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著名学者，父亲余协中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北平经济研究所所长、东北保安司令部秘书兼东北大学校长等职。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长于安徽。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国民党"失国"时随父由大陆迁港台。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第一届毕业生，师从大学者钱穆等人。余英时漂泊海外多年，仍乡音未改，带着浓浓安徽腔。

余英时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 1978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2001年，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仍保留荣誉教授头衔，现定居美国。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

余英时是海外知名的历史学家，长于思想史比较研究，也是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他围棋下得非常好，京戏唱得非常好，中国旧体诗写得非常好，字写得非常好，是西方人眼中的"胡适第二"。主要著作有，《朱熹的历史世界》、《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重寻胡适历程》、《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现代儒学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余英时乃特立独行之士，自负高才而卓荦寡合。他坦言，"我从未崇拜过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人"，"在读书世界中，我是一个'多神论者'，我观赏许多名著，也佩服许多杰出的大师，从不敢存一丝狂妄的念头。然而我要追寻的毕竟是自己的精神归宿，这不是任何别人能给我的，无论他多么伟大。"余英时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室里放打字机的书桌，系爱因斯坦当年所用过的。学校原把爱因斯坦的办公室一起拨给他，他没要。他说，"爱因斯坦的研究室没有书架，我不能因为喜欢爱因斯坦，而搞一个没有书架的地方吧。"结果只要了一张老桌子。

余英时身居美国，有联络中国学人的嗜好，且时有资助中国出访学人的"义"举。他曾经比喻自己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会持续观察政治、评论政治，但不会参政。自1980年代起，他经常在台湾发表政论文章，颇获当局的重视。六·四事件发生后，他在美国学术界发起声援活动，在《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公开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对事后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和学运领袖，包括刘宾雁、苏晓康、孔捷生、陈奎德、阮铭、远志明、张郎郎、张伯笠和白梦等人来说，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是他们人生旅途中最难忘的驿站和庇护所，而余英时夫妇的催生功不可没。

余英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对"中国"采取的态度值得注意。前些来，台港刮起一阵风，批判所谓"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李登辉在台湾当选"总统" 后，接受美国CNN记者的访问时说："中国现在最可怕的就是利用民族主义，比希特勒的民族主义还强——用来对付台湾，对付美国，对付日本。"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余英时作《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将李登辉的重新当选说成是"台湾的民主制度"战胜了"大陆的民族主义"，将中国人反对台湾的分裂活动说成是"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公然挑战"。

令人惊讶的是，他还将中国的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说成是在制造一个"纳粹式的民族主义运动"。李登辉上任前夕，余英时曾发表《海外危机今昔谈——一个民族主义的解读》，说"中共用尽一切心机，极力把这种民族情结导入'反台独'、'反西方'的轨道"。一九九六年六月香港《明报》又在卷首刊出其大作——《提防"文革" 借民族主义还魂》，牵强附会地将"文革"归因于民族主义，并警告说："广义的文革在中国大陆并未结束"，"以民族主义情绪为中心的中国式的纳粹主义也许会在未来出现"。他说，中国"只是一个'文化概念'"，他只"在'文化意识上'是一个'中国人'"。

余英时评论过不少现代文化名流，从史学家顾颉刚、洪业、郭沫若，文学家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钟书，到思想家梁漱溟、陈独秀，着墨最多的是陈寅恪、胡适及钱穆。他对鲁迅有强烈批判。说，"他（鲁迅）骂的人，我不知道；他（鲁迅）骂的事情，我也看不见。鲁迅没什么思想，只有强烈的否定意识和憎恨旧社会的偏概......大陆上把他捧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我真不知道从何说起。" "鲁迅的东西从笔法上讲，那是很老练、很不错的。从文字上讲也是个高手，绝对没有问题的。早期反映旧社会的《狂人日记》、《阿Ｑ正传》是写得很好，越到后来越不行。至于现在人推崇他，多半是被访问时，拿鲁迅作幌子，那是表态的。表示他也是进步的，也是反抗的，一反抗就伟大，是不是真觉得那么好，很值得怀疑。" "鲁迅没有骨头，谁都骂光了，只有日本人从来没有骂过。"余英时赞同史学家傅乐成的话，说鲁迅深读嵇康《诫子书》，世故得很，是乱世中会保全自己的那种人，"心胸狭小，睚眦必报。他的儿子到长大都不知道爸爸是鲁迅。"

余英时为儒学的21世纪前景忧心，恐其将为"游魂"。他说，从全面来看，中国近世的宗教转向其最初发动之地是新禅宗，新儒家的运动是第二波，新道教更迟，是第三波。这是唐宋以来中国伦理发展的整个趋势。"这一长期发展最后汇归于明代的'三教合一'"。然而儒家于中国将来的命运究竟是怎样的呢？中国有没有儒家复兴的希望？中国以至东亚是不是如同杜维明所说的有一个"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对于以上的问题，余英时的论文透出些许疑惑。关于儒学再兴，余英时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是致力发挥其固有的"践履"精神与"人伦日用"性格，还是像现在这样仅将其局限于一种"论说"。如属前者，儒学便以"游魂"为其现代命运。后者，"则怎样在儒家价值和现代社会结构之间重新建立制度性的联系"，又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

余英时曾经提出"红学革命"的口号。

所谓"红学革命"指他的"理想范式"。即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把阐释的重点从客体转移到主体，不应该去探讨文学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内容，而应该去探讨文学表现了作家什么样的意图。简单地说，余英时所提倡的是一种表现论文艺观。他采用的方式是：极力强调"理想性"，把"自传说"、社会政治批评和" 现实性"当作他红学范式的对立面，把"写实"等同于 "现实性"，把"虚构"等同于"理想性"。所以他作《〈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要论证的就是《红楼梦》有一个虚构的大观园，而且虚构的部分是《红楼梦》的主体。认为大观园是一个和贾府完全不同的世界，是一个乌托邦的世界，是一块净土，在性质上是"清"的，纯洁的，大观园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贾府不一样，是一种"情"的关系。具体地说，是根据每一个女子与贾宝玉在"情榜"上的关系而定的。

余英时本来于红学没有大的兴趣，近年来基本淡出此地。谁知因为与刘心武的一点小小瓜葛，遂又弄出场热闹来。

刘心武2006年4月赴美讲《红楼梦》，且寄书余英时，余英时也"来信鼓励"。刘心武一时得意，于是公开此信。但沈治钧作《刘项元来不读书——关于刘心武先生所开的国际玩笑》，以为余函对刘书及其作者进行了冷峭的批评与无情的嘲讽。刘先生误会或误读余英时的信函，可以说，那是他开的一个典型的国际玩笑。1、余函与刘注均透露，是刘先生主动寄书，余英时才不得不礼貌回覆。这是老辈学人的通常做派，如同钱锺书得函必覆，每覆必谦，凡获赠书，必堆砌最高规格的赞辞。2、余函皮里阳秋，柔中带刚，批评刘书满纸荒唐，讥讽作者不学无术。所谓"最受欢迎的作家"、"运用文学家的高远想象力"、"思入微茫"、" 引人入胜 "等，精选此等具有特殊针对性的语句，竟是在评骘一部其作者自引为无上荣光的"学术"之作。3、余函嘲笑刘先生随声附和，指责其治学理念及方法背离正道，荼毒文化，危害社会。函中明指，刘书的"始点"为周汝昌的成说，而非《红楼梦》小说文本，则其"新"可知。4、余函揶揄刘书粗陋浅薄，非但不予遮饰，反加特写曝露。函中所谓"改正误字，更为可贵"，似乎确实可以理解为"鼓励"。5、余函结尾图穷匕见，锋芒毕露，明确否定了刘先生的学术能力。窃以为，余函的机锋最为凌厉的一句是："今后倘有论著关于中国文化史、文学史者，尚乞见示，以便早日收购。" ——语义最为显豁是"以便早日收购"一语。"收购"者，从各处大量收集购买也。

沈治钧文发表后，附和者有，不附和者亦有。现转附余英时致刘心武信及刘心武注于后。

附录：余英时致刘心武

心武先生：

两周前收到梅振才先生转寄大作《揭秘》二册，喜出望外。先生近来为"红学"最受欢迎的作家，以周汝昌先生考证为始点，运用文学家的高远想象力，从 "红学"、 "曹学"中开辟新园地，创造了前人所不知的"秦学"。全书思入微茫，处处引人入胜，钦佩之至。所赠两册为先生自用本，改正误字，更为可贵。英时自当珍藏之，时时入目，以重温旧梦也。英时早年亦酷好《红楼梦》，尝妄有论述，其实不值识者一笑。中岁以后，忙于本业，早已成"红学"之落伍逃兵矣。今后惟盼作一普通读者，尤盼先生能时时有新著，一新耳目。先生著述宏丰，今后倘有论著关于中国文化史、文学史者，尚乞见示，以便早日收购。至感至感。专此拜复，并致最深挚之谢忱。谅不一一。

敬问

撰安 余英时拜上

刘心武注：我与余先生素昧平生。2006年4月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讲《红楼梦》回国前，老友振才建议我给余先生寄书，当时手头只剩演讲自用的两册，冒昧托梅先生寄去。回国后，七月中意外收到余先生此信。我知道余先生在 "红学"上造诣极高，但与周汝昌先生观点并不相同，没想到他能抽暇读我两册《揭秘红楼梦》，并来信鼓励。近悉余先生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人文奖 "（终身成就奖）。我将此信公开，意在与大家分享，从余先生谦虚风范、博大襟怀中获得的精神滋养。

by 张义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