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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载] 阅读茨威格

阅读茨威格

老达 / CND


  知道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通过他的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看不见的收藏》等著作。他的小说一上手,就扣人心弦,被作者刻划人物心理的激情与动荡所激发的同情与惊奇,想一口气读完。这种阅读经历是一种享受,不易觅得。茨威格是讲故事大师,更是心理分析大师。他好像能钻到被刻划人物的心中,把他们最隐密细微的心理活动展现给读者,不管这个人物行为正确与否,不作道德判断,总让读者牵肚挂肠,关心他们的命运。

  当然这样全知性的叙述与分析,现在不太时髦了,而且茨威格写得有点走火入魔,难免主观与偏见,走向极端。在文字上也嫌重复和罗嗦。的确,有时可以跳着去阅读,不必字字行行,太认真对待。

  后来知道他不仅写小说,还写了大量人物传记、散文与戏剧。特别是他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深动地记述了廿世纪上半期欧洲最动荡的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作为一个犹太人,被迫在世界各地流亡。他最终也未能见证二次大战的结局。在离他的信念能够实现前三年,在巴西自己终结了生命。

  名誉全球的作家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才六十岁出头的生命,实在令人惋惜。他是如此洞悉世事人情,为何要走这样极端之路?他自述对当时的欧洲、对人类感到绝望:“已经没有力量再重建自己的生活。”“我认为最好是及时结束这个认为精神劳动一向是最纯真的快乐,个人自由是世界上最宝贵财富的生命。”他的精神生活与个人自由被希特勒等魔鬼践踏至尽,他逃离了这些魔鬼控制的地区。难道欧洲与世界真是那样的无望,难道他真的已经精疲力竭,需要永久歇息。也许只有经历了作为流亡者的人生与时代,才能深切体会到什么才是乏力与无望了。阅读了他众多的历史人物传记,他视火热激情为人生唯一亮点,热情地讴歌这种激情,也许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是可以被理解了。

  最近除了再次阅读他的绝大部分小说外,又阅读了他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政治家的肖像》、《人类群星闪耀时》、《三作家》、《麦哲伦》、《玛丽亚 斯图亚特》和《异端的权利》等著作。读了一本,再想读一本。我惊异于他不在乎对人物写传时,去追求所谓全面、精确,他最在乎的是人物生命中最亮点时的心理活动。也许对历史学家来悦,他写的人物传记、史实不规范,定论过于匆促简单,依据不足。但对普通读者来说,他叙述的人物是极为生动、栩栩如生的,能引人思考。

  阅读《人类群星闪耀时》,开始让我诧异,为什么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茨威格往往只拮取并不十分起眼的几个片段,而且其中有几个并非我认为决定历史走向的伟人。有的还是被历史遗弃的人物。茨威格从来不为历史英雄人物歌功颂德,而往往瞩目于那些失败者,那些悲剧人物。浩翰无际的宇宙中,数不尽的星星,也许星星的数目比我们地球上所有的人还多,有的星星明亮,有的黯淡,但是都存在过。耀眼的总是我们目光所能及的,而不起眼并非不存在,不闪耀。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人迟早总会见到太平洋,茨威格写了一个西班牙的逃亡者,一个罪恶累累,走投无路的冒险家——巴尔沃亚,巴尔沃亚在一次偶然的道听途说中得知在巴拿买有条崎岖的山路,通向一个新的海洋,他决定孤注一掷,翻山越岭成为欧洲人中第一个见到另一个大洋——太平洋的人,好像是他开创了一个能环绕地球航道的新纪元,继哥伦布后最伟大的贡献,但是命运也对这位“历史功臣”开了一次大玩笑,在他首次目击太平洋后四年,他以判国罪受审而被斩首,而那时离麦伦哲绕南美洲南端海峡进入太平洋还有一年多,而巴尔沃亚走过的山路在20世纪初,开通了巴拿马运河后,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拿破仑在法国历史上可称千古英雄,一代枭雄,他戏剧性的一生,几次沉浮反映了法国历史上最浓重的一笔:从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到十九世纪初,挥戈跃马,赫赫战功,从一个没没无闻的科西嘉少尉到第一执政,而后建立拿破仑皇朝称帝。他的势力席卷欧陆。被迫退位后又复辟,成为当时欧洲最有实力与权威的统治者。但最后滑铁卢一役,彻底葬送了他的帝国及其本人。茨威格认为滑铁卢一役的失败是因为一个十分平庸的拿破仑手下的元帅格鲁希的愚蠢、笨拙及顽固的愚忠而葬送了拿破仑帝国。难道真相如茨威格所叙述的吗?我当然不相信。拿破仑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并非几个偶然事件与人物所能左右的。但往往历史某些细节给予历史的走向那么奇异怪诞的路径,使人感叹。茨威格的视觉不失为一种宿命,一种观察洞悉历史的多角视窗,比平铺直叙的历史更为多彩。

  茨威格写了不少历史人物传记,他在写《玛丽亚·斯图亚特》的序言中指出:“我们逐渐发现所谓历史证据,真实性有时让人怀疑,谬误和真理,真实与虚伪纠缠不清。”也许要弄清真伪是历史学家的事,而像茨威格这样独特的人物传记作家能做的是:“原来想竭尽全力地得到最真实可靠的结论,但他所依据的大量客观事实,却仍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他只好老老实实承认,有关玛丽亚生活的某些事情并未能水落石出,或许谜底永远也无法揭开,传记作家所关心的只是人物的内心活动,只有感情冲动的时刻才最具吸引力。如果一个人不是积极地面对生活,不是拿出他的全部热情,全部能量去做某些事情,那他就不能算是真正生活过。”“没有真正生活过”的人物就不在茨威格作传关注的视野内。阅读《玛丽亚 斯图亚特》就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玛丽亚火辣的激情,不计后果的、随心所欲的作为,茨威格知道他的主人公有太多的缺点与错误,甚至罪恶,但他给予无限的同情与理解:“激情就像疾病,我们不能评说它的对错与否,只能惊异地看着它在自然界人类身上,一次一次地爆发出原始而不怕的魔动,激情一旦超脱意识和责任感,超脱生活习俗和道德法律,我们便不能用纯粹的道德尺度去丈量一个被激情冲昏头脑的人,就像我们不能审判风雨和约束火山爆发一样。”

  《麦哲伦》只写了麦哲伦38岁到41岁被杀身死亡的三年环球航行,从葡萄牙西行穿过南美洲麦哲伦海峡的史实。激励茨威格写麦哲伦故事的是航海家冒险家坚韧不拨的精神。麦哲伦也不是完人,他独断专行、狂妄自大、心胸阴沉残酷,是个很不好相处的怪人、暴君,但他有对自己信念的坚持,不惧自然的和人为的一切艰难折磨,最终虽未能完成环球之行,但终于找到了通往地球另一端的西行穿越后世为纪念他命名的南美洲南端的麦哲伦海峡。不得不令人欣佩他的不可想象的壮举,在实践上使人类知道地球是可以环绕航行回到原地的。今天当然人们宁可多走一段绕过南美洲南尽端的火地岛,而抛弃险恶崎岖的麦哲伦海峡——一条已经没有航行意义的航道。但不得不为麦哲伦的精神所折服,也为作家的起伏跌宕、惊心动魄的情节与心理活动所感动,犹如自己也经历了一场难以忘怀的旅程。

  茨威格写了不少文学巨匠的传记。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妥斯陀耶夫斯基、罗曼·罗兰等。但写了我们十分不熟悉的意大利作家卡萨诺瓦,使人意外。可能在世界文坛上卡萨诺瓦根本排不上,为什么要写这个冒险家、投机分子的传记呢?原来卡萨诺瓦所写的六部自传及大量小说、喜剧等都是他自己亲生经历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不需要编写情节,刻以渲染,他的生活本身就是十八世纪欧洲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茨威格称除巴尔扎克外,卡萨诺瓦是当之无愧的现实世界真实画卷,他的作品是不可替代的,写出了真实完全的人物和最逼真的场景。他是一个无赖、流氓、好色之徒。但茨威格认为:“他的生命力将远远超过无数知名作家和评论家。”茨威格给了我们另一种文学评论的价值取向:“要步入不朽的文学殿堂,一个人不必才智过人、勤勤恳恳、规规矩矩、心地善良、精神高尚。……我们唯一可以置评的是其效应,而非方法,是其威力,而非品德。”茨威格的一贯主张作为一个作家甚至一个人:“除了强烈的感情之外,什么都与不朽无缘。”“永恒之神不计较正与邪、善与恶,它只看重作为和实力,它对人的要求不在于纯洁无瑕,而在于始终不渝,在此不值一提的是德行,包罗万象的是深情。”他的标准是激情无边、深情专致而非道德完人。是我们孤陋寡闻,不知卡萨诺瓦为何人。在欧洲,他的名字己经成为特定词语。茨威格说:“他不屈不挠,牢牢扎根于人世间,睥睨古今,对各种嘲弄与责难不屑一顾。”真是一颗奇异的星星。

  还有一本茨威格十分另类的书字楼:《一个政治家的肖像——富歇传》。茨威格对这位“一个天生的叛徒,渺小的策士,谄媚的小人,职业的风派,卑鄙的警探,令人不齿的无耻之徒,没有哪一个骂名他得以幸免”,成了传记的主人公。茨威格对传主一句好话也没有,没有一丁半点的宽容与同情,只有无情的揭露,把这个人间的败类从里到外,赤露露地解剖。提醒世人最要警惕的就是这类人,他们的恶行危害是人类的恶瘤。在法国大革命时代是伟人英雄辈出的时代,却也是卑劣小人菌出之处,历史的诡谲往往决定走向的倒不是那些被歌颂的伟大英雄,而是那些被人们轻视忽略的卑劣小人。作者说:“英雄传记包含着歪曲历史的危险,因为他们会造成一种印象,彷佛古今往来,世界的前途都是由真正崇高的人物决定的。”“在现实生活中,在政治校量的活动范围内,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杰出的心智、思想纯洁的人,而是低下得多,然而比较灵活的一种人——幕后活动家,这一点必须强调指出,以便警告世人,莫要陷入政治上的轻信。”茨威格写下上面的文字是1927年,那时希特勒还被人小瞧为乌合之众的小头目,一个啤酒馆里煽风点火的小丑。直到1939年希特勒当上了总理,人们还把他看作“临时占据那个职位的人,把纳粹的统治看作暂时的插曲。”茨威格的警钟长鸣没有引起善良人们的觉悟,最终酿成人类一场大浩劫。这本书在中国有多种翻译版本,发行量可能是茨威格书籍在中国最多的。同样善良的中国人能否得到有益的教训?

  茨威格为卡萨诺瓦与为富歇作传还是有一条基本的原则的:对人类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褒贬是非界限分明。茨威格是个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辛勤地在精神世界耕耘,并未换来和平的家园和生活。一生却颠沛流离于世界各地,最后成为无家可归,无国可依的流亡者、边缘人。茨威格一生视精神生活与个人自由为生命,反对专制独裁,反对歧视压迫,主张欧洲统一,同情犹太复国。《昨日的世界》给我们展现的世界,到今天并没有过去,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流亡者、边缘人存在,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仍有专制独裁横行霸道,仍有对异己的不宽容与镇压,仍有屈从压力甘心臣服于专制统治下去当奴隶,茨威格所追求的目标就没有实现。

  在读了《人类群星闪耀时》的最后一章,列宁登上返回俄国的路程,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仅仅不到一个世纪,这个新时代却是一场恶梦,人们把列宁开创的新时代给抛弃了。对于茨威格时代的苏联,他还是清醒的。在1928年他访问了苏联,他没有被热情的欢迎所蒙蔽,没有被表面的繁荣假象所欺骗。一封没有署名的信,把真相揭露无遗。信中告诉他,他在苏联的行动都在监视中。茨威格自称对教条主义和政治事情最深恶痛绝,不会对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发表自己的判断。当其他欧洲左翼作家发表热情的赞扬苏联的文章时:“我只写了几篇文章,我以为这样保留态度很好。”差不多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这个“新时代”就耸然倒下。

  有时我总想,要是茨威格还活着,他会怎样看待今天世界上发生的事呢?他会采取什么态度呢?他是不会沉默的,他会发出时代的最强音,那怕是十分的极端。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10-1-4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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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unlover

#2  

阅读茨威格(续)
老达 / CND

  这里还要专门提到一本茨威格的重要著作:《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反对加文史实》。该书写于二战前夜1936年。借我国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年代,到1986年才翻译出版该书,这样一本反对专制独裁,倡导精神自由的书,好像廿余年来没有再版过几次。而书中的字字句句彷佛写的就是离我们不远的年代的事情。书中有关欧洲宗教改革的历史使人隔膜,抛却宗教语义,对作者要传布的思想是清楚无误的。

  十六世纪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作为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与罗马天主教教会独断专行进行不懈的斗争,加尔文说过:“把异端处死是罪恶的,用火和剑结束他们的生命是反人道所有原则的。”“使用武器对付那些被教会逐出的人,并否认他们拥有全人类共同的权利,是反基督教义的。”但是当加尔文攫取至高无上的日内瓦宗教权力后,却实施比罗马教会更为恐怖的政策,对付与他观点不同的人。只有他一个人有资格解释上帝的语言,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真理,不允许有人提出异议,对于观点不同的异议者,必以死诛之。

  一个西班牙的神学家,麦格尔·塞维特斯就是因为与他争议教义上的不同观点,对《圣经》作了与他不同的解释。加尔文认为这是对他的权威的挑战,不仅禁止出版塞维特斯的书籍,甚至当塞维特斯作为在日内瓦的过境者,加尔文唆使日内瓦行政当局把他拘禁起来,强迫塞维特斯承认自己的主张是错误的。当塞维特斯要求公开辩论,不被允许,还被辱骂。最后在加尔文强力干预下,竟然驱使日内瓦当局对塞维特斯处以极刑——火柱刑,一种最为残酷的刑罚,活生生的把人捆绑在铁柱上,用文火慢慢地烧死。这样残酷恐怖的统治下,日内瓦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宗教法庭日夜监视着市民的私下议论,不许跳舞,不许唱歌,不许玩扑克牌,连在婚礼上搞些智力题目就足以啷当入狱。

  但是在欧洲,加尔文的行为早已超过了当年罗马天主教会对待异己的做法,引起激烈的辩论:对异端是否应该惩罚,提出质疑。连最好的新教徒对自己教会里建立一个宗教法庭也感到毛骨悚然。

  出身于法国与瑞士边境城市的年轻神学学者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Sebastian Castellio(1515——1563),开始曾对加尔文十分敬崇,加尔文在宗教改革浪潮中要求宗教宽容和允许信仰自由,被认为是一个福音派教义的旗手和先驱,加尔文也曾受到罗马教会的迫害而流亡。卡斯特利奥把加尔文当作精神自由的倡导者。

  但是随着加尔文权力的不断扩张,两人在教义解释上也出现了分歧。加尔文意识到卡斯特利奥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对手,而决定将他驱逐出日内瓦。性格温和,抱着与世无争的贫穷的卡斯特利奥退居到瑞士西北边境城市巴塞尔做他终身的事业: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

  加尔文把塞维特斯送上火柱戳杀之后,使卡斯特利奥再也不能平静地进行翻译工作,他接连写下流传至今的不朽宏文:《论异端》、《论怀疑的诡计》、《答加尔文》等文章。强烈谴责加尔文的残暴专制行为,并历诉教会对迫害和惩罚异端者事件的形形色色罪孽。

  首先他提出什么是“异端”,认为异端这个概念本身就十分荒谬的。他说:“因为作为改革派的新教要求每个人都有阐述自己观点的神圣权利,不宽容是非基督教的”。“异端,对一个天主教徒来说,一个加尔文派当然是异端;对等地,对一个加尔文信徒来说,一个再洗礼派教徒也是一个异端。当我们判断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们眼里都是异端。”卡斯特利奥进一步说:“任何人解释的《圣经》都会有错误,所以宗教宽容是基督教徒的首要责任。”“既然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基督教徒就应停止互相谴责,如果我们比异教徒聪明,让我们表现得比他们更好,更有同情心吧。”在十六世纪对异端就有这样明确的认识,真是字字玑珠,掷地有声。

  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残暴地将塞维特斯烧死提出强烈的谴责,使加尔文十分恼火,他巧妙地隐在幕后,用借罪手法,制造莫名的谎言,打算从道德上打垮卡斯特利奥,指使人对他进行恶毒漫骂式的控告。但卡斯特利奥品质清白无瑕。加尔文又转向教义上不同观点,进行霸权式的垄断,打算使对手屈服。并不善争辩的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说:“为了基督的爱,我祈求你尊重我的自由,让我保留我自己的信念不受压制,我也完全同意你保留你的信念,不要再认为,凡与你有不同意见者,一定是错误的,应该以异端罪处以火刑,……当我看到有那么多虔诚的人,用与你不同的方法解释《圣经》,那使我忠于基督的信念更坚定了。”这样动人心弦的呼吁,毫无结果。眼看卡斯特利奥可能被送进监狱或流放或在火刑柱上烧死。由于长期的劳累,最后在巴塞尔大学的病床上倒下,去世时才四十八岁。他的一个朋友说:“靠上帝赐助,把他侥幸地从敌人的魔爪下夺了回来。”

  茨威格写道:“他的死结束了那场诽谤的战役。他的同胞最后终于认识到,在保卫巴塞尔市最高尚的人方面,他们是何等的不热情。但一切都为时已晚,他财产之少说明了这伟大学者是何等的贫困,屋子里没有留下一小块银器碎片,他的朋友们得提供丧葬费,代他还清零星的债务,扶养他的孩子们”。“三百个学生捐款立了一块墓碑,上面镌刻了这样的铭词:献给我们著名的导师,感谢他的渊博知识和纪念他纯洁的一生。”

  这场斗争看来以对手的病死结束了。加尔文轻易地取得了胜利。独裁者似乎又巩固了他的绝对统治地位,其实加尔文半年后也谢世了。但卡斯特利奥的精神却在欧洲游荡,宗教宽容思想孵化了无数教派。“僵化的加尔文主义只在欧洲一部分取得胜利,即使在那儿也很快地让出了位置。……加尔文的神权统治不能长期强加于任何国家,当独裁者一死,顽强的现实就把他要实行的毫不宽容的教规缓和了下来。事实证明,人类对美对快乐对生命自由的追求比教条更具有生命力。在精神领域内的独裁统治是不可能持久的。”

  茨威格也承认加尔文在日内瓦等地的影响及其取得的成果:“客观地说我们得承认这位组织者非凡的能力,从一开始取得胜利以后,他深思熟虑便着手工作,使他的体系渐渐发展成为世界范围,他建立了钢铁般的秩序而使日内瓦成为行为方面的典范。宗教改革的成员们从西方世界各地到新教的罗马朝圣,他们对如此可钦佩的神学统治样板赞美不已。……学校、大学和福利机构办得无与伦比;科学也得到了栽培。”茨威格感叹道:“一个有组织的恐怖统治会创造奇迹。”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有切肤的体会。也许一般群众需要救世主,需要纪律与秩序,即使以单调、统一、精确代替生气勃勃、快乐、多样化。“人们乐于用纯洁无瑕来执行道德与宗教上的义务,情欲和自由意志被驯服归化,一切都井然有序,唯一的亮点是阴郁与单调。”茨威格深刻地指出:“很少有在一个世纪流逝后,一种教义会和它开始传播时完全一样,。进化的潮流为了本身的神秘的目的,知道怎样去约束它的创造物,人类在实现其伟大计划中,独裁者们不过是暂时的力量,永恒的进步使每一种制度接受的仅仅是合乎需要的部分,而将限制自己的都抛弃掉。”

  你可以说那些坚韧顽强的航海家是殖民主义者,他们是清教徒出身,开拓美洲新大陆的先驱者也是一批清教徒。加尔文主义对后世的影响,不如说是卡斯特利奥宽容思想的胜利与传播。茨威格指出:“那些加尔文统治过的地方,卡斯特利奥的理想却在那里实现了。”十七世纪初人们重新发掘了卡斯特利奥的遗作,获得普遍的注意与日益增长的钦佩。“卡斯特利奥宗教宽容的理想没有在坟墓中腐烂。在寒冬之后,它活了下来。现在以崭新的活力开出了鲜艳的花朵。”

  卡斯特利奥去世后半个世纪,他的理想又成为人们争议的中心,并有了一大批信徒。宽容的思想在一些国家制度上体现。“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接受了卡斯特利奥的启示,到十九世纪,这个过程更加速了。自由的概念——民族自由、个人自由、思想自由终于被文明社会作为不可剥夺的准则接受了。”“任何对内心世界的道德、宗教和艺术上的信念,进行官方干涉,都意味着滥用职权和侵犯公民的神圣权利。”

  今天世界上通行的政教分离、信仰多元化、各宗教教派和平相处就是卡斯特利奥的理想的实现。而神权合一,或以一种教义(一种主义)统治国家显得多么不合时宜。甚至把“异教徒”、“异议者”作为敌人来打击,企图以自己的教义(信奉的主义)来统一管理国家,不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吗?用一己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与人民利益之上,用一己信奉的教义(主义)推向全国作为共同奋斗的目标,与十六世纪加尔文的做法又何区别?还要恶狠狠地说,把反对自己观点的思潮“消灭在萌芽之中”。真不知如今生活在何时年代。茨威格的文字在今天仍有鲜活的生命力,让我们后代惊叹汗颜。

  茨威格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加尔文这样的宗教改革的杰出人物,起初也是主张有自由思想,有自行解释《圣经》权利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后,会膨胀到唯有自己才是真理,不惜用恐怖手段,镇压杀害“异端”,是加尔文的个人品质问题吗?茨威格写道:“他从来不在著作中改动一个重要的词;从来不步人后尘;从来不与敌人作任何妥协,与他打交道的人,不是打倒他,就是被他打倒;折中妥协,对他或他的敌人都是徒劳的,你要么拒绝接受他,要么无保留地向他屈服。”据说加尔文一生也是十分清贫,对金钱很冷漠。他有坚定的信念,唯有自己才能体现上帝的意志。他是个没有幽默感,严肃得可怕的家伙。但是却有领袖的气质,的确是伟人与魔鬼的混合。对于这样的人物,有时不得不肃然令人起敬啊。加尔文的独裁或是人们“盲目地渴望有个救世主,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的心情,而甘于受奴役,还要亲吻那把枷锁强加于自己手中的人呢。”也许两者皆有。世上不缺产生独裁的土壤,也不缺培植这种土壤的人群,才使世界文明的进程那么艰难曲折。



因为我和黑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我爱太阳
2010-1-5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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