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者蔡超为苏州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导师为朱栋霖教授。

2009年是果戈里诞辰2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今年为“果戈里年”，伟大的俄国十九世纪喜剧家果戈里在其短暂的人生历程中为人类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文学财富，《钦差大臣》无疑占据着重要份量。为了纪念这一杰出的历史遗作，由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焦晃艺术工作室联合制作的话剧《钦差大臣》在上戏成功上演。精湛的技艺，娴熟的表演，尤其是演员和导演对这一部话剧倾心的投入，精细的编排，使这一59届探班话剧产生了很大反响，也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钦差大臣》起源于俄国，后来拥有了全世界，真正的艺术具有时间和空间的穿透力。而今天选择在100多年之后的中国舞台上重新上演，确是一大亮点，也是一大挑战。怎样在吸收原本精髓的同时，更好地创造舞台上的诗意？怎样使这部拥有100多年历史的话剧迎合新观众的口味和要求？怎样充分考虑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尽可能的实现剧本和表演的最佳结合？导演陈明正定花费了一番心思，苦心经营下，于是，经典在另一个时空得以再次上演。

实践永远高于理论，艺术和艺术之间也存在着较量，动态的话剧表演确实更加生动地演绎了一个鲜活的生活世界。其中，我们感受着真实，感受着讽刺，也感受着很多复杂微妙的人物心理和情感……这场话剧演出在抓住原剧精髓的同时，也对原剧作了些微的改动，本文试图从这些改动着手，解读导演艺术，展示这出话剧的深层美丽。

一、潜伏着的真与善

《钦差大臣》作为一部讽刺喜剧，全剧自始至终都在笑声中充满批判。从市长到督学，法官，慈善医院督办，邮政局长，以及地主，名流，警察局长等大小官员，还包括着假钦差大臣赫列斯塔科夫……果戈里是将批判的锋芒刺向他们每一个人的，虽然重量不尽相同。话剧表演中突出了剧本中轻描淡写的两个小人物，他们虽是配角，却深入人心，让我在一群丑陋的嘴脸中间看到了真和善的存在。那便是市长女儿玛利亚和赫列斯塔科夫的仆人奥西普。

玛利亚首先在形象塑造上很是成功，一个个头小巧的姑娘，穿着艳丽，又略有土气，完全符合小城市市长女儿的形象：未见世面，天真可爱，对爱情充满期待。真正打动人心的是剧中为她添置的一些细节的表现，既与她的形象性格相像，同时又为全剧增添了许多生气。在见到钦差之前满心期待，见到钦差后羞涩顾虑又不时流露稚嫩，尤其是在听到钦差的表白之后，那种心花怒放以至发狂的姿态看似夸张，却很真实的将内心暴露无疑。话剧演出在原本的基础上，给与了玛利亚更大的舞台释放自己。在赫列斯塔科夫求婚之后又将之抛弃，假称去看望叔叔而与奥西普离去后，玛利亚一直大喊着“赫列斯塔科夫”，“赫列斯塔科夫”……直至赫列斯塔科夫完全消失，这时她无法抑制心中的激动和狂喜，不禁大笑起来，笑着退下了舞台。她的笑是惊喜的笑，也是一种别有意味的笑，那种笑声的高亢和延长，让人在笑中感受到了一种预言式的悲凉。

奥西普在果戈里的剧本中，是作者力求中性又带轻微批判的人物。他的戏份不多，由于时空的限制，演出还删去了大段与他有关的情节，这恰恰给我们提供了解读奥西普的更多可能性。我看到的是，在整场戏中，他是一个鲜活的存在，也是一个可怜的善良人。这些都在于导演擅于捕捉微妙细节，在于演员自身的成功塑造。沧桑的面容，无奈的表情，佝偻的身影，奥西普总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足以唤起观众的同情和谅解。在旅馆中，赫列斯塔科夫在一边抱怨一边吃喝时，奥西普就站在他的身后，此时也是饥肠辘辘的他可谓饥馋难耐，他看着汤，吞咽两下，也不言语，眼神里写满了渴望，当赫列斯塔科夫把最后一点剩汤给他喝时，他端起碗，急切又不舍地将汤饮尽……奥西普是将神态和表情演绎到极致的演员之一，所有的内心活动都在他的面部表情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二、戏剧性的舞台完善

戏剧性是戏剧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果戈里呈示给我们的《钦差大臣》展示了紧张和松弛，内在和表面，个人和他人等多种戏剧冲突，其戏剧性也在诸多张力中得以凸显。张明正导演的上戏《钦差大臣》则在继承前绩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和创新，使话剧的矛盾冲突同中存异，形式多元，戏剧性在舞台上更好地表现了出来，也给观众带来更多新鲜有趣的回味。

第四幕是在市长官邸的同一个房间里，每一场都上演着同一个故事，那就是大小官员，平民百姓，纷纷来找赫列斯塔科夫献媚，进谗，告状，诉苦……尤其是前面几个官吏地主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争相“借”钱给赫列斯塔科夫。在原剧本中，每场借钱的情形大致相同，每次大都是赫列斯塔科夫不太好意思地问对方： “你可以借钱给我吗？”他们每个人自然是急忙掏钱，双手奉上。这出话剧的编排则避免了这种单调的重复，而将变化穿插其中，从而收到喜剧性和讽刺性都加强的双重效果。

在第五场中，督学卢卡·卢基奇胆怯地站在赫列斯塔科夫面前，战战兢兢，声音颤抖。赫列斯塔科夫让他吸烟时，他竟然吓得把烟给拿倒了。在原本中，赫列斯塔科夫还是一如既往地撒谎道：“瞧，我发生了一件叫人非常纳闷的事：我在旅途中把钱花了个精光。你能不能借给我三百个卢布呢？”卢卡卢基奇哆哆嗦嗦地掏出钱，递给他。

然而在话剧演出中，赫列斯塔科夫一改这般的温存，对本已懦弱的卢卡·卢基奇改为严厉的呵斥：借我三百卢布！声音突然提高了三个分贝。卢卡·卢基奇紧张地掏出三百卢布交给他……这一细小的改动恰到好处地凸显了二人之间的冲突，在胆小懦弱的卢卡卢基奇面前，赫列斯塔科夫来得直截了当，他们自己心中互认的对方身份都是高于自己的，只怪卢基奇的胆小怕事不足以让赫列斯塔科夫有所顾虑，这正是人物心理的真实感应，不仅丰富生动了舞台艺术，而且体现了导演的深思熟虑，将角色的身份与性格综合考虑，在不同的场合讲不同的话，对不同的人换用不一样的语气，这些都是小事情上的大艺术。

在第六场中，上场的是慈善医院督办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这是一个老奸巨猾的角色，见到赫列斯塔科夫就打了一通小报告，等他将要离开时，原剧中的情节与以上基本相同：赫列斯塔科夫叫住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请惠予协助，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我出现了一个令人纳闷的情况：我在旅途中把钱全花光了。您有没有钱借给我区区四百卢布？”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回答：“有”。“您瞧多凑巧。非常感谢”。赫列斯塔科夫回答道。

但是在话剧舞台上，这一处的构思相当高明。当赫列斯塔科夫向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借钱后，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狡黠地笑道：我已经给你把钱留下了。赫列斯塔科夫半信半疑地揭开桌子上的报纸，惊喜地发现400卢布（开始赫列斯塔科夫向他借的是300卢布），顿时喜笑开颜，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更是得意得溜出去。这一改编确有妙笔生花之效，将第四幕戏推向了一个高潮，演员将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表演得恰到好处，他的眼神，神态和动作将“狡猾”二字诠释地无懈可击，而搭配上这一“狡猾”的情节，可谓是天作之合。

三、话剧诗意的自然呈示

艺术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艺术对生活的超越在于充满诗情画意。“诗本性，之于戏剧作为以演员当众表演为中心的综合艺术的关系，是无处可见而又无处不在的。”舞台不能没有诗，诗的意境能使我们的戏剧升格。而导演的美学追求就在于“以深厚的生活为基础创造出舞台上的诗意。”《钦差大臣》就是这样一出溢满诗意的演出。

当然，早在1926年，由梅耶荷德导演的《钦差大臣》早已将诗意表现地淋漓尽致，被认为是“将果戈里的这出讽刺喜剧杰作改造处理成喜剧性诗剧”。今天我们所欣赏到的《钦差大臣》谈不上“诗剧”，他的诗意处理穿插于客观写实的生活化情节之中，其绝妙之处在于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呈现了诗意。

诗意的一个主要表现在于将音乐，舞蹈自然而然地穿插在情节的发展变化之中，不漏痕迹而又诗意盎然。第一次是在第三幕的第六场中，赫列斯塔科夫在众人面前吹嘘自己在彼得堡的高档房子，还有经常举办的华丽舞会。玛利亚和安娜听到“舞会”后格外兴奋。玛利亚叫道：“我和妈妈最喜欢的就是跳舞了。”边说边旋转了一个圈，摆出跳舞的姿态。安娜也走上前去，问赫列斯塔科夫：“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这时，轻缓的音乐顿时响起，赫列斯塔科夫和安娜迈着轻盈的步伐，缓缓起舞……还没跳到尽兴，女儿玛利亚就将安娜拉开，自己又跟赫列斯塔科夫舞了起来。这时的音乐由轻缓转为明快，玛利亚和赫列斯塔科夫的舞步也随之变得轻快起来。众人在音乐和舞蹈中有了短暂的放松。舞罢，酩酊大醉的赫列斯塔科夫已经站立不稳，将欲倒下，众人忙把他搀住，扶到椅子上坐下，玛利亚从桌上拿起一块西瓜塞进他的嘴里，帮他醒酒。赫列斯塔科夫将西瓜吞咽下去，突然又来了吹嘘的灵感：拿西瓜开刀！从前面的吹嘘到后面的吹嘘，中间一系列情节衔接地十分自然流畅，水到渠成。音乐和舞蹈的插入更是具有承前启后之效，音乐之美和舞蹈之美又点缀了原生态的话剧艺术。

音乐和舞蹈的第二次出现则是在第五幕中。市长家逢喜事，众人纷纷前来道喜祝贺。这一幕戏聚集了大部分的演员，是一个阵容较为庞大的场面。众人在音乐和舞蹈中表达对市长的祝贺，不仅是情节顺势发展的需要，也是诗意提炼的绝佳境界。更具有意义的是，导演有意营造这么一种歌舞升平，众人欢腾的节日喜庆场景，而后在这种大欢喜的氛围中揭示事情的真相，从而达到了一种绝妙的讽刺效果，形成一种大喜之后的大悲之感。写意与写实相融，表现与再现互补，在音乐、灯光的配合之下，演员出色的形体动作与舞台设计共同创造了诗情画意的戏剧诗境界，提高了整个话剧的空灵性和诗性。

最富有诗意的是最后一场戏。这也是果戈理当初就高度重视的一场戏。果戈理在剧本中这样写道：“演员诸君应特别注意最后一场戏。所说的最后一句台词，应突然间，一下子，给所有的人产生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台上的全体演员应于刹那间改变姿势，惊诧声应该像从一个胸膛发出来似的从所有女人的胸膛里迸出来。如果不遵从这些意见，就会失去整体效果。”我们《钦差大臣》的导演将这种效果诗意地表现了出来。

这是一出哑场戏，没有言语和动作。导演采用“定格”的手法塑造众人呆若木鸡的形象，舞台的灯光也随之变暗。在众人呆立之时，一个舞女从台前走到台后，用阴森森的声音嘲讽众人：上天来惩罚你们了——声音拖得很长，似有回声飘荡。这种恐怖昏暗的气氛将众人笼罩，空气窒闷，突然雷声似起，大有振聋发聩之深意。此时的话剧表演，脱去了写实的外衣，将内心暴露，实现了充分写意。而那个走动的舞女似乎是一个清醒的人间天使，在真相大白的最后前来宣告故事的始末因果。从而使这个真实的故事蒙上了神秘和虚幻的色彩。同时，这仿佛也宣告了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宿命式结局，又为之增添了理想主义色彩。导演还不满意于此，最后将一棵绿树搬上舞台，昏暗中，唯有这棵树闪着光亮，似乎预示着绿树常青，真理永在，或许，也象征着正义的前途和希望吧。导演通过这一象征将写意发挥到了极致。

四、情节设计的当下性考虑

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写于一定的时代背景之下，虽然在时间的淘洗下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但作为有着特定观众对象的话剧表演艺术，将这部跨越了国度和世纪的经典重新演绎，不得不考虑到观众的接受。使观众更好地欣赏和接受话剧人物的语言动作，矛盾冲突，心理状态等等，是导演不能忽视的话剧表演的当下性问题。这出上戏《钦差大臣》从细处着手，在细节的改动上体现出对当下性的充分考虑。

在第三幕的第二场中，多布钦斯基向急切的安娜描述赫列斯塔科夫的形象。原剧本中是这样写的：“年轻，是个年轻人，二十三岁；可是说起话来完全像个老人。“好吧，”他说，“哪儿哪儿都去……（挥动两手）那姿态真神气。他说：”我既喜欢写作，也喜欢读书，但是屋里有点黑，碍事。”在这里，多布钦斯基是把赫列斯塔科夫看作一个资历很深，修养很高的老人一样崇拜的，所以会引用到他的这两句话来表现赫列斯塔科夫的高大。

但是在上戏《钦差大臣》表演中的这一情节，多布钦斯基并不是这般描述赫列斯塔科夫的，在他心中，英雄的表现应该是充溢着激情和气势，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赫列斯塔科夫气势汹汹地叫道：哪怕您率领一支士兵来——我也不去！我要直接去找大臣！

或许，后者意义上的英雄才是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有魄力，有胆识，有作为。果戈理的时代，正是一个崇尚文化和知识的时代，诸如普希金之流的大作家是人人敬仰的对象，大众心中的神灵。而今天的中国，文人的价值日趋低下，读书写作已不被看作难以企及的工作，和平的时代我们更容易钦佩有胆有识的人才。

五、对两处改编的建议

无可否定上戏《钦差大臣》展示给我们另一个经典。但是，对于两处的改编我认为还是有些不妥之处。

一是在第一幕的第二场中，众臣集合在市长家里商讨钦差将到达的消息，后面除了市长一个人紧张兮兮，踱来踱去之外，其他官员貌似反应不大。尤其是在邮政局长读了“桃花事件”之后，他们还津津乐道，倒是将市长衬托地十分慌乱。其实，《钦差大臣》反映的贪官污吏包含了各个岗位，腐败渗透到了城市的每个角落，这种表现似乎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二是有一个细微的细节虽然不影响剧情的发展，但我认为删去不是名策：就是在市长听完信后，剧本中他大怒，然后嚷道要把假钦差抓回来，然后邮政局长说他已经给他配备了最好的马车，早已经追不上了。这个细节很精彩，不仅顺势剧情合情合理发展的需要，市长知道上当后的第一反应肯定应该是把他追回来，而不是听完就泄气、抱怨、吹牛。而且这样更加强了讽刺效果。

上戏《钦差大臣》无疑是成功的，它让我们更好地深入话剧，更好地发掘艺术的魅力。感谢焦晃等艺术家们，在距离果戈理时代1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有幸重温经典，甚至凭借浅薄的资格评说经典改编之后的经典。

作者:蔡超 来源:上海戏剧学院２００９版《钦差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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