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成功的农民：为朱元璋画像
《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奇》，作者：张宏杰
正面
在参加红巾军以前，如果有谁说太平乡的朱元璋能大富大贵，一定会被人包括朱元璋自己当作一个天大的笑话。这个农村后生在当时就像茫茫荒野中的一株细草一样，微贱得你无法把它辨认出来。他的祖先追溯上去全部都是穷困潦倒的农民，以至在位登大宝之后，他也无法像历代开国皇帝那样穿凿附会地攀附为某位名人之后。他长得结实魁梧，这也不过预示着他要在地里淌更多的汗、受更多的累。人们后来总拿他和汉高祖刘邦做比，因为他们同样出身农民。可是他没有浪荡子刘邦那份“大丈夫当如此”的不安分，如果没有那场翻天覆地的农民大起义，他注定是一个克勤克俭苦熬苦作的农民，一生被土地牢牢锁定。
也许是中国的宿命。元末那场轰轰烈烈的大起义似乎就是为了把他从最不起眼的角落颠簸出来，把中国置于一个农民的粗糙大手之中，看他如何摆布。
事实证明，这块广阔而贫瘠的土地褶皱里曾经掩藏了无数才华璀璨的生命。这个因为绝对的偶然从最底层走出来的农民向世界证明他生命不平凡的热度和力度。应该说，朱元璋才华横溢。他从一个大字不识一筐的半文盲佃户，在行军打仗的间隙自学读书写字，到后来居然能和大臣们讲经论史，也能舞文弄墨，写正经八百的骈文，而且写的还颇像那么回事。
在历代帝王中，他的诗写得也还算不错，粗朴豪放，有一种信手拈来的灵气，如这首《咏雪竹》：
雪压竹枝低，虽低不着泥。明朝红日出，依旧与云齐。
不能不说，朱元璋有很高的天分和悟性。不过，文字才能对于一个开国帝王来说毕竟只是装饰点缀，他真正的才华表现在军事政治领域。他的成功完全是自己赤手空拳搏来的。在群雄逐鹿的过程当中，他表现出的勇气、眼光、魄力、坚忍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在他传奇般的军事生涯中，杰出的大局感以及细部问题上的精细同样让人叹服。他做事天生分寸感强，能当机立断。他夹在陈友谅和张士诚两大强敌之间，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各个击破，奠定了兼并天下的基础。北上中原之时又能独排众议，避敌锋芒，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直取虚弱之处，先剪枝叶，再挖老根，强攻与招降并用，迅速底定天下。
当他由一个赤贫的农民而成为天下的主人时，他也没有表现出一点慌乱和底气不足。他敢想敢干，大刀阔斧，对几千年传衍下来的政治构架大砍大削，对帝国人民的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强悍干涉，毫不客气地把自己的个性因素有力地标记在大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个半文盲皇帝，在31年间，建立了一整套详尽周密涵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在内的国家体制，这一套体制，笼罩了中国社会五百多年。这套体制，每个细节都体现了他谨慎周密、精明狡黠的个性特征。280年后，跟在李自成屁股后面夺取了大明江山的满洲君主顺治皇帝仍然对此钦佩不已。他说唐宗宋祖都不如朱元璋雄才大略，“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到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
《明史·太祖本纪》中对他的赞扬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太祖本纪》赞中说：
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惩元政废弛，治尚严竣，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风教，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
根据这些说法，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他把中国社会治理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历史的恶作剧似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过，又隔了三百年，当我们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初始途中向回看时，朱元璋，这个杰出的生命，这个按传统标准算得上伟大的帝王，却如同一尊失却了法力的神像，腐烂的肌肉一块块从他那庄严的面容上剥落，丑陋的骨骼开始显露，眼眶里射出的是茫然与迷惑。
背景
中国从什么时候起陷入了贫穷？公元前300年，孟子奔走各国，大声呼吁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主张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是让人民能勉强达到温饱。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这种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挣扎奋斗一生，垂暮之年才能“食肉”，这是多么辛苦的人生。而这样的一生，竟就是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理想!
然而，自那时起，这种理想好像很少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过。据统计，自公元前300年至清朝灭亡的1911年，中国官方文献中共出现过旱灾1392次、水灾1621次，平均每年出现灾荒1.63次。饥饿和赤贫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连同战乱和灾祸，从孟子的时代穿越汉唐宋明。这就是几千年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背景。事实上，直至我出生的20世纪70年代，贫困依然是中国大地上最鲜明的景色。我清楚地记得邻居家的孩子因为偷吃了一块月饼而被家长打得头破血流，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农民是如何一年到头不抱希望地在土地上苦熬苦受。百分之七的土地养活着世界上百分之二十的人口，这个数字与其说代表的是一种成绩，不如说是一种悲哀。而中国的几千年历史就是这样写就的。
当我们试图去理解朱元璋时，无法忽略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事实上，在温文尔雅的、充满书香气的上层文化氛围之外，中国社会还一直存在着一个恒定的下层文化场。这种文化是饥饿的产物，实用主义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点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这一文化场的全部注意力。而诸如人的尊严、价值与美之类的优雅话题不属于它的话语范围。它是现实、精明而有效的，没有上层文化那种悠闲雅致空疏烦琐。为了一点粮食、几间草屋，人们可以毫不顾惜地运用体力脑力，把算盘打到最精，让每一粒米都发挥最大效益。同时，在饥饿和自我保护的危机感的逼迫下，道德和良心成了一种可以轻易摆脱的累赘，人们极为现实而残暴地运用一切手段。所以，这种文化带有巨大的生命力和破坏力。朱元璋就是带着这样的文化背景登上皇位的。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中国的“人治”传统有着浓重的非理性色彩。那些拥有强悍人格力度的统治者常常会让整个国家轻而易举地屈服于自己的个性、爱憎或狂想之下。一个人的性格可能决定整个国家的性格，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可能影响到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而且这种偶发的影响非常久远，成为一种巨大而沉重的历史存在，直到今天我们仍不能摆脱。朱元璋就是如此。
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至为深远的明初政治，和朱元璋的个性心理密切相关。
朱元璋爱把自己和一千多年前的汉高祖刘邦相比，因为他们都是起自寒微。甚至可以说，正是刘邦的先例，才使朱元璋坐在皇位上能感到些理直气壮。然而，朱元璋的个性和刘邦完全不同。刘邦本是一个流氓，骨子里有股无法无天的放荡豁达，为人也放松开朗。他以一个普通百姓，见到始皇车驾，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朱元璋则有着强烈农民本能，他本来对锄头镰刀更感兴趣。在前25年穷困至极的生活中，史书上也从未记载过他有过什么叛逆性的举动。
当初，刘邦释放犯人有着一时冲动的成分。而朱元璋参加起义军，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做出的决定。没想到生活从此在他面前展开了一条虽然险恶不断、却越来越宽阔光明的道路。他以一个精明农民不放过任何增加财富机会的精神，在命运的跌宕起伏中老谋深算，吃苦耐劳，苦心经营，居然不断成功、节节胜利，被命运的波澜推上了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地位。他得到的不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而是九州山河这么大的一片家业!他可没有像刘邦那样开始放松地沉醉于美酒妇人，相反，他陷入了深深的忧惧之中。在农村，家中有了几块银子，还要深埋进坑洞，何况这么大的家业，怎能不妥善打点!他从此开始“寝不安枕，忧悬于心”。
刚刚登上皇位不久，他就下令设专人每天五更之时在城门的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
在这种戒备心理的支配下，贯穿明初政治的一条主线就是“保守家业”，让整个国家最大限度地掌握在朱家手中。
基于这种心理，从土地里走出来的朱元璋开始用管理一个村庄的方式管理国家。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是如何治理的。
首先，他不放心历代传下来的分级负责制层层分权的复杂的政治体系。他凡事喜欢一目了然，觉得这套繁复的体制不容易控制，可能藏污纳垢。所以他干脆利落地取消丞相制，让天下所有的大小官员都直接向他负责，每个官员都直接为他跑腿。这样，他就可以一管到底，不留一点死角。他可以通过这套单薄得近乎透明的官僚网直接观察到他的子民在田间地头的劳作情况，这样，他心理上才踏实一点、舒服一点。对这些直接为自己跑腿的官员，他还是不放心，生怕他们办事不细心或不安分，于是亲自撰写了“授职到任须知”，对每一级地方官吏的职责都做出详细的规定。他把地方公务分为“发布公告”“征收田粮”“管理仓库”“会计核算”“受理诉讼”“管理囚犯”“管理官署房产”“管理辖内读书人”“管理地方渔业”“管理地方窑冶”等31项，并且逐项开列地方官吏应当注意的事项，对这些注意事项往往还列出许多具体的要求。比如对“管理囚犯”一项，不但要了解已经了结的案件有多少，在押犯人有多少，还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体轻重，何者事证明白，何者情节有疑。明白者，即须归结；涉疑者，更宜详审，期在事理狱平，不致冤抑”。谆谆嘱咐，像个碎嘴婆婆，只恨不得一个个手把手教他们干，一身化为千万，在旁边严密监视。
为了把农民牢牢控制在土地上，他严格限制人口流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设立了路引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一律充军。人们必须困守田园，不许四处游荡。在朱家天下，做百姓有近乎囚徒的意味。
通过如此这般的一番大手术，朱元璋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大为简化，在庞大的自耕农基础上建立了原始的平面的效率低下的官僚网，以便于他用僵化的制度去束缚所有社会成员的活动，以求天下永远太平，不出一点乱子。在这个基础上，他颁布了《大明律令》，颁布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皇明祖训》。连篇累牍，林林总总，无所不包，而且都是朱元璋特有的碎嘴婆婆的方式，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规定得无微不至。他甚至费尽心思为老百姓制定衣服颜色、房屋样式。洪武十四年(1381年)规定，农民只能穿绸、纱、绢、布，而商贾只能穿绢、布，农民家里有一个人做生意的，也不能穿绸穿纱。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还规定，农民可以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务农的则不许。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琐碎得可笑的东西当时都是朱元璋用来明确社会角色、严格阶级区分的国家法律，谁要违反，轻则杖责，重则充军。小农式的自然经济，狭隘的家族群居方式，使得朱元璋的眼里世界是封闭的、静止的。天圆地方，日月循环。朱元璋的初衷，就是为子孙后代制定一套无所不包的、永远不变的运行模式，让大明社会在这个模式里永远平平安安地运转下去，使得老朱家的家业永远传下去。
时光迤迤逦逦，朱元璋撒手人寰之后，他的愿望基本实现了。他所发明创造的这套古怪而实用的制度，保佑他的那些多昏聩低能行为乖张的子孙在皇位上坐了两个半世纪。然而，他的治理造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次巨大倒退。本来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至宋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已有所松动，经济结构趋向开放，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社会活力有所增加，在此基础上，政府功能渐趋繁复，财政制度也趋向理性化。朱元璋扼杀了这一发展势头，以他独特的创意，建立了一个超前稳定、超前低效率的社会。这套制度太强硬、太周密了，所以改变它几乎不可能，你只有逆来顺受。南京孝陵里，朱元璋的尸骨在潮湿阴暗的地宫中也许早已化作了腐殖质，然而他在民族性格上打下的烙印依旧深深地存在着。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孤庄村的放牛娃里，朱元璋是个孩子王。他们最常玩的游戏是做皇帝。这些游戏给朱元璋灰暗的儿童时代抹上了一点亮色，在游戏中模拟帝王给他带来了虚幻的快乐。在游戏中他至高无上、无所不能，他是天地万物的主人，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绝对主宰之下。做这种肆无忌惮的游戏时他绝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真的登上皇位，不过，下层文化中对于“皇帝”的种种幻想在潜移默化中被他深深吸纳进意识深处。自身权利极度贫乏的底层民众在幻想中把皇帝的权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就像以为皇帝成天在深宫里吃猪肉炖粉条一样，他们也同样认为做皇帝就是不受任何拘束，没有任何限制，高高在上，随心所欲。
事实上，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的皇权无限只是理论上的，在实际操作中，皇帝的权力要受到诸多限制，从来没有哪个皇帝真的做到了无拘无束。在朱元璋以前，国家权力实际上被贵族集团分享，在制度上，历代丞相分享了很大的实际权力，而且隋唐以来的三省制度中，还有一种封驳权，即皇帝的旨意如果不合法，大臣可以封驳退回，不予执行。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皇帝一人一时的喜怒给国家人民带来破坏性影响。
朱元璋对此不以为然。他要依照自己头脑中的形象去做皇帝。在命运以其神奇的手段把他送上人世间权力的顶峰之后，他要真的施展这权力的魔棒，决定一切，操纵一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所有人的头上。任何想同他分享权力的人都遭到他毫不留情的打击。在他眼里，自己是天下真正的主人，普天下的人民都是他的所有物，是他可以计数的财富。开国之初，百姓贫困，朱元璋为禁止官吏们过度剥削，在诏书中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未长成，怎么说道不喂食，不放？必要喂食看放有条理，这等禽兽畜生方可用。”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中国农民关心的不过是吃饱肚子，他们对自己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然权利并没有自觉的要求。他们能活下去，能传宗接代，就心满意足了。同样，在这种乡野文化浸淫中长大的朱元璋，对他的臣民们只承认他们有生存权，甚至这种生存权也只是在完全服从他的摆布的前提下才能拥有。他根本不知道尊重他人的生命尊严、尊重人的价值。一不高兴，他就可以喝令身边的武士把任何一个大臣按在宫殿地上，拉下裤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他的屁股。这就是明朝有名的“廷杖”制度。在他的一怒之下，诸如勋臣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和工部尚书薛祥等许多高级官僚都在皇宫的地板上被活活打死。士大夫阶层几千来在中国政治体系中享有的特权被剥夺一空，真可谓斯文扫地。
在明朝以前，虽然君权严重，那些按自己的方式思维的士人还是有权游离于正统社会之外，隐居世外，不闻世事，这些人被称为“山林隐逸”。在一些朝代，对于那些著名的隐士，皇帝甚至会纡尊降贵，重礼去请。这是传统社会留给人们最后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可是朱元璋没有这份雅量，也没有这份雅兴，他认为，这些拒绝与他的政权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或者是心怀怨望，他不能容忍在他至高无上的皇权之下存在他们的高傲。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寰中士大夫不为所用律”下，苏州人姚涧、王谟，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因为不肯出山做官，都被朱元璋诛杀，并籍没全家。士大夫仅有的一点点独立的人格空间在洪武朝消失了，所有人都被完完全全地纳入了朱元璋的私人所有物范围之内。社会个体的自主性和自我意识摧毁殆尽，奴性就在人格空地上野草一样蔓延开来。
大屠杀
朱元璋的外戚郭德成是洪武朝最幸运的贵族之一。说他幸运是因为他能在朱元璋的统治下保住了一条命。那一天他进宫陪朱元璋喝酒，朱元璋酒量大，郭德成就喝多了，临走时摘了帽子叩头谢恩，露出了自己的秃顶。朱元璋酒后兴致不错，取笑他说：“醉疯汉，头发秃成这样，是不是因为酒喝得太多了？”郭德成随口答道：“这几根还嫌多呢，什么时候都剃了，落个痛快。”朱元璋听了，一声不吭。郭德成回到家里酒醒了，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原来曾经是游方和尚的朱元璋对与和尚有关的一切词句都十分敏感。他越想越怕，终于真的剃了头，穿上僧服，整天装疯大声念佛。他似乎是个很不错的演员，朱元璋也信以为真，对郭宁妃说：“没想到你哥哥真是个疯汉。”在洪武后期迭兴大狱之时，郭德成居然因为是个“疯子”，逃脱了死神的魔掌，“以功名终”。
在朱元璋的统治后期，他精心策划了数桩巨案，有效地清洗了当时上层社会几乎所有智商比较高、权力比较大的人。他们之所以头颅落地，原因很简单：朱元璋担心他们的才智对他的家业构成威胁。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炮制了胡惟庸案。胡惟庸是朱元璋的老乡。事实上，在洪武初年，朝中的实权派人物大多是朱元璋的老乡，即所谓的“淮西勋贵”。朱元璋的成功并不是他个人的成功。他是一个集体的代表，这个集体主要由他的淮西老乡组成，他们和朱元璋说同一方言，有的干脆就是他儿时一起做游戏的伙伴。在十余载栉风沐雨的征战途中，他们形成了一个以朱元璋为核心的坚强集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在天下安定之后，朱元璋开始有计划地屠杀这些昔日的战友。他宣布宰相胡惟庸权力过大，妄图谋反，将他赐死，并且把和胡氏关系密切的淮西贵族一个个深文周纳进去，觉得谁不可靠，就把他牵连到胡案之中，全家杀掉。整个胡惟庸案先后诛杀了3万余人，其中包括22名淮西贵族。甚至连自己的儿女亲家李善长也不放过。李善长被杀时已经77岁，开国元勋，替朱元璋办了39年事，位极人臣，娶了朱元璋的女儿做儿媳，为人也老实本分，本以为能把尊荣富贵享到头，谁料想朱元璋借口星象不吉，需要杀大臣应灾，就把李家及其妻女弟侄家七十余口通通杀掉。
胡惟庸案杀的多是文官。后来，朱元璋又制造了蓝玉案，又杀了1.5万人，这次多是武将。通过这两次屠杀，朱元璋将满朝最有实力最有能力的文武大臣基本杀光了。由于需要杀的人太多，他也懒得编造像样的借口，于是就一律“串通”“谋反”。他也知道再巧妙的借口也无法掩饰他那过于明显的动机，所以他在这一环节上有意地敷衍了事。他有绝对的信心，不会有人天真到揭穿他借口的地步。
刘基是幕府智囊，运筹决策，不止有定天下的大功，并且是奠定帝国规模的主要人物。朱元璋“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则屏人密语移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然而正是因为多谋善断，见识超群，被猜忌最深。洪武元年(1368年)便被休致回家，又怕远在乡间不易控制，找个借口召进南京，终于被毒死。徐达为开国功臣第一，为朱氏天下立下了盖世之功，他为人小心谨慎，安分守己，也逃不过朱元璋的屠杀。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生背疽，据说这病最忌吃蒸鹅，病重时皇帝却特赐蒸鹅，徐达“对使者流涕而食之”，不几天就死了。
到朱元璋辞世之前，随他起兵的朋友、功勋卓著的将领以及运筹帷幄的谋士，几乎被杀得一个不留。
考察朱元璋在这样疯狂屠杀背后的心理动机，显然还是深刻的不安全感。他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当秉性颇为仁慈的太子劝他手下留情时，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太子，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你在我死后做安稳皇帝。登上帝位的朱元璋没有一天不被恐惧感所折磨，他总在怀疑别人都在盯着他的这份过于丰厚的家业，垂涎欲滴。显然，他的心理状态已经不正常了。长期复杂紧张的军事生活，使原本谨慎的他更加多疑，而且发展到近乎变态的程度。早年的卑屈生涯与现在的高贵地位之间过大的落差，在他心里时常泛起一种不可信、不真实的感觉，时刻担心这一切如梦如幻的荣华富贵因一时疏忽得而复失。
然而，在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个人行为背后，还有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心理背景作为支持。
缺乏互信、难于合作，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个源远流长的特点。中国人是一个善于猜忌的民族。我们不习惯于平等合作，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自发成立的自治城邦。由于过于强大的宗族结构的影响，中国人早已习惯于尊卑秩序和由此形成的压制与服从的关系。一个群体的构成，首要的条件便是权威的确立，而维持群体的稳定，则必须有效地消灭对权威的挑战。所以，朱元璋的诛戮功臣，是中国的权威型政治体系自我保护的一种反应，虽然血腥，虽然下作，但是并未受到传统史观的苛责，也不影响在传统史家眼中朱元璋一代雄主的地位，甚至正相反，它成了朱元璋雄图大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稳定作为最高政治目标的话，这一举动是达到这一目标的保险系数最大的手段。
外国观察者一到中国，首先引起他们注意的就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高的城墙，他们把这种建筑当作中国人缺乏相互信任的表征。在有文字记载之前，中国人一定已经经历了无数代的相互欺骗、背叛、陷害和内争，过早成熟的智力和过于丰富的历史破坏了祖先们相互信任的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相互伤害的痛苦记忆，使我们祖先的猜疑能力发展到极端，在汉语中出现了“斩草除根”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成语。一个王朝被灭掉之后，新皇帝的第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追索前朝皇帝的后代，务必干净利落地全部杀掉。甚至在中国历史上最有人情味、最为宽容理性、最有人缘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同样的刽子手。在和自己的兄弟争夺王位胜利之后，为了确保自己王位的安全，他把哥哥建成和弟弟元吉的那些无辜的孩子一律杀掉。当然，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例行公事一般不值得大惊小怪。所以，几千万言的《资治通鉴》对这件事只用了这样一句轻轻带过：
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生诛，仍绝属籍。
“他人即地狱”，这句话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对他人的不信任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不信任。在耻感文化的背景下，每个人都用社会化的面具把自己遮掩起来，面具后面，却是对他人的猜忌、恶意的肆意汹涌。在这种心理背景下，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人格底线构成人们互相协作信任的基础。过分的提防浪费了巨大的心理能量，也削弱了社会整合力，强化了人们的冷漠、自私，更造成了毫无必要的生命损失。在荒蛮之地，经常存在着所谓的“世仇”。不知道多少代之前，两个家族的祖先们结下了恩怨，于是，一代又一代，后代们继承了这种仇恨，相互仇视相互伤害。权势的掌握者发明了“族诛”，对敌人全族消灭。所谓“诛九族”，一般是指犯人的上四代和下四代，加上本人这一代。在明清一代的历史记载中，你常常可以看到对一些重罪者的家中15岁以上的男子全部斩立决、15岁以下的男子及全体妇女收没入官给功臣家为奴之类的记载。这样野蛮残酷毫无理性可言的法律，居然贯穿了1911年以前的全部中国历史，这也许同独特的中华文明一道，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景观。
就算有如此残酷的文化背景，朱元璋的所作所为还是太过分了，超出了常人的情度。他最为欣赏的楷模刘邦，在诛戮功臣这一做法上自然应该承担始作俑者的责任，但刘邦毕竟还事出有因，不管怎么说，这些昔日的功臣大都是自己先举起了叛旗。而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却完全是出于猜忌。他不害怕神降罪，也不在乎良知的谴责，更不顾及友谊、信义这些人世间美好的情感。“所杀的人，从开国元勋到列侯大将、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亲侄儿、亲外甥，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一个个地杀，一家家地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面对这样疯狂的屠杀，整个社会却如一潭死水，逆来顺受。面对朱元璋荒诞无稽不堪一击的指控，面对一桩桩一件件赤裸裸的冤假错案，被屠杀者们保持着令人难以理解的沉默。几乎没有人上书抗议，没有人采取什么激烈的反抗措施。被牵连进去的就安安分分地受死，侥幸逃脱的则暗自庆幸白捡了一条命。吴人严德珉因病辞官，被朱元璋疑为不为所用，流放广西。朱元璋死后被赦放还。每说起此事，他都为朱元璋当时给他留了一条命而感激不已，总是北面拱手，连说“圣恩!圣恩!”
偶有几声不同的声音，却不是抗议，更不是批评，而是善意的提醒。被屠杀者们这时还是忠心耿耿地站在朱元璋的立场上，小心翼翼地向朱元璋指出，是不是杀得太多了，“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大量屠杀，是不是没有必要？这样下去，有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天下无人可用，比如人们都不再愿意为朱家天下出力，“四方因之解体”。
这些沉默或者善意并不表明中国人麻木怯弱。相反，它恰恰说明了经历了数千年沉重历史的中国人的聪明智慧。人们知道朱元璋为什么举起屠刀，他们谁也不会天真到揭露朱元璋那些荒唐借口的地步。他们明白，抗议逃避或者哀求都不会有任何作用，只是浪费精力而已，而且很可能还会因此激起他更大的屠杀欲。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心里也完全认同朱元璋的逻辑，如果是他们处于朱元璋的地位，也很有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所以，这时唯一可行的步骤是以朱元璋之心为心，告诉他你杀我毫无怨言，只是向他证明这样并不利于你自己。这无疑是最聪明的做法。
而中国历史最让人悲哀最让人无可奈何的，无疑正是我们祖先的这种近乎极致的聪明和智慧。
距离
在保守家业的本能驱使下，朱元璋在位31年，“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范，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他自述道，自己经常“夜卧不能安席，常常因为想起一件什么可能危及帝国安全的事，便一夜失眠”。可以说，他为了大明帝国的长治久安耗尽了全部心力。在他的统治下，大明朝确实社会空前安定，人民生活秩序井然。以往那些威胁传统社会稳定的权臣外戚藩镇都被有效防范。在传统帝王中，他自律极严，生活非常俭朴。他不喜饮酒，平时除犒赏将领，宴请百官，在后宫从不举行宴会，他每天早饭，只吃蔬菜。从传统观点来看，他确实是一位不错的甚至非常杰出的帝王。
但是，当我们拉远观察距离，站在历史高度来看他的时候，这些基于小农经济和低生产力的条件下的治理成果和个人品德就变得无足轻重了。我们看得更清晰的是，作为一个佃农的儿子，他在统治帝国的过程中把狭隘的农民意识充塞到整个帝国空间，乡野文化的粗朴有力地冲击了中国文化中的宽容优雅的高贵气息。虽然他智力发达，可是注定无法摆脱农民的视野和心理习惯。于是，他给整个中国的文化性格打上了浓重的农民烙印，使中国由外向转向内向、从放松走向收敛。他的高压政策和血腥手段扭曲了民族的心理性格，封闭了人们的视野。联想到此时西方已处于近代文明的前夜，欧洲人将要开始他们野心勃勃的扩张，朱元璋不合时宜的出现尤其令人痛心疾首。
我们民族性格中的许多阴暗因素是世代积累的结果，而朱元璋在这些因素的传承中起了重要作用。基于他自身的视野、心理和修养，他把传统文化中的消极、保守、落后的东西通过强硬的政策放大到整个国家的性格里，给整个民族的素质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
在西方人通过炮舰打开中国尘封已久的大门之后，他们好奇地向里面张望。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个传说中富于才智的民族在他们面前已经像孱弱的病人，像囚笼里刚刚出来的犯人，脚步虚弱，精神倦怠，反应迟钝，思维混乱，而且还几乎表现出痴呆的症状。西方观察者们一致承认中国人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勤劳和节俭精神使他们深为震动。同时，他们的另一个突出印象是中国人的麻木不仁，对不合理的现状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与创造性。这种现象让他们深深困惑。法国人勒戎德尔甚至认为这是生理上的原因。他说中国人脑力衰弱，“脑髓机能有缺陷，感觉麻木，五官不甚锐敏”。民族性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是文化热点，尔后就像一个瞬时的旋涡，在河面上消失了。可是，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素质始终是个根本性的问题。现代化过程中，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都容易让人想起朱元璋——这个既雄才大略又愚昧野蛮的农民帝王。他的阴魂缠绕这个民族数百年不散。
结尾
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是朱元璋有两幅画像。一幅是他的真容，瓢把子驴脸，一脸横肉，满面杀气，十分地不中看。这幅画像一直被秘藏着。另一幅则是五官俊美、仪表堂堂，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美男子。用一张不存在的脸来代表自己，并且希望后世子孙以这个形象来认识自己，这种荒唐可笑的事只有朱元璋能做得出来。但是，数百年来，把朱元璋从他的本来面目描画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帝王，却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体系自觉致力不殆的事。这种努力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在，是找到他隐藏的真面孔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