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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狭 路

                狭 路



  九月初的一个早上,星期二,轮到我在脑系科值班的日子。和五年来每次值班时一样,我仔细地检查病人,小声地吩咐护士,手术之后再到走廊里安慰一下那些满脸焦虑不安的家属们。

  也许是天气太好,又是一大早的缘故,今天的病人并不多。我抽空走到窗前,外面是又高又蓝的天空,纽约湾的海水在灿烂的秋日阳光下不停地闪烁跳动,几艘游艇扬起被晨风吹得鼓鼓的的白帆,像一条条鱼儿似地在水上来回穿梭不停。虽然甲板上的人影看不分明,可我总觉得听见了随风飘过来的说笑声。

  我工作的这家医院位于布鲁克林高地,和华尔街金融区森林般的摩天大楼群隔水相望,算得上是欣赏曼哈顿下城风景的一个绝好地点。记得去年老母亲独自从中国来纽约探望我们,我特地把她带到这里,她兴奋得像个孩子,把相机里的胶卷一下子全照完了。临走时她说:“要是你父亲还在,能亲眼看到这里的景色该有多好……”可惜母亲来得不是最好的季节,要是碰上今天这样秋高气爽的日子,别的不说,单单下面草地上临水的那一大片火红的枫林,就足以让人心醉不已了。

  也许,今天下班后不要直接回家,先去湖边散步,然后打完网球再回去好了。这样想着,我拿起电话,正准备和妻子约好时间的时候,一向文静的爱尔兰裔护士温蒂满面惊慌地冲了进来,由于紧张,她脸上的几粒雀斑变得和她的头发一样的火红。看到我不解的神色,她一把拉起我跑到窗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陈医生,你快看!世界贸易中心大楼起火了!”

  我仔细一看,心里不由得格登一沉,果然远处的世贸大楼浓烟滚滚,刚刚还是碧蓝碧蓝的天空一下子被谁粗暴地划了一道难看的巨大黑痕,而且那一道黑痕在慢慢升高,扩散,扑天盖地的烟尘正向我们医院的方向压来……

  “这是怎么回事?”我不解地问。

  温蒂满脸困惑地摇摇头。我还没来得及再问,就听见门外走廊里传来一阵阵杂乱的跑步声,我匆匆走过去打开门,几名同事神色紧张地朝病人等候室跑去,我和温蒂也立刻跟了上去。宽敞的室内已经挤满了人,但却没有了平日里的噪杂,每一双眼睛都紧盯着高悬在墙上的大电视屏幕,上面清清楚楚地显示出世贸大楼一号楼里不断喷出的火焰和浓烟。没容紧张的人们喘过气来,只见一架大型民航机由远而近,直直地对着二号大楼冲了过去,耀眼的巨大火球立即冲天而起,我周围的人群中响起一阵女人刺耳的尖叫和男人们的咒骂声。接着播报员低沉的声音响了起来:“今天早上,遭到恐怖分子劫持的两架民航客机先后撞进了两栋世贸大楼。在华盛顿,五角大厦也遭到同样的攻击……由于目前仍有遭到空中攻击的危险,联邦政府已经发布紧急命令,全美空中所有民航飞机立即停飞……”

  这不是战争么?我觉得喉咙里发干,心更是跳得厉害,看看满屋子脸色阴沉的人们,想找个人说话却又不知为什么说不出来。

  “哎呀,有人跳楼!有人跳楼!”

  站在我旁边的温蒂突然大叫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真的有人从一百多层的大厦窗子里朝下跳!而且一个接着一个!明知下面等待着的是必然的死亡,可这些西装笔挺的人们仍然前赴后继,甚至还有一对男女携着手一起从早已被烟火笼罩的高处纵身跃下——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无论如何我也看不下去了。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不明白,但我知道,这些年来我们早已习惯了的和平舒适的生活大概结束了。

  我忽然想起应该给妻子打个电话,立刻转身走回急诊室里。还没来得及和妻子说上几句话,走廊上的扩音器里传来了院方的紧急通知:“所有工作人员立即回到自己的岗位待命,大批世贸大楼伤员即将送到我们医院!”

  我手里的电话刚刚放下,外面已经传来救护车刺耳的尖叫声,第一批伤员到了。

  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更不知道处理了多少头部烧伤,砸伤,碎玻璃割伤,再不就是被浓烟呛伤的伤员,我终于快支持不住了。望望窗外,天早已黑了,两座雄伟的世贸大楼不见了踪影,整个曼哈顿下城笼罩在滚滚浓烟之中。本来美丽无比的夜景,如今成了满目创痍的战场。我不忍再看下去,向同事们交待了几句,就一个人拖着疲惫的双腿,躲到了走廊尽头的那间小会议室,身子刚一触到沙发,我就进入了梦乡。也许只有十分钟,也许竟有十年那样长,我在蒙蒙胧胧中又回到了长江岸边的故乡,那座古老残旧,然而在历史上又曾经极其辉煌灿烂过的城市——

  “陈医生,陈医生,有人非要见你不行。”

  我揉着眼睛,坐起身来,望着站在温蒂身旁的一位神色紧张,脸庞瘦瘦的中国男子。

  “陈医生,您好啊?”

  见我显然认不出他来,瘦脸男子跨上前来,握住我的手急急忙忙地说:“您认不得我了?我叫何鸣,去年我儿子得了急性脑膜炎,多亏了您及时抢救,要不……”

  说实在的,我真的记不起他了,因为这一类的病人一年里我不知要处理多少,可我仍然礼貌地点点头,同他寒喧两句。毕竟别人记得你是好事,再说,当医生的,能离得开病人么?我站起身朝急诊室走去,他紧紧跟在我身旁,一面不停地抹着满头上的汗水,一面说:“陈医生,是这样,我们公司的康老板在世贸大楼里头部受了重伤刚刚被送到这里,他一直昏迷不醒。早就听说这医院的脑系科里您的医术是最有名的,千万拜托您了,一定救救我们老板。”

  “你放心好了,对每个病人我们都会尽全力抢救,何况是今天这样的时候。”我说着伸手推开了门。没想到他伸手扯住我的衣襟,低声说:

  “陈医生,我们老板的父亲是国内的一位副市长,老板自己的公司也资金雄厚,和省市里的高层都有特殊关系。您放心,他们家的人一定会重谢您的。”

  “这就不必了。我们做医生的责任,就是要治病救人,就是身无分文的流浪汉来到这里,我们还是照样要全力抢救的。”

  我推门进去,他还在后面远远喊道:“听您口音,和我们老板还是咱H省老乡呢。您在国内有亲人吗?我们康老板家的人一定会给您帮忙……”

  温蒂不解地问我:“他一直缠着你干什么?”

  我摇摇头,没顾得上回答,接过她递过来的手术剪,开始为刚刚推上手术台的一位头部砸伤,一直处于休克状态的男伤员检查。刚一剪开他头上层层包扎的绷带,我就吃了一惊,手上的剪刀差点掉到地上。这张面孔分明在哪里见过,还有左眼下面的那一道刀痕,怎么会这样熟悉?

  我对温蒂说:“把病历再拿给我看看。”

  温蒂递给我病历,说:“这是救护车上的医士刚刚才填的表格,内容是从伤员身上找到的证件上抄下来的。”

  我扫了一眼,康兴中,1951年出生,地点:中国H省W市,和我一样。

  果然不错,正是他,文革期间残害过我父亲和无数故乡无辜父老的仇人。

  没想到世界是这样的小。

  更没想到他今天竟然会落在了我的手里。

  我的双手机械地为躺在面前的他进行检查,回忆却止不住地回到了1966年夏天的中国,故乡的那座小城里——

  36年前文革动乱爆发时,我正在家乡上中学,他是我的同班同学。他由于出身解放军军官家庭,所以属于当然的红五类,在批斗校长、老师们的大会上他又打人最凶,很快就成了学校里的红卫兵头目。我始终想不明白的是,他这样平时常和我一起说笑,打球,还时常抄我的家庭作业的少年,虽说不上是好朋友,却也是关系不错的同学,怎么会一夜之间变成了嗜血的野兽,整天挥舞着铜头皮带和大棒,打死、打残人无数,以抄家、虐待无辜知识分子为乐事?难道他是喝狼奶长大的?

  先是姓张的校长在台上被打得头破血流,还要被逼着敲一面破铜锣,一边在操场上爬行一边自己侮辱自己;接着姓冯的历史老师被诬为挑动红卫兵之间武斗的黑手,被关在私设的地牢里长达数月之久,本来白净斯文的一个读书人被折磨得成了鬼影一般的行尸走肉;还有一位姓魏的女俄文老师只因为丈夫是右派,本人又拒绝和丈夫划清界线,因此遭到一群曾是她学生的女红卫兵们的百般凌辱。魏老师不甘受辱而跳了楼。想不到人死了她们仍不肯罢休,还要用稻草人穿上她的衣服继续批斗,宣称她是畏罪自杀而死有余辜。

  这一切都是在康兴中的直接指挥下,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此时他已经因为捍卫毛的革命路线有功而官运亨通,先是所谓的火线入党,然后又根据中央文革老中青三结合的政策精神当上了区里的革委会副主任。从此,人类有史以来对于无辜知识分子最残忍,最无耻的迫害又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

  下面又轮到了我的父亲。父亲也在这所学校里教书,他因为年轻时在学校里参加过国民党,抗战时又在战干团受过训,因此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他和许多成了牛鬼蛇神的教员们一起被关了起来,每天受尽磨难而不准回家。折磨他们最凶的,就是那个康兴中为首的一伙人。那时我每天要骑自行车给父亲送饭,亲眼看到他们怀疑一个无辜的过路农民是对立派红卫兵派来的眼线,不由分说就把那农民吊起来用皮鞭抽打,把人打昏了,再往伤口上洒上盐水,弄醒了再继续打,直到把人活活折磨死。那种年月,红卫兵们打死个人连只小鸡都不如,根本没有人敢多问一声。

  有一次父亲趁看守的红卫兵不注意,悄悄把一个小纸团塞到了我的手里。我强压住心跳,一路小跑回到家里。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着:“齐妇含冤,六月飞霜;杀父之仇,切不可忘!”

  全家人又急又怕,妈妈早已没了主张,只是不停地流泪。我和兄弟们商量了一夜,最后决定冒险在饭盒内藏了一张纸条,拼命苦劝父亲不要走上绝路。为了我们,他才咬着牙挺了下来。父亲是个硬骨头,终于从土牢里出来之后他从不提起被折磨的情景。他是怕母亲和我们姐弟四人担心,其实,每次我为他带回来换洗的汗衫上都有红卫兵的鞋印,洗衣服时母亲不知流了多少伤心的泪水。

  多年之后,我得以去美国留学了,父亲和弟弟送我去的机场。临上飞机之前,父亲忍不住老泪纵横,他也许预感到我们父子从此见面的机会不多了。他紧紧拉住我的手,说:“走吧,能出去一个是一个……”

  就这样,几年后父亲因旧伤复发去世的时候,家人担心我太伤心而没有马上告诉我。等到我苦苦奋斗多年终于取得了学位和居留权后回国时,才知道和我情同师友的父亲已经天人永隔了。我哭倒在父亲的遗像前,咬着牙发誓要找到那些曾经残害过他的仇人。经过多方打听,我发现康某文革未结束就因为打死人太多而引起公愤,他却在其老子的庇护下走后门参了军,后来听说他又到了南方某城当了官。也许是心虚,他从来没有公开返回过家乡。

  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如今就躺在我的面前,而且处于绝对的昏睡之中。

  我只要不动声色地把任何一个维系生命的仪器关掉几秒钟,只要几秒钟就够了,他将永远不会再醒过来了。

  “陈医生,你怎么了?是不是太累了?”温蒂走进来,关切地问我。

  “没事,没事。请你再去药房取一些镇静剂来。”

  她转身出去了。我望望康兴中,他依旧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岁月给他带来了太多的变化,可是他左脸颊上那条深深的刀痕依旧。我太清楚它的来历了。那是67年学校里一次两派红卫兵血腥武斗留给他的纪念,我的两个同学就在那次武斗中被他带领手下的八·一八红卫兵用长矛刺死了。天知道,他的手上,一共有多少人的鲜血?这笔血债,难道今天不该彻底清算了吗?

  我的手心开始出汗,心头一阵阵狂跳得厉害。太容易了。只要轻轻一按,这些不停闪烁的红绿信号,哪一个都能宣告他罪恶生命的结束,而且不会留下一点点痕迹。我伸出右手,抚摸着最近的输氧仪的开关,不由得闭上了眼睛。批斗台上冯老师那幽灵一样的黑影,魏老师白发苍苍的母亲和两个小女儿伏在她尸体上让人撕心裂肺的痛哭,还有老父亲衣襟上的斑斑血痕和鞋印——这一幅幅画面不停地在我的眼前晃动。“报仇!报仇!”

  一个声音一次又一次地对我叫喊。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我的手指刚要按下开关,另外一个声音突然在我的耳边响起:

  “不行!你是一个医生,只有治病救人的责任——无论如何,他是你的病人!”

  “病人又怎样?当年他和手下的打手们挥舞蘸水的皮鞭抽在我父亲脊梁上的时候,可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怜悯?要知道,那时我父亲已经是年近花甲,身患多种疾病的老人!”

  “法律,法律,法律……”

  “我才不管它什么法律不法律,他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却在中国享尽了荣华富贵,从来不曾受到过任何法律的制裁,如今更用在中国贪污的钱来到美国大发横财,这难道公平吗?法律又在哪里?”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为家乡那些屈死的父老们报仇的时候现在已到!”

  我的右手有些发抖,但我不在乎,再也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我的右手食指刚要触到那个红色的开关,外面温蒂的脚步声传了过来。我急忙转过身,她开门走了进来。

  “陈医生,”她蓝色的大眼睛里满含泪花:“陈医生,这个病人的太太带着小女儿守在外边,一再哀求我要亲眼看看病人。我告诉她病人还未脱离危险期所以不能见,她们母女两人一直抱在一起,哭得好让人伤心——”

  她用纸巾擦了一下眼睛,继续说:“这些可恶的恐怖分子,突然间杀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难道他们自己就没有人性?没有家庭?刚刚电视上说,世贸大楼内外伤亡人数至少有几千人——加上遇难者的亲属,朋友,该有多少人受到伤害啊。”

  温蒂,我忽然忍不住问她:“你可知道在遥远的中国,这些年来有更多无辜的人含冤死去,又有更多的家庭破碎,被迫永远生活在痛苦的阴影之中么?”

  “什么?你说什么?”

  她睁大了眼睛,不解地问。

  我摇摇头,拍拍她的肩膀:“不说它了,你还太年轻,不了解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罪恶。接班的列文医生来了,我听见他在外面说话的声音。我太累了,要去休息一会儿。”

  我推开房门,在何鸣他们几个人还没来得及再纠缠我之前,大步跨进了电梯。



刊登在 2003 华夏文摘 cm0311a.


2006-4-16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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