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电影手册（第二辑）》的封面底色一改第一辑的灰色调，采用了干净的玫瑰红，张扬、简洁。上面添加有一行字:我们热爱电影。主编也由宋健君换成了程青松。书名很明显是受法国新锐杂志《电影手册》的影响，内容却不尽相同，收录了众多国内重量级影评人的批评文章，程青松称这书矛头直指整个电影批评的现实环境。他在序言里对中国电影界锋芒毕露的批评，俨然成了全书的基调。

　　程青松是个爱憎分明的人。访谈里，他毫不掩饰对中国电影批评现状的“厌恶”：“中国电影批评的环境已经很荒凉，已经没有真实的批评了。”这是让人痛心的现状，在程青松看来，影评人应该是个热爱电影的人，也是个敢于说真话的、独立的人。他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批评环境，赞赏在谢晋巅峰时期便敢直言（《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朱大可，他也猛烈抨击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陷入困境的电影批评，直呼“如果几百块能够买断一个人的声音，那那个人的声音好廉价”。《南京！南京！》是他抨击的焦点。早在4月末就准备发行的《青年电影手册》因为《南京！南京！》推迟了两个月。在“附加”的两个月里，他增加了针对《南京！南京！》的影评文章，还为此组建了“独立批评沙龙”，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公约。他坚信电影的虚假繁荣是以牺牲中国电影的未来为代价:“中国电影绝对不能只靠几部亿元大片来支撑。如果电影市场上只剩下几部亿元大片，那中国电影的末日也不远了。”

　　“集体失语”的影评环境

　　时代周报：当初为什么决定编写这部书，并和崔卫平老师发起“独立批评沙龙”呢？

　　程青松：最重要的是因为当前中国电影批评的环境很荒凉，缺少真实的批评。我希望能推动真实的影评，回归电影批评的本源。成立沙龙除了针对宏观环境外，《南京！南京！》是导火索。许多电影影评人并不是以观众的立场去说话，而是成了商家的代言人。目前红包影评现象大量存在，虚假宣传铺天盖地。著名电影史学家陆弘石有句话是:“中国电影批评已经失身/失声很久了。”中国影评环境之所以如此恶劣，如此荒凉，是由于众多影评人主动失身，选择失声。我希望影评人能够保持独立，敢于说真话。

　　时代周报：我注意到，《青年电影手册》第二辑里收录的评论文章已经不仅仅是针对主流电影、商业电影，还涉及了艺术片和其他专题。

　　程青松：《青年电影手册》这书，并不只是批评主流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片也没有豁免权，我们还关注中国的独立电影、和纪录片。对于真拍得很好的片子，我们也会去推荐，正如我们也会就问题影片展开讨论一样。这也是我们理直气壮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为了维护这个才去批评那个。我们只从文本出发，针对文本里面带来的思想混乱，针对文本带给社会的负面影响。

　　时代周报：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都是电影批评的黄金时代，那你觉得为什么在90年代后期以来电影批评是逐步走入困境，甚至被指“集体失语”，成为一个颇为尴尬的角色？

　　程青松：80年代是影评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思想很辉煌的时候，有很多的思想表达，像批评家朱大可就敢在谢晋导演最辉煌的时候，发表《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不是？经过1989年后，整个氛围就变得不正常了。
　　第一个原因是资本买断。资本可以买断影评，这本来就是制片方资金投入的部分。大片放映前，制片商提前给电影影评人看，看完给影评人红包，价格500-1000元不等。或许私下很多影评人都会批评那部电影，但是到了公开场合、报纸专栏，就一味叫好，就成了制片商的代言人。在国外影评人是值钱的，说真话是有地位的，代言假冒伪劣产品是不被允许的，而中国许多影评人却因资本而丧失了气节、丢失了名节。
　　第二个原因是懂电影的人少，影评人专业水平和职业水准低。许多影评变成了花絮、看点，成了宣传。影评是看了影片后的想法和观点，而宣传是为了促销为了吸引观众，提前而作的。制片商可以去宣传，但影评人不能。影评人是文化的看守者，是督促者，而不是纵容者和官方宣传机器。我们发起对影片真实声音的呼吁，这是对未来中国电影最大的宽容。若没有对中国电影的支持和热爱，根本不会去说这些话。
　　另外还和中国电影的管理体制有关，电影的拍摄不自由。许多独立电影无法在公共领域里流通，而在可允许流通的主流电影内，观众的声音还受到极大的限制。就像80年代可以拍《芙蓉镇》，可以拍“文革”，可以拍中国很多历史问题，但现在拍“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不被允许的，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欧洲可以去反思纳粹反思“二战”，而现时中国竟然不行呢？

　　时代周报：有人提出，电影批评应该是针对作品，但得独立于作品之外。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和定义，你同意这个观点吗？在你看来，怎么样才算是独立的电影批评？

　　程青松：我在“八项纪律”里提到，独立的影评人应该是从文本出发的，另外独立绝对不是姿态的独立，每个影评人都是兼职影评人，拥有自己个人的正当职业。我指的独立影评人是思想上的独立，独立于各种利益权势之外，不受雇佣，不媚权势，不以导演阐释为准绳，保持与观众相平行。很多导演会说，许多批评都没有批到点上，会说观众没有看准影片的核心，会强调自己的出发点。但那是不对的，不会有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导演站在旁边指点，告诉观众观看的角度，观影感受和导演阐释是两码事。所以我们应该将各种因素都排除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用自己的声音来说话。

　　时代周报：那你觉得在批评失语的年代重构批评话语，重构电影批评话语的关键是在哪里，社会该作怎样的努力？

　　程青松：首先影评人应该保持独立自我和真实。真实看似很简单，实质很难，在当前充斥着各种利益、权势、雇佣，一个人要保持真实性其实是很难的。就像批评《南京！南京》的声音，我们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当影评人的呼吸已经很虚弱的时候，你更要尝试摆脱掉束缚，去表达，这是很重要的。当前中国影评是众多表达声音中很小的一部分，却是最糟糕的一部分。
　　另外，我觉得电影局应该要转换职能，要变成为电影人服务的一个机构。国外是没有电影局的，除了朝鲜。许多社会问题，当下报纸是提倡自由表达的，为什么电影不行呢？在其他媒体如网络如报纸如期刊可以报道允许表现的时候，为什么电影反而受限制了？独立电影的产生是这种高压下的结果，而这体制，我认为也从根本上限制了独立电影的发展。中国目前特别缺乏反映现实的电影。独立电影越来越学院派是因为外面放映不了，电影管理部门不让流通，或者指示“尽量低调”。中国电影得多元化，多点内容，我们需要多点关注现实的片子。

　　电影票房不能靠忽悠来换取

　　时代周报：你的博客上对《南京！南京》的抨击可谓是激烈。在你眼中，《南京！南京》真一无是处？
程青松:你觉得它有什么“是处”吗？

　　时代周报：或许在你和崔卫平老师眼中，《南京！南京》是一部不及格的电影，但是在部分人眼中这部片却是陆川在各种“成规”中尽可能探索、构建和表达自己观点的成品，按照陆川的话说，从人的角度写日本只是一个叙事策略，是为了让电影走出去，至少走向日本。

　　程青松：推不向世界，这部电影更推不向世界，这是一种很妄自尊大的说法。这部片子电影叙事是非常混乱的，历史事实也被恣意夸大和扭曲。南京大屠杀不是战争片，陆川的战争片的宣传口号在我看来也是最不尊重最不负责任的提法。大屠杀里的日本已经失去了人性，屠城时候的日本人是在进行种族灭绝。战争是双方都在开枪，南京大屠杀前的作战可以是战争，但当南京开始大屠杀时已经不是战争了。正如阿多诺（德国哲学家）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1937年底的中国南京也是不能用诗意化去表达的。《南京！南京》里多诗意，有泼水，有祭祀的场面，还有跳舞。电影需要一个尺度，一个底线。南京大屠杀不是个人题材，它是民族耻辱，如此轻易去戏说是很不负责任的。这不是一个“作者化”的手段，也不是叙事策略，对历史有属于自己的想法没错，但史实是不可以改变的，比如说片子以中国人笑着玩着离开南京城作结，那是一种很匪夷所思的表现手法，人在经历了屠城之后千辛万苦逃跑出来应该是很惊慌失措的，怎么会那么安然那么释放呢？

　　时代周报：虽然陆川的影片引发了争议，但是市场反响却很热烈，票房过亿，陆川说“是观众救了这部电影”，你怎么看待你心目中的“口碑不好”的电影和其市场成绩之间的悖论？

　　程青松：那是虚假繁荣，是以牺牲中国电影的未来作为代价。票房几个亿，但这些电影能够成为世界电影的组成部分吗，能够成为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吗？不仅仅是《南京！南京！》，许多亿元大片有哪部可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为什么看外国大片如《辛德勒的名单》，《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大家都叫好，反而中国的亿元大片口碑都很差？中国电影下一步要努力的方向是生产一部有口碑有票房的电影，现在根本没做到。很多大片的票房繁荣是靠忽悠观众的虚假宣传换来的。如果亿元的电影只追求短暂的票房奇迹，出来后如饮鸩止渴，长久以往，观众对此产生了信用危机，观众不再信任，那么最后受伤害的还是中国的电影事业本身。电影票房不能靠忽悠来换取。观众的选择很多，他们根本不需要非得看中国电影不可，中国的影院市场不是靠中国电影去拯救。如果中国电影不提高质量的话，就丧失竞争力了。

作者：程青松   文章来源：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