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黑幕？传中国最高法院院长肖扬被双规

中国一位官员透露，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已经被调查人员带走“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接受调查。但是这个消息尚未得到官方公开证实。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司法部官员称，身为中央委员的肖扬因涉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贪污腐败案被拉下马。

　　黄松有在10月15日被中央纪检部门带走接受调查。知情人士透露，黄主要涉及三大问题，即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黄松有本来是1949年以来中国因涉嫌贪腐被调查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没想到一个月不到即被自己的顶头上司肖扬“超越”。

　　有人举报称，肖扬、黄松有同广东法官利益集团间的黑幕“令人发指”，受贿和侵吞国家财产高达1,500多亿元（人民币，下同）。

　　网上匿名举报人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执中国司法牛耳十年，培养了大法官黄松有等广东幕僚无数。最突出的是：他和黄松有，在老家广东省法院系统，尤其是法院执行局系统，培育了多名腐败法官骨干，建立了法官利益集团，开设了司法黑市，受贿和侵吞了1,500多亿元财产。

　　举报人称，这个利益集团以肖扬、肖扬女儿、黄松有、黄松有亲友、广东省高法深圳中法等某些败类为核心，采取集体运作、结盟请托、暗箱操作等“司法”“专业” 手段，违法执行（含违法指定执行）、假证枉判、买卖证据、买卖文书、低估贱拍、自卖自买、解封转移、控制经营、占有侵吞，巧取豪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土地、房产、股权、资产包等财产，总价值1,500亿元以上。

　　肖扬简历

　　男，汉族，１９３８年８月生，广东河源人，１９６６年５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２年１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大学学历，首席大法官。

　　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６２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１９６２年１月至８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法干校教师。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９年广东省曲江县公安局干部。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５年广东省曲江县委宣传部干事，县委办公室干事、副主任。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８１年广东省曲江县龙归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３年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党委书记，清远地委副书记。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６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０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２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成员、检察委员会委员。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３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检察委员会委员。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８年司法部部长、党组书记。１９９８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审判委员会委员。２００３年３月当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 明报

“中国第一贪”姜人杰一笔受贿8250万，中共史上最大单笔受贿

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8250万，一审被判处死刑。这是新中国史上最大单笔受贿。姜人杰曾分管城建、交通、房地产等权重部门，巨大的权利没有受到足够的制约，造成了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案发四年之后，姜人杰案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2008年10月22日，南京市检察院传出消息，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

在该院近期公布的10件起诉大案中，苏州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案位列第五，巨额受贿金额令公众哗然。据检察院公开的材料显示，姜人杰案中多笔受贿款都是在征批土地和转变土地用途过程中收取的。有媒体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被查处的受贿官员中，姜人杰以8250万元的单笔受贿金额创下“最新纪录”。

单笔受贿8250万

姜人杰生于1948年，是地道的苏州人，2001年开始担任苏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建、交通、房产开发等13个领域，同时兼任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和苏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

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1年至2004年间，姜人杰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四家房产公司和一家科技公司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0867亿元、港币5万元、美元4000元。其中，因帮助开发商在违规用地上获益，姜多次收受苏州市华业百福房地产公司总经理陈某所送的人民币2000余万元。

而另一笔高达8250万元人民币受贿金额，也是在土地置换和转让的过程中获取。仅此两笔的受贿总金额即高达1.045亿元人民币。

单笔受贿金额8250万元，让这位副厅级的地方官员一下子成了全国“第一贪”。

知情人士介绍，2001年，正是全国房地产曙光初露之时，分管房产的姜人杰看中了苏州市水利局希望出卖的150多亩土地，示意时任苏州市娄葑镇开发区主任顾文斌以每亩7万元买入。

2002年下半年，根据国家有关土地“招拍挂”新政，苏州市也出台了相关土地政策，将对超过两年未开发且属于招标拍卖范围的项目用地，一律由政府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顾文斌购得的那块土地正在回收之列。姜人杰得知后，赶在土地回收前，协助顾办下了土地证。

拿到土地证后，顾文斌一面向准备收回土地的苏州工业园区索赔，另一面，又以港商的名义向当时的市委主要领导反映问题，要求对其“度假村”用地作出补偿。不久后，市政府提出了土地置换的处理意见。

顾在办好土地置换手续后，迅速将90%的土地使用权高价转让出去，净赚1.9亿元。2003年底，按利润平分的承诺，顾文斌将其中的8250万元送给了姜人杰。

当初1000余万元买入的土地，通过置换、拍卖、转让一系列违规操作之后，转眼即获利1.9亿元。

“秘密就在于改变了土地使用性质。”苏州市房地产协会会长邱元华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一方面过期未开发的划拨土地将被收回，另一方面新批项目用地开始进行招拍挂。而姜人杰正是利用回收土地的机会，通过改变土地性质实现低买高卖的，“加上暗箱操作，暴利惊人”。

据业内人士透露，2002年前后，园区附近的工业土地每亩只有十几万元，但住宅用地的地价已达到每亩200万至300万元。

“顾文斌通过置换获得的土地位于苏州工业园区边上，加上紧邻金鸡湖和独墅湖，房地产升值空间巨大。”娄葑镇镇村办一位负责人说。顾文斌曾担任娄葑镇开发区的主任，认识姜人杰后，便辞职开办了一家鼎立物产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

权力与寻租之道

10月28日，记者来到位于苏州市机场路与星湖街交叉处的“新水岸”项目处，被顾文斌高价转让的土地已被围墙圈起来。墙内，土地已被平整过，但是杂草丛生，一片荒芜。一旁的宣传牌显示，该项目为高档住宅小区，目前尚未开发。

“姜人杰案发后，该项目便停了，由于土地涉案，只有等姜人杰的案子最终宣判了才能定。”娄葑镇镇村办负责人解释称。

权力过于集中，加上不同用途的土地价差，共同制造了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这是姜人杰案的核心。

据多位悉知案情的知情者介绍，姜人杰案的通常做法是某开发商先看好地皮，这些地皮往往都是农业用地或者工业用地，开发商随即找到能改变土地性质的姜人杰，由政府出面收回土地，然后将这些土地的性质转变为商业、金融、房地产开发用地。

苏州市综合开发办原主任邱元华在接受采访时说，地产商的大量涌入，扩大了对土地的需求。但原则上土地用途不能轻易转变，除非政府特批。而这个特批的权力，就掌握城建和房地产开发的副市长姜人杰手上。姜人杰在转变土地用途之后，土地价格可以上涨10倍甚至20倍以上。

据邱元华介绍，姜人杰上任后，不仅改变了过去的建设模式，连行政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的分管副市长是通过建设口分抓各个具体的部门，如建设局、房管局、环保局等，而姜上台以后直接抓到各个局局长，甚至直接指挥具体的业务部门。”

“这样项目来得快了，来得顺了，但姜本人的权力也更大了。”邱元华说，“管得过多过细，造成了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事实上，姜人杰就任苏州副市长的三年，正是苏州市固定资产投资和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三年。公开资料显示，2002年，苏州市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000亿元，进入全国前列；2003年达到1409亿元，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占了江苏省的近三分之一。其中，城建投资从2002年开始就超过100亿元。

在普通苏州市民眼里，这些投资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明显变化，河水变清了，交通顺畅了，绿地更多了，园林和老街韵味更浓了。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姜人杰在巨资改造城市的同时，也将巨额金钱纳进私人口袋。

拍卖行的灰色空间

无论是操控土地，还是具体收受贿赂，拍卖行已成为权力寻租的一个中介。

“拍卖行充其量是一个主持人角色，但在腐败官员与开发商的土地暗箱中，角色变得灰暗。”曾主持过苏州工业园区土地拍卖的国际职业拍卖师陈少湘接受采访时这样评价。

2002年8月1日开始，国家规定对国有土地出让一律实行“招拍挂”。同样，苏州市也规定，首先工业用地必须在中央备案，而从市到县每一块的商业用地，都要通过在拍卖会上竞拍才能得到其使用权，土地拍卖全由政府组织，具体负责拍卖工作的是国土局的“土地储备中心”。

“这本来是非常严格的，但并非完全没有漏洞。”陈少湘说，政府出让的土地要改变用途，须先由政府收回土地，再通过规划部门改变其土地使用性质，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卖出。而如果原来土地是私人或公司，要想把工业用地改为商业用地或住宅用地，则可以向政府申请，给分管的领导批，具体的招拍挂过程只须走一个“形式”。姜人杰案的猫腻就来自这一“形式”。

事实上，姜人杰正是通过拍卖行与开发商勾结起来，把工业用地改为住宅用地，并通过拍卖行收分赃，牟取暴利。据知情人士透露，正是福海拍卖行的操作，顾文斌通过这一“形式”，用极低的地价将置换土地“买”回，再通过福海将其中的绝大部分土地使用权通过福海拍卖转让，一换一拍过程中，原本工业用地的土地神鬼不觉地变成了住宅用地，非法获利近两亿。

“拍卖公司本身只是一个拍卖活动的主持人，但如果拍卖行与受托方及开发商串通一气，则三方很容易进行暗箱操作，顺利改变土地用途。”陈少湘说，这近乎空手套白狼的做法，顾文斌甚至不用掏一分钱。

这位资深拍卖师介绍，拍卖行私底下操作方法有很多，因为按相关规定，土地拍卖并不规定具体竞拍人数，即使只有一个竞拍人，只要达到底价也可以成交。为了减少竞拍，拍卖行在发布公告时故意选择一些不显眼的媒体，例如报纸的中缝，甚至仅在在电视上打一行字幕。公告的条件多数表达含糊，当有意竞拍的开发商打电话咨询时，拍卖行的人则以地下有文物，手续不太全等理由暗示其退出。

此外，拍卖的底价虽然由第三方评估公司作出，但也只是参考价，作为委托方的政府或主管领导，完全可以调高或降低底价。而底价通过拍卖行告诉有“目的”的开发商，这样其他的竞拍人就很难拿到地了。

祸起拍卖公司？

虽然事隔四年，但因案情一直没有公开，在苏州，关于姜人杰的案发原因也产生了不同的版本。一说是有人举报，一说是官方审计出财务漏洞。无论哪个版本，都共同指向“福海公司”。

一位熟悉苏州拍卖行业的孙姓律师告诉，姜人杰案发与2003年8月的“新苏国际大酒店”拍卖有关。

孙律师介绍，新苏国际大酒店是一家五星级酒店，倚靠美丽的金鸡湖，毗邻园区管委会和国际学校，属于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本，一般园区重大的签约仪式多数在此举办。“起初这个价值数亿元的拍卖项目由上海一家拍卖公司承接，但后来姜人杰干涉，指定福海拍卖有限公司(下称“福海公司”)估价拍卖。业内人士对此深感不满，并最终进行了举报。”孙称。

孙律师透露，福海公司此前已在苏州拍卖行业引起公愤，并曾多次被写信举报。当年8月，该酒店以6亿多元成交，福海公司抽取了5%的佣金，获利3000多万元。

据苏州工业园区工商局的公开资料显示，福海公司成立于2002年10月11日，公司法人是龚薇，而龚薇正是姜人杰儿子姜荑的未婚妻。详知内情的人士称，福海公司成立时，龚薇刚刚大学毕业不久，“整个公司实际控制在姜人杰及其子姜荑手上”。

“正是姜荑利用其父的职权在同行业不正当竞争，才引来同行的举报。”苏州天平拍卖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接受采访时回忆，福海公司成立不到一年，便几乎垄断了整个苏州拍卖市场。

这位负责人称，2003年左右，苏州市效益最好的拍卖行一年成交额不过3亿元，而福海公司第一年的拍卖成交额便已达到8亿多，占苏州拍卖市场的40%左右。姜荑当时年仅23岁，从南京大学工商系毕业才一年。

关于姜人杰案发，另一种说法是来自审计部门的审计。

苏州工业园区工商局一位知晓内情的干部称，福海公司成立之初，姜人杰曾找到时任苏州住房置业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陈峰。姜人杰是陈峰的顶头上司，姜担任董事长的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陈峰所在公司的母公司，陈峰顺理成章地从公司账上分两次挪用1200万元公款给姜荑使用。其中，500万元用做福海公司的注册资金，其余则是启动和发展资金。

2003年，根据群众举报和纪检部门的介入，查出陈峰担保公司1200万元的专项资金漏洞，陈峰被传唤调查殃及姜人杰，最终东窗事发。

2005年12月，陈峰因为受贿200余万元、挪用公款1200万元，已被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曾代理陈峰相关案件的律师告诉，导致姜人杰案发的正是这笔资金。

姜人杰之后

姜人杰出事之前，苏州市曾经是全国防腐先进的典范。“苏州20多年来未出现领导腐败问题。”2003年，姜人杰案发前，当地政府曾自豪地向媒体宣称这一“百官共廉”的可喜现象。

“政府官员办事讲规矩，注重文化修养，与这里的民风大有关系。”邱元华说，当地政府已形成了一种廉政文化，苏州人具有宁静致远的理性心态，苏州官员的亲和、负责是已被公任的官场作风。

据介绍，在姜人杰案发之前的20多年里，市和县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一把手无一人在任职期间出过腐败问题。

对姜人杰案发，多数官员感到“难以理解”。邱元华说，即使是建委这样的部门，权力也是受到多方制约，作为开发办的主任，他最大任务的是平衡资金，项目投入多少，产出多少，都用配套费来平衡，不会直接与钱挂钩。

苏州大学反腐研究专家崔建新认为，城建、交通、房地产这些权重部门都集中在姜人杰一人分管，说明权力分配极度失衡，重权分设应该是权力分配的基本前提，否则，权力制约就无从谈起。

消息人士称，姜人杰被判处死刑后，由于申请重大立功，已检举揭发出多名干部。其中苏州市政协副主席、财政局原局长赵文娟已被“双规”，苏州市政府多个部门负责人也因此接受调查。

赵文娟1990年开始担任苏州市财政局局长。在担任财政局长期间，苏州市财政收入实现了年均近30%的增长。2003年，掌管了苏州财政十余年的赵文娟升任市政协副主席。

据透露，赵文娟的涉案金额高达6000万元，不仅参与姜人杰的多个城建改造的受贿项目，还涉及部分公路项目。

事实上，姜人杰给苏州的影响远未结束，至今，在苏州官场，姜人杰案仍是一个不愿谈及的禁区。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感慨地说，“仅靠文化与良心，很难维系官场的纯洁，特别是在权力没有受到足够制约的情况下，廉洁文化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

□ 新华社

中国省部级高官“情妇门”报告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她们或是支付宝贵的青春，或是抛弃原本幸福的家庭，将自己投资给一个前途不明的政客。

　　在最近十年，这个群体开始集中曝光于公众视野，她们尽管年已不惑，仍风韵犹存。但于公众而言，她们是千夫所指。辱骂原委，或为贪图享乐，或为利益共沾，或是肌体蛀虫，莫衷一是。

　　她们，就是省部级高官的情妇。

　　2008年10月15日，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情妇王建瑞，站上了河北省衡水市中级法院的被告席。

　　两年前的那个夏天，两人曾因一盘举报至中央的性爱录像双双被查，隐藏十几年的风流韵事亦渐次公之于众。而根据调查结果，刘志华近700万元贿赂约八成通过王之手而得。

　　是次，上至奥运工程的寻租，下至“道德败坏”的私秘，以“部级情妇”王建瑞为中心的一场讨论，再一次席卷全国。讨论并不止于单一个案，而是直指高官腐败的监督难题。

　　本文截取了2000年以来开庭受审和新近案发的41名省部级高官样本。考虑到2000年庭审案件的侦查延展期，样本的实际涵盖期应是1998年至2008年，长达十年之久。

　　被调查者，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军队等，同时亦考虑了中央地方、中西部不同发达地区的差别，按一定比例截取不同的样本。

　　样本的来源有两种渠道，一是已审判的司法机关公开的信息，二是记者近年来亲自采访当事人辩护律师、家属及办案机关所得。其中后者占到样本的31%。

　　报告显示，41名省部级高官中，有36名被曝拥有情妇，占87.80%；高官平均案发年龄为62.58岁，其妻子平均年龄约60岁，而情妇则降至51.42岁。样本中，高官与结发妻子年龄相仿，均为困难年代相识，风雨中走过数十载。而与情妇平均年龄相差11岁多，最大差距为30余岁。

　　就学历与履历而言，41名省部级高官中，有6人有高干子弟背景，享受着无与伦比的政治优利；有12人受过良好教育，拥有正规本科学历；其余多数为“泥腿子”，从最基层发迹，奇迹般一路攀升。

　　抽检的样本显示，“问题高官”早在而立之末和不惑之初，熟识并与情妇们建立长期关系。他们多位居厅局级要津职务，极速的晋升使他们与结发妻子产生多重不和。

　　对照41名省部级高官的近40名情妇（含一名多个），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

　　——享乐型。如双方因情感出轨，最后一起同流合污；亦有部分为情感型，如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与其记者情妇，即为情感型。

　　——互利型。性欲其次，金钱关系才是主要。如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成克杰与李平。

　　——利益集团代言型。即与高官共谋，为某个利益集团寻求保护、谋取最大化利益。“公共情妇”李薇则为经典案例。

　　在上述约40名“部级情妇”中，仅14人在对应高官的起诉书或判决书中体现；被诉诸法律者仅8人，其中仅5人被另案处理，分别为成克杰—李平，王怀忠—张爱云，李宝金—王小毛，刘志华—王建瑞，“公共情人”李薇。由此可见，作为部级高官的情妇，其所付出风险并不大。

　　但是，拥有特权袒护的她们，所获回报却是不可估量的。

　　本文例证，有3名部级情妇已将触角伸到了举世瞩目的奥运工程上，她们来自北京、天津、青岛，分别为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情妇王建瑞、原天津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情妇王小毛、“公共情妇”李薇。

　　值得一提的是，王小毛依托于李宝金，已成长为津门著名的企业家，其名下的浩天集团更是资产突破30亿元，涉足房地产、高速公路、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为著名的“企业家情妇”。

　　另案公诉的部级情妇

　　在落座被告席之前，身着黄色囚服的王建瑞扫了一眼旁听席——那里看不到自己的亲人。

　　2008年10月15日，位于河北省东南部的衡水市，太阳始终未能撕开空中的阴霾。喜庆的礼炮声从早上7时起未曾消停，但在城区胜利西路589号的衡水市中级法院，此时却已高度戒备——几十名警察待岗于法院大门内外，荷枪实弹的武警把持两道关卡。

　　上午8时30分，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的情妇王建瑞案在此开庭。两名执勤的警察按捺不住好奇，擅自离开岗位溜进了旁听席，目睹这位部级“情妇”的风采。

　　照片中的王建瑞，盘着长发，脸庞清瘦，打着睫毛膏的双眼一大一小。但法庭上，这位年届50的妇人头发花白，精神却相当地好，肤色亦白皙干净，“看上去就是个30多岁的少妇”。

　　法官念起诉书时，王建瑞摸了摸被告席护栏，深深地吸了口气。

　　此前一天，就在同一被告席，她的情人刘志华，北京市原排名第四、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曾权倾一时的北京奥运工程总指挥，在此一审被指控涉嫌受贿696.59万元，其中八成假手王建瑞获得。同是两鬓斑白的刘志华，当着妻子张淑兰的面承认其与王“是情人关系”。他在法庭最后陈述中，曾三度禁不住落泪，并当庭请求妻子张淑兰、儿子张伟原谅。

　　这一幕，王建瑞没能看到，也不可能看到。2006年6月9日立案调查，到此次两人一审开庭，她已与刘志华隔离28个月之久。在最初200天的调查中，刘志华的结发妻子张淑兰“零口供”，但情妇王建瑞提供了极不利于刘志华的供词。

　　现年59岁的刘志华，祖籍辽宁盘锦，自幼在北京长大。他的父亲是傅作义部队的一名上校，这位“投诚”军官曾将儿子送入北航附中就读。“文革 ”期间，刘家屡次被抄，刘志华1968年离校进京西煤矿当起煤矿工人。在那里，他与同在煤矿办公室工作的张淑兰认识并结婚。因早年多次遭遇矿难受伤，中年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

　　刘志华、张淑兰膝下有一子，随母姓，叫张名伟，现年30岁。按家属的说法，刘志华喜好抽烟，但酒与诸如高尔夫球等从不沾染。由于张氏夫妻生活冷淡，且对张伟教育出现分歧，两人一度关系不和。

　　1993年，刘志华在劳动部担任计划工资司司长，一次在风景秀丽的宜居城市珠海出差时，巧遇王建瑞。王1958年10月25日生，小刘整整8岁。但王向调查人员称，“两人一见钟情，并长期同居。”

　　王建瑞曾是一位建筑工程师，效力于国有企业北京天创公司。她为人和善，交际广泛，但行事精干，“是个厉害人物”。她的前夫在北京某设计院当工程师。1999年刘与王正式同居，2001年王为其离婚。

　　对于这位情妇，刘志华出手大方，两次以审批大权要挟，向国企索要住房。起诉书说，刘志华与王建瑞为方便姘居，多次向北京天创公司索要住房，于2004年11月获得复兴门北大街11-808号房间，价值52.1万元。

　　一年后，刘志华又借为北京房产大鳄刘晓光审批项目之机，向其索要了一套价值99.61万元的房子，也就是位于北京东北方向“梵谷水郡”的D2-2-901室。

　　当然，“刘王配”的胃口远不止于此，他们收受的最大一笔贿款为400余万元。早在1999年，两人同居不久，刘志华为中融公司盘活了价值4亿元的烂尾楼工程“三义大厦”，获得该公司董事长回铁勇现金400万元，并全部用于为王建瑞注册成立北京鹏森工程项目管理公司。

　　“鹏森”二字的来历，即套用了刘的曾用名“易希森”，王建瑞则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根据刘志华庭审中的表述，成立这家公司，是为两人退休留条退路。

　　在刘志华的干预下，鹏森公司获得北京市政府的重点工程“代管权”，承揽的标志工程包括首都博物馆新馆、数字北京大厦。并将触手伸至了万人瞩目的奥林匹克公园，包下了网球中心、曲棍球场、射箭场三大工程。此时，很难计算王建瑞获得的真正利润。

　　被调查之后，王建瑞通过律师与办案人员打听了其他高官情妇们的下场，她认为最坏的打算也就是与刘同庭受审，同狱服刑。但事实却是，她被另案处理了，与刘同庭受审的唯一愿望化为泡影。

　　10月18日，从调查至庭审历时28个月的刘志华案一审宣判，34页的判决书出炉只用了3天。一审宣判仅历时30分钟，刘志华被判决死缓。

　　10月23日，法院向关押于看守所的王建瑞送达了判决书。王被判刑8年，这其实意味着她与刘的关系亦被判处死刑，并永无机会再见。

　　企业家”情妇

　　王建瑞的起家模式，符合绝大多数“高官情妇”发迹的不二法门——白手起家，通过收取大笔贿赂注册成立公司，以挂靠大国企或合作运营的方式从事与高官职责相关的业务。

　　但在近40名高官情妇中，堪称“企业家”的，当属前天津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情妇王小毛。王的另一身份是天津浩天集团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

　　同在王建瑞获刑8年的金秋十月，王小毛亦因受贿罪、偷税罪被天津市二中院一审领刑6年，并处罚金700万元。

　　一个8年，一个6年，相对于王建瑞、王小毛的高额回报，她们付出的代价可谓不值一提。但颇有开拓意义的是，这是迄今为止高官情妇查办案件中，并不多见的另案处理案例。

　　跟王建瑞的垄断生意相比，46岁的王小毛早在1995年就成立了浩天房地产公司，赶上了中国大城市房改的第一浪潮；1999年涉足公路投资，成为内地试水该领域的先驱者，这无不体现其先知先觉的商业头脑。

　　跟多数半路出家的情妇不同，王小毛终身未嫁。她曾用名王桂荣、王晓毛。两度更名，正好对应她命运的两次重大转折。她的浩天集团总部，设在天津寸土寸金的老租界“五大道”，占用两栋独立小洋楼，其中一栋建于外国租界时期，小院内有喷泉等设施。

　　如果不是16年前弟弟的一次犯法，或许王小毛并不会经历这样的人生。1992年，王小毛弟弟涉嫌诈骗被警方抓获，王因此与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党委书记的李宝金相识，从此利益共沾。

　　王祖居河北沧州，生于天津南开，身高165厘米。记者曾探访过她祖居的南开区金泉里17门增1号201室，那里烙满了北方重工业印迹，粗大的管道在十几幢红色砖楼间穿行，旧宅挤满了日益增多的家庭成员。邻居们眼里的王桂荣性格开朗、喜好玩乐，其他方面并无过人之处。

　　王桂荣亦无显赫的家底与耀人的学历，她于1983年中专毕业，两年后自考获得大专文凭。“交际广泛，为人活络”是她留给早年同事的记忆。

　　在1992年结识李宝金后，她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第一桶金——李宝金为副部级的原天津渤海化工集团董事长戴成文追回欠款1100余万元，与王小毛通谋索取165万元的回扣。

　　有此贿赂活水，王开始了实业投资。她于1995年与人合伙成立了天津泰力房地产公司。次年4月，“泰力”更名为现用的“浩天”，“王桂荣”亦更名为“王晓毛”。

　　随后，浩天地产增加“两翼”——浩天典当行、浩天拍卖行，并拉拢了当地司法机关的国企或三产作为股东，还由此大规模承揽他们的大宗业务。尤其是房地产项目，王小毛的公司以不缺资金和土地而著称津门，而这两项正是一个地产公司发展或壮大的根本。

　　1998年起，李宝金两度当选天津检察院检察长，浩天地产获得“黄金八年”的发展期，并扩展为浩天集团，财富图谱陆续向教育医疗、高速公路等暴利行业扩张，相继控股的公司达到20家，资产达30亿元。

　　在常人看来，王小毛身材矮小、相貌平平她，何以如此赢得李宝金的青睐？办案人员介绍，这不外乎她过人的商业头脑。“高官们并不缺女人，他们最需要的是真正的利益代言人。这一点，王建瑞与王小毛有着共同之处。”一位有识者说。

　　案发前的2006年，王小毛参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配套工程——津汕（天津至汕头）高速公路天津段，这个项目总投资40亿元，全长52.54公里，连接北京奥运主会场与天津、青岛两个分会场。

　　在启动这个奥运配套工程的2006年2月，王晓毛再度更名，将“拂晓”之“晓”改为“大小”之“小”，是为倍显娇嗔的“王小毛”。但仅两个月后，2006年4月，王小毛与她的情夫被隔离审查。

　　审判时，律师为其辩称，王小毛在与李宝金共同实施的受贿犯罪中，始终听从李宝金的安排，没有李宝金的身份和职权不能实现受贿目的，所处的地位是从属的，是从犯。法院亦据此给予从轻、减轻处罚。

　　根据王小毛案发后的企业安排，以及余下不过4年的刑期，王小毛的浩天集团仍可在4年后大展宏图。只是褪却了强大权力的保护，王小毛能否在险恶商海里如鱼得水，值得观望。

　　“公共情人”魅力何在

　　在王建瑞、王小毛之后，还站着另一个超级高官情妇——李薇。她更因“公共情妇”这一别称招致全国瞩目。

　　李薇，不仅是继王建瑞、王小毛之后又一个承揽了奥运工程的高官情妇，还因为她周旋于数个高官之间，并编织了一张迄今为止最为庞大、复杂的腐败网络。

　　李薇，1963年9月24日生，年龄比王建瑞、王小毛小。她祖籍云南省昆明市。记者接触过她的早年邻居，对方称李薇为人开朗，长相周正，“是个贤惠顾家的好姑娘”。不过，这些粗浅的印象只停留在昆明市青年路12号，在经历一番城市拆迁后，那里已被一排嘈杂的商铺代替。

　　李早年在深圳读书，并获得那里的户口。她与王建瑞类似，有过一段并不如意的婚姻。前夫曾是云南某知名卷烟厂厂长，职权亦是显赫一时，李依靠这层关系接触到她的家门、原云南省长李嘉延。此后，李嘉延案发，昆明卷烟厂厂长陈传柏外逃，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和云南省烟草公司副总经理魏剑相继获刑。

　　期间，李薇找到早年相识的一名财经大员在京避难。此后，又经此人介绍，认识了原中国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又经陈引见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相识。这个异乡女子，由此周旋于各个省部级高官之间，并一直与各方保持暧昧的关系。

　　李薇别称“李姐”，这仅限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圈子流传。《财经》杂志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李薇）给人印象颇好：长脸，大眼睛，中等个头，身材匀称。”

　　依其相貌来看，李薇并非绝色女子，但“在众人中，她还是比较显的”。更为关键的是，李薇“谈吐举止有度，话语和缓”，这具备一个温柔女性的所有品质；但若遇大事决策，亦可“拍案定调，雷厉风行”。

　　相识者称，难能可贵的是，李薇为人极其低调，不主动惹事，且从不过分依赖于某个高官，对后者所作所为言听计从。如此性格及言行，确为“高官情妇”中罕见。

　　跟王建瑞、王小毛不同，李薇身上已具备了“影子地产寡头”的雏形。她在境外注册离岸公司NC国际有限公司，自任法定代表人。另派表妹李云梅作为NC国际有限公司的财务经理，负责其在内地的项目运作；又以其妹妹李娴作为台面人物在深圳注册公司，并最终与李云梅共同控股境内的公司及财务，以此达成双保险。

　　2008年2月5日，原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案在厦门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宣判，杜因受贿罪获刑无期。他被认定的626万余元贿款，大多牵涉两个女人：帮其收钱者梁巧云和行贿者李薇。

　　此时李薇的身份颇为微妙，因为以行贿者而非情妇的身份认定李薇的涉案性质，实际直接影响到杜世成的量刑轻重。但办案人员称，李薇对杜世成案发后供出原中国石化董事长陈同海颇有微词，她在案发后亦拒绝承认其与杜世成的特殊关系。

　　但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在青岛地产市场游刃自如的李薇，若无杜世成援手，恐难轻易染指大炼油项目生活基地、奥运帆船赛事基地等重点工程的商业开发。

　　根据已查证的事实，李薇的NC国际有限公司进退泰山地产公司，即通过陈同海低卖、杜世成高收，净赚1亿余元。其后，李薇又获得了杜世成提供的青岛奥帆基地的垄断性商业开发权力。

　　杜世成送给李薇的第二份大礼，是为2008奥帆赛重点配套项目——李村河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 这个青岛“十一五”重点工程总投资1.83亿元，股权几经转让，最后落入李薇之手。

　　不过，李薇的生存空间远比王建瑞、王小毛之流更残酷，她不仅要迎合高官们的意向，还要仔细平衡他们其他情妇的私欲。跟李薇判若两人，杜世成的另一情妇梁巧云却私毫没有经商之念。她代杜世成收受来自黄岛电厂的250万元现金贿款，以及青岛永盛集团董事长张永赠送的一套价值198万元的高档住宅。

　　比李薇小5岁的梁巧云是福建厦门人，她自称《人民日报》华南记者站记者，实际仅为受聘的编外经营人员。2002年她以记者身份专访过时任青岛市委书记的杜，从此形影不离。

　　一位知情者说，李薇与梁巧云曾多次照面，相对于后者的跋扈专行，李薇则显得内秀许多。如今，梁巧云并未被追究，李薇则因行贿罪、受贿罪和偷税漏税罪，等待着山东检方的起诉。

　　又一支反腐生力军

　　一位调查人士说，倘若没有情妇王建瑞，刘志华的案件查办要更艰难些。

　　他仔细分析了刘志华被控受贿的696.59万元，其中有592.61万元是王建瑞代收的，扣除儿子张伟所收的礼金，真正由刘志华个人收受的贿赂并不多了。

　　据悉，刘志华、王建瑞的性爱录像，是安装在王建瑞家中的针孔摄像头所拍。这一铁证亦是中央直接拿下刘志华的导火索。

　　“情妇现在成了反腐阵营的生力军与突破口。”这位调查人员说。

　　在刚刚终审宣判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案中，情妇反腐已成了一个绝佳的个案。

　　65岁的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在临近退休两年时突然出事，他是建国以来被查办的最高级别的军官之一。

　　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称，中止王守业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当日新华社的英文电讯报道，王守业因“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情妇揭发。报道称，一个未婚女性早前向当局告发王守业，承认她与王有“长期的不正常关系”。

　　“道德败坏”由来，是身为将军的王守业与文工团情妇蒋雯（音）长达8年的私情。1996年王守业担任解放军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俗称军中“建设部长”，与南京军区某文工团演员蒋雯同居。不久，30多岁的蒋为其生下一子。

　　2001年，王守业晋升为海军副司令员，在与蒋协议分手并索要孩子监护权时出现分歧。蒋在协商几年未果后，从2005年起走上了状告王守业的道路。

　　根据相熟者介绍，导致蒋雯上告的原因，一是其索赔500万元未果，二是王蒋之子已至入学年龄，名分之求告吹。蒋氏最偏激的作法是，联络他人在海军大院门口散发传单，此事最终引起中央军委的重视。此后，中央军委免除王守业海军副司令员职务，海军当届军人代表大会决定接受其辞去人大代表职务请求。

　　记者曾于2006年造访王守业河南老家，并获得其家人接待。在河南省叶县邓李乡庙李村，王守业双亲均健在。王家小院隐蔽于一个破旧的小村落，外观不及周边邻户，但院内干净整洁，家具一应俱全。在父亲王顺谦的客厅挂有王守业家的一张全家福——在一栋别墅旁的草地上，前排端坐王顺谦夫妇，后排王守业夫妇居中，其已成年的一子两女分居两侧。据家人介绍，王守业的妻子自开公司，夫妻长期分居两地。其两个女儿均年逾30，现已移居海外。

　　王守业虽出身贫寒，但少小学习成绩甚好，1964年以河南省高考总分第六名的成绩被天津大学录取，就读于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后应征入伍。其后40年间，工科出身的王守业演绎了从一名普通工兵到将军的故事。

　　家属介绍，情妇蒋氏终身未嫁，王未直接为她谋利，她提出的赔偿王也无法承受。

　　蒋氏身上表现出的勇气，已非个案。情妇举报一时已成为反腐生力军。

　　2008年6月28日，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因“受贿”和“玩忽职守”获刑20年。“道德败坏，与有夫之妇私通，性质恶劣”，这是官方通报中关于庞家钰作风问题的只言片语。而真正的事实，则是情妇联合告状扳倒庞家钰。

　　最极端的案例，则是原济南市人大主任段义和谋杀情妇案。段义和与其情妇柳海平相差整30岁，柳海平出生于河北馆陶县，长相漂亮，身材苗条。段义和在聊城挂职时与柳海平相识，“二人长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起诉书称，2007年2月以后，段义和因不满柳海平对其提出的各种要求，与其侄女婿、济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三大队副队长陈志多次密谋，于2007年7月9日以爆炸方式将其杀死。

　　同年8月9日，段义和案一审在淄博市中级法院宣判，段义和因索贿、受贿折合人民币169万余元，还有110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且因故意杀人等三项罪名，被判处死刑。

　　该案的处理速度，开创了中国司法史的先河。自7月9日下午爆炸案发生，至8月9日一审宣判，历时仅一个月。其中，警方刑事侦查总计11天；检方审查起诉5天；法院从接到起诉书立案、开庭审理至作出一审宣判仅用15天。

　　段义和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第六位被判死刑的省部级官员。此前，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原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先后被判极刑。

　　上述官员中，除郑莜萸外，其他都涉及情妇门事件。其中段义和更是集经济犯罪、社会犯罪于一身，堪称“空前”。

　　“阳光法案”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奉献着的女人，而一个腐败男人的背后也常常伴随着一个贪婪的女人。正如山东省供销社主任矫智仁在法庭上的那句名言：“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

　　不过，记者接触过多位腐败高官家属，他们的妻子则直言了自己的痛楚。

　　来自中西部的一位高官妻子，虽年已50，但一副江南女性温婉柔和的形象，身材不高，略有一点发福，白皙的脸上只有少许皱纹，常有的微笑让她颇显气质。她说自己所在的政府大院，如同一个寡妇村，平日几乎没有男人在家。

　　“夫人们在一起议论，发现最长的一个官员已长达8个月未回家睡觉。”她说。

　　上海社保案揭盅之时，一个“夫人俱乐部”映入公众眼帘。这个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夫人为主要中心的夫人集团，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圈子，并与腐败力量利益共沾。

　　而官方针对陈良宇的通报称，“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曾与多名女子发生性关系，有一人曾3次堕胎。”

　　与高官不归家相对应的，是一些高官亲属的移居海外，亦即“裸官”现象。

　　庞家钰获刑时，民众才发现她的妻儿已在2002年移居国外。这个全新的高官腐败样本，先因骄奢淫逸的生活被口诛笔伐，落马后又因“裸官”意外成了网络红人。庞家钰引发的“裸体做官”现象的讨论，更值得人们深思。

　　对照41名样本高官，他们的妻子年龄相仿，但从事的工作多为辅助性的文秘、离退办等清水单位的闲散职务。对应于高官们的学历与出身，这些妇人多数为他们“落难”时相识，还有农家妇女，一起走过数十年，已无分家可能。

　　另一位高官夫人告诉记者，她为人活络圆通，在年轻时拥有男人一般的刚强性格。在那些并太愉快的年代里，她在丈夫身后始终一如既往地支持着，在丈夫勾心斗角于官场的日子里，更是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用独有的智慧和魅力出谋划策、冲锋陷阵，甚至博得了“外交夫人”的美誉。但针对丈夫的情妇，她既不能举报，又无法离婚，移居国外成了最合适的选择。

　　在缺乏社会监督的环境下，个别官员手中的权力仿佛有了磁性，沾亲带故者都能受到权力磁场的磁化，分享特权的实惠。而“阳光法案”的实施，已显得迫在眉睫。

　　三令五申司空见惯，但收效甚微。如1995年中办、国办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6月中组部、中纪委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但这些制度仅限于规章，而且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执行力度上，都与国际通行的“阳光法案”差之甚远，实效也微乎其微。

　　在中国转型期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权力寻租极易通过裙带路径扩张，制度疏漏还相当严重。纵观41名高官的“情妇门”现象，即是明证。这些官员一路扶摇升迁，尾随其至少10年的情妇们亦雨露均沾，足见申报规章在此形同虚设。

　　“阳光法案”是世界各国采用的最广泛的反腐手段之一，已在90多个国家实施。中国业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公约》，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应当考虑根据本国法律对有关公职人员确立有效的财产申报制度”。以此观之，中国尽快实施“阳光法案”，不仅是自身法治建设之急务，也是不容推卸的国际义务。

中国"第二巨贪"挪4亿公款被引渡 整容前后照片（图）


　　陈满雄、陈秋园夫妇在庭审现场 资料图

　　



　　二陈在泰国的豪宅


　　新华网北京11月20日电 2008年11月20日，我国司法机关成功将犯罪分子陈满雄、陈秋园从泰国引渡回国。

　　“二陈”原系广东省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总经理和法人代表，于1995年伙同银行工作人员共同非法挪用资金4.2亿元人民币，案发后潜逃至泰国。

　　2000年，“二陈”被泰国警方逮捕，并被泰法院以非法入境等罪名判刑。2002年12月， “二陈”被临时引渡回我国受审。2005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二陈”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十四年。2006年，“二陈”被送回泰国继续服刑。 2008年8月，泰国法院最终裁定将“二陈”引渡回中国。

　　“二陈”引渡案是我国根据《中泰引渡条约》办理的第一起案件，对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中泰两国在司法领域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第二巨贪”二陈夫妇欠巨额赌债挪用公款

　　陈满雄、陈秋园夫妇原分别是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的经理和法定代表人，二陈夫妇与中国银行中山分行职员内外勾结，恶性透支长城卡制造“1995年国内挪用公款第一案”。该案2004年12月在广东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落幕。陈满雄、陈秋园因与人共同挪用公款4.2亿多元，分别获判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4年。

　　涉贪4.2亿多元人民币的二陈夫妇仅次于涉案40个亿的广东开平中银支行行长余振东等人。

　　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显示，1993年10月至1995年5月间，陈氏夫妇在葡京赌场狂赌，欠下巨额赌债。为归还赌债而又不至破产，夫妻俩勾结中国银行中山分行存汇科科长冯伟权、副科长池维奇(均已被判刑)，挪用该行资金48笔共人民币41515.723万元还赌债。

　　据判决书显示，尽管陈氏夫妇“只”拿了884万元潜逃泰国，但他们在境内境外的财富仍很惊人。检察机关引渡二陈回国的过程中，扣押了他们位于泰国曼谷、清迈和国内的一大批财物。

　　经过一审，陈满雄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妻陈秋园则判有期徒刑14年。


　　陈满雄整容逃避追捕，图为整容前后的照片

　　

　　陈秋园整容逃避追捕，图为整容前后的照片


　　中山实业发展总公司总经理陈满雄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秋圆夫妇，勾结中国银行中山分行存汇科科长冯伟权以及该行存汇科副科长池维奇，进行恶意透支，挪用巨额银行资金在澳门赌博。案发后，二陈将4.2亿元转移海外。1995年，陈满雄夫妇卷款外逃到泰国清迈，买到泰国籍身份证并改名。陈满雄还做了一次彻底的整容手术，连皮肤都进行了漂白。2004年9月，这对“泰国富翁夫妇”落入法网。

　　案 发

　　１９９５年５月底，广东省中山市检察院接到了中国银行中山分行的举报，称省行总稽查在例行检查时发现中山分行存汇科有恶性透支现象，涉及数额约为几个亿。

　　同年６月１日，接到举报后的中山市检察院正式立案，成立了专案组。此案被称为“９５·６·１”大案。

　　很快，“９５·６·１”大案的两名主犯——中国银行中山分行存汇科科长冯伟权以及该行存汇科副科长池维奇先后被抓获。随着他们的落网，“９５·６·１”大案的轮廓逐渐清晰。案件共涉及四人，除冯伟权与池维奇两名银行职员外，中山实业发展总公司总经理陈满雄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秋圆也浮出了水面。

　　陈满雄与陈秋圆是夫妇，由于二人均姓陈，办案人员习惯称其为“二陈”。

　　二陈潜逃

　　经查，冯、池二人利用主管银行存汇科的职务之便，伙同二陈内外勾结，由二陈申请中国银行的长城卡，进行恶意透支，冯、池二人则利用此途径挪用巨额银行资金，转入二陈的账户，供其在澳门赌博。至案发，“９５·６·１”大案共涉及挪用中国银行资金７．１亿元，除已返还的部分外，还有３．９亿元至今未还。如此巨大的挪用金额，使“９５·６·１”案在当时国内的“职务犯罪排行榜”上，跃居首位。

　　据落网后的冯、池交代，二陈已于一个月前即１９９５年５月潜逃。当年４月，二陈从冯伟权处听到风声——中国银行中山分行正在清查有关账目，知道其犯罪行为即将败露，二陈立即找到冯伟权和池维奇，密谋策划，准备潜逃。“当时我认为只要陈满雄跑了，我把事住他身上一推，自己就没事了。”抱着这样的想法，冯伟奇再次挪用银行资金８８４万元人民币，汇至澳门，由陈秋圆在澳门持支票兑换成１０３．３７２５万美元，作为潜逃费用。

　　由于大部分赃款都在二陈手中，追捕二陈成为检察机关的紧要任务。

　　全力追捕

　　中山市检察院对“９５·６·１”大案立案之初，即商请公安机关对二陈在国内的亲属进行了全方位的监控，加紧对二陈的追捕。

　　由于查账过程中，专案组发现“９５·６·１”案的大量资金通过冯、池转账后，流入了二陈在澳门的账户，供其赌博，因此专案组怀疑二陈已潜入澳门。“当时认为他们一定在澳门，所以马上去澳门追查二陈的行踪。我们的目的一是追人，二是追赃。”中山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梁红标告诉记者。

　　到澳门后，专案组成员通过赌场中的“叠码仔”（在赌场借筹码给赌客并从中赚取佣金的人）打听到了二陈的消息，他们的确来过澳门，但现在已经走了，“叠码仔”也正在寻找二陈，因为二陈还欠有１７００多万元的赌债没还。专案组立即通过澳门廉署对陈满雄在当地的物业进行调查，后又通过多方面的查找，确定二陈确实已经离开了澳门。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９９９年３月，冯伟权和池维奇先后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１８年。然而二陈的在逃，使“９５·６·１”大案无法最终定音。

　　时间流逝，涉及巨额资金流失的“９５·６·１”大案慢慢在公众话题中隐退，然而办案人员的神经却没有放松，一切和二陈有关的人员的电话都处于随时监控之中。

　　监控从１９９５年开始，持续了四年之久，却仍然没有二陈的任何音讯。

　　柳暗花明

　　转机出现在１９９９年。中山市检察院反贪局从一名公安技侦人员口中得知，曾经有一个叫丽某（化名）的人打电话给陈秋圆的母亲杨某，让杨某到外面的公用电话亭回电话。并随后获知杨某从广州带回了一些撕掉标签的衣物。根据这两条信息，中山市检察院敏感地察觉到：很有可能是二陈托人从境外给杨某带回衣物，或者杨某曾出国与二陈会面。

　　办案人员查找了所有的出境记录，没有发现杨某与丽某的出境记录，但却获取了丽某在某旅行社工作的信息。办案人员随即找到了这家旅行社，讲明情况后，其负责人透露了一条宝贵的信息：丽某正在购买其本人和杨某由昆明飞往泰国清迈的机票！

　　经查丽某的手机通话清单，显示该手机曾数次拨打同一个泰国电话，该泰国号码极有可能是二陈的电话。追逃组认为，二陈在泰国的可能性极大。

　　“二陈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狡猾多变，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战机可能稍纵即逝。”意识到这一点后，中山市检察院第一时间与省公安厅进行了沟通，要求出境调查。为了稳妥起见，又请求一名广东省安全厅常驻泰国的工作人员董铧利用在泰国的关系协助核查有关线索，确认二陈的行踪。

　　董铧在泰国顺利查到了该电话号码的机主身份及住址。１９９９年８月３１日，董铧从泰国给专案组打来电话，告知二陈确实生活在泰国清迈！还提供了二陈在泰国住所的准确地址，并将他们在泰国的照片通过传真发到了广州。经确认，虽略与原有照片不同，但二人确实就是陈满雄与陈秋圆夫妇。

　　当时，二陈已在泰国用钱打通关节，成功买到了泰国籍身份证，改名为苏·他春和威帕·颂斋。利用在中国的犯罪所得，他们在泰国办起了多家产业，拥有多家商行、两栋高级洋房、三辆豪华轿车，已成为当地公认的富翁，还被冠以各种头衔，混迹于当地名流之中。

　　陈满雄发迹史

　　陈满雄出生在广东省中山市，他的父母从小就不喜欢他，１４岁的他读了没两年书，就被送去宜安镇下乡。对此陈满雄很不满，由此他非常痛恨自己的父母，之后就再也没和家里有过任何来往。

　　下乡两年后，陈满雄偷渡到了澳门。在澳门，陈满雄主要是在赌场中做“叠码仔”。后来遇到澳门大赦（澳门每隔几年，都会大赦一次，大赦时在澳门居住的所有“黑户”都会得到澳门的身份证），陈满雄获得了澳门身份证。改革开放后，陈满雄回到了广东省中山市，用做“叠码仔”赚来的钱，开设了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主要经营房地产。

　　挣了一些钱之后，陈满雄开始经常去澳门赌博，结果欠下了不少赌债。为还赌债，陈满雄夫妇想尽了方法，最后他们想到了中国银行存汇科的冯伟权和池维奇。

　　在冯、池二人的协助下，陈满雄夫妇以他们的名义办理了中国银行的透支卡，利用冯、池二人的职务便利，疯狂透支。此后，银行的钱源源不断地流向陈满雄夫妇的账户。有了这么容易就得来的钱，陈满雄把生意也放在了一边，他一个星期起码有四五天呆在赌场里，最小的一笔赌注也要十几万元，最大的达到几千万元。就连那些“叠码仔”从陈满雄身上就挣到了１亿元港币的手续费。

　　当时陈还在澳门和中山购置了一些房产。直到１９９５年４月，陈满雄从冯、池二人口中得知省行要查账之后，与妻子陈秋圆一起潜逃。

　　陈满雄夫妇先是逃到了澳门，之后又到了新加坡，最后去了泰国。陈满雄说选择在清迈居住的原因是因为清迈比较偏远，又靠近金三角。

　　在泰国清迈，陈满雄请了一位泰语老师，一年后二陈的泰语已经非常流利了。但陈满雄还是怕人认出他们，所以他为自己和妻子整了容，主要是漂白。随后，陈满雄认为再也不会有人认出他来，便开始大模大样地在泰国做起生意来，主要经营珠宝生意、房地产，还在泰国开设了两个地下赌场，一个在清迈，一个在曼谷，生意非常红火。

　　陈满雄很快又变成了令人羡慕的“大款”，并通过与社会名流打交道和大量捐款，成了清迈市数一数二的知名人士。此外陈满雄还包养了一个女明星和一个女大学生，陈满雄光给这位女明星就在清迈市区买了２０多亩地和一套别墅。

　　四年时间很快过去了，习惯了花天酒地的陈满雄以为国内已经放弃了对他的追捕，同时对自己的儿女、岳母又非常想念。于是他开始策划让岳母赴泰国的计划，直到电话被专案组截获。

　　追捕二陈大事记

　　１９９５年６月８日，陈满雄夫妇因涉嫌贪污犯罪被立案侦查。

　　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６日，经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后被通辑在案。

　　２０００年９月１日凌晨采取行动，逮捕了在当地蛰伏５年的陈满雄夫妇。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两被告分别被泰国清迈府法院以“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及非法持有和使用骗取的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３年１０个月和１１年４个月。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６日夫妇二人被引渡回国，当日被执行逮捕。

　　２００４年９月８日，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３日作出一审判决。

南方周末：

不经过艰苦的“个人奋斗”，他们的双脚一踏上异国的土地，就开始过起了梦幻般的奢华生活。这当然不是诚实的人所理解的“异国梦”，他们是来自中国的外逃贪官。出逃不必“仓惶”2002年4月6日，蒋基芳在机场向边防人员递上护照时，表情一定很平静。虽然他这次并不是赴美考察参观，也不是探亲旅游。他正在实施策划已久的外逃计划。这位当时的 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烟草公司经理、党组书记，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波折，顺利到达美国，与早已定居于此的妻女团聚。据报道，目前的蒋基芳“生活闲适”。时隔一年，2003年4月，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曾任温州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的杨秀珠也突然出走美国。媒体披露，杨秀珠早已在纽约黄金地带置办至少5处高级房产。

    “起初，贪官们是案发后仓促出走，而后变成案发之前做好准备。”关注中国贪官外逃现象的杨诚说。

     跨国金融犯罪与洗钱问题专家杨诚，是加拿大刑法改革国际中心高级研究员。他告诉媒体：“更有聪明者，利用关系在国外开设办事处或分公司，而当事人长期游移于两国之间。一有风吹草动，便不再回国。另有些官员家属，因涉案同样选择出逃，比如沈阳前市长慕绥新之女慕洋。”“捞了就跑，跑了就了”外逃贪官的境遇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藏匿的国家。截至目前，中国只与泰国、蒙古等十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世界上还有200多个国家没有和中国签订引渡协议。对于外逃到这些国家的犯罪嫌疑人，只能采取“友好合作”的方式遣返。这种现状，使一些贪官断定，自己完全可以“捞了就跑，跑了就了”。

     几十年以来，一些国家的腐败官员纷纷把非法所得转移到美国，在那里购置房产、汽车和各种奢侈用品，对他们来说，美国是逃避法律惩罚的安全天堂。据杨诚介绍，在加拿大，一旦夫妻中的一方入了加籍，另一方很容易拿到该国的绿卡。所以很多官员在出逃前，就将家人移民到这些国家，这也是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阔绰和落魄这些中国人出手之阔绰，令他们的美国邻居也瞠目结舌。有媒体介绍，外逃的河南贪官程三昌在新西兰的奥克兰购买有豪华别墅和汽车，过着富豪般的生活，还有一个女儿在荷兰定居。

     1995年，分别担任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和法定代表人的陈满雄和陈秋园夫妇卷款外逃到泰国清迈，买到泰国籍身份证，分别更名为苏•他春和威帕•颂斋。陈满雄还做了一次彻底的整容手术，连皮肤都进行了漂白。他们在自家名下办起多家商行，拥有两栋高级洋房、3辆豪华轿车，混迹当地名流。最终，这对“泰国富翁夫妇”落入了恢恢法网。

     当然，有一部分外逃贪官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信贷员谢炳峰、麦容辉在贪污银行储备金案发后，携带巨额现金偷渡过程中被“蛇头”层层盘剥而不敢报案。在泰国落脚后，由于分赃不均，两人反目成仇，谢炳峰竟用40万泰铢雇一个“烂仔”追杀麦容辉。钱没有了，朋友没有了，残酷的现实促使麦容辉选择了投案自首。2000年8月22日下午3点，从蒙古乌兰巴托飞至北京的航班降落在首都机场。在4名中国干警的押解下，侵占200万巨款的北京房山区河北信用分社原会计杨彦军走出飞机。他是1997年8月《中蒙引渡条约》签订后，第一个从蒙古引渡回国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据《南方周末》部分外逃贪官名单：蒋基芳，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烟草公司原经理、原党组书记。卢万里，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许超凡，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案发前担任中行广东分行财会处处长。余振东、许国俊，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程三昌，河南豫港公司原董事长，曾任漯河市市委书记。

    杨秀珠，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曾任温州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董明玉，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蓝甫，厦门市原副市长，与赖昌星案有涉，案发后携妻仓皇出逃澳大利亚，2000年1月21日归案。罗庆昌，云南省旅游集团公司原董事长。陈传柏，昆明卷烟厂原厂长。

重庆局长包养70个情妇, 堪比非洲君主

原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宗海以及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广播电视局局长张小川贪污腐败案近日持续发酵，本报消息人士昨日指出，二张的巨额贿款主要与重庆一私企老板雷世明有关，雷世明曾借二张之势，从重庆的两家商业银行空手套取1.4亿人民币。

消息人士还透露，张小川不但嗜赌如命，而且风流成性，张小川在重庆广电系统内有‘采花大盗’之称。有人指出，张小川仅在广电系统内的情人就有30余位；还有人说，张小川的情人多达70余人。而且，他的这些情人，还被他调到局里比较关键的位置上。张的情人董某，成为重庆有线电视台的女主播，后被调到有线电视台广告部当副主任；广电局幼儿园教师彭某，成为张的情人后，被调到有线网络公司任人事处处长；某大型医院的一个护士，成为张的情人后，直接从护士的位置上调到有线电视台文艺部当主任。

但在任时日夜笙歌的张小川并未非万事如意。据重庆广电系统人员介绍，张小川的儿子原在重庆电视台工作，染上了吸毒的坏毛病，毒瘾上来时，人经常神志不清。每当他无钱买毒品的时候，就会在广电局大院里大骂父亲，像“你这个贪官，不给我几十万，我就把你的事情都说出去”之类的话经常说。张小川的儿子吸毒后屡戒屡犯，最后因儿子对钱财的索取无度，遂委托一广告公司老总买通杀手将其不肖之子杀死。

生活腐化 拥70余情人

‘出事’前高居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重庆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的张小川，属正厅级官员，执掌重庆市广电系统这个要害部门逾十年。广电系统业界人士透露，张小川平时生活作风相当糜烂，有几十个情人，据称编成一个战斗加强排绰绰有余。

今年57岁的张小川，出生于山东省新泰市。自1971年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毕业后，历任重庆市二九六厂机械科技术副组长、人事科副科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1993年至‘出事’前，任重庆市广播电视局局长、党组书记。

张小川，不但生性好赌，而且风流成性。据重庆市广播电视系统内的人士透露，他的情人有70人之多，在广电局系统内就有30多位。而且，他的这些情人，还被他调到局里比较关键的位置上。张的情人董某，成为重庆有线电视台的女主播，后被调到有线电视台广告部当副主任；广电局幼儿园教师彭某，成为张的情人后，被调到有线网络公司任人事处处长；某大型医院的一个护士，成为张的情人后，直接从护士的位置上调到有线电视台文艺部当主任。

澳门豪赌 输一亿公款

除了女色之外，张小川生性好赌，近年来经常赴澳门，每次输赢都在数千万元人民币。早前有媒体报道说，张小川在澳门豪赌时，还多次把上司，宣传部长张宗海邀约到澳门。至案发前，他们共动用两亿多元公款，在澳门葡京赌场贵宾厅一掷千金，共输掉一亿多元，其中有一部分是张宗海亲手输掉的。

两人在澳门的‘豪爽’引起国安等有关方面的注意，张小川落马被‘双规’后不久，张宗海问题随即暴露。消息人士指出，张宗海的贿金主要来源，与张小川及私营企业主雷世明有关。雷世明的公司曾与张小川领导的重庆市广电局合作成立一家网络公司，年营业额达4亿多元。雷世明还曾多次陪同张小川到澳门豪赌。

早前有媒体报道说，重庆纪检部门去年侦查张小川经济犯罪案时，发现张小川曾多次挪用公款到澳门赌钱，不但自己去，还请顶头上司张宗海一起去。他们共动用两亿多元公款，在葡京赌场贵宾厅一掷千金，但是往往输多赢少，最后共输掉一亿多元，其中有一部分是张宗海亲手输掉的。

办案人员是在调查张小川案时，发现张宗海曾与张小川、雷世明一同到澳门赌博，因而扯出张宗海涉贪一案。中纪委前日否认张宗海去过澳门，其中曲折暂无了解。

小混混‘空手套白狼’圈钱

对于张小川豪赌的资金从何而来，本报消息人士透露，雷世明这个曾坐过牢的社会混混，在张宗海当县委书记时，他就与张宗海交往甚密。张宗海坐上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后，随即把雷世明介绍给部下张小川，运作了一个‘空手套白狼’计划，从银行‘大手笔’圈钱。

雷世明先从银行贷出约4000万元参股重庆市广电局拥有的重庆有线网络有线公司，成为拥有该公司约30%股份的大股东。雷世明再拿着这个股份合同找银行贷款。尽管雷世明在多家银行及担保公司都碰了壁，但最后还是撬开了××银行重庆分行的门，从该银行贷出1.5亿，案发时已划帐1亿。此外，他还从另一银行套出4000万元。

重庆两家银行损失1.4亿

消息人士透露，雷世明在重庆早已声名狼藉，很多银行都惟恐避之不及。但××银行重庆分行前行长谭×(已逮捕)，却在没有办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就用口头打招呼的方式将1亿资金划出。

据称，××银行划出的4000万元，也没有办任何手续，也是仅凭有关领导的一句话。对此，很多重庆人都在揣测，这么多钱雷世明是如何套出的？

张小川买凶广州杀子

张小川户杀手杀死吸毒儿子的消息，虽然未得到重庆警方的证实，但本报消息人士说，张小川出事后，此事在重庆的广电系统已是人人皆知。有消息说，张小川雇凶杀人发生在广州。

熟悉张小川的人士说，张小川儿子染有毒瘾多年，经常向其要钱买毒。儿子有时在张小川处得不到足够的金钱买毒，常常用极恐怖的方式威胁张小川。

早前张小川曾将儿子送到广州戒毒，但屡戒屡败。复吸后的儿子更是无限制地向张小川要钱及提出各种要求，使张小川非常头痛，对其不争气的儿子恨之入骨。

消息人士指出，无奈之中的张小川后来再次借送子赴广州戒毒之名，委托某广告公司老总买通杀手，在广州将其儿子杀死。

而对张小川的贪污腐败，重庆广电系统的人士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常与张小川有业务交往的人士称，‘张小川弄了那么多女人，有几十个之多，不到处弄钱行吗？这些女人要房的要房，要钱的要钱，要官的要官，他张某人哪里顾得过来。’

张小川除了通过他属下网络公司的雷世明从银行套取大额现金外，还在广电系统的工程中找钱，就连一些广告公司在他这裹也是雁过拔毛。

重庆媒体回避二张事件

对张宗海及张小川被‘双规’的消息，除《重庆日报》刊发了一则消息外，此后重庆的大小媒体再未有染指此事。

据悉，有关部门要求对二张事件的报道，一切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办。通知还要求，一律不允许采用网上稿件，一律不许转载外地媒体的报道，一律不准自行采访。

为何贪官总能成功出逃? (图)

    来源：南方新闻网

    尴尬应对贪官外逃
     
杨湘洪（资料图）
   
    “在国外其实只有一种‘被抓回国’的风险，而在国内则什么风险都可能遭遇。一句话，外逃总比坐牢要好”
   
    “首先是出逃的机会太多。外逃的前提要有护照，但对他们来说，办几个护照根本就不算问题，目前中国官员公费出国考察的机会非常多，成为‘干部福利’，有些贪官正是利用这些名正言顺的机会外逃，杨湘洪就是以‘考察’的名义出国的”
   
    “再者是国内利益集团中有人帮助贪官外逃。任何贪官的背后都会牵涉不少人，出逃不仅仅是保护自己的问题，而是为了保护包括更高级别的领导”
   
    “很少贪官愿意主动回来，否则他们当初就不会逃”
   
    8250万元人民币！”这不是一项巨大工程的投资数字，而是江苏省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的单笔受贿金额，其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最大单笔受贿数目，一举打破了由云南省昆明市原副市长、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保持的“收受单人行贿3200万元”的最高纪录。
   
    2008年10月22日，在国内被抓的姜人杰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被南京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而曾经外逃到新加坡又返回，被判无期徒刑的胡星却正在昆明市郊的一所监狱里栽花种草，等待着未来的减刑。
   
    “但是并非所有的贪官都如同姜人杰一样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更多仍然逍遥自在，有些更是顺利外逃了。”曾经办理过褚时健、李嘉廷等众多官员腐败案件的律师马军说，“贪官们一旦顺利逃出中国，政府就将面对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大量资金被带走挥霍，另一方面是社会舆论的大肆声讨，而要把贪官和资金重新弄回国内并审理判决，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外逃归来的贪官往往比在国内被抓的贪官获刑更轻。”
   
    2008年10月，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和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区委书记杨湘洪先后在法国考察期间“失踪”，再度引发了国内民众对贪官外逃现象的强烈关注。滞留法国15天后，51岁的忻伟明经劝说已回国，而52岁的杨湘洪仍然称病滞留海外，不知所踪，有媒体披露“之前其女儿已定居法国”。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日前表示，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高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更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而且，贪官们成功携走巨额资金，逍遥法外并肆意挥霍的情况，对国内潜在的贪官形成了强烈的“示范效应”。
   
    现在，随着媒体再度对贪官外逃事件的大肆报道，其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民心向背。
   
   
    总能成功出逃？
   
   
    “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有两类官员最容易获得非法收入：一是掌握人事权力的，二是掌握经济权力的。前者主要从买官卖官过程中获取，后者主要是从国家项目投资中获利。”云南省一名财政研究学者指出。
   
    然后，如何花销，如何真正拥有那些贪腐钱财，成为贪官们日思夜想的问题，逃往异国他乡于是渐渐成了最佳选择。广西乡村社区治理研究中心学者郑明怀将贪官逃亡的原因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主动的、有预谋的。“逃亡贪官为了逃避法律制裁，长期安全占有和享用非法所得，从始至终就打算外逃，这种外逃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并且都是在任时就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准备。”他说，“先将赃款转移到国外，然后安排家属出国，等家属在国外定居之后，自己再找机会逃之夭夭。”
   
    其次是被动的、无奈的。郑明怀认为：“贪官往往比普通人聪明，不会轻易作出外逃的决定；但在中国反腐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他们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渐渐没有了‘安全感’；如果不外逃，就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人财两空，所以一旦嗅到对自己不利的气息，就‘走为上计’。”
     
      
    目前，中国对待外逃官员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引渡；二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缉捕；三是在两国之间开展区域性的刑事司法协作。其中“引渡仍然是最正规和高效的追捕外逃官员的途径”。
   
    想抓回贪官的难度远远超出普通人的想象。目前，中国只与全球31个国家签订了引渡罪犯的条约，这些国家里并不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3个中国外逃官员的“潜逃胜地”，欧洲国家也只有4个与中国签订条约。
   
    边境线漫长、接壤国家众多的云南省已经成为众多贪官外逃的首选通道，该省一名检察官表示，有不少贪官是通过云南出境的，“但是大贪官一般都选择北美或欧洲国家，原因是它们都拥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小贪官则选择相对容易入境的东南亚及南美大陆”。事实上，在整个缅北和金三角地区，一直生活着不少中国逃出去的“神秘人物”，他们最大的共同特点都是“不敢回中国”。
   
    “逃到加拿大的赖昌星，一直为了避免被驱逐出境而打官司，而且不断获得成功。”马军律师说，“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的申诉期至少有10年，这样就会使许多案件变得遥遥无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肆违法犯罪的贪官们及其家人，一旦到了国外，基本上都非常低调，非常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往往与在国内判若两人。居住在加拿大的华人马先生说：“他们不想惹麻烦，不想引起邻居和警察的注意，而且他们也不缺钱花，不需要到处抛头露面；平时他们的社会交往很少，所以许多人都不注意他们的存在。”
   
    马先生还透露，事实上许多贪官(也包括一些正常移民的中国人)到了国外就改名，甚至离开中国时就用了假姓名，所以按照一般的方式很难查找到，并不是许多中国人想象的“去当地警察局就可以查到”。而正在英国伦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李韧也表示，“除了贪官们自己的低调外，事实上当地人也不关心这些人曾在中国做过什么，为什么要来到欧洲，前提是只要他们不触犯当地法律。”
   
    “贪官涉及的金额越大就越难引渡他们，除了他自己能够请律师周旋，另外司法引渡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经济成本太高了。”加拿大的马先生说，“还有一个关键，一些西方国家总认为贪官们被遣返后会遭遇酷刑甚至被处死，或者受到政治迫害，出于人道正义考虑不愿意主动处理这些问题，这也使遣返变得更加困难。”
   
        从“余振东”到“胡星”
   
   
    由于多方面的巨大压力，多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抓捕外逃贪官的力度，积极进行国际谈判，取得了一些成果。
   
    2004年4月，美国驱逐了被指控盗用中国银行4.8亿余美元公款的余振东，成为第一名由美方正式移交中方的外逃经济嫌犯，后来其被广东省江门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当时，有学者把这个特殊案例称为“余振东模式”，理由是该判决是在中国自主审判下作出的，司法主权的实现源于余振东在美国的认罪和自愿选择解押回国，认为可以复制这一模式。
   
    事实上，余振东一案中美双方谈判就长达3年，其间6次公务往返、查证取证，花费巨大，最后才采用引渡替代措施将其遣返回国。同时，美国在配合调查和引渡等方面，也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与余振东同案的许国俊、许超凡尽管陆续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但一直没有下文。
   
    “成本巨大使余振东模式很难复制，不可推广。”胡星案的辩护人、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的张振宇律师说，“并且在谈判中对美国政府、对余振东本人都作出了许多让步----脏款不全部追缴，最后余振东是向美国法庭认罪后遣返，并非直接向中国的法庭认罪，并且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诺和美国法院的保证。”
   
    张振宇律师表示，与余振东模式相比，以“劝返”为主要手段的“胡星模式”更具合理性。作为胡星的辩护律师，他认为“劝返”的方式有着“快捷、低成本”的好处，胡星之情节较之余振东之情节，涉案金额更少、造成的损失更小、主观恶性更浅、认罪更主动。
   
    2007年初，第一名被“劝返”回国受审的外逃新加坡的贪官“胡星”曾轰动一时。虽然中国与新加坡之间既无双边引渡条约，也无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但还是最终劝服胡星自动回国接受司法调查，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并退还全部赃款4000余万元人民币。
   
    2008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原处长于兵同样由最高检察院从南非“劝返”回国接受调查，又成就了一起案例。

网络已成为曝光中国贪官重要渠道

记者：江河

中国政府发起反腐败运动已经有很多年了，尽管当局采取了许多监督措施，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却仍然层出不穷。不过，最近中国兴起了一种网络监督的热潮，促使一批贪官纷纷落马。

*一些贪官终于落“网”*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如果说江苏徐州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跟别的贪官有什么不同，也许并不在于他的荒淫无耻，而在于倒台的方式，他是真正落“网”——倒在了互联网上。这位区委书记是被辖区内的大学教师王培荣告发的。举报人王培荣曾长期通过信访、信函、电话等传统渠道反映问题，可他的呼声没人理睬。

2008年7月6日晚，王培荣“整个通宵到处发帖”。7月8日，徐州市纪委派人登门了解情况；第二天，董锋被停职；又过了两天，董锋被免职；7月17日，董锋被“双规”。

成都晚报的报道说，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开会时的照片被网友上传至各大论坛，受关注的不是周久耕本人，而是他手上拿着的一盒烟。经过一番人肉搜索后，网友发现，周久耕所抽的烟是南京卷烟厂生产的“南京”牌系列“九五之尊”香烟，每条售价在1500元至1800元之间。

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说，这个问题本来是一个涉及市场定价的纯粹经济问题。而“天价香烟”之所以会成为网民以及公共舆论的关注热点，概因“天价香烟”的享用者具有的特殊身份——国家公务员。网民们在这里提出的是有关“行贿受贿”的质疑。

2005年底，原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韩桂芝，被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此案有这样的结果，网民功不可没。当时关于此案导火索的黑龙江宝马案以及东海龙宫袭警案的讨论异常热烈，网络信息传达出民间强有力的声音，网友跟帖超过了50万条，引起中国高层的高度重视，最终成功地将韩桂芝的不法行径曝光，使其成为阶下囚。

*网络改变了监督者位置*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监督的角度来看，互联网有它很多自身的优势。首先，从信息采集角度来讲，它的信息来源更加广泛，提供信息的人也更加没有顾忌，因为很多网民是通过匿名信提供信息的。

毛寿龙说：“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互联网它本身的一个可传导性。所以呢，它一旦提供一些信息以后，就不是按照传统的规律转移或者说发送的。一旦进入网上以后，它经过种种渠道可以放大。过去往往是根据一层一层官员的偏好来挑选，或者来放大，而现在的信息它是一种比较扁平的传导机制。所以，每个人在这个传导机制上面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尤其是通过跟帖、通过到处去传播，这样的话，信息的传播机制应该说跟传统的机制有很大的差别。”

毛寿龙教授指出，最重要的一点是，网络改变了监督者的位置。因为在现行的从上往下的监督体制里面，监督者有几个特点，他具有权力上的优势，但缺乏信息。另外，由于许多监督是平行监督，如果没有利益上的冲突，监督者即使掌握了信息也不至于把这些信息公开或举报。网络监督则是自下而上的，它具有广泛的信息来源，而且传播速度快。

毛寿龙说：“在我们现有的体制里面，很多贪官之所以能干得成，主要是决策、监督、执行三大权力集于一身嘛，是吧。这样的话，他可以在自己的圈子范围内进行腐败。但是，他只要有一些方面控制不住的话，信息就有可能泄露出去。但在传统的体制里面，你要泄露这些信息很难。所以在网络上，这种泄露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我想，在网络时代，即使贪官可以做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种情况，现在可能还得加一条——得网络知道。”

另一方面，有关专家也指出，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给反腐工作带来极大的好处，但是如果相关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得当，它也会给反腐工作带来负面影响。网络安全维护、对网络举报人的保密和保护，以及对谣言惑众、诬告陷害的打击都是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 美国之音

2000年10月8日，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因贪污受贿2千余万元，被当地检察机关批捕。在侦查中，发现了徐与146名二奶的“日记”等证据，其中写给儿子的一封信，畅述做官心得，总结为官原则，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实为官场“金科玉律”，符合“付诸史馆”的标准；该信境界高超，观点鲜明，论述坦率朴实，语言精炼，警句迭出，振聋发愦，足可编入教科书当范文，聊以纠正当今假话空话套话充斥的文风。当然，该信有感而发，属即兴之作，逻辑上欠推敲，然白玉微瑕，瑕不掩瑜也！

下为该信全文:

“孩子：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对你在大学里的表现，我很欣慰，你要再接再厉。

既然你选择了一定要走仕途这条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劝告铭记在心：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
把探索真理这这类事情让知识分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

2、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
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3、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
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不学无术。记住，真博士是永远做不了官的。

4、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5、必须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是会做事。
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别理解为德才兼备的意思。这里说的做人，就是处关系。做事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记住，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过才怪。

6、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
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

7、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
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是极少数，大部分还是做了低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

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以上这些都是做官的原则。现在要仔细想想，如果你真能逐条做到，你就能一帆风顺，如果感觉力不从心，就马上另外选择职业吧。”

中国外逃贪官为了能在当地潜伏下来行踪往往很神秘

2009年05月09日 10:16　香港经济网　查看评论 　　

许超凡因犯有组织腐败犯罪、洗钱、跨州携带盗窃资金、护照欺诈、签证欺诈、婚姻欺诈等六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被告人许国俊以同样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22年；许超凡的妻子邝婉芳因护照欺诈、签证欺诈、婚姻欺诈，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许国俊的妻子余英怡因同样罪名，判处有期徒刑8年。此外，普罗法官还判决四被告偿还中国银行4.82亿美元。

　　有专家认为，此案开创了外逃贪官在国外被审理、宣判的先例，让外逃人员不能逍遥法外。以往，因为引渡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一度使不少国家成为外逃贪官的乐园。

　　据了解，许超凡等人从1991年开始与前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一同盗窃中国银行资产，总额高达4.83亿美元。案发时，三人以及他们的妻子均已逃至美国。该案曾被媒体认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贪污、挪用金额最大的贪官外逃案。这起案件四名被告人在美国定罪判刑，是中美司法、执法机关开展积极合作的结果。

　　中国有超过4000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带50多亿人民币公款逃到国外，其中绝大多数是贪官。2008年8月，美国加州警方曾透露，中国反贪局和公安部向美方列出“中国贪官外逃名单”，1000多人榜上有名。

　　中国的外逃贪官藏身于世界的各个角落，其中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中国外逃贪官最集中的地方。中美洲一些国家和太平洋岛国，也被一些外逃贪官看成是庇护所。此外，一些小贪官喜欢躲在生活成本较低的周边国家，比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还有一些腐败分子目前正藏身于非洲、南美和东欧国家，伺机向“安全的地点”转移。

　　《环球时报》文章称，大量外逃贪官通过洗钱等途径，将资金源源不断输入美国，表面上对美国经济“贡献”不小，因此美国政府对他们也视而不见。虽然很多国家对本国外逃贪官发出了“国际通缉令”，但美国司法部门却以“政治迫害”为由不予合作。直到“911”事件后，美国出于反恐需要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别国外逃贪官的态度。

　　外逃贪官为了能在当地潜伏下来，行踪往往很神秘。他们的物质享受应有尽有，但精神却很苦闷。拉斯韦加斯一名中国老人早上八点就在赌厅赌博，为他服务的有四人。老人桌前摆满筹码，每个筹码500美元，每次下赌注至少四个筹码。不到半小时，两万美元的筹码全没了。据了解，这名老者原是中国某大型国有企业的老总，贪污不少公款，现在不敢回国，唯一可做的事几乎就是每天定时来赌场豪赌。

http://news.cnfol.com/090509/101,1277,5856761,00.shtml

国企贪官外逃六年被劝返回国 因自首获缓刑

“我回来自首了。”在首都机场一下飞机见到检察官后，李敏（化名）连声说道。此前她因涉嫌合伙私分130万元国有资产而潜逃德国6年。在房山检察院反贪局历经3年的越洋劝说下，李敏回国自首——这是全国首次通过非外交途径成功劝返在逃国外的贪官。昨天，房山检察院反贪局披露了劝返李敏的全过程。

　　东窗事发亡命德国

　　2007年9月13日11点30分，一架CA932航班从德国法兰克福抵达首都国际机场。一位老太太走下飞机，她就是外逃德国6年的李敏。



生于1941年的李敏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任燕山石化公司下属的北京燕海石油化工技术开发公司经理。退休前，她和公司其他3人将公司小金库130万元现金私分。

　　2001年2月，在她退休一年后，私分公款一事被匿名举报到房山检察院反贪局。当年4月5日，闻听反贪局调查此事后，李敏持因公护照飞赴德国，从此销声匿迹。

　　通过其子多年劝说

　　李敏失踪后，房山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刘爱军曾多次带队到李敏家蹲守，但一直未见李敏的身影。由于李敏此前多次到德国出差，其儿子此时也在德国进修，检察官怀疑她可能潜逃德国。

　　刘爱军说，中国与德国没有司法引渡协议，于是检察官们决定通过做工作让她自己回来。

　　检察官们随即通过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查询，但没有发现李敏的出国记录。此后不久，检察官通过外交部，终于查询到李敏已于2001年4月5日从北京出境到德国。

　　2004年底，户籍民警向检方提供了李敏儿子的北京手机号码。此时，侦办李敏案件已经换了3批检察官。第4批办案检察官刘君亮试着拨打这个电话，没想到电话竟接通了，接电话的是李敏的儿子。李敏儿子称，不知道母亲的下落。刘君亮希望他能转告李敏，“事情总要有解决的一天，逃是逃不掉的”，如果回国自首，可按法律规定从轻处理。

　　此后刘君亮再打电话时，李敏儿子态度越来越恶劣，甚至要求反贪局不要再打电话了。刘君亮告诫李敏儿子，如果不配合调查，反贪局将通过外交途径司法通缉李敏。此后每到逢年过节，刘君亮都会给李敏儿子打电话，解释宽严相济的政策,也描述一下北京的变化。检察官与李敏儿子这种不间断的联系，一直保持到2005年9月。

　　自首政策促其回国

　　2005年9月，检察官接到李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的电话称，有人到派出所为李敏办理二代身份证。检察官断定，这个人就是李敏儿子。刘君亮拨通他的电话问：“你在北京吧？”对方一愣，反问道：“你怎么知道的？”刘君亮提出与他见面聊聊，却被一口回绝，“我要回去和我妈商量一下。”李敏儿子的回答让刘君亮确信，李敏确实在德国。

　　此后，李敏儿子返回德国，刘君亮和李敏案的第5批检察官刘立新加强了与他联系的频率。在一次通话中，刘君亮告诉李敏儿子，李敏案同案犯徐某在自首后被从轻处理，“尽管她潜逃2年后才来投案，但还是符合自首规定。”李敏儿子听后短暂沉默。刘君亮说，可能就是这句话让李敏放弃了已坚持多年的侥幸心理，开始考虑回国。“落叶要归根，你母亲这么大岁数还提心吊胆漂在国外，何必让老人遭受这种痛苦？”刘立新在此后的通话中不时对李敏儿子动之以情。

　　2007年9月，李敏通过律师找到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咨询自首的法律，并商讨回国自首的具体安排。当年9月13日，李敏从德国飞回北京自首，机场外等待她的，是房山反贪局局长王建明和办案检察官刘立新。“我回来自首了。”见到检察官，李敏一连说了3遍。“下飞机后我如释重负，终于回来了”，李敏对检察官说，她在国外经常以泪洗面，后悔出逃。在刘立新的搀扶下，李敏上了警车。至此，前后更换了5批检察官侦办，历经了3年越洋电话劝返的工作画上句号。

　　去年8月20日，房山法院以李敏有自首情节，已退赔所有赃款，且当庭认罪，以私分国有资产罪从轻判处她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http://news.sohu.com/20090513/n263924304.shtml

二许获刑 四千外逃贪官如何处理引热议

二许虽获刑，四千外逃贪官怎处理？

　　央视昨日深入剖析打逃、追逃问题，从司法合作、司法实践和司法建设等不同角度提出了建设性的观点

　　夏世焱 宁彪

　　羊城晚报2009年5月9日报道 美国拉斯维加斯一个地方法院6日以诈骗、洗钱、跨国转运盗窃钱款、伪造护照和签证等罪名，分别判处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前负责人许超凡和许国俊入狱25年和22年，同案被判有罪的两人配偶分别获刑8年。

　　中国外逃贪官首次在国外被治罪，二十多年的有期徒刑和归还4.82亿美元，重刑之下将会对外逃贪官起到怎样的震慑作用？国外定罪又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面对外逃贪官难题，引渡、劝回、遣返，各种司法合作形式应运而生，却依然困难重重，困境下，我们还需怎样的努力？

　　昨晚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就这些问题，以《贪官美国获刑，海外追逃新模式》为题，邀请到国际刑法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黄风教授进行了深度解读和剖析。




　　刑期

　　同为贪污案件主犯

　　为何二许判得更重

　　开平案里，三个主要的案犯是前后三任行长，余振东两年前被遣返后判处了12年有期徒刑，而许超凡、许国俊却分别被判了25年和22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

　　黄风教授在节目里分析，余振东和二许受到的指控都是一样的，他们在美国受到的主要是五项罪名的指控，以欺诈方式获取金钱、非法转移资金、洗钱，另外两项是移民法的罪行，就是采取欺诈手段获取签证、旅行证件。

　　余振东之所以只被判了12年，而二许都被判了20多年，是因为余振东获得了宽大处理。余振东在美国刑事诉讼中，第一，他认罪，全部承认五项指控；第二，他愿意接受遣返，回中国和中国的司法机关合作，共同查清案件事实，所以他得到了宽大处理。

　　在美国，有一种特殊的制度，叫作辩诉交易，如果你认罪，检察官可以减轻对你的指控，比如余振东这个案件，指控他五项罪行，你认罪的话，我可能就选择一项比较重的来指控你，其他几项给你免了，这样获得的刑法也比较轻。

　　二许没有选择余振东这样一种模式，我想可能是他们有比较重的顾虑，就是担心回国后会不会面临死刑，会不会面临更严重的处罚。

　　赃款

　　即使坐满美国牢监

　　中国仍会追究刑责

　　开平案这样的大案，公众非常关注，实际上二许案件已经经历了8年的时间，为什么会经历这么长时间呢？去年8月份就已经定罪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宣判呢？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洪道德教授在解释这些问题时说，因为美国的诉讼制度有一点和中国不同，就是他们的诉讼期限和强制措施的期限是分开的，从办案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以能够查明案件事实为目标，需要投入多少时间，原则上跟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并不直接挂钩，案件需要多长时间，他们就用多长时间追查下去。二许案对于美国来说，有些问题的审查非常困难，因为毕竟主要犯罪事实发生在中国，他们为了查明二许是不是具有诈骗的性质，可能要经过很多方面的调查，这些都需假以时日。

　　同时，美国如果实行陪审团审判制度的话，陪审团只管确定两个人有没有犯罪，犯罪以后适用什么样的法律和刑罚，这个由法官进行处理，这个期限虽然从法律上讲有一个基本的要求，但是这个要求不是必须遵守的，长达好几个月才作最终的量刑，在美国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状况。

　　针对二许在服刑期间有没有可能被驱逐，或者刑满之后有没有可能再被引渡回中国的问题，洪道德教授说，很有可能，不过两国的司法机关可能还要进行新的谈判。但是美国不论是对二许判了22年还是25年，不论以多少罪名判了他们，都有一点，判刑并不涉及到这两个人在中国的犯罪，而只是针对他们在美国的犯罪进行的处理。这两个人如果回到中国，中国司法机关依然要对他们追究刑事责任，因为他们在中国犯的是贪污、挪用公款等罪。

　　刑后

　　已经追回部分现金

　　全部追缴非常困难

　　二许所贪污、挪用的4.8亿美金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天文数字，现在除了了解到他们在加拿大的几处房产和一些手表、首饰之外，并没有追回其他更多的赃款，那么，将近5亿美元的财产还能不能悉数追回？

　　黄风教授分析指出，开平案办理的时间较长，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这三个在逃的人员隐藏得比较深。余振东是在他外逃一年以后才发现的，二许最后被查获，也是在他们隐藏了三年之后。实际上在发现他们之前，中国的司法机关、执法机关用了比较多的精力在追赃上，追缴被他们非法转移的资产。非法转移资产在案件前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相当一部分资产是通过中国的合作，通过我们直接在美加等国当地提起民事诉讼，把它追回来了。黄风教授说，他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通过司法协助，在旧金山冻结扣押了355万美元，最后美国通过民事没收的方式没收了355万美元，然后由美国的司法部长亲自把这笔款项的支票交给了中国的司法部长。

　　黄风教授还认为，因为时间比较长，开平案涉案资金全部追缴是非常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美国法院现在的判决，实际上是对被告人确定一种民事责任，因为能够追缴的资产，美国和中国都已经追缴了，而且有一部分也返还给中方了。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资产没有追缴回来，实际上美国方面让这三个人承担一种民事责任，他们负有向中国银行返还的义务，以后一旦发现他们非法转移资产，他们就有义务把这些资产返还给中国银行。

　　防范

　　引渡解决人的问题

　　协助解决钱的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外逃贪官4000多人，涉及到的金额上百亿甚至上千亿元，其中有80%多是金融系统或国企工作人员。

　　黄风教授分析，解决贪官外逃的问题有两方面的事情要做，第一个是人的问题，第二个是物的问题。人的问题就是对外逃的人员要缉捕归案、遣返回国，物的问题是要把他们非法转移到境外的资产追缴回来。这两个问题应该说是相对独立的，引渡解决的是人的问题，而刑事司法协助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可以解决物的问题，比如对非法转移资产，通过刑事司法协助加以冻结扣押，返还给有关国家、受害人。

　　如果说这些工作有难度的话，人的问题和物的问题都有一定的难度，人的引渡有引渡的一些条件，是不是符合双重犯罪，是不是有一些政治因素，是不是有刑罚制度的差异，比如中国存在死刑，有些国家废除了死刑，这种情况下死刑就成了引渡的一个障碍；追缴非法资产也是，就是你怎么能够证明这些资产的来源属于犯罪所得？

　　我们现在和31个国家签订了司法协助条约，主要是我们周边的国家，和发达国家签订引渡条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受制于一个法律障碍，就是死刑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从2005年中国和西班牙缔结双边引渡条约就开始解决了。在这个条约里面，我们引进了一个死刑不引渡的条款，如果在可能判处死刑的情况下，请求方应该作出保证，保证不判处死刑或者不执行死刑，这个条款的引入实际上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缔结双边引渡条约和建立比较稳定的引渡合作关系扫除了最大的法律障碍。这几年，中国已经和几个发达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比如澳大利亚、法国、葡萄牙等。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还会和更多的发达国家缔结双边引渡条约。

　　追逃

　　海外量刑缺席审判

　　不如国内筑牢堤坝

　　从中国自身的法律体系建设角度来看，有人提出缺席审判制，有人表示反对。黄风教授的观点是，现在国际上只有少数国家还保留缺席审判制，中国没有这个制度，因为缺席审判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辩护权和诉讼权利是不利的。他认为，如果仅仅为了境外追讨的目的在中国建立缺席审判制度，有点得不偿失。而且缺席审判以后，如果罪犯仍然回不来，你的刑事司法权利还是不能在实际上行使，缺席审判不是一纸空文吗？

　　黄风教授说，在追缴资产方面，中国可以考虑建立一个独立的没收制度，因为我们现在的没收是在定罪之后对资产进行没收。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建立一种独立的没收制度，在有关人员失踪、死亡或者在逃情况下，只要能够证明他的资产是属于犯罪所得或者是犯罪收益的话，就可以冻结、扣押和没收，这样就解决了在有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外逃的情况下对他的非法资产没收的问题。

　　黄风教授分析认为，缺席审判也好，海外量刑也好，很多事情我们应该在国内把这个关口把得更严，无论从制度上还是法律建设上。

　　黄风教授说，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预防犯罪，预防贪官外逃，是一个更加宏大的综合治理的工程，涉及到加强自己的廉政建设、加强相应的监督制度、加强一些具体的制度比如旅行证件的管理、护照的管理等，还有就是要加强反洗钱的措施，防止他们把犯罪所得和犯罪收益采用非法的方式转移到境外。从预防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太多了，而且要从综合治理的角度来处理问题。

http://news.sohu.com/20090513/n263931450.shtml

详解引渡贪官难点 是否需要废止经济犯罪死刑

详解引渡贪官难点 是否需要废止经济犯罪死刑

　　难道，中国真要废除针对腐败分子的死刑，才能把外逃贪官引渡回国吗

　　“引渡赖昌星可能遥遥无期”，这是9月13日至19日在京召开的第17届国际刑法学大会上传出的一条新闻。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于2003年10月31日在第58届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同年12月10日，中国在公约上签字。

　　当时，不少中国民众欣喜若狂，认为腐败分子从此再无藏身之地，大批外逃贪官将被引渡回国受审，巨额财产则被悉数追回。

　　但现在看来，这太过乐观了。

　　腐败资产难以追回

　　此次国际刑法学大会的主题，即是“全球化时代刑事犯罪的挑战与对策”，腐败问题自然是讨论焦点。经过几天讨论，大会通过了《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犯罪及相关犯罪决议》。

　　决议提出，“针对腐败犯罪的调查、控诉和审判不受政治的、经济的或其他任何适当的干涉。”不过,现实却不是那么简单。

　　外逃贪官的赃款追缴问题成为了争议难点。大会决议提出“各国应当按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章的规定引入财产返还机制”。

　　但一些中国专家提出疑问：由于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不允许缺席判决，中国在请求其他国家没收属于中国的被贪污的腐败资产并要求返还时，在携款外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引渡回国接受审判之前，中国尚难以向被请求国提供作为返还条件的生效判决。

　　应当说，没有缺席判决制度，可能构成中国要求返还被转移到其他国家的腐败资产的最大障碍。

　　不对反腐公约寄过高期望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离岸金融中心成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报告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4000名腐败官员或其他人员逃往国外，带走了约500多亿美元的资金。

　　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巡视员黄风曾参与过联合国有关公约的起草。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去年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加强国际合作方面有很多突破，“但是，也不能对这个公约寄予过高期望”。

　　他说，公约作为国与国之间的协议，约束力较小，强制性也不强，很多措施较软，而且公约只是规定“可以作为依据”，也就是说缔约国既可以作为依据，也可以不作为依据。

　　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赵秉志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在如何使公约与国内各项法律协调，以及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国际机制等方面开展了积极的工作。

　　然而，公约建立的各大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要根据缔约国的国内法来实施。在国内立法的完善方面，有关专家认为，中国刑法的某些具体规定，可能与公约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

　　中国刑法的犯罪对象还比较窄

　　专家们的意见主要集中在现行刑法有关贪污贿赂犯罪以及洗钱罪的规定上。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胡云腾认为，刑法中关于贿赂犯罪主体的范围比公约要窄。公约规定的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在中国刑法中尚无规定，且中国刑法关于行贿与索贿罪的规定不适用于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组织官员。

　　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胡云腾认为，公约规定的贿赂罪与中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罪在构成要件上有所不同，公约规定的犯罪并不要求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条件，而中国刑法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一个必要的构成要件。

　　另外，在中国，受贿罪的对象仅限于“财物”，范围远远窄于公约所确认的“不正当好处”。因此，胡云腾建议，可以考虑将贿赂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取消，并适当扩大犯罪的对象。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张智辉提出，中国刑法仅将洗钱的上游犯罪限于毒品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和走私犯罪4种，刑法所确定的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远远窄于公约所界定的范围，并没有把贪污受贿包括进去。

　　发达国家成了贪官庇护国

　　在开展国际合作方面，赵秉志指出，在目前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中，国际合作机制还没有得到确立。他表示，“中国非常希望能够促进加强建立合作机制。”

　　黄风表示，这几年中国在开展国际合作，打击腐败分子外逃方面发展很快，自1987年以来，中国已和37个国家建立了刑事司法协助协议，并和21个国家建立了引渡条约。目前中国主要通过引渡、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进行缉捕、开展刑事司法协助3个途径缉捕外逃犯罪嫌疑人。

　　他称，目前中国在开展国际合作方面，主要是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追捕外逃贪官，也就是“人”的问题，无论是通过正式的引渡途径，还是通过非正式的遣返途径，至少也要让贪官在外国受到惩罚；另一个是追缴赃款的问题，以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

　　但他同时表示，中国至今还没有和一个欧美国家签订双边合作协议，而外逃贪官又大多数逃到了美国、加拿大等国。

　　在国际合作机制中，赵秉志特别强调发达国家应当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发展中国家要杜绝洗钱的犯罪行为，同时发达国家要对贪官外逃的问题给予非常必要的关注并提上日程。”

　　要不要废止经济犯罪死刑

　　与会的一些专家表示，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在建立双边引渡机制、开展国际和区际刑事司法合作方面，遇到的最大困难来自死刑问题上的分歧。

　　“由于国际通行规定死刑犯、政治犯等不准引渡回国后，不准判处死刑，欧美国家奉行的条约前制主义，而中国又没有和这些国家缔结双边的引渡条约，这样就为引渡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黄风说。

　　目前，中国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有68个，其中大部分被法律专家认为“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价值低于生命权利的非暴力犯罪”，譬如走私罪、伪造货币罪、金融诈骗罪、盗掘古墓葬罪、组织他人卖淫罪等。

　　此前，《新京报》刊载《专家建议废止经济犯罪死刑》一文指出，针对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中国近些年对许多经济案件增设了死刑，对此，多名法律专家认为，在全面废除死刑尚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可考虑先废止经济犯罪的死刑，同时在具体量刑中坚持“少杀慎杀”原则。

　　主张废止经济犯死刑的建议一经报道后，“废止经济犯罪死刑就等于纵容腐败”，立即成了反对方的主要论点。

　　对西方法律深有研究的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教授、博士生导师符其林表示，死刑可以逐步先在经济领域废除。但是，废除的时间，不是现在，也不是一年半载，而是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后。

　　在此次大会上，赵秉志教授认为，中国的死刑制度存在过多、过滥的现状，但是在目前的形势下，不可能全面、彻底、并在短时间内废除死刑。

　　他建议，为了使中国的刑事法制建设更加文明，可以先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包括逐步废止经济犯罪的死刑，“这符合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也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

　　中国如何应对国际司法环境

　　中国在引渡贪官方面遇到的种种麻烦，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在国际环境下审视中国的司法问题。

　　在过去20多年里，特别是1996年和1997年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进行修改以来，中国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逐步走出了过去浓厚的“人治氛围”，开始步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国际化刑法潮流。

　　但是，应该看到，对比世界先进国家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的人权标准和各项积极举措来说，中国在理念、原则、制度以及队伍建设等方面还要做大量的努力。

　　另一个重要的挑战是:中国需要尽快学会应对复杂的国际司法环境，特别是掌握与我们有着不同司法制度的发达国家打交道的本领。

　　如何让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法律界增加对中国司法制度的了解，也是一个迫切问题。

　　进入21世纪，国际交往更为频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法律国际化的进程也在进一步加快。

　　这种社会发展趋势为国际犯罪的增长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因此，国际犯罪的惩治与预防、国际范围内的刑事司法协助、国际刑事法的中国化以及中国刑事法的国际化等问题，都将成为中国刑事法学研究亟待加强的领域。

　　此外，在诸如战争罪、侵略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的认定和处罚、国际刑事责任的承担、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机制等国际刑事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各国学者并没有达成共识。中国刑事法学界应当在这些崭新的领域有所贡献。

　　赖昌星为何难被引渡

　　加拿大刑法改革与刑事政策国际中心高级研究员杨诚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这主要是由于加拿大的国内法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比较弱。

　　今年2月，加拿大政府专门聘请杨诚作政府方面的专家证人，对赖昌星的案件发表法律意见。

　　杨诚说，加拿大政府为了否定赖昌星的难民资格,就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到中国取证，证明赖昌星提出的避难理由不成立。

　　然而，“加拿大是程序公证,只要有钱请律师，请好的律师，就可以利用程序上的每一个环节拖时间。赖昌星的案件就是这样。”

　　因此,“只要赖昌星还有资源，能够打得起官司,官司就可能无穷无尽地打下去。”

　　目前，外逃到加拿大的中国罪犯尚没有一个被遣送回国。杨诚说，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两国之间的协议能不能有效执行。

　　1994年，中国与加拿大签订了《刑事诉讼法互补协议》，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此类协议。但中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引渡协议迟迟签不下来。

　　杨诚认为，“这主要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观念差别很大。”

　　国际刑法学大会

　　在京召开的第17届国际刑法学大会，是国际刑法学协会成立100多年来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国际刑法学大会，也是中国刑法学界首次承办的最大规模国际性会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代表出席会议。

　　为期7天的大会围绕“全球化时代刑事犯罪的挑战与对策”这一主题进行交流与研讨。议题涉及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犯罪、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诉讼原则在纪律程序中的应用等方面，死刑问题、计算机犯罪、儿童犯罪等问题，也是讨论的焦点。

　　国际刑法学协会是一个非政府学术团体，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享有咨询地位，一直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刑事司法事务。1988年，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成立，并于同年6月被接纳为国际刑法学国家分会会员。（完）（特约记者杨亮庆、郑幼智／北京报道）

http://news.sohu.com/20090513/n263938698.shtml

贪官入狱很忙

不信请看：河南一名前官员因贪污入狱后，忙着给狱友们开课讲《道德经》，成了犯人中的偶像。

    其实，贪官狱中的生活真是多姿多彩：有忙着攻读人民大学博士学位的；有忙着写作出版长篇小说的；也有忙着出入宾馆接受宴请的……不过，请不要对官员在监狱里拥有的“特权”感到莫名惊诧，就连青天大老爷包大人的铡刀都还分三六九等，更何况这些曾经纵横官场的贪官们。

    贪官们在监狱里享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定让普通百姓羡慕不已！也许他们也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可以坐牢……

http://zt.blog.sohu.com/s2009/tanguanhenmang/index.shtml

中国贪官情妇之耀眼，世界之最！

在中国，大凡有权有钱者还有几人没有“情妇”？
   
    本文题目中用了贪官是因为唯有成了曝光的XX长后，这个平时“廉政”的官员才会成为“贪官”，他的情妇们也才家喻户晓，并且是贪官犯罪的教唆犯或者怂恿者，换句话，倘若没有这些个情妇，这个官员还是可以廉政下去的。
   
    监于那些还未曝光的清官此刻还是清官，所以题目就用贪官来说事比较不刺眼吧。（而有钱人有情妇不在本文讨论。）
   
    一般来说，在目前的中国，大多数官员身边从不缺少美女，而且常常是频繁更换。来源从身边的秘书到下级的妻子、从良家妇女到各KTV包房、桑拿、发廊一些有姿色的女子，她们大多开着名牌跑车，住在风景区高档别墅里，频繁周游世界。
   
    有用朋友称呼也有用同事、部下称呼，更有干女儿之类称呼，但真实的关系大概就是情侣！这些大概非普通男人所无法望背！在这些清官暴露成贪官前，这些女性是被清官以及手下众星捧月一样呵护追捧，（据说，大陆早就时兴送“二奶了”）！倘若这位清官暴露成贪官，则这些二奶或者情妇们就又有被“众星捧月”的机会，但此时的捧非彼时也！网络上会反复放她们的照片、拥有的资财，其风头远远超过了主角贪官本身，甚至有说是因为这些个女人XX长才成了贪污犯杀人犯的（呵呵）
   
    记得大概两年前，济南一省政府官员、人大代表，将一比自已小30多岁的情妇用炸药炸得血肉模糊的时候，中国的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是反复渲染这个女子拥有的房子、车子、这个女子如何贪得无厌，这位主任被逼得如何可怜，似乎如果不是这位女子，这位老谋深算的政坛成功人士就不会不会贪污、不会成为杀人犯。而他的家人亲戚因此受了多少实惠、多少官帽却无人提起。
   
    从动物学、心理学上，正常平等的男女，主动示爱者往往是男子多见。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也是人的天性。但一般平头百姓也就一妻而已，即使遇到再心仪的女子，经济能力也不能够拥有三妻四妾。甚至10多位情妇。即使有一红颜知已，也不能够使之成为千万富婆。
   
    一呼百应、大笔一挥的成年官员们与那些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女大学生，农村来的女孩，谁是“主犯”呢？是谁让她们成了富婆、公务员？权力！（重庆一张姓组织部长包养的第一个年轻女大学生在洗脚城认识、济南段大代表炸死的年轻女性是来自农村的宾馆里服务员）。
   
    那些已经进入了公务员队伍的年轻女性，在一些局长、主任、市长附有卧室的办公室里，在出国考察的星级宾馆、浪漫海滩上，无限制的豪华消费中，前途有望的召唤下，又有几人能够抗拒多情上司的厚爱？如果有不识时务者，其下场大概是很凄惨的。
   
    即使那些主动投怀送抱的聪明女性，上了官员的富船，成了富婆，智商和能力又怎么可以指挥受党教育多年的革命干部成了贪污堕落分子？难道这些官员去色情场所、去澳门赌场也是这些情妇指挥？为自已的儿子女儿开公司、为亲戚谋求官帽也是情妇指挥？在美国为家人购买别墅，入股公司也是这些情妇指挥？
   
    男人好色，女人爱捧。这是人的本性，有几个男子遇见年轻漂亮的女性不动心？但经济、道德、法律可能会让一般男人止于欣赏仰慕，而在有权、有钱的人眼里，就是非要到口的猎物了，其手段古今中外也都雷同，而贪污和藏匿的手段也大多相同。
    但官员一旦出事，猎物却也就成了主角、替罪羊，网络、媒体上，中国的情妇、二奶就成了蔚为壮观、骆绎不绝、反复播放的风景线！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即使贪官被枪毙了，在位时所种下的人脉也可以默默发挥作用，有兔死狐悲者、部下、家人千方百计为其开脱，丢卒保车，转移视线，操刀者乐此不彼……
   
    官员不但可以拥有年轻面貌的N个二奶，红颜知已、部下，还可以拥有无数个弟兄，一个倒下去，其他可以站出来。
   
    古今中外，权力男人都有小老婆、或者二奶、情妇。从皇帝、宰相、到皇府总管，这些男人对这些美人特别吝啬，只许以青菜萝卜？非也！宝马香车……
    和绅出事，多少年过去，人们记得的是和绅，却不记得后院中哪一位是主谋或者收藏家。
    美国一总统与莱温斯基的艳遇，从故事上看，女性绝非无辜，可是美国上下的焦点在总统。
   
    贪官之贪与权力无监督有关、与法律无用有关、贪官藏匿财产的手段和渠道也是五花八门，有闻江苏一贪官，嫖有女性100多位，其中还有双擒母女的，也都记载在他的笔记本上。即使如此，大笔贪款却存放在海外、其中有一笔600多万是存放在丈母家的厕所下边。但在大陆网站鲜有渲染。还有一县级局长，两箱人民币（2000多万）是用他人身份证购房存放。
   
    据说美国一些小区最近房价猛涨，缘由是一些有钱中国人在那里买房。
   
    而早先一砸几百万美金购买别墅，还有几百万进入国外读书的“公子、”“小姐”，大概也都不只是情妇所为了！
   
    但网站、媒体将情妇、二奶、三奶等捧到如此地步的实在唯中国莫属！抬高到空前绝后的地位，有无替贪官以及贪官的其他得益者、同党转移视线的目的？ 外国男人不好色？
    中国情妇之功能也不止于供权力者愉悦、消费、还可以替官员争脸、替官员洗钱、替官员和利益群转移热点！中国官员是世界上最单纯天真之孩童！
   
    全世界美女都在中国！
    情妇之功效中国之最!
    情妇之耀眼，中国之最！
   
   
    看了下面的冰山一角，您还会认为是女人造就和指导了贪官还是权力监督、缺少导致了大量腐败的官员？
   
    　一、　深圳龙岗公安分局副局长陈旭明宅搜出现金千万余元，总资产过亿元，据说当时陈的老婆在狂烧现金。
   
    二、江苏省原建设厅厅长、省委委员、省九届人大代表有1百多情妇“性笔记”的徐其耀，受贿近400万元。藏妻妹、妻子在徐州的老家、树洞内、灰堆内、稻田里、屋顶的瓦下、甚至藏在粪坑里。
   
    三、温州“逃跑书记”杨湘洪案温州出国不归官员之妻可能涉嫌洗钱2000万元http://gxjc.gov.cn/article.php?articleid=2242
    四、重庆第一贪官晏大彬妻子被指控“洗钱罪”的全国第一人。该案将择期判决。
    http://www.cqvip.com/qk/85496A/200702/23785528.html
    查漏水卫生间竟放1000万现金
    http://news.hz66.com/main/news/chinahome/2008112615154122.htm
    五、交通部烟台海上救助打捞局原局长吴廷久前不久因涉嫌受贿、挪用公款被泰安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此案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吴廷久利用当局长的便利，让儿子名正言顺地捞钱
   
    六、湖南一贪官的妻子真名李玉珍，丈夫前几年因贪污已被判刑，她在其夫“两规”期间携款数百万元、家中贵重古董潜逃改名许倩与北京市民王强结婚……http://tanwu81.blog.hexun.com/22715673_d.html
    七、安徽双轮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刘俊卿，就向法庭供出了自己有13处房产7个子女。
    八、湖南省郴州市“三玩市长”雷渊利，仅在郴州能指名道姓的情妇就有9人。
    九、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副厅级贪官金维芝：“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http://www.gmw.cn/content/2007-05/08/content_602820.htm
    十、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自1996年12月任行署专员至2002年4月，时间总共不足2000天，而他收受的贿赂却多达2385万元，平均每天收受1万元还多。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其妻田雅芝所为。
    http://www.hf365.com/epublish/gb/paper6/20051101/class000600001/hwz662447.htm?%19%db%02%66%f6
    十一、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公安局长于丁的夫人“喊”的：自从于丁当了局长，“钱就有点不像钱，来得太容易了！” 夫妻共同受贿２４６万余元
    十二、原山西省翼城县委书记武保安的夫人“喊”的：“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上任８个月、搂钱５００多万元
   
    十三：原湖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国信”）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张德元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张德元的妻子邹建萍在省商业厅所属某公司担任了多年的业务科长、副经理，后出任省直某公司党委书记、高级经济师，先后多次参与或单独接受贿赂以探亲为名，将清理的赃物和大量金首饰用蓝色皮制首饰盒携带上车，运至武汉铁路局邹建萍的胞兄家里藏匿。
   
    十四、林国悌利用担任省机械工业厅副厅长、厅长、局长兼党组书记职务之便，伙同儿子林如海、妻子赵幼娟先后收受他人贿赂计人民币507.3514万元；案发前，林国悌妻子赵幼娟多次窝藏、转移赃款赃物计人民币322.6824万元。
   
    十五： 湖南省衡阳交通局原局长邹大华任期不到一年，敛财突破百万、其妻何肖秀认为别人送东西给邹大华，是邹大华有本事，她替丈夫保管这些钱物，她什么礼都敢收，什么钱都敢接，唯恐别人不送。她还亲自上阵，直接向有求于邹大华的人索要贿赂。
   
    　　十六、湖南省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树彪的前妻李某，检察人员讯问她某一个礼拜从银行提出的8000元钱款作何用途。她回答：“买东西呀！我穿的用的都是名牌，哪像你们呀！”离婚后仍然和李树彪生活在一起的她，住在广州李树彪给她买的豪华别墅里，一天的生活，除了接送小孩上学，就是逛街买东西、做美容、打麻将、上网聊天。
   
    　　十七、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之妻王某，开酒店旅馆，总是开业不久就转让，然后重新开张，实际上就是利用开张之机索要、收受贿赂。当然，她的生活同样奢靡，开名车、穿名牌。拘留她时，她的身上竟带有7部当时流行的新款手机。他们的儿子，早已“自费”出国留学。
   
    　　十八、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吴振汉妻子李芝，经常一天更换几套服饰。一到双休日，李芝连家都不顾了，整天在大商场里挑选各种衣服。
   
    十九、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的妻子田雅芝，卖官受贿
    的财政支配大权。
   
    二十、四川自贡市富顺县原县委书记彭邦友妻子陈雪梅有的受贿者一次几万元钱……
   
    二十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高尔夫俱乐部会籍卡、会员卡有3个，折合人民币50万元顶级会所"，餐饮、保健、运动、演出一应俱全，甚至包括色情等非法服务项目
   
    二十二、浙江省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也喜欢收藏名人字画和古玩。受贿价值几十几百万
   
    二十三、江苏省启东市分管经济的副市长秦建康身陷囹圄，妻子救富心切宋叶榕，被骗173万
   
    二十四、敦煌第一贪”的市水务局水政水资源办公室原副主任龚开成（因贪污受贿近５００万元已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之妻张红张红在丈夫落网后，竟携巨额赃款“失踪”
   
    二十五、天津市塘沽区原副区长姚建华，检察人员从其家中鱼肚子里、纱门和废旧纸盒的夹层以及用水泥封闭的烟道眼里，查获了大量的金饰品、人民币、美元和存单，总价值达30余万元。
   
    二十六、江西省赣州市公路局原局长李国蔚因受贿197万元、367万多元财产来源不明，部分钱藏在家中煤气罐底下的夹层里
   
    二十七、深圳市民政局原局长黄亦辉，部分现金和存折放在家里主卧内的保险柜和衣柜里面。上千万的巨款和存折藏在了一家清洁工存放工具的仓库里，在起获这笔赃款时，办案人员动用了两辆银行专用运钞车，用了5部点钞机清点了5个小时，其中一部点钞机竟因连续使用时间过长而“光荣牺牲”。
   
    二十八、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因收受的赃款太多，放在家里已经堆不下了，于是另外租了一套豪宅来给钱“住”。这样既能大大增加“库容”，又能规避风险，要是有小偷光顾其家，也不会被偷得血本无归。
   
    二十八、河北省外经贸厅原副厅长李友灿，因非法索取和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4744万余元，李友灿专门向下属机关索取了一辆高尔夫轿车当作运钞车，最多时分成16个行李箱，用这辆“运钞车”拉了3趟。
   
    二十九、原郴电国际董事长邓中华，为了“安置”那些战战兢兢弄来的赃款，先将120万元转移到姐姐那里，后来转移到妹妹处。另将60多万元转移到其二哥处，情妇朱庆华，先后将财物转移至郴州市工商银行保险柜和长沙一个新开的银行保险箱。
   
    三十、浙江省副省长许运鸿为儿子经商发财，也是鞍前马后不辞辛苦，滥发淫威，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三十一、东方新闻网 留学阔少之中 贪官子女何其多 2009-03-02 14:02
    中国目前海外留学生总数达几十万人，大多数留学生都是自费出国。其中就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海外“阔少”。这些中国富家子弟：在美国出手阔绰得能“吓坏”美国人；在韩国，挥金如土显其富有；在英国和加拿大，开奔驰、宝马M3、奥迪、甚至凯迪拉克的不乏其人，且还出入各大赌场，每次输赢成千上万元；在新西兰，中国留学生狂购豪华车已成当地街谈巷议的新闻，某留学生一次性就买下三辆宝马轿车。
   
    三十二、云南巨贪李嘉廷的小儿子李勃， “在云南商界呼风唤雨”，银行就像自家开的一样，“哪个行业最赚钱，就会携巨额银行贷款‘杀’向哪个行业”。
   
    三十三、贵州原省委书记刘方仁为其经商的儿媳妇易某一贯提供诸多便利，支持纵容其“放手经商”，放手倒卖工程项目，使其非法获利2180多万元
   
    三十四、河北原省委书记程维高，以权谋私，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大发横财
   
    　　三十五、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刘知炳，为其女儿经商大开绿灯，使其非法赢利，而且在其女儿刘芳因参与柳州特大虚开增值税发票骗税案被司法机关调查期间，多次为其开脱
    　
     三十六、　沈阳市原书记慕绥新的女儿、女婿，借用父亲权力，大量包揽工程以及一些企业的广告业务，从中获取巨额收入，几乎垄断了沈阳广告业和建筑业。
   
    　三十七、　浙江省副省长王钟麓，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介绍项目，收受巨额贿赂，其经商的儿子也从中收受巨额钱财。
   
    　三十八、　江苏省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徐国健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儿子以及亲友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460万元，8000美元，接受礼金10万元。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小熊:凤凰台称中国贪官在海外转移一千亿美金

凤凰卫视昨晚（2009年2月20日）披露：中国贪官在海外转移了约一千亿美金，大部分可能存在瑞士银行，中国应当效法美国，逼瑞士银行向中国政府提供贪官存款资料，协助追回。
   
    这一意见是凤凰台时事评论员郭一鸣昨晚在《时事开讲》专栏中表述的。郭一鸣援引美国司法部18日消息：在美国司法部的强大压力下，近日瑞银被迫承认帮助部分美国纳税人欺诈国内税收署的事实，并放弃坚决为储户保密的百年传统，将瑞士银行秘室向美国敞开，呈交部分客户的账户资料，同意向美国政府支付7.8亿美元。郭一鸣评述，这一信息可启示中国跟进：中国贪官在海外转移了约一千亿（美金），大部分可能存在瑞士银行。
   
    但研究者预测，中国政府不会采纳郭一鸣的建议。因为，那样一来会将中共最高层的腐败隐私也曝光天下，最终摧毁党天下。而中共反腐败的原则是决不能因反腐而损害党的执政地位。这已有中共高层不积极引渡特大走私犯赖昌星回国之先例为证。

焚琴煮鹤传------中国贪官买酒记

纽约第五大道是世界富豪聚集的地方，如果你漫步其中能看到阿拉伯的王子和亲王`非洲的军阀~~你也能看到世界小姐`各国政要和他们的太太，~~~
   
     想象不到这里居然有那么多的形形色色千奇百怪大不相同的人聚集于此吧？他们为何要聚集在这里呢？购物！奢侈的消费！

    第五大道是全世界最好的商业街，精美的橱窗中陈列着全世界最昂贵和最精美的商品，时装`珠宝~~~所有最时尚的东西在这里你都能找到，所有最有权势和财富的人在着你也都能找到，在美国的纽约有句俗话：在这里你碰到任何人和东西都不要惊奇，因为你在第五大道！不过我听说美国人也有句俗话（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过我希望它是假的）：如果这里的商品不能叫你惊奇的话，那在第五大道买东西的某些中国人却一定会叫你惊奇的！因为他们实在太“有钱”了！！“异常”有钱！！“异类”的有钱！！
   
    一个例子
   
    在第五大道有一家买法国高档葡萄酒的商店，据说这家商店供应这白宫和美国国宴的葡萄酒，这些佳酿产自法国的梅铎`格雷夫`圣爱美浓`索甸等地区，年份为1982年、1985年、1986年、1990年、1996年~~它们均为法国国粹和国宝级的美酒佳酿，当然价格也不菲，虽然价格昂贵但也有很多顾客为了能一品香泽而不惜千金~~~而商店的装饰也十分高雅和别致，透示着法国人的独特品位。
   
    不过这天这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你这些酒怎么买的啊？”一个中年的中国男人指着橱窗里的一排酒问到
   
    “先生，请问您问的是哪一瓶？”店员微笑着说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当然了，先生，这些酒出产的地方不同，储藏的年份不同，酿造商不同，所以它们的口感也有着很大的差别~~~”店员想为这位顾客介绍一下关于买红酒和喝红酒的知识~~~
   
    “行了行了~~~”顾客不耐烦的打断了店员的话“你就直接告诉我那种最贵吧”
   
    “？？？最贵？”店员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一般的顾客都问：那种最口感好~~
    “你到底懂不懂啊”顾客开始不耐烦了“你的服务真的是挺差的，你这有没有说的算的~~”
   
    “先生，你别急”这时另一位工作人员从旁边走过来“我是本店的负责人”
   
    “您是要买酒吧”这人微笑着说
   
    “是啊”顾客
   
    “我看这几种酒比较适合您的品位”他从橱窗中拿出了几种装在精美瓶子中的红酒
   
    “好好，不错”顾客昂起的头微微的点了点，虽然他还没有看清那到底是什么酒，“是最贵的吧？”
   
    “是的，先生”店主微笑着说
   
    “好，给我随便挑几样拼成两箱！”顾客说
   
    “这~~”店主也犯难了，因为这里从来只有论瓶买的，从不论箱，因为波尔多葡萄酒不是啤酒~~
   
    “怕我没钱吗？”顾客拿出了信用卡“现金我也有~”他又把包提了起来
   
    “这到不是，请你稍等”店主转过身对已经楞在一边的店员说“威克，你去对面的餐馆借两个装啤酒的箱子来~~~还有一个喝扎啤的杯子来，快~~~”
   
    箱子和扎啤杯拿来了，店主把一瓶又一瓶的波尔多葡萄酒塞进了装啤酒的箱子中，然后拿起了扎啤杯~~~
   
    “尊敬的先生”店主恭恭敬敬的走到这位中国顾客的面前“由于你的慷慨消费，本店决定送你一件饮用这些红酒的酒具”他说着便把扎啤杯送给了我们的这位同胞“请您务必使用~~谢谢”
   
    “呵呵，还有礼物？~~~”付了钱后，顾客拿着扎啤杯，店员抱着这两“箱”波尔多葡萄酒，走出了店门~~
   
    “老板！按照规定，我们应该送他一套法国产的高档红酒酒具的啊~~~”叫威克的店员说
   
    “我们已经委屈了我们的酒，就不要在委屈我们的酒具了”店主说“这个中国人一定会用我们那精美的酒具喝啤酒和可乐的~~~”
   
    众店员：“~~~~~~”     
   
    同样的钻戒一个手上带了三个`同样的高档时装一下买了十三套，用扎啤杯喝红酒，还是一饮而尽，就像闷二锅头~~~~
   
    这已经不是奢侈了，而是作孽和出丑。
   
    焚琴煮鹤，暴虐天珍，大家还没忘记晋朝大司马散骑常侍石崇与国舅王恺斗富的故事吧，两人斗富从厨房开始：王恺用麦芽糖涮锅，石崇用蜡烛当柴烧；然后斗到了路上：王恺在四十里的路面用绸缎作帷幕，石崇针缝相对地把五十里道路围成锦绣长廊；最后又回到房子上斗：王恺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则用赤石脂作涂料……这种变态的行为今天真的就没有了吗？？不是吧！！看看那些天价年夜饭和月饼！大家知道石崇和王恺是怎么死的吗？？这两位超级“大富豪”最后竟然因财招致杀身之祸而被饿死的，不是讽刺和报应吗？

    剑胆琴心 (博讯记者：理想) (博讯 boxun.com)

中国贪官排行榜 仅列出后50位

1余振东等 40亿 男 41岁 广东开平 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三人在担任中银开平支行行长期间把4.83亿美元转移到国外
    　　
     　　2 陈满雄夫妇 4.2亿 _ _ 广东中山 陈满雄和陈秋园夫妇在担任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负责人期间，将4.2亿元转移海外

    　　3 张宗海等 2亿 男 54岁 重庆 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不明来历私人钱财900万，动用2亿澳门赌博，双规
    　　
    　　4 金鉴培 1.88亿 男 _ 湖北 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香港宜丰实业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贪污赌博，被判死刑
    　　
    　　5 褚时健等嫡系 1.8亿 男 76岁 云南 在担任红塔集团董事长期间贪污受贿，无期徒刑
    　　
    　　6 杨前线等人 1.6亿 男 50岁 福建厦门 厦门海关原关长的杨被赖昌星以美色诱惑后，收受贿赂、放纵走私，死刑
    　　
    　　7 魏怀等人 1.3亿 男 - 广东 在担任中资公司驻澳门经理期间贪污9330万元；同事潘洁容等人贪污数千万不等，一审无期
    　　
    　　8 王宝森 1.25亿 男 - 北京 北京市原副市长，任职期间巨额贪污受贿，1998年自杀。
    　　
    　　9 叶季湛等人 1.06亿 男 - 福建厦门 厦门市工商银行原行长，巨额受贿，为远华走私案提供便利，死刑
    　　
    　　10 于志安 1亿 男 66岁 湖北武汉 长江动力集团公司原负责人，用公款以个人名义在国外投资建厂，外逃
    　　
    　　11 吴维仁 0.85亿 男 55岁 陕西西安 彩虹集团公司原总裁、董事长、挪用公款8500多万元，有期徒刑17年
    　　
    　　12 周北方 0.83亿 男 44岁 北京 首钢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贪污受贿，侵吞国资，1996年被判死刑
    　　
    　　13 杨秀珠等嫡系 0.6亿 女 59岁 浙江温州 在担任温州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期间巨额索贿，其纽约的房产价值五百万美元，逃亡
    　　
    　　14 周华孚 0.59亿 男 _ 河南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原河南分公司总经理，任职期间贪污受贿，死刑
    　　
    　　15 卢万里 0.56亿 男 60岁 贵州 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在任职上百亿财政资金的修路总指挥期间巨额贪污受贿，死刑
    　　
    　　16 李嘉廷等嫡系 0.52亿 男 60岁 云南昆明 云南省原省长，在任职期间，李嘉廷嫡系巨额索贿受贿以及以各种名义敛财，死缓
    　　
    　　17 谢炳峰等人 0.5亿 男 35岁 广东南海 中行南海分行办事处原工作人员谢炳峰、麦容辉两人贪污5000多万元后潜逃至泰国，已落网
    　　
    　　18 周长青 0.5亿 男 50岁 陕西西安 西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澳门豪赌输掉公款4843万元，贪污数额不等，死刑
    　　
    　　19 李真 0.48亿 男 42岁 河北 案发前担任河北省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的李真巨额受贿、贪污，死刑
    　　
    　　20 陈炜 0.46亿 男 40岁 上海 在担任中国建材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期货交易部经理等职务期间大肆进行侵吞国资
    　　
    　　21 劳德容 0.44亿 女 64岁 深圳 广东省深圳市能源总公司原总经理，挪用公款，侵吞国资，滥用职权，有期徒刑12年
    　　
    　　22 成克杰 0.41亿 男 71岁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区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任职期间期间巨额受贿，死刑
    　　
    　　23 陈新 0.4亿 男 38岁 重庆 在担任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杨家坪分理处会计职务时，携带4000多万潜逃，已落网
    　　
    　　24 尹西才 0.4亿 男 50岁 安徽 安徽金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负责人，任职期间以截留销售收入、私设小金库等手段贪污
    　　
    　　25 陈希同 0.4亿 男 74岁 北京 北京市原市委书记，任职其间贪污罪、玩忽职守罪，有期徒刑16年
    　　
    　　26 程元德 0.31亿 男 - 陕西西安 中国有色金属材料公司西北分公司原总经理，巨额贪污，死缓
    　　
    　　27 汪峰 0.3亿 男 - 广东 南海市原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期间，贪污挪用公款3000余万元后年潜逃出境，2000年落网
    　　
    　　28 蒋基芳 0.3亿 男 _ 河南 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烟草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贪污转移资金后潜逃
    　　
    　　29 谢鹤亭 0.25亿 男 _ 广东 沉湎于女色的天龙集团原负责人，贪污挪用公款使资产沉滞4.45亿，已被绳之以法
    　　
    　　30 田凤山 0.23亿 男 65岁 哈尔滨 国土资源部原部长、黑龙江省原省长，任职期间巨额收受贿赂，双规
    　　
    　　31 谭照华 0.21亿 男 63岁 湖南 湖南省物资厅原厅长，挪用公款用于个人炒股、受贿、被判11年
    　　
    　　32 官有仁 0.21亿 男 56岁 广东 广东发展银行分行原行长，任职期间贪污受贿，死刑
    　　
    　　33 马向东 0.2亿 男 - 辽宁沈阳 在担任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期间收受巨额贿赂，已被绳之以法
    　　
    　　34 李纪周等人 0.18亿 男 _ 福建厦门 公安部原副部长，收受贿赂，放纵走私，被判死缓
    　　
    　　35 肖作新夫妻 0.18亿 - - 安徽阜阳 安徽阜阳市原市长，贪污受贿600多万、1200余万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被判无期徒刑和死缓
    　　
    　　36 岑焕仍 0.17亿 男 - 广东 广东恩平市江洲原镇长、党委副书记贪污受贿、豪赌，死刑
    　　
    　　37 丛福奎 0.17亿 男 _ 河北 河北省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其间索贿，收受巨额贿赂，死缓
    　　
    　　38 陈传柏 0.16亿 男 - 云南昆明 昆明卷烟厂原厂长，贪污1600万元后逃匿海外
    　　
    　　39 陈志清 0.15亿 男 37岁 青海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国库处原干部，任职期间巨额贪污，被判死刑
    　　
    　　40 戚火贵夫妻 0.12亿 男 - 海南 海南东方市原书记，夫妇二人巨额贪污，收受贿赂，戚被判死刑，其妻符荣英被判有期徒刑16年
    　　
    　　41 郑道访 0.12亿 男 58岁 四川 四川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受贿700万元及500万元财产来历不明，死刑
    　　
    　　42 王怀中 0.11亿 男 安徽 安徽省原副省长，任职期间巨额贪污受贿，已执行死刑
    　　
    　　43 程三昌 0.1亿 男 河南 河南豫港公司原董事长，曾任漯河市市委书记，国资外转，目前外逃
    　　
    　　44 王建业 0.1亿 男 43岁 深圳 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原处长，受贿、侵吞公款，被判死刑
    　　
    　　45 刘忠山 0.1亿 男 - 四川 四川省交通厅原厅长、高速公路建设公司原董事长，其间巨额贪污，被判死缓
    　　
    　　46 许运鸿 0.1亿 男 - 浙江宁波 宁波市原书记，支持宁波某投资公司违规经营，儿子收受贿赂，有期徒刑10年
    　　
    　　47 赵玉存 0.1亿 男 广东深圳 龙海海关原关长，收受贿赂、放纵走私，无期徒刑
    　　
    　　48 李乘龙 0.09亿 男 广西 广西贵港市副市长，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600万元，死刑
    　　
    　　49 胡长清 0.06亿 男 52岁 江西 江西省原副省长，任职期间,贪污受贿，死刑

外逃贪官高山落网记：加拿大警方秘密监控一年

3月的温哥华，料峭春寒中已略显融融暖意，而“加拿大永久居民”高山的心头，恐怕难觅几缕阳光。3月6日对于旁人似乎再普通不过，但对于高山，舒适惬意的异域生活可能将从此化作云烟。

3月6日，加拿大移民法庭开庭聆讯，高山很可能将被判决取消加拿大移民资格，更严重的是，他还可能将被送回大洋彼端，在中国的法庭上，面临非法侵吞7亿元人民币的审判。

“从长计议”

2005年1月4日，存于中国银行哈尔滨松江支行的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7亿元人民币存款不翼而飞。此时，该支行行长高山已经悄悄抵达加拿大。2年来，案情逐渐水落石出，从高官到走卒，二十余人牵连其中，但主犯高山仍逍遥法外。

对于高山这样的外逃贪官而言，自牟取首笔不义之财那一刻起，就已踏入一场赌局。赢，则锦衣玉食，名车华服；输，则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收益诱人，但风险巨大，代价高昂，堪称“豪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需要“从长计议”的设计与耐心。

“高山出逃前，就已通过沈阳西塔的地下钱庄，把巨款转移到国外。”曾参与捣毁该钱庄的警方人士向记者透露。

据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移民局发言人梅丽莎·安德森女士介绍，高山最后入境加拿大的确切日期为2004年12月 30日，而早在2002年，高妻李雪就已获加拿大永久居民资格。在正式移民加拿大前，高山已18次到加拿大考察。

高山妻子有爱丁堡大学的心理学硕士学位，让她在申请移民时获得高分。高山全家都是以技术移民方式获得加拿大国籍。“也可以通过投资，以投资移民身份获准，但这样无疑等于承认自己很有钱。而技术移民只需要有一技之长和少量资金，不太引人注目。”北京某移民中介公司的赵小姐向记者介绍。

深居简出

东窗事发后，高山为何在众多城市中选择加拿大小城北温哥华？

加拿大地广人稀，移民政策比较宽松，承认双重国籍，只要取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资格，即受到政府与法律的保护，遣返较为困难。加之中、加并未签订引渡协定，引渡更为费时。“我们与中国司法制度不同，要向中国引渡嫌犯需要很久，可能要几年。”加拿大皇家骑警北温哥华分局的奥根斯基告诉记者。

北温哥华政府的官员罗宾·安德森介绍，北温哥华是加拿大温哥华市的卫星城，只有四万八千人。这里与温哥华仅一桥之隔，乘大巴十几分钟即到，而温哥华拥有国际机场与港口。“一旦察觉风吹草动，这样的地点有利于潜逃。”加拿大皇家骑警麦盖克分析。

奥根斯基告诉记者：北温哥华犯罪率极低。当地治安的最主要问题是贩毒与枪击；而高山这样的居民，平时行事低调，并未直接威胁当地安全，警方很难注意到。从当地发现外国贪官，在奥根斯基的印象中还是首例。“选择这里作为藏身地点，看得出他的确很聪明。”

“很多外逃罪犯暴露，一个因素往往在于过不了当地的语言关。语言不通，一方面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另一方面也容易在排查中成为怀疑对象。”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贾庆国教授曾对贪官外逃问题进行研究。

高山入境加拿大后，一直在温哥华社区大学学习英语。该校负责英语专业招生的福斯向记者介绍，外国移民要在该校学习英语，只需证明其确是加拿大公民即可。

记者调查后获悉，高山来到加拿大之后，从未用自己的名字购房买车，甚至不用自己名字交水电费和房屋按揭，全家 2年来只通过租用邮局的信箱与外界联络，高山几乎“人间蒸发”。据与高山家为邻的一位白人老太太介绍，高家女主人英文流利、地道，但男户主深居简出，少与邻居沟通。社区定期举行一些集体活动，但从未见过他参加，只有附近一所基督教堂的职员称见过高山，称此人好像来做过礼拜。

高山曾在被捕后反复强调生活清贫，全家生活依赖妻子的收入。李雪在一家名为“生活之路”的儿童中心工作，年薪 3万多加元(1加元约合6.5元人民币)；高山就读学校的福斯先生透露，在温哥华为移民开设的英语课程，收费从600 加元到几千加元不等；高山一家的房屋按揭每月要三千多加元；再加上女儿学费，其家庭财务如何收支平衡，令人生疑。

有报道称，李雪2002年入境加拿大不久，即购买一栋价值约五十万加元的住房，后又在北温哥华购买价值三十多万加元的住房。高山被捕后，警方就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一个用李雪名字登记的保管箱里，找到了总值约5万加元的款项。

联手捉拿

苦心孤诣，隐姓埋名，也未能让高山逃脱法网。

2004年12月30日，他并未用假证件入境加拿大。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入境记录上，清晰写明夫妇两人姓名的拼音：“ShanGao”和“XueLi”。中国警方只需查阅各国入境数据库，迟早会获得高山藏于加拿大的重要信息。

2007年2月16日，高山在北温哥华家中被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官员与皇家骑警逮捕，罪名是瞒填移民申请表格中的职业。

加拿大移民局裁判官泰斯勒(MarcTessler)的解释是，高山2006年夏天涉及一场车祸，一辆蓝色马自达轿车与另一辆车相撞，车主男子并非高山，但根据司机提供的住址，高山进入警方视野。

但实际上，加拿大皇家骑警等多处信息显示，早在一年多前，高山就已经处于加拿大警方的监控之下。

加拿大为何不愿承认早早监视高山？

“加方的监视很可能是由于中国政府的通告，而如果承认这一点，就等于逮捕行动是来自中方某种压力。”联合国刑法改革国际中心高级顾问，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杨诚分析。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相关人士透露，中国警方早就向加拿大通报了高山携巨款潜逃的重大嫌疑，但加方认为缺乏足够证据。“实际上，由于各种因素，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司法体系不信任，在很多方面存在误解。”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贾庆国教授分析。

高山也在被逮捕后提出不想被送回中国。理由是，中国的司法审判制度不够透明。

逃到加拿大的中国贪官，尚无一人被引渡回国。而此次高山与赖昌星一起，被推到了聚光灯下。焦点之前，是公众的纷纷热议，焦点背后，则是中国与加拿大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司法的歧见、合作、博弈。

据黑龙江司法界人士称，2007年1月12日，在哈尔滨警方陪同下，数名加拿大警员专赴白城某看守所。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前老总张晓光承认高山给他的银行单据系伪造，也就等于主动供出高山。

2007年1月，中国外交部与国际刑警驻北京办事处向加拿大政府正式提出，把高山遣返回中国受审。“那只是一个形式，中国警方与我们在此案上的沟通，早已开始。”加拿大警方透露。

虽是豪赌，且机关算尽，潜心藏匿，但也许一开始就已注定，胜机不大，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政府，一个在全世界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大国政府。

忍受煎熬

天高云淡，疏疏朗朗的雪山与阳光，映衬着惬意的笑容，高山双臂张开，背后是布达拉宫。这是高山在案发前众多生活照里的一张。“他不是一个感情外露的人，但和他相识多年，能感觉到这个人很乐观，对自己很有信心。”高山在哈尔滨的友人介绍。

被捕后第一次聆讯结束，高山与妻子紧紧拥抱，嘴角仍有微笑。在参加移民局聆讯时，李雪透露，高山近来脾气不好，经常因琐事与自己争吵。

美国媒体的报道说，高山已被警方监视一年有余，总有车辆停在门口，出门也有人跟踪。监视高山的警方人员曾透露，2月的一天，高山曾携旅行袋到火车站准备前往渥太华。他在月台上徘徊许久，最后还是转身回家。2天后，加拿大移民局官员和皇家骑警出现在他家门口，请他“协助调查”。那一刻，高山的表情未露意外，似乎早有心理准备。

2月18日，移民局聆讯裁判庭，18个公众席早已被占满，连门口都站满记者。裁判官泰斯勒就是昔日有条件释放赖昌星的裁判官。41岁的李雪在开庭前长时间地双手合十，似在暗自祷告；聆讯中，李雪不时用手按摩脸部。

北温哥华市居民区，WestPender大街1111号是一座并不惹眼的二层小楼。墙外，常有警察、媒体记者逡巡观望，墙内，就是高山的三口之家。

高山被逮捕时，妻子女儿也一同被捕，随后被释放。高山给女儿取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高山雪莲。据高山友人称，这是希望女儿将来纯洁为人，不染尘垢。

高山被捕后，曾有记者登门采访李雪与高山雪莲，但被礼貌回绝。其后数日，仍有记者纷至沓来，并隔窗向内拍照。几天后，所有的窗户都被白色窗帘遮蔽。

高山被捕之日接近中国的农历春节，而农历腊月二十九、三十与大年初一，他都在拘留所熅方不允许任何人探望。

高山被捕后，2月23日，该案另两名主谋、和高山同时逃到加拿大的李东哲、李东虎兄弟也被加拿大警方逮捕。杨诚指出，他们没有永久居民资格，如果他们的账户被怀疑非法而冻结，兄弟二人就无钱打官司，极可能先于高山被遣返回国。若他们回国后招供，则让高山的犯罪证据更加确凿。加拿大皇家骑警还有证据显示，二人与高山家在加拿大财务上往来频繁。

也正在这一天，移民局的裁判官一度同意释放高山，但要求约30万加元的保释金，但马上又改口拒绝保释。移民局发言人弗格森解释，拒绝保释的理由是怀疑高山用于保释的30万加元属于犯罪赃款。

高山以回国后可能受到不公正待遇等为由，希望留在加拿大，但加拿大政府显然对这些“理由”不以为然。

加拿大驻华使馆的新闻官张朝凤向记者介绍，加拿大政府致力于保护本国公民的权利与利益，希望有更多的优秀外国公民移民加拿大。但是，加拿大决不是罪犯庇护所，一旦认定在移民前曾在外国犯罪，将会按照司法程序，将嫌疑人遣返出境。

前途未卜

数年前就精心准备，拿到永久居民资格，如此“高瞻远瞩”能否让高山的豪赌多一分“胜算”？

“高山与赖昌星境遇不同，赖昌星是以‘旅游者’身份仓皇入境，只能申请政治避难。而高山已经移民加拿大，他需要面对的是对其永久居民资格的质疑。”杨诚指出。

专家介绍，加拿大永久居民局取消高山移民资格并发出遣返令后，还需要做遣返风险评估，判断高山回国后是否面临非人道待遇甚至死刑。这个风险评估最快也要一个月，慢下来可能要几个月。即使风险评估的结果对高山不利，他仍可在一个月内，向加拿大联邦法院请求，对风险评估程序进行司法审查，而在审查过程中，法院会暂不遣返高山。法院从受理到开庭，最长可以拖几个月，而联邦法院从开庭到作出决定，中间也需几个月。把各种可以拖延之处相加，最长需数年之久，最短也要半年。　　

在高山问题上，即使加国政府为中加关系计，倾向于迅速遣返高山，但法院受理高山的司法审查要求之后，就进入司法程序，由联邦法院裁断。“加拿大是司法独立的国家，一旦进入司法程序，政府即使希望与中国合作，也无力干涉司法。” 杨诚曾长期在加拿大从事法律工作，对其司法独立性体会颇深。

“如果高山或者赖昌星是英国人或美国人，遣返工作会顺利得多。”杨诚指出，这些国家司法体系与加拿大类似，而中、加司法制度不同。再加上外国媒体对中国司法大多报忧不报喜，国外法官可能会对中国的司法公正有疑问。因此，加拿大法官个人对中国司法的看法，在其中将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加拿大法律规定，这种司法复议没有时间限制，只要高山有钱，能请得起律师，就可以通过“司法马拉松”来尽量拖延时间。但是，如果高山的钱不在加拿大，从外面转账又被“控制”，“囊中羞涩”，就意味着要回国面临审判。

近年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与加拿大在贸易领域合作增加，是否会对加拿大法官的判断造成影响？杨诚分析，“加拿大法官的职业素养，要求他们思考问题只考虑司法因素，不能掺杂政治。现实中，他们即使会考虑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判断上受到影响，也不会说出来。”

加拿大驻华使馆新闻官张朝凤对记者表示，加政府对高山事件的官方态度是：“加拿大政府打击犯罪的目标与中国是一致的，加拿大愿意在这个共同目标指引下，与中国政府达成妥协。”

据加拿大警方透露，在中国交给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名单中，高山只位列第五。前面的各位“硕鼠”又是何许人也，加拿大警方则拒绝透露。（姚佳威）

http://view.news.qq.com/a/20070428/000049_2.htm

杨耕身：裸官是外逃贪官的近亲

2009年03月13日10:11 　 新华网　 　

年年两会，反腐总是热门话题，今年亦不例外。针对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带病”官员借公务考察之机而滞留国外不归的现象，多名社科界政协委员建议，干部应报告其配偶子女移居海外情况，同时有关部门应该及早建立预警防范机制，加强平时对官员的监督管理，关紧贪官外逃大门。

委员们的关切至少向我们表明，“裸官”已是外逃贪官的近亲。据网友定义，“裸体做官”是指那些以种种名目将妻子儿女及非法所得转移至境外，自己孤身一人在国内做官、一旦风吹草动即逃往境外的腐败分子。去年一个“杨不归”杨湘洪，就留给国人多少徒唤奈何。而杨不归之前有杨秀珠，杨秀珠之前有周金伙、高山、蒋基芳、刘佐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等“衮衮诸公”，又令多少国人情何以堪？他们的身影一旦杳如黄鹤，归期茫茫，总是一再地在国内荡起一池反腐秋水，自然也不乏对通过制度建构提升反腐质量与信心的“老生常谈”。

中国反腐之务有多急迫，对制度建构的要求就有多强烈。在职官员家人是否有移居海外生活的权利？这或许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然而一些贪官出逃后所产生的法制蒙蔽、正义不彰的困局，以及事后“劝返”之力不从心、国际追捕之艰难备尝的现实，却提示我们必须修补事前预防的纰漏。在这方面，委员建议官员应报告其配偶子女移居海外情况，加强平时监管等，尽管切题，但仍不足以扛起反腐败之重。作为一个至关紧要的方面，在我看来仍是公众吁陈、舆论呼唤良久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把官员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纳入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范畴，正是反腐的“国际惯例”。1989年，美国修订出台《道德改革法》规定：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自己的财产状况，上任后还须按月申报。财产申报还必须包括其配偶或受抚养的子女的有关情况。而且对于这些财产公示，往往是以政府公报形式发布的，任何公民都可以随时查阅。俄罗斯出台了《反腐败法》这一联邦法律。该法明确规定公务员及其配偶、子女提交收入和财产信息的义务等。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对于反腐的惟一性、重要性，江湖之远乃至庙堂之高，备述矣！然而即以一度引起舆论强烈关注的新疆阿勒泰官员财产申报试验而言，也一直没能扯下一块温情脉脉的面纱。阿勒泰地区纪书记吴伟平曾对媒体表示，财产申报如果能够一步到位“无限公开”，固然是理想化的结局，但并不符合国情和现实。财产申报必将经过从有限公开到无限公开的过程，我相信这种思考的真诚，但仍需明辨的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国情与现实，不愿看到财产申报制的一步到位？

“裸官”是外逃贪官的近亲，而阳光是腐败的天敌。过去众多一去不归的外逃贪官，像一些无法弥补的遗憾，横亘于中国反腐制度与法治建设的心路之上，无法回避，必须正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尽快完善相关财产申报公开制度，既是反腐信心的一种展示，亦指向最终的解决之道。

外交部：中方要求加拿大尽快遣返赖昌星

中新网北京二月六日电(记者 齐彬)潜逃加拿大的中国远华走私案涉嫌主犯赖昌星，近日获得加拿大移民部工作许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六日指出，加方此举已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中方对加方的决定表示严重关切。


姜瑜在回答中新社记者有关提问时强调，赖昌星是中国司法机关通缉的厦门特大走私案首犯，案发后潜逃到加拿大，至今已有九年之久。

姜瑜指出，加方曾多次向中方表示，加拿大不是犯罪分子的“避风港”，加方遣返赖昌星的立场是明确的。但加方的所做所为与加方表明的态度大相径庭。加方此举已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我们对加方的决定表示严重关切。

这位发言人强调，中国政府关于遣返赖昌星回中国接受法律审判的立场是坚定的和一贯的。中方希望加拿大政府从两国关系大局考虑，尽快向中方通报有关情况，尽快完成遣返前风险评估程序并将赖昌星遣返回中国。(完)

中国贪官海外逃亡录：长沙原国土局长背尸谋生

高山：平时接触的外人，除了女儿同学的家长，只有“教友”

　　许国俊：在堪萨斯州一个小镇的中餐馆里当上了打工仔

　　左天柱：情妇也离他而去，靠着给殡仪馆背尸首勉强谋生

　　王振忠：患胃癌死去，临终前忏悔：一切都是报应……

　　杨秀珠：为了听听乡音，化名易容参加华人聚会……

　　■ 海博

　　2008年11月的一个夜晚，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国人走在塞纳河左岸的街头。寒风袭来，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当当当”悠然而沉沉地响起，在暗夜里传得很远。他不禁打了个冷颤，抬眼忽然望见中文招牌就在附近，便同怔了一般，愣愣地站在那里。但随即，他快速离开了这里。

　　在法国已经一个月了，他总是可以看到这熟悉的文字。然而他不能靠近，不能去听听那熟悉的乡音，更不能去吃一碗那儿热辣辣的汤面。因为他怕被人认出来，因为他就是杨湘洪，就是那个浙江省温州市原市委常委、鹿城区区委书记。

　　他知道，选择了出来，他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自他一个月前称病未回国之后，已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在整个华人世界，他的名字也已经是众人皆知，一旦露出半点蛛丝马迹，下半辈子的牢狱生涯，恐怕在所难免了。

　　杨湘洪不知道自己在巴黎还能待多久，当然他也不知道，他所走的会不会是一些名噪一时的“前辈”走过的老路……

　　“隐形人”因车祸意外曝光

　　像其他所有的外逃贪官一样，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一到加拿大，便将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出逃后的头一年，他没有和妻女同住，直到2006年2月才搬过去。在加拿大，高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开过任何银行账户，没有购买过汽车及保险，没有任何财产和收入，他的名字也从未出现在水电费等任何账单上。他家那辆轿车的登记人也是妻子李雪。过去两年多来，高山全家只通过所租用的邮局信箱与外界联络。

　　高山逃到温哥华后，一直没找工作，平时唯一的“工作”，就是送女儿上学。此外，就是在一个社区学校学英语。在学校填写“将来准备从事何种职业”问卷时，高山写的是“当翻译”。他自称已皈依天主教，周日偶尔会去一家教堂做礼拜。他平时接触的外人，除了女儿同学的家长，就只有那些“教友”了。

　　不过，高山一关起家门，就会过起高调、豪华的生活。他与妻子、女儿居住在与温哥华一水之隔的北温哥华市一座二层小楼内。小楼地处环境优雅的高档住宅区，一年前刚建成。透过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屋内装修得很豪华。

　　然而——2006年10月的一天，温哥华一名华裔男子驾驶的马自达轿车与另一辆车发生碰撞。赶来处理事故的警察发现，这个华裔男子并非车主。于是，警察按惯例要求他提供个人资料，包括姓名及家庭住址。该男子在记录纸上赫然写下：姓名——高山；住址——北温哥华市西二街155号。他的行迹在不经意间便暴露了……

　　2007年1月12日，加拿大警方突然现身黑龙江，并在哈尔滨警方的陪同下进入某拘留所，向被关押在那里的东北高速原董事长张晓光了解情况。加拿大的媒体称，“中行案”的三名主要涉案人——高山、李东哲和李东虎，已经出逃到加拿大，但已受到加警方的严密监控。此后，在警方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下，一场旷日持久的司法程序拉锯战开始了……

　　出逃，让他们的生活陷入窘迫

　　许多出逃的贪官，并不像他们曾经想象的那样，过上香车豪宅、挥金如土的安逸生活。

　　中行开平支行的主犯“二许”逃亡到美国后，因为多数赃款都被冻结，只有存在赌场里的一些钱还能用。许国俊曾在加拿大温哥华辗转一年多，由于不会英文，又必须隐藏行踪，所以一直找不到工作。为了活命，在国内每天出入豪华餐厅的许国俊，在堪萨斯州一个小镇的中餐馆里当上了打工仔，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10到15小时，其间手臂还被热油严重烫伤。许国俊接妻子余英怡和两个孩子到威奇塔共同生活后，余也在该饭店打工。

　　同样陷入窘困的，还有长沙市原国土局长左天柱。为了包养情妇大肆贪污受贿，案发后和情妇一起潜逃美国。他们携带出逃的几百万赃款在美国很快就坐吃山空，基本不会外语的左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不久情妇也离他而去。据后来在国外见到左的人说，他只能靠着给殡仪馆背尸首勉强谋生。

　　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振忠是迄今公安系统外逃出去级别最高的在职警官。他在任期间和黑恶势力勾结，成为保护伞。到美国之初王振忠花100多万美元在加州买了一幢别墅及一辆别克跑车，和情妇郝文一起过着奢侈的生活，经常出入赌场、茶楼。但是不久，许多曾向他行贿或被他敲诈的人通过美国的黑社会找上门来讨要“借款”，甚至威胁要砍断他的脚和郝文的手。王振忠不得已和郝文分居，自己也过上了提心吊胆的生活，2007年患胃癌死去，临终前忏悔说：“一切都是报应啊……”

　　更严酷的是精神生活

　　曾潜逃加拿大、美国13年之久的黑龙江省体改委原主任宋市合，在被遣返回国后受审时在忏悔书中写道，当地华人得知他是一名涉嫌贪污的大陆官员后，对他反感和冷漠，这种难以名状的精神痛苦让他感叹，美国并不是逃亡贪官的天堂。

　　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在新加坡遭故友敲诈、在美国不堪移民局警察搜查，放弃了之前高价购置的五处豪宅而辗转荷兰，一直不敢抛头露面。这种寂寞的生活让她痛苦不堪，一个人生活，没有人跟她说一句话，甚至没有人惹她发一次脾气。

　　圣诞节前夕，杨秀珠在电话中从她的胞弟赵宝那里听说在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华人聚会。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一个华人了，她内心里涌动着一种渴望：参加这次聚会，听听乡音。杨秀珠化名“LIUXIUZHU”，以一个来自杭州的丝绸商人的面目出现在那天晚上的华人聚会上。然而，她却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快乐。

　　参加聚会的人中，有一个荷兰籍温州人，名叫张北方。张北方10年前曾经是温州市有名的地产商，是杨秀珠毁掉了他在温州红红火火的事业。虽然杨秀珠进行了伪装，但她熟悉的声音却让张北方听了出来，并向荷兰警方提供了有关杨秀珠的情报。

　　警方立即赶到现场，杨秀珠却提前离开了。几经辗转，杨秀珠在鹿特丹市租了一间地下室隐藏起来。

　　荷兰是个低海拔国家，鹿特丹地面低于海平面，地下室里又暗又潮，墙壁上不断地往下滴水，弥漫着一股发霉的味道。杨秀珠成了惊弓之鸟，现在她连大街都不敢去了。长夜难熬，杨秀珠非常绝望：难道我就在这间地下室里度过后半生？

　　房东老太太对这个房客感到很奇怪，并发现了破绽，于是，向警察局报案。

　　2005年5月20日深夜，当荷兰国际警察走进杨秀珠的地下室时，杨秀珠正躺在床上瞪大眼睛目光呆滞地望着天花板。当警察向杨秀珠宣布，荷兰警方通过国际通缉令获取临时逮捕她的授权，将对她实行逮捕时，杨秀珠反而变得异常平静。也许，她这才真正体悟到：这生不如死的逃亡生涯，终于结束了……

　　能否绝杀外逃路？

　　■ 海博

　　从2008年10月，媒体曝光浙江省温州市市委常委、鹿城区区委书记杨湘洪出国考察称病未归之后，官员外逃的话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一场“潜伏”与“反潜伏”的战争也由此浮出水面。

　　劝返，是否能说动外逃贪官？

　　有外逃贪官说，逃亡其实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浪迹天涯，日子并不好过。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亲人不得相见，恐惧无所遁形。最高检正是把握了外逃官员的这一特点，首创了劝返模式，即贪官外逃后，派出人员到国外直接与其接触，通过做工作、谈判等各种方式，并承诺一些条件，劝其回国。

　　该模式的难点在于需要突破法律和政策界限，诸如承诺减刑。因此，实现劝返成功必须满足四个条件：必须明确不归官员有犯罪事实，否则他有选择不归的权利；不归官员必须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否则不会轻易坐上谈判桌；必须给被劝者许以好处，促使其两害相权取其轻；劝返人员必须有“说了算”的权力，让被劝者信服。

　　云南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是第一个被劝返的外逃贪官。他所以能被劝返，实为“走投无路”所致。办案人员向新加坡警方提供胡星在国内涉嫌重大受贿犯罪的证据，取得了新加坡警方的理解和支持，由此造成了胡星在英国、中国香港等地被拒绝入境，迫使其在新加坡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之后办案人员才对其派出劝说小组。另外，专案人员在劝说胡星时就作出了一些“承诺”，包括“胡波(胡星的弟弟)帮助胡星出逃的事可以放过”、“如实交代问题，可换取减刑”等，这的确很需要技巧：既要掌握法律和政策，又要灵活多变，更需要有突破法律和政策界限的胆识，因为机会往往稍纵即逝。

　　2007年9月，曾任北京燕海石油化工技术开发公司经理的李敏(化名)在北京市房山检察院反贪局历经3年的越洋劝说下回国自首——她因涉嫌合伙私分130万元国有资产而潜逃德国6年。这是全国首次通过非外交途径成功劝返外逃贪官。这为劝返政策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但是，更多外逃贪官对回国以后所面临的刑罚，是不是会面临死刑，会不会面临更严重的处罚等问题，还是心存严重的担忧。

　　引渡，正规但效果有限

　　在中国追捕外逃贪官的主要途径中，引渡一直是最正规的方法。然而，在现实情况中，引渡却又是很难奏效的。一方面，中国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只有30个，主要限于周边国家，与美、欧、澳等发达国家签约极其有限。“一些被外逃贪官视为避难‘天堂’的国家，大都与中国没有引渡协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林欣介绍说。另一方面，因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死刑条款、司法公正、人权保障有异议或成见，还有的奉行政治犯不引渡，以及在双重犯罪原则(在两国法律中均构成犯罪的行为)和赃款分成(对协助国的费用支付)等方面的认识也不一致。所以，引渡的效果极其有限。

　　去年，我国加快了与发达国家缔结引渡条约的步伐，先后与西班牙、法国、澳大利亚签约，这预示着外逃贪官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对于很多还未缔结双边引渡条约的国家，我国要打击外逃贪官就得通过刑事司法协作。据司法部提供的最新资料显示，中国共与47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

　　异地诉讼，一个新的启发？

　　5月6日，美国拉斯维加斯一个地方法院以诈骗、洗钱、跨国转运盗窃钱款、伪造护照和签证等罪名，分别判处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前负责人许超凡和许国俊入狱25年和22年，两人配偶分别同案获刑8年。

　　此案开创了外逃贪官在国外当地被审理宣判的先例，为我们提出了新的期待。重刑之下，应该会对外逃贪官起到震慑作用，而国外定罪又为外逃贪官的引渡、劝回、遣返等难题给与启示。

　　国际刑法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黄风教授认为，“解决贪官外逃的问题有两方面的事情要做，第一个是人的问题，第二个是物的问题，人的问题就是对外逃的人员我们要缉捕归案、遣返回国。物的问题是要把他们非法转移到境外的资产追缴回来。这两个问题应该说是相对独立的，都有一定的难度。”

　　黄风教授介绍说，引渡有一些条件：是不是符合双重犯罪，是不是这里面有一些政治因素，是不是有刑罚制度的差异，比如中国存在死刑，有些国家废除了死刑，这种情况下死刑就成为了引渡的一个障碍。追缴非法资产也有一个难题，就是怎么能够证明这些资产是犯罪所得，这也是一些难以解决的法律问题。

　　“人肉搜索”是否能堪大任？

　　在对官员“裸体做官”现象大加批判的同时，公众创造了一种通过网络监督官员的办法——“人肉搜索”，即发动网友匿名在网络上公布他人私人信息的手段。众多匿名网友为一个目标而搜集信息，并促使某人、某事件的信息得到“充分披露”，促使最后“真相大白”。

　　而事实上，“人肉搜索”的确威力巨大，最终将腐败官员拉下马的案例不在少数。例如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因为抽“天价烟”、戴“天价表”被网友曝光并最终被双规；江西省新余市某人力资源考察团考察费用记录被网友捡到并贴至网上，3名官员遭到免职、停职处分；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猥亵女童遭到网友“人肉搜索”，最终被迫辞职等。

　　然而，“人肉搜索”因其缺乏理性，涉嫌侵犯公民隐私权，而且网民很难把握尺度边界，所以在它大行其道的同时也备受诟病。徐州曾在2009年1月立法通过禁止“人肉搜索”，但遭遇九成网民反对，最后徐州市政府让步表示揭示官员贪腐不在此限。

　　目前，各级地方政府也积极对网上反腐进行引导，也许，在网友的天罗地网中，贪官外逃的成功率会更小一些？

　　官员财产公示，治本之策？

　　贪官外逃一般要经过转移资产、家属先行、准备护照、猛捞一笔、不辞而别、藏匿寓所、获得身份的一系列过程。当我们明晰了这些出逃路线图以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人堵在国内，绳之以法，而不是将希望寄托于贪官出逃的路径选择，或是出逃后劝返或引渡上。这就需要办案人员加强监督，及早发现蛛丝马迹。

　　政治信息公开和表达自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黑箱操作的状态为上下其手留有大量的机会。2008年底，新疆阿勒泰地区率先尝试“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受到热捧。该政策不因其将公民对官员的财产监督权予以承认，并进行规范的制度化设计而为人所称道，更因其首度将“阳光”照进官员“这个神秘群体最私密的领域”而备受期待。公众普遍认为，该措施是遏止腐败官员外逃的治本之道。

　　“应当尽快建立健全以财产申报为主要内容的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制度。该制度不仅包括领导干部个人财产或收入情况，也应当包括领导干部的家庭财产、收入情况及家庭成员是否身在境外、是否在境外有存款或购置财产等各方面内容。赋予纪检监察部门和司法机关查核监督管理的权力，对不如实申报的人员，给予党纪政纪法律的处罚。”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高级检察官陈雷建议。

http://news.backchina.com/2009/6/3/43375.html

深圳市长许宗衡双规期间自杀未遂

来源：《联合早报》
     深圳市长许宗衡涉嫌严重违纪被“双规（在规定的地点和时间交代问题）”的事件昨天继续发酵，深圳议论纷纷，民间也盛传许宗衡引咎自杀的消息。香港《大公报》引述一名了解并与许宗衡比较接近的人士的话说，以许宗衡的性格，此种情形下选择自杀并不意外。随后有消息称，许宗衡自杀未遂。 (博讯 boxun.com)

   
    对于许宗衡自杀的消息，有的说他跳楼、有的说他吞筷子；有的说他在深圳自杀、有的说他在北京自杀；有的说他上周末自杀，有的说他前天傍晚自杀。一名资深媒体工作人员告诉本报，他对许宗衡自杀的消息相当质疑。
   
    香港《南华早报》消息称，受牵连的不止许宗衡，也包括另外两名深圳高官，其中一名是副市长。
   
    据了解，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许宗衡被“双规”后也立即站出来稳定军心，他在前天上午的深圳高层会议上提醒深圳官员加强自律的同时，也对人心浮动的一众官员加以安抚，并对深圳下一步的工作做了部署。据了解，深圳副市长许勤将暂时接替市长职务，直到有新市长人选为止。
   
    深圳各部门主要领导面对媒体时则普遍噤声，而近日深圳的主要政务活动均不见市委常委的身影。
   
    许宗衡是继今年4月份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广东省原纪委书记王华元因腐败落马后，另一名违纪的广东省高级官员。一些舆论因此开始关注“广东帮”受打压的情况，“广东帮”目前在中央高层已无代表人物，显然成不了指向中共十八大的权斗重点。
   
    54岁的许宗衡一向被视为政治黑马，是唯一一名本土直升上来的市长，也是目前深圳建市以来受处分级别最高的官员。许宗衡当市长之初曾提及“清、明、勤、思”，今年四月的深圳市人大会议上，他还誓言“不漂浮、不作秀、不忽悠”，并承诺“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不留骂名”，甚至表示历史和时间将是最好的检验尺度。
   
    对于许宗衡被“双规”的原因，版本也有好几个。《南华早报》引述多方消息来源称，当局对许宗衡的反贪调查其实已进行了几个月，而引发他被调查的导火线是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主会场设计方案的挑选结果。由“鸟巢”中方总设计师李兴钢设计的“海之贝”前年底中标成为深圳湾体育中心设计方案，但深圳湾体育中心建设指挥部去年3月却突然公布废弃“海之贝”，转而选择之前落选的日本公司设计的“春茧”方案。“春茧”的建造成本是“海之贝”的约一倍。
   
    许宗衡任职深圳市长期间，恰好也是深圳楼价领涨全国的四年，楼价涨幅远超上海，而也有消息称，许宗衡涉及深圳多起房地产和地铁建造项目的受贿，《中国经营报》报道，民众怀疑许宗衡与地产界有“特殊关系”，许宗衡出事后，一些房地产商也蛰伏在香港“避风头”。
   
    　也有媒体报道，许宗衡涉及国美电器创办人、中国前首富黄光裕的案子。
   
    许宗衡被“双规”后的深圳政局及未来发展方向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有人担心，深圳刚刚才通过《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许宗衡出事后，深圳未来改革的方向可能会变得趋于保守。但也有专家指出，中央确定深圳继续做改革试验点的想法不会因此动摇。

中国编织全球追逃网缉捕贪官：外逃人数仍未知

贪腐官员远遁海外的案例近几年并不少见，每逢肃贪风声一紧，便有人闻风而逃往国外，利用中国与他国法律不对接的空子，就此逍遥法外。日前，北京大学廉政 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

外逃人员：一个黑数

在逃官员名录中，许多名字现在为人们耳熟能详：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在这些外逃贪官之中，还有一些“官小事大”的，而在他们外围，不乏在逃的刑事犯罪分子。

“真实外逃的人数，无从计量，”原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正司级巡视员、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 访时举了一个例子，“在职务犯罪查处率居全国前列的一个省份，近两百名负案在逃的人员中，只有不到十名案犯在海关出境时留下了记录，其余的全部下落不明。 ”

“到底是不是用了假身份证、假护照逃到了境外，还是潜伏在国内，我们没有证据，不好说。”黄风说，有些人长达十几年杳无消息，线索全断。

至于具体多少这样的情况，黄风用了四个字：一个黑数。

在外逃人员中，金融系统、国有公司、企业的管理人员占据了一定比例。与那些惊弓之鸟般被迫出逃的刑事罪犯相比，这些人携款外逃的行为更多地带有主动性和计划性。

那些涉案金额相对较少、级别低一些的外逃人员，往往首先选择逃往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这样，他们的逃亡和生活成本都不会太 高；而逃往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外逃人员往往会隐姓埋名，靠赃款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因为那里的一些国家正处于转型期，有的国家法制不很健全；而对于一些大贪 官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移民国家，是他们的“逃亡天堂”，如美国、加拿大和荷兰等。“尽管这些人是国家重点要求引渡遣返的对象，但那些国家的法律能为 他们提供保护伞，”黄风说。

司法遣返的现实选择

为缉拿这些逍遥法外的外逃人员，与各国缔结双边引渡条约，借各国之力联合缉逃，成为中国的一个现实选择。

在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文奇看来，这些人利用的就是中国与他国法律衔接上的空子和漏洞。

“根据国际法原则，只有签订双边引渡协议的国家，才有强制力要求对方予以引渡。否则，只能靠双方友好协商，视谈判情况而定。如果没有双边引渡条约，外逃 人员只能采取‘友好合作’的方式遣返。而能否遣返成功，则还要看对方国家是否给你‘面子’。”朱文奇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引渡问题一直都是国 际司法协助中的难点之一，涉及到法律理念和双边关系等多重复杂的问题，一旦发生冲突，协调的难度非常大。

朱文奇告诉记者，近年中国有好几起外逃美国的案子，都已通过公安部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了红色通缉令，却由于中美双方没有引渡条约，通缉令至今石沉大海。

来自有关部门的消息说，迄今与中国缔结了引渡协议的国家有43个，其中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加拿大以及西欧等容留中国外逃人员最多的国家，除了法国之外，其他都在建立引渡协议方面进展困难。

曾多年致力于国际间司法协助、引渡等方面具体谈判工作的黄风感叹，在国际司法合作谈判时，一些国家往往会以此为政治筹码，人为设置障碍，使我们的海外追 逃难上加难。“西方国家不和我们谈引渡条约的主要障碍是死刑问题，同时他们对我们的法治状况，尤其是证据、刑讯方面，存在误解、偏见、不信任。”

而在那些引渡条约权限内的追逃合作中，高昂的成本也成为追逃的一大瓶颈。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公安部首次公布了“追逃成本”：国内的普通追逃在 万元左右，最高达上百万元，而国际追逃代价更大，赃款追回的比例却不一定能保证。仅中国银行开平支行4.82亿美元特大贪污挪用案的主犯之一余振东一案， 中美双方谈判就长达3年，期间公务往返、查证取证，成本难计，最后才采用引渡替代措施将其遣返回国。

“一些外逃贪官或经济刑事犯罪分子实施资产转移过程，都是在几个国家间的银行账户和相关利益人中来回倒腾，攻守同盟严、取证难度大。”黄风说，“面对当前引渡谈判艰难的情况，中国需要有探索更现实的合作智慧。”

编织全球追逃网

司法引渡难以发力并不意味着对外逃人员无计可施，在现有的司法合作框架下，引渡之外的“变通”常常在谈判桌上被提及。

2008年8月底，中国银行开平支行4.82亿美元特大贪污挪用案的另两名主犯“二许”在美国被定罪。“这是中美缉逃合作的一次重大胜利，创造了引渡之 外的另一个替代措施。”朱文奇说，“实际上，‘二许’的案件，我们采取的是在境外进行刑事行为诉讼，改变逃犯的法律地位，然后让他们在国外定罪，最终被判 刑，这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在追逃过程中，像“二许”这个案件，在境外进行刑事诉讼作为替代措施的时候，需要两国执法机 关密切合作。美方对“二许”定罪，中国方面提供的证据资料和执法合作中提供的相关犯罪信息和证据，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如美国联邦法庭对他们定罪所依据的 大约500件物证等证据，许多是由中国方面协助提供的。

“今后，外逃犯罪分子即便不能被遣返，只要提供足够的证据，也可以让你在国外 被定罪，”朱文奇表示，“甚至可以说，在美国被判刑的模式比起遣返模式，对仍在逃的人员起到了震慑作用。如果外逃者足够聪明，认罪并接受遣返，就会接受宽 大处理，否则就会面临跟二许一样的下场。”

就藏匿了过半数中方外逃人员的美国而言，尽管中美两国在缔结双边引渡条约上一直存有分歧， 但美国方面也在尝试通过多种方式协助中国惩治外逃人员。根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中美两国警方就打击逃美贪官达成了一些协议，包括如有中国贪官在入境时没有 向移民局和海关如实填写申报单、偷税漏税以及非法接受海外赃款，他们将遭到指控；美国联邦国税局还悬赏一定的奖金，鼓励民众揭发外逃贪官。

另一个中国外逃人员的目的国加拿大也在收紧天网。2008年9月，加拿大位于多伦多的边境服务处将逃到加拿大的中国经济诈骗嫌犯邓心志移交给中方，这是加拿大首次遣返中国经济案件嫌犯归国。

“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我们就得去寻求一些其他的措施，如像对‘二许’在境外进行刑事诉讼和通过移民法遣返邓心志都是可行的。同时还在摸索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劝返，劝他本人回国接受审判。”朱文奇说。

在2008年，中国与法国、澳大利亚、葡萄牙的引渡条约相继生效。“这些说明中国海外追逃的速度正在逐渐加快，外逃人员的生存空间也不断被压缩。”朱文 奇表示，可以预见的是，由于欧盟25个成员国都废除了死刑、全坚持“死刑犯不引渡”的原则，在西班牙、法国和葡萄牙陆续与中国达成引渡协议之后，多米诺骨 牌或许就此推倒，“今后与中国进行追逃合作的国家将会更多，合作的方式也会不断创新，以在全球范围内编织一个法网恢恢的外逃人员追捕网。”

跨国追赃的亚非拉典型案例

怎样追回外逃贪官卷走的腐败资产？这是国民关心的问题，也是反腐败工作的重点。目前中国在跨国腐败资产追回方面实践经验尚不多，而其他国家一些比较成功的追赃案例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经验。

尼日利亚“阿巴查”案

军人出身的阿巴查于1993年至1998年统治尼日利亚期间，大肆搜刮国家财富，侵吞数十亿美元(据估计在20至40亿之间)，并将赃款秘密转入海外， 被透明国际列为全球第四大贪腐分子。1998年6月，阿巴查突发心脏病身亡。阿布巴卡尔组建的过渡政府和以奥巴桑乔为总统的民选政府上台后，开始在全球范 围内启动追回被阿巴查窃取的巨额国家财产。经过不懈努力，尼政府已从瑞士、卢森堡、列支敦士登、英国等处追回共计12亿美元的腐败资产，其余部分资产仍在 追缴中。

尼日利亚是如何追回阿巴查腐败资产的？

第一步，查找腐败资金下落，设立专案组。尼新政府 上台后颁布53号法令，对主动投案、交待阿巴查侵吞资产下落以及退缴腐败资产的官员予以赦免。这一举措促使阿巴查儿子穆罕默德·阿巴查交待出6.7亿美元 的下落，这些资金主要存于瑞士的银行账户。尼新政府还设立名为“特别侦查小组”的专案组，专门负责调查阿巴查的贪腐案。

第二步，尼政府向资产流入国提出司法协助请求。由于涉案腐败资金数额巨大、分布范围广，尼日利亚政府自1999年起，先后向瑞士、卢森堡、列支敦士登、英国、德国、美国多次提出司法协助请求，要求协助调查取证和冻结有关涉案银行账户。

作为对司法协助请求的回应，瑞士司法机关于1999年启动了针对阿巴查家人涉嫌洗钱、欺诈、伪造文书以及参与犯罪集团的刑事调查，并下令冻结 6.7亿美元资金。瑞士司法机关的举动产生示范效应，卢森堡和列支敦士登随后也采取类似行动，冻结了7亿美元涉案资金。6年后即2005年2月，瑞士联邦 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下令将这笔资金返还尼日利亚。另有4000万美元资金也循同样途径返还给尼日利亚。

第三步，通过与腐败财产持 有人达成和解追回资产。由于通过司法协助途径追回资产历时漫长、程序繁琐、费用昂贵，而且自始至终受到阿巴查一方百般阻挠和干扰，2001年，尼政府决定 与阿巴查家人达成庭外和解，以尽速实现资产追回。2002年4月，和解协议正式公布。根据该协议，阿巴查家族将主动退出在瑞士、卢森堡和列支敦士登被冻结 的14亿美元，作为交换，阿巴查家族将被允许保留1亿美元资产。9月，穆罕默德·阿巴查拒绝接受和解，协议归于无效。尼政府被迫继续通过司法协助途径追索 资产。

第四步，通过民事程序追回资产。为追回伦敦某银行一笔约1.66亿英镑的资金，尼政府以穆罕默德·阿巴查等人为被告，向英国商事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确认尼政府对这笔资金的所有权。2001年底，英国法院作出最终判决，下令将1.1亿英镑返还尼日利亚。

菲律宾“马科斯”案

1965年，马科斯当选菲律宾独立后第六任总统，从此开始其长达20年的统治。1986年，反对党领袖阿基诺被杀身亡，菲律宾爆发革命，颠覆了马科斯政权，马科斯夫妇出逃。菲律宾政府由此开始漫长的资产追回过程。

这一过程不仅旷日持久，遭遇马科斯家族的抵制和阻挠，而且由于其中交织了有关人权受害者的求偿诉讼变得更加复杂，其结果是菲律宾政府花费17年时间才追回6亿多美元资产，这起案例充分反映出外逃资产追回进程的艰难。

马科斯案资产追回的主要环节大致包括：

首先，成立总统廉政委员会，专责清查案件和追回资产。1986年，菲律宾新政府成立后，总统阿基诺夫人发布1号总统令，设立总统廉政委员会，负责清查该案，追回马科斯外逃资产。紧接着，阿基诺夫人又发布2号总统令，下令冻结马科斯及其亲友在菲律宾的全部财产。

其次，通过司法协助途径追回资产。1986年4月，菲政府向瑞士正式提出司法协助请求，瑞士据此共冻结6亿多美元存款。直到1997年，瑞士联邦最高法 院判决将冻结资产连本带息共6.58亿美元转入菲律宾国家银行委托账户。菲律宾则保证按照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规定的程序，实施财产扣押和补 偿相关权利人。2003年8月，经菲反腐败法院判决，这笔资产正式转交给菲律宾政府。

资产追回过程中，由马科斯统治时期曾遭受酷刑或者虐待的受害者及其家属成立的“被拘押者争取自由和赦免协会”组织(SELDA)对马科斯外逃资产积极主张权利，为菲律宾政府追回资产进程增加了复杂因素。

为尽早完成资产返还程序，菲律宾政府曾试图与马科斯家族、SELDA等和解，但最终大多以失败告终。

秘鲁“蒙特西诺斯”案

蒙特西诺斯是1990年至2000年藤森统治时期秘鲁的国家情报顾问，掌握情报、军队系统，在秘鲁享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被称为“藤森身后的黑 影子”。2000年，一盘记录蒙特西诺斯贿选的录像带播出后，引发秘鲁政坛危机，蒙特西诺斯被迫流亡巴拿马。追缴蒙特西诺斯海外非法财产随之展开。

瑞士是蒙特西诺斯及其同伙外逃资产的集中地，应秘鲁的司法协助请求共冻结1.1亿美元资产，迄今返还7000多万美元资金。

早在2000年10月瑞士发现蒙特西诺斯第一个嫌疑账户时，就对其洗钱行为进行刑事立案。11月，瑞士向秘鲁发出外交照会，通知其已冻结属于蒙特西诺斯 的4800万美元存款，要求秘方调查资金来源。瑞士还主动邀请秘鲁当局发出司法协助请求。此后，瑞士当局向秘鲁当局多次通报案件进展情况并提出有关建议。 另外，瑞士还请求卢森堡冻结蒙特西诺斯1000万瑞士法郎账户资金。

随后，秘鲁共向瑞士提出五份司法协助请求，导致瑞士方面冻结1.1亿美元资金，其中7000万直接隶属蒙特西诺斯本人。此后，秘鲁又陆续提出协助调取有关银行文件、返还剩余3000万美元资金等司法协助请求。

2002年6月，苏黎世法院决定在秘鲁满足两项条件的前提下，将4000万涉案资金返还秘鲁。这两项条件要求秘鲁：第一，出具针对瑞士银行账户持有人的 最终判决；第二出具证明资金来源的证据。但后来瑞士法院放弃了提供生效判决的条件，因为法院认定这笔资金明显出于犯罪行为。8月，瑞士将7700 万资金转入美国花旗银行秘鲁国家银行账下。返还速度之快，出人意料。

追赃之路任重道远

以上三起案例，分别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外逃资产数额巨大，资产追回过程长、范围广、环节多、程序复杂，在发展中国家追回腐败资产的实践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在追回外逃腐败资产实践中，中国也有一些成功经验。例如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贪污、挪用公款一案中，经中美两国执法机关密切合作，美方将没 收的300万美元赃款全部归还中方。中国银行也在案发后，分别在香港特区、美国、加拿大、瑞士等地提起民事诉讼，并实际追回了大部分资产。

结合上述案例及中国的跨国追赃经验，不难得出以下几点启示：一是中国若对贪腐大案启动资产追回，应立足于案件及所涉国家的实际情况，应有打持久战的准 备；二要加大境外追赃工作力度，加强人员配备和机构建设。增加对境外追赃工作的投入，设立专门机构或者就专案设立追赃机制；三要综合运用多种追赃途径，争 取成果最大化。可考虑采用民刑并举、多管齐下的办法，结合具体案件的特点，因地制宜地打“组合拳”，争取最大成效；四要充分运用司法协助途径；五可协助资 产流入国启动有关刑事程序，为返还资产创造有利条件；六要重视研究和利用民事程序。

红色通缉令：跨国逃犯的绞索

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国际刑警组织的战绩令人瞩目：在北京奥运会上，它协助中国警方排除来自恐怖分子的威胁；在恋童癖罪犯将魔掌伸向无辜的儿童时， 它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布下天罗地网，将犯罪分子缉拿归案；在“梁上君子”们窃得宝物、准备脱手转卖大发横财的时候，它再度出现，及时将赃物物归原主……

“通缉令”天涯追逃

国际刑警组织总部银灰色的立方体玻璃大厦静静地伫立在法国中部城市里昂的罗纳河畔，它远离市区，花草成荫，环境十分优雅，很难想像这就是那个令全球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的机构所在地。

在正门的入口处INTERPOL(国际刑警组织的外文缩写)的下方，可以清楚地看到威严的会徽：一把利剑直插入地球，下方还有一杆天平，整个图案周围有橄榄枝包围，代表着惩恶扬善、维护社会安全之意。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国际刑警组织简直就是一支可以凌驾于各国警察机构之上的快速反应部队，刑警们个个身怀绝技、英武神勇，可以随时上天入地追击逃犯。但 事实上，国际刑警组织更多的是一种合作机制，它之所以让犯罪分子闻风丧胆，凭借的是发达的信息系统、通讯网络、庞大的数据库以及与186个成员之间快速的 信息交流。

在日常的执法合作中，国际刑警组织通常会发出“国际通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国际通缉令”。国际通报按照其左上角国际刑 警徽的颜色分为红色、蓝色、绿色、黄色和黑色五种。这其中要以“红色通缉令”最为著名。它的通缉对象是有关国家的法律部门已发出逮捕令、要求成员国引渡的 在逃犯，无论哪个成员国接到“红色通缉令”，都应该布置人力进行追捕，如发现嫌疑人的下落，就应当将其缉拿归案。

通常情况下，“红色 通缉令”上除了印有犯罪嫌疑人的大头照，还包括两大部分的主要内容：一是身份描述，如姓名、国籍、外貌特征等，有的还标明了指纹、护照或身份证件号码等； 二是司法内容，主要说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及通缉的法律根据，包括案情摘要、同案犯、罪名、引用法律条款、刑期、执法时效和逮捕证、判决书等。

国际刑警组织各成员国家或地区的中心局一般会在内部网络上输入这些通缉信息，然后将其导入内部执法网络，有的则将信息归入口岸管理部门。一旦嫌疑犯在这些口岸出现，执法部门的信息系统就会发出警报，从而当场把犯罪嫌疑人抓获。

“红色通缉令”的有效期是5年，期满后如果仍没抓到犯罪嫌疑人，可以再续5年，直到抓住为止。

2008年3月初，一名涉嫌向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提供武装的嫌犯在逃。在美国政府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向其186个成员国发布红色通缉令的当天，这个名叫维克托·布特的嫌犯即在曼谷一家宾馆中被泰国警方逮捕。

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的统计资料，2007年其总秘书处共发布了5153张通缉令，其中红色通缉令为3131张。各种通缉令发挥了巨大效力。 2007年有5234名登上通缉令的嫌疑犯被逮捕。2000年以来被逮捕的通缉犯共达21950名。2007年底，国际刑警组织共有21488张有效通缉 令。

“多国行动”联手阻逃

除了协调各国警方的行动，刑警组织还拥有遍及世界各地的通讯网络和强大的数据库作为保障：有关信息源源不断地从各国各地汇总到总部，总部储存到数据库中、进行综合分析然后再反馈回各地。正是这张无形的“大网”帮助国际刑警组织成为了“千里眼”和“顺风耳”。

在国际刑警组织建立的多个庞大的数据库中，其最重要的记名数据库中保存有17.8万份资料，涉及国际罪犯、失踪人员、尸体等信息；通缉令数据库用来提醒 各国警方注意危险逃犯、恐怖分子和失踪人员等；国际刑警组织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儿童性犯罪数据库，各成员可在此查阅52万幅图片。该数据库利用图像识别技 术找出图像之间的关联，迄今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协助确认了680名受害者的信息。此外，还有证件丢失、车辆被盗、艺术品失窃、DNA资料、伪造银行卡等资 料库，大大方便了各国警方的调查取证。

在国际刑警组织官方网站的通缉令查询系统上，《环球》杂志记者查询到113名中国通缉犯，这个 数字包括港澳地区的通缉犯。在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每一张通缉令上，都包含嫌犯的各种信息，例如照片、姓名、国籍、性别、出生时间和地点、所操语言、身高体 重、眼睛和头发的颜色、所犯罪行种类、通缉方，有些甚至还有受害人信息，可以方便进行查询。

有了快捷高效的信息系统，国际刑警组织在 跨国追击犯罪分子的行动中可谓战绩辉煌，如在阿根廷抓捕激进组织“爱尔兰共和军”的重要成员本尼迪克· 格林，后者曾在美国和爱尔兰作案，犯下了重大的凶杀案件；还有从美国监狱逃脱的大毒枭厄尔多甘·库拉，为了抓住此人，国际刑警组织先后向3个国家发出“红 色通缉令”，最终在土耳其将其逮捕归案；而在美国诈骗银行钱财的汤姆·比耳曼也于5年后在巴黎落入法网，这些都离不开刑警组织的跨国“作业”。

在近期所办的大案当中，最让人拍手称快的，莫过于2008年5月在美国成功缉拿在逃两年的恋童癖罪犯。

涉案罪犯名叫韦恩·纳尔逊·科利斯，他对多名东南亚儿童实施性侵犯，并在互联网上传播相关照片。在接到挪威警方的报告后，国际刑警组织立即将照片散发给有关专家，以辨认罪犯的的身份，并同时发布了国际追捕令。

然而案件的进展决非一帆风顺，由于罪犯将自己的影像进行了处理，办案人员始终无法确定他的身份。两年的时间在一分分钟流逝，不少家长为此担惊受怕，谁也不知道罪犯的魔爪又会伸向哪个孩子。

最终，刑警组织决定另辟蹊径，他们将罪犯的照片在网站上公布，试图发动全球网民的力量缉拿这条狡猾的“大鱼”。网站在24小时内即被点击25万次，全球 民众都通过邮件提供有关嫌疑人的信息。很快，3名生活在美国的网民通过互联网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供的重要信息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罪犯被绳之以法后，国 际刑警组织秘书长罗纳德·诺布尔对这次成功的跨国追捕行动赞不绝口，他对媒体表示，“在21世纪，只要地方、国内和国际上的警察机构通过跨越地理界限和数 字世界的密切合作，我们的孩子们就不会受到性侵犯。”

国际刑警组织的另一次成功追捕剑指亚洲多国的非法赌球活动，从2008年5月1 日到6月30日开展的一项代号为SOGAII的行动中，北京、香港、澳门等地，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国的国际刑警机构联合参与，共搜查了 1088处地下赌场，其中很大一部分受到有组织团伙的操纵，涉赌金额超过15亿美元。行动中共逮捕了1300多人。

如今，国际刑警组织的主要打击对象涉及腐败、毒品和有组织犯罪、金融和高科技犯罪、追缉逃犯、公共安全和反恐以及贩卖人口等犯罪领域，其建立了全天24小时运行的指挥和协调中心，协助所有成员应对危机和交换信息。

关注反腐败行动

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国际刑警组织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战绩莫过于它曾经帮助中国将数名逃往海外的巨贪绳之以法。如出逃美国长达两年半之久的前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许超凡的继任者)，他之所以能够被遣送回国，国际刑警组织功不可没。

2001年“广东开平支行案”案发后，中国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并通过国际执法合作，迅速冻结了涉案三人在香港、美国和加拿大的资产。此外，曾经在温州不可一世的大贪官杨秀珠也是在国际刑警组织的追捕下，最终在荷兰落入法网。

国际刑警组织在1998年创建了腐败问题专家组(IGEC)，并着手组建国际刑警组织反腐败局和反腐败学院。这些机构的设立有力支持了国际反腐败斗争，一方面建立了一系列政策和标准，另一方面也组织了研究、培训、调查以及追回资产等工作。

为帮助各国各地警方调查反腐败事件，国际刑警组织编纂了相关的行动方法汇编，涉及反腐败的战略方法、渗入调查、保护证人、反腐败法规、预防和培训等。 2002年，国际刑警组织确立了“警察部门内部反腐败斗争普遍标准”，推进警方提高自身的清廉水平，并对各成员警方的廉洁度进行研究。国际刑警组织创建了 名为“国家接触点”的一套国际化系统，各国执法部门可以借此迅速建立反腐败斗争的合作。

来源: 《环球》杂志

http://hi.baidu.com/56cun/blog/item/60b28bd8f1d6493232fa1ccd.html

整容医生曝大陆官场整容内幕

“中国整形第一刀”陈焕然表示，最近两年陆续有官员间接联系其整容，其中不乏一些省市级以上领导。与艺人相比，官员整容追求别让大家看出来，只是变年轻好看。官员太太也是整容的主力军。官员和太太们加起来，大概能占到接诊人数的20%到25%，并且近年来官员整容的数量逐年上升。

越是高端客户，越喜欢选择隐秘场所

据《环球人物》杂志报道，陈焕然还记得第一个找上门的官员。“大概是2005年底，某省委秘书长通过朋友介绍找到我。她40多岁，长得挺漂亮，白白净净的，皱纹不多，但眼皮有点下垂。”最后，“我在她的眉毛处做了个很小的切口，将眼部向上提拉，原来的三角眼立刻变成了她年轻时眼睛的模样。”在北京休息7天后，女官员若无其事地回家了。

陈焕然说，多数官员都会利用节假日或来北京开会后的时间，或以出国渡假等为由请长假，一般7天左右。这也是整形医生接待官员的高峰期。

“越是高端客户，越喜欢选择隐秘场所，地点越偏僻越好，最好不临街，还得是磨砂玻璃窗，外面看不清里面。官员还喜欢去会员制的大酒店，隐秘性更高。”陈焕然说，为此很多顶级整形医生还将作息时间改为白天休息，夜间工作。

陈焕然每次接诊，只会接待一个客人。手术时，陈焕然还要求整个工作室清场，保证客户进入时只看到他本人和几个助手，甚至绝不能让两个客户有见面的机会。

苛求细节 官员通常希望面对民众不被察觉

2007年，某省副省长的妻子带着丈夫的照片找到陈焕然。“她说想帮老公谘询整容，但老公本人不能来。那位官员50多岁，想去眼袋。”一周后，他就来手术了。

陈焕然发现，官员整容有些与众不同：“他们的年龄多在40到60岁之间，想年轻也想美，但又怕别人发现他的变化。”很多次，官员们躺在手术台上还忍不住嘱咐陈焕然：“改动一定不要太大，稍微动动就好，别让大家看出来了。”

陈焕然说，给艺人整容时，策划通常会持续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而整容官员最想要的结果则是：“没变化最好，整完后我还是我，只是年轻、好看了”。他们希望回去后，在电视上出现或面对民众时不会被察觉。另外，官员愿意多次地来，一次做一点，循序渐进，不要突变。

陈焕然介绍：“官员们的整形手术多是最基础的项目，比如去眼袋，去三角眼、鱼尾纹、眉间纹、抬头纹等使面部年轻化的手术，还有通过打除皱针和组织填充，减轻皱纹。”手术价格，则从四五千元到两三万元不等。

太太们“点菜”，公关公司刷卡

陈焕然还表示，官员太太也是整容主力军。“除了艺人，第一批走进整容医院的，多半是官员太太。一来她们有这个经济条件，而且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思想比较开放；二来她们也有对婚姻的危机感和压力。”

与官员所做的整容项目相比，太太们所做项目较多，如吸脂、丰胸、彩光嫩肤、私密部位整容等。

北京某三甲医院整形专家还透露：“以前，公关公司搞客户关系就是吃饭、桑拿，去年开始改送手术了。公关公司带过人来我这里，很多都是官员太太和企业老总太太。她们就拿个笔在手术项目上面画勾，像点菜一样，公关公司则负责刷卡。”

可能是太太们成功的外形塑造，让官员们渐渐接受了整容这种方式。他们开始由太太引荐，尝试整容。陈焕然说：“我接待的官员，没一个是自己电话谘询或直接约医生见面的，全都是太太打头阵，偶尔也有秘书跟着，太太就能拍板。”

民众：整得好看了，心也更贪了

在大陆论坛上，对官员和太太整容的看法上多是批评声音：“整得好看了，心也更贪了”；“顺便也把心整整”；“它们确实不差钱，而且我相信25%是十分保守的数据”；“狗官都是这样的，人模狗样”；“一群够日的”；“绝对不差钱”。

□ 环球人物

诈骗嫌疑犯邓心志携八百余万巨款潜逃，被遣返回国后，不但没有被判死刑，而且从一审的无期徒刑改判成15年的从轻发落。他的命运为何产生一次又一次的转机？这样的轻判，能在多大程度上感召贪官回国，取信国际司法？

　　邓心志不但没有死，还被从轻判决了。

　　2009年9月22日，首例加拿大遣返中国经济嫌犯邓心志，因“具有自愿接受遣返及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的自首情节”，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

　　此前的一审中，邓心志以合同诈骗罪被北京市一中院判以无期徒刑。

　　而在被从加拿大遣返的那一刻，邓心志曾以为会判死刑。

　　为什么这个外逃嫌犯的命运，会有一次又一次的转机呢？

　　外逃生活很窘迫

　　邓心志在加拿大靠着一辆二手的丰田车拉活儿挣钱，一个月能挣两千多加元，勉强维持基本生活。

　　47岁的邓心志出生于北京的高干家庭。他和崔自力、陈泉山一起，以做保险业务的方式，对航天五院和中纺公司等实施合同诈骗。陈泉山逃匿16个月后投案自首，以合同诈骗罪获刑15年。而邓、崔二人携八百多万赃款，从新西兰潜逃至加拿大。

　　加拿大的难民上诉程序以冗长而繁琐著称，中国著名外逃嫌犯赖昌星、高山等人“赖”着不走，正是利用一次一次的诉讼循环拖延时间。邓、崔二人到达新西兰后，办移民时遭到拒绝，于是就去了加拿大多伦多市，意图也是申请难民资格永久留加。

　　邓心志在后来被遣返时，向北京警方及律师讲述了外逃经过。

　　在多伦多市，邓、崔两人找了一间民居租下来，一边学英语，一边申请难民资格。那段日子被邓心志形容为“过得窘迫而寂寞”。在多伦多住了一年多，“也没什么工作，就花带过去的那些钱”。

　　后来，邓心志搬出来独自居住，靠着一辆二手的丰田车拉活儿挣钱，一个月能挣两千多加元，勉强维持基本生活。

　　2004年底，加拿大法官判决两人可以申请难民，进入申请期，邓心志每个月都要去难民局报到一次。2008年8月6日，移民局打电话通知他，称不批准他的难民申请，要将他遣返回中国。邓心志前往移民局报到，接受遣返。

　　2008月22日，加拿大两名移民局官员将邓心志送至北京首都机场，邓一下飞机，即被北京警方逮捕。

　　据邓心志透露，促使他接受遣返的重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崔自力把持赃款，邓无力支付律师费再打移民官司。二是他对国内亲人的思念。邓心志外逃后，妻子与他离婚。他在中国唯一的亲人是年过八旬的父母和两个姐姐。85岁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患有心脏病，一个患有肝硬化，对他思念成疾。

　　对于之所以接受遣返，邓心志在法庭最后陈述中沉痛表示，非常悔恨走上了犯罪道路，深感自己对不起被骗单位，对不起家人，即害人又害己，认为接受法律审判是唯一出路；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对年迈多病老父母和亲人的思念。

　　“让人吃惊”的从轻改判

　　此案终审判决，认定邓心志接受遣返属于自首情节，将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

　　2425万元的诈骗金额，又有携款潜逃国外的情节，按照现有法律规定，无论如何也是顶格判刑的重罪——无期徒刑。“连邓心志自己都觉得判无期是罪有应得。”邓的辩护律师赵小鲁说。

　　2009年5月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邓心志案。此案最大的争议在于邓心志被遣返回国是否算自首情节。公诉方认为，邓心志潜逃在外五六年，多次利用加拿大的法律程序申请难民身份，企图留在加拿大。

　　检方当庭抛出了一项新证据。2009年8月初，邓心志前往加拿大移民局报到后，又向联邦法院申请司法复核、遣返前风险评估。官司败诉，邓走投无路后才接受遣返的。

　　“公诉人意见很强烈，当庭建议判处无期。”邓的另一辩护律师苏衍庆回忆。赵小鲁、苏衍庆两名律师则拿出了中纪委领导的讲话为支持：对外逃贪官遣返的要争取按照自首处理。辩护律师认为，如果对邓心志从轻处理，中国法院就向外逃的贪官表明了一种态度：只要你们放弃无休止的上诉缠讼，接受遣返，依然可以争取按照自首处理。

　　另外，辩方认为，是利用加拿大的司法程序滞留不走，还是接受遣返，邓心志可以自由选择。“像赖昌星那样，遣返前在机场撞了一下，都可以找理由起诉。邓是主动到移民局报到的，他放弃了上诉。”赵小鲁说，这就具备了自首的要件。

　　邓在有关询问笔录中谈道：“我知道就是遣返，他们也没跟我戴手铐，我随时可以离开那儿的。他们不相信我会来，因为在中国涉嫌违法犯罪的人是通常不回去的。”“这也证明遣返是他自己选择的。”苏衍庆律师说。

　　但一审法院并未采纳辩方的意见。2009年6月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决，以合同诈骗罪判处邓心志无期徒刑。

　　数日后，赵、苏两位律师代理邓心志提起上诉，并向北京市高级法院发了情况反映，认为从轻处理邓心志可以感召更多的贪官回国，“使我们的法律具有更多合情合理的因素，这种情理因素，是和国际法治发展的趋向一致的”。

　　9月22日，此案终审判决，北京高院采纳了辩护律师的意见，认定邓心志接受遣返属于自首情节，将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

　　一审判决时各媒体以大标题报道“邓心志获无期徒刑”，连加拿大华文媒体《环球华报》都予以转载。但终审改判后，媒体悄无声息。南方周末记者试图采访该院，一直到发稿前都未获回应。

　　对于邓心志的轻判，邓的家人不愿意正面回应本报采访，但仍然透过律师转达心情：邓外逃时无法与家人联系，一家人都非常希望邓赶紧回国投案自首。经过7年的隔绝后，邓心志回国。在一年多的羁押期间，受法律规定限制，家里人仍然无法见他，只能通过律师获得他的信息。终审判决后邓心志即将“下监”，一家人应可很快见到他。

　　“知道这样我早回来了”

　　邓心志经历了一个从心灰意冷、猜忌怀疑到真诚悔罪的变化。

　　据赵小鲁透露，他们提交辩护意见时还呈交了一条请求轻判的理由：邓心志配合国家机关工作，真诚悔罪。

　　在赵小鲁眼里，邓心志经历了一个从心灰意冷、猜忌怀疑到真诚悔罪的变化。“第一次见到邓心志，他很迟钝。提问题他愣半天才回答，很怀疑他有反应障碍。”“能不能保住命？”当时邓心志问。在会见室的另一端，赵小鲁拿出法条紧贴在玻璃上给他看，说“没有性命之忧”。

　　一年多里律师会见将近四十次，远远超过的一般刑事案件的三五次水准。赵小鲁说，主要是要跟他建立信任，让他相信“回来不是进了屠宰场了”。

　　邓心志向律师介绍说，他在看守所的待遇很好。12个人一个房间，夏天有风扇，可以看电视，洗澡。看守所还有个小卖部，可以吃冰激凌。他一次只敢吃一个，怕得糖尿病。“我早知道是这样，早回来了。”

　　每次转看守所时，邓都不情愿，怕新地方条件差，去了之后又觉得新地方也不错，不愿意走。他的电脑和英语很棒，警方就让他组织在押人员学习。“他说他在看守所找回了尊严。”

　　有关部门还给他拍过录像，一是了解加拿大贪官不愿意回来的原因，二是让他介绍中国看守所的情况。应有关部门的要求，他还给崔自力写信，说这里很好，让他回来。

　　目前未归案的崔仍滞留在加，而这次邓心志的终审判决，是否能对他起到感召作用呢？

　　这是法律允许内的轻判

　　时延安认为，能够对这类案件的犯罪人进行审判，予以刑事追究，肯定要比他滞留国外，无法对他行使管辖权要好得多。

　　身为第一个从加拿大遣返回国的犯罪嫌疑人，邓心志一直备受关注。邓被遣返当天，加拿大司法部部长戴国卫（Stockwel Day）发布声明，称递解邓心志出境，表明加拿大“不是逃犯的安全避难所”，此次遣返的实现，证明加拿大政府“对所有罪犯的容忍度是零”。

　　邓心志的遣返和判决结果不可避免勾连出各界对追逃贪官、中加司法合作、赖昌星遣返等问题的各色讨论。

　　如果仅仅将邓案情节放在国内，无论如何都难以认定自首。控方持有的这一观点也不为学者认同。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学者时延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邓案情节和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案类似。余振东在遣返前，与美国检方达成辩诉交易，并向美方递交《递解出境司法命令和放弃听证约定申请书》，承认自己在美所犯罪行应导致递解出境的法律后果，并且明确指定中国为其递解出境的接收国。

　　邓心志虽然没有这些具体情节，但是客观效果是一样的：即如果两人不想被遣返，都可以启动相关法律程序，进而长期滞留。而两人自愿被遣返，也意味着，两人知道被遣返回国后将受到刑事追究。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追逃过程中，嫌疑人哪种情节属于自首，还没有具体刑事司法政策。判断是不是自首，一要他看是不是出于自愿，二要看他的行为是不是使司法机关的行动中止。

　　轻判邓心志，会不会间接鼓励贪官外逃？黄风认为，外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的主观意图是逃出去不回来了，避免受到法律制裁，而不是为了轻判才逃。所以对自愿接受遣返的贪官从轻处理，只会形成威慑和感召：一是你逃了也会把你追回来，二是如果你自愿接受遣返，可以从轻处理。

　　而轻判邓心志，也并不是法律上的倾斜。时延安认为，能够对这类案件的犯罪人进行审判，予以刑事追究，肯定要比他滞留国外，无法对他行使管辖权要好得多。更何况，这些案件的处理，虽然比同类案件处理的结果要轻一些，但仍是在法律基本框架内进行，应该说实现了“有罪必究”的要求。

　　轻判能否感召贪官？

　　中国要想加大追逃力度，更应该做的是增进两国政府间互信，加强两国司法界的沟通。

　　“对外逃人员，追逃成本相当高，所以必须有相应的刑事政策，鼓励这些人自首。在个案中，对自首的认定掌握得都比较宽。”黄风说。邓心志和赖昌星案很类似，处理好邓案，可以感召更多的外逃贪官。

　　“赖昌星要改变非法移民身份，从法律上来说不可能，他只能拖时间。”另一名北京师范大学的刑事司法学者陈雷对赖的“回国”很乐观，“法律上没有障碍”。原因在于1999年加拿大修改《引渡法》，引入个案引渡机制。对于没有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加拿大司法部可以与请求国达成特别协议。赖昌星外逃时，加《引渡法》还未修订，所以中方使用的是遣返程序。

　　另外，我国的预防外逃机制和境外追赃机制也已经建立。像追赃机制，能将贪官抽逃出国的赃款追回，使他们在国外无钱缠诉，只能接受遣返。

　　和国内学者的观点不同，一直关注赖昌星、高山、邓心志遣返案的旅加学者陶短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邓心志案在加拿大的影响并不大，除《环球华报》外，其他加拿大媒体鲜有报道，因为“他没有进入加拿大的司法怪圈，是一个特殊的个案，触及不了加拿大的司法弊病”。申请、上诉、风险评估、重审，每个环节都可以拖数年，像菲律宾人罗德尔浮·帕西菲加德自1987年偷渡加拿大至今已20年，遣返程序仍未完成，成为国际司法界的笑柄。

　　“司法程序繁琐效率低下，造成大量问题，甚至加拿大政府也觉得不合理。但在联邦代议制国家，修改法律比制定法律难度大得多。”陶短房说，事实上自邓以后并无一例遣返。“只要这个体系不变，贪官们还有钱打官司，那么滞留加的诱惑就大于回国。”他认为，即使中、加双方达成双边引渡条约，赖昌星仍然可以利用这个体系赖着不走。

　　在他看来，中国要想加大追逃力度，更应该做的是增进两国政府间互信，加强两国司法界的沟通。

　　不过，报道赖昌星、邓心志案的《环球华报》记者黄运荣仍对此案持正面评价，“毕竟是同类案件的突破，加拿大华人社区也关心。”他认为，邓案如此判决，可以看出中国执法部门希望通过此案树立一个案例，让加拿大人及司法界，对遣返中国通缉犯更多正面观感。“对深化与其他国家的刑事合作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如此可以建立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良好互信。”时延安这样评价终审判决，“但是，对于赖昌星案是否会有直接影响，还有待观察。”

女国土局长疯狂敛财6000万，企图移民加拿大

一个区的国土局局长，论级别仅是一个科级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却惊人，短短几年就敛财6000多万元。其手段并不高明，除将征地款、补偿款据为己有外，还私卖安置房。与这位女局长同一天被带走的，还有她曾经的上级——抚顺市规划局局长。她帮助众多开发商拿地、办理规划审批手续、摆平罚款，从中收受好处。涉及的行贿人员达80多人。这些案件可窥见一个地方的土地开发生态，更暴露了土地财政地方“小金库”的巨大漏洞。在当前严厉查处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问题的同时，制度堵漏似乎更为急迫。

　　时至今日，董长杰仍然没能要回房子，也没能要回他的拆迁补偿款。

　　他不明白，罗亚平被抓了这么久，怎么还不解决他的问题？

　　房子是拆迁后补偿给他的，290多平方米的门市房，却被罗亚平给卖了。董长杰跟罗亚平很熟，但直到今天，他仍不明白当时身为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的罗亚平为什么要卖他的房子，也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出那么大的事，涉案金额竟高达6000余万元之巨。

　　“到现在我也没整明白，她要那么多钱干吗？”董长杰说。

　　要来别人身份证，把别人房产卖了

　　董长杰认为，自己跟罗亚平还算有交情。这种交情用他的话来描述就是，至少在“一个饭桌上吃过好几次饭”。

　　董长杰是抚顺市英杰气体分装厂的老板。该厂成立于1994年，选址在抚顺市顺城区，原来属于城乡接合部。随着城市的扩张，按照顺城区的整体建设规划要求，他的厂子被列入了搬迁计划之中。

　　2004年，董长杰完成了厂子的搬迁，等待补偿。

　　据他介绍，他的厂子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但有房产证的只有260.6平方米，依照当时他与顺城区国土局达成的协议，搬迁后应返还拆迁补偿款65万余元和补偿原厂址门市房260.6平方米。

　　厂子搬完后，董长杰收到了顺城区国土局支付的补偿款25万余元，但余下的补偿款和应补偿的房子却迟迟未到手。在董长杰多次催问下，2007年三四月间，时任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的罗亚平打电话，让他把他爱人洪来英的身份证送过去(洪来英是英杰气体分装厂的法定代表人——记者注)，说要将位于顺城区碧海馨居的290余平方米的门市房补偿给他们。

　　董长杰将身份证送去后，却迟迟没有得到办理房屋补偿的消息。后来因为要办其他事，他又将身份证取了回来。

　　2007年7月9日，罗亚平被纪检部门带走。其后，不断有纪委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找到董长杰了解情况。董长杰被告知，罗亚平在2007年6月就已经把应当补偿给他的房子卖了。

　　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罗亚平要我爱人的身份证，就是为了卖我们的房子。”

　　事实上，经罗亚平的手卖掉的他人房产，远不只董长杰一家。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2008年第314号《起诉书》指出：2007年6月，罗亚平私自将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欲补偿给刘玉珍和洪来英的面积为924.42平方米的门市房卖掉，获得房款277万余元。除支付给刘玉珍补偿款107万元以外，其余全部据为己有。

　　现在看来，罗亚平在2007年6月的这次卖房可能另有玄机。检察机关查明，2007年4月20日，罗亚平申请移居加拿大。彼时她已和一名加拿大籍华人“结婚”。但在知情人看来，这是一起典型的为了出国而有预谋的“假结婚”。

　　如此看来，这次卖房很可能是罗亚平在移民国外前，为敛财而实施的“最后的疯狂”。

　　丈夫买地妻子批地

　　罗亚平是满族人，1960年12月生于抚顺市郊区。

　　据罗亚平的一位不愿具名的高中同学透露，1979年高中毕业后，罗没能考上大学，而是去了抚顺郊区政府城建科团委。

　　这位高中同学介绍，罗亚平结婚较早，但在1984年离婚。彼时，她已有一个两岁大的女儿。

　　1987年，罗亚平开始在抚顺市顺城区国土部门从事土地审批工作。

　　1992年，她再婚，这次的结婚对象是桂思本。桂在当地颇有来头，曾于1988年至1992年间担任过顺城区国土局局长和人事局局长。

　　在抚顺，他们两人的结合至今仍为许多人津津乐道。流传的大致版本称，罗亚平使尽手段诱惑单位领导桂思本，并与桂的妻子上演了一场“夺夫大战”。罗还曾去桂思本妻子的单位大哭大闹，最终成功迫使两人离异，罗则登堂入室，成了局长夫人。

　　桂思本也颇受这种传言的困扰，“传言这东西，听风就是雨，沸沸扬扬的，根本没有的事。”

　　桂思本说，他和原配的结合是父母包办的婚姻。虽然在外人看来他们当时的婚姻很美满，但“夫妻关系怎么样，只有双方心里知道”。

　　桂思本和罗亚平认识于1979年。1988年桂思本离婚后，与罗亚平在1992年结合，从此开始了一段维持了13年的婚姻。

　　也就在1992年，桂思本“下海”经商。

　　但两人的婚姻很快出现了罅隙。桂思本说，婚后，罗亚平管钱，但“钱都拢在她手里，不拿出来”。“我既然下海了，就应该好好干，没钱怎么干？”

　　罗亚平喜好炫耀的作风也让他颇有微词，“1996年我买了辆进口本田，她们局里有公务用车，没我的车好，她就经常开我的车上班或是干什么。我说你作为机关工作人员要低调一点，但她还是有点好炫耀自己。”

　　他说，结婚几年后，他们开始为很多事情争吵不休。“2003年以后，我就对她的事情不太管了。2005年6月，我们协议离婚。”

　　但夫妻两人一人从政一人经商，自然就有了说不清的利益关系。在《起诉书》中，检察机关列述的第一起案件，就与桂思本有关：

　　“被告人罗亚平任抚顺市顺城区发展计划局副局长、顺城区土地经营中心主任期间，利用其负责顺城区土地征用、审批的职务之便，在抚顺市拔萃私立学校城东幼儿园征用抚顺市顺城区前甸朝鲜族镇二道村土地的过程中，于2004年七八月，将该幼儿园投资人桂思本向抚顺市顺城区土地经营中心缴纳的征地款380万元人民币截留，据为己有。”

　　桂思本说，当时他想投资一个幼儿园，看好了一块地。他跟罗亚平商量，罗亚平也支持买。现在幼儿园已经建好了，但由于罗亚平出事，土地证等手续都没办下来。

　　他坚持认为买地的过程合法，没有徇私。“如果像他们说的，她犯罪跟我有很大关系，我真是这么大一条漏网之鱼，就会没事？”桂思本说。

　　假补偿敛财最少一笔近50万

　　2007年7月9日，桂思本接到抚顺市国土资源局纪委的电话，告知他当天下午罗亚平被市纪委带走，配合调查江润黎的事。

　　江润黎是抚顺市政府原副秘书长，2001年至2006年，相继担任抚顺市国土规划局局长、抚顺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局长、抚顺市规划局局长职务。2007年6月，她被正式立案调查。

　　桂思本猜想江润黎的出事，肯定与批地和办理规划审批手续有关，但他没料到，罗亚平出的事会更大，因为江润黎最终认定的涉案金额为收受财物470余万元，另有260余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在抚顺，一位不愿具名的开发商称，有侦办此案的警察告诉她，在搜查罗亚平位于大连某银行的保险箱时，存折数额的位数让他数了好一会儿。他最后惊呼，竟然达1.45亿之巨。

　　桂思本没能证实此传言，他说自己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

　　桂思本告诉记者，在和罗亚平的婚姻存续期间，家里钱都由罗亚平掌管。他看到过罗亚平的一些存折，但存折上的名字他都不认识。还有几次，罗亚平让他去银行从别的一些人的户头里取钱。“我以为这钱是用来跟谁做生意，叫我去签字，她代人来还。我现在明白，她叫我签字、我取钱，是不想把她的名字留在银行。”

　　《起诉书》显示，罗亚平的涉案金额在6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其中，涉嫌贪污、受贿3200余万人民币；另有2800余万元人民币、69万余美元财产来源不明。

　　她的敛财手段，除了私卖他人房产外，大部分来自“假补偿”，骗取拆迁补偿款。

　　《起诉书》上列举了十余例骗补偿案情。如2005年8月，罗亚平通过伪造补偿表、动迁协议、身份证复印件等方式，采用假补偿手段，以赵素兰的名义从土地经营中心骗取动迁补偿款49万余元人民币据为己有。

　　在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中，有一份书证是《赵素兰补偿表》。但事实上，赵素兰是子虚乌有的人。

　　而这一笔，是罗亚平利用“假补偿”手段敛财中最少的一笔非法所得，其他“假补偿”的进项，动辄上百万元。如2007年1月，她采取多补偿的方式，以吕富春的名义，从土地经管中心骗取近300万元装入自己腰包。

　　2007年1月、3月、4月，罗亚平采用假补偿、多补偿方式，以他人名义骗取动迁补偿款和盗卖动迁房，贪污1700万余元人民币。

　　除此之外，罗亚平还直接鲸吞私人及国家财产，且数额惊人。2006年6月，罗亚平将顺城区土地经营管理中心欲支付给于彦秋、段志方的动迁补偿款375万元人民币据为己有。

　　最大的一笔发生在2007年3月，罗亚平直接将顺城区前甸红光园区开发建设办交给土地经管中心的800万元放入自己腰包。

　　她也没有放过其他一些捞钱的机会。《起诉书》显示，2006年11月，罗亚平以需要支付办公楼装修款为由，从单位账外资金中骗取70万元人民币据为己有。

　　与骗取动迁补偿款和侵吞私人及国家财产相比，检察机关查明的受贿金额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起诉书》显示，2001年六七月，罗亚平在担任顺城区土地管理局副局长、城东新区土地经营中心主任期间，利用负责城东新区土地开发工作的职务便利，以尽快办理土地报件业务为由，收受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10万元人民币。

　　2005年3月，她在担任土地经营中心主任期间，又收受另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20万元人民币。

　　2008年3月25日，罗亚平因涉嫌贪污、受贿犯罪被沈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日由沈阳市公安局执行逮捕。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罗亚平还先后把顺城区国土局土地经营中心主任管飞、报账员蒲关辉、审批股股长于萍等人拉下了水。

　　遗留问题亟待解决

　　2009年1月20日，这起巨额腐败案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后来又陆续三次开庭。

　　桂思本参加了其中的三次庭审。他说，罗亚平看起来精神尚好，在庭上经常发言，否认自己的贪污行为。“她说这些钱都是借的。”

　　据《半岛晨报》报道，罗亚平的解释是：“假补偿都是开发商同意的，我不是骗，我用这种形式借钱。他们开发商有钱，我当时家里做买卖没钱，就管他们借点。”

　　在第一次开庭后，公诉机关对罗亚平贪污、受贿一案相关证据又进行了补充侦查，几个月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开庭审理此案。

　　据报道，这一次，公诉人出示了多组新的证人证言，来证明罗亚平犯罪的事实。但罗亚平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全部持有异议。罗亚平在法庭上对法官说：“他们(证人)为了和我脱离关系，怕自己被卷进来，都没说实话，都是编造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此案虽多次开庭，但目前仍没有宣判。

　　此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判处江润黎无期徒刑。

　　董长杰对事情已过去这么久，但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颇有微词。他曾上访多次，但都无功而返。“补偿给我的门市房，如果不是被罗亚平卖了，现在不管是拿来经营还是出租，收益都少不了，但现在不说收益，补偿的房子什么时候拿回来都不知道。”

　　他说，去年，顺城区国土局给了他30万元，他视之为赔偿款，“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早解决，拖下去国库还要费多少钱？”

　　然而，罗亚平案发后，抚顺市有关部门却不愿再谈起此事。

　　顺城区国土局现任负责人不愿意谈罗亚平案，甚至对采访罗亚平案发后顺城区国土局采取了哪些反腐举措也不愿介绍。

　　她说，采访都得经过上级部门。

　　在她的要求下，记者联系了抚顺市国土局，一位自称办公室主任的人士称，采访得经过抚顺市委宣传部。

　　抚顺市委宣传部的人士则称，他们认为罗亚平案已经过去了，不再有新闻价值，在记者的反复要求下，他表示愿意采访谁就采访谁，不需要经过宣传部。

　　然而，再次联系顺城区国土局现任负责人，却再也没有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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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贪前夫：不理解她搞6000万钱干嘛

　　涉案金额6000余万元，不但惊倒了董长杰，也让曾担任过顺城区国土局“一把手”的桂思本感到不可思议。

　　“我也当过国土局局长。她出了问题后，我很纳闷，不可能啊，怎么能把钱套出这么多来呢？”桂思本说，他下海后，从生活上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我不理解她搞这么多钱干吗？我也不明白现在的国土局局长通过什么途径能弄到这么多钱。”

　　“钱摆在那儿，哪有不动心的？”

　　桂思本说，他在1988年至1989年当国土局局长时，根本看不到现金，开发商把钱拿来后，就直接入了财政，出不了这么大的案子。“我以前也经手过上千万、上亿元费用，没出现过问题。收支两条线，收钱交财政局，财政局再根据编制给费用。”

　　在这位顺城区国土局前“一把手”看来，国土部门应该只是审批部门，不应该直接接触到钱。一旦涉及钱，只能是出现在审批表上的数字，应当直接通过财务人员转到财政。

　　他认为，罗亚平的“出事”，她自身肯定存在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在管理上漏洞百出。“从市里到区里，管理出现了很大的纰漏。”

　　“钱摆在那儿，哪有不动心的？轻而易举地就能把钱弄出来，这在财务管理制度上是多大的漏洞？”桂思本认为，如果制度严明，想贪污都贪不了。但钱摆在桌面上，即使现在不想贪污，时间长了，那种诱惑谁都受不了。“国土局下还有个土地经营中心，中心还有账户，这个账户可以随意收钱，随意退钱，这能不混乱吗？”

　　桂思本说，他在担任顺城区国土局局长时并没有土地经营中心这个单位。“我那时候政府直接对企业，如果征地太多，区里没权力，还得联合市里去办这些事”。

　　他甚至说，有这样的账户，区里个别领导将之当作小金库来用也是方便的，“用点钱啦，不好从财政拿，从这里拿起来更方便，倒不一定是装进了自己的腰包里”。

　　环节简化后就容易出现漏洞

　　在董长杰看来，罗亚平属于那种比较勤奋的干部，干工作舍得下工夫，“有时候和她吃饭，菜还没上，来电话了，她赶紧扒碗饭就走，非常敬业。”

　　桂思本也认为是罗亚平对工作很有热情，头脑也很聪明。

　　桂思本说，罗亚平自1987年起一直在顺城区国土局做审批工作，至案发时已20年。“在顺城区，她在业务上首屈一指。”她后来当了顺城区国土局副局长。“那时候局长经常换，罗亚平实际管了很多工作，在抚顺建设新区做了很大的贡献。”

　　他还举例说，抚顺市临江路按土地权限来说是要由市里来审批的，但搞了好长时间没搞利索，市里就把权力下放给区里了。“我个人猜测是要尽快把工作搞上去，尽快形成新的开发区，考虑罗亚平能承担起这项工作，就下到了区里。”而罗亚平也确实很拼命，“她带着这个小局，很快就把这么大面积的开发区建设成型并见到效益，市里也挺满意”。

　　董长杰指着顺城区政府周边林立的房子告诉记者，这些原来都是农田，就是那几年发展起来的。

　　然而，发展得快是快，在桂思本看来，这个“快”字要分两方面来解读。他说，现在为了开发新区，简化了程序，目的就是为了“快”，“把很多环节都简化了，简化后就容易出现漏洞”。

　　他说，现在区里征地，一征就是几十亩上百亩，按说区里没这个权力，应由市里或省里决定，但现在就是为了快，一些原定的规章制度都可以不执行。官员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如果独断专行，权力太大，就容易出现问题。“罗亚平一下子干了20年，越干职务越高，权力越大，好多问题不是区这一级能够决策的，但很多都由区一级决策了，能不出问题吗？”

　　在桂思本看来，土地中心的招拍挂形同虚设也是个问题。

　　他说，现在的土地上市，按理说，应先由土地经营中心从农民手中征来，然后上市去拍卖，再由开发商拿地开发，“如果真是这样按程序弄就没事了，但问题在于不是那么回事”。

　　他告诉记者，有些时候就是开发商和国土局私底下交易，一对一给卖了，其中就容易出现“权钱交易”。

　　怎样保护干部

　　2005年11月9日，罗亚平曾被人捅过几刀，差点丧命。

　　桂思本告诉记者，拆迁是个危险的事，因为直接牵涉个人经济利益。那一次，捅刀的人是前甸詹家村的一位拆迁户。

　　“这个人当时是和他的媳妇一起去找罗亚平的，他媳妇跟罗亚平谈事，火药味很浓，不知怎么着他就动刀子了。”桂思本说，有一刀把胃给刺透了，把肝刮个口子，“抢救很及时，不然就完了。”

　　结果，她在医院里住了半年。

　　他说，罗亚平那时候想换个单位，一方面觉得工作压力太大，另一方面也觉得危险，“但在位的领导不想让她换。换新领导后提出来，新领导说，‘怎么，我来了你不支持我的工作了？’这样，她从1987年干到2007年，整整20年。国土部门本来就容易出事，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桂思本说，从关心干部来说，考虑到工作性质的问题，三两年后，应该考虑更换岗位，脱离这个环境。

□ 中国青年报

贪官是野草吹不尽,春风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