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晚餐后，我下楼散步，想起给老蔡打个电话，去他的“猫舍”喝茶，老蔡允了。又约了牛哥，偏巧牛父牛母刚从福建回来，他去不成。老蔡家和我家相距并不远，公共汽车不过10分钟的路，我一个人到车站，看了看公交牌， 334路到滢水山庄，巧的是车也同时就来了。

我穿了一件黄色T恤，短裤，趿拉着拖鞋，家门钥匙没地方放，就挂在脖子上，因为是散步的装束，就多少有些吊儿郎当的。334路开得快，到了我们这个站，看样子犹犹豫豫的，还不打算停，我们很多公共汽车都有这个毛病，可能是赶时间，我赶紧招手，车停，我就跳上去了。还好，七点多的时候，334路还没有其他公交车那么拥挤，下班高峰期，开往二线关外的公共汽车都塞得沙丁鱼罐头一样，能上去车还不容易哪。关内上班的公司职员很多都住在关外，关外的房租比关内的便宜许多。
我没办新的公交卡，买票得用纸币。我跟售票员说到滢水山庄站。
售票员个子不高，脸色灰突突的，她跟我说，“我们这车不到滢水山庄。”
我忽然感到很奇怪，“你这车不到滢水山庄，那公交站牌上怎么还写着那站？”
售票员说，“以前到，现在不到了。”
我问， “既然你不到滢水山庄，那就把那站取消啊？乘客哪里知道你这辆公共汽车不到滢水山庄？” 我还真有些生气，口气强硬了些。
前边开车的司机突然接话头儿说，“就你不知道吧，我们这班车早就不停滢水山庄了。”
我可真来火儿了，这公共车服务有失误，居然还满嘴巴的理儿。我腾地站起来，跟那个司机说，“你以为所有的乘客都是深圳人么？你以为所有的乘客都坐过你334路么？”
司机听我喊起来，不再搭话。售票员说，“都三个多月不停滢水山庄了。”
我更来气，“三个多月？那你们更应该把站牌换一下。”
乘务员敷衍说，“公交站牌不是我们做的，是交通局统一做的。”
说话间，车已经开出了好远，我还是再跟那个司机说，“你不停滢水山庄，我怎么办？”
乘务员打圆场，“到梅林关口下就行了。”

从梅林关口到滢水山庄还有一站地的路，当时的情况我也只能到梅林关口下车，再走一段路。不过我越想越觉得公交车的问题多多，公交车内都象征性地贴着投诉电话，我想我应该投诉。中国人都有个自扫门前雪的传统，对公共事务向来关心得少，一出了事儿，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既然想到了投诉，就立刻投诉，而且还要当着一车子乘客的面儿投诉，我想只有所有公民都来关心公务，社会文明才能有实质性的进步，深圳还天天大喊建设国际化城市的口号，就公共汽车这样服务的质素，看看全世界哪个先进城市像深圳这样啊？
我立刻拨打83938000的公司投诉电话，还好，晚上七点半多了，还有人接电话。一个女孩很客气地问，“先生，有什么能帮到你么？”
我就在汽车上讲，“334路的公交站牌既然不到滢水山庄，为什么还要写着啊？为什么不换掉呢？”
女孩的声音、口气都好，“有那样的事儿么？”
我说，“当然有，我现在就在车上坐着呢。你们赶快换，如果还不换，我就给报社投诉你们的线路。”
女孩说，“好好好，我向领导反映这个问题。”
公交站牌改不改，其实不是我在车上打电话的目的了，我也知道中国人做事的习惯，不见得很快就会有结果。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打投诉电话，其实只想给一车的乘客们示范，只要大家都关心公共事务了，有些事情早晚会有所改变，如果大家全部都习惯成自然，和自己没观的事儿，谁也不愿意出头，城市文明就会始终如蜗牛般地前进。我这个行为也是激励自己，下次遇到这样的事儿还得投诉，不能让做错事的人猖狂。

我到梅林关下车的时候，那里是中转站，人山人海的。天色黑蒙蒙的，还掉起了雨滴。我也很少到梅林关那一带，那里小偷、抢劫犯等各路人马都聚齐了。我抓紧了手机，防止被人抢去，在拥挤的站台上等着再换一班车，可是每辆车过来都是人满为患，我想外来务工人员对深圳真是做出了太大的贡献，可是深圳寄予他们的实在不够。那些常以施舍口吻谈论外来工的老爷们谁又亲自挤过一次高峰段的公共汽车呢？不堪入目，不堪入目。
没办法，只好顶着零星的小雨走一段路了。到了老蔡家，他正炒花生米等着我呢，房间里香气四溢。后来我们饮着茶，一聊聊到夜里十一点钟，都闲扯些什么话题，那是另一篇文字的内容了。

2008/4/18。

牌子时候能换?看来还不是个人的买卖.
在日本好管事的人也有很多,比如,儿子学校经常有告状的电话,说那天该校的学生在公共汽车里大声讲话,坐在优先席上等.听说瑞士更严重,就好象大家都是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