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必须替徐纯合说话？

程宝林

中国大陆网络上关于徐纯合事件的声音，差不多归于沉寂了。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不让议论了，就不说了罢！

但还是忍不住要再说几句——我们为什么要为徐纯合说话？他已经死了。他的死，必将和死在广州的大学生孙志刚的死一样，成为中国法治史、人权史上的一座纪念碑，尽管，这是血铸之碑。

我很久以前就说过，是中国底层的小人物，用他们卑微、凄惨的命运，在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我以我血荐轩辕”。他们把自己的一腔血泼在中华大地上，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华浇灌出明日的自由之花。从林昭、卞 仲耘、张志新，到今天的徐纯合。他们的死法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本不该死，但他们都无不惨死。一种我们渺小的个体生命所无力反抗的巨大力量，毫不迟疑地剥夺了他们的生命权。

社会稳定的保障是什么？——社会各阶层、群体，对这个社会总体上认可并维护，在认可和维护中促使其变得更好，更和谐。社会矛盾的解决之道，毕竟要靠釜底抽薪，而不是扬汤止沸。不计成本地强力维稳，不惜暴力镇压，就是政治目光短浅的 治标之举，图的是今日无事。至于明日后日是否无事，且不管它。1983年的“严打”，以戕害法治精神为代价，换取了片刻的震慑性社会治安好转，而今如何呢？

2015年5月2日发生在黑龙江庆安火车站的徐纯合事件，稍具常识、常理及基本人性，就可以判断，这一悲剧本当避免。悲剧既已发生，官方不是采取有力措施，将事件真相迅速告知公众，并针对涉事警察个人和其单位，给予法律规定范畴内的合情合理的处理和公告。这样，何至于网络上，乃至全球重要媒体，都在关注这一悲剧，又何至于需要中央电视台来剪接视频，欺骗公众？

古语说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间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如果配枪的警察，在完全可以用非致命暴力对涉嫌“闹事”的民众加以控制的情形下，不假思索、毫不犹豫地拔枪就射，一枪毙命，那么，势必激起民间的巨大反弹。缺乏法治意识的老百姓，面对勇于开枪的警察，不外乎两种结果：怕死，或者，玩命。

要想中国社会长治久安、和谐吉祥，必须花大力气提高全体国人的素质。没有从小学生开始的法治教育，根本就无从说起。就以今天我看到的一则新闻为例。杭州一名五、六岁的女童，怡然淡定地坐在自己九楼的窗台上，双脚吊在窗外。窗下，许多人揪心围观，孩子的爸爸买早点回来，见此情景差点瘫倒！原来，他将自己的女儿独自留在家里，自己下楼买早点去了，所幸虚惊一场。如果在美国，他绝对不敢将自己6岁的孩子独自留在家中，无人看管，因为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儿童，不准独自在家，否则，父母要吃官司，邻居也会举报。

在一个尊重人权的法治国家，警察枪击任何人致死，都是一件大事，需要公平地调查起因、过程，并作出相应的处理。这既是对公民生命权的保护和尊重，更是对警察执法权和开枪权的监管和约束。在徐纯合事件中，一方有枪在手，子弹上膛；一方连遭棍击，头破血流。在徐纯合已经跌坐地上，失去攻击能力时，警察李乐斌不是扑上去，将他按倒在地，而是退后一步，在一米的近距离内开枪击毙，这叫Executive Shooting ，也就是“处决式击毙”。 这是将盛世中国打回血腥野蛮、无法无天乱世的一枪。它说明了一点：当政者为了维稳的政治需要，可以牺牲一切，包括法治精神、公平理念、人伦情怀。 母前杀子，子前杀父，这是日本鬼子曾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靠工人、农民等“无产阶级”夺取江山的政权，如今对于徐纯合这样纯粹的“无产阶级”，似乎已无须任何同情和怜悯。

替徐纯合说话，就是替自己说话。古语不是说过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当年进城时，也曾“箪食壶浆“；几十年统治下来，变得“道路以目”。何以如此？顺乎天道则存，逆乎人心则亡。“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盛衰兴亡，为天下苍生计，趋盛避衰，统治者还是少鼓励警察杀人为好。

2015年5月20日

“但还是忍不住要再说几句——我们为什么要为徐纯合说话？他已经死了。他的死，必将和死在广州的大学生孙志刚的死一样，成为中国法治史、人权史上的一座纪念碑，尽管，这是血铸之碑。”——希望徐纯合的血不要白流。以血铸之碑促进故国法治进程。可是，好象比较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