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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艺术》
作者不详
人们之所以读侦探小说，为的是阅读的乐趣。尽管严肃文学作品也能给人以阅读的快感，但两者是明显不同的。与严肃文学相比，侦探小说是一种另类文学，侦探小说作家也有着不同于严肃作家的创作原则和追求。然而在批评家当中却有这样一种趋势：他们运用一种单一的，只适用于严肃作家作品的标准来衡量这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也就是说，用一种创作者并不遵守、甚至明显排斥的标准来评价侦探小说，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严肃作品意在激发人的美感，侦探小说则重在娱乐。他们的心理功效不同，不能相互代替。人类天性喜好探索，侦探作品的产生和存在正是立足于这一点。在阅读当中，读者与侦探一道，寻找线索，运用智慧，一步步揭开迷案，这绝不亚于一次真实的历险。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分析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试图对传统侦探小说，进而对侦探小说这一文学类别的艺术特色，做一初步的探讨。
20世纪40年代，侦探小说在世界范围内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批评家埃德蒙得·威尔逊的文章《谁管它谁杀死了罗杰·艾克罗伊德？》尖锐批评了这种对侦探小说的普遍赞誉和热衷，该文确实代表了部分批评家的看法，在回答威尔逊的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几个数字，目前克里斯蒂的作品在全球发行量已远超过4亿册，仅次于《圣经》。她还把自己的许多小说改编成剧本，搬上了舞台，颇受观众欢迎。其中，《捕鼠器》已在伦敦演出逾万场。由其作品改编成的广播剧、电影也一并促成了克里斯蒂的长盛不衰。与其受读者观众欢迎的热烈程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学批评家却对其鲜有问津者。 对侦探小说的一般性研究，倾向于强调其意识形态因素和社会功用。具体到关于克里斯蒂的评论，不管是为其辩护还是控诉其罪状的，代表的都是一种主观态度。这种喜欢或不喜欢纯屑批评家的个人趣味问题，与她的艺术实质则相去甚远。笔者的观点是，除了深入其作品内部，认真分析其艺术构建之外，其他任何方法都不能触及其别致的艺术实质。本文以此为旨归，围绕克里斯蒂作品当中的情节设计，悬念构建，人物刻画以及语言特点等创作技巧进行了探索，意在回答也希望最终能够回答一个萦绕文学界的老话题：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能否称得上真正的文学，是否值得批评界关注? 在绪论中，笔者对二战前的侦探小说研究情况作了扼要概括，以确立对侦探小说文学价值的认识。然后回顾50年代之后侦探小说研究的一些新视角和新发展。同时为方便以后章节的探讨，对克里斯蒂的生平创作也作了简要介绍，突出其中几个主要阶段，并列出了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品。
第一章分析克里斯蒂作品建构情节的特点。她的所有作品均可按照故事中凶手的犯罪可能性归入一个叙事系列。她的初期作品主要是运用“最隐蔽的凶手策略”，其中有几部是非常成功的经典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她先讲述一个看似根本无法解决的迷案，然后再怡然地展开叙述，逐渐使疑案得到澄清，毫无牵强附会之感，故事虽然情节各异，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读者始终很难猜到真正的凶手是谁。以这种策略结构故事，克里斯蒂能够把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解释得天衣无缝。此外，她还有一种独特的技巧即“最明显的凶手策略”。她常用一些看似坚不可摧的不在犯罪现场证据，为一个嫌疑最大的人开释，并且乐此不疲。读者虽然怀疑，但却总也无法证明，而结果此人恰恰就是凶手。运用这两种策略的最典型的例子分居这个系列的两端，过渡到中间则是所有嫌疑人受同等关注的作品，把克里斯蒂的作品作这种划分便于认识其情节设计的诸多技巧，看清她那波谲多诡的丰富情节的庐山真面目。
第二章分析侦探小说中悬念的美学效果和在克里斯蒂作品中的具体体现。克里斯蒂的作品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要归功于她设置悬念的艺术。她在顺利地将故事推向结局的同时，又尽可能地推迟暴露谜底，以延长读者那种紧张的阅读快感。在叙述当中她又层层设置悬念，强化读者的期待，最后用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局，让读者感到意犹未尽、不枉此行。 刻画人物是严肃文学作品的最重要目标，但在侦探小说当中却并非如此。侦探小说中的人物永远低于情节，由系列小说刻画的侦探也不例外。第三章分析了克里斯蒂作品中的两个大侦探——波洛和马普尔小姐。她们尽管出自同一作者笔下，也都威名赫赫，但却有许多不同之处。波洛思维缜密，渴望秩序，在犯罪文学中居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马普尔小姐则是个异常好奇的老姑娘，经验丰富，洞悉人事。本章对他们进行了对比分析，并进而揭示出作者创作理想的变化。
克里斯蒂的魅力还得自于她的语言。她之所以能从众多的侦探小说家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一直清醒地认识到，要使读者不至于在了解疑案后就匆匆去看结果如何，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做到句句吸引读者。她最明显的风格是语言的多义性，言简意丰。另一个显著特点则是大量使用对话。对话在她的小说中具有许多独特的功能，第四章中结合实例对此作了分析。
除了这些文本特征之外，结论部分补充了克里斯蒂现象的深层成因。她的创作使我们看到了这一通俗文类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潜力。自克里斯蒂之后，雅文学和俗文学之间的相互借鉴日益频繁，界限日渐模糊。
……
克里斯蒂的名望不仅仅来自于她那变幻莫测的故事情节，也来自于她设置悬念的叙述性策略。为了让悬念产生效果，一方面，侦探小说作家必须将他们的小说平稳地推向结局，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地延迟结局的揭晓。此外，作家们一般都会在一开始就将谜案写明，以便勾起读者的探索欲。随着侦探一步一步地作出理性调查，这种悬念的效果也会不断地得到增强。克里斯蒂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悬念，这是毋庸置疑的。她的很多作品也是两种形式的悬念的结合：想要了解“谁干了这件事”的欲望，以及对这名天知道是谁的罪犯重新犯案的恐惧感。
侦探小说中的悬念
按照惯常的说法，所有的故事，从最通俗的，到最深奥的，它们之所以成功，大部分是依赖于是否能产生悬念。所谓悬念，就是指悬而未决的让人牵肠挂肚的事情，当某件事开始而又没有结束时，悬念就产生了。从只言片语，到长篇巨论，悬念可以通过各种形式产生。悬念是某种焦虑的形态，这种焦虑的长短取决于作者在时间策略上的运用。侦探小说中用到的最为特殊的策略，是小说的情节构造的特性。经典侦探小说的结构由两个独立的故事所构成——犯罪行为的故事和调查罪行的故事。首次指出这一点的是雷蒙德·钱德勒： 然而，就其本质而言，犯罪小说是简单的。它包含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凶手和作者自己所知道的故事。通常极其简单，主要描写犯罪的经过和凶手在犯案后试图掩盖真相的企图……另一个是所讲述的故事。它可以经过精心编织，而且，在小说结束时，它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然而，这两个贯穿于小说中的故事，有必要得到联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在小说中的各处留下一些隐藏故事的蛛丝马迹。（Frank Macshane，42）
通过这段引语，我们了解到，一篇经典侦探小说会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揭开另一个故事。人们认为小说是在讲述调查的过程，但是这个有关调查的“公开的”故事会慢慢地揭晓有关犯罪行为的“隐藏的”故事。换句话说，“调查”故事所立足的最初的犯罪行为既是结束，也是开端。是它结束了某些事件，而这些事导致“隐藏”故事中的犯罪行为，与此同时，也是它引起了调查的故事。
因此，将侦探小说从其他文学类型区别开来的，是时间次序反转这个特点。犯罪结果暴露在我们面前，先于它的起因。侦探小说具有的这一特色，需要其注意“逻辑-时间差”（logico-temporal）的解决，而这种逻辑-时间差，将罪案的现场与真实的现场隔离了开来。因此，这种文学类型需要使用“复原”（recovery）的方法，前进是为了回溯。结果显而易见，而起因隐匿不现；各种事件不按时间先后叙述，重要、不重要的线索和读者们玩着躲猫猫。侦探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要重建正确的因果关系。他创造了一部讲述犯罪行为的调查小说。
一部经典的侦探小说可以称得上是以解决逻辑-时间差为基础的叙述性作品。这种逻辑-时间差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而是经过了重要的延迟之后进行的。延迟产生悬念，这种悬念的产生仰赖于某些慢条斯理的东西。侦探小说的趣味，正是来自于这种悬念所产生的愉悦的紧张感。因此，可以说，侦探小说的模式是故意将结局延迟，让读者翘首以盼。
这种从未解之谜中引发的悬而未决的程度也不一而足。它取决于几个因素，比如说初始事件与结局之间的时间长短，读者被书中人物唤起的同情心，由阻碍所产生的恫吓的性质，等等。假如作者打算增强小说的悬念，他（她）必须注意这几个因素。 我们都知道，侦探小说要想成功的话，根本上还是依赖于其创造悬念的力量，在悬念的创造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策略就是设置阻碍。侦探小说由两股对立的冲动所组成，这是这一文学形式最明显的特点之一。一方面，它描写各种事件，来解决犯罪行为和解答之间的逻辑-时间差。另一方面，它也包含了至少同样数量的事件，来阻止这个通向解答的过程。同其他小说一样，侦探小说由主要情节和旁枝蔓节构成，不过程度上更胜一筹。〔原注3〕
为了引起情感上的反应，所有的叙述性作品都需要将这两个要素恰如其分的结合起来。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这种结合。谈及悲剧时，他用到了“peripeteia”这个词，来指代一种突转（reversal），或者是某个出人意料地脱离了方向的行为。事实上，在戏剧的情节中，这是某种延迟的策略。在侦探小说中，在缓慢地朝着解答的行进过程中，会出现许多的突然的、意外的延迟。这样一种叙述的迂回之策，会不断的增强悬念。读侦探小说的乐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通向结局之路中的重复再三的延迟，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案例分析〔注意：本处涉及《牙医谋杀案》谜底，未读勿看！——ellry译注〕
我将讨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过量死亡》（初版名为《牙医谋杀案》），来证明我的这些观点。在这部小说中，克里斯蒂独创性地谋划了调查和谜团。这两个词汇，等价于普通文学理论中的“发现和阻碍”，它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方式相当巧妙。
在《过量死亡》的开头，一件罪案吸引了波洛和读者的注意。从那时起，读者会跟随着波洛，置身于每一个重要的现场或者每一次重要的询问中。所有的线索都清清楚楚地摆在读者的脑袋瓜里。在小说前三分之二的篇幅里，读者明了整个事件的走向。
语言的多义性
初读克里斯蒂的人会觉得她的语言简洁明了，这是具有欺骗性的。事实上，多义性正是她最重要的语言特色之一。与她同时期的著名侦探小说家多萝西·塞耶斯相比，克里斯蒂的语言少了几分诙谐却更具多义性，通常暗藏多层含义。因此，读者往往要等看到结局时才能明白那些句子的真正意思。而这一特色十分符合侦探小说的叙事结构，能使小说中的每个角色的动机都得到怀疑。通常克里斯蒂都是通过多义性的描述来达到这一效果的。
例如在《神秘的别墅》第22章里，格温达·里德和吉尔斯·里德在肯尼迪医生家里等待哈利戴家以前的客厅女仆莉莉。这时里德夫妇对肯尼迪医生没有丝毫的怀疑，他们只希望莉莉没准能知道点有关格温达的母亲海伦·肯尼迪·哈利戴神秘失踪的线索。虽然读者此时可能会怀疑医生是凶手，但也绝对想不到他已经杀害了莉莉·阿伯特·金布尔以阻止她说出重要的证据。随着时间的流逝，里德夫妇和肯尼迪医生都越来越焦躁不安（缺为不同的原因）。在此作者如此描述肯尼迪医生的举止：“他在屋里焦躁地走来走去，皱着脸皮，一副凶像。”（235）在读者和里德夫妇眼里医生的焦躁非常自然，因为等待的客人迟迟不到让他失去耐心。然而一个经验丰富的读者也有理由相信这个句子暗示了某些邪恶的意味。这部小说里有很多看似中性描述的句子仔细一想后却觉得暗含邪恶。上面引用的后半句就是如此，如果肯尼迪医生没做什么坏事的话，为什么他要“皱着脸皮，一副凶像”呢？然而他脸上的紧绷也可以解释为他因二十年前姐姐的神秘失踪而悲痛。无论如何读者无法确定哪一种解释能更好的理解角色。
克里斯蒂的语言看上去简洁明了，但实际上却相当隐讳，读者常常无法判断某个句子的确切所指。小说里句子的意思取决于上下文，这导致了语言上的多义性。然而在克里斯蒂的小说里读者永远无法看清所有的上下文。理解一句话的前提是知道画外音。在小说里画外音通常指角色的概况和他对局面的判断，而克里斯蒂语言的多义性正是来源于读者对这些因素的不确定。读者往往无法辨别单个角色对局面的了解和感受，更不要说在一部侦探小说里多个角色的相互认知了。〔原注6〕肯尼迪医生的这个例子就说明我们无法确定他到底在想什么，我们对他的判断只是猜测。
这种不确定性不是小说的失败；相反它增强了悬念性。事实上语言的多义性是侦探小说不可或缺的成分。前几章的分析已经解释了这一流派的结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侦探对真实犯罪场景的重现。有些多义性的表述只有在场景重现完成时才能得到充分理解。一旦侦探小说里关键性表述的真正含义清楚了，整个案情也就明朗化了。在《神秘的别墅》里，关键性的表述就是莉莉无意中听到哈利戴夫人的一席话，“我怕你。”一旦马波尔小姐知道海伦·哈里戴是在和谁说话，她就能明白其含义，并轻松揭开谜底。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悬崖上的谋杀》（又名《他们为什么不问问埃文斯》），篇名是一个人临死前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成为小说大部分的中心谜团。找到埃文斯小姐时，这句话的含义就清楚了，同时案情也大白于天下。
对话的功能
除语言的多义性之外，写作中另一语言特色是对话的大量使用。比较而言，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中对话的运用比例比世界上其他侦探小说作家都高。在她大部分的小说中，百分之八十的篇幅是对话。一方面是因为她十分欣赏对话的魅力。孩提时代，克里斯蒂内向寡言，害怕在公共场合说话，私下里她更愿意做个听者而不是说者。但成年后，她似乎成功克服了内心的闭塞。与朋友交谈成为她消磨时光的最好方式。她努力地掌握谈话技巧，可见她对谈话艺术的珍视和敬仰。通过广泛地交谈，她接触到各色人等，对人性有了深刻地了解。她的写作就是一种交谈，更确切地说，她通过谈话创作小说。在自传中，她说到在写作前，首先她会布置好情节，然后在脑中反复排演对话。换句话说，她会扮演成每一个角色与自己对话，直到每一句话都显得自然而贴切。因此，与其说她是写出小说，不如说是谈出小说更为确切。借波洛的嘴，克里斯蒂道出她坚信谈话是侦探案情的好方法。
“黑斯廷斯，没有什么比隐瞒谈话更危险。说话……是人类用来阻止思考的发明。而它同时又是找出别人企图隐瞒什么的最可靠的工具。任何人，黑斯廷斯，在谈话中都会表达自己，展示个性。每次都会被自己出卖。”（ABC谋杀案，192-193） 如同一个出迷人，侦探小说的作家一方面必须向读者公正地展现一切线索，另一方面又要有所保留，仅予暗示。有时甚至要故意误导读者。这让所有侦探小说作家陷入两难的境地。很多人无法保持这种微妙的平衡，失衡于一边或另一边。而克里斯蒂对情节的处理非常成功。她的法宝之一便是运用对话。这里我将谈谈克里斯蒂侦探小说里对话的几个主要作用。
用对话揭示背景
事实上，对话在克里斯蒂的小说里具有多种功能，必不可少。对话的第一个作用是介绍背景。小说作家用对话来展现小说的背景是很常见的，而克里斯蒂的运用又另有特点。背景信息在侦探小说里是相当重要的，它不仅关系到犯罪的社会背景，而且暗示着罪犯的犯罪动机。阿加莎通过不同角色间的对话，而不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第三人称的叙述，达到了她揭露某些线索和同时隐藏其他线索的双重目的。
波洛先生和他的朋友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对话向我们展示了克里斯蒂在作品中对话的巧妙运用。
“你还记不记得读过有关阿姆斯特朗家的小女孩文章吗？他就是杀害小黛西·阿姆斯特朗的那个人——凯赛梯。” “现在我想起来了。一桩震惊世界的事件——虽然细节我想不起来了。”
“阿姆斯特朗上校是英国人—— 一位十字勋章的获得者。他是半个美国人，因为他的母亲是华尔街百万富翁韦·克·范德霍德的女儿。他自己娶了琳达·阿登的女儿为妻。琳达·阿登是她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美国悲剧演员。他们住在美国，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他们宠如掌上明珠。在她三岁那年，她突然被拐骗走了。拐骗者需要一大笔几乎无法办到的钱，作为放回她的赎金。我不想拿这件事已后的全部错综复杂的细节，来让你听得发腻。我要讲的主要是，在交付了二十万美元这一大笔赎金后，竟然发现了女孩的尸体，她死去已有两个多星期了。公众的义愤达到了爆炸点。接下去还有更糟糕的事。当时，阿姆斯特朗夫人正怀着另一个孩子。在受了一刺激之后，她早产了，生下一个死胎儿，自己也死去。而她的悲伤过度的丈夫也开枪自杀了。”（66）
这里波洛先生向他的朋友鲍克先生讲述了阿姆斯特朗拐骗案。波洛的讲述同时揭示了谋杀的起因和罪犯的身份。鲍克先生原也知道此案，但不如波洛了解得详细。因此，波洛详述了他所知的一切。在这段谈话中，波洛遵守了最大限度合作的原则，因为他忠实地回答了他伙伴的问题。此外，他还提供了一些额外的信息，超过了数量的最大限度。根据这一限度原则，一个人必须在谈话中提供给对方同样的信息量，只能多不能少。这种对数量限制的超越正好使读者，也使鲍克先生对背景有更多了解。这种超限在侦探小说里有着特殊的作用。无论何时作者想要揭示什么，他或她可以开始一段对话。由于对话的随意性，这种揭示方式使用起来很方便。然而，在这个案例里，波洛对阿姆斯特朗家庭的了解也是有限的。从他的谈话中读者无法得知谁与阿姆斯特朗的案子有关，接受了复仇的任务。这个例子极好地证明了对话在克里斯蒂小说里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手法来揭示和隐藏信息。
用对话制造红绯鱼〔red herrings，红绯鱼，指迷惑人的线索——ellry译注〕
红青鱼是指熏过的青鱼，在侦探小说里指虚假的线索。这些线索表面上符合故事发展，与案情有关，会把读者引向真相，但事实上它们只会误导读者。克里斯蒂是运用红青鱼的高手，尤其在对话中。同样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波洛无意中听到一段阿巴思诺特上校和德贝汉小姐的对话就很可疑。
波洛头一次在餐车遇到他们的时候：刚进来的人对姑娘略微点了点头。
“你好，德贝汉小姐。”
“早上好，阿巴思诺特上校。”
上校站着，一只手放在她对面地椅子上。
“有妨碍么？”
“当然没有。请坐。”（6）
这个下午的另一段对话：波洛正站在他们的旁边，并且听到了她的低语：“多美啊！我希望——我希望——”
“什么？”
“我真希望我能尽情地欣赏一番！” 阿巴思诺特没有回答。他颌部的那条方形线，似乎更加严峻，更加冷酷一点了。
“我多么渴望你能摆脱这一切啊！”他说。
“嘘，别响！嘘！”
然后是当天晚上： “玛丽——” 姑娘打断了他。
“现在不行。现在不行。等事情全部结束。等那事情过去之后——那时候——” 波洛先生谨慎地避开了。他感到奇怪。
如上引用的三段对话,两个英国人在同一天使用不同的称谓称呼对方，表达的关系也不同。他们早上的对话仿佛是两个毫不相识的陌生人；但是晚上那段挺神秘的对话中两人却直呼对方名字。众所周知英国人是很保守的，他们不会在一天内就能如此亲密，同时他们谈话的内容也隐含着秘密。一个细心的读者在这两个角色出现时会留意这三段对话的所指不同，而且由于这两个角色出现的较早，也比较容易受关注。因此一旦发生谋杀案，读者自然就会怀疑他们。这也正是作者想要达到的目的。事实上，这两个人只是小帮凶。如此一来，这些对话成功地吸引并误导了读者。克里斯蒂就这样运用虚假的线索把无辜的人塑造的和坏人一样鲜活有趣，引得读者一个接一个的怀疑好人。读者沉迷于东奔西跑的抓坏人，这也正是阅读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乐趣所在。
用对话作为询问的策略
作为文学作品中最伟大的侦探形象之一，波洛以其推理能力、盘问策略、奇特的外表、傲慢和洁癖而著称。和他的创作者一样，波洛也对对话的魔力深信不疑，在下面的句子里就有明显体现：
“正如我刚才所说，只要通过对话就行。通过聊天！通过谈论某一件发生的事，或某个人，或某一天，通过反复谈论，多余的细节就必定会呈现出来。”
（ABC谋杀案，111）
“当你在谈论事物的时候，你看来像是把自己的路子弄清楚了，这是常有的情形。有时，你做出判断，可并不了解发生了些什么事。谈话总是能以某种方式引导出许多情况。”（同上，117） 波洛十分擅长与人展开谈话并能为调查找到意料之外的线索。他的杰出技巧主要体现在交互询问的对话中，因为他总能引导谈话的方向让其他对话者落入陷阱。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波洛在询问旅客谁有一件猩红色的晨衣，以下就是波洛与德贝汉小姐对话的一部分。
“啊！恕我说话冒味，我曾看到过你从阿勒颇到伊斯坦布尔的路上穿的睡衣是浅紫红的，我想。”
“是的，你说的对。”
“小姐，你还有另外的睡衣？比如说，鲜红色的？”
“不，那不是我的。” 波洛俯身向前，好象一只正准备跃出去捕捉老鼠的猫。
“那么，是谁的？” 这姑娘惊慌地把身子往后缩了缩。
“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没回答‘不，我没有’，而是回答‘这不是我的’——显然这是别的什么人的。”（135） 波洛迅速的反应让德贝汉小姐惊慌失措，没有时间去组织语句或隐瞒秘密。他能挑出别人谈话中最小的毛病，然后一路追问，最后心满意足的获得他想要的信息。因此无论是犯人还是其他角色和波洛谈话都是很危险的，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希望被别人知道的秘密，但是波洛总能通过与他们谈话探得到。读者经常可以看到在波洛策略性的询问下很多角色的言词出卖了自己。 波洛当然不会被动的等待言语中的失误，他会设下重重陷阱主动给对方造成失误。陷阱之一就是在需要的时候用虚假的假设误导谈话者。以下是波洛在调查谁是手绢的主人时与安德烈伯爵夫人对话的一部分。
“那块手帕不是我的，先生。”伯爵夫人说。
“不管那上面有起首字母H吗？”
“不管。虽说与我的手帕有点儿象，可不是那种式样。当然，我知道，我不指望你能相信我。可我向你保证，那块手帕不是我的。”
“可能是有人为了连累你，把它放在那儿的？” 她微微一笑。
“可是，毕竟，你还是在诱使我承认，它是我的？但事实上，波洛先生，它不是我的。”（199） 在此当波洛第一次被否认后并没有放弃而是试图用虚假的假设让伯爵夫人上套。虽然这次伯爵夫人逃脱了，但是其他一些人可没有这么幸运。这一招对波洛十分管用。 本章讨论了克里斯蒂小说中对话的三种基本功能，但对话还具有其他如塑造人物、隐藏线索、描述场景等作用。比如说克里斯蒂的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大都靠本人的话语和其他人对话中对其的提及。总之，读克里斯蒂的小说就如同倾听机智迷人的对话。
摘编：阿加莎·克里斯蒂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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