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餐具

　　　　　　　　　　　　　　　　·金　凤·

　　认识叶青很多年了，八八年听到她离婚的消息我很震惊。因为她和她的丈夫姚北疆都是我十分熟悉的同学。他们大学二年级开始谈恋爱，中间分手了一年，毕业前夕又和好。同学们都说他们两个是第二次握手。毕业后两人都分配在北京，结婚后在北京三元桥附近有了一个温馨的小窝。

　　叶青长得甜甜的，梳着两根长长的辫子，一副小鸟依人的可爱样。姚北疆却其貌不扬，家境也不如叶青，而且还有一个忽冷忽热、变化无常的坏脾气。真正让女孩倾心的是他那一手漂亮的毛笔字、钢笔字，还有他会写几首歪诗。什么“你的眼睛象黑夜中的星星向我倾诉衷情”，“你的头发象瀑布一样流淌着诗的韵律”等等。在那个物质不太丰富、崇尚精神生活的年代，诗人在充满了爱情幻想的女孩子的心里，地位还是很高的。虽然姚北疆与叶青心目中白马王子的形像相差甚远，可是读着人家写给自己的缠绵情诗，心中自然是美滋滋的、暖融融的，早就醉了。诗人吗，也许都是这样的，有点怪脾气，有点神经质。

　　后来叶青申请加拿大留学，很顺利地拿到了签证。在蒙特利尔的一家大学读比较文学。丈夫留在国内。由于姚北疆也分配在外事口，也时不时有机会出国，听说他还去加拿大看过叶青。那时自费留学的同学还不是很多，她离婚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国内。同年九月，我就职的单位送我去魁北克省进修三个月，于是在蒙特利尔一家咖啡馆的二层楼上，我和叶青度过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

　　“金凤，我知道你一定想知道我和姚北疆离婚的事，”我们聊了一会儿，叶青忽然主动调转了话题。“我们在大学好了散，散了又好，这你都知道。姚北疆脾气很坏，在大学的时候就因为一件小事对外系的男生动了拳头，要不是咱们的辅导员手下留情，肯定得背个处分。其实他很自卑，没有安全感，老怕我哪一天把他甩了。我这人性格活泼，同谁都和得来，同他好了以后，就不得不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他常常会因为我同别的男生说了几句话而发脾气。我当时觉得他这样是在乎我、爱我的表现。当然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他总是动不动就发火。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坚决地和他分了手。”

　　“分手之后，人家给我介绍过两个学理工科的男生。一个是北工大的，人长得高高大大，挺精神的，可是一张嘴说话，嗓音又细又尖，跟女的似的，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一个粗粗的喉咙里如何能够发出那样尖细的声音。我见了一面就吓跑了。另一个是建筑学院的，在北海公园门口见的面。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是我二十一岁生日。接触几次，总是没有那种来电的感觉，他的来信也是干巴巴的，毫无文采可言。每到这时，我就会怅然若失，心中有一种难言的苦涩。有时翻出过去姚北疆写给我的情书和情诗，看着那刚劲有力、飘逸潇洒的笔迹，我还会伤心落泪，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悲戚。我知道我心里还是放不下他。

　　那时咱们在一个系里，上大课常常在一个教室，虽然我尽量躲着他，可还是免不了见面。那两个学期过得很伤感、很尴尬。到了大学最后一年，他又写信又写诗、又托老师来说情，并向我保证以后永远永远爱我，再也不乱发脾气了。我当时也是既心软又旧情难忘，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我的初恋啊！大学四年级我们又和好了，就象同学们说的那样，是第二次握手。

　　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我们结了婚，婚后我们单位给我分了一套不大的房子。对了，你和你先生还去过一次呢。婚后的姚北疆真是令我失望。记不清有多少个周末就在他的狂怒和咆哮中开始，他常常为一点点小事就大发雷霆。比如说，我问他：今天咱们去什么地方啊？他会忽然大叫：去哪儿也要问我，你自己看着办吧！过年了，我同他一起回家看我的父母，为买什么礼物，他在商店里就同我大声争执，嘴里不干不净。然后，甩下我一个人，他自己回家了。我父母看我一个人回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还要为他编理由。他发起脾气来，怒目圆睁，脸色铁青，看见什么扔什么，逮着什么砸什么。家里的餐具、茶具都是他发泄的工具。当然，在那无数次的摔打中，他也打过我。

　　他的拳头第一次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震惊极了，绝望极了。我先是不管不顾地嚎啕大哭，然后就疯子似地跑到街上。他似乎也吓坏了，追上我，紧紧地抱着我，然后，一边痛哭流涕，一边用拳头打他自己的头。我们两人一起哭着回了家。第二天，我强颜欢笑去上班。我不敢告诉父母，怕他们心疼；不敢告诉朋友、同事，怕人家笑话。

　　每次暴风雨过后，他都懊悔不已。又是流泪、又是下跪，有时还会写上一首忏悔的诗，塞在我的枕下，或寄到我的单位里。我被他这种小把戏、小伎俩一次次蒙蔽、哄骗，我一次又一次地原谅了他，期待着他的转变。

　　那时我一心一意要出国，多少有点逃避的意思在里面。逃避他，逃避婚姻。到了加拿大自费留学，我虽然很寂寞、很艰难，但是，我用不着每天面对姚北疆，用不着每天小心翼翼地猜测他的心思，从这一点上说我很轻松。

　　对，他是来过加拿大一趟。我有一年多没有见他。说不想念，也是骗人。毕竟我们苦恋了好几年，又作了两年多夫妻。说句公道话，除了他的多疑和坏脾气，姚北疆各方面还是不错的。他在单位干得挺顺，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有才气。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会请他去写对联、写帖子，所以他人缘特别好。

　　分开了，我便常常想念他的好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将一切都美化了，都过滤了，我好象是得了选择性失忆症似的，把那不好的、难过的事情都忘记了，只记住我们中间美好的时刻。你要相信我，我直到那时候都确实没有起过和他离婚的念头。

　　去年春天，他来多伦多出差，顺便来蒙特利尔来看我。我到机场接他。我想象着我们的重逢，我自己忽然莫明其妙地激动起来。也许我们能够重新开始吧！他来了，平静地拉着行李走过来，伸出手来：你好，叶青。客气得近乎冰冷。一年多的分别竟然让我们变得那样陌生。

　　回到住处，我们坐在半旧的沙发上聊天，有个人打来电话，我随便说了几句就挂了。他问我是谁？我说是我在图书馆打工的同事。他马上就说了句：你的同事很关心你啊，连你丈夫来了的日子也不放过。我一下子变得特别扫兴、特别悲哀：我的丈夫刚见面就开始吃这种莫明其妙、无中生有的醋。我想发火，可是不知为什么一下子就回忆起了他摔东西，抬手打我的情景。而这种回忆令我很恐怖、很绝望。即使是我们后来的亲热，都是客客气气、按步就班，毫无激情、毫无浪漫可言。我一下子就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我觉得过去给我留下的阴影很深、很重。我们可能没有未来了。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同他离婚是那年夏天我回国。他正好在国外，我一个人回到了那间小屋。看到屋里那些不成套的餐具，那缺杯少碟的茶具。那个有着美丽金鱼图案的盛汤的瓷碗，没有了盖子，那是那年“五一”节他因为我看错了电影票上的时间，耽误了电影而摔的；那一套金边细瓷的盘子一同有八个，现在只剩三个了，其中一个的边缘还缺了一个小口。那次他一下子就把一摞盘子都扒拉到地上了。客厅左手的墙上，有一团油渍，我曾经费力地企图擦掉，可是，那天那团油渍是那么刺眼、那么夸张地面对着我，仿佛在提醒着我过去发生的事情。那一天的情景象放电影一样历历在目：他回到家，边吃饭边看着电视。我说我下星期要出差，他问同谁去，男的还是女的。我说，有男有女。他说：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我就说你这是干什么啊？象审犯人似的，你这人真没劲，真无聊！他站了起来：不说是吧？不说就说明你心里一定有鬼！我回了他一句：谁有鬼谁知道！话音刚落，啪察一声，一盘子辣子鸡丁先飞到墙上，又落到了地上。我的心又一次随着盘子的落地声破碎了。

　　那天我独自一人，站在那记录着我和他共同生活的小屋里。看着那些不成套的盘子、杯子，心如刀绞，泪水一次次流下来。我为我自己哭泣，为我失败的爱情，为我失败的婚姻。我在那一刻，决定和他离婚。

　　我提出离婚以后，他坚决不同意。经过了好几个月的折腾，他终于签字了。我们是通过中国驻加拿大领事馆办理的离婚手续。”

　　听着叶青的叙述，我默默无语。窗外的枫叶红艳艳的，美丽得令人心痛。我知道留在这种婚姻里和跳出来，都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不过，我还是为她的解脱感到由衷的高兴。

　　最后，我问叶青：“如果我回国见到他，你有什么话需要我转告吗？”

　　“算了。现在想想，他的多疑、他的嫉妒也许是一种病态。可是这摔东西打人的习惯实在是一种恶习。要知道，他是一碟一碗把我们的婚姻摔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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