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大院的故事

序:我的魂失落何处？

读罢郑义的《招魂》，颇有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文革前，因为出身“反动官吏”，被出身好的同学居高临下地俯瞰，甚至班里谁想入团，第一要务便是和我划清界限。文革中的处境当然更加不堪，成为“狗崽子”，被贴大字报、批判、整治、甚至被抄家是必然的。

但我这人记吃不记打，善于将不好的事情迅速从记忆中排除，似乎对整我的人也恨不起来。记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们被整的一派翻了身，老兵被批，纷纷耷拉下脑袋。还没怎么着，我就赶紧贴了一张大字报，说他们也是受害者，不能一棍子打死……第二天就有人指责我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东郭先生，鲁迅先生深痛恶绝的“费儿泼赖”之类之类。我呢，终是改不了。许是读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毒太深了，一生都忘不了那位主教的行为：冉阿让偷了他的银器，被抓回来，他不但不骂，还说是自己送给他的。

可伤口终要落疤，不疼了还在。特别是那种深深的恐惧，像不愿做的噩梦，偶尔会将我从梦中惊醒。郑义怕的是有女声用北京话叫他的真名，我又怕什么呢？

看过《招魂》，我突然意识到，我也有怕的，怕回生长于斯的机关大院，怕遇到当年大院中人，无论老幼，我是能躲就躲，看见了也装看不见。我家离父母家挺近，有时路过那里，看见门口有人，我会下意识地立刻绕到马路对面。

长久以来，我一直对自己的行为困惑不解，这是怎么了？又不是饿鬼拦路吃人！然而，我始终战胜不了自己，一如既往地病态着。

机关大院已改造得面目全非，我无须再怕了，可我还是怕，怕碰到那些老邻居。怕什么？我怕照镜子。他们是我过去的一面镜子，我怕在镜中照到过去的自己，满脸是恐惧的自己……

大院是父亲机关的宿舍，机关则属于民主党派中央办事机构。按文革前的标准，机关成员自然都属于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或共产党的政策罔开一面的反动派。宿舍中人则是这些渣滓的家属。公开的共产党员只有两个，等于万黑丛中两点红，简直被包围死了。文革后才陆续公开，几位被迫害致死的高层也是秘密党员。形势相当严峻，越发显出两位党员的优越，他们出出进进都高昂着头，后面是不多的几个历史相对清白的积极分子，将一大群被改造对象拨拉来拨拉去地改造。

父亲的历史相当复杂，这里就不细说了。但他于解放前便参加了民主运动，加入了共产

逍遥，你看这样将标题改过来行不行？另外，你还没有建立文集吗？

似乎上来相当困难,都快没信心了.这文怎么被砍掉腿了?

解放后，让孩子们填写成分，大院中的孩子多写成职员。只有父亲，坚持叫我们写成“旧军政人员”，后来干脆写“反动官吏”了。他说，往坏了写不能说你隐瞒历史，往好了写，就是对组织不老实。年纪小不懂得利害，我们傻乎乎照父亲的指示办。你说，在学校的处境能有好儿吗？
父亲是如何被改造的我无从知晓，只知道他整天没什么事做，就是学习学习。父亲是学历史的，多年来，我却未曾看见他读过任何历史书，手捧的就那几本马列主义必读书及毛泽东选集。父亲是非常喜欢学习的人，我看他读得相当认真，笔记也记了不少，但他的神色越来越严峻，人也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小时侯，我和大院中的孩子关系其实相当融洽，见了大人嘴也特甜，伯伯、阿姨叫得挺欢。由于有人缘又能干泼辣，我家的代称不是大人的名字，而换成了我的名字，一时颇有些孩子们学习榜样的味道。
随着一个接一个的运动，特别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父亲变成了惊弓之鸟，不但整日将门关得死死的，自己没有一个朋友，也不许母亲和我们与大院中人多打交道。只要我们在外面多说了几句，回来便遭一顿训斥，知道吗，祸从口出！
有时他甚至面红耳赤，就差跳起来打人了。怕他气出个好歹，我们也只有尽量少与邻居打交道。
多年来，我亲眼看到，一幕幕悲剧与闹剧在大院上演，看多了，心凉了，脸上刻满恐惧的烙印。
我过去的魂失落在了大院里。不愿回首。(待续)

一、

搬入机关大院那年我已过了六岁半，因无入学资格，正被迫在家中打混。
或许跟我一样，父亲也是资格不够。或许过于清高，按母亲的话说是又臭又硬，不肯向组织伸手，我们只分到两间平房，没能住进对面的三层楼房。由于个子矮，城里又少有高层建筑，便觉得那红砖砌成的楼房很气派，因而颇为羡慕住在里面的人。
楼房只有两个单元门，三层十一户标准，有的单元住两家人。
现在，就从楼里与我曾经打过交道的邻居说起。
一门一层靠西住的是梅彬一家。梅宾身材适中，头发花白却梳理得一丝不苟，戴副金丝眼镜，平日总穿一身西服，但不扎领带。想象着他若拿根文明棍，十足就是国民党的高级文职人员，如夹本书，则似儒雅、清高的高级知识分子。父亲说，解放前他确实不是普通职员，而是国民党《扫荡报》报社的社长，属于高级干部，不过得加上“反动”二字，因那是份反动报纸。但解放前夕，他识时务地及时登报声明脱离了国民党，也算弃暗投明，这才有资格参加民主党派而不是被投进监狱。当时，给他的待遇为处级科员，却没有处长的实职，这与他解放前的职务级别差得太远。父亲于是做结论道，他必是因此原因才对组织心生不满的。
平素，他在大院中出入，均为上下班时间。与大多数拖家带口的机关中人相似，除与熟人打声招呼，从不多话。
“祸从口出”，这是老祖宗的四字真言。谁承想，1957年他却将上述真言丢于脑后。
据父亲这个反右积极分子说，鸣放时他居然跳出来给组织提意见，为别人鸣不平。其实，反右前夕，他已被提拔为国务院参事，相当于司局级了。连升两级，本该感恩戴德，没想到他却不识抬举，说好多人革命工作都干很久了，有成绩也有功劳，都该提升才对。河边无青草，不要多嘴驴，领导最恨这种替别人说话，所谓为民请命的角色，因为具有煽动性。果然，引蛇出洞之后的大批判他就倒大霉了，将他的罪名定为煽风点火，挑动革命群众。别看梅宾平素一派知识分子的风雅，骨子里却挺拧，都到这地步了，他竟拒不检查。群情激愤之下，自然成为受批判的重点对象。
机关的反右斗争与全国一样，都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具体就是在两位公开身份的党员指挥棒下行动。一次批斗会前，其中一位向父亲授意，让他在当天的会上质问梅宾。尽管他和梅宾从没红过脸，私人关系还算不错，却毫不迟疑地照办。
由于梅宾对党代表的抗拒，结合他的反动历史，最后当然被定为了极右分子，送到东北劳动改造。用父亲的话讲，到东北充军去了。多年后，他见到父亲，显得非常大度，对父亲充当批判他的积极分子一事仿佛已丢到九霄云外，两人还很亲热地拉家常。提到东北，他只说那里非常冷，还举了个小例子：房间里没火，墙上只要有针孔大的一个洞，室内外的温度就差不多，人几乎要冻成冰棍，晚上睡觉从没脱过衣服……
梅宾的老伴姓岑，身材瘦高，不漂亮，却相当精干。她与我家打交道较为频繁，原因是她曾和我八姨一起搞过街道工作。从某种程度说，她甚至救过我妹妹的命，是她第一个发现小妹缺钙抽风，并及时送往医院抢救的。但在他们全家搬离机关大院之后，她不仅立刻从我等的视线里消失，也从我们内心抹去了。不会再有感激，我们得赶紧和她划清界限。
而反右前，她一直是大院中的活跃人物，且是街道积极分子的头头之一。在她领导下，似乎曾将街道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过。她完全属于义工，并无半分劳务收入。
听说她出身世家，毕业于北京大学，解放前曾当过教书先生，甚至还做过国大代表。五十年代初，凡没投进监狱的，对其出身来历还不甚讲究。就因为她当过老师，大院中的妇女便尊她一声岑老师。却不知为何解放后她不再继续工作了，是工作不好找，年纪大了，或由于其它原因？她似乎比父亲还大几岁，搬进来时该是五十左右。梅宾是她的亲表弟，比她小个一两岁。两人感情甚笃，是旧式举案齐眉的那种。他们共有五个孩子，两儿三女，都已参加工作了。前四个均系大学生，有做科研的，有搞艺术的，其中两个女儿在外地。岑老师每每提起他们，都是一脸自豪。大约因为姨表亲血缘太近之故，他们最小的儿子是个聋哑人。大院中的孩子都叫他哑巴，大名已然不记。哑巴长得异常英俊、高大，在一间聋哑人的工厂上班。因不能与我辈交流，见面只是咿咿呀呀点头过去，如同隔着两个世界。
虽然有个哑巴儿子，曾老师却相当乐观，搞起街道工作常常废寝忘食，在家把丈夫儿子也伺候得服服帖帖，见面总是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仿佛精力、能力都无限似的。
她的长子叫梅子齐，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在某研究机关供职，三十一岁尚未成家，属于大龄青年。梅子齐经常回家，见着大院的人一般不打招呼。因为脸长，个子又高，活像一棵能活动的大杉篙，静悄悄走入自家门户，然后便立在窗前摆弄小提琴。梅家的窗户往往敞开着，我等在对面可见一张长脸紧偎琴上，全神贯注，对外面的世界充耳不闻，拉的都是外国名曲。因那时国家与前苏联交好，像《一条小路》、《喀秋莎》等常听到他演奏，琴艺一般。
岑老师与我家八姨很合得来，对八姨印象甚好，曾有过将她介绍给长子的念头，只囿于她休学后一时没有正式工作，怕将来拖累儿子，遂开口求她给介绍一位自己的同学。
正巧，八姨的同学，我们都叫她汪阿姨的，刚从东北某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某部来工作了。汪阿姨生得娇小玲珑、面目清秀，一副四川姑娘的精明强干。这样的姑娘在学校里肯定不会没人追。八姨说，曾有好几个不错的小伙子对她穷追不舍，可她嫌人家太活泼，怕将来不可靠，便一律叫他们吃了闭门羹。那个时代，女人择偶的逻辑非常奇怪，找对象几乎一律要求老实，所以闷瓜当道。
既然梅子齐凡人不理，那就一定不拈花惹草，想必老实了。他是单身，汪阿姨也没有男朋友，两人又学历相当……似乎所有的硬件都匹配。八姨遂决定牵这根红线，母亲也特别支持。
以后的发展详情不知，两个人却终于喜结良缘，请我们全家到老东安市场的森隆饭店喝喜酒。不瞒诸位，为了这顿饭，我这馋猫兴奋得少睡了好几个钟点呢。
酒席宴上却很扫兴，记不得为了什么原因，新娘子竟拂袖而去，搞得八姨这个红娘十分难堪。
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大多数人一辈子也只有幸过一回瘾。一开场便如此不顺，今后还能有好日子过？
两人性格不合，梅子齐又好吃懒做，两人感情一直不好。反右过后，梅子齐受父亲连累当了右派，同样是充军的命运。就连汪阿姨也受牵连，被从部机关踢出去，到一所小学当了会计。她是学成本会计的，这种人才不可能俯视皆是。小学校里没有成本可言，就连国家也是统一计划经济，成本不成本的当然无所谓了。汪阿姨觉得在梅子齐劳改期间与他离婚不仗义，所以，这段婚姻便苟延残喘了多年，直到梅子齐改正之后才办了离婚手续。汪阿姨被这场婚姻弄得彻底伤心，从此不愿再进围城。
梅宾刚被划为极右分子还未送走之时，他那个学艺术的女儿突然疯了。被接回娘家之后，整日披头散发，在大院里跑来跑去，嘴里念念有词，却含糊到谁都听不清，颇有点像她哑巴弟弟的发音。不知是否也受到运动冲击，才变成如此等模样？
那时，岑老师街道积极分子的资格已被取消。面对突降的灾难，她却荣辱不惊，不卑不亢，对人的态度一如既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没多久，新街口机关宿舍竣工，她们一家搬走了。我再也没见过岑老师一家，只偶尔见到汪阿姨。她因与梅子齐一直不合，与岑老师一家的关系也紧张。可她与梅子齐有个女儿，女儿偶尔去奶奶家走动，从她口中方得知他们少许消息。哑巴已然结婚生子，对方也不会说话，但生的儿子没有残疾，两口子过得不错。那个患精神病的女儿已经去世……
右派改正后多年，老两口仍健在，一直到九十多岁仍旧相亲相爱。如今当然具已仙去了。愿老两口在另一个世界走好，仍旧举案齐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