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 扭曲 毁灭 —《痴婆子传》论
孙绍先
人的主体性总是与人的某种权力联系在一起，这种权力不仅是指人的社会权力，也包括人的自然权力。不论何种时代，不论何种人的群体，人的主体性的丧失，总是伴随着人的自然权力某种程度的被剥夺。
在父权制时代，女性的悲剧不仅表现为社会权力的大部丧失，更严重地表现为其自然权力被扭曲。而这其中最触目的就是女性性的权力沦丧殆尽。
中国古代文学不乏表现女性倍受社会歧视凄凉命运的作品；但是极少有正面表现女性作为自然人的主体性横遭侵害的作品。《痴婆子传》就是一部值得注意的正面表现女子性觉醒、性选择、性扭曲及其主体感觉的作品。
一. 觉醒篇
各种社会文化对性关系的判断，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价值取向。一是婚姻标准，即审查两性关系是否符合婚姻的规定性。非婚姻的性行为一律以“奸”称之。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即以此为本；这也是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世界其它各国正统文化的共有特征。二是爱情标准，即强调两性关系的自愿原则，并相应附加了两性关系的专一性和持久性要求。这一标准在古希腊时期的欧州文化圈中初露端倪，在文艺复兴时期迅速流行，在当代中国渐成气候。三是快乐标准，即只强调性行为的身心愉悦感。这种标准在古今中外的各种社会形态中，均受谴责和抑制；然而，又总是在特定时期或特定人群中公开或隐蔽地流行。
女性作为异性间性行为不可或缺的一方，在这三种文化标准中，或多或少总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根源在于这三种标准都是在父权文化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女性不论是选择性压抑，还是选择性放纵，都极易成为男性道德的牺牲品。小说《痴婆子传》客观上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女性悲剧。
中国传统的性道德，一般说来总是放了两头，钳住了中间。越是权高位重的人，道德越奈何他不得；私生活的空间越大。中国历史上最荒淫无耻的事情往往发生在宫廷之中。最下层的百姓，受正统的道德教化较少，处于这种控制力的边缘地带，也有某种相对的性自由空间。而处于社会中层的仕宦人家是受正统道德约束最甚的阶层。但这并不是说这类人家会对正统道德循规蹈矩，相反，他们在重压之下往往走向极端。或者极端自律地禁欲；或者极端虚伪地纵欲。小说的女主人公就是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
《痴婆子传》以女主人公自叙口吻出现，“郑卫之故墟有老妇焉，年已七十，发白齿落，寄居隘巷”。她自称“妾唐氏上官之遗系”，父母只生她姊妹二人，她是长女，名叫阿娜。
阿娜的成长环境是虚伪的，特别是对女孩的性防范，其父母可谓煞费苦心。“一个正派人是不谈性的，而作为女人，那就更不会谈了。”(1) 然而，封建家长始料不及的是，严格的性禁锢其实是一种更强烈的性暗示。家长形象的虚伪会更强化这种暗示。阿娜之父内有妻妾，外有男宠。却对阿娜的咏梅诗大加恶辞。阿娜就是在这种特殊背景下，越发对成人遮遮掩掩的性差异产生了浓厚的探索欲望。阿娜“素习周诗，父母废淫风不使诵”。怕女儿思春，连大儒们首肯的《诗经》也在被禁之列，反而使阿娜对诗中隐含的秘密更加关注。她“窃熟读而默诵之。颇于男女相悦之辞疑焉”。“不知所悦者作何状？夫狡童奚至废寝忘食，而切切于鸡鸣风雨之际；投桃报李之酬；邂逅但遇适愿偕臧一日三月之喻。何至纤绻若是？”百思无解，便想到求教于“善干风情”的“北邻之少妇”。少妇的一篇性启蒙言辞，为阿娜平添了理多的性幻想。她不满足于思，而开始寻找亲身体验的机会。虚伪的成长环境把一个少女本来是自然正常的性觉醒，战战兢兢地导向一条狭小曲折的暗巷。由此，种下了她一生悲剧的种子。
阿娜不自然的性启蒙经历，令人想起汤显祖的《牡丹亭》。杜丽娘的性苦闷与阿娜极其相似。她的父母与阿娜的父母一样，极力阻挠压制女儿性觉醒的来临。他们为了阻断女儿的性联想，竟连自家的后花园，都不准丽娘踏入。而杜丽娘后来正是在游园伤春中，感受到了自身的春情涌动，更为自己被如此禁锢哀痛欲绝。金圣叹在评点《西厢记》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禁欲道德的虚伪本质：“人说《西厢记》是淫书，他止为中间有此一事耳。细思此一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不成天地中间有此一事，便废却天地耶？细思此身自何而来，便废却此身耶？”(2)
压抑得越厉害，反弹得越出格。阿娜自幼的性封锁，与她后来的性放纵有直接关系；杜丽娘不能在裙子上绣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少女性觉醒的描写既细腻，又富于层次感；为中国古代小说所仅见。由女性主体表现少女的苦闷、好奇、恐惧、惊喜等性心理情绪，这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极为少见。原因很简单，在整个古代文学的视野里，女性差不多总是以客体的面貌出现。她们在男人的爱欲之中，或贞节；或淫荡。无论她们作出何种姿态，她们都不过是被动地折射着男人的欲求。在这样的传统层面上，作家只需表面化地表现她们的言行心理就可以了。甚至以刻划人物细腻著称的《金瓶梅》，在表现几个主要女性形象时也没有逃出这个大限。例如，潘金莲的好淫完全没有其主体的心理依据。她的行为不过是演绎西门庆淫丧主题的一种需要。
由于中国的道学家们，首肯“万恶淫为首”，他们对女人的天性判定就由此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如果“淫”是女人的天性，那么全体女性都不可救药了，这无论如何说不通；如果“淫”不是女人的天性，那么男人就要为“淫”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显然也与男人是优等性别的“公理”不符。于是乎，在传统文化那里，女性被一分为二，她们要么天性贞节；要么天性淫荡。而这里的“贞节”也好；“淫荡”也好，都不涉及自然的性欲求。这样一来，“贞”容易上达神明；“淫”也容易连通魔鬼；则颂“贞”有理，除“淫”有据。实际上，上述两点判定只能建立在否定女性有自然的性欲求这一前提之上。这一问题也是长期困扰西方基督教性别观的难题。18世纪的教会曾郑重其事地研讨女人有没有性欲的问题，最后得出了良家妇女是没有性欲的权威性结论。19世纪，科学在欧洲的昌明时代，一些貌似科学的人，仍然打着科学的旗号，发布好女人没有性欲的结论。威廉．艾克顿医生在一本生殖规范教科书中说，认为女人有性欲的说法，是对女人的“恶意诽谤”；瑞士巴塞尔大学著名的妇科专家，将年轻女子性欲，归入“病理性疾病”类。美国卫生局主任，也宣称：“正派女人在十分之九的性交状态下，体验不到一点性交的快感。他认为只有妓女才有性欲。(3) 类似的判定对传统文学家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小说《痴婆子传》的最大贡献莫过于肯定了性欲求是女性作为人的天性的自然流露。它一开始是一种与社会的善恶无关的东西。这比曹雪芹揭示贾宝玉的自然的性觉醒更难能可贵。萨特在谈及性欲时指出：“我使自己变成肉体以便用我的肉体迷惑他人并且引起他对我的肉体的情欲，正是因为这情欲在别人那里不是别的，只是一种类似于我的肉身化的肉身化。于是情欲是对情欲的劝诱。唯有我的肉体能够找到他人的肉体之路，并且我把我的肉体贴靠于他的肉体之上以便在肉体的意义下唤醒他。”(4) 小说令人信服地表现了早熟的阿娜对未通人事的表弟的性唤起过程。尤其细腻地表现了男女两性不同的性觉醒方式。女子由向往，痛楚，疑惧，到接受，畅快，迷恋。男子的性发陈则要简单得多，快捷得多。这种更近于自然真实的女性情态描写，尚不多见。“如果允许或鼓励女性很早开始性生活，她们的性活动就会同男性一样频繁。再考虑到女性在性行为中达到多次快感的能力，她们的快感频繁将高于男性。”(5)
我们虽然不能肯定《痴婆子传》的作者是女性，不过作家善于体察表现女性心理是显而易见的。而这恰恰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弱点。传统文学中女主人公的模式化、概念化倾向十分突出，且大都处在男性目光的审视之下。从女性的主体心态出发，着力表现女性自主的人格特征，这不仅在“性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而且在整个明清小说中也是不多见的。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法国小说家福楼拜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和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一生》。虽然，《痴婆子传》无论就影响，还是艺术水准都与上述两部作品有明显差距，但考虑到《痴婆子传》产生的时代背景，我们还是为古代中国能有这样一部作品感到惊异。爱玛与阿娜的生长背景有非常相象的地方。她们都受到爱情文学作品的吸引，并从中生发出无限幻想，这对两人的精神心理都有重大影响。两人都在苦苦寻求理想的情侣，两人都受到了别有用心男人的玩弄和迫害，并因此走向毁灭。两人都背负着沉重的至死不能解脱的荡妇骂名。而《一生》对女性性启蒙过程的心理刻划；对女性在婚姻和两性关系中被侮辱被损害地位的揭示；对男权社会双重道德标准的某种控诉，也都与《痴婆子传》有相似之处。
二. 扭曲篇
《痴婆子传》序称：“从来情者，性之动也。性发为情，由于性为性实具于心者也。心不正则偏；偏则无拘无束，随其心之所欲发而为情，未有不流于痴矣。矧闺门床席间，尤情之易痴者乎？尝观多情女子，当其始也，不过一念之偶偏，治其继也，遂至欲心之难遏。”世上无人不想把性与情统一在自己的怀中，而情的定向性则涉及人的精神世界中更复杂的层面。一男一女之间可以缓解性饥渴；但不一定能成就情的和谐。与阿娜两情相悦的男人，都因为种种原因被拆散了。女人没有属于自己的性权力，她的身体可以不经由她的同意，而由社会以法律或习俗的名义指定可以占有的男人。《红楼梦》中的春被作为贾府债务的抵押品嫁到孙家，受尽凌辱，贾家的亲人们则只能见死不救。古罗马人为与兵临城下的强敌媾和，将１０名少女送与敌人做为人质。这些勇敢的罗马少女克服种种艰难险阻，逃回罗马。罗马的执政官却把她们抓起来交还给敌人。(6) 男人给女人安排的这种命运是光明正大的；是天经地义的，而一个女人想自己支配自己的身体却是可耻的；是人人都可以加以惩戒的。由此我们看到，封建社会虽然表面上要求男女两性都禁欲，但实际上真正遭到性禁锢的还是女性。男人无权自己选妻，但是可以自己择妾，也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偷情或嫖妓。
女主人公多次尝试以自己的意志来选择把握爱欲的对象，但均以失败告终。邪恶虚伪的环境是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青春年少的阿娜被剥夺了享受情爱的权力，正当的性爱机会也因为丈夫经常出去游学而大打折扣，处在性饥渴中的阿娜就只剩下追求婚外性刺激的冒险抉择。我们不能否认阿娜已走上邪路，但是这个人们不愿看到的结局，应当由那个不公正的社会负更多的责任。
那个表面上诗书礼仪之家的栾府，则从翁至叔甚至奴仆都对阿娜的美色垂涎三尺。身为栾府家长的栾公不仅奸占长媳沙氏；而且对撞破了他们奸情的阿娜也用强奸的既成事实来“灭口”。其所用语言无耻之极：“翁是至亲，今以身奉之，不失为孝。”阿娜与盈郎在后园亲昵，被奴仆大徒撞破；这个恶奴竟敢乘女主人之危，强迫阿娜屈从，否则就要告主。而原本对阿娜有情的盈郎此时的无耻亦暴露无遗。他不仅要阿娜舍身于大徒，而且与大徒同时蹂躏阿娜，使阿娜为此蒙受了极大的羞辱。阿娜尚未从这场惊恐中恢复过来，又遇上大伯，他又以“尔其惠我，如不我私，吾将以言于弟”为要挟，迫使阿娜再次就范。这种事实上的轮奸，将阿娜的廉耻心摧残殆尽。其后，盈郎与寺僧如海合谋骗奸阿娜，如海之师突至，阿娜也“不得已而从之”。再后小叔亦如法炮制。栾府从主子到奴才的每一个男人，都把发现阿娜的越轨行为当成强迫其顺从的讹诈手段。而在生存，还是毁灭的选择面前，阿娜只能就范。这是男性利用道德权力对一个弱女子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强暴。窥见了这层道德黑幕的阿娜，终于被锤炼得“不论亲疏，不分长幼，不别尊卑，不问僧侣，惟知云雨绸缪，罔顾纲常廉耻”。
三. 毁灭篇
在《痴婆子传》中，阿娜的走向毁灭不是由于放荡，反而是因为她不想再放荡；这较之其它的艳情小说，其揭露意义又高出不止一筹。栾府的上下男人，都愿意维系对阿娜肉体的见不得人的分配关系。只要阿娜一味顺从下去，危机便不会产生。阿娜自己遇到了可心的意中人＿＿儿子的教书先生。她试图断绝与其他男人的往来，专一沉浸在与谷先生的情恋之中。这本来是一个女子正常而又自然的决定，然而却遭到了所有奸占过阿娜男人的一致报复。
中国一向有将淫乱的恶名归于女性的传统。大到国家灭亡，民族灾难；小到家族颜面，丈夫厄运，都可能与一个女人的不检点相关。《闺箴》称：“妇人倘有丑行，于归之夕，何颜对夫？知而被出，连累父母，受辱亲族，弃贱此身，必致流落。即或夫家爱惜体面，隐忍不发，亦为丈夫所鄙，废置终身，罪大恶极也哉！”基督教早期著作对越轨女人的痛骂，于此相似：“不忠实于丈夫的妻子与人通奸怀孕，情形也是一样。首先，她破坏了至高者的法律。其次，她亏待了自己的丈夫。第三，她与人通奸怀孕便将自身沦为妓女了。她的罪恶殃及私生子。他们将在社会上无处安身或成家立业。她本人将被带到会众面前，蒙受永久性的羞耻，从而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一句诅咒。在她死后，人们将会认识到，敬畏主比什么都强，遵守主的诚命比什么都甜。”(7) 阿娜的越轨行为败露后，未闻那些行淫的男人受到了何种处罚；只有阿娜一人背负着全部恶名。行淫的公公、小叔子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指证阿娜妇德有亏。这些曾强迫阿娜行淫的男人，此时却一付道德家面孔站在审判席上，出手痛打阿娜的情夫。小叔子克饕因阿娜未满足他的淫欲，必欲置阿娜于死地。“罪在嫂，彼不足深罪”小说中这个乌烟瘴气的场面，隐含着极其强烈的讽刺批判力量。气势汹汹的阿娜的丈夫揪着妻子头发殴打；并打算用社会家族赋予的特权＿＿家法结果了阿娜的性命；只是由于阿娜儿子的舍命相救，被驱逐在娘家的阿娜才得以苟活下来。
在此，我们看到了一幕活生生的女子被剥夺了她对自己身体支配权的悲剧。在那个男权社会中，她只能接受性侮辱和性迫害，而无法自主地选择性爱。
阿娜的毁灭不仅表现在被迫丧失了人伦位置；还表现在她精神心理上的“忏悔”。
《痴婆子传》对男权社会对女子身心两方面摧残的控诉与揭露是十分深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带有中国原生女性主义色彩。这一点尚未引起世人的充分注意。世俗社会对女性与男性在性爱问题上明显的双重道德标准，直到今天才被西方女性主义者深刻地揭示出来，《海特性学报告》中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女性在性问题上的革命宣言：我们是明智敏感、善于理解他人的人，而男人则是把“事情做好”的肉体性和机械性专家：他们发起并执行主要的活动，我们对他们“做出响应”。然而男人们通常所发起的一切与我们对于性欲高潮的需要几乎毫不相干，甚至比这更糟糕，作为必要的被动的生命，我们没有我们的力量感和自主意识。我们重新宣告我们自身的肉体所具有的权利的时刻到了，我们为了自己的欢乐开始使用我们自身的权力。(8)
需要指出的是，《痴婆子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率先触及到了这个问题。阿娜就是一个力争自己的性权力而饱受侮辱与损害的女性，这部小说理应引起批评家特别是女性批评家的重视。
注释：
1. 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刁承俊译，第24页，三联书店，1995
2. 转引自《名人谈性》第19页，孙琴安编著，花城出版社，1996
3. 参见：莫尔顿．亨特：《情爱自然史》，第427页，赵跃等译，作家出版社，1988
4. 萨特：《存在与虚无》第510－511页，陈宣良等译，三联书店，1987
5. 约翰．盖格农：《性社会学》第109页，李银河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6. 参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卷，第224页。商务印书馆，1990
7.《圣经后典》第168页，张久宣译，商务印书馆，1987
8.《海特性学报告》第154页，张月等译，中原农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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