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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unlover

#1  柏杨:酱缸文化

酱缸文化


  本文是柏杨于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在美国纽约孔子大厦的讲辞。

  今天主席给我的题目是“中国人与酱缸”,如果这是一个学术讨论会,我们就要先提出来,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酱缸?我想我不再提出来了,因为这是一个画蛇添足的事情。世界上往往有一种现象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如果把它加一个定义的话,这事的内容和形式却模糊了,反而不容易了解真相,在这种情况之下,讨论不容易开始。

  记得一个故事,一个人问一位得道的高僧———佛教认为人是有轮回转生的,说:“我现在的生命既是上辈子的转生,我能不能知道我上辈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既是下辈子又要转生,能不能告诉我下辈子又会转生什么样的人?”这位得道高僧告诉他四句话:“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做者是。”假定你这辈子过的是很快乐的生活,你前辈子一定是个正直宽厚的人;假定你这辈子有无穷的灾难,这说明你上辈子一定做了恶事。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在座的先生小姐,如果是佛教徒的话,一定很容易接受,如果不是佛教徒的话,当然不认为有前生后世,但请你在哲理上观察这段答问。

  我的意思是,这故事使我们联想到中国文化。在座各位,不管是哪一个国籍的人,大多数都有中国血统,这个血统不是任何方法可以改变的。不高兴是如此,高兴也是如此。我们所指的中国人是广义的,并不专指某一个特定地区,而只指血统。

  中国人近两百年来,一直有个盼望,盼望我们的国家强大,盼望我们的民族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但是,多少年以来,我们一直衰弱,我们一直受到外人的歧视,原因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自己要负责任。但是,从文化上追寻的话,就会想到刚才所说的那个故事,为什么我们到今天,国家还不强大?人民还受这么多灾难?从无权无势的小民,到有权有势的权贵,大家方向都是一样的,都有相同的深切盼望,也有相同的深切沮丧。

  我记得小时候,老师向我们说:“国家的希望在你们身上。”但是我们现在呢?轮到向青年一代说了:“你们是国家未来的希望。”这样一代一代把责任推下去,推到什么时候?海外的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也盼望得更为殷勤。今天我们国家遭到这样的苦难,除了我们自己未能尽到责任以外,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包袱是很沉重的,这正是所谓前生因,今世果。

  前天我在波士顿博物馆,看到里面陈列着我们祖母时代的缠足的鞋子。我亲身的经验是,像我这样年纪的妇女,在她们那时候都是缠足的,现在你们年轻人听来简直难以想像。为什么我们文化之中,会产生这种残酷的东西?竟有半数的中国人受到这种迫害,把双脚裹成残废,甚至骨折,皮肉腐烂,不能行动。而在我们历史上,竟长达一千年之久。我们文化之中,竟有这种野蛮部分?而更允许它保留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人说它违背自然,有害健康,反而大多数男人还认为缠小脚是值得赞美的。而对男人的迫害呢?就是宦官。根据历史记载,宋王朝以前,但凡有钱有权人家,都可自己阉割奴仆。这种事情一直到十一世纪,也就是宋王朝开始后,才被禁止。这种情形,正说明我们文化里有许多不合理性的成分。而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合理性的成分,已到了不能控制的程度。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说到酱缸,也许年轻朋友不能了解。我是生长在北方的,我们家乡就有很多这种东西,我不能确切知道它是用什么原料做的,但各位在中国饭馆吃烤鸭的那种作料就是酱。酱是不畅通的,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澎湃。

  由此死水不畅,再加上蒸发,使沉淀的浓度加重加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所谓前生因,就是这样。

  中国文化中最能代表这种特色的是“官场”。过去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就在做官。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惟一的追求目的,就是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钱。从前人说,行行出状元,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那时候对其他阶层的人,有很多制度,不能穿某种衣服,不能乘某种车子。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封建社会控制中国这么久,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和力量,在经济上的变化比较小,在政治上却使我们长期处在酱缸文化之中,特征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

  在这种长期酱在缸底的情形下,使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猜忌。我虽然来美国只是短期旅行,但就我所看到的现象,觉得美国人比较友善,比较快乐,经常有笑容。我曾在中国朋友家里看到他们的孩子,虽然很快乐,却很少笑,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面部肌肉构造不一样?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太阴沉?

  由于民族的缺乏朝气,我们有没有想到,造成这样的性格,我们自己应该负起责任?中国人的人际之间,互相倾轧,绝不合作。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日本侦探长训练他的探员,要求他属下看到每一个人,都要怀疑他是不是盗贼。这种心理状态用于训练刑事警察是好的,但是中国人心里却普遍地有这种类似情况:对方是不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形成彼此间的疑惧,这种疑惧使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

  我们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有资源,有人口,八亿或者十亿,能够同心协力的话,我们在亚洲的情况,哪里会不及日本?

  由于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斫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年代久远下来,使我们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再不能思考。一切行为价值,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因此,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事物的认识,很少去进一步地了解分析。在长久的因循敷衍下,终于来了一次总的报应,那就是“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外来文化横的切入,对中国人来说,固然是一次“国耻纪念”,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未尝不是一次大的觉醒。日本对一些事情的观察,跟我们似乎不同。十八世纪时,美国曾经击沉了日本两条船,使日本打开门户,日本人认为这件事给他们很大的益处,他们把一种耻辱,当做一种精神的激发。

  事实上,我们应该感谢鸦片战争,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情况?至少在座的各位,说不定头上还留着一根辫子,女人还缠着小脚,大家还穿着长袍马褂,陆上坐两人小轿,水上乘小舢板。如果鸦片战争提早到三百年前发生,也许中国改变得更早一些,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发生的话,整个历史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个“国耻纪念”,实际上是对我们酱缸文化的强大冲击,没有这一次冲击,中国人还一直深深地酱在酱缸底层,最后可能将窒息而死。

  鸦片战争是一个外来文化横的切入。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对古老的中国来说,应该是越早切入越好。这个大的冲击,无疑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严厉挑战,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物质文明,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精神文明。

  所谓物质文明,像西方现代化的飞机、大炮、汽车、地下铁等等,我们中国人忽然看到外面有这样的新世界,有那么多东西和我们不一样,使我们对物质文明重新有一种认识。再说到精神文明,西方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也给我们许多新的观念和启示。过去我们不知道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一切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产品。

  以前中国人虽有一句话,说“人命关天”,其实,人命关不关天,看发生在谁身上?如果说发生在我身上,我要打死一个人的话,当然关天。但如果凶手是有权势的人,人命又算得什么?所以还是要看这关系到谁的问题。古圣人还有一句话,说“民为贵,君为轻”,这不过是一种理想,在中国从没有实现过。以前的封建时代,一个王朝完了,换另一个王朝,制度并没有改变。把前朝推翻,建立了新朝,惟一表示他不同于旧王朝的,就是烧房子,把前朝盖的皇宫宝殿烧掉,自己再造新的,以示和前朝不同。他们烧前朝房子的理由,是说前朝行的是暴政,自己行的是仁政,所以“仁政”要烧“暴政”的房子。如此一代一代下来,并不能在政治思想上有任何新的建树,而只以烧房子来表示不同。这使我们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几千年竟没有留下来几栋古老建筑。

  中国政治思想体系中,也有一些理想的东西,是接近西方的,例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话,但这也不过只是一种希望和幻想罢了。事实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王子犯法绝对不会和庶民同罪的,中国人向来不知道民主、自由、法治这回事,虽然以前有人说,我们也有自由,可以骂皇帝,但我们的自由极为有限,在统治者所允许的范围内,有那么一点点自由。人民或许可以骂皇帝,但得偷偷地背地里骂。自由的范围很狭小,当然可以有胡思乱想的自由,但是民主、法治等等观念,却完全没有。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当然,我们在感情上也不得不这样认为,否则就难以活下去了。但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伟大的民族,就是盎格鲁撒克逊。这个民族为世界文明建立了钢架,像他们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司法独立、司法陪审制度等等,为人类社会,建立了一个良好结构,这是它对文明所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西方社会能够在政治上走向合理公平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再浪费的选举,总比杀人如山、血流成河要好。对于西方一些好的东西,我们必须有接受的勇气。有人说西方的选举不是选举人才,是在选举钱,而这种钱不是一般人所可以负担得起的,即使这样,浪费金钱,也比浪费人头要好。

  一切好的东西,都要靠我们自己争取,不会像上帝伊甸园一样,什么都已经安排好了。中国人因为长期生活在酱缸之中,日子久了,自然产生一种苟且心理,一面是自大炫耀,另一面又是自卑自私。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忘记了影片的名字,一个贵妇人,她某一面是美丽、华贵,被人崇拜,另一面却是荒淫、无耻、下流,她不能把这双重人格统一起来,后来心理医生终于使她面对现实,她只好自杀。我们检讨自己病历的时候,是不是敢面对现实?用健康的心理,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毛病?

  我们应该学会反省,中国人往往不习惯于理智反省,而习惯于情绪的反省。例如夫妻吵架,丈夫对太太说,你对我不好。太太把菜往桌上一掼,说:“我怎么对你不好?我对你不好,还做菜给你吃?”这动作就是一种不友善的表示,这样的反省,还不如不反省。

  自从西方文化切入以后,中国在政治思想上固然起了变化,在道德观念上也起了变化。以前,丈夫打老婆是家常便饭,现在你要打一下,试试看!年轻朋友很幸运的是,传统之中一些堕落的文化,已被淘汰了不少,不但在政治上道德上如此,在所有文化领域中,如艺术、诗歌、文学、戏剧、舞蹈,都起了变化和受到影响。

  一说起西洋文化、西洋文明,准有人扣帽子,说“崇洋媚外”。我认为崇洋有什么不可以?人家的礼义确实好过我们的粗野,人家的枪炮确实好过我们的弓箭。如果朋友之中,学问道德种种比自己好,为什么不可以崇拜他?中国人没有赞美别人的勇气,却有打击别人的勇气。由于我们的酱缸文化博大精深,遂使中国人“橘逾淮则枳”。橘子在原来的地方种植生长出来,又大又甜,但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去,却变成又小又酸了,这是水土不服。我有一位朋友,他就是在我坐牢的十年中,一直营救我的孙观汉先生,他曾将山东省大白菜种子,带到匹兹堡来种,但种出来的菜,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

  可是日本人就有一种本事,学什么,像什么,而中国人却学什么,不像什么。日本人这种精神了不起,他可以学人家的优点,学得一模一样。中国人只会找出借口,用“不合国情”做挡箭牌,使我们有很好的拒绝理由。甲午战前,日本人到中国海军参观,看见我们的士兵把衣服晒在大炮上面,就确定这种军队不能作战。我们根本不打算建立现代化观念,把一切我们不想做的事,包括把晒在大炮上的衣服拿开,也都推说“不合国情”。

  像台北的交通问题,原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多少年来,却一直解决不了。我想如果对违规的人施以“重罚”,几次下来也就好了。但有人提出来应该要教导他们“礼让”,认为礼让才适合我们国情。我们已经礼让得太久了,被坑得太深了,还要再礼让到什么时候?我们设了一个行人穿越马路时的“斑马线”,“斑马线”本来是保护行人的,结果很多人葬身在“斑马线”上。我有个朋友在台北开车时横冲直撞,到美国来后常常接到罚单,罚得他头昏眼花,不得不提高注意。就像交通规则,这么简单的事,中国也有,可是立刻扭曲。一说起别国的长处,就有人号叫说“崇洋媚外”。事实上,美国、法国、英国、日本,他们有好的,我们就应该学;他们不好的,就不应该学,就是这么简单明了!

  有位美国人写过一本书《日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并没有人说这位教授崇洋媚外。由此可知,酱缸文化太深太浓,已使中国人丧失了消化吸收的能力,只一味沉湎在自己的情绪之中。一位朋友开车时往往突然地按一下喇叭,我问他为什么,他开玩笑说:“表示我不忘本呀!”我们希望我们有充足的智能认清我们的缺点,产生思考的一代,能够有判断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才能使我们的酱缸变淡、变薄,甚至变成一坛清水,或一片汪洋。

  中国人非常情绪化,主观理念很强,对事情的认识总是以我们所看见的表象作为判断标准。我们要养成看事情全面的、整体的概念。很多事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发掘,就比从一个角度探讨要完全。两点之间的直线最短,这是物理学上的;在人生历程上,最短距离往往是曲线的。所以成为一个够格的鉴赏家,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有鉴赏能力的社会,才能提高人们对事物好坏的分辨。以前我曾看见过老戏剧家姜妙香的表演,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脸上皱纹纵横,简直不堪入目。可是,这对他艺术的成就,没有影响。当他唱《小放牛》的时候,你完全忘了他苍老的形象。大家有鉴赏分辨的能力之后,邪恶才会敛迹。好像我柏杨的画和凡·高的画放在一起,没有人能够分别,反而说:“柏杨的画和凡·高的画一样!”那么,真正的艺术家受到很大的打击,社会上也就永远没有够水准的艺术作品。

  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中国人包容的胸襟不够,心眼很小。前天我在肯尼迪机场搭飞机,在机上小睡了一个钟头,醒来后飞机仍没有开,打听之下,才知道他们在闹罢工。我惊异地发现,旅客秩序很好,大家谈笑自如,这如果发生在我们国家,情形可能就不一样了。旅客准跑去争吵:“怎么还不起飞?怎么样?难道吃不饱?闹什么罢工?罢工你还卖票?”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我是领航员,说不定我也参加罢工。从这里面也可以看见所谓大国民的气度,美国这个国家的包容性很大,它不但包容这么多肤色和种族,还包容了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风俗习惯,甚至包容了我们中国人的粗野。

  这种风度说明一个大国的包容性,像里根和卡特在电视上辩论的时候,彼此之间各人发表政见,并没有做出粗野攻击。里根并没说,你做了几年总统,只知道任用私人!卡特也没有说,你没有从政经验,这个国家你治理得好呀?双方都表现了极好的风度,这就是高度的民主品质。

  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特别鼓励大家都参与政治,但如果有兴趣参与,就应该参与,因为政治是太重要了。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一条法律颁布下来,不但金钱没有保障,连自由、生命也没有保障。

  但我们不必人人参与,只要有鉴赏的能力,也是一样。这种鉴赏,不但在政治、文学、艺术上,即使是绘画吧,鉴赏的水准也决定一切。那些不够格的,像我柏杨,就得藏拙,只敢偷偷地画,不敢拿出来,否则别人一眼看出来高下,会说:“你这是画什么玩意儿?怎么还敢教人看?”有了真正鉴赏的能力,社会上才有好坏标准,才不至于什么事都可打个马虎眼儿,大家胡混,酱在那里,清浊不分,高下不分,阻碍我们的发展和进步。

  我的这些意见,是我个人的感想,提出来和大家讨论,还请各位指教,并且非常感谢各位。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09-8-19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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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琪

#2  

GOOGLE了,柏杨的文章里印象深的: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2009-8-19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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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anuel

#3  

汉唐时的中国和明清时的中国绝不一样,柏杨虽然也说史,其实史识不高。对于中国的文化,功夫只在皮相。他的解决问题,只是西化。名声都是文字激扬的结果,几乎没有平心静气的时候。我有一词,hybrid. 其实跟共产主义的文化移植没有什么大差别。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浸染蕴润分不开,当今欧美破家求新。败家子一般,不能长久的。如欧洲伊斯兰教人口的疯长,不出两代人,必有大变。

文化见识在于奠基,所谓体;时代见识在于治病,所谓用。今人体用不分,故各自阵营。

以事譬之。田园荒芜,杂草丛生;当然要修葺清理,深耕以待春时。然而如果播种的人不计时地,要在北方种稻,南方种麦,连不识字的农民也会嗤笑其无知的。我们有些文人政客的见识,其病在于盲目求变,急于功利。是以陈寅恪氏有激赏于王通讲学河汾者,是真见识。

中国的政治出路不在西化,尤其不在美国化;而在于人本教育,以求立身和立心的根本有个着落。一俟尘埃落定,固可做房间大扫除。而各物是能各按其分,各司其职。以我所见,基督教的教义终久会汇合我们的有宋以前的传统,剥除道学,而融通心性根本和忠恕宽容之心。此事当不出本世纪。

中国人探索出路两百年了,会有一个结果的。我的预计是,秦汉隋唐之势。

因人成事堪小气,行己于世是大方。


2009-8-20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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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anuel

#4  

俗学阿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河汾洛社同邱貉,此恨绵绵死未休。

陈寅恪《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之一


2009-8-20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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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牛

#5  

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酱缸里的很多活物以酱缸内容为生,下蛋产蛆,你拥我缠,其乐融融。偶有觉醒往外爬者,便是先锋了。力量很弱的先锋们在国内其实正在抗争呐喊。然而酱缸若想被捣破,必须有外力。这件事不太好办。倘若酱缸里掖着几根金条,倒也让捣的人有点儿动力。如今的局面是,即便把这缸捣碎了,捣的人除了沾一身污秽,并无所得,而且捣的过程中还得承担风险,比如从缸里飞出一群苍蝇恶心你一下。这酱缸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环境,我们生于此,长于此。来到海外,我们体验到了什么是文明和人性。也许,越来越多的海外中国人,就是捣破这缸的外力和希望所在。


2009-8-20 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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