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玄武门事变”看中国法制建设的“软肋”

朗朗天日之下，一个当朝太子在去早朝的皇宫禁内，突然遭到伏击，一箭穿心不仅身死；而且连带全家大大小小数百口人血溅魂飞。同时被杀的还有一位齐王爷和齐王府的家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大唐武德九年六月的“玄武门事变”！

从所周知，唐朝的法律是中国封建社会里空前完备的。早在唐朝建立后的武德二年(公元619年)高祖李渊命太子李建成、刘文静等在隋开皇律令的基础上进行增删，制定五十三条新格，并予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行，是为《武德律》，共十二篇，五百条，此外还有《武德式》、《唐律疏议》等空前完备的法典。可是，大唐如此完备的法制在封建强权者手里却仍然成为了一纸空文。

从法制的角度看，当朝太子李建成有何罪当诛？——穿过几千年的历史尘雾，翻遍被唐太宗李世民歪曲、污蔑、篡改过的大唐史书，至今也没有人找得出李建成犯有什么大的过错。

相反，从唐史那些自相矛盾欲盖弥彰的字里行间倒是很清楚地看到，李建成在唐初的军功政绩非常优秀：晋阳起兵后李建成定西河、下绛县、攻永丰、驻潼关、破长安等一系列的军事活动中他一马当先军功显著。唐武德四年，李世民二次兵败山东、河北之时，李建成领军出征，以恩威并进之策平定了刘黑闼多年的兵乱。

李建成除军功以外，最多的是他监国理政，积极与李渊一起推行“均田令”“租庸调制”，极大地发展农业，恢复经济。据史载：性格仁慈宽厚的李建成还多次阻止李元吉、李渊对李世民的刺杀和打击，仁慈的李建成恰恰就死在了他为之呵护成长的二弟手上。

既使或假设太子李建成真犯有什么大罪当诛，那也应当是由高祖皇帝李渊和朝庭来处置，而李世民无权“越殂代庖”擅杀君兄，草菅人命！更何况太子东宫和齐王府上上下下几千口人何罪之有？太子妃、齐王妃以及幼小的婴儿何罪之有？必满门抄杀而后快？！

况且，此血案是发生在毫无防备的太子去朝庭与李世民对质的路上，这本身说明李世民胆怯心虚不敢对质于朝庭，恰恰说明是李世民处心积虑诬陷太子，玩弄阴谋诡计以谋取非份皇位。

“玄武门事变”发生后，大唐法制就露出“软肋”，显得非常苍白无力。——李世民以弟谋兄不折不扣的“大逆不道”，不折不扣的“谋权篡位”！但悲愤伤痛的高祖李渊以及其代表的最高执法机构大唐朝庭，不仅无法问责于“玄武门”的凶手李世民，还不得不承认了李世民的强权统治。

在监国理政的太子李建成艰辛地筹措、调拔军备粮草源源不断的供济下，李世民除了还能打几场胜仗以外，对治国理家真正是狗屁不通。李世民任用他的亲舅子长孙无忌这个实足的奸相，把高祖李渊和太子李建成辛辛苦苦推行的“租庸调制”、“均田令”等利国利民的根本大法搞得名成实亡。贞观中期，租庸调制实际上也废弃了。农民劳役极其繁重，“兄去弟还，道路相继，营缮不休，民安得息？虽加恩诏，使之裁损，徒有文书，曾无事实”。甚而有春耕前服役至秋收仍未回家的。可他竟还提出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逼得有些农民自断手足以避重役。可李世民比隋炀帝还冷酷，竟下令凡自残者罪之，并继续服役。日益奢纵、大兴土木，徒起边衅，灭高昌，置西州、不听魏征言致使劳民伤财，以后更见骄纵。对谏言虚心接受，一犯再犯。正象魏征所说：“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

本来因高祖李渊和太子李建成一贯实施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关中农业大丰收的局面，到贞观初李世民上台不久，关东农业受到严重破坏，以致于发生“至人相食”之惨剧，丰裕的关中严重饥荒，李世民不得不率百姓到洛阳就食。

就是这么一个徒有野心治国无能的人，就是这么一个逼父杀兄的唐太宗，却口口声声说的是什么呢？唐太宗对儒学是很推崇的，对群臣说，“朕只喜欢尧舜周孔的道理，有了它，好比鸟有翼，鱼有水，失去就要死，不可暂时失去。”

真是恬不知耻脸皮厚啊！——难道说是大圣人孔子让你李世民去逼父杀兄，奸污弟媳的吗？！

聪明的李世民就聪明在修改史书上；聪明在整理“语录”上。让千百世的后人只能依据《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这类书去认识唐初的历史，去认识他这个人君。

据史载：李世民曾经先后三次要求亲自观看高祖李渊和他本人的《实录》。前两次，都为史官婉言拒绝。第三次，他向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表白自己的动机。他说：我的用心和以往的帝王不一样，亲自观看国史记录，可以了解自己以前言行的失误，作为今后的鉴戒。房玄龄等人于是将删改成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各20卷呈上。经过李世民授意改定的这“两朝实录”中，李建成、李元吉的形象十分丑恶，他们在反隋战争中的功绩也被一笔抹煞了。

这个英明君王的英明之处，不在施政的独特，而在于让专门让人整理出了他的那么多语录。把好话记录下来了，把混帐话听见只当没听见；今天这样说有理，明天那样说也有理。只有当今天的理跟明天的理产生了矛盾时，才能一悟天机。如果照此历史，夏桀商纣隋炀帝等十恶不赦、罪大恶极的人，也未必就不曾说过几句象人样的话。把他们的话选择一些出来，同样可以编出一本类似《贞观政要》的书来，或许还更崇高伟大。

正如章太炎在《书唐隐太子传后》中所说：“太宗即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

用“欺名盗世”这个词来说李世民，是最恰当不过了。引用郭沫若先生的话：“知者不便谈，谈者不必知。待年代既久，不便谈的知者死完，便只剩下必知的谈者。懂得这个道理，便可以知道古来的历史或英雄是怎样地被创造了出来。”

早在宋朝时，就有宋人范祖禹直接指出，建成是“父之统也”，你李世民根本就是篡逆作乱，“无君父也”。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 。猛烈地抨击李世民亲手射杀同胞兄长，穷凶极恶，简直不齿于人类。

但是，历代有许多号称“正统”的学者不断地为李世民歌功颂德，把没有事实的空洞无物的所谓“贞观之治”当金子一样装贴于李世民。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何居心！难道是想鼓励有更多的人“谋权夺国”吗？！难道是想鼓励有更多的人“杀兄屠弟”吗？！难道是想鼓励有更多的人“欺世盗名”、“奸污弟媳”吗？！真是其心可诛！！

从古到今，中国的法制，难道永远是“强权政治”的一块“遮羞布”吗？！孙中山的《临时约法》被袁世凯踩在脚下；共和国的《宪法》也曾被“四人帮”当做了“鸡毛掸子”。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又滋生了一群又一群有权有势的FB分子把党纪国法当作了儿戏。

我们确实应当要大问一声了：从古到今，中国的法制究竟怎么了？！中国法制建设究竟还要走多长的路？！

【转自中华历史网上的转帖，起始来源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