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一幅当代知识分子的画像
郭宏安
在荷兰,在声名狼籍的“墨西哥城”酒吧间里,在阿姆斯特丹油腻的当拉克街上,在大雾弥漫的运河畔,在地狱般了无生气的玛尔肯岛上,在洗衣盆一样冒着热气的须德海上,在坚硬的荷兰床上,一个巴黎律师正滔滔不绝、厚颜无耻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对话者的地位很特别,读者只见其人,不闻其声。这是一个狡猾、聪明、有着
相同的文化修养的对话者,其置疑、诘难、反驳(在这位律师的自白中反映出来)引起了他的辩解、说明、进一步的表白,于是,他的一生便昭然于天下了。他同读者看得见而听不见的人的对话,时而显得自得意满,时而显得刚愎自用,时而显得飞扬跋扈,时而显得锋芒毕露,时而又显得躲躲闪闪、底气不足、寡廉鲜耻和心绪烦躁。他是一个法官——忏悔者,他想尽千方百计留住他的对话者,诱其入彀,终于在第五天向他的对话者和盘托出“法官—忏悔者”的精义:“上下左右,全面地认罪”,目的在于绘制“一幅既是所有的人,又不是任何个人的肖像”,然后把这幅肖像变成一面镜子,让所有的人都在这面镜子前露出真面目,于是忏悔者摇身一变,成了法官。“既然人不审判自己就不能判决别人,那就得自己攻击自己以获得审判别人的权力。既然任何一位法官有朝一日都得成为忏悔者,那就得走相反的路,当忏悔者,以便能够最后成为法官。”这就是忏悔者成为法官的逻辑,他坚信,他的对话者最后也能和他一样,那时,他将变成一个读者听不见的对话者,对昔日的对话者说:“我将怀着深厚的博爱之情倾听您的忏悔。”原来这个对话者也是巴黎的一位律师,焉知不是因为这个律师圆滑狡诈,循循善诱,克拉芒斯才入其彀中,跌进他的陷阱,一步步敞开他的内心世界呢?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
这是阿尔贝·加缪的小说《堕落》,小说发表于 1956年,他曾经想把小说题为《当代英雄》。1951年,他与萨特为首的存在主义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方面导致了友谊的全面破裂,一方面也使他清醒地认识了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有评论说,《堕落》是加缪的自述、忏悔或者清算,无论如何,说这本书是对存在主义者的一种不算完整的描绘,总是没有错的。 1957年10月17日,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原因是“他的作品透彻认真地阐明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据说,在法国,加缪被称作“《局外人》的作者”,而在外国,特别是在英语国家,他被称作“《堕落》的作者”,以此见出两部作品在法国和法国以外的地方的地位。在我看来,两部作品难分伯仲,一部是加缪29岁时出版的,一部是他43岁时写的,《局外人》冷静的笔触难以掩盖年轻人的激情,而《堕落》则表达了中年人洞悉世情的悲观,两部作品都反映了现代社会的虚伪、冷酷与无情。虽然两部作品的风格有所不同,但是有一条秘密的通道把29岁的加缪和43岁的加缪连在了一起,这条通道是对当代人或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
加缪在为这本书所写的《读者须知》中说:“在《堕落》中说话的人沉湎于一种算计好的忏悔。流落在阿姆斯特丹这座运河与冷光之城中,他扮演着隐居者与预言家的角色,这位先前的律师在一个可疑的酒吧间里等待着百依百顺的倾听者。他有着一颗现代的心,也就是说,他不能忍受被审判。因此,他急忙控告自己,为了能够更好地审判别人。他最终把自照的镜子转向了别人。忏悔从哪里开始?指控从哪里开始?在这本书里说话的人控告自己,还是控告时代?总之,在这个精心设计的镜子游戏中,唯一的真理是:痛苦,以及痛苦所许诺的东西。”加缪的话暗示,痛苦许诺了希望。
在《堕落》中说话的人的名字叫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独身,40岁,原先在巴黎当律师,目前流落在阿姆斯特丹,从事着一种很奇特的职业:法官—忏悔者。一天夜里,他走上塞纳河的艺术大桥,周身涌起“一种功德圆满的巨大感情”,正准备点起一支“满足的香烟”,突然“一阵笑声”在他背后响起,然而四周空空如也,既无人,亦无船,只有塞纳河滔滔西去。紧接着,他又听见了那笑声,那笑声却顺流而下,渐行渐远……他回到家里,又听见窗子下有人在笑,打开窗户一看,原来是“有些年轻人在快活地告别”。他进了浴室想喝杯水,他的脸在镜子里微笑,然而,他的微笑“似乎具有双重性”了。良心的拷问,从来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正是这笑声打破了克拉芒斯良心的平静,把他从精神的亢奋与傲慢中拉回来,逼迫他回顾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回顾的结果是他一直过着双重的生活: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男盗女娼;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表面上乐善好施,实际上刻薄寡恩;表面上豪侠仗义,实际上见死不救;表面上夸夸其谈,实际上蝇营狗苟,表面上宽宏大量,实际上睚眦必报,表面上是忏悔者,实际上是法官……,他终于认识到,“我长期生活在普遍和谐的幻境中,满面春风,无所用心,来自各方的审判、利箭和嘲笑都遇我日消溶殆尽。从自我警觉的那一天起,我清醒了,同时遍体鳞伤,一下子失去了力量”。这笑声是他在夜里听见的,然而为什么是在桥上?为什么笑声顺流而下?
这不是正常的笑声,与克拉芒斯的判断相反,它是“神秘的”,它来自于他的心中。不过,他的感觉是对的:“笑声渐渐微弱,但我还是在背后听得清清楚楚,除了水里,这声音不会来自任何地方。”原来这“水”与他不幸的根源有关,难怪他在谈话的第一天就宣称:“我夜里从来不过桥。”事情发生在他听见笑声之前的两三年:半夜一点钟,克拉芒斯走上王家大桥,一个身腰纤细、身着黑衣的女人正凭栏“望着流水”,他只在深色头发和大衣领子之间的“后脖颈”前“犹豫了一下”。他过了桥头,走上滨河路,却“听见身体跃进水里的声音”,他“立即站住了,但未回头。几乎同时”,他“听见一声呼叫,重复了好几次,顺流而下,然后戛然而止”。“夜色突然凝固”,他“觉得随之而来的寂静无边无际”。他“想跑,却仍伫立不动”。软弱,或缺乏行动的能力,使他只能想:“太晚了,太远了……”他“冒着细雨,走远了”,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他可以不对人言,但是“蛀虫”已然在他的心中住下了,并开始长大,开始噬咬。终于,两三年之后,它发展成了无缘无故的“一阵笑声”,在他的内心深处激起无边的涟漪。首先是他的微笑“具有双重性”了,接着,他的身体上“出现了某种沉默”,然后,他莫名其妙地“感到虚弱,难以恢复好兴致”。更为严重的是,那笑声使他“重获记忆”,并且“发现了回忆”。我们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在“重获记忆”之前每说到“晚上”、“桥上”、“滨河路”之类的字眼,就吞吞吐吐,支支吾吾,或打岔,或沉默,或“王顾左右而言它”,就像阿Q一样,一直要忌讳到“灯”、“亮”一类的词。记忆是一个深渊,是个可怕的地方,有多少人们羞于启齿的隐私被悄悄地打发到那里去,像弃物一样地堆着,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旦那个地方被搅动了,天知道会有什么圣洁或不洁的精灵乘风而起,飞出来攫住人的灵魂。克拉芒斯就是这样地被震动了,他清醒了,承认自己有“两副面孔”,是个“贾努斯”,以往的一切不再是单一的了,一枚光彩夺目的徽章呈现出极不光彩的另一面。加缪在《西绪福斯的神话》早就说过:“蛀虫存在于人的心中。”在克拉芒斯,是“一阵笑声”唤醒了那条蛀虫,在别人,也许是一声哭泣,一记枪响,一个眼神,一句突如其来的疑问,或别的随便什么东西。总是有那么一个时候,在那么一个地方,由于那么一种原因,人突然从混沌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堕落。记忆或回忆,是《堕落》的基本主题。
有人问加缪,他最喜欢的10个词是什么,他答道:“世界,痛苦,土地,母亲,男人,荒漠,荣誉,苦难,夏天,大海。”这10个词的确是经常出现在《局外人》、《鼠疫》、《婚礼集》、《夏天集》等作品中,但是我们看看《堕落》,经常出现的却是另外一些词,如羞耻、衰老、死亡、冰冷、运河、审判等等。那10 个词表明,加缪在批判社会的同时,还对世界存有希望,土地上生活着母亲和男人,痛苦中有荣誉,荒漠上有阳光,夏天里有大海;而在《堕落》中,人们对双重性感到羞耻,冰冷的河水带走了令人心惊胆战的笑声,阿姆斯特丹的同心的运河好像地狱之圈,一圈深似一圈,法官泛滥成灾,每个人都想着“清扫”别人。加缪对《局外人》中的默而索还充满着同情,而对克拉芒斯则怀有复杂得多的情感。
克拉芒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巴黎知识界的一种典型,其典型性不仅仅在于他意识到一种普遍的堕落和犯罪感,而且还在于他痛切地感到末日审判的来临。他展转腾挪,力图摆脱恶在人的良心上所形成的那种不堪忍受的重负。在一个信奉《圣经》的世界中,最令人忧虑和恐惧的也许莫过于《启示录》中所说的“末日的审判”了。死去的人,无论大小贵贱,都须站在生死册前,按照个人所行的接受审判,或升入天堂,或沉入火湖。对于这个疯狂、动乱、腐化、人人“争先恐后地清扫别人”的世界来说,末日似乎正在迫近,按照克拉芒斯的说法,人们竟不必等待末日审判了,因为“它每天都在进行”。加缪在1953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人最难忍受的是被审判。”克拉芒斯深明此理,并且进一步认识到:“人为了自己不被审判,就匆匆忙忙地审判别人。”于是他说:“问题在于逃避审判。”“问题在于中止审判。”但是,如何才能逃避审判?如何才能中止审判?他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当法官—忏悔者。克拉芒斯的狡黠在于,他的忏悔真真假假,朦胧晦涩,不难集恶之大成于一身,正如他的自供所言:“我把涉及我的事与涉及别人的事混在一起。我博采共同的特点,一同经受过的痛苦,共有的弱点,时兴的气派,时下的名人,如同它在我身上和别人身上存在的那样。”所以,克拉芒斯的肖像既是他自己,又是他的同时代人,而他在这种巧妙的过渡中,发现了一座他“独自攀登”的“高峰”,感到了他“自己是上帝”。但是,无论克拉芒斯以怎样严厉的法官的面目出现,他实际上是终生背负着恶的重压的,因为在他之后还可能有更严厉的法官出现,例如他的对话者。因此,他所说的“逃避审判”或“中止审判”,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托词,他真正要求的是“能够为所欲为”,而“为所欲为”只不过是“堕落”的代名词罢了,说到底,他要求的是生活在恶之中而不受良心的谴责。那么,堕落的只是克拉芒斯吗?当然不是。且看他对他的同胞所下的断语:“对于现代人,一句话足矣:通奸和读报。”读报者谁?知识分子也。我认为,加缪的这部《堕落》,主要说的是欧洲文明及其知识分子的堕落,尤其是某些加缪颇有微词的左翼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存在主义的信徒。
克拉芒斯的形象是复杂的,加缪对他的态度也是复杂的。他身上既有加缪本人的影子,又带上了以萨特为首的存在主义者的特征,同时又打上了另外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的印记,最后又什么具体的人也不是,成了一种滋生在战后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综合体。加缪对于他,是厌恶的,批判的,讥笑的,嘲讽的,同时又企图通过对他的揭露和鞭挞使自己获得某种净化,使自己从他的堕落中解脱出来。因此,我们又看到,克拉芒斯并非没有自己的向往。他向往希腊:“那儿的空气是贞洁的,大海和娱乐是明朗的。”他憧憬“扶桑国”的大海上的岛屿:“在那些岛屿上,人们死的时候疯狂而幸福。”他梦寐以求的是:“全心全意的完全的爱情,日日夜夜,在不间断的拥抱之中的、享乐的、令人热狂的爱情,就这样连续五年,然后死去。”有的评论指出,这是一个人孩童时代的写照,表明克拉芒斯不能忘怀童年的纯洁和无辜。在悲观中抓住哪怕是极微弱的希望,在痛苦中蕴藏着一线希望,这是加缪给人生的一点亮色。但是,克拉芒斯毕竟是长大了,成年以后的克拉芒斯“失去了光明,失去了早晨,失去了那个自我原谅的人的纯真”。他尽管也会生出某种悔恨之心,希望那个年轻女人再往水里跳一次(多么荒诞的希望啊!),给他一个救人和自救的机会,但是那种根深蒂固的自私、虚伪和怯懦,使他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的行动,即使时间倒转,给他一个补救的机会,他也仍然要退缩。“哎哟……水这么凉!”这句话,这种反应,这种感觉,多么生动、多么深刻、多么尖锐地勾勒出他那不可救药的软弱的灵魂啊!“现在太晚了,将永远是太晚了!”这位“当代英雄”只能带着这无可奈何感叹沉入无底深渊,永远地失去了上升的希望。
原载:译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