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汇报》日前连续发表该报记者张裕的两篇文章，分别是——
　　2008年12月29日：《“文化包工头”在垄断舞台剧制作》；
　　2009年1月6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天价制作不等于传世之作》。

　　鼓掌。

　　一直以来，关于戏剧体制和创作环境，有话要说。
　　人微言轻，终未落实到文字上。

　　今天，
　　做了点儿不该做的事，
　　喝了点儿不该喝的酒，
　　趁这会儿半梦半醒，说点儿不该说的话吧！

　　以下是一个我亲眼得见的实例——

　　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某剧院某办公室，某人某人某人和我。
　　某院长与某导演谈合作，一出新戏，预算800万元，导演向院长传授如何从文化局领导兜里掏钱（具体方法略去，以免教唆，呵呵），据说百发百中，落款是“GCD的钱，总得有人花，不花白不花”。
　　至于如何花钱……不扯多了，反正，相关部门从没有要求并进行过剧目创作的财务公示。
　　黑洞自然就应运而生。
　　还是刚才提到的导演，他开口的导演费并不高，只区区60万。但他要求作曲、服装、舞美全部用他的伙伴团队（名单略去，感兴趣的话，查一查近年来的剧目创作名录，这样的团队很是醒目），如此“大包干”下来，这个团队将席卷整个创作预算的六成多。
　　后来，我知趣地告辞。
　　后来，我看到了这出大制作的新戏，好评如潮。

　　……

　　呵呵！困了，收笔了。
　　附上《文汇报》的这两篇文章——


　　“文化包工头”在垄断舞台剧制作

　　天价制作正泛滥于各地文艺舞台。前不久外地来沪的一台民族舞剧，艺术水准一般，编剧费却高达50万元，导演开价是100万元。
　　最近结束的一次全国性戏曲汇演，37台参演剧目中，某位导演独揽了13台，而11台新戏的作曲皆由同一作曲家捉刀。业内这样的事情已成公开的秘密：一位名气颇响的导演如遇上一届大型“汇演”，从四面八方得到的创作经费竟能达到一两千万元！文化评论家毛时安说，中国的舞台剧创作，已逐渐形成了“创作垄断群体”，某些导演和他们的“御用团队”一起编织着“利润流水线”，把新戏的成本节节推高。

　　制作成本屡创天价

　　一位“著名”的舞台剧导演，跑到西部去执导一部民族歌剧，一开口就要了60万元导演费，最后，这部民族歌剧总投资达到500万元。一位电影导演，带着他的创作团队执导一部音乐剧，拿了200万元的创作费用，其中作曲就收取了110万元。如今国内一些大牌作曲家的天价稿酬已远远超过欧美大作曲家；有名导演出马的新戏，主创人员揽走的费用，往往要占到一台新戏总投入的60%－70%。
　　60万元的天价导演费，对一个文艺院团意味着什么？像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这样的名团，至少要演50场，才能收回这60万元的“导演成本”。2008 年，红楼剧团演出122场，收入340万元，平均每场收入不到3万元。而这3万元中，除去50%发给演职员的演出费，以及10%的设备折旧费，只剩40% 即1.2万元可以用来抵补排戏成本。事实上，国内演一场戏，很多还不到3万元收入。

　　押宝“大牌”助长“垄断”

　　有人问，既然“名导演”、“名作曲”等等如此漫天要价，文艺院团能不能不请他们？事实是，很多院团做不到。
　　现在有些院团搞创作上新戏，主要目的就是“搏奖”。戏得了奖，又拿奖金又得好评，皆大欢喜。而是否能得奖，与能否请到大牌编导等主创人员有直接关系。为此，文艺院团只要一排新戏，都怀揣高额报酬，削尖脑袋找“名家”。如今投资排戏动辄数百万元，院团长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把“宝”押在“大牌”身上，期盼好运当头抱得大奖归。
　　某些名导演，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一群“文化包工头”。他们手下都有舞美设计、服装设计、灯光设计等相对固定的创作人员——“分包工头”。你要排戏？那就先打钱进来吧。舞美、服装、灯光，我全给你包了。这些舞美设计、灯光设计、服装设计师们，也往往各有自己的加工厂，揽下活，全拿到自己厂里加工。
　　“垄断”了舞台，导演们自然更忙，常常手里捏着几个戏，同时在各地开排，他们打着“飞的”，在空中穿梭。
　　居高不下的创作成本背后的危机也是看得见的：艺术创作无法真正用心，台上“团体操”屡见不鲜，用“宏大场面”唬外行是最常见的一招。一台新戏，常常调用一二百人，把个舞台挤得满满当当。有评论家说：“这样一来，台上精妙的表演没有了，人物命运的精细刻画没有了，人物复杂人格的塑造也没有了，留下一堆看似热闹的舞台‘烟火’，等烟雾散去，便什么也没有了。”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天价制作不等于传世之作

　　采访对象：王晓鹰，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国家话剧院副院长
　　采访时间：1月5日15时
　　采访方式：电话采访

　　对本报提出的“‘文化包工头’垄断舞台剧制作”的现象，著名导演王晓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指出，“文化包工头”现象，在国内文艺界普遍存在，确实是一种病态的、扭曲的状态。在市场机制下，一些名导演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这个问题上除了要求他们“道德自律”之外，别无他法。然而，出现这种病态状况的根源，则是需要我们去深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要问一问，艺术创作的“甲方”，为何肯给名导演们、作曲家们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天价稿酬？天价稿酬，还有动辄千万元的巨额投资，最终目的是什么？难道豪华的创作阵容和奢侈的舞台大制作，就是获奖的保证吗？就可以与优秀作品划等号吗？前者也许可能，后者远远未必。而如果仅有豪奢的大制作，在没有达到相当的艺术水准时也能够获奖，人们也会质疑这样的评奖。
　　王晓鹰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设置的各种评价，是希望由此激励出一些传世之作。问题是，在部分奖项的具体评选过程中，评委们有时会向那些由大量物资和金钱堆积出来的剧目倾斜。这是对文艺创作的一种误导。很多评奖者习惯用“视觉盛宴”来溢美一部文艺作品，但如果这部文艺作品，没有艺术品质和深度、没有穿透时空的思想力度，只是排制成本巨高、奢侈到只剩下所谓的“视觉震撼”，这样的文艺作品其实没有多少价值。真正的精品，需要艺术家发掘作品的思想深度、展开艺术创作的想象力；而这些，常常不是靠大制作、大投入能够解决的。
　　王晓鹰认为，比大制作剧目更能让某些人得到“成功满足”的，是越来越泛滥的晚会性制作。而这些“烟花”般的晚会，让那些“文化包工头”从中更快地得到了远比创作一个剧目更多的“额外收入”。王晓鹰说，他知道一个区域性的戏剧汇演，只给千里迢迢赶来的剧团每场2万元补贴。而这个戏剧节的开幕式，却需 800万元。问题是，仅靠那些昙花一现的晚会和制造了“视觉盛宴”的演出，能构建起健康、良好的文化生态吗？能催生出有思想深度的传世之作吗？答案是：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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