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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血雨腥风的历史 中国封建统治下的文字狱

血雨腥风的历史 中国封建统治下的文字狱


大约自有文字以来,就有文字狱。历朝历代,史不绝书。只是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古代却远不及近代。古代也有暴君,野蛮更过于近代,但是史料保存,比近代少,所以近代特别是清代的文字狱便显得突出了。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编印《清代文字狱档》一书,共出九辑,收六十五案,多为乾隆年间之事。乾隆口口声声说:“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然而这本档案,却血雨腥风,透过纸背。

文字狱,字面明白,是为了文字吃官司。

文字总是出于文人之手,吃文字狱官司的,当然是知识分子了。在封建统治下,文字狱十分残酷,出乎常情,不受任何约束,不同于一般狱讼,所以,可以说文字狱乃是专整知识分子的“特种刑庭”。

文字狱是封建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帝王们拿士大夫开刀,为的“杀鸡吓猴子”,迫使全体臣民慑服。每一文字狱的构成,总要扣上“叛逆”的帽子,好像有好大的“敌我矛盾”。只要看一看案情,就能明白,那是用做借口的护身符,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文字狱的案件,几乎全部是冤案、假案、错案,罪名是由于罗织而成的。

一般狱讼,总是先有犯罪嫌疑或行为,然后据以判处的。文字狱却不是这样。文字狱往往是先有特定的对象,而又无法(不能或者有所未便)定他的罪名,于是就从他的文字作品中找证据。明代诗人高启,做了一首《题宫女图》,中间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静有谁来”这样的句子,皇帝被讽刺帷薄不修,很受不了,又不愿意张扬其事,这就借着他代友人魏观作《上梁文》,处刑腰斩。《上梁文》有什么毛病呢?是因为屋基是吴王宫殿旧址,硬说他有造反的企图。清代皇帝雍正,猜忌年羹尧,因为他的功劳大,难下毒手,这就指责他在奏折里,把“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是“大不敬”,有该死的罪。清代皇帝乾隆,自称“古稀皇帝”;有个不识相的大官名叫尹嘉铨,也自称“古稀老人”。乾隆认为他佞妄,又不好治罪,于是造了一个“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这个文字狱,把他绞杀。

这明明指出:文字本来无罪的,只是“有罪者”的文字才“有罪”。统治者今天看这个人顺眼,这个人的文字就没有问题;明天看这个人不顺眼了,这个人的文字中就有问题一大堆。清代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正是这样。乾隆对于此案,发了一顿牢骚,说是:“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指雍正)之诛查嗣庭矣。”当时关于文字狱案件,总是雷厉风行,急如星火的,怎么这个案子却等待数年之久呢?只因胡中藻是鄂尔泰门生,鄂尔泰原是乾隆重臣,后来失宠身死。所以胡中藻的文字,在鄂尔泰得意时没有问题;在鄂尔泰失宠身死时,问题就来了。

文字狱是无限上纲、罗织而成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清代初年,如庄廷?的《明史稿》案,吕留良、曾静案,戴名世的《南山集》案,都是出名的大案,动辄牵连几百人,杀了无数的知名之士。后来这种大案虽然少见,但以文字获罪的条件却大大放宽了。乾隆时期,阎大镛《俣俣集》案,问官指出“不避庙讳”,“御笔”朱批:“如此可恶,当引吕留良之例严办矣。”吴英“拦舆献策”,建议了五件事,不能答应就不答应吧,不是这样做,偏挑他写了两个“弘”字是“迭犯御名”(乾隆名叫弘历),碎剐凌迟。还有,一个“明”字,一个“清”字,都不能随便使用,因此而遭杀身之祸的也大有人在。例如:李?《虬峰集》里有“杞人惊转切,翘首待重明”之句;徐述夔《一柱楼诗集》里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胡中藻《坚磨生诗钞》里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这些都是死罪。事例太多,无从列举了。

深文周纳,吹毛求疵,是一切文字狱案件中必然采取的。为什么那些受害者罔知忌讳,自贻伊戚呢?殊不知,“鸡蛋里面挑骨头”,总归要硬派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不管多么小心谨慎,真是“由你奸似鬼,也要喝老娘的洗脚水”,要想规避幸免,简直不可能。传说清代雍正时期,有人在文字中写了“维民所止”,这原是句成语,不料雍正勃然大怒,说“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了头。所以吕留良留下一部《维止录》尽管是在此以前的事,凭这个书名就非得把他?尸不可了。胡中藻做学政,考试出了一个《乾三爻不象龙说》的题目,乾隆说:“乾封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定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这两个例子,一个是象形,一个是谐音,谁会想到会犯罪呢?还有一个名叫龙凤祥的人,喜欢刻图章,印了一部《麝香山印存》,“并无悖逆不法字句”,却也犯了罪,从云南再次充军到伊犁。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他不该姓“龙”,姓龙罢了,为什么还取名“凤祥”?占了皇家的吉利口彩,能不有罪吗?

从上面列举的材料不难看出,只要是笔头下写出来的文字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大则几十本的专门著作,文集诗集;小则一篇短文,一首诗,一封书信;甚或一二句诗的断句,一二句写下来的言语。自己作的,传抄别人的,以至传抄古人的,一经挑剔,决不容你摆脱。发展到后来,戏曲、音乐、绘画,以至于刻图章等等,凡是与文字有关的,也都列入文字狱的罗网了。

文字狱的处理,是非常残酷的。总是被逮捕,被抄家,坐监牢,受审讯。审讯的时候,常用酷刑;审讯的结果,总归重判。至少是终身监禁,流放边荒,充军为奴;大多是杀头处绞,碎剐凌迟。如果人已经死了,还免不得从坟墓里刨取棺木,拖出尸身,?碎焚烧。而且一人得祸,株连极广,往往一杀一大片。所有近亲家属,不管知情不知情,识字不识字,一概得“从坐”。清代并没有惩治文字犯罪的法律,但有“大逆”犯罪的案例。遇到文字狱,援引“与大逆无异”定罪。按照“大逆”的处理:“凌迟处死,正犯之子、孙、兄弟,及兄弟之子,年十六岁以上皆斩。男子十五岁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均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文字狱一构成,就意味着血淋淋的一场杀家的惨祸。所以一人被捕,常常举家自杀,以免受辱而终难逃一死。

从社会关系上讲,文字狱的株连性也是惊人的。每一案件,莫不张大其词,涉及多人,拖累甚广。如果被认为是要案,常常罪犯百十成群,攀牵数省。一本书,中间“出现问题”了,作者犯了罪,写序、跋,题诗,乃至题签的人都有罪。这还不说。还要追查何人出资刻印,何人雕刻,何人印刷;书印多少,何人贩卖,何人购买,赠送何人。核对详实,扫数上缴,缺一本也不行。书板要解京劈毁,决不能少一片。所有有关的人,全都有罪。即或你虽有书,却没有看过,事实证明是如此,那也不行,谁让你不看、不检举呢?当地该管官吏,有牵连的罪更大,没有牵连而事先失察,也同样有罪。古时有所谓“瓜蔓抄”,按藤摸瓜找罪人;文字狱这根“瓜蔓”,枝条歧出,是长之又长的。

不要以为文字狱硬栽罪名在受害者身上,可以不费心机随便说说就完了。其实不然。那些案子,莫不经过精工细作、炮制而成的。为了遮掩天下人耳目,要说一些强词夺理的话,用以表明给戴的帽子是合乎尺寸的。论手法主要耍的也不过几种,只是花样翻新,愈出愈奇罢了。常用的手法首先是牵强附会,肆意歪曲。你说是活的,他偏说你指的是死的;你说着东边,他偏说你影射着西边。尽管理论上不符合逻辑,他却能振振有词。其次剪头去尾,断章取义。或者挑一段,或者挑二三句,不管上下文如何,只给你加上些“虽然”“但是”的字眼,就正面变成反面,反面变成正面,意义全非了。再其次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经过了嫁接的文字,和原来当然不一样了,他说这是你的手笔,这却是无可辩论的。在这些手法之外,更有制造伪证,肆为谰言的,那样故入人罪,越发的可恶了。

统治者的意图,爪牙们总是心领神会的。当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的时候,爪牙们就都争取搞几个以立功,用无辜臣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这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搞不出,是无能。别人抢先揭发了,你还不知道,一旦被认为“失察事小,隐讳事大”,不但会丢官,而且也有抄家弃市的可能。这样的例子岂止一二个。有时下面检举揭发,因为不是统治者要整的对象,来个“谕旨”,“所奏殊为过当”,“传旨申饬”。不要以为挨了骂了,其实“简在帝心”,将来自有重用之曰。这些都成为做官的诀窍。办理文字狱,宁枉毋纵,宁重毋轻,是必然的趋势。至于爪牙彼此之间,党同伐异,互相攻讦,这样构成的文字狱,也是有的,那就不在话下了。

对于社会的影响,文字狱是恶劣而深远的。那些想向上爬而没有阶梯的,钻头觅缝在别人的文字中找毛病,检举揭发,作为自己猎官的敲门砖。有仇恨嫌隙的,利用文字狱陷人于死地,以伸其报复心愿。也还有敲诈勒索、强求不遂的,其初是只拉弓不放箭,后来却终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把文字狱构成了。再还有那朋友投赠,书信往来,“忝在知交”,无所不谈,偶或一二字句有失检点,受者怕被牵连,岂敢知情不举?变生肘腋之间,有些人就这样糊里糊涂被出卖了。有个名叫梁诗正的,本是协办大学士,告老还乡。乾隆怀疑他不是本意,“谅有怨言”,就叫浙江按察使富勒浑去做他的特务工作。混得熟了,梁只说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富把这话打报告,并且说梁“举止语言,无不缜密。即有怨怀,不敢遽为吐露”。乾隆见到奏折,加上朱批说:“如此,则是伊知惧,尚不至于怨望,何必深求!”这事正好反映了当时情况:不敢留字迹,不敢说话,整个社会都死了,真正到了“万马齐喑”的地步。


【转自中华历史网上的转帖,起始来源不详。】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06-12-30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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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unlover

#2  

漫谈中国文字狱

文字狱是指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打击异己份子,镇压不合自己口味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言说而犯罪的案件。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制造的很多文字狱是完全没有意义与目的的,可以称之为毫无目的的残酷。这种残酷纯粹是愚昧残暴的表现,是独裁者权势膨胀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因言论而得罪,在中外都是有的,但就论镇压之烈、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则中国可稳做第一把交椅。大家都知道,在中世纪,意大利有个宗教裁判所,是专门用来镇压基督教世界的新生思想的,几百年下来处理了几万人,而中国皇帝兴办的一个文字狱案件便能杀掉几千人。

文字狱与中国思想史

中华民族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绚丽无比,当时有诸子百家,百家学说盛行,而孔家只是其中一家而已。流行度还比不上杨家学说与墨家学说。有《孟子》为证。孟子在《孟子` 滕文公章句下》里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孔门生意实在是清淡。究其原因,还在于当时各诸侯国忙于征战,精力不够,实在是管不了老百姓的想法。托战乱的福,中国的各种思想在那时得到大发展,替中华民族狠狠地挣了一回脸。如果没有这个诸子时代,中国能不能称得上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度还是个大问题。使中华民族跻身于先进民族,诸子功不可没。

因为,一个没有思想没有品行的民族,无论怎样博大,也只是行尸而已。

等到秦朝建立,独夫秦始皇有了余闲,便管起天下人的思想来了。由于秦始皇无道,性情残暴,当时有许多批评他的人,这些人还引经据典,说古时候是怎样的,说孔子、墨子是怎样讲的,于是秦始皇大怒,放了一把火,把天下除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用现在的话来说外,就是纯技术类的书)的书以外,其余的全都烧了,意思是看看你们还能引什么经论什么据来批评我。谁知,还有一些“愣头青”(主要是儒生与方士)看不清形势,居然还坚持自己的思想,凭着自己记忆中的先圣的话语来诽谤秦始皇先生,秦始皇先生又大怒了,于是来个斩草除根,把这些儒生与方士全都活埋了。这一下,天下才“果真”是鸦雀无声了。于是秦始皇先生非常高兴,自以为江山稳固,可以传递万世了,可惜的是,十五年后,不仅秦始皇先生本人,连他所有的亲族都被天下人杀光了,于是中国从此无嬴性。

到了汉朝,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办法,不烧书,不坑儒,而是抬出儒家,一统天下。他们的策略很简单,如果你想当官,你就得接受儒家思想。如果你有别的思想,对不起,请你走人。

到了唐代,建立了科举制,这个时候,你想当官,不仅仅是接受儒家思想就够了,还得精通儒家思想,熟读五经方有上线的希望。其次宋元明清时代,各个朝廷都抬出儒家思想来压人,不仅如此,到了明清时期,儒家思想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玩物罢了,朱元璋就声称:“孟子这老头假如还在的话,就把他抓过来给宰了。”为什么?因为孟子说过:“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还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的这种民本民主思想是大大不利于独裁者的恣意统治的,自然就被超级独裁者朱元璋同志所痛恨了。

中国的统治者其实是没什么真正主义、真正信仰的,对他有用的他就要拿过来加以强化,对他没用的虽是儒家思想他也要加以摒弃的。

压制思想的极端表现就是制造大量的文字狱。中国的每个朝代都制造了大量的文字狱。在这种高压统治下,别说是发表异端思想,连在私下里痛骂一声狗皇帝都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弄不好就会被灭九族。

中国的文字狱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思想被压制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被统治者愚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民族从先进民族蜕化为劣等民族的历史。中国,自秦朝以来便再无世界级的思想家、哲学家了,原因很简单,一个人连自己有自己的想法都是一种罪恶,你叫他怎样成为思想家?何况,一个思想家的生成,是需要吸收很多人的思想养料的,当这些养料都无法采到时,又何以站在巨人的肩上,以完善其思想?

由于中国的特殊性,中国人的思想大放光芒,有所成就的时期都是在战乱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时期、五四时期与军阀混战时期。这倒不是说战争是思想的孵化器,思想一定要在战乱时期才得以生长。不是这样的,只是中国比较特殊而已,一代又一代统治者总是不尽余力地压制各种思想。以图得所谓的稳定与长治久安。

文字狱与制度的设计

就人的天性而言, 是喜听颂词而恶闻谏语的, 所谓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 忠言在很多时候都是逆耳的。历史上爱听阿谀之词的举不胜举,但专爱听逆耳之言的好象没几个。即使是圣明如唐太宗,这个一千年才出一次的仁君(《旧唐书》称他为“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也有受不了他手下那个忠心耿耿的谏官魏征的时候,有一次退朝之后对他老婆说:恨不得把这个乡巴佬活活宰掉。还好他老婆见识比他更高超,总算劝住了。

天下人都有爱听好话、恶听批评之语的通病,一言不和,拨刀相向实在是常事。作为一般百姓而言,手头既没刀,也无权力判人死刑,虽然在气头上,大骂几句也就罢了。但如果是皇帝的话,就不一样了,他一发怒,就说:“推出去斩了。”于是那个跟他言语不合的大臣就被斩了,一点余地都没有。虽然以后后悔了,最多也就把这个大臣的墓修一下,给他的儿子封个官,给这个大臣谥封个什么忠侯之类的号也就罢了。

然而,这个好大臣终究是不能爬出坟墓了,而他的能兴邦利国的好建议也终究因为时世变迁而终究作废, 徒留遗憾。

由于古代中国的极权设计, 历史上敢进触怒皇帝的忠言, 敢说触怒皇帝的真话的大臣向来就少, 毕竟, 生命诚可贵, 来一趟世间实在是不易, 谁知道这次来过以后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再来, 何况大臣们向来能吃得肠肥脑满的, 对人生更是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能瞒当然是瞒了,能不说当然是不说了,中国历史上虽提倡“文死谏,武死战”,但死谏的臣子实在是很少,这不能说臣子们的觉悟不高,毕竟这个代价太大了。设想你是臣子,你会为了一句说了也不见得被采纳的谏言,而冒被夷九族,身被零剐的危险吗?

不是臣民的觉悟,而是制度的设计自然地使每个人变得越来越驯服,越来越胆小怕事,也越来越不敢讲真话,到后来,连脑子也懒得动了。

所以,一个良好的制度应该制约每一个人的权力,以保证人们敢于开动脑子,提建议,说真话,反之,没有一个平衡权力的机制,比如在皇权社会里,即使皇帝老儿提倡人们进谏,人们也未必敢进谏,毕竟,你一火起来,我的脑袋就要搬家了,谁知道你皇帝老儿什么时候翻脸啊。国外有句名言,总统是靠不住的。只有在一个权力平衡的社会里,一个在制度上保证了说话者没有后顾之忧的社会里,真话、实话才会逐渐得到兴盛。

而一个人人敢于讲真话,人人敢于动脑子,搞创新的时代才会真正来临。

而在一个不仅不提倡讲真话,而且在制度上也打压说真话者的社会里,那么,我们除了能听到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屁话外,还能指望听到什么呢?

中国历史上文字狱之异葩奇观

最早的文字狱:夏桀所制造的关龙逢一案

夏朝末代皇帝桀是个昏君、暴君。史称:“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逢进谏曰:”为人君身行礼仪,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也。今君用财若无尽,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杀之。

“莫须有”的文字狱案件:颜异死于腹诽

汉武帝时,由于连年对匈奴用兵,国库空虚。汉武帝为了筹钱,发行了一种皮币(原料是皇家园林上林苑中白鹿之皮),其法定面值抵钱40万,而当时王侯宗室朝贺所献苍璧才值钱数千。皮币发行后,汉武帝向大农令颜异征求意见。颜异认为这种皮币脱离了实际价值,表示反对。汉武帝因此怀恨在心。恰逢有人因别的事控告颜异,汉武帝便命张汤受理此案,而张汤本来就是与颜异有私仇的人,他秉承汉武帝的旨意,一心要置颜异于死地。调查得知:颜异曾与客人交谈,客人说起朝廷政令多有不便,颜异“微反唇”,即嘴唇略微动了一下。(王先谦《汉书补注》云:“颜异闻客语,不敢应,而仓促自禁,不觉微笑而褰唇耳)张汤据此上奏,说颜异身列九卿,见政令不便不向朝廷奏告,而私下”腹诽“(在心中诽谤),于是处以死刑。真是欲加以罪,何患无词!连肚子里怎么想都成了一种罪证。(谁知道你肚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最残暴最荒谬的文字狱制造者:朱元璋。

此公为一极端变态之人物,这一点从此公的画像即可看出。此公的相貌在相书上被称之为“五元朝天”。“五元朝天”实是“五官朝天”之意。意思是指他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耳朵都露出来往天上翻,确是一副可怕的尊容。不过,相书上又说,这“五元朝天”是相貌中的极品,是注定了要当皇帝的,这一点本人甚为怀疑。

由于出身贫贱,父母长兄早亡,此公替人打过工、当过流浪汉、当过盗贼、后来当了和尚,和尚庙被起义军烧后,就跟起义军一起打战去了,最后当了皇帝。

由于相貌不好,出身不好,学历又不够,朱先生内心深处便有了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对别人的言辞就特别敏感起来。

表笺之祸:明初定制,凡遇正旦(岁首)、冬至、万寿圣节(皇帝生日)等节日,及册立太子等庆典,各级官府须上表笺祝贺。这些表笺基本上都是由官府训导、学正(相当与现在的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之类的)出于职责写的,本是官样文章,走走场用的,谁知朱先生对这个却很计较,总是用异样的眼光去读这些文章,结果由于他读书不多,对字音字义、文理文脉、用典藻饰等半懂不懂,于是正经本分的文章经朱先生一读,都成了含讥带诮的文章,害的绝大多数的秘书长都成了冤死鬼(据说幸免于难的只有蒲州学正张某一人)。

请看朱元璋先生的光荣事迹:

北平府学训导林伯瑾所写的《贺冬节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本是一个天大的马屁,说朱先生不仅自己,连他的子孙都是人类的模范、表率,虽知朱先生把“则”附会为“贼”,于是被杀。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作贺表,内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这个马屁更响了。但朱先生看了,把光附会剃光头为僧,把“圣”附会为“僧”,把“则”附会为“贼”。于是,被杀。

陈州训导周冕作《万寿贺表》,内有“寿域千秋”之句。果然是个美好的词句。可是朱先生看了,把“寿”附会为“兽”,加上不认识“域”字,把“域”误读为“或”字,而“或”字与“祸”字同音,于是,被杀。

德安训导吴宪作《贺立太孙表》,内有“天下有道”句,被朱先生附会为“天下有盗”,于是被杀。

例子不胜枚举。朱先生这一路杀下来,直杀得天下读书人胆寒不已。直叫道:“请给我们一个做奴隶的规矩吧。”圣明仁慈的朱先生终于动了慈悲之心,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制定了一篇《庆贺谢恩表笺成式》,从此“秘书长”们写此类文章时只要照抄即可。总算可以苟活下去了。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想当一个安稳的奴隶也不是唾手可得的,而是经过无数奴隶先辈们流血牺牲换来的。

最令人悲痛的文字狱牺牲者:方孝儒先生

圣明的朱元璋先生生了个圣明儿子,叫朱棣,这个朱棣先是被封做燕王。后来看看他的侄儿建文帝软弱可欺,就起来造反,最后把建文帝逼死了,自己当了皇帝。

朱棣先生当了皇帝后,觉得应该找个天下最有名望的文人写个登位诏书,当时天下最有名望的文人是方孝儒先生。于是朱棣找来方先生。逼他写诏书,可是方先生认为他这个皇帝来路不正,不肯写。朱棣就发怒了,问:“你到底写不写?你不怕我杀你九族吗?”哪知方孝儒是个极其倔强的人,他说:“你即使杀我十族我也不写。”朱棣听了大怒,果真下令灭其十族。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统治者虽嗜杀成性,但是最多也就灭九族。方孝儒是第一个被灭了十族的人,他的学生也被当做一族杀掉了,真是可怜啊,这一杀总共杀了847 人。

当年燕军南下时,朱棣的老师,也是他的主要谋士姚广孝临别前嘱咐他千万不要杀方孝儒。说:“你当了皇帝后,必会设法让方孝儒出来为你服务,然而方孝儒一定不会听命于你的,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杀他。因为,你杀了方孝儒,天下‘读书种子’就绝灭了。”当时朱棣是答应了,可惜,暴君毕竟是暴君,方孝儒终被灭了十族。好残酷的手法,至今读来,犹觉毛骨悚然。

最热衷于制造文字狱的皇帝:乾隆

乾隆一朝,制造的文字狱案件总数在140 次以上,连疯人说疯话都不放过。乾隆期间因疯人说疯话被处死的有六起。如刘三元案。刘三元本一向疯癫,自称梦见“神道对我说,我乃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把这些话写了下来。后来这事传到了乾隆耳里,乾隆才不管他有没有疯,马上通过督抚下令把刘三元拟大逆罪凌迟处死。更可恶的是,乾隆热衷于查禁各类图书,明令全国查办有“违碍”之书,还把查书力度与官员政绩挂钩起来,经过十九年的查禁,乾隆终于成功的销毁了十几万部图书。到了乾隆后期,文字狱造的差不多了,书也查光了,终于成功地把神州4 亿人民变得鸦雀无声,真正达到了“万马齐喑”的高境界。

【转自中华历史网上的转帖,起始来源不详。】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07-1-4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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