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四段文字选自一篇至今没有定下名字的文章，选了之后发现它们都属于双号。大学是一段很美丽的时光，每每想起，总让我们微笑。
四。元旦前夜(外三篇)
简杨
大学给元旦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在没有上大学之前，元旦对我来说，不过是日历上一个红色的日子而已。
每当十二月来临的时候，人们对书本就不太眷恋了。小组成员们频频聚在一起，商量怎么度过这个大学里最重要的节日。
吃总是排在节目表上的第一件事。会做饭的，不会做的，平日在家一下厨就伤筋动骨的，把吃看得比爱情还重的，喜欢做却厌恶吃的，更有准备在吃饱之后不排除寻找浪漫的，都会对怎么过那个夜晚表现出极端的热情。大家把钞票和饭票凑在一起，象经委计委的大人物一样，准备把钱花到有用的地方。家在天津的同学负责提供煤气罐和锅碗瓢盆。有的老师还会主动把自己的煤气灶借给学生。十二月的最后一日，校园里洋溢着节日忙碌的气氛，各大食堂则前所未有地萧条。
第一个元旦夜给我的记忆最深。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我们便已来到男生宿舍。那条平日昏暗的走廊，突然充满了活力。男生们脸上的线条，比在平日路上相遇时柔和了许多。有的人也变得幽默了起来。那些人也许是一直幽默着，却从没有这样亲密的场合让我发现。最让我惊奇的，是贴在每个宿舍门口通天及地龙飞凤舞的对联。问是谁写的，作者竟经常是那些女生们没有正眼看过的男生。午夜的钟声刚过，同学们便在走廊里欢呼着，祝福着。有人还高喊着“六X万岁”。我们很多人都是在一九六X年出生的。面对着那些激动的面孔，我自己又惊讶又感动。而多少年后，当我远离了故国，当我的生命越来越象一辆飞速行驶的火车，当那些朋友变成了逐渐消失的景物，他们那时的面孔，才在我的记忆里越来越清晰了。
元旦夜最大的魅力，是可以在闲聊中突然发现那些和自己有共同点的人。这个人，其实也许曾和自己在小组会上学过社论，评论过高家林或于连的“个人主义”，也许还一本正经地探讨过资产阶级的人性与无产阶级的有什么不同。但我在与之谈话之后，仍然有一种将其从地下挖掘出来的欣喜。记得在一次这样的谈话中，我望着一位滔滔不绝的男生不无遗憾地想，要是他过了今天还能够这么轻松，那该多好。另外一次，我惊奇地发现我在一个男生面前居然轻松起来，但随即知道，明天在路上遇到他的时候，自己又会缩回到可以避风的甲壳里。人与人之间总是有一层因年少的敏感而带来的朦胧，这也许正是元旦前夜无比美丽的地方。
系里有位学长，拉一手好二胡。他的琴声传出的时候，宿舍内外一片安静。甚至连其他楼层的人也在侧耳倾听。我有一次就坐在他的对面听他拉琴。人们把房间里的灯关了，静静地坐在那里，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在他的身上。每支曲子之后，楼里楼外叫好的声音便不绝于耳。在那个夜晚听他的二胡，连着几年，是我们的保留节目。
我们总是在清晨时才离开男生宿舍。有一次，我刚回到宿舍，一位好友突然悄悄地说：“空气这么好，出去走走吧！”我跟着她从宿舍走了出来，左转上了主路。路灯在雪夜里闪着美丽的紫色，大路的尽头仿佛一个人也没有。我与朋友相识多年，早已有了无语的默契。两个人就那么无言地走到了大路尽头的花园。她突然大喊了一声：“你好！”我笑着说她是个疯子。但还没等她把第二声喊出，从花园里和大路两侧，却传来了好几个声音：“你也好！”我和好友大笑不止。朝来的路上回望，一切依然沉寂。我们又默不作声地走了回去。
那是我在母校度过的最后一个元旦。
六。尺寸间容身的尴尬
尽管现在的人们对大学生自己租房有很多看法，我却认为，我们当年若有租房的自由，我一定是会到校外去住的。当年轻人能享有自我选择住处的权利时，人生经历会丰富许多，爱情会少些象牙塔里的弱不禁风，友谊会因为是出于真正的志同道合更经久深刻。当互相信赖的朋友择处而居时，心中会由于没有强行分配而带来的被迫感变得更加坦诚，由此而生的在人格上的追求完善也就更有可能出现。在这一切的假想实现之后，甚至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无拘无束的探讨精神，都会有了成长的沃土。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
住在一个宿舍里，和不熟悉的六七个人分享十几平米的空间，是象包办婚姻一样，充满了不测。运气好了，人们四年之中可以相安无事，运气不好了，只好自认倒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为所有无法选择住所的人们悲哀。
毕业十多年后，我一次与老同学们探讨了宿舍给人留下的印象，为什么我们当时会在一些非原则的事情上寸土不让，而在工作后，我们经历了不知多少真正下作无耻的人和事，却都可以摇摇头让自己过去。记得当年有些人还是少男少女的时侯，相互间非常地敏感和不容让。回想起来，生活在那么一个狭窄的空间，人们即使不想碰撞也身不由己。与婚姻不同的是，一个人与一个宿舍的关系，永不可能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我读书的四年之中，常听到人们抱怨，但没见过哪个人象吃了豹子胆要求转宿舍的。用托尔斯泰的名言演绎，我可以这样说：“和睦的宿舍总是相似的，不和睦的宿舍则各有各的不同。”
大学第二处对人自我空间的不尊重，是食堂。吃饭，是一件谈不上神圣但绝不能敷衍的事情。在我记忆里，吃饭是人们联络感情的方式，餐桌是一个能够放松的地方。人既可以放肆地忘记所谓规矩，象个孩子般用手指抓食。也可以一言不发。因为有时在餐桌上说话是多余的，人们更愿拥有那种无言中的亲情和友情。
回想起来，食堂把该有的温情铲除得一干二净。午间的时候，人们手里拿了饭碗，摩肩擦踵地在一个地方排了长队等待填腹，常饿得连自己的肠鸣都能听到。可最要命的是，一个班几十个人都在同一个地方吃饭。人因饥饿而早就在心里斯文扫地了，见了熟人还要把一脸不耐忍回去，强言欢笑。饭打好了，又要象端了金身菩萨那样从人海里穿出去。如果是呆在食堂的某个肮脏不堪的餐桌上吃饭，耳朵里除了众人象昆虫咀嚼植物根茎的声音之外，什么都没有。
我最难忘的是冬天时，食堂里的灯很昏暗，地上漆黑一片。卖粥的师傅把一勺稠得见不到水的粥倒进我掉瓷的饭盆里。我会在楼上找一张桌子坐下，慢慢嚼着馒头和那一年到头味道不变的菜。有时会很痛苦地想起千里之外的老家。然后我站起来，仿佛觉得自己的肠道在开始吃力地运作，先前吞下去的碳水化合物正一点点地变成了葡萄糖，在血液里慢慢地流着，向我的四肢和大脑静静地爬去。
我上学上到第二年的时候，在图书馆附近发现了一个很小的食堂，从无学校那个主食堂的杂乱和繁忙，便成了那里的常客。上到第四年时，女生宿舍后的热水房附近突然搭起了一个帆布棚子，里面开始卖一些馄饨和锅巴菜之类的小吃。再到后来，听说不仅是母校，几乎所有高校的校园，都有了这样那样可以让人体面去吃的地方。象我这样和食堂过不去的人，如今也肯定已从大学校园绝迹了。
一位同学至今还记得我对食堂的“深仇大恨”。有回说笑起来，他问我是什么原因，我回答道：觉得和大家一天到晚都在一起，谁心里都会难免有些审美疲劳。
我说的是大实话。在一个整体社会里，在条件许可之时，人们都不愿与他人碰撞。好像在夜深时的地铁上一样，空座位多了，人们都会分散着坐开，谁也不会自讨没趣地把脚伸到别人鼻子底下。从这个意义上讲，宿舍和食堂把人们该保持的距离都破坏掉了。衣食住行里的很重要的两个内容，在大学里并不怎么美丽。
八。鸭蛋，泰山和小简同志
大学二年级的那个寒假，我父亲的一个好友从济南到太原出差。我对他说，五一的时候想去泰山和济南玩儿。他把他家的地址留给了我，让我到时和他联系。
五一是个长假，我带着自己从生活费里挤出的一些钱，上了路。
我到济南长者的家里报到之后，便先向孔府去了。当时，国内已经不再把孔仲尼称为孔老二了，但在正统的文化界，孔夫子的崇高地位仍然模棱两可。所以，到了曲阜后，当我看到众多的朝拜者时，心中非常吃惊。那是我第一次懂得，普通人的意向不是人为的控制能够控制的。在孔府呆了一阵，想起写《桃花扇》的孔尚任，我很勇敢地朝孔氏的家族墓地走去。但除了我这样痴迷的怪物外，墓地里竟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些乌鸦聒噪个不停。我走了一阵，开始害怕，只好退了出去，也不由想到叶公好龙这个成语，觉得说的就是象我一样假装品味的人。
在汽车站买票时，有好几个乞儿拉住我要钱。我是个手头拮据的穷学生，一路上连干粮都不敢买，只有一瓶从济南带出来的水和几颗在孔府门口买的煮鸭蛋，见了乞儿只好躲开。但很快地，就有别的孩子追了上来。一时之间，我觉得校园和社会的反差，是那么强烈。
我从曲阜到泰安时，已经夜深。拿着那位长者写的信，我在泰安的大街上打听一个姓王的人。路人很快就告诉了我。我这才知道王氏是泰安某个大公司的经理。我把信交给王经理时，他和他妻子用怀疑的眼光不停地看着我。信上说我是济南那位长者公司里的小简同志。我当时不过十九岁的样子，还留着齐眉的刘海儿，实在不象个能吃公家饭的干部。但信已写成那样，我要是把真话说出去，倒显得那位长者不诚实了。我只好把小简同志继续伪装下去。王经理过了一阵便不再怀疑我的身份，倒问我想不想坐索道上山，他可让我免费上去。当时索道刚刚建成，坐索道是件很时髦的事。我说我愿意步行上去，因为步行可以看风景。他象看怪物似地看了我一阵，说，你愿意步行就步行吧，我明天给你往泰山顶上打个电话，你上去后找某某就会找到住处，住一夜就可以看日出了。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告别了王氏夫妇，一路步行着往泰山看风景去了。
去的时候是阴天，泰山灰蒙蒙的。又因为以前的文人墨客把泰山写得天花乱坠，我一路走着，心里很是失望。但越往上走，越来越意识到来泰山的人不全是我这种纯为旅游的大学生。有很多缠着小脚的农村老妇人，也在我身边，虔诚地向中天门走着。她们走不动了，就歇一下，再往上爬，是真正文字意义上的爬，手足着地，虔诚跪拜。她们象那些去塔儿寺朝拜的香客们一样，不知道攒了多少年的积蓄，盼望了多少回，才有了到泰山进香的机会。
到了泰山顶上，我问游客们打听极顶旅馆在哪里，大家指着我身后的一大片建筑说，那就是。我有些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原先以为泰山上会有很多旅馆，还以为旅馆也不外是一些简易棚子似的水平，不会很贵。我又问别人住一夜要花多少钱，回答说十多块。我站在那儿，象弗洛伊德早就算好的那样，开始感到不安，开始和自己说理。初我和自我也很激烈地吵起架来：如果我不去找王经理的朋友而非要自己掏钱的话，我不仅是连天津都回不去了，甚至连济南也回不去了；但如果我要去找了那个人的话，我就是从精神上不完美了。这样站了一阵后还是拿不定主意，天公便很配合地下起了大雨，初我也就顺利地战胜了自我。我便跑到旅馆里找人。那人真在，跟我说王经理已经来过电话了。又说，他已经为我找好了一间客房。
我走进那间客房后，决定在明天日出之前，再也不会到院子里去。刚安顿下来，听到外面又有人在喊小简同志，原来是那个人叫我去吃饭的。我知道自己书包里还有几颗鸭蛋，便大声说：我已经吃过了，不麻烦你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却没有日出。我心里倒不怎么失望，只想赶快下山。路过一个送子娘娘的庙，见供着的神仙披红挂彩，香火旺盛，善男信女跪地膜拜，如同几年前人们热爱领袖那样真心。我又感慨了一阵，继续赶路。随着泰山在身后越来越远，心情也越来越轻松。回到济南后，我问那位长者为什么要那样写我的身份时，他笑道，泰安是地方公司，不那样写不行。我便没好意思说出自己躲在房子里喝冷水吃鸭蛋的事情。
后来工作了，每逢出差或旅行，我越来越对“小简同志”之类的事心安理得。究竟是进化还是退步，自己也慢慢不想知道了。
十. 曾经勇敢
下面要说的是母校的一位研究生。和他认识的过程很戏剧化。
一个夏天的黄昏，我和几位女友到水上公园去玩儿。大家拿了很多自己喜欢的诗歌，小说，歌本。坐在夏天的黄昏里，人们都有些疯狂。大家很久没有那样放形地玩儿过了，有人唱歌，有人读诗。疯了一阵，一个会跳舞的女生又开始给大家扫盲。天色渐渐黑了，大家终于平静了下来。这时我们才注意到，在离码头不远的地方，有一堆衣服。抬起头往湖面上看，见一个男子犹犹豫豫地从水里朝我们看着，显然是想过来拿那些衣服。我们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呆了多久，也不知道他在水里呆了多久。
一个女生说：不管他，他想拿衣服就得自己出来拿。于是大家又掉头疯去了。过了一阵，公园里越来越冷，大家开始怕那个人会在水里冻死，这才离开了那里。走在回学校的路上，一个穿格子衫戴眼镜的男生从后面追了上来。他板着脸问我们是哪个学校的。大家一下子就意识到他正是水下的那个人，也知道自己刚才过头了，就戒备地问他要干什么。他说：什么也不干，认识一下总行吧，你们刚才胆子那么大，差点逼得我在水里送命，现在怎么了？一个同学就自报家门。他开始微笑：原来是校友。又问是哪个系。大家老实交代。他又说：怪不得那样疯。
就那样说着话，他和我们走回了学校。在我们毕业之前，他一直是大家的朋友。学长清俊干练，平和洒脱，有一种校园男生身上很少看到的成熟之气。我们问他借过不少好书，还把他当成舞伴带到过舞会上去。多年后我依然会想起这位学长，当然一半是因为和他认识的那种过程，而另一半却是由于八七年的学潮。他是当时母校的学生领袖，跪在天津市政府前请愿的学生代表之一。他下跪的时候，我正站在人流的最后面拼命朝前看，虽能听到同学们不断把学生领袖们的行踪报道过来，却并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是谁。
那是八七年一个冬天的晚上。我正在自习室里用功，却发现教室里的人比平时少了很多。在此前的几天里，学校的食堂内外刷满了标语。我不可能对周围的一切一无所知。对我来说，虽然很多人名都很陌生，方励之的名字也是第一次听到，但对大字报里所说的内容，如发扬民主，反对腐败等，却并不陌生。那天中午，食堂前的一个通知吸引了我的视线，上面写着：今晚七点在主楼之前集合，到市政府游行去。同学们拿着饭盆，来来往往，却并不朝那个通知多看一眼。
那晚七点左右，主楼下面突然响起了一阵喊声，“下来！”“下来！”是外面的学生喊自习室里的同学们的。当我背着书包走下来时，主楼后面平时空旷清冷的空地上，已站满了人。后来，空地上都站不下了，大家便朝大学的主道走去。象北京的学院路一样，天津的大学也集中在八里台一带，如南开和天津两所大学，根本就没有院墙，天津师大和天津医学院等也在这两所大学的附近。所以，学生们出了校园走了一阵后，队伍便越发壮大。当我们走在通往闹市区的鞍山道上时，沿途观看相送的市民很多，有的人还把巧克力往学生们的手里塞。到市府之后，由于前后线失去了联系，站在后面的学生已经不知道前面的同学在做什么了，但还是有一种义务感，并无一人人离开。游行结束后，我挤上了公共汽车，这才发现自己的口袋里空无分文，但售票员却没有收我的钱。一些民意的事情就是那样明显。深夜回到宿舍后，同学们对我说，政治辅导员已经来查过位了。我当时不是没有担心自己会上黑名单，分配会受到影响，但对游行一事我却没有后悔。
很多年后，我有时已经忘了自己还曾热血澎湃地年轻过。我不记得自己当时是受什么驱使，背着书包匆匆冲出了自习室。但那晚沿途相送热情鼓掌的市民，没有问我收钱的售票员却让我难忘。中国是那样一个特殊的社会，一些民意的事情总是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解决，直到学生走上了街头才会引起当局者的重视。而每一次的重大事件，都是由学生起头，个中的原因也极其微妙。学生二字成了一种特定的头衔，保护伞，阶层。学生能够冲动，市民却不能冲动，学生能够游行，市民却只能观看。事发之后，学生被政府说成是年轻幼稚，上当受骗，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学生运动在那时并没有被政府认真地重视过，政府除了对它所体现的民意震惊之外，事过之后，安抚学生的一大手段就是改善伙食。仿佛把大家喂饱了，大家就会象动物那样满足了。那种安抚是对学生们的一种低估和侮辱。
八九年的夏天，神州动荡。已就职于北京的我，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人们步出校门，有的竟一去不返。那年的夏天，在枪声和雨声中提早地终结。我上面提到的那位学长刚好从母校毕业。他先是勇敢地来到北京寻职，然后碰壁，然后返回了故乡。他因为“前科”不好，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直挣扎。但依然潇洒不羁。
后来便再无他的消息。
愿他好人多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