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变的梁启超
张家康
梁启超尤为欣赏日本政治家吉田松荫和意大利政治家加富尔，对他们善变的政治策略倍加赞扬，称他们为善变的豪杰。他说：“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也。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在中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变革进程中，梁启超顺应时代前进的潮流，“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所谓我操我矛以难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他也是个善变的豪杰。
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
中日甲午海战后，清政府在日本强大的军事压力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时，梁启超和康有为等正在京城参加三年一次的举人会试。噩耗传来，应试的举子们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他们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带领下，联名给清廷上书，“力言目前战守之法，他日自强之道”。这份为清廷“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的《万言书》，大胆提出“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的改良主义主张。可是，清廷却视之如虎，闻之变色，以致“恐人心汹涌，局将有变”，而提前“盖宝”批准了《马关条约》。梁启超没想到拳拳爱国忠心竟会落得如此结局，不禁愤而疾书：
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着悲歌。
公车上书碰壁后，梁启超没有气馁，仍然积极鼓吹变法维新。其间，他所创办的《时务报》因以“变法图存”为宗旨而“震动了整个帝国”。他认为，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已到了“去陈用新，改弦更张”的时候，变法已成为历史的必然。那么，又如何来变法呢？他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所谓“变官制”，就是首先要从体制上实行变革，将封建君主专制变为君主立宪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协助康有为游说于日本等国政府，进行所谓“勤王”运动，以恢复光绪的帝位。当时，孙中山等革命派也流亡日本，当得知梁启超、康有为也在日本，曾多次托人前来，商洽两党联合大计。可是，康有为却以两党宗旨不合，一直将孙中山拒之门外。只是由于日本友人犬养毅的一再撮合，康有为碍于情面，才不得不让梁启超前往会见孙中山。1899年春，康有为离开日本，梁启超才有了与孙中山频繁接触的机会，他们都似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梁启超基本认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意识到改良主义的主张是过时的、不适宜的。他在致孙中山的信中说：
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唯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君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
与康有为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梁启超不固执己见、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服从真理，“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自此，他与孙中山经常来往，“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咸主张革命排满论调，非常激烈”。梁启超还集结了改良派中的十三人，即所谓“十三太保”，共同谈论革命。他甚至背着康有为，和孙中山共商组党之事。当有人指出康有为将要出面阻挡时，他却说：“惟有请康先生闭门著书，由我们出去做去。他要是不答应，只好听他，我们也顾不了许多了。”
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回忆道：“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而年间函札数万言。”他没有为康有为所左右，仍然维持与革命党的合作关系。为了推翻慈禧太后的专制统治，他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堂，专门培养军事骨干。1899年冬，大同学堂学生林锡圭等受他的指示，随唐才常回国。次年春，他们在上海成立正气会，不久又改名自立会。这个组织的“扶清灭洋”的口号，也由梁启超改为“救国自立”。唐才常还组织自立军起义，并推举梁启超为自立军总指挥。而这场所谓“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请光绪复辟”的勤王运动，很快便被慈禧太后镇压了。勤王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的情绪曾一度低落。然而，当面对整个中国暗无天日、风雨如晦的政治局面时，他的战斗意志又被激奋起来。于是，梁启超在创办《新民丛报》后，又创办《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认为“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
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
康有为没能说服梁启超，心中不甘，便指示他去美洲考察，其途中活动均有美洲的保皇会安排。梁启超也乐意去美洲游历，以考察美国的共和政体，想用事实说服乃师康有为。1903年2月，梁启超在两名侨商的陪同下，由日本横滨乘远洋客轮开始其美洲旅程。这天正是他三十岁生日。但见海上风波不兴，碧空万里，海鸟低回，景色宜人，可梁启超却长吁短叹，颇为神伤。他回首十年来奔走变法维新，竟大失所望，不觉扼腕长叹：“十年十处度初度，颇感劳生未有涯。”“一事未成已中岁，海云凝望转低迷。”
一路行来，梁启超受到侨居美国各地的中国保皇会的热烈欢迎，每到一处讲演，必有成群结队的保皇会员前来聆听。他怎么也想不到，海外华侨会如此虔诚地认同保皇会。梁启超的意志开始动摇了，因为梁启超毕竟不是个彻底的革命派，虽然他赞同孙中山的革命共和，但那也是有条件的，即只革慈禧的命，仍要把光绪作为“明君”看待，甚至想到革命共和成功后，光绪也可以当共和国的总统。整日生活在如此沉迷的保皇氛围中，梁启超招架不住了，思想感情终由“革命”、“破坏”倾向保皇。他说：“此行见海外人之热心，益觉得非轰轰烈烈再做一场，则此身真无颜立于天地。”
梁启超在美国考察时，西方世界的所谓民主、自由、博爱，曾使他为之怦然心动。然而，当将美国共和制和英国君主立宪制进行对比后，他又认为美国政治比英国政治更为贪黩、腐败。况且，英国对美国殖民时，议会民主政治方在美国生根，人民才开始培养自治的习惯，才具有运用民主政治的能力。所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要比美国的共和制优越。当到旧金山的华侨社区考察时，他发现那里环境肮脏、团体松散，打架斗殴时有发生，远不如当地的白人社区，且逢华侨会馆选举时，更屡有凶案。梁启超由此认为，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共和制国家里，华侨尚且如此，而在背负着几千年专制集权统治的中国，就大多数国人教育程度和人格素质而言，是不能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他慨然断言：“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
梁启超终究是个改良主义者，即便在他最激进的时期，其所宣扬的“革命”、“破坏”，也是有着特定的内涵的。他在《释革》一文中就是如此解释革命的：“易姓者固不是为Revolution，而Revolution又不必易姓。”这就是说革命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易姓，不能改朝换代。革命只是针对慈禧等顽固派，万万不可革清朝的命，光绪还是应该存在的。不久，梁启超又发表文章说，革命应提倡预备精神，应将革命放到将来去完成。访美归来后，他已经视革命为异端，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指出，中国历史上革命有“七大恶”，认为革命必乱，革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只会带来恐怖，让人民遭殃。
梁启超政治立场的转变，自然引起朋友的诧异，有人说他是标新立异而“好名”。梁启超撰文辩解说，几年前，自己确实信奉“革命”和“破坏主义”，可是，既然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霍然自见其非”，也就自然要服从真理，而不能因图虚名而妄谈革命。梁启超愿意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欢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章。他与同盟会骨干各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阵地，就中国实行何种政治体制问题进行激烈的论战。在长达三年的政体论战中，他满以为能说服这班革命分子，可是没想到，“数年以来，革命派盛行国中……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结，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梁启超已是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主动挂起免战牌。“泪眼看云又一年，倚楼何事不凄然。”回首几年来的政治活动，竟如此艰难坎坷，他不禁凄凉怅惘。
1906年9月，清廷颁布预备立宪的上谕，梁启超闻之情绪激昂。因为他的将中国分为两步走，即先期实行“开明专制”后期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设想已经应验了。他主动为清廷御前会议草拟了《考察各国宪政报告》，给中国的“君主立宪”构建了总体框架，即君主（皇帝）为国家元首，有着至上的尊严，国会则在法律上代表国家机关。梁启超认为两院制最适宜中国。上院（左院）由皇族、各省代表、敕选、蒙藏议员组成，下院（右院）由选举的议员组成，平等代表全国国民。这位以中国的“宪政灵魂”自居的政治家，正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地要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
和袁、慰革，逼满服汉
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梁启超虽然不赞成民主共和政体，但是，他作为一个理智的政治家，面对已然形成的历史事实时，是决不会站在历史的对立面，指手画脚、横加干涉。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民主共和仅是国体，倘能在这种国体中推行立宪政体，才是自己矢志不渝、孜孜以求的。为了应对国内的政治形势，梁启超提出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并转告国内的立宪党人。
自戊戌政变后，袁世凯出卖改良派而官运亨通以来，他们之间积怨日深，一直没有化解。梁启超曾制定“以倒袁为先”的方针，揭露和挞伐袁世凯。如今，清王朝已成日薄西山之势，袁世凯却手握军政大权，成为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实力派。梁启超和立宪党人要想在政治上大展宏图，就应该修正“仇袁”方针，由“仇袁”变为“和袁”，其目的正如他所说，是“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而袁世凯更想利用梁启超的声望，装点自己的政治门面。为此，他甚至谦恭地往海外去信，希望梁启超早日归国。最后，他们终于握手言和了。
梁启超和革命党虽曾有过短暂的合作，然而，更多的则是无休无止的论战。由于辛亥革命已经胜利了，那种视革命为“腹心之患”的心态，也应该尽早地调整过来。于是，梁启超有意向革命党传递信息说：“立宪、革命两者，其所遵之手段虽异，要其反对现政府则一而已。”明确指令国内的立宪派与革命党罢战言和。其实，武昌起义发生后，国内的立宪派，如汤化龙、张謇等已和革命党携手合作，响应起义。孙中山等十分欢迎梁启超转变政治态度。章太炎、黄兴等也都表示欢迎他早早回国。汪精卫还以后学的身份给他写信，对过去论战冒犯之处表示歉意，“今共和之治，毕露萌芽”，“以积学养望，夙以指导国民为念如先生者”，当为共和政治做出贡献。
尽管梁启超一直想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革命会如此迅猛地波及全国，对清王朝的所有希冀也就化为了泡影。然而，他依然坚持认为，处此震荡多变的时期，清政府这个“附骨之疽”还不能马上切除，应该采取强硬的手段，逼迫清政府“下诏废八旗，皇帝自改汉姓，满人一切赐姓”，使其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梁启超极力推崇英国式的虚君共和制，并解释说，此时的君主仅仅是一个象征，“而政无大小皆自内阁出，内阁则多得国会多数信任于始成立者也。国会则由人民公举，代表国民总意者也。其实际与美法等国之主权在民者丝毫无异”。
梁启超的“和袁、慰革”的方针，得到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基本认同和响应。可是，他的“逼满服汉”的“虚君共和制”却遭到各方的激烈反对。尽管梁启超一再解释说，“国会既揽实权，则满洲不革而自革”，也难以为革命党所采纳。在关涉中国未来走向的根本问题上，梁启超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因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前赴后继、浴血奋斗，其目的是永远地结束封建帝王的专制统治，哪怕是一个傀儡皇帝的存在，也是革命党人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当梁启超游说于章太炎时，章太炎便说：“今大势已粗定，清廷万无能为力，且革命党势嚣嚣”，现今尚言保留清帝之事，“亦愚者之见”。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梁启超的“虚君共和”的设想，已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于是，他才心甘情愿地拥护民主共和。国内的立宪党人和各方政治势力都翘首相盼梁启超早早归国。而他自己也是归心似箭，对未来的政治更是踌躇满志、跃跃欲试：
我已身许国，安所逃险邅。
成毁事不期，行我心所安。
天若佑中国，我行岂徒然。
待我拂衣还，理我旧桃源。
1912年10月，梁启超离开侨居十五年的日本，乘“大信丸”出发，途中急如星火，常踱至船舷，望“盈盈一水，咫尺千里”，“惟觉度日长如年”，恨不能跨海越峡，弹指间可达故国家园。
余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梁启超之所以在袁世凯的政府中担任要职，并不是想成为袁世凯的附庸，而是想以自己的意志来影响和感化袁世凯，促使其走上共和政体的轨道。可是，一介书生哪是工于心计的奸诈政客的对手。梁启超说：“吾性质与现社会不相容，愈入愈觉其苦处。”他在欲进无路、欲退不能的苦斗中徘徊和犹豫。可是，当袁世凯刚刚暴露其欲帝制自为的野心时，梁启超便果断地表示出不愿同流合污的决心。1914年2月和次年1月，梁启超分别辞去司法总长和币制局总裁职，有意疏远袁世凯，采取不合作态度。
1915年1月，袁世凯之子袁克定在北京郊外汤山宴请梁启超，并请杨度作陪。席间，袁、杨二人“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之意，希望得到梁启超的赞同，梁启超则明确表示反对。不过，梁启超对袁世凯还是仁至义尽，写了一封长信，忠言相告说：“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
其后，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已经正式拉开帷幕。8月10日，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宪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作舆论造势。接着，杨度等发起组织筹安会，公开为袁世凯称帝鸣锣开道。梁启超得知这一消息后怒不可遏，在给女儿思顺的信中说：“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域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梁启超告诉女儿，自己正在写一篇关于国体的文章，以驳斥帝制论者的谬论，这篇文章便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梁启超在舆论界的权威、知识界的影响，是袁世凯所毋庸置疑的。所以，袁世凯立即派杨度做说客，并携带二十万巨款前来天津，以为梁父祝寿为名，贿赂梁启超，请他不要发表此文。被他婉言谢绝后，软的不行，袁世凯又换了一种手法，派梁士诒前来威胁，说：“谓君亡命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梁启超笑而答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一篇旗帜鲜明的反袁宣言。这篇文章无情地揭露了袁世凯口是心非、狡诈阴险、复辟帝制的罪恶行径，警告国民说，变更国体、复辟帝制，是“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诒国家以无穷之戚也”。当日的《京报》和《国民公报》，因发表或转载该文而售罄无余。“而凡茶馆、旅馆因无可买得只可向人辗转抄读。”梁启超最终从精神的樊笼中突围出来，由“联袁拥袁”经“离袁劝袁”以致“反袁讨袁”，一生中的最辉煌的时期由此而开始。他的学生蔡锷曾评价说：“帝制议兴，九宇晦盲。吾新会先生（指梁启超，作者注）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震荡而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
袁世凯仅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便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一命呜呼了。可是，仅仅一年的时间，康有为、张勋文武“二圣”，便又拥立溥仪复辟帝制。还在袁世凯称帝时，康有为便欺骗舆论说，国人不是不要皇帝，而是不愿意袁世凯当皇帝，“袁世凯失败，在于动了鸠占鹊巢之念”，“帝制非不可为，百姓要的却是旧主”。当梁启超揭橥反袁时，康有为便怂恿他乘势复辟帝制。虽然梁启超一直对康有为以师尊相敬，可是当康有为滑向历史的反面时，他便毫不犹豫地予以批评，指出康有为“与众为仇，助贼张目”，乃“大言不惭之书生”。所以，“世界潮流不可拂逆”，张勋的短命复辟只喧闹了十天，便草草收场。
1917年7月14日，段祺瑞就任国务总理，黎元洪宣布辞职，副总统冯国璋就任总统。梁启超以为民主共和政体已经崭露复兴的曙光，一改“以在野身份参与政治”的诺言，欣然应聘任财政总长，以展现其改革中国财政的宏图宿愿。可是，当时国内军阀内战正炽，军费开支直线上升，段祺瑞扩充军备的费用每有所增，金融恐慌，全国财政形势已入窘境。不出三个月，梁启超这位财政总长已是疲于应付、焦头烂额。他认真地填写了一份国家收支清单，详细地说明了国家财政已到了入不敷出的颓局。11月15日，梁启超郑重地向段祺瑞提出辞呈：“以军事未已，财政益困，任重才轻，深恐贻误，业已具呈大总统请予辞职。”自此，他才永远地脱离了政界。
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
“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屈原在政治受挫后，曾经梦游一度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郢都，因为那里是他的精神故乡。如今，梁启超的政治活动，“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他的精神故乡又在哪里呢？他早就想去欧洲漫游，到那里寻觅他的理想国和精神故乡。1918年10月，他对《申报》记者发表谈话说：“心思才力，不能两用，涉足政治，势必荒著述，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非俟著述之愿略酬，决不更为政治活动。”
北洋政府支持他远足欧洲，为此专门划拨六万元资金，朋友故旧也馈送四万元资金。12月底，他带着张君劢、徐振飞、蒋百里、刘子楷、丁文江等人，开始其长达一年多的欧游历程。欧游期间，他奔走巴黎和会，实地考察欧洲历史，研究欧洲的政治、军事、文学和哲学，会晤各界社会名流。他的思想一经与欧洲文化交汇，便在碰撞与融合中迸发出激情的火花。他在给弟弟梁启勋的信中说：“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饫以雄伟矫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如者。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
1920年3月，梁启超回到国内后开始检讨一生的政治经历，保过光绪、傍过袁世凯、帮过段祺瑞，可是，为什么竟一事无成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旧势力来改造这个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但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痛苦，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他认为以前所走的路径之所以是条死胡同，就是因为没有看到民众的力量：“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什么事。”所以，归国后，梁启超便把着眼点放在民众的身上，凡文章、演说都竭力鼓吹国民运动的观点，认为只有呼吁国民行动起来，投身到反对军阀官僚的腐败统治的斗争中去，“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梁启超认为，开展国民运动，最为重要的是要塑造“现代青年”。他伤感地说，今日“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地往坏路上走”。他呼唤青年：“醒醒吧！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你的自由意志。”“眼界放远些啊！力量放韧些啊！那么世界就没有一件可悲的事。”梁启超晚年极为赞扬五四运动，称其在“民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是“国民运动的标本”，外国人由此才“渐渐觉得中国民气和世界舆论乎”，也由此“引起中国青年的自觉心。这是中国外交的国民运动的巨大成就”。他至死都没有放弃启蒙民众的努力，号召国民关心政治、关心国家的命运，以进步、积极的国民运动，对抗军阀、官僚的黑暗腐败的统治。
梁启超病逝前两年，北伐革命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方兴未艾。他赞成打倒军阀，但是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梁启超深陷于矛盾、苦闷、彷徨之中不能自拔。他在《给孩子们书》中说：“中国几十年来，时局太沉闷了，军阀们罪恶太贯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极、厌倦到极，想一个新局面发生，以为无论如何总比旧日好。”他又说：“其实，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弄好，我绝不惜给他表深厚的同情。”他对湖南的农民运动一直不能理解，说：“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应当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
他几乎“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一生的善变多变，为的是不变的宗旨救国救民。可是，事与愿违，倾其心力的奋斗和求索，还是没有把祖国和人民从衰败和贫困中解救，他为此而忧心忡忡、自怨自艾。当共产党作为崭新的政治力量活跃在历史舞台时，梁启超终究不能以一个政治家负责任的心态放弃对共产党的政治成见。他对自己的孩子们说：“你们别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党的相同，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党那剂药所能医的。我倒有个方子，这个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这个方子大概三个月后便可以到你们眼边了。”可是，他在说这话后不久，便旧病复发，沉疴不起，直至去世，他的医治中国的妙药良方也没能拿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