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长生成名的舞台演出情况来看，他之所以成名，显然是受益于他的拿手“粉戏”，尤其是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色情裸体戏。乾隆四十七年是魏长生演唱色情粉戏和爱情戏的一个分水岭，前者充满了感官刺激，后者注重艺术性，使得秦腔的剧目真正在艺术上有了提升。如果要论乾隆时期秦腔对戏曲艺术发展的贡献，当在乾隆四十七之后，而不在四十七年之前。

秦腔中的“粉戏”与其它花部诸腔所共有的“为一般人所熟习”的“城乡中怨女旷夫的”的爱情戏有着本质区别。那些土俗之戏，虽然“不登大雅之堂，不入时贤之眼”，却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均在正常范围之内，“时贤”眼中的“下流戏”却并不下流，并非淫乱的色情，既不违反社会的伦理道德，也未败坏社会风气。所谓 “下流”，即三教九流之“流”，即下层民众，不能理解为与法律、道德不相容的色情。而且，男女恩怨自古以来就是爱情的主线。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秦腔所演的戏并不都是色情戏，所谓“新来秦腔粉戏多”，说明其中还有不是“粉戏”的那一部分，只是所占比率比其它剧种要小得多而已。秦腔的“粉戏”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这种以“生”、“旦”为主的爱情戏，在乾隆四十七年魏长生离开双庆部之前，都具有很重的“色情”色彩，但与纯粹以表现色情为目的、注重裸露的戏还是有区别的。乾隆四十七年以后，能继续在社会上演出的剧目，或经过翻新仍然可供演出的剧目，则为“爱情戏”。而那些受到打击、被官方明令禁止演出的剧目，都是“色情戏”。对于魏长生来说，乾隆四十七年是一个分界线，离开双庆部转入永庆部是一个分界线，这也是魏长生色情与艺术的分界线，我们应该客观地对待这一分界线前后的魏长生，客观地分析这一分界线前后魏长生所演的剧目。清政府要打击、禁演的是色情戏而不是爱情戏。《啸亭杂录》对秦腔的记载，正说明了这一点。该书称：

    近日有秦腔、宜黄腔，乱弹诸曲名，其词淫亵猥鄙，皆街谈巷议之语，易入市人之耳。又其音靡靡可听，有时可以节尤，故趋附日众。虽屡经明旨禁之，而其调终不能止，亦一时习尚然也。[1]

所谓“屡经明旨禁之，而其调终不能止”，当系乾隆四十七之后的事。三申五令之后，秦腔仍然在演唱，并不说明清政府的目的是要禁秦腔，不让“秦”地人唱 “秦”歌，清政府并不是要禁止某些人说家乡话、唱家乡的曲子，并不是要断了一切的乡音而实行全民族的官语化。如果认为政府禁戏是禁秦腔，是禁止魏长生他们的乡音，那就大错特错。政府要禁的是秦腔中与社会观念和伦理道德相违背的色情戏。那些粗俗的爱情戏，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欢迎，已成为社会共识。对于这种社会共识，并不是某个人、或通过行政的手段就能轻易改变的，这就是《啸亭杂录》的作者所说的“其调终不能止，亦一时习尚然也”的真正原因。这种习尚并不表明老百姓没有是非观，老百姓的习尚是长时间形成的，根深蒂固，不易改变。

生旦戏是乾隆时期秦腔戏的特点，而乾隆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粉戏”尤其是“色情戏”是秦腔特色，也是北京这一时期的特色和时代性标志。这几年与其说是北京戏曲的繁荣，还不如说是北京舞台的“混乱”或政府“失控”更切合实际。这些“粉戏”尤其是“色情戏”对于北京观众来说，都是一些新剧目，让人耳目一新，很有市场。因此，当其它声腔受到冲击时，为生活计，也纷纷学着上演色情戏，然而，新学的剧目不仅表演上技不如人，而且在数量上也不能批量生产，形不成规模。当其它声腔发现色情戏很受观众欢迎而被动“跟单”时，为时已晚，根本就无法形成竞争，以至全部败下阵来，使得这些声腔剧种的共同“缺失”暴露无遗。例如，为了抵御秦腔的冲击，保持自己的市场占有率，京腔就曾被迫应战，上演色情戏，以博“时好”。石坪居士在《消寒新咏》中提及京腔为摆脱困境而上演色情戏的情形时这样写道：

余乍见京腔演戏，生旦诨谑搂抱亲嘴，以博时好。更可恨者，每以小丑配小旦，混闹一场，而观者好声接连不断。呜呼，好尚至此，宜昆班之不入时俗矣。[2]

但是，却无济于事，各声腔剧种都抢着上演色情戏，反而更加冲乱了北京原有的秩序和格局，打乱了诸声腔的阵脚。

所谓色情戏，就是重点截取了一些非正常的男女性爱内容，将它加以细致地刻画、放大，作特写式的表演和氛围渲染，故意将那些“能做不能说”的性事清清楚楚、一览无遗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以此来招徕观众。将一些不应公开的“秘闻”和“隐私”，更主要的是一些“男盗女娼”的内容加以大肆张扬，严重地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如此公然地张扬色情，冲击的不仅仅是戏曲市场，更重要的是冲击了社会的伦理观念，冲击了政府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它不仅要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指责，尤其是文人知识分子的指责，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绝对不能容忍的。秦腔的色情戏利用了人“好德不如好色”的自然属性，逞一时之势，却背离了人的社会属性和公共道德规范，最终遭到清廷禁演，而且是在短短的数年间连续多次遭到禁演，这是必然的结果。对于这种色情戏的禁演，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对戏曲艺术发展的打击，不能将它看成是戏曲发展的一种负面影响，恰恰相反，这是维护戏曲市场正常秩序的必要手段。在当时，属于维护戏曲的健康发展，即便是在今天，如果出现了“魏长生”，我们同样是要给予严厉打击的。

秦腔的色情戏钻了政府管理的空子，一时赢得了大批“好色”的市民观众，他们一味地追求色情，而对一些正常的“儿女传情”却毫无兴趣。这种风气遭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唾弃。《燕兰小谱》所载“薛四儿”：

西旦中之秀颖者，丰姿婉娈，面似芙蕖，于儿女传情之处，颇事蕴藉，而台下“好”声寂然。吁！可怪哉。余谓好花看在半开时，闺情之动荡人，在意不在象，若观“大双体”（南汉刘鋹，令宫女与人裸合，自拥波斯女观之，号“大体双”。），味如嚼腊矣。[3]

色情让人冲动，冲动毕竟不是艺术，艺术是需要潜下心来慢慢体味和细细品评的。色情总归不是正道，秦腔演员也非人人都是色情戏的热衷者和忠实的传播者。尽管这种色情戏博得了一些观众，成为一时之好。但是，色情戏的演出都是些低俗的简单动作，并没有多少内涵，更谈不上深层次的情感交流和寓意刻的道理，只能暂时满足人们的新奇之心和原始本能，很快就会让人感到腻烦，不能长期在市场上立足。类似的这种情形，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也曾有过，不过是一阵风而已，形成不了什么气候。

由于清政府在意识形态管理上出现了一个莫名的空档，不仅秦腔色情戏大行其道，各声腔剧种为了自保也纷纷效仿上演，使得乾隆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之间短短几年时间内色情戏泛滥成灾，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因此，清政府不得不于乾隆五十年给予行政干预，下令禁演色情戏，并明令禁止秦腔及其受到色情影响或参与了色情戏演出的声腔剧种的演出，一律改唱“昆”、“弋”二腔，而“昆班之不入时俗”不能说不是“昆”、“弋”两腔不在被禁之列的重要原因。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资料显示，被禁止演唱的声腔中没有京腔，京腔也是一个演出色情戏的参与者。从所见清政府颁布的禁令中，也未见有能证明“京腔即弋腔”的文字资料。我们不妨可以这种认为：乾隆五十年秦腔被禁时，京腔也在被禁之列，京腔也受到了打击。当秦腔进入北京时，造成了对以京腔为主的诸声腔的冲击；当秦腔在北京被禁演时，京腔也跟着受到打击。

秦腔占居的北京，色情戏是其最大的特色。而乾隆早期，北京的“狎优”现象早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正如赵翼《檐曝杂记》卷二所载的那样：

    京师梨园中有色艺者，士大夫往往相狎。庚午、辛未间庆成班有方俊官颇韶靓，为吾乡庄本淳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后宝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毕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状元夫人之目。[4]

“庚午”为乾隆十五年、“辛未”为乾隆十六年。但是，这种“狎优”行为，纯属个人私生活的范畴，尽管人们对此都心知肚明，与在舞台上公然表演色情戏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然而，这种“狎优”行为却为形成一种庸俗化的社会基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社会基础也是色情戏得以流行的温床。搬演粉戏也不始于魏长生，在魏长生入京师之前，著名的京腔演员白二就“常演《潘金莲葡萄架》，甚是娇媚”[5]。不同的声腔、不同的风格，尽管体裁相同，也绝不会仅仅因为魏长生的演技高超使得白二关门大吉。魏长生“曲艺之佳，实超时辈”[6]，确实具有很高的表演水准，但是，这并不是魏长生刚入京师时的事，当是乾隆四十七年魏长生被迫离开“双庆部”前后的事。一个声腔剧种能够在北京城擅场、且在短时间内占居显赫位置，并不是靠一两个名家的力量就能实现的。魏长生演出《滚楼》使得白二的《潘金莲葡萄架》失去了演出市场，当为色情的缘故，应理解为《滚楼》的色情成分要远比《潘金莲葡萄架》重得多，更何况魏长生擅长的同一题材的《葡萄架》是秦腔的常演剧目，而恰恰正是这个《葡萄架》，后来被列入《永禁戏目单》[7]，遭到长期禁演。白二的《潘金莲葡萄架》凭借什么出名？魏长生的《葡萄架》凭借什么出名？《滚楼》凭借什么打败了《潘金莲葡萄架》？都是显而易见的。

色情戏的“缺失”可以说是魏长生入京前北京诸声腔的最大“共性”，但是，对戏曲艺术的健康发展而言，这种“缺失”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魏长生等人以色情戏为主、借助演技等个人特长，造就了戏曲史上的一个色情戏时代。反之，如果他们以演技等个人特长为主、以色情戏为辅，就很难造就或无法造就一个色情戏时代了。然而，在普天之下臣民瞩目的京城、在天子脚下，魏长生们的秦腔色情戏竟然公行长达五、六年之久，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本文发表于《文化艺术研究》2009年第2期）

[1]清•昭梿.啸亭杂录·秦腔[M].北京：中华书局，1980：236.

[2]清•石坪居士.消寒新咏（卷五）：王百寿官戏·茶叙[C]∥周育德校刊.中国老年文物研究学会，中国戏曲艺术研究中心.1986：50.

[3]清•吴太初.燕兰小谱（卷三）：四儿[M]∥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27.

[4]清•赵翼.檐曝杂记（卷二）[M].

[5]清•吴太初.燕兰小谱（卷三）：白二[M]∥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25.

[6]清•吴太初.燕兰小谱·例言[M]∥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6.

[7]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翼化堂条约[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167.

转自戴和冰的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