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代表基督教？——自由派与保守派神学观之比较
兴无灭资 / FWD at CND
自由派中既然不乏基督徒，自然就有自己的神学观点，而不是像保守派所指控的那样，自由派只是世俗人文主义和无神论的追随者。这个命题应该容易理解，因为但凡举出任何一位民主党自由派的总统或议员，肯定也都是基督徒(广义上的)。一直在教会里担任主日学圣经老师的前总统卡特更是以虔敬闻名遐迩。许多人甚至说就是冲着他是个好基督徒才投他一票的。
笔者下面提出的第二个命题，亦即正是出于他们的虔诚，所以才如此热忱地关心弱势群体（the less fortunate）的福祉，也许就需要多费些口舌了。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自由派所依据的“社会福音”（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ｓｐｅｌ）和“解放神学”（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同样演绎于同一本圣经。根据“社会福音”，人的原罪就是贪婪。耶稣来到这个物欲横流，缺少关爱的尘世，就是给失败者和弱者带来神的博大慷慨的爱，并通过耶稣让病人复康，盲人复明，死人复活，并用几条鱼和几块面包就喂饱了几千人这些神迹来证明神的大慈大悲，以便传播“我就是道路，真理和复活”的福音。耶稣的福音就是让人们意识到人活着不只是为了穿衣吃饭，而更重要的是追求神的公义。如果大家心里都有神的公义，世人就不会为了争权夺利而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了。神所创造的万物足够满足人的需要，正如天上的飞鸟不用播种照样不会饿死，田里的野花不用编制照样比所罗门宫殿里的华裳丽服还要鲜艳。
然而世人让愚昧蒙蔽了心智，任由贪婪衍生出种种罪恶。因此神让耶稣降临人世，示范神的大爱，让他与走卒贩夫，妓女税吏为伍。“连狐狸都有自己的窝，而人子只能枕着自己的胳膊肘露宿荒野。”对那些自以为受到神的眷顾而耀武扬威的上层社会（包括僧侣），耶稣对他们的回答是：“你们在世上是第一，在天国则是最后。”“你们的财富藏的再严实，都会遭盗贼偷，遭虫蚁蚀。所以只有把财富存放在天国才是最保险的，才会得到神的眷顾。因为一个人的财富在哪里，他的心才在哪里。”
对慕名而来的富家子弟，耶稣说：“你若真想得到拯救，那就变卖你的家产，分发给穷人后，背上十字架跟随我吧。”然而那富家子弟下不了这个决心，于是耶稣说：“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如此耶稣言行，贯穿四部福音，不胜枚数。而以使徒彼得为首的原始基督徒更是素性过起了共产主义生活。彼得甚至责问一个教徒为什么没把变卖家产的钱悉数交公，愣是把那个人当场活活吓死。
耶稣又说，“把凯撒的归还凯撒，把上帝的归还上帝。”既然凯撒是神的世间代表，那末凯撒就担负着神爱世人的职责。这也是自由派为什么指望政府有所担当的原因。
除了扶贫济弱之外，“社会福音”还强调宽容与宽恕，比如深受“社会福音”影响的罗马天主教就提出视新教徒为自己的兄弟姐妹，并积极建立与其他宗教相互尊重的关系。有些教会甚至允许妇女和同性恋者担任牧职。总而言之，自由派基督徒力图身体力行耶稣基督的“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爱邻如己。
而解放神学虽然发源于拉丁美洲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在美国尤其在黑人和妇女中也不乏追随者。他们主要强调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并且将注意力集中在剔除传统神学教义中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父权制的偏见。自由主义神学的代表人物有Albrecht Ritschl, Walter Rauschenbusch, 早期的Reinhold Niebuhr， 以及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等。
社会福音在联合卫理公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的宣言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述。这份代表着一千万卫理公会成员的题为“The Economic Community”的文件呼吁限制私有财产的权利(call for limits on the rights of private property), 支持集体谈判，破除公司垄断，降低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业界必须为环保负责，为季节性劳工提供帮助，限制赌博，并且遏制消费主义等等(参阅Culture Wars)。
相反，保守派对圣经的解读则承袭了历史的负担。
众所周知，清教徒在十七世纪初跨越大西洋经历了一场“洗礼”后，来到“流着牛奶和蜂蜜”的新“应许之地”—美洲新大陆。
根据加尔文教义（Ｃａｌｖｉｎｉｓｍ），既然基督徒以神为本，那就要拱手让出“人的自治”（human autonomy），接受“神的主权”（God’s sovereignty）。而人由于原罪—骄傲，叛逆，淫荡--将自己置于万劫不复的处境，只有依靠神的恩典（grace）才有“复乐园”的机会。
既然神是万物的主宰，人在神面前不过是令人恶心的蛆虫，随时随地都会被神扔进燃烧着硫磺和石灰的地狱（可参阅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Ｅｄｗａｒｄｓ：Ｓｉｎｎ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ｓ ｏｆ ａｎ Ａｎｇｒｙ Ｇｏｄ），所以人除非忏悔，别无出路。
既然按照加尔文对圣经的解读，只有少数人在神创万物之前就被神内定为接受恩典的候选人，而其他人则统统事先已经注定了下地狱，因此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牺牲只能惠及那少数被拣选的人，与其他人无关（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ｔｏｎｅｍｅｎｔ）。而被神拣选的少数人一旦圣灵附体，就无法抗拒神的恩典，只能乖乖就范（Ｉｒｒｅｓｉｓｔｉｂｌｅ ｇｒａｃｅ），成为圣徒并且义无反顾地走完自已的人生，不再受到罪恶的诱惑（Ｐｅｒｓｅｖ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ｉｎｔｓ）。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就是“Ｏｎｃｅ ｓａｖｅｄ， ａｌｗａｙｓ ｓａｖｅｄ”（一朝得救，永远得救）。这就是著名（抑或臭名昭著）的“郁金香”教义，因为为了便于记忆，神学教授们用了下面这个首字母缩略法（ａｃｒｏｎｙｍ）作为对加尔文教义的总结：
Ｔ――ｔｏｔａｌ human ｄｅｐｒａｖｉｔｙ（人一无是处）
Ｕ――ｕ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神无条件的拣选）
Ｌ――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ｔｏｎｅｍｅｎｔ（耶稣的有限救赎）
Ｉ――ｉｒｒｅｓｉｓｔｉｂｌｅ ｇｒａｃｅ（（不可抗拒的恩典）
Ｐ――ｐｅｒｓｅｖ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ｉｎｔｓ（圣徒的坚持不懈）
而这整套教义所依赖的假定则是“神的主权”和“预订论”（ｐｒｅ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加尔文不愧是律师出身，把一个神学思想发挥成一个滴水不漏的逻辑命题。
然而问题是，人非圣贤，更非上帝，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是否有幸入选圣徒行列？
一种方法就是“皈依体验”（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亦即有无圣灵附体的强烈感受。只是这种主观体验无法客观衡量，结果只能是见仁见智，显然不可靠。于是，唯一的客观标准就变成了财富和人品。其假定是，神对自己的选民自然格外垂顾，会给他更多的祝福（ｂｌｅｓｓｉｎｇｓ）。而是祝福还是咀咒，自然取决于财富的多寡。同是清教徒，一个腰缠万贯，香车宝马；另一个一文不名，沦落街头，你说神祝福了谁？而那个富贾一方的兄弟又没有发不义之财，违背圣经的教导，其财富完全是通过老老实实地做人，兢兢业业地工作，勤俭持家，童叟无欺地挣来的。这样的人不是圣徒是什么？神不眷顾他眷顾谁？
于是，“清教伦理”应运而生，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这个伦理经过本富兰克林《穷理查的生财之道》（Ｐｏｏｒ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Ｗａｙ ｔｏ Ｗｅａｌｔｈ）的普及和推广，遂成为成就“从木屋到白宫”，“从衣衫褴褛到金银财宝”（from log cabin to the White House; from rags to riches）这一美国梦的不二法门。于是，便出现了“没有基督教形而上学的基督教伦理”（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这也就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一书的基本命题，更为R. H. Tawney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崛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详加阐述。发展到今天，如果通过投机取巧和坑蒙拐骗也能达到同样目的话，谁还愿去效法早期清教徒的埋头苦干呢？而且即便再埋头苦干，一天做三份工作，在这个百分之十的人口拥有百分之九十财富的现实中，要想实现所谓的“美国梦”，不也是十分渺茫吗？即便美国梦近在眼前，只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国人在只有百分之十的美国人实现美国梦时就得消耗百分之二十五的世界资源，欺骗和诱惑所有美国人都能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岂不是不让其他地球人活了吗？
但这并不妨碍福音教派共和党保守派如小布什和钱暱们继续利用宗教编织“美国梦”的神话。于是已经被掏空了基督教内涵的基督教伦理被改头换面后，遂表现为一个ｃａｔｃｈ ｐｈｒａｓｅ，抑或ｂｕｚｚ ｗｏｒｄ，那就是“个人责任”（personal responsibility）。一旦“个人责任”这根“鱼竿”在手，你就不愁没有鱼吃了。你甚至可以在扔几条自已吃剩下的毛毛鱼给尚没有鱼竿只能望洋兴叹的穷弟兄时不忘奚落他几句。等你鸟枪换炮，把鱼杆换成鱼网，然后又换成渔船的时候，你就可以独霸一方，为所欲为，甚至可以竭泽而渔了。只是不要忘了美其名曰“经济自由主义。”
福音派原教旨主义的另一个catch phrase是“与神的个人关系”（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反对妇女堕胎，反对同性恋，反对大麻合法化，反对饮酒，反对干细胞研究， 反对妇女对男人布道，反对性教育以及坚持持枪权和忽视环保的基础之上的。其他的则包括恢复公立学校的祈祷制度以及为了抗衡进化论必须同时教授“创世论”等等。而这种关系的好处多多，最大的好处莫过于就像给自己买了份永恒保险。这样，今生今世，可以靠着“个人责任”享尽世间的荣华富贵；来生来世，又可以靠着与神的“个人关系”与神同在，尽享天堂的荣耀。如此的两面威风，何乐不为？只是这种“财富和健康福音”（Ｇｏｓｐｅｌ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 and Health）和基督为了解救人类不惜殉身十字架的受难精神和圣女特瑞萨为了弘扬这种精神一生伺奉印度贫民窟里的穷人所展现的基督风范已经南辕北辙了。难怪有神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已经背叛了基督教”。
以笔者之见，原教旨主义者们本来就是假借“圣经崇拜”来抬高自己的世俗地位，捞取政治稻草，捡取经济利益。因为压根就不打算背耶稣的十字架，何来背叛不背叛？通过把圣经戒律“琐碎化”，福音派原教旨主义者们让基督教迷失了大方向，一方面让它变成了与科学为敌的伪科学，另一方面则变成了对弱势族群的政治压迫，从而企图使基督徒重蹈中世纪的覆辙。正如众多有识之士所指出的那样，福音派原教旨主义者们希望伊斯兰教国家世俗化，却希望美国宗教化。正如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一样，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正成为美国民主的威胁。
有人说美利坚宗教立国，此话不假。我们所知道的美利坚的确是清教徒首创的，而清教徒的文化遗产至今延绵不绝，尽管加尔文教义已经被阿米尼教义（Ａｒｍｉｎｉａｎｉｓｍ）（亦即能否得到救赎完全取决于个人意愿）所取代。其一便是宗教不容忍。早期的清教徒不能容忍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更不用说穆斯林和佛教徒了）不说，甚至不能容忍自身内部的“持不同教义者”，把同样十分虔诚只是对圣经具有独到见解的安哈琴森（Anne Hutchinson）赶出新英格兰，并在获悉她死于非命时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称之为“神的惩罚”。出于同样的原因，另一位神的忠实仆人罗杰威廉姆斯 （Roger Williams）也被驱逐出殖民点，不得不流落到罗德岛，在那里创立浸信会。当然，塞勒姆的女巫案更是家喻户晓的典故。如果说，最初的清教徒由于达尔文教义的原因，主要还是关心自已是否作了孽，从而为能否进天堂而惶惶不安的话，那么清教徒的后代，亦即现当代道貌岸然的福音派基督徒们更关心的则是别人的罪孽了。正如一句嘲讽这些人的笑话所说的那样，“夜里不能入睡，因为总觉得有人正在哪里寻欢作乐(someone is having fun somewhere)”。
清教徒的另一遗产则是其华丽辞藻（rhetoric）。比如里根和小布什都喜欢喋喋不休的“山上的城”（ｔｈｅcity on the hill），意思就是基督教的美国是世界民主的灯塔，理应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这自然起源于清教徒前往新世界去为旧世界树立一个宗教自由典范的初衷。然而事与愿违，英国的清教革命以宗教容忍告终，而美国的清教传人却延续了旧世界的宗教不容忍，以致时至今日仍然为其所累。小布什政府在国际上奉行的“单边主义”以及不与敌对国家对话的政策，其自以为是的固执正是早期美国清教徒的写照。
值得玩味的是，大多隶属于福音教派（Evangelicals）（其代表人物为Jerry Falwell，Pat Robertson和Pat Buchanan），亦即原教旨主义（可参阅拙作：《神话与科学》）的美国共和党保守派自里根以降竟然能够劫持基督教达一代人之久而没受到应有的挑战（可能由于他们一口一个“吾主耶稣”和“神佑美国”并通过广播电视24/7进行饱和式布道的缘故吧），以致人们一提到保守派，马上就把它等同于基督教，好像只有保守派虔诚信教，是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而自由派则都是些不信教的无神论者和缺乏家庭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者的乌合之众似的（当年的法力赛人也是这样看待耶稣及其弟子的）。然而正如连保守派历史学家Daniel J. Flynn都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其实自由派—也称进步人士（Progressives）—的精神来源正是基督教，亦即耶稣基督改善弱势族群，乃至整个人类生存状况（包括环境保护）的人文关怀。正是这种基督教人文主义才催生出十九世纪末的社会进步运动（Progressivism）和二十世纪中期的民权运动。它仍将为争取和维护社会公正做出新的贡献，因为自由派的事业代表着耶稣基督济世救人的博大胸怀。
相比之下，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理论与实践，哪个更符合耶稣基督的精神，因而更能代表基督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参考书目：
Sidney Ahlstrom, A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1994.
William C. Placher,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 1983.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04.
R.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926.
Culture Wars: Opposing Viewpoints, 2003.
Daniel J. Flynn, A Conservativ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eft, 2008.
David Coates, Progressive Responses—A Liberal Tool Kit to Conservative Arguments,
2007.
Bruce Bawer, Stealing Jesus: How Fundamentalism Betrays Christianity, 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