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遇危厄救与不救代有不同，取决于当时的道德观念。 比如文革、尤其是初期，有人陷入困境，周围的人可能先要问问他的出身、政治身份，才决定搭救与否。救对了人，是无产阶级感情深，可能受表彰；救错了人，是 阶级斗争意识差，或许被批判。因为怕犯政治错误，见死不救的事也曾有过。但是那时“出不出手”的标准比较简单，现在就复杂多了：

一曰幸灾乐祸：多见于素不得志，心怀不满之人。别人的苦难是他的慰藉—–我不如的千千万、不如我的万万千。与他相比我还算幸运。可惜的是，当今之 世，这样的人太多了！就像那个被关在瓶子里的魔鬼：本来想好要报答拯救者的，一等两百年，渴望遇救的心理走向反面，世人都对他之被忽略负上了责任“谁救我 我就惩罚谁！”以此报复全社会。

二曰值与不值：救人是要付些代价的。路人也者，全不相干。事情突如奇来，一瞬之间，他/她是谁、我为什么要帮他？伸出援手有什么好处？看着不管将如 何、退避三舍又怎样？诸如此类一齐涌上心头。时刻盘算得失的功能，深植在人的潜意识里。恰逢生存不易、临渊履冰，私欲至上、危机四伏的世道，遇事的第一反 应舍此其谁？如果这样的故事多些，可能有助改善社会风气：某蓝领工人行至途中，看到路边斜停着一辆豪车，车胎爆裂，车主急切无奈中。不免动了恻隐之心，三 下五除二帮他换上了备胎。那人是个百万富翁，急着去谈一桩大生意，遇此解救要对工人表示谢意，便问工人目前最困难的事是什么？工人玩笑道：房贷吃重。富翁 问了数目、掏出支票一挥而就……。

三曰怕惹麻烦：时下的社会新闻，搀扶摔倒老人却被嫁祸于身的事件二连三；设陷井布骗局，形形色色的“碰瓷儿”法花样翻新。民众对于非常之事的警惕性 普遍提高，看到什么事情不免分析思考再三、董理斟酌者四。美其名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待到看清楚、想明白，最佳救援时机错过、悲剧无法挽 回。美国的新闻报导过这一件事：某君的车子半路抛锚，他就站在路边做手势、请求搭便车，几个小时，眼睁睁看着他不顾而去的车子无数，令他对人生、对社会失 望以极，拔枪自尽。

第四才是反应不过来：事发突然，来促去疾，本能是想帮的，训练有素、时刻准备着的旁观者可遇不可求。急切之中，不知应该怎么办、如果才是好。遂出现貌似漠然、你观我望、面面相觑的“从众效应”。这种的人比例占多少？反正，此文作者和读者都在此列。

为什么见死不救的理由比八方支援多很多？社会风气使然。社会上的事情相互联系，道德标准、价值观念以其时代特色熏陶出大众的行为方式。这不是一个 “英雄辈出的年代”也就罢了，却连宣传报导也都完全西化。在欧美，好事情不是新闻，有险遇灾才有观众—–看，不是要赶去搭救；要么以此平衡失落的心态，或 是提醒自己谨慎小心而已。过去，中央有什么提倡，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立即就能“找到”相应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予以呼应，现在连这个也省了，看似社会已不 需要，不在倡导之列了。

其实，中华文化素有物伤其类、人溺己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光荣传统。如今，道德滑坡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 太多，而最有能力、救助资源最为丰富、作表率、塑造社会风气的那些方面和部门，不仅不匡扶正义、弥平等级，反而一惯视而不见，乃至制造不公、扩大差距。使 人以为生活就是尔虞我诈，人生哪有互助互爱。从而常怀愤恨之心。常人心态：报复不到直接的冤头债主，就拿不相干的人出气，逃避义务也是表达对社会不满的方 式之一。

据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为什么人心似水其性就下、社会精神不能维持积极向上呢？莱蒙托夫早就在《当代英雄》里描写过人心 坠落的过程了，也可以扩大地用于解释一些社会现象：我说真话，没人相信，我于是开始欺骗；我准备去爱全世界，没有人理解我、所有的人都嘲笑我，我从此学会 了憎恨。……我那没有光彩的青春，就在我与社会的搏斗中消逝了。我的良心枯萎了，它渐渐地死在那里，……但另一半还活着，在为每一个人服务。—-至为沉痛 的是最后这句—-这事谁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那死去的一半曾经存在过。

　　每個人都祇有半條命了，好可怕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