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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书生本色的历史机缘 — 清末民初的书生暗杀案

书生本色的历史机缘 — 清末民初的书生暗杀案

文汇读书周报


《书生本色的历史机缘——晚清暗杀史》(伍立杨著,同心出版社出版)论述了清末民初革命党人悲壮的暗杀活动。作者勾沉史实,突现革命党之暗杀以民主与自由为鹄的、迥异于恐怖主义的性质,力求再现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形象。

张文祥刺马案的内外隐曲

党人猛击之风,虽以1900年以后演成巨澜,然于近世最早之胎息,则可溯及谭嗣同变法之心迹。百日维新毁于一旦,康、梁逸走海外,谭嗣同却安如磐石,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他拒绝了民间及海外志士的营救,静候衙门武装人员冲进会馆。谭氏为后人尊为圣者,他一以贯之的理念是不怕被人杀,但亦不怕杀人。嗣同为人意气发舒,慷慨善陈论,其名著《仁学》引法兰西革命家创造民主之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人民之恨。”仗义行侠的政治暗杀在三代、秦、汉以后,流于民间江湖如唐代之虬髯客之属;至宋元明皆颠踬不振。南明最后一个吏兵两部尚书瞿式耜战败于桂林独秀山下,清人窃国,二三百年,寂无声息。清末党人暗杀风潮之前,乏善可陈,唯张文祥刺马一案,腾于众口,影响震及全国。

张文祥刺马案,发生于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廿六日,这一天,两江总督马新贻赴督署旁边不远的操场巡阅骑射。事毕,步行回衙。甫至督署东侧门,张文祥快步接近之,做上递状子的样子,一边拔刀突刺,其人眼疾手快,只在一刹那间,刀身已没入马总督胁骨深处,并紧握刀柄转动之,此势必致死之术。整个过程,从容不迫。可见恨既不少,且蓄意已久。其刀经药物淬砺,刃薄如纸,受者刃到必死,难以解救,马新贻果在次日以不救告终。而张文祥被执,首先由漕运使张之万主审,后由刑部尚书郑敦谨、江宁将军魁玉、袁保庆(袁世凯之父,时为江南候补道)及由直隶新调两江总督曾国藩等相继刑讯,“张文祥终无一词”,但在魁玉主审期间,说过一句话:“我为天下剪除一通回匪者”。

由此张文祥刺马新贻背景模糊,莫可究诘,故天下猜测四起,讹传周布。

在民间流传最盛的一种说法是,当张文祥、马新贻、吴炳燮三人年轻时,曾歃血为盟,结为金兰之好。后来,张文祥、吴炳燮之妻各以美艳之故,俱为马新贻所奸污霸占。这样一来,张文祥所报则为占妻之仇。如政论家汤增璧先生即持此说,“马新贻督于两江,秽行昭著,戕贼旧交,艳其室而夺之。有义烈沉毅如张文祥者,磨刀霍霍,天鉴其衷,大仇已复,从容自首,决腹屠肠,神色为之不挠。”(《民报》1908年第23期《崇侠篇》)。此说即就报仇意义而言,把政以贿成及高官之淫昏联结起来,“酬死友于地下”,以其富有感性,极易契合下层民众心理,而以其事可感可想,更易招集更大仇恨。

章士钊则在考察张、马二人的籍贯、经历以后将此说断为传奇诬妄之词。他认为真正的导因还在于政治问题。“夫文祥,官书明明宣称为洪秀全余党,粤、捻两通,而其报仇远因,则在南田围剿一役。”盖浙江象山南田有洪秀全残部,马新贻为浙江巡抚时,捕杀其首要,余部星窜,由张文祥所召集。马氏新署两江总督后,仍袭前规,捕杀无算,“似此民族仇恨之深,致文祥手刃仇人之胸,以身试法而不悔,酿成案中之重大性,安有有心人觉察不到之理?”此则见道之论矣。

清末报刊群起议论这桩已过去三十余年的暗杀案,盖以党人暗杀风潮未起,故藉此发论,大作波澜,实因人心激愤,无可发泄,而由旧事牵出头绪。此后不久,暗杀风潮即形抬头。

比较特殊的个案: 刺杀孙传芳

民国建立以后,时局限于混沌交错之中。新旧军阀之间杀伐频仍,其暗杀亦多而且滥,但是猪拱鸡刨、鸭飞狗跳,手段暧昧而目的低下,早与晚清革命党的狙击毫无干系。但其间孙传芳的毙命值得一提,早年他曾谓:“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可见其性格质材之一斑。生死善恶的观念,或后天教育之不足,表现在人性上面,极易出现道德悖离的场面。后来淡出政坛不久,即死于弱女子施剑翘之手,说报应太玄,但其间确有事物发展之因果律在调控。

孙传芳氏早年毕业于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1904年入日本士官学校六期,1909年归国在北洋政府所辖陆军近畿第二镇任教官。1917年升任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后逐渐坐大,至1925年,控制了苏、皖、赣、浙、闽五省,成立五省联军,任总司令。其后更联络奉、鲁等北方军阀,与北伐军作战二年,1928年在北伐军强大攻势下全军覆没,三十年代初避居英租界。

他之被暗杀,胎因于1925年秋与奉、鲁作战时,捕杀山东军帮办、七旬老人施从滨。军阀无常性,杀人如儿戏,冤魂不可胜数,当是时施从滨身着中将军服,还以为对方可以网开一面,谁料捕到即杀,其后更悬头城门示众。

施从滨的长女施剑翘是位烈性女子,其父死后痛不欲生,即发誓筹措复仇事宜。在长达十年的过程中,求助于堂兄(时任烟台警备司令)、丈夫(阎锡山部谍报股长)均告无效,痛感求人不如求己,下深心自作准备。先做手术矫正自己的小脚,然后设法购得枪弹,再往天津侦察,随时揣摩孙传芳照片,熟其形容,先欲混入孙公馆击杀之,未果。1935年秋,孙传芳常在天津草厂庵清修禅院参禅听经,恰为也来诵经超度亡灵的施剑翘侦知,她立即托人介绍加入居士林当了居士。1935年11月13日下午,众居士冒雨陆续在佛堂入座。孙传芳(时年51岁)坐在说法高僧身边不远处,其间施剑翘两次移动座位,引起响动,但别人以为她是为了听讲清楚,无人在意。这样她已将座位移到了孙氏背后,就在这样的清寂境况之中,施女士拔出枪来,向孙氏后脑连射两弹,向后背射一弹,三声枪响,孙氏已脑浆外溢,当即如枯树倒地毙命。施剑翘随即自首。次日新闻纸上所刊其《告国人书》简明道出为父报仇之心志,并向居士林居士、道长致歉,以其血溅佛堂之故。

其后孙氏家属及其北洋故旧敦请律师具呈地方法院,请求严惩刺客。但国民政府党政大员如冯玉祥、于右任、宋哲元、李烈钧等联名上书国府主席林森,请求赦免施剑翘。次年10月,国民政府颁令特予赦免。解放后,施剑翘曾任北京市政协特邀委员,1979年辞世。

狙击袁世凯,袁氏丑态

当南方临时政府已经成立,袁世凯犹奔走于清皇室。一天奉召入朝谒见隆裕太后。出宫时乘舆出东华门,卫队前护后拥,两旁军警林立,行到丁字街,茶楼上抛下一物,距袁世凯乘舆数尺,一声巨响,炸弹爆炸,卫队长一,巡警一,卫匹二,当时立毙。伤有10余人,而袁世凯的坐舆竟未损分毫。卫队当即包围茶楼,捕获3人,即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自承为行刺者,问何人主使则至死不语,随后杀之。有人怀疑为革命党主使,有人则说是宗社党(清廷大臣顽固派)主使,当时不得知,但都有可能,因为袁世凯的心理,是要北制清廷,南制民党,双方都归他掌握,终由任其所为。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所著《袁世凯纪》以此遇刺事美化其父:“一日,先公入朝,有宄徒怀弹,伏东安门外道左楼中,俟先公归邸,乃掷弹向车……且伤驾车之马,马被弹,力驰而归,入邸,马亦毙,先公神色自若,微言耳震微聋耳。”也未说掷弹者之背景,这时,垂死挣扎竭力主战的清大臣军咨使良弼也遇刺被轰去一足,旋毙命。袁世凯不禁叹息暗杀党的厉害。即使如此,他还是从其民政大臣赵秉钧之劝,认为中国人民只配专制。以后竟利令智昏,当起皇帝来。此事他儿子同样为他辩护,把责任完全推到其左右身上。

1912年在北方活动的革命志士暗杀袁世凯未遂,但震动极大,几年后袁世凯惊悸而死,其子袁克文为其所著传略于暗杀党人语焉不详,实则由张、黄、杨三烈士主其事。

张先培,贵州人,时在北京贵胄学堂学习,共和会北京分会会员。黄之萌,原籍直隶,生长于贵州贵定,1910年夏游学北京,与党人结交。杨禹昌,四川资州人,曾在北京攻读文学专业,时在保定师范学堂任国文教习,武昌首义后辞职往北京,鼓动革命。三人窥破袁氏大奸巨诈,集合十数人组成刺袁暗杀团。1912年1月15日以通州革命组织遭破获,情形紧急,决定在次日袁氏入宫早朝时发动狙击,地点在今东安门以东,王府井和八面槽之间。暗杀团分四组。第一组张先培率五人隐于一茶楼,16日正午袁氏出宫路经楼下,张先培掷弹正中车辕,马车炸翻,袁氏扣于车底。马匹惊逸四散,第二组黄之萌即于此时由另一酒楼上再投一弹,炸倒警卫数人,第三组杨禹昌在东安门街面上,在第一组投弹时发弹轰击,惜功亏一篑。警笛四起,三烈士均未能逸脱,17日凌晨即由袁世凯下令绑赴刑场杀害。黄之萌留下绝命诗有句谓:

在昔头皮拼着撞,而今血影散成斑。红点溅飞花满地,层层留与后人看。同年8月29日,三烈士并彭家珍烈士遗骨迁葬北京西郊万牲园,孙中山先生亲临致祭。

袁克文给他父亲袁世凯所撰行状中,把做皇帝引致天怨神怒的责任推给袁世凯周围的人。这在艺人兼志士刘艺舟所编京剧《皇帝梦》中,也有表现。其中一场戏袁氏唱了一段西皮:“孤王酒醉新华宫,皙子(杨度)出来好玲珑,宣统退位孤的龙心动,哪怕它革命党的炸弹凶……”戏中又写袁氏次子袁克定精神失常,疯疯癫癫挥拳欲击他老子,并责备他父亲不该残杀革命党,不该做了总统还想做皇帝,袁氏则大声分辩,说是身边的人各各劝进,各人都想升官发财,因而架弄他。这是很贴切他的心理及事实的。但主要责任还在他自己。袁世凯大处贪婪,小处亦极恶劣。1894年的状元张謇是他老师,教他诗词和八股文,袁做到北洋大臣后,就改口称张为仁兄了!不再以师礼相待,其势利如此(事见《辛亥革命回忆录》1卷400页)。至于今有某作家,为袁氏作大传,意在翻案,玩弄虚假辩证那一套,取弄机锋,则未之敢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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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08-1-8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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