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之外的花红草绿
简杨
我住的地方纬度很高，一年之中有四个月是漫长的冬天。其余的几个月里，老天常象大病初愈，总在缓慢地复苏。既在复苏，也就又免不了旧病重犯。于是，在四月里鲜花正在盛开的时候，天会突然降下大雪，在本该七月盛夏的时候，却会连续一个多星期淫雨不绝。
在那样的时候，我便会伤情地思念起绿色和鲜花，想把自己记忆里的亮色移植到这里来。
我父母的院子里，有一大一小两棵银杏树。我从卧室朝下面看时，总会看到那象扇子一样的玲珑剔透的叶子。银杏俊朗飘逸，藏身在城市铅灰的建筑中间，却总是清新夺目，不改秀美。它的叶子非常精致，边缘有齿，圆润光滑，一个分叉把叶身从中间均匀地分成了两半，象人工精心设计的一般。银杏春天时浓绿葱郁，秋天时则一片金黄。我曾喜欢把银杏的落叶收起来，藏入书中。等深秋来临，天空是一片难耐的空旷时，我的书中却总会有那么几片干燥的叶子。
银杏也许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一种树了。我常觉得，造物是把所有的珍爱都集中到了它身上的，让它既在庙庭里和佛光一起相伴着，又在尘世里让凡人们仰视热爱着。
我记得有段时间，那两棵树长得很快，很快就高过一楼了。当我从楼上朝下看时，总有一种和它们握手的欲望。但它们却没有象童话里的那棵豆苗一样，无限地长下去，仿佛是为了挑战我的耐心似地，而是一下子就停在了那里。后来，我知道了银杏还有一个名字，公孙树，意思是说爷爷植的树，到孙子那辈时还活着。银杏的寿命就那么长。但对于我，公孙二字，却有了一层成长缓慢的意思。我还听说银杏里分公树母树，公树只长叶子，而母树的叶子间会长着淡黄的象小球一样的蓓蕾。但当年的我，只是沉迷于欣赏那两棵树的秀美，至于它们的性别，也就一直不曾知晓。
在那个院子里，还有好几块被红砖石板围起来的小菜园。人们象约好了一样，一人高的架子上，总是种着几个象棒槌一样的丝瓜。丝瓜在最嫩的时候，做汤总是最鲜的，但人们却不想尝鲜，任由它们在架子上老着。瓜老了的时候，心子会干成一团丝，纤维坚硬，用来去除锅里的油垢是最好不过的。但人人家里都是有洗洁净和铁刷子的。所以，秋天还没到，丝瓜架子就被拉倒了。第二年，丝瓜却又棒槌样地，重新茁壮起来，支撑着同样的天空。
住在院里的人，夏天时都不过穿些普通的颜色。男人是白的，兰的，浅灰的衬衫，女人们的衣服上虽多些花儿，却并不特别热烈，夏天的日头就已经够她们受的了。孩子们则露出发育不良的细细的长腿，你追我赶，在院子里跑着，笑着。
坐在院子里朝楼上看，会看见几乎每家人的阳台上都有花。有的倒吊，有的横长，郁郁葱葱的一片。三楼的一家人，花尤其多，不仅摆满了阳台，还从一个角落里，又冒出些红的和白的颜色来。我父母就住在那里。
父母的阳台上有米兰，栀子，绣球，倒挂金钟，茉莉等十好种花。两个老人象爱护自己的孩子那样爱护着它们，最让他们上心的是米兰。
我上小学时，父亲有次从广西出差回来，家里的窗台上就有了一株小苗。那是我记忆里的第一盆花。我父亲那时的工作很繁忙，忙得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否还有自己的喜好。米兰来了之后，我却突然发现，在父亲身上，其实一直是有一种很温柔的气质的。米兰虽然生于南方，却很快就适应了太原的风沙和干燥，用惊人的速度长大着。它的叶子象一个椭圆的指甲，绿得饱满，却也绿得老式，不浅不深，没有惊喜。但如果一个人刚走进那间屋子里，就会闻到一种暗香，象从自己的袖子里飘出来，也象从他的头发里散开去，浓淡相宜，若有若无，让他虽然不至于流连忘返，但也不会忍心立刻掉头而去。香，来自那些淡黄的比米粒还小的花穗，穗子总是拥挤着，羞涩地藏在叶子的中间。
米兰在我们家生活了十几年，换了好几次花盆，直到长成了一颗小树。每年春天，家里的男人们会把它抬到阳台上。它是比门框都高的，无论人们怎么小心翼翼，它总是会被门框擦落一大片叶子。秋天到了，米兰又被抬回来。父亲那时已经老了，会站在一边，给花和人让开路。抬花的是我那两个高大英俊的兄弟。母亲则会担心地提醒：“小心啊！”她怕花伤了自己的儿子，也怕儿子伤了她的花。
米兰冬天时总是立在那个老式的酒柜前，面向着一扇宽敞明亮的窗户。我父亲的书桌也在米兰旁边。他不用书桌的时候，我母亲会坐在那张椅子上，给小侄女讲故事。我们长大了，一个个急不可待地离开了那个家，米兰却一直陪伴着年老的父母。有那么一阵，它非常绿，象冬青和松树那样的绿，看上去健康，却因是高龄了，绿得危机四伏。花儿依然香着，穗子却黄得象晒过的老玉米，没有多少水份，而且每一簇里面总是有些颗粒，还来不及吐香，便匆匆干瘪了。后来，在北方度过了近二十年的米兰，终于老得等不及了，母亲伤感地说，“不知怎的，一下就枯了。”
米兰之后的花很多。我母亲很上心地照顾着它们，但无论哪一盆，却再没有象米兰那样，让我有一种心灵上的联系。一年夏天，我从北京回到老家。母亲说，她养的两盆昙花有一盆已经开过了，还有一盆最近也要开了。我朝阳台的角落看了一眼。昙花的叶子很丑陋，象仙人掌类一样粗糙的干绿，一点没有传说中的风韵。一天深夜，母亲有些兴奋地把我叫了出去，说，昙花开了。她一手打着手电筒，一手为我驱着蚊子。我有些不解，心想，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不就是一朵白色的花吗？
和父母院子里的绿不同，我记忆里的母校是一片坐落在绿色之上的红。
母校湖光秀丽，水色弥漫。主路的一侧，几个长方形的水塘紧紧相连，一大一小两个形似马蹄的湖，又和那些水塘连成一片。塘里的无名水藻，有的半沉半浮，有的完全沉在底部，从静如镜子的水面看去，只能隐隐看见一片片永恒不动的绿影。浮萍和睡莲象没有根子似地，团扇一样的叶子总是慵懒地漂在水面，但却从不逐波逐流，风平水静之后，会一如既往地回在原处。水绿得有些腻，象古青铜的颜色，却不浑浊，浮萍的绿和睡莲的红都泡在其中了，却奇迹般地把它们越泡越艳。两个湖上则长满了粉红的荷花，足有两三尺高。湖塘是由石头砌成的，石壁有的地方是铁红色，有的是青灰。盛夏的湖边，荷花冷香摇动，翠叶飘凉，是年轻人的最爱。友谊，成长，感伤，那些青春期必经的心灵阵痛，象湖光水色里的浮萍荷花，曾几度归于西风，却又在经历了时光的抚摸后，绽放出动人恒久的色彩。
母校那时风情楚楚。无数的绿柳，绒花，梧桐，玫瑰花圃，装点着众多的青灰色的欧洲风格的建筑。建筑有些老了，花草也长得有些杂乱。和那个一度繁华的城市一样，母校见证了太多的历史。多少遥远的荣耀和喧嚣，早已失落在花红草绿的季节更替里，而母校却常青不衰。她依然盛名在外，却甘于寂寞，不喜欢迎合潮流与时尚，以至于在某些时候，人们觉得她是在自甘平庸。而那些曾经亲眼见过她锦绣华年并用真情爱过她的人们，也就不免伤感起来。但母校一直很固执，于澹泊中坚持着自己的信念。那里的人们也一样不怕寂寞，往复着匆忙实在的生活。
而北京夏天的街头，却总是花团锦簇，气象万千的。
学院路上人来人往，铅色的教学楼在蓝天的陪衬下，多少有了些柔和的色彩。几乎每个学校，在主楼前面都会有一个巨大的花圃，领袖的塑像，也总是会在鲜花之中挥手屹立，虽然他的面部，却早已被风雨剥蚀得模糊不堪。穿开裆裤的孩子们，避开领袖像留影的年轻人们，到北京来看孩子孙子的散步的老人们，都透着一种学院路上特有的节奏。
那些花圃常常是人们短暂的聚会点。大家常说着托福，ＧＲＥ，经费等话题，但偶尔也会提到别的流言。他们真正的心爱却不在那里，而是象北钢校门口那长着几棵美丽桃树的草地，或北语的幽静的小路，沿路有无尽的白丁香，乳黄的珍珠梅和在阔大叶子里开着紫花的桐树。但如果这些还不能让人们满足，他们会在清晨或傍晚骑了自行车，到圆明园去。却不走正门，而是绕一圈，从一片砖墙的缺口把自行车搬进去。迎面看见的先是一排象农舍一样的老房子，然后就是被野草和芦苇围绕的湖面。园里总是那么荒凉幽深。自行车很快就派上用场了，它会一路把人们带到广阔的福海去。福海的水，苍绿清冷，被一人多高的野草包围着，尽管时常有人造访，福海却总是有一种时代和季节都无法更改的荒无人烟的苍凉。
但一般情况下，人们连圆明那样的近地方也不愿意去，只是在闲遐中到校园的小路上走走。那些路上的夏夜有一种慵懒的安祥。总会立着些正在盛开的马缨花树，妩媚修长地，在与天空相接的地方，露着些比女孩子的秀发都美丽的花儿。花儿粉中透白，还有一点蜡质，落入人的手心时，会有一种腻腻的感觉。风中雨后的路上，落着的不是桃花李花，而是粉色的一丝一缕的马缨花。那些路上，也总会长着些梧桐树，或在马缨花的对面一往情深地遥望，或在她的身边象一个忠实的伴侣般屹立。梧桐挺拔舒展，宽阔的叶子给人一种厚重可靠的感觉，象学院路上无数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而夜色里那些宁静的叶子，在路灯的晕圈里，总是洋溢着一种温馨的浪漫，因为它们已目睹了很多人的爱情。
一个再也不能重温旧梦，却无法把旧梦忘记的人，是最无奈的人。在三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朝自家的花园看去，见周围长满了桦树，松树，樱桃树，庄重的庄重，森严的森严，热烈的热烈，但空气中却缺少一种象雨一样从天而降的芳香。那是记忆里的曾象征过夏天的马缨花之香。也就是从那年起，我渐渐地养起了花草。
我每去超市，便会在花卉柜台那里站上一阵。除了常绿植物外，可选择的就只剩下了瓶花，象玫瑰，康乃馨，郁金香，天堂鸟等。看到那样的花，会心生一种不甘，我不想和它们只伴了几夜后，就见其死去。所以，我只好一心一意地去种草，文竹，卢荟，紫罗兰，绿萝等，十几盆，很葱郁地装点着每一个角落。但看得长了，就感到乏味。如是，我只好回去再养瓶花。凡是瓶花，都是被人做了手脚的。一次，我买的几束康乃馨，居然十多天了，不枯萎也不脱落，就象是吃了长生不老之药那样。我有天好奇地站在那里看，突然发现花瓣已渐渐地脱了色。原来色彩是和水份一起慢慢蒸发的。照理说，花里的水干了，花也就死了，但这几束花却依然可观。瓶花就是那么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
一个秋天的早晨，我跑到城里最大的荷兰花房，希望能找到些能多年生的花。看来看去，却只发现水仙，玻璃翠，绣球花和大红的Ｐｏｉｎｓｅｔｔａ们，喜气洋洋地立在各个角落，已经在等着圣诞的来临了。一个花房女工见我很久拿不定主意，便走上来帮忙。
我问：“你有没有一些四季都能开的花？”
她看了我一阵，象不相信她的耳朵似地，有些同情地说：“没有。但如果有会多好，那岂不是所有人的梦想！”
我只好失望地买了一盆水仙头出来，心想，她怎么能知道呢，北京和太原的纬度，是比这里的花都温哥华都低的。
水仙长得很茁壮。我有天夜里去看，见它已长了好几寸，在淡绿的叶尖上，悄悄地抽出了黄色的蓓蕾。我高兴地把女儿叫过来，有些欣喜地说，花就要开了。她的表情勉强，奇怪我为什么会那么激动。而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多年前握着手电筒的母亲。生活就是这样吧，一个人往往是在最不经意的时候，才会听见它正伤感苦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