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怕的秘密，已经在我的心里埋藏了许多年，直到不久前的那一天，我和她在茫茫的人海中不期而遇，最后又面对面地坐在北京一家豪华大酒店的餐厅里。

   　　空气中弥漫着斯特劳斯轻柔的小夜曲，手中高脚酒杯里艳红的葡萄酒在轻轻地流淌，面前那镶着铜边的椭圆形玻璃餐台上，是一盆横斜怒放的茶花。如果不是窗外红色的霓虹灯在一闪一闪地显示出“办好奥运，为国争光”的中文大标语，一瞬间，我竟有些恍惚起来，忘记了自己身在何方，又为何会坐在这里？面前这一位浑身珠光宝气，头发如同贵妇人一样高高在头上盘起来的总经理夫人，真的就是当年和我一起插队的小梅，那个梳着两个羊角辫的纯朴少女么？可是她轻轻笑起来的时候，颊上分明还是那两个浅浅的酒窝。也许，正是这两个熟悉而又陌生的酒窝，把我的思绪无端地带回到了二十多年以前下乡的黄河岸边……

   　　那里，可怕的贫穷，落后和感人的纯朴，善良交相混杂。既有黄尘敝日的的沙土窝和一望无际的白花花盐碱地，又有千里堤上雄奇壮丽的长河落日，还有水塘边牧童唱晚的农家欢乐。正是在那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

   　　苦熬了像一个世纪一样漫长的四年之后，我们大队里的十几名插队知青们各显神通，不是被招工回了省城，就是进了县办工厂，连最差的也去了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勘探队成了拿工资的国家正式职工。到了最后，村里只剩下了我和北京来的小张，还有梅家兄妹俩个来自广西柳州的知青。我们四个人孤零零的，形影相吊，无论走到那里遇到的都是老乡们怜悯的目光——别人都回城市工作又和家人团聚去了，只有我们成了可怜的弃儿。不为别的，只因为我们来自外地大城市，而本地的工矿企业招工时毫无例外，都是只要本地的下乡知青！用我们无可奈何的话来说，就是自己突然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二等公民”。

   　　根据本省当时不成文的土政策，每一个工矿企业在招工时都优先照顾自己的职工家属。偶尔有几个剩下来的招工名额，也都立刻成为关系近，后门硬的人们的争抢对象，那些热门单位人事科的大门更是让近乎疯狂的家长和知青们挤破头……那一段时间里，人们说的，做的，想的，谈论的，奔走的，甚至梦中想到的都只有一件事，尽快脱离近乎赤贫的农村。为了这一个共同的目的，人性中的自私，贪婪，丑恶，发挥到了极致；而社会上充斥的虚伪，冷酷，野蛮，也暴露到了顶点。

   　　当时刚刚二十出头的我，一个人常年飘零在外，远离父母家人。既无钱给大小干部们送礼，更无有权势的门路可走，我所有的，只有满腔的愤怒，和一颗年轻人永不服输的心。和我同病相怜的小张本来有一个老红军出身的父亲，据说他父亲身上既有内战时留下的枪伤，还有韩战时美军飞机轰炸后的弹片。谁知这位老革命偏偏属于林彪的四野，好像还曾担任过一段林氏的外围警卫人员。林彪一倒台，本来很风光的张大校进了秦城监狱，小张也就和我一样成了弃儿。

   　　梅家兄妹则一向有些神秘。几年来，他们从不肯主动谈起自己的家世。有一次我在田里干活时不小心割破了手，匆匆跑回我们的知青点敷药，没想到一进门竟然并到两个便衣警察在翻箱倒柜，把我们仅有的几个旧箱子全部搜得个底朝天。我大吃一惊，还没来得及开口，在场的大队民兵营长已悄悄把我拉到一边，再三交代我不许向任何人提起此事。我看到自己的日记本和衣物也都被扔得满地，只好蹲下来，敢怒不敢言地一件一件地把它们收拾起来。一位便衣在临走前冷冷地撂下了一句话：“我们是柳州市公安局的。”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他们是冲着小梅兄妹来的。

   　　个子不高的梅老大外表普通，言辞木讷，属于那种走到哪里都绝对不会引起任何注意的人，而小梅却正好相反，虽然从不刻意打扮，可那明眉皓齿之间的一脸秀气是掩盖不住的。每逢上下工走在田间地头的时候，一大群衣着俗艳的村姑之中，我总是能毫不费力地辨认出她那一身素色的苗条身影，还有眉宇间那一幅永远抹不去的忧郁神色。当然，她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脸上那一对浅浅的酒窝，就是不笑的时候也很好看；她难得一笑的时候，只要瞧瞧村里那些小伙子们偷偷望着她的那一副近乎崇拜般的神情……别的，就不用多说了罢。

   　　渐渐地，柳州姑娘小梅的美丽在男知青中间有了些知名度，从本村到邻村，从大队到公社，最后在县委大礼堂召开全县先进知青代表大会的时候达到了高潮。我听小张说，她在会上被大家逼着唱了好几段电影《刘三姐》中的插曲，没想到她的歌喉还真地像黄婉秋一样地甜美动人呢！他还说，小梅连着谢幕三次，才总算让大家满意，那热烈的掌声啊，就别提了。开完了会，县里的几位主要领导上台接见知青代表们的时候，知青办公室胖胖的黄主任不但亲自和她“长时间地亲切”握手，还一起照了相呢！说到这里，小张的眼睛羡慕地眯成了一条线。

   　　这都是刚下乡头两年的事情了。等到柳州公安局的便衣来过之后，情形开始不同了。别说当先进知青代表了，小梅兄妹连当普通基干民兵的资格也没有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时间，关于他们家庭背景的不少小道消息在村里村外传得沸沸扬扬，说什么的都有，他们的父亲也从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海外归来的名牌教授一直到港台特务都当过，可就是没有一个人能肯定。只有一点我敢肯定的是，县里知青办的那位总是一脸庄重的黄主任一定清楚这一切，要不然为什么他每次来我们村看望知青的时候，总是用那种特别关怀的口气找小梅兄妹单独谈话，据说还一再谆谆教导他们要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扎根农村干革命，力争做合格的红色革命接班人。奇怪的是，小梅一见了他就好像猎人面前的一只小鹿，脸色立刻变得苍白，浑身就像秋风中的一片树叶一样，一直在瑟瑟发抖。

   　　日子在无休止的锄地割稻挖渠送公粮中流水似地过去了四年。正是青春期的我们既无书可读，又实在忍受够了超出人体极限的艰苦劳做，那时每个人的惟一希望，就是尽快地脱离苦海，回城工作，和家人团聚。因此，每次一有了某厂矿来本县招工的消息，不管是真是假，哪怕只招一俩个工人，大家也都立刻像疯了一样地四处打探消息。知青们或赶回城里托人拉关系走后门送条子，或奔走于大队，公社和县里大小干部之间，有钱的送钱，没钱的送礼，再不然就把家里祖传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双手奉上。我当时在大队办的学校担任民办教师，每月仅有５块钱的补助。有一次听说省城日用化工厂要来招工的消息，狠下心咬咬牙，用一年多来从牙缝里节省下来的８块钱买了两瓶本地出产的民权葡萄酒，还有十几个咸鸭蛋提到了大队支书的家里，心里期盼着他能在去县上开会期间遇到招工的人，顺便为我美言几句。

   　　不必说，这一点点可怜的贡品起不了任何作用，就算是能起点作用，撞到了那只招收本地下乡青年的土政策铁板上，也是注定要碰个粉碎。私下里和小张，小梅兄妹谈起来，大家的处境果然是大同小异。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我们四个同病相怜的人先后被招工单位刷了下来，一次又一次，我们冒着风霜雨雪，炎炎烈日，一起奔走在村里，县城知青办，城里的招工企业这三角形的公路之间。这个三角形的每一边都大约有三十华里。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更没有任何人肯帮忙，不管被招工回城的希望多么渺茫，但我们就是不肯罢休。人总是不甘心的，总不能坐以待毙啊！何况，我们都还年轻，有的是旺盛的精力，还有一颗不肯服输的心。

   　　渐渐地，四周村里剩下的知青越来越少，我们这些被剔下来的人中闲也渐渐起了隔阂，谁得到了最新的招工消息都不想让别人知道，哪怕明明知道自己根本也没有被选中的希望——想不到的是，到了最后，连这最原始的丛林生存法则也被推翻了。一个可怕的小道消息像野火一样在我们中间迅速蔓延：“本省招工即将全面冻结！”很快全县残余的每一个知青都知道了，每一个人也都在作最后一搏的打算，人们甚至已经顾不上再对别人隐瞒自己的打算和计划了。用小张的话来说：“老子今天就是拚上了命，也要赶在沉船之前离开这个鬼地方！”

   　　身在同一条就要沉没的破船上，一个又闷又热，气压低得连蚊子都懒得再叮人的八月初的深夜里，我和小张满眼红丝，在小茅屋里昏暗闪烁的小油灯下碰杯，各自把茶缸中最后的一滴劣质白酒喝干，再把早已空了的几个香烟盒点燃。袅袅升起的蓝色烟雾中，我俩庄严地击掌为誓，共同打好这一仗，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不管如何，我们决不放弃！

   　　倒不是我们不想和小梅兄妹俩结盟，而是近来时常看不到他们的踪影，他们在省城有亲戚，这一天晚上好像又进城里活动去了。

   　　小张不愧是将校之后，立刻拟定了我们的作战计划。因为凡是工矿企业招工的干部到了县上都要住在惟一的县招待所里，所以我们第一件要做的大事就是要到那附近去打埋伏，先弄清楚下一批招工单位的详细情况，再随时根据战局的变化作出下一战役的相应安排。另一个要重点侦查的地点是县知青办公室，因为每次重要的招工会议都在那里举行。研究结果，小张负责侦查招待所，我则到知青办附近埋伏，每天晚上我们碰面交换情报。

   　　我一连埋伏了三天而毫无结果，小张那里也基本如此。带的干粮快吃光了，但我们仍然不肯放弃。为了避免引起人们的怀疑，第四天我和小张调换了位置，来到了招待所外面侦查。这个招待所和县高中只有一墙之隔，一幢两层的红砖小楼后面是齐胸高的玉米地。虽然大门口传达室有个值班的老头，但后面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并无人特别注意，难怪小张笑话说这些个土八路没有一点军事素养了。

   　　天快黑了，在闷不透风的玉米地里埋伏了整整一天，我早已是又累又饿又渴。爬起来刚想离开，面前的招待所１０８室的灯亮了，窗户上突然闪现出一个熟悉的侧影。我仔细一看，心里不由暗叫一声奇怪，那怎么越看越像是小梅的倩影？还没等我细想，那个人影竟然走到了窗前，一伸手把窗帘拉开了——果然是她，吓得我赶紧原地趴下，幸好她没有注意到我。

   　　隐隐地好像听到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接下去好半天也没有再出声。我生怕暴露了目标，就学习了邱少云，死死地伏在阵地上一动也不敢动，只凭耳朵在仔细地倾听屋里的一动一静。这样一来，那一群一群一直在面前哼哼叫的蚊子可逮到了好机会，我也只好任由它们把我脸上，脖子上的每一条血管全都吸了个痛快。听小张说，昨天一个县委常委在这屋里打电话时，无意中曾提到省里有关于知青招工问题的新的精神快下来了。但愿今天我能偷听到更确实的情报，要是能知道是哪一家企业来招工就好了……

        也真怪，刚想到电话，屋里的电话还真地就响了起来。这一次，我立刻听出来接电话的是小梅的声音，那样温软动听的广西口音，和刘三姐的还真像！另一方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只听见小梅十分激动地说道：“是的，是的，黄主任，我在招待所的１０８室等您。……什么？您说负责这次招工的那位冷冻厂人事处的陈副主任也会和您一起来？哎呀，这简直太好了，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才好呢！……什么？不用谢？哪怎么行呢？我有个在香港的姑妈听说快回国探亲了，您需要什么东西请尽管说，当然，还有……”

   　　下面的话我忽然有些听不清楚，只觉得小梅的声音一下子僵硬了许多，人也似乎有些不大自在起来。电话放下之后，我听见她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着，窗子也是开了关，关了开，反反复复地不停，害得我一直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她这是怎么了？才几天不见，一向文静的她怎么会变得如此烦躁不安起来？

   　　大约十几分钟过后，我听见有人推门进屋，然后是黄主任的粗大嗓门：“哎呀呀，小梅姑娘你今天好漂亮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一向一本正经的黄主任用这样的口气说话，赶紧又向窗子底下挪了挪，惟恐漏掉了一句重要的话。要知道，我们早就风闻冷冻厂可能是最后一批来招工的企业，如今有了这样重要的线索，那敢轻易让它跑掉？只要能弄准确冷冻厂招工的人数和最后期限，小张说过他有办法“紧逼盯人”，保证要让那负责招工的人收下我们。

   　　“黄主任，那位陈副主任怎么还没来？”是小梅的声音。

   　　“他一会儿就到，早就说好了的。”黄主任还是一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大大咧咧的腔调，“我说小梅姑娘，你就甭担心啦，既然我答应给你办了，你就一百个放心好啦……哈哈……”

   　　“那……那还有我哥哥呢？”小梅又怯生生地问。

   　　“没问题，当然没问题，你们兄妹俩的事就全都包在我的身上啦。哈哈……”

   　　“那……那……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报答您了……”

   　　“说什么报答不报答的，你瞧你，怎么一下子又这样见外起来啦？刚才电话里不是和你说了，只要让我高兴高兴，一切都没有问题，相信吧，我可是说话算数的人呐。”

   　　黄主任接下去似乎在打开一瓶酒，我听见“扑”的一下开盖子的声音，然后是酒瓶重重放在窗前桌子上的声音，一阵浓郁的酒香从窗子里飘了出来，肯定是有名的登封大曲，好酒啊，我不由地咽了一下口水。喝酒，对于过去从不沾酒的我来说，这可是下乡后学到的第二项最重要的本领；第一项本领嘛，当然是抽烟了。不会抽烟喝酒，怎么和别的知青和贫下中农们打成一片？再说，和任何一个大小农村干部打交道，不先“研究研究”（烟酒烟酒）一番行么？可惜，这样普遍的真理在当年的那些先进知青活学活用毛选讲用会上竟然从来没有一个人提到过……

   　　我正在走神呢，屋里忽然传来了轻轻推搡的声音，还夹杂着小梅低声的“别……别……不要……不要这样嘛……”声音。此时就是个傻子也能明白里面是怎么一回事了。我觉得脸上一阵阵地发烧，差一点就要爬起来跑掉了，可转念一想冷冻厂事关重大，又强迫自己趴在原地，依然是一动也不敢动。

   　　“您不是说过冷冻厂的陈副主任马上就要来了吗？”听得出来小梅似乎快要哭出来了。

   　　“哈哈，哪里有什么陈副主任要来，我刚才是在和你开玩笑呢，”黄主任一连串的大笑声，“实话跟你说了吧，这冷冻厂招工可是全省最后一批了！省革委知青办公室的文件刚刚下来了，决定从今年九月一日起，无限期地全面冻结全省的知青回城招工。”他顿了一顿，似乎故意为了增加自己话语的分量，“你可要明白，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啦！下次啥时候？文件上说得清清楚楚，再也没有下一次啦！哈哈……”

   　　“那……那……”小梅可怜巴巴地说，“我舅舅说了，等一收到香港的下一笔汇款，就马上再给你送来，还和上次一样，他会亲自交到您的手里……就请您多多帮忙吧。”

   　　“钱，你以为我缺钱花吗？”黄主任得意地说，“你是不知道吧？在这样的节骨眼上，那些个急着想回城的知青，谁不抢着给我送钱？我还要挑挑拣拣才收呢。至于你嘛……我不要你再送钱，我只要你今天晚上让我高兴高兴，陪陪我就行了……”

   　　“呜呜……”听到小梅一阵阵无助的哭声，我的胸膛里像要着了火似的，脸上一阵阵地发烫，嘴唇也干裂起来，我好几次按捺不住自己，恨不能一跃而起，冲进屋里把那个肥胖的黄主任痛揍一顿！

   　　我还没打定主意，屋里的电灯突然灭了。没有了说话的声音，只听见黄主任呼哧呼哧喘粗气，然后是悉悉索索脱衣服的声音，接着是小梅一阵阵低低地“不要，不要……我真地不要……”的哀泣……

   　　“你就不怕县委书记知道你这样乱来吗？”终于，我又听见小梅愤愤的声音，屋里的灯也又亮了起来。

   　　“哈哈，你算问对了，县委书记和我是亲家，你不信去看看，他家里的一溜七间新瓦房是谁给盖起来的？还有，省里咱也有人，不是吹的，省革委办公厅的——”他得意的声音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他忽然压低了嗓门，连连地说了两句，“嗯，知道了，知道了。”接下去就再也没有任何说话的声音了，就是有，我也不能够再听下去了，只觉得自己的脑袋像快要炸裂开一样，只有紧紧地抓紧地里的野草。

   　　不知过了多久，里面早已经是人去室空，我还昏昏沉沉，呆呆地趴在窗外的草地上，为小梅，也更为刚才自己的软弱无能感到深深的羞愧。我实在想得太多了，也太胆怯了！管他什么前途，招工，自己和家人的安危这些个乌七八糟的事，刚刚为什么就不敢破窗而入，抓起酒瓶，砸向那个肥胖的黄脸上，再打他个痛快呢？唉，唉，真是古人说的对，百无一用是书生啊！可耻啊！可叹你白读了那么多的圣贤书！连这一点勇气都没有，还成天梦想要干一番什么大事业，怎么可能呢？不对，还有小梅兄妹俩的前途呢？我刚才万一忍不住冲了进去，不是也会坏了他们俩人的大事了吗？这样转念一想，我又有了给自己辩解的借口，可是，无论怎么想，心里总是像裂开了一样……

   　　我不记得那天晚上是怎样走回去的了，只记得自己好像喝醉了酒，满脸通红，走起路来歪歪斜斜地，倒把早就等急了的小张吓了一大跳。

   　　后来？后来我向小张报告时，一字都没敢提刚才的那一幕，只把冷冻厂来人和全省九月一日起正式冻结招工的紧急情报告诉了他。在他的周密计划之下，我们两人第二天马上开始执行新的战略部署。先是二十四小时不停地步步紧盯，接下去是软磨硬泡，硬是把那位冷冻厂人事处的陈副主任死缠烂磨地弄得没了办法，最后还真地把我们招了进去。当然，小张的父亲入狱前存了不少钱，此时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至于小梅兄妹俩，我回城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后来听说小梅进了县办的化肥厂，再后来就没了消息。

   　　至于其余那些没有和我们一样破釜沉舟打了一场伏击战的的二等公民们，还真有不少人被冻结在黄河岸边的盐碱地里，一冻就是整整三年呐。想想看，人的一生中有几个青春？又能有几个宝贵的三年？

   　　等到我又见到小梅的时候，已经整整二十八年过去了。我在海外飘零了许多年之后，去年夏天偶然的一次回国开会，想不到我和她，还有她那气宇轩昂，身为一家跨国大公司总经理的先生竟在北京不期而遇。会议期间因为先生忙于应酬，她独自约我在这里叙旧，碰巧又是一个热得让人昏头胀脑的八月的傍晚，几乎同当年的那个炎热的夏日黄昏一样。赴约之前，我第一百遍地提醒自己，这次一定要把当年我躲藏在县招待所１０８室窗外无意之中听见的秘密，一字不漏地如实告诉她，因为，这个可怕的秘密折磨了我整整的二十八年。我还要告诉她，这些年来，不知多少次我对天暗暗发誓，一定要设法找到当年的小梅，更一定要告诉她我曾经悄悄地，深深地暗恋过她，但是在她最孤独无助的危难时刻，我能救她却没有勇气挺身而出。我一直好惭愧，好后悔，我一定要请求她原谅我当时可耻的软弱，无能，胆怯。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得到后半生内心的安宁。

   　　终于坐在小梅面前的时候，我在内心里挣扎了好久好久，却不知为什么，到底还是没能有足够的勇气把心里的一切都告诉她。到了临分手的时候，我忽然决定，还是把这个再也没有第三个人知道的秘密继续在心底的最深处埋藏下去。但愿总有一天，我也可以把它忘掉，完完全全地忘掉。

   　　现在最流行的是向前看，忘记过去的一切，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