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悲剧史诗作家肖洛霍夫

赵朕

　　肖洛霍夫（1905～1984）是俄罗斯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以辛勤的艺术劳动，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苏联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生活图景，深刻地表现了历史急剧转折时期顿河地区哥萨克人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尖锐斗争和悲剧性冲突，以及他们摆脱种种因袭的负担而走向新时代、新生活的痛苦而艰辛的历程，并以他那独树一帜的悲剧史诗风格，为苏联文学赢得了世界声誉。
　　
　　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出生在顿河军屯州（今卡明斯克省）维申斯克镇克鲁齐林村。1918年因国内争爆发而辍学。1920年参加了武装征粮队的工作，经常同匪帮们作战。在一次战斗中，他被马赫诺匪帮俘虏，但因他年纪小才没有被处死。这些经历，使他对顿河地区的社会、人生及复杂的斗争有了较好的了解，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生活基础。

　　1922年他来到莫斯科。一面做工，一面尝试文学创作。于1923年9月19日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了他的一篇文章《考验》（杂文），从而激发了他的创作兴趣。1924年12月14日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了他的一篇短篇小说《胎记》。同年，他被接纳为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会员。1925年冬，他返回维申斯克镇，开始了专事文学创作的生涯。

　　1926年肖洛霍夫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同年底，他又出版了第二部中短篇小说集《浅蓝色的原野》。收入这两个集子的近二十篇小说，反映了肖洛霍夫早期文学创作的实绩。

　　肖洛霍夫的早期作品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发生在顿河地区的国内战争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为素材，反映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哥萨克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及悲剧性，表现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无限生命力和革命者的高尚品质。如，他的处女作《胎记》，写的是父子之间的敌我斗争。匪帮小头目珂晒沃依在战斗中，砍死红军骑兵连长尼古拉。他从死者脚上的胎记，发现原来他杀的竟是自己的儿子。因而珂晒沃依痛不欲生。最后饮弹自毙。《旋涡》写一个当了白匪军官的哥萨克，亲自下令杀死作为红军战士而被俘的父亲和母亲的故事。上述作品很好地显示了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择取、提炼典型的艺术才能。他的另一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显露出喜剧才能和幽默风格。这类作品数量不多，一般是表现革命和新生活给予人们深刻影响的主题。如，《高尔察克、荨麻和别的》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了满脑子大男主义思想的费多持，受到觉醒妇女惩治的故事，赞颂了革命胜利后妇女地位的变化和新型的家庭关系。他的这种喜剧才能和幽默风格，后来在《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中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926年冬，肖洛霍夫着手创作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首先在1928年1～4月出版的《十月》上连载。绥拉菲莫维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静静的顿河》的第二部在同年5～10月的《十月》上问世。小说发表后在文坛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以致怀疑这是作者对他人作品的剽窃。《十月》杂志在1929年初发表了第三部的前12章后，因处理指控案而中断发表。后在高尔基的敦促下，才于1932年继续刊发。《静静的顿河》的第四部于1939年写完。发表于1940年出版的《新世界》上。这部小说发表后，评论界又引起争论。斯大林肯定了这部小说不是“反党反无产阶级的作品”，同时指出小说“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1941年3月由于斯大林的提名，《静静的顿河》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一等奖。

　　1930年经绥拉菲莫维奇介绍，肖洛霍夫被接纳为联共（布）党员。同年他中断了《静静的顿河》的写作，投身于当时轰轰烈烈展开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并于1932年9月发表了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这部长篇小说以1930年联共中央选派两万五千名工人到农村协助发展农业集体化运动为背景，描写了列宁格勒的金属工人、共产党员达维多夫到顿河南部格内米雅其村，带领着广大党员、贫农，清算富农，建立集体农庄的故事。小说通过复杂的事件、激烈的斗争，以及劳动、家庭、爱情等多方面的艺术描写，塑造了布尔什维克达维多夫、中农梅谭尼可夫、反动富农奥斯特洛夫诺夫等具有深刻典型意义的形象。这部小说被誉为“艺术形式的历史文献”，甚至有的农庄主席还仿照肖洛霍夫笔下的达维多夫领导集体农庄。

　　《被开垦的处女地》续篇于1959年发表。1960年荣获列宁文艺奖金。

　　小说的第二部虽然是第一部人物和情节的延续，但节奏由紧张趋于舒缓，阶级斗争的情节淡化，加强了个人生活际遇的描写，抒情的气氛也较为浓郁，因而被称作是“人的‘情感教育’的诗篇”。

　　1942年反法西斯战争爆发后，肖洛霍夫以《真理报》、《红星报》军事记者身份走上前线，写了许多揭露希特勒法西斯匪徒的侵略罪行和反映苏联军民爱国热忱和革命英雄主义的通讯和短篇小说。1943年5月，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反映卫国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的部分章节。这部长篇小说直到作家逝世也没有写完。

　　1956年和1957年之交，肖洛霍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小说以主人公索科洛夫自叙的形式，介绍了他在卫国战争中的遭遇，渲染了战争中的“悲剧冲突”。小说通过一个普通的苏维埃人饱尝艰辛的遭遇，展示出英雄人物的高尚品德和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立下的不朽功勋，以及他们心灵中的人道美与人性美。小说的基调比较低沉。充满着悲剧气氛，但并不使人绝望和消沉。作家在反映德国法西斯给苏联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和苏维埃人在战争中的悲惨命运的同时，还强调了人民在战火中经受了锻炼与考验。作家通过索科洛夫这个悲剧人物，抒写了自己对历史的反思，对战争的感受，从而唤起人们诅咒和铲除一切给人造成悲剧命运的根源，创造充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美好生活。

　　随着肖洛霍夫在文学创作上不断取得新成就，他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也越来越高。从1934年起，他就被选为苏联作家协会理事，后来还担任作协书记处书记。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61年当选为苏共中共委员。他还是历届最高苏维埃代表。196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84年2月21日，肖洛霍夫在故乡病逝，终年79岁。
　　
　　史诗性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的代表作。这部小说的初稿叫做《顿河》，于1925年秋开始动笔。最初描写1917年哥萨克人参加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故事。当小说写到1926年底时，作者才意识到这样写，没有写出哥萨克复杂的历史和阶级关系，读者弄不清哥萨克人参加叛乱的背景及原因。因此，他决定重起炉灶，写一部编年史式的作品。通过对顿河哥萨克的生活的描写来表现出顿河地区居民的不同社会阶层，由于战争和革命的影响，在日常生活风习和心理上发生的巨大变革；同时揭示出陷于发生在1914～1921年的巨大事变旋涡中的个别人的悲剧命运。

　　全书分四部共八卷二百三十一章。第一部（l～3卷）主要描写1912年到1916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所发生的事件，并生动地再现了顿河哥萨克的历史状况、阶级关系和生活习俗。第二部（4～5卷）主要描写1916年秋到1918年春发生的二月革命、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等重大事件在顿河地区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以及由于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过火行动和执行“左”的政策给顿河地区的革命斗争造成的严重损失。第三部（6卷），主要描写1918年4月到1919年5月间国内战争的最激烈的斗争。红色政权在顿河上游建立后，继续执行托洛茨基的极左路线，导致顿河上游地区哥萨克叛乱，使斗争变得异常残酷。第四部（7～8卷）主要描写1919年到1922年间在斯大林领导下挫败了托洛茨基的阴谋，消灭了叛匪武装，苏维埃政权取得了胜利和得到巩固。作品自始至终紧紧地抓住哥萨克社会历史变革时期的本质特征，将中农出身的哥萨克葛列高里•麦列霍夫的悲剧命运作为情节发展的主体，将葛利高里及其一家的悲剧命运同哥萨克的命运及历史变革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小说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充分展示出哥萨克的传统生活和思想在一系列历史事变中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和引起的深刻变化。并揭示出反动、腐朽的旧制度、旧势力注定崩溃、覆灭；人民革命事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必定胜利的历史命运。与此同时，小说还揭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哲学思想。作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在整部史诗中揭示出：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站在反人民的反动势力方面时，他身上的一切美好的品质都趋于消灭；只有站在真理的一边，同人民一起前进，才能有益于社会，使自己的聪明才智找到归宿。《静静的领河》这部长达一百五十万言的巨著所包孕的博大精深的历史内容，是通过它的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坎坷遭际、悲剧命运体现出来的。作家对他笔下的主人公根据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定下了这样的基调：葛利高里是“顿河哥萨克中农的一种独特的象征”，“一个摇摆不定的人物”。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出身于典型的哥萨克，并带有土耳其血统的家庭，因此，他比一般的哥萨克更为强悍、热情、粗野。在他的身上集中地体现了男性的力的美，以及哥萨克的慓悍的野性美，以及哥萨克的传统的意识、观念与偏见。此外，他所赖以生存的中农家庭的经济地位，不仅培养了他热爱劳动，热爱上地，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性格内涵，而且也导致他飘浮不定，左右摇摆，终于在理智与偏见的较量中走上了悲剧的道路。

　　“摇摆不定”是葛利高里的性格核心。不论是在他的家庭生活，还是在社会斗争中，他的灵魂，他的思想，他的行动几乎都能找到这种特殊个性的投影。在家庭生活中，他热恋着有夫之妇阿克西尼亚，但又屈从于父亲的意志，和娜达莉娅结了婚；他既不爱，也不忠于自己的妻子，却坚持和她保持着名义上的夫妻关系；他热爱土地，热衷于安适富裕的小家庭生活，但是为了爱情，竟同阿克西尼亚私奔出走，忍辱当了地主家的佣人。这些举动，反映了他灵魂中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出他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弹生人物。

　　在社会斗争、历史事变中，由于他的摇摆不定，又常常使他陷于矛盾的中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共产党员贾兰沙的影响下，动摇了他以前“对沙皇、祖国和他的哥萨克军人天职的全部概念”，善良、正直的天性得以复苏。可是沙皇政府授予他的一枚乔治勋章和回乡后家乡人对他的吹捧和抬举，又唤起了他哥萨克意识，而重返前线去维护“哥萨克的光荣”。1917年十月革命后，葛利高里发现红军同反动军队作战英勇，维护了哥萨克普通人的利益，于是他投身于红军的战斗行列。当他发现军事委员会主席彼得捷尔柯夫枪杀战俘时，他怀疑自己走错了路，因而动摇到敌对的一方，参加了叛乱。从此，他的人生悲剧也就拉开了序幕。他在溃败中逃回家乡，村苏维埃政权把他列入了敌对分子名单，他又逃之夭夭，参1919年的叛乱。这次动摇使他的人生悲剧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叛军中，他因文化低被降职为中队长。还把他视为“赤化”异己分子。这样，就导致了他第二次投向红军，使他的人生悲剧出现了转机。然而，在仗打完后，他又因经历复杂被遣送回乡。对此，他并无怨言，只想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过自食其力的安定生活了。殊不知，村苏维埃政权却要他对叛乱负责，以命抵“债”，于是他又铤而走险，参加了佛明匪帮。到1922年佛明匪帮被消灭时，他才沿着行将解冻的顿河，回到他的儿子身边，回到苏维埃的现实中来。到此，他才真正悟出了历史的必然。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一生中，两次投向红军，三次参加叛乱，几经波折和反复。这里既反映了客观社会的复杂性，又揭示出葛利高里性格的独特性。

　　首先，葛利高里的悲剧道路是与哥萨克的历史积垢相联系的。这是构成他的悲剧命运的社会历史因素。从葛利高里的家庭来看，他父亲是个哥萨克传统观念特强的人。他因参加沙皇检阅的马术比赛摔伤了腿，对此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常常在儿女们面前炫耀这段“光荣”的经历。对葛利高里来说，他那典型的哥萨克中农的家庭，使他既承继了哥萨克的传统观念，又在阶级分化的社会冲突中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他的人生道路就是摇摆于两者之间曲折地延伸的。他热爱劳动和自由，追求真理和正义，对富饶美丽的顿河哥萨克土地有着深沉的感情。他认为“我们的祖先为这块土地流过血，也许，就是因为这种缘故我们的土地才会生长粮食”。在他看来，顿河那散发着潮湿香味的土地和哥萨克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不容侵犯的，要像“为了爱人一样，为了土地而进行斗争”。本来，热爱土地，热爱生活是反映了他性格中的积极因素，可是这种积极因素却同哥萨克传统的土地观念和生活方式羼杂在一起，从而使他的思想又受到传统偏见的局限。他错误地认为红军是来“抢夺哥萨克土地”，破坏哥萨克的生活方式的；他也担心贵族、反动军官霸占哥萨克的土地。因此，他企图探索出一条维护哥萨克劳动者利益的“真理”。他一生中几经转向，多次摇摆，都与他这抽象的人道主义幻想相联系的。

　　其次，葛利高里的悲剧也是由他那复杂多变的性格所决定的。葛利高里作为一个中农出身的哥萨克，私有者和劳动者的两种思想感情，构成了他性格中的许多矛盾的因素。他热爱劳动，心地纯正，却看不起“穿草鞋的俄罗斯人”。他崇尚正义，淳朴善良，可是在战场上却疯狂地屠杀红军战士；他刚毅自信，处事果断，可是又往往带来固执、偏激和莽撞；他勇于寻求“真理”，却摆脱不了世界观的局限性。凭着个人的好恶，来寻找自己的归宿，就必然导致他的摇摆和反叛。

　　再次，红军和村苏维埃政权的过火行动和“左”的政策，也加速了葛利高里的悲剧道路的进程。作家没有回避这个历史性的问题，而是以极为现实、冷静和谨慎的态度，为葛利高里的摇摆不定提供了复杂而真实的依据。

　　总括说来，葛利高里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受到了革命和反革命两种思想的裹挟。当朴素的阶级意识占上风时，他能理智地倾向无产阶级，而当哥萨克的传统观念居要位时，则使他投身于资产阶级的旗帜之下。他就是这样在革命和反革命的两股“力”的作用下，反复地摇摆，直到他经历了艰难的探索，痛苦的磨炼，以至付出了血的代价，才悟出真理的所在。

　　《静静的顿河》在艺术构筑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很突出的。

　　宏伟的结构、严谨的布局构筑了史诗的景观。小说按编年史的顺序次第展开，在历史的“纲”上，串联了俄罗斯苏维埃历史上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大事。既全面概括了时代的内容，也为人物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背景。同时，又借助于驾驭幻想，艺术虚构，设计了葛利高里与邻居少妇阿克西尼亚的爱情，与娜塔莉娅的婚姻，以及他投身历史的旋流中摇摆不定的坎坷遭际的网络体系，并将其连缀在历史的“纲”上。整部小说虚实相衬，环环相扣，生动形象地展示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景性规模，因而被称作“苏联史诗的高峰”。

　　小说描绘了独具风采的顿河哥萨克的风情。作品中出现的村庄、房舍、田园、麦垛，以及他们的劳动场面、幽会情景、残杀斗殴景象都具有哥萨克的地方特色。在小说中作家还运用了大量的民歌民谣，并以抒情的笔触细腻地描绘了顿河的风光，还不仅使小说洋溢出浓馥沉郁的抒情气氛，而且也有助于表现哥萨克人的精神面貌。

　　小说通过个性化的动作和景物的描写揭示出人物的复杂心理和感情。肖洛霍夫笔下的农民形象在苏联文学中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的标志，就是揭示人物的感情世界。如小说描写的娜塔莉娅临死时，要求婆婆给她穿上葛利高里喜欢的那件裙子，嘱咐儿子把她的吻转给葛利高里等动作，与她在风雨中诅咒葛利高里形成鲜明对照，深刻地揭示她既爱又恨，既痛苦又愤怒的复杂的内心世界。作家还善于运用景物描写来烘托、渲染人物的心灵、情感。如葛利高里从布琼尼部队复员还乡时，作家对他当时的孤独、痛苦、茫然的复杂心境，是通过描写那死一般沉寂的草原，曲折的山路，幽深的峡谷等景物烘托出来的。作家以景托情，借景抒情的描写，既精细地反映了人物的情思和刻画了人物的复杂心理，同时出很好地烘托出小说的主题。

　　《静静的顿河》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成就确实巨大，但也有不足之处，如小说对哥萨克叛乱没有揭示出本质性的原因；共产党员的形象刻画得不够理想等。但这些缺陷是绝对不会影响《静静的顿河》在世界文学史上昭著的地位的。
　　
　　肖洛霍夫是“一个非同凡响、同谁都不相象的、具有自己独特面貌的作家”。他一生中为无产阶级文学事业勤备笔耕，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杰出贡献。

　　肖洛霍夫是在苏联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血与火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在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以顿河地区哥萨克的生活为基础，用自己的创作反映了苏联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农业集体化运动、卫国战争等不同历史阶段急骤多变的历史事件，纷繁复杂的社会冲突，以及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引起的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展示了20世纪上半叶苏联社会的历史进程，因而被称作是编年史式的史诗作家。

　　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把一个平凡的小人物，普通的苏维埃人置于艺术描绘的中心，不仅深刻地展示了普通群众的美丽的心灵，丰富的人性，革命英雄主义和忘我精神，而且还小中见大地反映了时代的革命，讴歌了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的功绩。特别是它在“苏联文学中第一次通过饱经法西斯奴役和折磨的人来体现真正的英雄的崇高品质”和人性的美，为表现战争题材的艺术作品指出了“新前景，开辟了新道路”，成为举世闻名的作品。

　　肖洛霍夫的创作坚持了“跟读者讲实话，把真理告诉人们”的原则，生动、真实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各种矛盾及其复杂性和多面性，从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判因素。在史诗性巨著《静静的顿河》中，作家大胆地描写了革命斗争中的迂回、曲折、苦难、失败和牺牲，还毫不掩饰地揭露了在斗争进程中出现的对哥萨克中农政策上的失误及其惨痛教训。在《一个人的遭遇》中，作家敢于打破廉价的乐观主义，借助于一个经受法西斯摧残的悲剧人物，反映了史诗的主题，作家在表现历史和塑造人物方面赋予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为广则的内涵。

　　肖洛霍夫的小说继承了列夫•托尔斯泰长篇艺术史诗的传统，但又有独到的创新。他将普通劳动者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把个人的人生际遇置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背景下，以悲剧的形式反映出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在美学观和道德观方面，肖洛霍大笔下的农民，是在历史的延伸过程中发现了自我，敢于参加变革历史的斗争的农民，标志着俄国文学的农民形象达到了一个新的标尺。

　　资料来源：《外国文学教程》（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