妈妈用来改做了一条优雅的连衣裙，还镶了绿色的花边儿，这样就看不出裙子是次布料做的。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在这上面花这么大的心思，不过我猜这是因为穷人也要有自尊，她不想在富有的亲戚面前显得寒酸。或许这也恰好说明，她对生活还没有失去信心，还有许多好时光。毕竟妈妈还年轻。

　　我们来到了亲戚家，打扮得整整齐齐，而且心情还挺激动。他们家的房子大极了，而且满屋都是漂亮的家具，大大的圆桌摆满了食物，这些食品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更别说吃了。我知道的水果只有苹果、西瓜和野草莓，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了。而他们有葡萄、桃、香瓜。爱拉穿着漂亮、精制、带大花边领的天鹅绒礼服。我看起来也很好，说真的。

　　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想。使我大失所望的是，爱拉大声问我：“你鞋上那是什么东西？是自家做的吧？”

　　我感到一阵剧烈的羞辱。但我立即想到，如果我感到羞辱，妈妈肯定会伤心的，所以我克制着自己，说：“是的，这鞋是妈妈特意为配我的裙子而做的。你喜欢吗？”

　　“噢，我知道。这叫整体效果。”爱拉说，她是想表现她有多聪明。

　　跟主人和来宾们坐在桌子前，我感到象真的过节一样。有这么多美味佳肴，我吃得很饱，后来好长时间都不饿。我与其他的孩子们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喝柠檬汁。餐后主人给我们每人一小杯冰淇淋。这简直如童话一般。我真觉得我是舞会上的灰姑娘—一只是没有王子。

　　后来，奇迹发生了。桌子收走后，大人们开始跳舞。女主人突然对母亲说：“贝丝娅，你是个杰出的钢琴演奏家，给我们弹个曲子吧。”

　　“哎呀，别开玩笑了，鲁芙契卡，我好多年没摸钢琴了。

　　不过，我倒可以试试。要是不行的话，那就真不行了。”妈妈向墙角走去，那儿摆着一架黑色大钢琴。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么多家具中还有一架钢琴。

　　妈妈在圆凳上坐下来，打开琴盖，手摸琴键，闭上眼睛，努力回忆着什么。然后，她微笑了，手在琴键上轻轻滑动着，连看都不看。她开始弹欢快、简单的调，是一首名歌，客人们跟着唱起来。一曲终了，客人们还在拍手叫好，她已开始弹起严肃的作品。大家都在静静地听着，我使劲克制着自己的激动，我为母亲感到骄傲。穿着白色的裙子坐在闪闪发亮的黑色钢琴前，妈妈显得美极了，而且音乐是如此地庄严，如此地优美。家里的收音机放的那种乱七八糟、毫无生气的音乐怎么能跟这个相比呢？

　　突然，妈妈开始弹奏很忧伤，而又极其优美的曲子，这熟悉的曲调立即把我带入梦境：妈妈在窗前弹着钢琴，我在小摇车里手舞足蹈。今晚属于妈妈的，我真怕我打搅了她。突然，我感到我们的整个生活只不过是残缺不全的碎片，只是美好生活的结束，而以前美好的生活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梦。我尽力克制着不让自己哭出来，但最后眼泪终于夺眶而出。妈妈吓坏了：她急忙跑过来安慰我。主人和客人们也都围过来，有人把一杯柠檬汁送到我嘴边，但我喝不下去。妈妈向大家道了歉，很快领我回了家。她什么也没问，只是把我抱到床上，给我垫好枕头，我便睡去了。

　　第二天，我给妈妈讲了我的梦以及我如何认出了妈妈弹的曲子。“那是戈达尔的华尔兹，”她说。“我过去很喜欢它。

　　但你怎么会记得？那时你还是个婴儿呀？”

　　“那是我在梦中常常听到的音乐。我给您哼哼？”于是，我给妈妈哼了戈达尔的华尔兹。妈妈哭了，很久以后妈妈才告诉我，那时是妈妈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 故事之九

　　女导演爱玛讲的是伤心的离别和快乐的发现。

　　这一发现挽救了爱玛的朋友们，他们因罗蒙诺夫在列宁格勒的试验而备受其苦。

　　有个时期我不断同人告别。朋友们一个个都走了，去了四面八方。我的好朋友现在有一半在国外。人们出去的目的是为了自由地著书、作画、演奏音乐、拍电影、演戏。有时我感到整个俄国都在出走。每次告别眼泪都要流成河，而之后留下的记忆却是一片荒漠。

　　对我来说，最难受的告别是送考斯特亚走。我已给你们讲过他。他家是列宁格勒最吸引人的地方。每天都有许多各界名流去那儿聚会。不过，去那儿的人大都是搞艺术的，要不就是不同凡响的、令人感兴趣的人。考斯特亚在我们学院读戏剧史专业时，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噢，他是这样的人，你可以随便招呼他，什么都可以跟他聊，而过后总能发现，你有了许多新的艺术观和新的打算。就艺术观点而论，他总给人以极大的鼓舞。

　　可后来考斯特亚也走了。我们把他送走后，我去他家帮他妈妈收拾东西。考斯特亚走后，政府要收回一间房子，只给他妈妈留下一间，所以要把他那间屋子收拾出来。我伤心地整理着他留下的一些书籍，把他没能带走的画从墙上摘下来。报纸曾把这些画说成是“可怜的、西方模仿者的低劣之作。”而现在要想把这些“低劣之作”带出国，政府却要征收重金。我一边忙着收拾东西，一边听着对面窗户里传出的音乐。一帮孩子在一遍遍地重复播放着阿巴录音。我随音乐摆动着，试图冲淡自己的伤感。

　　一天，考斯特亚的母亲耶芙多尼娅·波罗芙娜要我收拾一下阁楼，那几多年来攒了一大堆东西。我弯腰爬进了阁楼，因为空间很狭窄。我翻腾着这些东西，一件件地叫着它们的名字，并拿着让在下面的耶芙多尼娅看看。她坐在下面的椅子上，就象坐在王座上的女皇，对我发号施令：“这个扔掉，这个你可以留作纪念，这个可以留着。”

　　在阁楼的角落里我发现一个袋子。解开一看，里面是个旧枕头套，但象耶芙多尼娅的其它东西一样地干净。伸进手去一摸——好象是粮食，或许是小麦。“这儿有个袋子，里面的枕头套大概装的是小麦。”

　　耶芙多尼娅猛地从椅上站起来说：“什么？装小麦的枕头套？不可能。它还在那儿？天哪。知道这麦子是怎么回事吗？

　　爱玛。”我马上爬到阁楼门口探出头来，耶芙多尼娅总有迷人的故事告诉我：“战争后期，长期的封锁结束了，但粮食还是奇缺。我设法弄到了一袋小麦，用咖啡磨磨碎，做成了麦片和松饼。这口袋小麦可救了我和考斯特亚的命，后来情况好转，这袋麦子我们没吃完。有人建议我拿到市场上换点别的东西。但我没那样做。‘上天保佑，但愿我们再也用不着它，’我说，‘但我要留着它，以防万一。’所以它放到了现在，从１９４４年至今。”

　　我坐在那儿听她讲故事，手不停地抓着小麦。“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它？这回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照旧，上帝保佑，最好我们永远用不着它，但还是要留着它。”

　　“好吧。”

　　我把袋子放回原处。正要捆上袋口时又发现枕头套下还有一个小麻布袋。打开一看——乐得我差点从阁楼上掉下来。

　　我没说什么。耶芙多尼娅不故心地问：“爱玛，你翻到什么了？”

　　“亲爱的耶芙多尼娅。您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上帝保佑我再也不需要它，但我要保留它以防万一，’这回又该用到这句话了，干葱。”说完我把这袋干葱恰好扔到她脚下。

　　这回耶芙多尼娅也乐了，激动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好象眼前是鲜葱，而不是干葱。

　　那是在１９７４年，我们的市长罗蒙诺夫刚刚宣布他近期的“列宁格勒试验”。他宣称，列宁格勒的蔬菜完全可以自给，并颁布了严厉的规定，禁止从外地或别的共和国进菜，带到自由市场也不行。试验一年，结果他晋升到政治局，而本市却闹菜荒，没有土豆，没有卷心菜，没有胡萝卜，最糟的是没有葱。自由市场上一出现便立即被抢购一空，而且价格高得吓人——八至十卢布一公斤。自然，我和耶芙多尼娅长时间没闻过葱味儿了。没想到突然间发现这么多葱。

　　我把这些干葱分成好几份，然后坐下来开始给好友们打电话，“嘿。”我说，“你多长时间没葱了？一个月？两个月？

　　你对１９４４年产的葱感兴趣吗？来拿吧。”

　　这些人陆续来了，听说了事情的原委他们也大笑了一番。

　　我们的厨房飘起了久违的葱香，引得邻人们羡慕不已。

　　可以想象到，爱玛的故事引得大家发泄了一通怨气。然后大家转向爱丽什卡：“哎，该你了，爱丽什卡。你要结束我们的《女人十日谈》，可别让我们失望。”

　　◆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的是一位外号叫幸运的玛丽娅的妇女，另外还谈到了普通俄国妇女的幸福。

　　因为我要结束我们的《女人十日谈》，我愿给你们讲个有着特殊幸福的女人，她住在我们院子，大家喜欢叫她幸运的拜丽娅。她已经退休了，整日酗酒。一喝完酒她就踉踉跄跄来到院子里，坐在凳子上给人们讲她如何幸运。我听过几次，所以才能讲给你们听。

　　玛丽娅的幸运开始于父母被捕的那一天。那时她还是五岁的玛莎，正跟父亲玩捉迷藏。她藏起来了，父亲在找她。玛莎自以为藏的是绝妙的地方——她趴在浴缸下面。她趴在那儿等爸爸发现她，或叫她，然后宣布他输了。她在那儿趴了好长时间，最后睡着了。在这时，家里遭到搜查，父母被讯问并被带走了。爸爸妈妈知道玛莎的奶奶要来，所以没提房间里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担心玛莎会被带到孤儿院去，因为父母被捕后孩子一般都被带到那儿去。果然玛莎很幸运，当天晚上奶奶就来了。她来时恰好玛莎醒了过来。她从浴缸下爬出来，开始哭着找爸爸妈妈。奶奶经过的事多，一看房间里这么乱，马上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抱起玛莎，拿了些必需的东西，把玛莎父母的照片从墙上取下来，然后逃出列宁格勒，去了乡下。这是玛丽娅第一次走运，那年月许多孩子不仅失去了父母，还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他们被给予新的名字以加快“再教育的进程”。

　　战前不久，玛莎已经十几岁了，她奶奶领着她离开列宁格勒地区，投奔了西伯利亚的远房亲戚。这是玛丽娅第二次走运，因为那时人们正从外地涌向列宁格勒，而后来都饿死了。但她同奶奶去了西伯利亚这才幸免于难。

　　玛莎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加入少先队、共青团，与其他孩子们一起学习朗诵歌颂祖国的豪言壮语：“为了我们幸福的童年，谢谢您，亲爱的国家。”至于父母，她当他们已经死了。直到奶奶临死前，才把爸爸妈妈的事情告诉她。那已是斯大林以后的时代。玛丽娅急忙跑去打听，而他们告诉她：她的父母已经迁居，现在某某地方。她立即动身去找他们，发现他们还活着，只是活得很惨。从劳改营出来后他们也找过她。他俩先后死在她的怀里。但玛丽娅自感很幸福，因为她毕竟见到了父母，而且他们死在家里温暖的床上，而不是劳改营的铺上。

　　玛丽娅嫁给了一个挺漂亮的小伙子，但却是一桩不幸的婚姻。他是酒鬼，经常往死里打她。当她谈起离婚时他便以杀死她相威胁。玛丽娅吓坏了，因此只好跟他将就着过。但幸运的是：丈夫勾搭上一个漂亮的邻居并因而抛弃了她。

　　玛丽娅在火车上当乘务员。工资很少，所以她跟其他乘务员一样在长途列车上想法赚点钱：从南方带来水果，从列宁格勒带走衣物、汽车零件、半导体以及其它一些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不可能买到的东西。一次她所在的那次列车遭到检查，看她们是否投机倒把。玛丽娅带了一袋橘子。她决定把它藏在两节车厢之间的平台上。车开着她就打开了车门，然后走到外面的平台上，并把袋子挂在了那儿。恰在此时列车来了急刹闸，她飞了起来。但她很幸运。她手里摸着袋子没松手，而袋子挂住了门把手，这才没把她甩出去。她严重致残，但橘子口袋却救了她一命。有人从窗户中看到了发生的事情，并拉响了报警器。

　　“再有一分钟，”玛丽娅事后说，“我就会松手掉到车轮子底下去。因为我马上就要失去知觉。”

　　也就是说，她是幸运的玛丽娅。

　　她被送到了医院。她躺在那儿，想着如果他们发现她出事的原因——全是因为那袋她想倒卖的橘子——她就会丢掉养老金。但一位也是乘务员的朋友悄悄告诉她，趁乱之机，一位手疾眼快的乘客偷走了那袋橘子，这样玛丽娅就安全了。由于工伤致残，她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养老金。另外铁路上为照顾她这个残废人还在列宁格勒给了她一间房子，有八平方米。

　　真是幸运的玛丽娅。

　　玛丽娅有固定的养老金，虽说一条腿有点痛，但却拖累不着任何人，而且任何人也不依赖她。但后来邻居们突然告到民兵那儿，说她是个酒鬼，应该把她赶出去，把房子让给“诚实，不喝酒而且处境困难的劳动者。”玛丽娅被带去检查并被宣布为酒鬼。但念她是个残废工人，他们没赶她出去，而是开始给她治疗。

　　她在医院呆了三个月，然后宣布治愈，并被送回了家。回家发现有三个月的养老金在等着她，她立即买了件不错的冬大衣，而剩下的钱又喝了酒，三个月的治疗白费了。从此，每当要买什么东西或是没钱花的时候，她就镇定地走到戒毒办公室告诉他们说：“我想治疗酗酒症。送我去医院。”

　　于是他们照办了，而她的钱又攒下了。这就是我们的玛丽娅。她看上去很惨，但如果一个人说她自己生来就是幸运的人，你怎么能不相信她呢？

　　大伙儿讲故事时，我一边儿听，一边琢磨着：生活中有好事也有坏事，连我们自己都有时好有时坏，是善与恶的混合体，这一点咱们应当承认。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过幸福的时光。真的，咱们都有自己的幸福。阿尔宾娜确实有过不幸的遭遇，可你们看她呀——长得多好看。漂亮得象个洋娃娃。

　　对咱们来说，能出一次国都是莫大的幸福，可她呢，几乎游遍了全世界。她多有福气埃拉丽莎与爱玛她们俩呢，简直比男人还要强；正因为这一点，她们要想找个合适的男人就不那么容易了。可她们已经决定生个孩子自己过了；况且她们都有着自己喜爱而又令人羡慕、尊敬的职业，谁能说她们不幸福呢？

　　吉娜就更不用提了，她所面临的是最大的幸福。她同伊格尔将会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将来的生活是否如意，这都很难预料。但在今天，最晚不过明天，有一份崭新的生活在等待着她。我们真羡慕你，吉娜莎，你是双喜临门：生了儿子，又要和心爱的男人结婚。

　　关于瓦伦蒂娜我要说两句，我一直很害怕你这样的女人，瓦柳莎。每次去机关办事，我总要先瞧瞧办公室里坐的是男干部还是女干部。官僚让人生畏，而女官僚又比男官僚还要可恶百倍。可你呢，却保持了自己善良的心。不管你同意与否，我认为这一点就是你最大的幸运：你身居政府部门，不仅没有失去人味儿，更可贵的是，你也没有失去女人味儿。

　　娜塔莎有个好丈夫，还有一套房子，她自己又是个热心肠的人。奥尔佳实实在在，踏实肯干，就象涅克拉索夫所描述的那种人：“她能拦奔马，她敢闯火海。”当然，并不是说女人非得干这样的事情才算伟大，而是说奥尔佳和男人一样每天三班儿倒，和男人一样完成生产任务。一旦爆发战争或其它灾难，能够拯救我们的还是这些普通的劳动妇女。

　　该怎么说你呢，佳丽娜？你的那种幸福并不是人人都欣赏得了，至少我不能。我理解不了你们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

　　这种观点的意义、目的是什么？只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你们在坚持自己的信念。那也一定就是幸福吧。

　　尼尔娅，你自己大概知道自己的幸福是什么吧。我忍不住要说出来：你的幸福并不在于你的音乐，你的学生，甚至你那位好丈夫，而在于你那非凡的心灵。它宁静、深邃、纯洁，宛如森林中的一江湖水。这恐怕是最难得的一种幸福了。

　　好了，我已经把你们都说了一遍，现在该谈谈我自己了。

　　朋友们，我简直幸福得令人厌恶，幸福得不可饶耍我的生活中没有一天不曾被人爱过——妈妈的爱，姐姐的爱，瑟约扎的爱。我哪儿也不想去，我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也没有非凡的才能。我只想尽自己的力量多养几个孩子，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但有一点要提一下：无论我从前是多么的幸福，我还是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文明起来。我觉得我们女人的生活应该得以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这不仅仅指我们在座的诸位，而是全国的女同胞。我要说的就这些。若是有谁觉得我哪些话不中听，那就请多多包涵了。你们不会生我的气吧？

　　没一个人生爱丽什卡的气。相反，拉丽莎奔过去搂住了爱丽什卡，动情地说：“我们的小爱丽什卡，你真聪明。你说得很对。我们以往的生活并不是无幸福可言。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生活得更加文明。我认为这可以作为我们《女人十日谈》的结束语。你们觉得怎么样？”

　　大家都同意拉丽莎的提议。

　　作者稍加思索，也同意了，并决定最后再画上个句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