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父亲是银行职员，1942年自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时，已大量阅读了中国文学名著。 1946年9月随长兄夏济安至北大担任助教，醉心于欧西古典文学，后因研究布雷克脱颖而出，取得留美奖学金至耶鲁大学攻读英文硕士、博士。纽约州立学院任教时，获洛氏基金会赞助，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奠定学者评论家的地位。

夏志清先后执教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校。1969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任该校中文名誉教授。专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论中国文学》。中文论文集有《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夏志清序跋》等。

夏志清不认识阿Q、孔一己和祥林嫂，无法理解鲁迅式的苦大仇深。其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新的文学史观，推荐了不受论者注意的边缘作家，贬低了受论者重视的重要作家。他说，钱钟书的《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张爱玲该是当日中国最优秀的最重要的作家"；郭沫若的《女神》等看似雄浑壮阔的作品，其实缺乏内在的热情；三十年代学生们对巴金的热爱，是因为" 他那种赞助革命的人道主义，一下子便打到他们心窝里"。

夏志清幽默风趣。据说他在纽约最棒的饭店结婚时，拉着好友说这饭店多棒多棒，然后脱口而出，"下次结婚一定要再到这里"。他一生治文学史，却反对给学生灌输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主张让孩子们一本本地把自己喜欢的书读进去，不要让孩子们受缚于成年人的意见。他曾说，"我与潘重规两人一见如故，这是有' 缘'。我有一次就说，我做学问一向是'避重就轻'，而他是潘'重'规，我是夏志'清'"。

夏志清直爽无隐，好好恶恶，表里澄澈，一片空明。他的英文著作，大笔如椽，黑白分明，少见"无不是之处"这类含混过关的滑头话。殷志鹏说，夏志清为学做人， "独来独往，不喜逢迎。人到无求品自高。——他一直以真才实学，在美国学界争一席之地，从不在洋人面前低头、折腰"。刘绍铭说，"1964年春天，我就读的印第安纳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东西比较文学会议。张爱玲来了。夏志清来了。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英国汉学家A. C. Scott也来了。 Scott的Literature and the Ar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艺术），薄薄的一本书，刚出版了。我当时是研究生，在酒会负责招待贵宾。夏先生初会Scott教授时，我在旁。犹记夏公 Scott握手过后，劈头第一句就问：How come so many mistakes in your new book？（新作错误百出，怎么搞的？）我不忍看Scott的现场反应，借故引退。"

夏志清亦非专业红学家。他说，"我对于'红学'最没有研究，在上海时看过胡适的文章，后来在香港，宋淇先生写"红学"文章，他一向是诗人和批评家，他的文章不能不看，后来交了一位朋友赵冈，他也写《红楼梦》的文章，因为是朋友，我就要看他的文章，所以从宋淇、赵冈那里，我对'红学'稍稍的懂一点，后来写《中国古典小说》这本书，有专章讲《红楼梦》，发奋看了一大堆材料。""有大将研究'红学'，所以人家也不在乎我。研究《红楼梦》是很累人的，要看《红楼梦》这本书得看几百遍，我看一遍《玉梨魂》，看两遍蒋晓云的小说，可以写一篇文章，看白先勇的小说三遍也可以写一篇文章，所以看《红楼梦》是' 累 '！——我真不懂'红学'呀！ "

夏志清值得一提之处是曾经与唐德刚论争。

红学论争在海外达到高潮，是一九八六年发生的唐德刚与夏志清之间的红楼风波。美国《中报》在同年十月的一篇特稿中，对这次论争曾加以报导，并贯以醒目的标题 ——《震动海内外的红楼梦论战风波》。其中写道："数月以来，海外华人学术界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红楼'论战，由于交火的唐德刚与夏志清两位教授都是名重士林而且著述甚丰的学者，此事很引起学术界人士和广大读者的兴趣。"

论争是由唐德刚的《海外读红楼》一文引起的，这是一九八六年他为参加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撰写的论文，刊载于在台北出版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和《传记文学》杂志。文章继续发挥他在《曹雪芹的文化冲突》一文中阐述的观点，在论诸钗脚的大小的基础上，对书中人物的服饰特别是贾宝玉的装束，做了具体分析，说明文化冲突不限于满、汉两族，亦有古今时限之区别。由此引出运用"社会科学处理之方法"的必要，强调戏曲、小说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的"供需律"，否则如"一味以文论文，则未有不缘木求鱼者也"。唐德刚认为，我国明清以来白话小说得到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包括"听的小说 "向"看的小说"转变，也是南宋以还城镇步入都市化之所致，而《红楼梦》则是这一转变过程的定型之作，是中国小说走向现代化文学的一部巨著，"其格调之高亦不在同时西方，乃至现代西方任何小说之下"。

唐德刚对《红楼梦》及其所产生的社会背景给予这样的评价，必然不满意任何对中国白话小说的艺术成就估计不足的倾向，因此行文之中提到了夏志清。

他说，"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读洋书，以夷变夏，便以中国白话小说艺术成就之低劣为可耻，并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适之明言暗喻，以称颂西洋小说态度的严肃与技巧的优异"。志清认为"除非我们把它（按指中国白话小说）与西洋小说相比，我们将无法给予中国小说完全公正的评断......一切非西洋传统的小说，在中国的相形之下都微不足道......，我们不应指望中国的白话小说，以卑微的口述出身，能迎合现代高格调的口味......"

他说，"此一论调，实为'五四'前后，我国传统文明转入西化的'过渡时代'，一般青年留学生，不论左右，均沉迷西学，失去自信、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态之延续，只是志清读书满箱，西学较为成熟，立论亦较当年浮薄少年，更为精湛，其言亦甚辩而已。然其基本上不相信，由于社会经济之变动，我国之'听的小说 '亦可向'看的小说 ' 方向发展，如《红楼》者，自可独创其中国风格；而只一味坚信，非崇洋西化不为功之态度则一也。"

他说，"志清昆仲在海外文学批评界之崛起，正值大陆上由'批胡（适）'、'反胡（风）'、'反右'、'四清'，而'文化大革命'雷厉风行之时，结果'极左'成风，人头滚滚；海外受激成变，适反其道而行之，由崇胡（适）、走资、崇洋而极右。乘此海风而治极右'时文'，适足与大陆上极左之教条相颉颃，因形成近百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两极分化 '之局。"

他说，" 在此两极分化之阶段，夏氏昆仲（济安、志清），以西洋观点治中国小说，讲学海外，桃李满门；加以中英文字之掌握均属上乘。'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兄经弟及，俨然海上山头；两本书出，竟成圭臬，以海外极右崇洋之言论，与大陆极左普罗之教条相对抗，亦是'以一人而敌一国'，不才亦时为吾友志清之豪气而自豪焉。此一'两极分化'之可悲者，则为双方均否定传统，争取舶来而互相抵辱，两不相让。可悲之至者，则为彼此均对对方之论点与底牌，初无所知，亦不屑一顾，只是死不交通，以为抵制。因此偶有辩难，均知己而不知彼，隔靴搔痒，浅薄可笑。吾人好读闲书，隔山看虎斗，旁观者清；如今海内"极左"者，俱往矣！海外之"极右"者，亦应自扣何择何从学习进步也！"

夏志清一生受不得人气，报复心极强。见唐德刚絮絮叨叨，按不住心头火发。他的文章同时刊载在台北《联合报》、《传记文学》和美国《世界日报》上，题目为《谏友篇——驳唐德刚〈海外读红楼〉》。全文分九节，小标题顺序为："极右派的罪证"、" 狄更斯改姓成孤儿"、"胆大心粗读导论"、"删削译文改原意"、"恶意类比，毫无道理"、"多少脚，昨晚梦魂中"、"评断小说非易事"、"林黛玉与梅兰芳 "、"批夏之政治用意"。

终篇的一段写道，"唐德刚当年专治史学，根本算不上是文学评论家。对海内外内行来说，《海外读红楼》此文立论如此不通，但见大胆骂人，而无细心求证，我尽可置之不理。但文章既在《传记文学》上发表了，大半读者并非内行，对红学所知亦极浅，可能为德刚所蒙蔽，不得不写篇答辩。我想，这是唐德刚唯一的胜利：我放下更重要的工作，去对付他无聊的挑战，浪费了不少时间。但文章是为德刚写的，我希望他好好静下心来多读几遍，以求有所觉悟，有所悔改，在做人、治学、写文章各方面自求长进。否则我辛辛苦苦写一万八千字的谏友篇，仅为海内外读者们制造了一个酒后饭余的笑谈资料，实在太可惜了。

由终篇可见全篇，其措词之尖锐远在唐德刚之上。当然文章主旨是对唐文所批评之处一一加以说明和澄清，并用很大篇幅指出唐文在引文和知识方面的疏漏，以证明自己对《红楼梦》的评价并不低，倒是唐德刚一味研究《红楼梦》里的小脚、辫子之类，实在无甚意义。字里行间还流露出：你批评我"崇洋"、"西化 "，可是你抱残守缺，说不定有"封建遗老"之嫌呢！此外还涉及一些平素交往中的细故，把这方面的原属"文外之微旨"亦公之于众。

面对夏志清的文章，唐德刚措词也就愈发激烈了。于《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唐德刚作《红楼遗祸——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一文，分十八个小标题驳难："夏教授的'大字报"'、"自骂和自捧"、"疯气要改改"、"学问倒不妨谈谈"、"以'崇洋过当'观点贬抑中国作家"、"学界姑息养奸的结果 "、"崇洋自卑的心态"、"对'文学传统'的违心之论"、"社会科学上的常识"、"从宏观论'左翼作家'"、"宏观下之'右翼'与'极右"'、"也谈：《块肉余生录》"、"'好莱坞'电影算不得学问"、"红学会议的资格问题"、"红学会的性质和意义"、"为林娘喊话"、"为梅郎除垢"、"做人总应有点良知"。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八日《中国时报》报道；"喧腾海内外的唐（德刚）、夏（志清）之争，数天前已告结束。据闻，十日晚上纽约文艺协会的一次宴会上，唐、夏二人已握手言和，尽弃前嫌。唐、夏原是数十载之交；当天在众人之前互相拥抱，合照了许多像，大有'一笑泯恩仇'之概。当日的晚宴本为欢迎《传记文学》的刘绍唐先生与中国大陆来的萧乾夫妇；由于唐德刚先生是纽约文艺协会会长，夏志清先生陪同萧乾夫妇前来，在朋友的预先疏通下，两人终于在宴会上重修旧好"。

（本文之夏、唐论争部分，取之于刘梦溪之《〈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by 张义春

读了!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