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总自命王安石？历史留给改革的时间不多了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作者: 章立凡

自去年中共十七大以来，我已不大发表时评，今年“两会”期间也是如此。有朋友问起个中原委，我自认对中国政改“话已说尽，事无可为”；即便再言，犹若“知其不可而为之”。

变法：永远的历史悲怆

温家宝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了一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媒体上一片叫好声，我却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悲凉。以王安石自命，可谁又愿意当宋神宗？旧体制的强大惯性，会令一切革新方案变味，王安石锐意改革，最终竟搞到民不聊生，就是一个著名的悖论。

从商鞅到王安石，从光绪到胡、赵，历代改革者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体制内的非秩序更迭，在前苏联阵营及中国不乏先例，“胡温新政”会不会重蹈历史覆辙？天变（自然灾害）、祖宗（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人言（来自左、右阵营的抨击），恰恰反映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甚至有学者断言“改革已死”，中国已进入“后改革时代”。

改革：最大敌人是自己

1949年的革命和社会一体化整合，消灭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和地方自治，将党的管制渗入社会的每个细胞，并毫无节制地自我复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车轮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结果不但造就了势力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从官僚体制内部形成了与之配套的权力寻租机制。

政治体制改革的悖论在于：改革阻力来自共产党内部，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目前从中央部委到省地市县乃至基层，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它们不仅相互博弈，也在与中南海博弈。体制内耗严重削弱了执政能力。

今春的大雪灾，也是历年积弊的一次总爆发。《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此未有丝毫检讨，呼唤多年的“阳光法案”继续搁置，说明利益的坚冰难于打破。

在体制内阻力重重的背景下，改革须争取人民的支持，与民间的互动尤为必要。政改应以建设公民社会为目标，既要改革也要开放，没有公民起来监督，政改就只能是一种体内循环，关门改革不会成功。

大部制：难脱尾大之局

在君主专制时代，百姓只须供养一家一姓的政府，如果这种血酬供养超出了负担的极限，就会发生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当今中国是名列世界第二的重税国家，纳税人同时负担执政党和政府两套班子的运转成本，是历史形成的“中国特色”，负担比历代王朝还重。

本次“两会”上，高调出台的“大部制”，目前只收得28-1之效，且必将继续遭到官僚体制内部的顽强抵抗。从历史上看，国务院自1951年迄今已实行了十次改革，机构编制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地循环增减。“大部制”只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举措，无法替代政治体制改革。

没有宪政监督的“大部制”，前途无非两种：一、形成更为集权的新垄断；二、像以往一样无疾而终。两者都改变不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尾大不掉之局。

“两会”及民主党派：有亏监督职守

根据1949年大宪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三条之规定，政协是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共同纲领》是共和国立国的法理依据，但自1954年至今，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仍是“遴选”，显然有悖建国共识。当今政协也是一个地位很奇特的机构：号称统一战线组织，既是政权的一部分，又不是权力机构，究竟是“org”还是“gov”？半个世纪以来，人大、政协尸位素餐，未对政府实现有效监督，显然有亏职守。

今年“两会”期间，某些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见记者时牙牙学语，称中国不能搞多党竞选、三权分立、两院制，实在是数典忘祖。民主党派创建时的理想，是反对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与中共合作也是基于此种共识。历经多年改造后，其政党特征早已消失，只是作为附庸延续至今。既然不讲民主，又何必自称民主党派？当前若搞全民直选，估计中共还能挟政治资源当选，但花瓶恐怕无以为生。

民主宪政：一张未兑现的支票

常有人将中国社会与清末类比，将改革开放比拟洋务运动，把胡赵下台比做戊戌变法失败。当今的内外环境，与一个世纪前明显不同，但也确有某些相似之处。观看今年的“两会”风景，不免又令人想起“预备立宪”和“皇族内阁”。我一直将中国的近代史视为一场改良与革命的赛跑，在清末的大赛场上，最终革命跑到了前头，改良的一切设计，在武昌起义枪声响起后成了废纸。

中共的民主宪政承诺，是抗战结束前开出的远期支票，超过一个甲子仍未兑现。当今中国社会缺乏诚信，要从毛泽东开始问责。邓小平在80年代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在“8964”事件后被长期搁置；有中共元老声称政权是两千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显然是一种血酬史观，没有跳出王朝更迭的周期律。赢家通吃不可能永远持续。君主立宪设计的高明之处，是在承认“万世一系”的前提下，用宪法限制君主权力，改为依法永享血酬。近年所谓“党主立宪”之说，也是主流学者为维系一党执政地位所做的政治设计。

突发事件：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腐败也是一种历史动力。解体是从内生腐败开始的，当腐熟到一定程度，偶然的外力触发，也可能导致突然的崩溃。

中共在野时是革命党，也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党；而现在最不能接受的，恐怕就是革命和共产。近年执政党内有“不反腐要亡国，反腐会亡党”的深忧，没有民意选举的背书，现政权的合法性主要靠经济增长维系，一旦经济崩溃，合法性就不复存在。而腐败恰恰是寄生于经济命脉上的血瘤，伴随着宿主的成长而无限膨胀，现已到达危险的临界点。

以2008初春的天灾为起点，物价飞涨，股市狂跌，“胡温新政”进入了高风险时期。”两会期间出现了突发事件，而危机处理机制却僵化如故，唤起了国人对十九年前历史悲剧的沉痛回忆。

机构可改政治不改，内部小改外不开放，政治体制改革仍在螺丝壳里做道场。按中共智库人物提出的时间表，全民直选要到2040年才能实现。可是历史的进程，往往不以个人或团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渐进式的理性改革前景迷茫，体制在权力与财富的欲海中沉浮，台湾大选的话题持续发酵，毛泽东的幽灵四处游荡；历史留给政改的时间，恐怕不多了……

章立凡的这篇文章里有两个论点值得肯定。

第一，他将现在的改革和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等做了比较，指出了现代
改革的艰难性的根源，和古代的历次变法一样，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从而感叹到，
改革的“最大敌人是(当权者)自己。”第二，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在国家经
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以后，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些问题如果不通过
政治改革而得到妥善的解决，国家有可能会动荡不安，甚至分崩离析。政改的迫切
感，使他意识到“历史留给政改的时间，恐怕不多了。”

但是，章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很活跃的一批民主精英相类
似，没有意识到现在进行的政治改革和中国历史上任何改革和变法有什么不同。他
仍然那么天真地认为，引入西方的民主政治后，中国的各种问题就会加速得到有效
地解决。他没有看出，西方民主是泊来品，它的有效实施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
环境，国民需要什么样的素质。中国实行民主后，以腐败为代表的各种社会问题，
就象在世界上很多其他民主国家一样，会绕过新的制度，以新的面孔出现，甚至更
为严重。西方民主制度和中国的社会、文化在很多方面相悖，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社
会问题，甚至社会动荡和内战。

我从不主张中国不走西方民主之路，但在实行这种史无前例的大变革以前，这个国
家和社会要尽可能做好充分的准备，力求预测到任何可能的问题和艰难，预防任何
不良的后果。以小步走的方式进行循序渐进的改良，杜绝头脑发热以后任何形式的
冒进和革命。

中国知识界则为一个整体，还没有清楚意识到西方民主和中国文化中的那些不耦合
点。中国当局到现在为止，更没有认识到理智、以事实教育人民的重要性。现在的
爱国主义教育，使得广大民众的民族自豪感极度膨胀，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令世界人
民厌恶的愤情和民族主义者。当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遭受严重的挫折时，那些愤
情和民族主义者将会意识不到民族的弱点和劣根性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相反，老百
姓的仇恨会集中到政府的头上。到那时，中国当局必然要自食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