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歌无戒律和语言外精神
— 驳岑浪《北岛批判：丧魂落魄在他乡》与一个写诗者的自我宣言
诗歌不可言说，这是很多诗人的共同感受。无论这是出于一种“得意忘言”、“得鱼忘筌”的审美体验，还是对超现实主义等一系列现代主义诗歌思想上不可把握的无奈，人们普遍感到的是现代文艺理论对阐释诗歌的苍白和束手无策。与此相对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尤其是各种五花八门的“诗话”、“词话”等虽然给当代中国的一些故弄玄虚的评论家提供了一些救命稻草似的的借鉴，但也同样的不能摆脱对于被称为“无形”和“无象”的诗歌无能为力的窘境。
在此种情况下，王朔之流的痞子式的无聊批判也就风起云涌起来，但王朔本人还属于比较有良知的那一类，即使骂了很多人，骂了小说、散文、学术……但总算没有骂到诗歌，因为作为一个连诗是什么都不懂的人，他有自知之明。可是好景不长，王朔之后，那些勇于黑吃黑的徒子徒孙们终于把王朔也给骂了，并一步步将魔爪伸向了诗歌。最近岑浪先生就大胆地抛出了他的《十诗人批判书》，对郭沫若、徐志摩、艾青、舒婷、余光中、北岛、崔健、海子、伊沙、王家新十位现当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诗人进行了无情的甚至有些类似于人身攻击的批判，这种批判首先让人想到了文革的上纲上线，之后就是给人一种淋漓尽致的痞子气。
我在此无意去就一个自由写作者的观点和态度对岑浪先生进行像他那种方式的批判，作为一个诗歌爱好者，我只想在此谈谈我的看法以及对于诗歌创作的个人理解，当然既然提到了这本《十诗人批判书》，就要斗胆借书中的某些东西展开我的议论，而针对全书当然显得有点无的放矢，所以最后的决定就是就其中对于著名诗人北岛的批评发表一点个人看法。
在该文中，岑浪先生从三个方面对北岛及其作品进行了批判：一、北岛病了；二、欧阳江河为北岛写了悼词；三、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北岛最终也没有能够成为一个人。北岛为什么病了呢，他说中国的文人都很容易衰老，然后说“江南才子”苏童成了半老徐娘、残雪越写越窄、余华的作品只能骗骗汉学家！还没等我对可怜的余华骗术之不高明表示应有的同情，作者就将剑锋无情地指向了芒克、翟永明、李亚伟、西川……之后作者就“自然想起了北岛”——可怜的北岛！北岛病了，而且病的不轻。作者采用很多人用过的先扬后抑的写法，先是把当年的北岛大加夸奖一番，“这些才是真正源自生命和灵魂的诗歌啊！它们自由、叛逆、真诚、明亮，他们咄咄逼人，它们破空而来，它们直抵内心。”“它们”是什么呢？“《回答》、《一束》、《船票》、《宣告》、《习惯》、《枫叶和七颗星星》、《古寺》、《慧星》、《明天，不》、《履历》、《挽歌》、《触电》……”这就是岑浪先生开出的北岛最优秀的诗歌目录。前些天看北岛的访谈，在说到《回答》等诗时，北岛这样说：“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
当然我并不想借助北岛自己的这些话来反驳岑先生，我只想说每个人对于诗歌的理解不同，以自己的感受来作为权威评价别人的诗是不合适的。当然作者也指出了国内的几个当代新诗的选本来证明北岛前期的诗最受人青睐，也是最好的。这种论调其实更是无稽之谈。“新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诗评家潭五昌选编的《中国新诗300首》中，选入了北岛6首诗，分别是《回答》《宣告》《结局或开始》《语言》《诱惑》《触电》。而在牛汉、谢冕担任主编，数十位诗人、诗评家担任编委的《新诗三百首》（中国青年出版社）中，收入了北岛的四首诗：《回答》《宣告》《触电》《古寺》，在诗人伊沙选编的《世纪诗典》中，选入了北岛的《一束》《古寺》《八月的梦游者》《触电》等四首。不难发现，这些诗歌选本中所选入的几乎全是北岛1986年以前的诗作。”波德莱尔在《巴黎的忧郁》里把大众比作只喜欢粪便的狗，先不说这是不是藐视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只要想想舒伯特、凡高、卡夫卡在世时的经历就知道大众在感受艺术上的迟钝了，何况现在说的又是艺术中最容易超前的诗歌呢。朦胧诗刚刚浮出水面时不还是嘘声多于喝彩？几个无聊的学者编几本诗歌集就能代表诗人的价值了吗？
岑浪先生还把北岛后期的一些诗拿出来做比较，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并且连带着欧阳江河为北岛集子所做的序言一起批判，说是“欧阳江河为北岛写了悼词”，而所有的原因只是因为我们的岑先生“看不懂”！他举出北岛的新作《创造》中的几句：
“船在短波中就行
被我忘记了灯塔
如同拔掉的牙不再疼痛”
岑先生对这诗的理解就是“一个蹩脚的比喻罢了”，应该承认每个人对于诗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尤其是对北岛这样的诗人的诗就更是“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了”，但是将一首诗理解为一个蹩脚的比喻，然后还理直气壮地去分析说：“第三句的那个比喻在语言上难道不是毫无力量吗？”这显然是出于一个人对诗歌的迟钝，并且表明他在用大脑读诗，而非用心。诗歌是用心来读的，当诗歌成为一种大脑游戏和文字游戏，那将是诗人们的悲哀。同样，诗人用自己的灵魂来写诗，写自己的诗，就是一个诗人最基本的自我定位。至于它是否符合大众的审美趣味、是否能博得评论家的赞扬、是否具有别人所期望的思想和内容、是否能被用大脑看诗的人看懂则最好少一些顾虑，甚至根本不需要去考虑！
诗人首先是一个人，而人是一种复杂的动物。人的思想和心路历程是在变化着的，要求一个诗人保持一种风格来写作是一种对诗人的戕害，也是一种幼稚的把诗人当作机器的想法。北岛自己说：“写作是生命的潜流，它浮出地表或枯竭，都是难以预料的。”所以一个诗人的“个体诗学”往往是凌乱的，“个体诗歌谱系”往往又是无章可循的！真正的诗人的创作是犹如胸中冲撞着一股泉流，有时是化作汹涌的激流喷涌而出，有时则是一点点发泄，如细流缠绵，这其中的运用之妙，完全存乎作者一心。写诗是因为诗人靠写诗活着，而不是写诗来成为诗人，为人赞誉。帕斯说过，诗歌是除了宗教和革命以外的第三种声音。宗教和革命都充满暴力色彩，而诗歌的作用恰恰相反，它可以拆除种族文化之间的樊篱。这除了说明诗歌在文明文化中的调和作用外，还说明好的诗歌是一种相比于其他艺术方式更加个人情感化的艺术，它不需要太多文化和思想的解读，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上的体验。另外诗歌的朦胧含蓄性又允许了我们每个读诗的人最大程度的误读，对于一个当代诗人来说，如果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读他的诗都是一种相同的感受的话，那么无论这种感受是何等的强大和美好，这都是诗人的失败和悲哀。从某种程度上说，诗写出之后就不再属于诗人了，就像一个虚无缥缈的空间，没有人能说出它本来是什么样子，人们只能置身其中说自己感觉到的它是什么样子。从这一点上来说，诗人并不比读者更有主动性。所以我们无权谴责我们用大脑不能读懂的诗，即使是我们的心灵都不能受到某种感应的诗，我们也只能个人评价为“我不能感觉”。这种情况下，评价一首诗的标准自然也就变成了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更好地表现自己的精神并尽可能地触动别人的心灵。而像岑浪先生这样对自己的大脑看不懂的诗就批判贬低，是否可以说明这个批判者真的比较适合做批评家呢？
不管我们在北岛前期和后期的诗歌中是看到的是“怀疑精神”、“走向冬天的低沉”、“悲天悯人”、“荒诞”、“黑色幽默”、“心灵幻灭”“否定现实”、“绝望的反抗”还是“漂泊”、“抵抗宿命”、“丧失方向感”、“自己的旁观者”、“为存在和美作证”、“归依传统”、“反传统”、“极简主义”、“大象无形”、“内敛”、“对话性质”、“反讽自嘲”……这一切都应该止于一种内心的体验，一种经过自己合理误读之后的感受和心灵响应，至于用大脑对其思想的研究和分析虽然不是完全的没有必要，但应该尽量给诗人应有的尊严，不能因为自己大脑的机械运动随意褒贬。
对于诗人自己的写作，各种论述数不胜数，但是本人觉得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要让写诗沦为大脑的游戏、文字的游戏、趣味的工具。诗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并且诗人是天生的，没有什么训练班可以培养诗人，也没有什么禁区可以阻碍诗人的写作。朦胧诗之后的一些诗人们可以去表现反传统的东西，把大便、茅坑……各种东西都放进了诗。这其实没什么不好，因为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可能对诗人的心灵产生触动。但是之后的有些诗人只写肮脏，故意的躲避崇高、躲避美丽、躲避像诗的诗，这就和之前的躲避肮脏、躲避丑恶是如出一辙的功利性写诗了。无论诗人是否喜欢政治，无论诗人持什么样的人生观和美学观，无论诗人以怎样的方式和方法写诗，只要他们按照自己的心灵指向前进，那么他们都是懂得诗歌与诗人的生命关系的人。让诗歌成为诗人的诗歌，让诗歌没有任何对其束缚的戒律，让诗歌远离大脑、文字和趣味的游戏，让诗歌成为诗人随心所欲的思想流露，这也许是无论第几代之后的新诗人们最大的任务！
岑浪先生还就北岛在没有英雄的年代终究没有成为一个人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批判。他先是不厌其烦的把那些他认为北岛的烂诗和他所选的一些能用大脑读懂的中国当代诗人和国外超现实主义诗人的诗进行了罗列式的对比，然后很自然的得出结论，北岛的诗“节奏上显得太滑、太腻、太快，而语言上又显得过于生硬，有为超现实而超现实之嫌，想象力也显得过于贫乏，难以生成真正的语言奇境或深渊”，并且在超现实主义诗歌里为北岛定位：“北岛最多只是一个匠人，并且是一个不甚高明的匠人！”之后引北岛作品：
“醒来
信已改变含义
道路通向历史以外
我们牵回往事
拴在下一颗树上”
下边的评论是：“这种现代派的小技俩，这种中国诗人刚刚开始向西方学习时所用的拙劣拟人，这种流小帐似的伪蒙太奇方式……如果说这首诗是70年代中期写的，我们的诗人也许不应该为此脸红，但却偏偏是90年代中期写的，更为可怕的是，从1993、1994年开始，北岛正在大批量的生产这一类诗歌废品。”在这里更可见岑先生是多么辛苦地用他的大脑在寻找北岛的不是啊！可歌可泣！可敬可佩！
岑先生还捎带着骂了很多喜欢北岛的人，“去年离乡后的北岛已经不折不扣的变成了一个蹩脚的三流诗人了，变成一个没有灵魂、丧魂落魄的诗人了，变成一个仅仅靠往日声名维持着诗歌地位的诗人了，变成了一个被很多心怀叵测之徒捧着供着其实内心里却并以为然的鸡肋式诗人了！”看见了吧，我们这些为北岛张目的都是些心怀叵测的人了。这就好像是说，“你们不喜欢我这样无名诗人的诗，而去喜欢北岛这样如日中天的诗人的诗，是背靠大树好乘凉！是无耻地叛变艺术！”
在这之后，作者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痛惜北岛背离了原来的“反传统”立场，却又没有成为一个“人”，在极力推崇北岛的前期诗作的同时，他还不断举出他认为取代北岛的反传统地位的接班人们的诗，李亚伟的《中文系》、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我看见大海》、于坚的《尚义街6号》……他热烈赞扬这些诗人们怎样“对英雄主义做了一番消解”，我并不是对这些诗人的创作提出什么批评，我也并不认为英雄主义诗歌全都不如人性化诗歌，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岑浪的本来面目，他是在举着“反英雄”的大旗在崇拜着“反英雄的英雄”，他是要将这些自由的诗人完全变成反传统的机器，他是要将圣战似的口号风气再次在诗歌界兴起，只不过以前是传统口号，现在则是反传统的口号！“可悲啊！北岛！昔日你是一个英雄，而如今，你将《今天》变成了保守者的堡垒，变成了新的秩序和体制！”同时他在骨子里希望别人按照他的期望来写作，他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去国怀乡的北岛，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继续反传统不变的北岛，他想要主宰一个诗人的写作。也许我的这些话有一些给岑浪先生扣帽子的嫌疑，但是我知道岑先生一定喜欢这种诗歌恐怖主义似的语言！
北岛说：“我对所有排队/而喋喋不休的日子/说不”。是的，他怀疑一切成为桎梏的东西，“反传统”也是其一，因为“方向是借来的。”
诗人是人，但诗人绝不简简单单的只是普通的人，不管诗人们和评论家们是怎样推崇贫民化的诗人，但平民化是平民化，并不等于诗人就是平民。民歌并不是诗，诗也永远不会让大多数的平民接受。“一个国家怎能没有国王和诗人？”艺术是孤独和高傲的。诗人们不必成为英雄，也不是一定不能成为英雄，诗人是个性化的人，是靠自我精神生活的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我觉得今后的诗人的任务不是将诗人变成英雄，也不是将诗人变成平民，而是让诗人成为诗人！
另外对于北岛在国外的生活不知道岑先生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让我们感觉到的是一种鄙夷、无奈，还有一点酸酸的感觉。这不在诗歌的讨论范围内。岑先生是想证明北岛在离开母语环境后就没有办法写作了。北岛说“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
针对岑先生的文章所发的抱怨似乎该停止了，最后还要唠叨的是我基于此文而考虑的一种关于诗歌语言和诗人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在已经不是唐诗宋词的时代；现在已不是五四新诗的时代；现在已不是新月兴盛的时代；现在已不是雨巷的时代；现在已不是文革的时代；现在已不是朦胧诗的时代！我们宁可背上丢弃遗产的罪名也不愿随着别人的脚步走一条自己都不知道通向哪里的路。以前的诗人们大多在玩着一种语言的游戏，有“两句三年得”者，有“语不惊人死不休”者，每个人都在苦心孤诣地研究将文字这样组合才能达到最好的音乐美、建筑美。之后有人加入了各种各样的象征、组合、跳跃等不同方法，但都是在编排文字的游戏上下工夫，让诗人的精神受文字的束缚，再到后来人们试图以文字的不知所云和无序排列来打破这种状况，事实证明收效甚微。人们所达到的诗歌写作的最高境界不过是通过对文字的努力编排和对语言使用的最大开拓体现一种超语言力量。这已经很难，我在设想，有没有人可以更进一步，让语言完全服务于诗人的精神，形成一种语言外精神对于语言的绝对游刃有余地控制呢？我觉得北岛所说的“纯诗”已经有向这个方面努力的倾向，将文字完全忘记，让思想的河流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自己去铺排文字，也就是说将诗?完全从文字中解放出来，同时并不让它领导语言。有很多人在抱怨语言的局限性，其实语言的运用完全取决于诗人在精神上是否绝对自由，诗人是否有放下语言任思想驰骋的勇气。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语言痛苦是不存在的。当然这个真正的诗人也许永远不会出现，那么是否我们能将这种诗歌只是作为一个容器来容纳思想和感受的创作观作为每一个写诗者的目标呢？
【转自湘里妹子学术论坛 ，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