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行逆施的伍子胥
翻开〈吴越春秋〉，你会觉得，这本书与其叫史书，倒不如叫通俗小说，满眼逃亡、叛乱、阴谋和血腥（看得出来，作者对血淋淋的东西有近乎病态的迷恋，在并不必要的时候也一定要出现抹脖子掉脑袋、血流成河的场面）。
也许这段历史只能这么写，也只应该这么写；也许历史本身就是这样血腥和疯狂的。事实上，对于春秋时代我们又了解些什么呢？对那个时代的人，我们又能理解多少呢？
伍子胥的故事，更是书中的华采乐章。这是关于一个复仇者和三个国家之间的故事，他摧毁了一个，兴盛了一个，失败于最后一个。这是一个完全由铁与血勾勒描画的、笼罩在阵阵腥风血雨中的传奇，这是一个毫无节制的暴力大师的作品，好象故意在刺激着、考验着我们的承受能力。血，到处是血——屠刀上，利剑上，脸上和手上。血仇、血性、血战、血泪……
公元前五二六年，楚平王派遣大臣费无极前往秦国，为他的儿子太子建迎娶国君的妹妹孟赢。这是一次政治联姻，目的是为了对付长期与楚国争霸的晋国，但是却被引导上了一条诡异的道路，使楚国几乎招致灭亡的厄运，并激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复仇。
孟赢是一位美女，正如海伦让希腊人打了十年的仗，这样的女人似乎命中注定要成为祸水，让千万个男人人头落地。但是真正的祸水不是她们，而是男人的垂涎。费无极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小政客，当时他的身份是太子的第二老师，但是他急于攀上高枝。小人自有他的算盘和逻辑。对这种人来说，不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自己捞好处是不能忍受的，美丽的孟赢他当然无法染指，但却可以兑换为利益。
当他把孟赢迎接到郢都后，立即向楚平王渲染孟赢绝世美丽，天下无双，建议楚平王自己娶她。然后费无极告诉秦国护送大臣，按照楚国的风俗，新娘要先到皇宫拜见公婆，孟赢进宫就如肉包子打狗。一年之后，孟赢生下一个儿子，丑闻也开始泄露。
为了避免尴尬局面，楚平王给太子建娶了一位齐国女子，又把他远远支开，去镇守北方边疆的一座城堡——城父。
费无极却紧张起来，他在利益面前是短视的，但是忧虑却很长远。他想像得到：一旦楚平王死掉，太子建继位，他会吃不了兜着走。于是费无极诬陷太子建谋反，建议把太子建杀掉，改立孟赢的儿子轸当太子。在这方面，费无极似乎是第一个发明家，他发明了“诬以谋反”的秘密武器，专门供当权派打击要排除的人之用。自此之后，这种凶残、恶毒、危险，甚至可能反过来自我毁灭的手段，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最大杀伤力的武器，随时随地都会被祭出来，发挥它的恶毒功能，并成为中国文化最大的污点之一。
费无极的建议很对楚平王心思：在他看来，这确实是解决丑闻后遗症的最佳方案。即可以讨好孟赢，又可以从根本上“解除”长子的怨恨。因此，楚平王召回太子建的第一老师伍奢，命令他检举太子罪状。
伍氏是楚国名门，三代以忠良著称，这个时候当然不会出卖原则。伍奢当面拆穿这个老畜牲的假面具：“大王受到佞臣蒙蔽，已经夺去了儿媳，又要谋杀儿子，于心何忍？”这话使楚平王大发其疯，立即把伍奢囚禁，下令城父将领逮捕太子。城父将领也不愿接受这个丧尽天良的命令，密告太子建。太子建逃到宋国。楚平王遂顺理成章的立公子轸当太子，任命费无极作太子的宫廷教师——当太子登极之后，宫廷教师通常都会担任令尹（宰相），费无极长久的经营，现在一切都依照他的愿望实现。
然而费无极还不放心，他提醒楚平王：伍奢必须处死，而他的长子伍尚、次子伍员（子胥）都有超人的智慧，留着显然是祸患。楚平王命伍奢写信给他的两位儿子：“招你的两个儿子来，我一齐赦免你们。”伍奢当然知道楚平王的用意，说：“伍尚是仁厚君子，一定会来；子胥性情刚烈，才兼文武，能成大事，岂会看不出这种圈套吗？他是不会来的。”
伍尚看到信就要动身，伍子胥警告他：“这是阴谋，楚王忌惮我们的威名，不敢伤害父亲。他们把父亲扣作人质，就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你先不要去，我来设法救出父亲。”伍尚回答：“我知道这是阴谋，但是父亲被害，我们做儿子的，怎能袖手旁观？我没什么能力，只能随父就死；复仇的责任就交给你了。”子胥说：“既然如此，我们兄弟只好就此别过。”使臣见伍子胥不肯就范，打算动粗，子胥张弓搭箭，对准他的胸膛，警告他：“回去告诉你的主子，不要杀害我的父兄，否则我一定把楚国变成一片废墟！”
可是楚平王和费无极无视这个警告——小人得志，利令智昏从来是这种人的典型表现。他们根本不相信，还有什么能动摇他们的优势——一个逃犯算得了什么呢？他们等伍尚一到郢都，就将伍奢父子同时斩首。
在逃亡途中，子胥碰到了他的好友申包胥。朋友在这种情形下相见，自然百感交集。子胥告诉包胥：“我必覆楚。”申包胥陷入忠与义的矛盾旋涡之中，只有长叹：“如果我帮助你，就是不忠；如果出卖你，就是不义。看来我们只好各自完成自己的使命了。你要灭亡它，而我却要保护它。”
伍子胥逃到宋国，跟太子建会合，偏又逢上宋国内乱，两人再逃到郑国。也许是复仇心切，太子建牵涉到一次失败的政变，被杀。伍子胥抱着太子建四岁儿子的公子胜，侥幸逃出虎口。可是天下虽大，却找不到立足之地，只有新兴的吴国远在楚国背后，正在跟楚王国对抗，可能收容他们。
从郑国到吴王国首都姑苏，路途千里，还要穿过楚王国的领土，这是一段杀机四伏的路程。当伍子胥抱着公子胜到达吴楚交界的昭关时，街头已贴出悬赏缉拿逃犯伍子胥的告示，盘查极严。伍子胥躲到郊外田野里露宿，苦无办法通过。愁闷忧虑，使他一夜之间须发全白。却正因此相貌改变，反而得以混出国境。
〈吴越春秋〉对过昭关却是另一样记载。说伍子胥被守关军官发现，伍子胥告诉他：楚王抓我，是因为我有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珠，如果你抓了我，我就告诉他们：宝珠被你私吞了。军官怕被剖腹取珠，只好放他逃走。
伍子胥逃到江边，躲藏在芦苇丛中，这时，一个渔父唱着歌划船过来。渔父渡他过江，伍子胥询问他的姓名，渔父说：“今日凶凶，两贼相逢，你是芦中人，我是渔丈人，还问什么姓名！”子胥解下随身的七星宝剑，告诉渔父：此剑价值百金，作为酬谢。渔父笑答：我知道你比它要值钱得多。子胥又请求他不要泄露，渔父让他放心。子胥上岸，走出不远，就见渔父连人带船，沉于江中。子胥看见，渔父幼小的孩子站在江边，目光灼灼地望着他。
公元前五二二年，伍子胥进入吴国，他举目无亲，只好在姑苏沿街吹萧讨食。向一个君王报仇，已是世上最困难的事；对一个乞丐而言更是一场幻梦。但是他并不灰心，心中熊熊燃烧的怒火，使他在不动声色中，寻找着任何可能的机会。
他这个人物是不可能被淹没在茫茫人海中的——他身材魁梧、相貌不凡，走到哪里都会引人注目。市场上的人都去看这个乞讨的大个子，议论纷纷。有个善于相面的管理市场的官吏看见了他，大为惊叹：“我相过很多人的面，但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人。这是别国的亡命之臣么?”就报告了吴王僚。
于是吴王僚召子胥进宫拜见。一连谈了三天，子胥侃侃而谈，没有一句罗嗦重复的话。吴王赞叹：“是个贤能的人。”于是接连召见。子胥每次进宫交谈，英雄豪壮之气纵横，一旦言及自己的仇恨便咬牙切齿。王僚知道他想要吴国为他起兵报仇，他也很表同情，但是以这个新兴国家挑战霸主楚国，吴王僚还没有这个准备。
此时，吴国内部的权力斗争正面临爆发阶段，公子光一心谋杀吴王僚，夺回他认为本该属于自己的王位。听说了伍子胥这件事，暗自高兴：他早听说过子胥的遭遇和他的才能，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将这个人才据为己用。他怕子胥辅佐王僚，妨害了自己阴谋，于是就诋毁伍子胥：“子胥要攻打楚国，不过是想自己报私仇罢了。”
子胥知道公子光的阴谋，他明白自己必须在这两个人中选择一个。就故意试探王僚说：“诸侯应胸怀天下大计，不应为个人的私怨决定国策。所以，我不敢用我的不幸遭遇，影响大王的宏图大业。”王僚本来就对与楚国决战决心不足，再加上公子光的劝告，见子胥这么表态，正好下台阶，收回了帮助子胥复仇的表示。子胥暗自失望，决定投向公子光。
深知伍子胥才能的公子光收容了他，把他引做亲信，参加机要密谋。
六年之后（前五一六年），楚平王逝世，孟赢的儿子轸继位。伍子胥捶胸痛哭，他失去了向楚平王面对面复仇的机会。现在他只能将一腔怒火发泄到楚国身上了。
明年（前五一五年），公子光发动政变，把吴王僚刺死。公子光继位，即吴王阖庐。伍子胥出任相国。现在，他终于可以开始报复行动了。伍子胥却没有轻率请求阖庐出兵，他知道楚国是个强大的敌人，他并不只是想打几个胜仗而已，而是要把这个国家彻底摧毁，为此，他必须让吴国更加强大。
他以极大的热情建设这个一切草创的国家。他亲自设计、建造了都城姑苏，请孙武帮助他训练军队，招集良工巧匠发展兵器工业（干将莫邪，这两把旷世名剑就诞生于此时）……
这时，伯嚭从楚国逃亡（他是费无极另一次夺权阴谋中的受害者），投奔伍子胥。同病相怜，子胥向吴王推荐了他。当时就有人提出警告：伯嚭“鹰视虎步”，是个追求功利不择手段的人，但子胥听不进去，他太需要与他同心复仇的战友了。
当伍子胥再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楚国君臣想起了他逃亡时的誓言。他们怨恨给楚国制造可怕敌人的费无极，将其全家屠灭。但是这一迟来的正义，并不能平息伍子胥的复仇之心。
经过十年的精心策划和准备，前五○六年——距楚王国新台丑闻二十年，距伍奢被杀、伍子胥过昭关十六年——吴国向楚国发动大规模总攻，吴王阖庐自任统帅，伍子胥担任参谋总长。从姑苏到郢都直线距离八百公里，吴兵团水军分别沿长江淮河，逆流而上，陆军则从昭关向西挺进，三路大军节节胜利，不久进抵郢都，楚昭王轸逃走。
伍子胥进入郢都后，把楚平王的尸体从坟墓里掘出来，亲自抽打三百皮鞭，直到把尸体打得粉碎。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鞭尸事件，数千年以来，一直有人为伍子胥这项艰难的英雄事迹发出感叹和歌颂。
伍子胥的报复是可怕的，被长期压抑的血海深仇，不可能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在鞭尸后，还不解恨，于是和吴王、孙武一起“妻”了楚王和令尹（楚相国）子常的妻女，这“妻”当然不是什么明媒正取，说白了，就是强奸。这是真的吗？铁血丹心的伍子胥和我们的兵圣孙武都是强奸犯？实在叫人难以接受。我们只能希望这是这本书的作者病态心理的再次发作。可是看看今日世界的种族仇杀,却每每不缺少这一道手续——通常还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又不得不令人感慨万分。难道这就是人类解开仇恨之结的必然方式吗？
伍子胥的复仇，不仅仅这一件事令人心惊。从他背负着父兄之仇逃离楚国，到大破楚军，鞭尸泄愤，十六年间，他是一台毫无感情的复仇机器，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利用专诸，帮助公子光杀掉了谈不到有什么罪孽、而且对自己很友善的吴王僚；利用要离，杀掉了吴王僚之子、真正的完美英雄庆忌；他甚至长期压抑了复仇冲动，只是为了它能更猛烈地爆发；他不仅要报复楚国，而是要消灭楚国，为此，他可以花费十年时间，将吴国从一个野蛮的草莽之国打造成了当时世界的一流强国，他可以用漫长的消耗战削弱楚国的实力……其忍耐、冷酷甚至凶残都令人胆战。连他自己都不否认。
也许这就是他的可怕之处。“刚戾忍卼，能成大事”，知子莫如父，伍尚的评价并未提到他的才智和能力，一个人能力再强，本事再大，毕竟也是有限的，而心机和信念，却可以是深不可测、坚不可摧的。
此时，申包胥逃亡到山中，派人送信给子胥说：“你的报仇，是不是太过分了！我听说，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你过去是平王之臣，曾经向他表示过忠顺，现在却如此报复，这岂不是太违背天道了？”伍子胥告诉送信人：“为我答谢申包胥，我来日无多，责任重大，只能倒行逆施了。（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意思是：为了完成复仇这个愿望，我只能不择手段。
他不是不明白：想不弄脏手就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他的倒行逆施令人齿冷，也使他失去了同情，可是同情有什么用呢？在暴虐面前，它多么无力。所谓“正义”“天理”都是如此。如果没有强力作为支持，它们什么都不是；而有了强力支持，什么都可以成为“正义”和“天理”。
他要实现的，是自己的正义。从这个意义说，他是一个尼采式的“超人”。
伍子胥实现了他的誓言，现在轮到申包胥了。在收到伍子胥的回信后，申包胥知道劝告已经不能奏效，于是马上动身去秦国，请求救援。秦国国君本来拒绝赴援，但申包胥站在皇宫门前恸哭，七日七夜不进一滴饮食，泪水流尽，继而泣血。秦国君臣们为他的忠心深深感动。秦君为他亲自赋诗：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就是成语“同仇敌忾”的来历。）发战车五百乘救楚。
此时，伍子胥也发现他不可能把楚国“从地图上抹掉”，因为楚国的面积太大了。为了抓住楚王，他已经错过了全身而退的最好时机。楚国残余力量的反抗还未平息，秦国的援军已到，这个军事强国的力量果然是新兴的吴国军队对抗不了的。而且，野蛮人越国已经在东方蠢动。吴王之弟，那个在伐楚战役中立过大功的夫概王又潜回国内，起兵反叛。三面临敌，在孙武的劝告下，他狂野的心终于平静下来。“自霸王以来，未有人臣报仇如此者也。”他已经竭尽全力，可以无憾地回去了。
很难说，此时伍子胥是感到失望还是解脱。复仇是快意的，可是代价太大了，十六年来，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冷酷杀手，把曾经效忠的故国变成了一片废墟。过去的情感、价值观，都被他抛在一边，作为“三代忠良”，这些东西是根深蒂固的，不可能不撕裂着他的心。“倒行逆施”的自我鉴定，就说明在内心深处，他对自己的行为也是否定的。如果不是复仇的欲望如此强烈，他不可能走到这一步。现在，他总算对自己有了交代，可以停止这让他痛并快乐的复仇了。
伍子胥复仇之举，令劫后余生的楚国君臣大感震慑之余，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尊严和刚烈。他们并没记恨他——而是怕他。楚王派人请他归国，态度十分恳切，甚至有些谦卑：我的父亲杀了您的父亲，是他的不对；您这样报复，我也不敢怀恨。现在咱们总算扯平了，请您回来吧，楚国地方不大，人口不多，但我愿意与您分享。伍子胥拒绝：为名为利，我都可以回去。但是国恨家仇，不共戴天，我只能永远做个异乡人了。不过，楚王的和解态度还是收到了效果，伍子胥从此不再对楚国报复——对他来说，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尽管总算复国，但楚国遭到这种亡国的浩劫，已残破不堪，首都迁至郢都北一百二十公里的若阝城，长期霸权也到此结束。
吴国，这个五霸中的最后一霸，由这一战而确定它的霸权。
（春秋五霸，历来说法不同，一般认为是齐桓公、宋襄公、秦穆公、晋文公和楚庄王。但宋襄公这个“霸主”是带引号的，并不权威。这个名额有时被算在吴王阖庐、夫差或越王勾践头上。）
五年后，吴王阖庐伐越。越王句践迎击，吴军遭遇了闻所未闻的抵抗方式——几百名断发文身的野蛮人在阵前一齐自刎，吴军心理受到极大震撼，阵脚大乱。勾践趁机发动攻势，大败吴军，阖庐被越军毒箭射伤，不治而死。在临终之际，他问太子夫差：“你记得勾践杀父之仇吗？”夫差含泪回答：“永志不忘！”
从此以后，夫差命令一个侍从每天向他呼喊这句临终遗言，每次他都重复那句回答。伍子胥为没能保护好主公而内疚悔恨，同时对少主的这一行为深感欣慰：他没看错人。他决心要让那个野蛮酋长懂得“复仇”的真正含义。
几年以后，吴军击破越军抵抗，攻入越国都。勾践率领残余部队五千人困守会稽山，派出大夫文种请求投降，甘愿做吴国的附庸。
接受了勾践重金贿赂的吴太宰伯嚭极力主张答应，而伍子胥坚决主张杀掉勾践——作为一个复仇者，他从这个尖嘴长颈、断发文身的野蛮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看出了卑恭屈膝的外表下隐藏着耻辱和仇恨的怒火，这个人越是奴颜卑膝，就越让他害怕。他太了解这些了，只有他才能懂得，耻辱和仇恨的力量。
可是夫差看不到。这个心高气躁的年轻国王太嫩了，他认为自己已漂亮地完成了复仇大业，他不是已经把敌人打翻在地、向他摇尾乞怜了吗？他的志向远大，要成为齐桓、晋文那样的霸主，要天下归心，怎么能不讲一点“费厄泼赖”呢？再说，勾践已经被他攥在手里，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比这更好地控制这个野蛮国度呢？
而且，伍子胥的唠叨已经让他内心深处涌起一股不自觉、可能也不愿承认的厌烦。心理学说，男人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个“弑父”阶段，通过否定父亲，确认自己的独立存在。夫差的父亲被勾践杀死，轮不到他自己来“弑”（他对杀父仇人的格外宽宥，是不是与此有关呢？）；于是伍子胥就成了替代品——他至少是半个“国父”（没有他，吴国是上不了台面的），和一个“亚父”（夫差的太子之位，就是他争取来的），夫差敬畏他，但一定也讨厌他：这样一个人，如同夫差面前的一座大山，不翻过去，是走不进属于自己的时代的。
在伯嚭的心中，伍子胥同样是一座必须爬过去的山——他完全笼罩在这座高山的阴影下，他是伍子胥举荐的，他的身世与伍子胥相似，他也为报复楚国出了力，但是，占据舞台中心、汇聚所有灯光的只有伍子胥，与这样的超级明星同台，他只能是站在角落里的小配角。伍子胥不懂：同病不一定相怜，同样可能相憎。
其后数年，伍子胥真的成了一个遭人厌烦、强聒不已的人，他一次次提出与君王相左的意见，一次次不被理睬。于是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夫差放虎归山，看着勾践的阴谋步步实现，看着这个他一手扶植起的国家走向毁灭。
与此同时，夫差对他的容忍越来越勉强，终于说出了“老臣多诈，为吴妖孽”的绝情话，他告诉子胥：我已经受够了你的倚老卖老，还是回家老实呆着吧！不要逼我翻脸无情。
伍子胥还能说什么呢？他提起衣襟，走出富丽辉煌的王宫。这个古怪的动作让大臣们感到惊讶和恐惧：老相国气疯了吗？伍子胥告诉他们：我看到王宫里长出了遍地荆棘，露水沾湿了我的衣衫。
一个友善的大臣忠告他：还是早点逃走吧。伍子胥的回答是苦涩的：“亡，臣安往？”也许，逃亡真的是他的宿命。可是天地之大，哪里还有他这个逃亡者的容身之地？
他告诉他的儿子：我已经看到吴国灭亡的结局，我只能为它殉葬，但是你不必。在出使齐国时，他把儿子托付给齐国大臣鲍氏——而这成了他通敌的最好证据。
吴太宰嚭抓住机会，告诉吴王：“子胥为人刚暴少恩，桀骜不驯，他的怨恨一定成为国家的祸患。过去，大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觉得很没有面子，心生不满。而今大王又复伐齐，子胥又固执己见，横加阻挠。大王率举国武力伐齐，而子胥装病不去，王不可不备他乘虚作乱。而且臣下早已派人监视他了，发现他把儿子留在齐国。此人身为臣子，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用，怀恨在心。希望大王早下决断。”
伍子胥是危险的，所以，他必须死。
夫差派使者“赏赐”伍子胥“属镂之剑”——然后明白告诉他：你该知道用它干什么。伍子胥仰天长叹：“谗臣即将让这个国家灭亡，而我却受到诛杀。我让你父亲成就了霸业，又以死争之於先王，让你成为继任者。你当时对我感激涕零，打算分一半吴国给我，我没有接受，然而今天你又要来杀我了。举世都是卑躬屈膝的人，想要堂堂正正地直立怎么可能！”
他告诉家人和随从：“在我的坟上种梓树，将来可以给吴国人作棺材；把我的眼睛悬挂在东门之上，可以看着越国的灭吴大军。”然后，他自杀了。
吴王闻之大怒，命令将子胥尸体装进鸱夷革（用马皮做的筏子），浮之江中。夫差诅咒道——吴越地方，虽然文化落后，但得山川灵秀之气，人物言谈颇有诗意——“让日月炙烫你的皮肤，让飘风迷乱你的双眼，让阳光烧灼你的骨骼，让鱼鳖吞食你的血肉，你骨肉化为灰烬，形体归于尘土，还能看见什么？”
伍子胥确实看不见什么了——他也无须看，这个国家的命运已经被他料定了。几年以后，越国复仇的大军攻陷吴国首都姑苏，将夫差围困在城郊的山上——二十年前的一幕再次上演，而角色却调换了位置。夫差还希望照老剧本演下去——这次他去给勾践当奴隶，但是勾践告诉他：你犯过的错误，我不会再犯。如果你还想保留一点君王体面的话，就不要等着我动手。夫差只好自杀，他最后的命令是叫下属蒙住自己的双眼，因为他没脸去见伍子胥。
伍子胥早已远离这一切荣辱成败——他的尸体乘着皮筏子顺流而下，漂向大海。群鸦围绕飞旋，犹如死神之舟，所到之处，浪潮奔涌，破岸溃堤。一个影响了三个国家的兴亡的伟大人物，一个叛逆者、逃亡者和复仇者，以这种方式逃离了世界。他只能这样释放他那可怕的能量。他曾经指望，有朝一日能结束叛逆、逃亡和复仇，摆脱这种残酷的宿命，成为某个体制的维护者，而不再是破坏者。可是命运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伍子胥的悲剧充满了悖谬意味。
对伍子胥的复仇，古来人们的评价，一是烈，二是奇——能把这样一件决绝、惨烈的事作成功，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太史公司马迁记载完这段传奇后，发出感慨：仇恨是多么可怕的力量！如果伍子胥从父兄俱死，与一只蝼蚁有什么区别？弃小义，雪大耻，名垂於後世，又何其悲壮！子胥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却何尝忘记了父兄的血债？不是真正的刚烈男儿，又怎么能做到这一点？
伍子胥复仇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复仇的对象是一位君王，一个国家。而且，是他的旧主，故国。
更奇的是，在这个君权日盛、奴性日升的国家，居然没有很多人对伍子胥的复仇大加贬斥，更没有人骂他“汉奸”“卖国贼”，相反，两千年来，人们一直尊敬他，崇拜他，供奉他（他可能是拥有民间庙宇最多的中国人之一）——主要在江南，即当时的楚、吴、越——与伍子胥一生关系最密切的三个国家，毫无例外都是南方“蛮夷”，好勇斗狠、刺刀见红，与中原的“礼仪之邦”在精神气质上大相径庭。
谭嗣同曾说，两千年政治，都是秦政——大盗政治；两千年思想，都是荀学——乡愿（伪善者）哲学。这两样互为帮衬，狼狈为奸。结果是庄子说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一切美德操守，都不过是“大盗”自觉或不自觉的帮闲和帮凶。
伍子胥的时代正是一个关键点——春秋时代的国家，更准确点说，是“家国”——一家贵族的封邑。这种国，只是一家一姓之国，扯不上叛国卖国之类。在这个时代，孔子还在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谁都得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孟子更激烈：“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简直就是在为伍子胥的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可是，也就在此时，法家们正在把君臣的契约关系（各自的权利义务）转化为单方面的霸王条款：不管君主多么混蛋，做臣子的没有选择的权利，更没有反抗的权利。此后，这个霸王条款的苛刻日甚一日，而臣民的地位每下愈况，直至失去他们最后的自由和尊严。到了明朝，朱元璋读到孟子的那句话，大发脾气：这老家伙要是活到现在，我非办了他不可！
也许，正因为君权日盛、奴性日升，人们才对快意恩仇的伍子胥充满了景仰和眷恋。失去最后的自由和尊严的中国人怎么能不同情向往他呢？
但是，他的复仇壮举背后，是无数生命的丧失，无数家庭的毁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领袖是混蛋的，但人民是无辜的。为什么板子总要落在他们身上？
可是还要追问一句：人民是无辜的吗？对这样一个君主，他们反对过吗？
说“人民无辜”，其实是说“人民无力”，因为无力，也无任何责任。
为什么人民这么无力呢？是统治者剥夺了他们的权力。为什么人民要允许别人来剥夺他们呢？车轮要打滑了：因为无力……
如果世界上多一些伍子胥，君王如果想要胡闹，至少他会先掂量一下这样做的风险，至少他不敢把别人都当成牛马和僵尸，至少他知道，有一条底线是不能逾越的。
我们得到一个有些悖谬的结论：如果世界上多一些伍子胥那样的人，就可能少一些伍子胥那样的悲剧。
伍子胥的悖论还不仅如此。
伍子胥的悖论是：他颠覆的，和他维护的是同一种价值——忠君。这个矛盾对他、对后世看他、同情他、接受他，都很有意思。
他出身于“三代忠良”之家，却成了最大的叛逆者；而这个最大的叛逆者，最终却死于他的忠诚。这是一个诡异的循环——最终他发现，他还是重复了父兄的命运。这种诡异命运不是他的刚猛坚韧或“倒行逆施”所能冲破的。
尽管如此，这个人曾决绝地对不公的世界开战，他曾经胜利，他终于失败。我们都“无逃于天地间”，因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个人感到由衷的同情和敬佩。
【转自多家网站(文章起始来源及作者不详)。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