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自诗经以降，经历代累积，浩如烟海，蔚为大观。整个诗歌史上，有关情、色、性的描写，绵延不绝，贯穿始终，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笔者沿这条线路寻幽探胜，时有所得，集成一文，分期贴出来，向方家请教，与读者分享。

分列目录如下：

情
　　一．诗缘情
　　二．情是何物
　　三．打情骂俏
　　四．相思调

色
　　一．美女如云
　　二．螓首蛾眉
　　三．软玉温香
　　四．病态美

性
　　一．巫山云雨
　　二．浅斟低唱
　　三．良宵苦短
　　四．淫词艳赋

一．诗缘情

《诗经·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爱情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文学作品有多种形式，但在最初就是诗歌，其它文学形式是后来才陆续出现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按林语堂的说法，中国人缺少宗教情怀，就和诗歌有关，因为诗歌取代了宗教，为人提供灵性，活跃感情，医治心灵创伤。中国古代所有的学者都是诗人，至少是装出一副诗人的模样。即使在近、现代，小说、戏曲及其它一些种类的文学作品大行其道，诗仍然常常被当作最高的文学形式。

诗的原始形式应该是歌，有文字以后，歌词被记录下来，并逐渐与音乐脱离，就成为诗。中国的早期著作，如儒家六经，其中就有许多韵文，显示其与音乐的关系。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先秦典籍中只称为《诗》，汉朝独尊儒术，学者们将其奉为经典，成为儒家六经之一。《诗经》中的作品，本来就是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就说明诗三百余篇都可以歌唱、伴舞、或用乐器演奏。《史记·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自己也说过：“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诗本来可唱，当为定论。

诗歌是如何产生的，要表现什么，这些问题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也有许多说法。一般认为，诗歌最初是简单的歌谣，与音乐和舞蹈结合在一起，有韵律，有节奏。《吕氏春秋·古乐篇》有葛天氏“投足以歌”的记载，就是载歌载舞。歌舞又是如何产生的？许多人认为产生于劳动，《淮南子·道应训》云：“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鲁迅接受了这个说法，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举例说，在大家抬木头觉得吃力时，有人发出“杭育杭育”的叫声，就是文学创作，此人就是作家，是所谓的“杭育杭育派”（其实，“杭育杭育派”是林语堂对左翼作家的讽刺）。当然这只是后人的推测，远古的人对此没有记载，也无法记载，因为歌舞的产生必然早于文字。我们观察一般动物，它们“劳动”（比如捕食）时，并不一定发出声音，倒是它们发情时，会作出非同寻常的举动，发出特异的声音，与原始人类的歌舞颇有相似之处。因此笔者认为，人类的歌舞更可能是产生于情欲的表达，歌舞者用动人的歌声和迷人的舞姿吸引异性，传达爱慕之情。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就是诗歌是有感而发，表现人的感情冲动。《毛诗序》说得好：“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然而千百年来，人们用诗歌表现情感的欲望，常常受到排斥和压抑。《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就是所谓的“诗言志”。闻一多先生考证，“志”从士从心，“士”训“止”，“志”的本义是停止在心上，指记忆、怀抱、意愿等。“诗言志”的意思就是，诗歌是用来表达襟怀抱负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四科八体的文体论，曾指出“诗赋欲丽”，陆机在《文赋》中更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意思是诗歌由情感而发，要绮丽华美，这就是所谓的“诗缘情”。“缘情”说后出，比“言志”说更准确地表达了诗歌的特征。其实二者本来相差无几，情和志的意思相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第六》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有点和稀泥，唐·孔颖达《疏》则干脆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但长期以来，“诗言志”中的“志”被解释成经过礼教规范的思想，是“文以载道”之“道”，“诗缘情”中的“情”则被视为未经礼教规范的男女私情，造成古代文学批评史上“言志”与“缘情”的严重对立。

诗三百篇的诞生早于儒家，其中多有语言朴素感情纯真之作。朱熹《诗集传·序》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说明“国风”中的诗歌多来自民间爱情歌谣。这些作品是中国古代抒情诗的源头，表现了人的真情实感，反映了人性的本质意愿，具有超越时代的艺术魅力。《诗经》之后，楚辞、汉赋、乐府诗，及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南北朝至明清的大量民歌，继承了“国风”的传统，使抒情诗在各方面茁壮成长。从总体上来说，抒情诗在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叙事诗基本上不成气候。如果诗不能 “缘情”，只能“言志”，恐怕大多数诗歌都要被否定了。

孔子与《诗经》有不解之缘，司马迁记载孔子曾对《诗经》动过大手脚：“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就是说，孔子删除了十分之九的诗篇。学者们对删诗说疑而不信，但孔子对《诗》确有许多论述，特别强调《诗》的重要作用。他教导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提出“温柔敦厚”的 “诗教”：“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 这些都对后世评价《诗经》和整个文学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思无邪”本是一句诗，出自《诗经·鲁颂·駉》，按闻一多的解释，“邪”为“穷”意，“思”本是语助词，这句诗的大意是“啊，无边无际”，但孔子却把它解作“思想无邪”了（《诗经讲义》）。其实，这一点早有人指出过，朱熹在《诗集传·卷二十》中评注该诗时，虽重弹儒家老调，将“思无邪”解为“必使无所思而不出于正”，却引前人话说：“昔之为诗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读诗至此，而有合于其心焉，是以取之，盖断章云尔。”等于默认孔子“合于其心”地断章取义。“思无邪”作为孔子对《诗经》的概括，过于简单和片面，却成为儒家的文学批评标准。孔子的本意似乎是说，《诗经》中的作品总体上没有很出格的地方，因此可用以教化百姓。但这三个字被后世奉为作诗的标准，要求诗歌内容符合社会道德，不能表现异端思想，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有害的影响，曾被鲁迅斥为“囚人的牢笼”。

历代许多名家都曾撰文，强调文学、特别是诗歌的抒情特征。《文心雕龙·物色第四十六》云：“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钟嵘《诗品》序言开篇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并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明确地指出能充分表达人七情六欲的只有诗歌。梁简文帝萧纲指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戒当阳公大心书》）梁元帝萧绎则说：“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脣吻遒会，精灵荡摇。”（《金楼子·立言》）二萧都提到一个“荡”字，就是强调在文学创作中放任感情，不受拘束。白居易也指出诗以真情实感打动人的心灵，所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从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到韩愈的“不平则鸣”，都表明文学创作常常是感情涌动，一吐为快。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进一步指出诗人受到困苦环境的磨砺，“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才能写出优秀作品，引起人们的共鸣。

其实，孔子提出“兴观群怨”说，曾指出过诗“可以怨”。对于“怨”，孔安国注为“怨刺上政”，《毛诗序》也说“下以风刺上”，但又说“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仪”，给怨刺加上了框框。朱熹将孔子的“怨”注为“怨而不怒”，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序》也早就说过：“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则说：“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所以怨刺是有界限的，“刺”只是所谓的“美刺”，不能违反 “温柔敦厚”的诗教，更不能破坏封建伦理秩序。

明朝文学家冯梦龙曾刊行民间歌曲集《山歌》，他在《山歌序》中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晚明公安派提出在文学创作中“独抒性灵”，清代中期的袁枚将“性灵”说借来论诗，指出“性情以外本无诗”，并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他模仿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也作了一首“论诗”诗：“天涯有客号玲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随园诗话·卷五》）还有大批民间作者，不知“温柔敦厚”的诗教为何物，管它什么“言志”、“缘情”，只是有感而发，直叙心声，正如金圣叹指出的：“诗者，人之心头忽然一声耳，不问妇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转引自林语堂《吾国吾民》）笔者在这篇系列文章里，除了谈论很多文人学士精美的诗歌作品外，也将提到不少民歌，它们虽多为粗俗之作，但是真情流露，也颇有趣味。

《诗经》的开篇《关雎》，是千古传颂的名篇。对这首诗的解释众说纷纭，有说是讽刺帝王的，有说是颂扬后妃之德的，有说是婚礼上的赞歌，还有说是民间情歌。这些说法似乎都有些问题，而儒家“后妃之德”的说法可能是最牵强的。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这给儒家对《关雎》的评价定下了一个基调。《毛诗序》首句就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这种解释被后人继承，如《文心雕龙·比兴第三十六》云：“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像义。”孔颖达《疏》亦云：“二《南》之风，实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妇之性，人伦之重，故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此诗之作，直是感其德泽，歌其性行，欲以发扬圣化，示语未知，非是褒赏后妃能为此行也。”以上的说法都比较笼统，属于概念化的评价，朱熹《诗集传·关雎》则说得比较具体：“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按他们的说法，《关雎》中的“君子”是指文王，“淑女”就是文王之妃太姒，而这篇诗作是借后妃之德来教化百姓。此种解释，不是将《诗》作为文学作品，而是当成了伦理的附庸、政治的工具、宣扬儒家思想的教科书。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因读《关雎》而春心萌动，废书而叹曰：“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看来深闺之中的娇小姐比那些腐儒还更能体会到《关雎》一诗表现男女情爱的实质。清人华广生收集改编的《白雪遗音》是一部民间艳歌集，卷二中有一首马头调《诗经注》，笔者觉得倒是挺符合《关雎》的本意：

　　关关雎鸠今何在，在河之洲，各自分开。
　　好一个，窈窕淑女人人爱，只落的，君子好逑把相思害。
　　辗转反侧，悠哉悠哉，好叫我左右流之无其奈，怎能彀钟鼓乐之把花堂拜。

from 变形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