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家园版”11月25日刊载了《“跨界写作”的启示》是一篇很好的文艺评论，它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创作思路和模式。在文章临近结尾，作者举例说明了19世纪30年代京剧跨界创作(包括写作)的繁荣灿烂的情形，虽然没有展开，好像“刚开头就煞了尾”，但却依然引起了我们的追忆和反思：当初京剧跨界创作有何经验值得我们启示？

　　原文的“跨界”是从作家到剧作家，从小说到戏剧文学，仍是文艺圈的跨界，如那时的欧阳予倩、陈墨香和翁偶虹等；其实跨界幅度还可以更大一些，如李瑞环(改编《楚宫恨》)、王选院士(原政协京昆室主任)和刘曾复(原协和医院副院长)都曾参与京剧评论和创作，这是从政治、科学、医学的跨界。

　　京剧作为戏曲的一种，其文学表达同话剧、歌剧、音乐剧又大不相同，由于它还要讲究虚拟和程式，故而我们通常用 “创作”来代替“写作”。依据这个标准，那个时期杰出的“跨界创作”有5位：金仲荪、罗瘿公、齐如山、爱新觉罗·溥绪、刘豁公。他们跨界创作的模式可谓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的成功探索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主要有：

　　艺术的革新精神。齐如山与梅兰芳在创编《嫦娥奔月》时，觉得旧式旦角的头饰和服装都不适用，创造了淡雅而有仙气的古装，根据古装设计了发髻、配件和服装，还设计了采药时的花镰舞，开创了舞台上从未有过的古装戏。齐如山在创作上还吸收了昆曲载歌载舞的特点，做到歌舞合一，如《西施》的羽舞、《霸王别姬》的剑舞、《麻姑献寿》的杯盘舞等。

　　现实的批判精神。刘豁公原为都统副官，后为《民报主笔》，他发挥自己熟悉时局的优势，一面撰写剧评文章，一面编写具有时代气息的新戏，如1917年张勋复辟时，他在上海编演了《复辟梦》(又名《恢复共和》)，讽刺保皇党，大受欢迎。

　　科学的编演程序。金仲荪是北京师大学堂的首届学员，曾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因曹锟贿选等原因息影政治改号 “悔庐”。他总是先讲明剧本主题、故事情节和创作意图，提出征询意见，然后根据程砚秋的意见，对剧本进行补充和加工。新剧本文字形成后再反复推敲，使剧本关口前移。如《文姬归汉》、《梅妃》。

　　淡泊的创作心态。罗瘿公在跨界创作所取得的成就，与他与京剧演员谦虚求教、密切合作分不开。他(编剧)与王瑶卿 (导演兼唱腔设计)、程砚秋(主演)三人的合作关系，为戏曲创作提供了借鉴。又如爱新觉罗·溥绪是清朝皇室，袭封庄亲王，却淡泊名利寒俭自处。这种特殊的经历、平和的心态，又深谙清宫演戏掌故，使他能够娴熟地汲取以及大胆地改编明清传奇和古话本小说，如《野猪林》取材于《宝剑记》，《峨嵋剑》取材于《淞隐漫录》。他的剧本情节曲折，传奇添彩，多经杨小楼和尚小云演出而声名远扬。

　　这些跨界创作的创新，较好地发挥了界别优势和融合技巧。在纪念梅兰芳和周信芳诞辰100周年时，江泽民的讲话有一段是，“这种改革，不是把京剧改成别的东西”，而是“对旧剧目推陈出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也可以理解为我们京剧新时期“跨界创作”的底线。

　　-任国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