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酝酿10年，闭关1年创作完成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上月底在台湾出版，目前已经成为台湾最畅销的图书之一。不过该书因为把台湾人描述成“失败者”的后代而在岛内饱受争议，与此同时台湾学者李展平日前指责龙应台引用其研究成果不当，有抄袭嫌隙。龙应台则通过龙应台文化基金会表示书中所引用的文献史料，均有注明资料来源，并委托律师处理本案。

　　台湾人是“失败者”后代？

　　因为龙应台在书中将台湾人描述成“失败者”后代，还在书中表示向“失败者”致敬，这一描述激怒了部分岛内群众，但龙应台解释，兵败迁台的国民党政府当然是失败者，他们在军事上失败了，他们在往后的60年里才建立起宝贵的价值主流。在龙应台看来，“1949”对撤退来台的外省人以及曾经为日本打仗的台湾人来说，都是一次失败，因此多年来它是岛内不愿意面对的创伤。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女孩“美君”在兵荒马乱中离开淳安家乡为起头，而“美君”原型就是龙应台的母亲；“龙应台”代表离乱中第一代出生在台湾的孩子。龙应台说，在写作一开始，她关注的是1949年前后流离来台的那200万人，但后来她发现自己对这块土地上原来已经存在的600万人所知更少，他们甚至比外省老兵更弱势无声，因此这本书的后半段转向了那些老人的故事。写作过程中，龙应台为搜集史料跑遍了三大洋五大洲，将那个时代生死契约式的流离经历写成这部书。

　　材料引用不当？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成为岛内各大书店畅销书，但日前台湾“历史馆”台湾文献馆编纂李展平指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台籍日军的描写，部分引用他创作的《烽火岁月》、《前进婆罗洲》、《战火纹身的监视员》等三部著作，但均未加出处说明。李展平向台湾媒体表示，他之前花了五年时间，调查二战台籍日本军属出征南洋经历，走访各地尚存的台籍日本军属，甚至远赴婆罗洲做田野调查，然后陆续出版《烽火岁月》、《前进婆罗洲》及《战火纹身的监视员》三本书，以此还原当时台籍军属遭遇。

　　李展平介绍说，龙应台今年2月通过跟他联络，希望他为她安排拜访军属，李展平立即答应要求。但当李展平收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时，他发现书中关于台籍军属的部分，不少内容和他的著作相同。李展平认为，龙应台将他的作品改写出版，却没注明出处。李展平向媒体指出了六处相似地方，例如书中关于辜文品当战俘监视员焚烧尸体的描述，龙应台写得犹如亲身采访过辜文品，但辜文品早在两年前过世，龙应台不可能采访到，这些内容是改写自他的《烽火岁月》。李展平还表示，书中关于军属因没食物，找“盐肤木”取盐、捞“水流苔”煮汤、剁尸体当燃料等，也都是他和当事人一问一答得来，再无其他文字记录，也可能被龙应台改写引用。

　　李展平说，他曾陪同龙访问曾在婆罗洲当监视员的柯景星，并介绍蔡新宗给龙，但龙应台只在书末批注中，提到两个部分系引用《前进婆罗洲》一书。“给我该有的位置，把我摆上去就好了。”他说，争的不是名利而是历史的解读权。李展平强调，龙应台新书没有标明材料出处，让别人误解是他抄袭龙应台文章。李展平还表示，他之前与龙应台联络，龙应台没响应，之后由其助理回函表示，在书末有两处批注，说明引用《前进婆罗洲》一书，并指“如果还有漏列，麻烦您来信指正”，他无法接受这不合理的要求。

　　对于新书引用材料不当的指责，龙应台通过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执行长李应平发表三点声明，她强调书中所引用的文献史料，均有注明资料来源，以昭公信。其次除参考前述史料文献，也亲自走访相关人士，因此书中所载均为当事人口述内容。李应平强调，龙应台治学严谨，相当尊重著作权。除了参考史料文献，龙应台还曾亲自走访相关人士，援引当事人口述内容。李应平说，龙应台是以“文学性手法”描叙，有其独特写作风格，凡是引用，她均已注明。目前她已委托律师处理本案，以示慎重。(石剑峰)

(编辑：刘良恒)

http://book.sina.com.cn/news/c/2009-09-17/10002604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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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1952年2月13日－），生於中華民國高雄縣大寮鄉的眷村，而於茄萣鄉成長，為台灣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識份子。

父親龍槐生來自湖南衡山，母親應美君來自浙江淳安[1]，於戰後移居台灣，育有四子一女。

龍應台為臺南女中校友，1974年，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後，赴美國求學，獲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畢業後，曾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淡江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等。1984年於中國時報撰寫「野火集」專欄，引起熱烈回響，隔年出版，21天內再版24刷。余光中稱為「龍捲風」。

其夫為德國人，育有兩子。1986年龍應台舉家旅居瑞士，1988年遷居德國。於海德堡大學漢學系開設臺灣文學課程。

1999年，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為期3年，期間推動本土文化及保護樹木等政策措施。之後客居香港，先後任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大學的客座教授，香港大學擔任傑出人文學者、國立清華大學講座教授。2005年7月在大成集團、普訊融悟文教基金會、誠品股份有限公司、蔣震工業慈善基金支持下成立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著有《野火集》、《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等評論集，散文《百年思索》、《面對大海的時候》、《孩子你慢慢來》等。她在台灣社會民主化歷程中扮演一定角色，影響了解嚴後的思想與文化改造[來源請求]。近年來，龍應台多次在不同場合極力宣揚「台灣式的民主」，引起了廣泛的反響與爭議。

[編輯] 寫作風格
針砭時事，鞭辟入裡，以有情眼光觀察社會：其《野火集》、《百年思索》、《面對大海的時候》討論的均是台灣面對國際面對世界時人民應有的自我反省與探討，她舉出無數台灣社會現象來作為討論，並以中國人文化的心理角度深入解釋台灣政府的作為和人民的表現，其中辛辣諷刺的文筆雖遭人反對、謾罵、或密告投書至政府單位，但她仍秉著客觀批判的精神，持續而正中要害的不斷寫出她的社會觀察，龍應台無所畏懼，因為她筆下台灣的醜惡和腐化，是源自於她愛台灣的不捨與心疼。
溫柔纖細，深情動人：其《孩子你慢慢來》與《目送》均是以溫柔筆觸描寫親子間的親密互動，同時身為父母與子女雙重身份的她逐漸明瞭人世中親情的牽絆，不僅是當下的感動，亦是漸行漸遠的必經路程，龍應台一反批判犀利的筆調，描寫諸多生活中有情細節，反映出其細膩情感，讀起來溫馨有味，情意盎然。
[編輯] 核心價值觀
龍應台信奉民主自由[來源請求]，在批評中共的文章裡寫道：「民主並非只是選舉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維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氣、舉手投足的修養，個人迴轉的空間。這，在小方格窗裡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你對小方格裡的混亂失望，不要忘記，真正的民主在生活裡，在方格以外的縱深和廣度裡。」[2]

她也批判台灣的執政者：「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誠實是第一原則」[3]；在面對中共的統治者時，她的文章裡這麼寫著：「你容不容許媒體獨立，你尊不尊重知識份子，你用什麼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什麼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細小的決定，都繫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4]

龍應台曾經說過：「我其實只是不相信，人權應該以政治立場來區隔。國民黨、共產黨、民進黨、他媽的黨，如果人的尊嚴不是你的核心價值，如果你容許人權由權力來界定，那麼你不過是我唾棄的對象而已。不必嚇我。」[5] 龍應臺的《野火集》在當時的臺灣引起極大的反響。據說20日內加印4次之多。在當時的臺灣幾乎每5個人有1～3人看過這本書。《野火集》對臺灣的解嚴起著極大的推動作用。甚至《野火集》後來在中國大陸出版，在中國的大學生中也有極大的反響。當時的中國大陸的大學生認為這本書寫的其實不單單是臺灣，也包括中國大陸。

[編輯] 著作
《龍應台評小說》，爾雅出版社，1985.06
《野火集》，圓神出版社，1985.12
《野火集外集》，圓神出版社，1987.02
《人在歐洲》，時報文化公司，1988.06
《龍應台雜文精品》，楊際嵐編，（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0
《從東歐看臺灣》，社會大學文教基金會，1990
《龍應台評小說》，（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
《寫給臺灣的信》，圓神出版社，1992.01
《看世紀末向你走來》，時報文化公司，1994.03
《孩子你慢慢來》， 皇冠文學出版公司，1994.03
《美麗的權利》，圓神出版社，1994.04
《人在歐洲》，（北京）三聯書店，1994
《在海德堡墬入情網》，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04
《乾杯吧，托瑪斯曼》，時報文化公司，1996.04
《龍應台自選集（卷一）野火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05
《龍應台自選集（卷二）龍應台評小說》，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05
《龍應台自選集（卷三）女子與小人》，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05
《龍應台自選集（卷四）看世紀末向你走來》，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05
《龍應台自選集（卷五）在海德堡墬入情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05
《我的不安》，時報文化公司，1997.09
《魂牽》，湖南文藝出版社，1997.09
《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
《啊！上海男人》，學林出版社，1998.1
《這個動蕩的世界》，汕頭大學出版社，1998.1
《百年思索》，時報文化公司，1999.08，ISBN 9571329525
《銀色仙人掌：龍應台小說集》，聯合文學，2003.12，ISBN 9575224531
《面對大海的時候》，時報文化公司，2004.01，ISBN 9571340073
《孩子，你慢慢來》，時報文化公司，2005.05，ISBN 9789571347905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時報文化公司，2006.07，ISBN 9571345016
《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徑25號》，天地圖書，2006.11，ISBN 9789882116047
《親愛的安德烈》，天下雜誌，2007.10，ISBN 9789866759253
《目送》，時報文化公司，2008.07，ISBN 9789571348698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天下雜誌，2009.08，ISBN 9789862410493
[編輯] 注釋
^ 大江大海／龍應台 以失敗者下一代為榮
^ 龍應台《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
^ 龍應台《品格》
^ 龍應台《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 龍應台《一個主席的三鞠弓》
[編輯] 參考資料
2008年10月18日，香港經濟日報，「龍應台野火燃燒香港」

[編輯] 外部連結
[編輯] 個人介紹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個人介紹
國立清華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只「應」天上有，返「台」清華逢
國立清華大學校園影像網——「如果我是台灣的大學生」演講圖片
[編輯] 龍應台部分作品
龍應台：心靈的X光
龍應台部分作品集
網上閱讀龍應台文章
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
請問雅典在哪裡？
中時電子報：野火再燃——龍應台城市文化效應
為台灣民主辯護—與華人世界對話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編輯] 相關評論
為再燃野火的龍應台辯護
認識台灣，也要認識大陸與世界——評龍應台文章
你不知道的台灣——讀龍應台「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有感
和解的壁壘：評龍應台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
取自"http://zh.wikipedia.org/zh-tw/%E9%BE%8D%E6%87%89%E5%8F%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E%8D%E6%87%89%E5%8F%B0

龙应台寄语胡锦涛，十·一致辞对人民说声“对不起”——新书谈国共内战，促勿忘受害者

2009-09-03· 中国时报· 【林欣谊／台北报导】

酝酿十年、闭关一年，龙应台完成追溯过去六十年时代命运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昨天新书发表会上她忍住泪水说：「这七年我父亲过世母亲失忆，我发现我对他们以及那一代的人其实都不认识，但那扇门已永远关上了，所以我决定动笔，用文学的方式对这一整代已剩下不多的人，做一个致敬与告别。」

　昨天，龙应台扶着几位满头白发的长辈一同出席，他们是这本书的主角，也是她在写作过程亲自采访过的人物─他们是十二岁就从家乡舟山被抓上船，成了少年兵的桑品载；从新几内亚日军战俘营幸存下来的老兵李维恂；从抗日打到国共内战的林精武，以及目睹家乡济南城破的卢雪芳。

　用文学书写 对上一代致敬与告别

　而台籍日本兵柯景星曾在婆罗洲当日军俘虏营的监视员，当时服从命令处决战俘，在战后反被判刑；来自台东卑南乡的原住民陈清山和吴阿吉，一起加入国军到大陆打仗，先后被俘成了解放军，五十年后才回到家乡，吴阿吉因为八八水灾家园被冲毁，无法前来出席。

　写作过程中，龙应台为搜集史料跑遍了三大洋五大洲，更上山下海、求助各种单位，才一一发掘出这些「不知名的小人物」，将那个时代生死契阔的流离经历写成这部书，像是她好不容易从一串新几内亚拉包尔战俘营的名单中，联络到老兵李维恂，却听见他说：「我知道为什么我所有的同伴都死光了，只剩下我还活着。因为，我在等这一通电话。」

　发表会现场也播放了王小棣导演随行拍摄、龙应台与受访者访谈的片段，在他们满脸风霜的脸上，埋藏的尽是那身不由己的战争记忆。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本书以女孩「美君」在兵荒马乱中离开淳安家乡为起头，「美君」就是龙应台的母亲；「龙应台」的名字，代表她是离乱中第一个出生在台湾的孩子。

　外省兵、台湾兵 战争根本无所谓胜利

　龙应台说，写作一开始，她关注的是一九四九年前后流离来台的那两百万人，但后来她发现，自己对这块土地上原来已经存在的六百万人所知更少，他们甚至比外省老兵更弱势无声，因此采访也随之转向，她到台湾乡下庙口、榕树下、河流边，倾听那些老人家的故事。

　「他们代表台湾社会里，一个个从未被打开的记忆黑盒子。六十年来，我们竟没有问过这些身边的人，你心里的痛是什么？如果伤痛的黑盒子没有打开，就会继续造成彼此的怀疑和政治的斗争。」

　她说，「所有创痛都应该被温柔治疗，即使六十年后也不嫌晚。」一九四九年对撤退来台的外省人，以及曾经为日本打仗的台湾人来说，都是一场 失败的战争，多年来它始终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的创伤，「我在书中没有区分本省和外省、解放军和国军，战争中根本没有所谓的胜利。」

　打开记忆的黑盒子 了解彼此的痛

　在香港大学提供的写作室里，龙应台度过一年「六亲不认」的写作日子，虽然过程孤独，但她说：「写作时所有的灵魂都跟我在一起，这感觉非常深刻。」这本书同时也是她与十九岁小儿子飞力普的对话，以说话的口吻、感性的表达取代历史大叙事，「希望写给年轻人来读。」

　「远离了一九四九年国家至上的价值观，我们的上一代逐渐发展出温柔的、文明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应该对他们充满深情的致谢和无尽的感恩，起点就是，说一声深深的对不起。」

　对于中共即将迎接十月一日的建国六十年国庆，她甚至跨海提醒，胡锦涛也应该对人民说声「对不起」，对经历战乱的人民展现疼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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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1949一个重要的时代印记

·2009-09-03·中国时报·【林欣谊／台北报导】

　一九四九年大迁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印记，在今年届满一甲子的时间点上，除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一九四九」为主题的书，还包括资深媒体人林博文将专栏文章结集而成《1949石破天惊的一年》、《1949浪淘尽英雄人物》两书；吴锦勋访谈十七位人物写成的《台湾，请听我说─压抑的、裂变的、再生的六十年》；以及历史学者林桶法着墨于国民政府迁台经过的《1949大撤退》等。

　林博文擅以谈古论今的笔调针砭时事，书中他以知识分子的角度，检视一九四九年以来两岸内部的变化、中美台关系的演变，触及蒋介石的撤退、韩战风云、美国与中共的间谍战，以及政治舞台上来去的人物，展现他旁征博引的评论文采。

　访谈文集《台湾，请听我说》则邀集林怀民、朱天心、胡乃元、星云大师、吴念真等十七位不同领域、世代和文化背景的人物，以第一人称的纪实笔调，书写他们的生命故事。例如小提琴家胡乃元首度披露父亲曾经历白色恐怖的经验；星云大师亲述在日本密会分隔六十年的母亲，却听不懂母亲的扬州话，藉此勾勒出一甲子历史的复杂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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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为「失败者」第二代为荣

·2009-09-03·中国时报·【何荣幸、高有智、郭石城、谢锦芳／专访】

　问：回顾过去六十年，你为何强调「向失败者致敬」？

　答：「失败者」这个词有相对性，最主要是对应一九四九大迁移六十周年纪念时，中国大陆却以一整年庆祝「胜利」，他们还停留用军事的单一角度来看整段历史，但你怎能还用庆祝口吻？你怎能庆祝当年被你歼灭的国军？难道你不觉得这些亡魂都是你的手足兄弟？

　我向失败者致敬，我的父辈他们分别是饱尝中国内战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者，但我以身为失败者第二代为荣。他们到了岛上，因为军事彻底失败，使得后来六十年，台湾发展另一套价值，这不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是一套温柔人文价值。如果不是因为军事失败，也许我们岛上还发展不出以个人幸福为核心的文明价值。我以他们为荣，感谢他们失败，我讲这些话，希望还在庆祝胜利的北京当局听到。这本书如果有机会在大陆发行，副标可以定为「你所不了解的台湾」，我是要颠覆失败和胜利，不能以军事史来了解自己。

　问：从台湾主体的角度来看，你会如何定位一九四九那一代？

　答：他们可以说是「台湾现代化的开创者」。过去一年学习过程，我对于抗日战争有新的理解，这是日本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碰撞。用现代化观点理解台湾内部纠结已久的事情，也会有新发现。

　问：这本书写作过程最困难之处？

　答：我进入了历史大丛林，好像迷宫一样，羊肠小径千百条，以我的巨大好奇，每条都会想进去，我必须规定自己在一定期间内阅读资料，最后必须强迫自己离开写作室，到完全没有书的地方开始动笔。

　最后两个半月我在台北完成这部作品，我睡在基金会办公室的沙发上，办公室窗子不对外，我没有新鲜空气，我是轻微幽闭恐惧症的人，只要连续七十二小时待在办公室，就会头晕，我又会暴饮暴食，有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下楼时有点恍惚，看不到楼梯就摔倒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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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忍未言的伤渴望真正的倾听

·2009-09-03·中国时报·【何荣幸、高有智、郭石城、谢锦芳／专访】


　作家龙应台接受本报深度专访时强调，不论是一九四九年前后流离来台的两百万人，或是这块土地上原来已经存在的六百万人，上一代有许多隐忍未言的伤，台湾社会过去从未真正的倾听，在民国一百年的重要时刻，马英九总统应该代表政府对他们说声「对不起」，让上一代人获得最起码的尊严。

　以下是龙应台受访纪要：

　问：《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书的写作动机？

　答：我十年前就动念想要写有关一九四九年的题材。我原先以为父母辈那一代的老兵和外省人是最惨遭遇一群人，但当我回头去找在地的六百万人历史，发现很大的震撼，原来最大的流离是从一九四五年就开始，最被淹没记忆的、受害更深的竟是那在地的六百万人，他们作为日本军伕，被国家主义送出去打仗，战败后顿时无所适从，变成战俘，回到台湾却已经改朝换代，过去信仰的价值消失了，被消灭掉了，从光荣变成耻辱，这完全不输于我父母辈所受的创伤。

　台湾内部过去讨论族群融合和化解仇恨，从不是为了追求真实而进行讨论，往往只为应付眼前的政治问题。过去二十年来的政治矛盾和政治人物斗争，族群不平衡的政治冲突表现，其实都可追溯到一九四九年，「外省人」上岸时与当地的期待相撞，甚至推到更早前一九四五年的碰撞。

　我的父母亲和迎接他们的人在基隆港碰面，对彼此却是一无所知，但心中都怀着很深很深的伤，因为战争动乱，国际情势压迫，他们只好在岛上绑成「命运共同体」，每天都在想眼前该如何共处，但六十年来从没有好好坐下问过对方的伤痕在哪里？

　问：除了这些震撼外，妳还有哪些发现？

　答：我其实是用一个更大座标看这段时间。我发现这种碰撞是人类的共性，不只是台湾的独特性，我在书中还有一个淡淡平行线也提到德国的历史，还有包括东北的满州国历史。

　以满州国为例，当时是整个东北最富饶、最先进的工业区，他们在一九四五年时同样期待国军，满街的市民拿国旗迎接国军进城，但国军接收的姿态，却是瞧不起人，认为他们当过亡国奴。满州国的东北人受伤和台湾人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进步与落后的对立，并非只有反映在台湾和中国，事实上，反映在当时很多国家的城乡差距。

　问：口述历史常会遇到「选择性记忆」，你处理本书时如何克服？

　答：这部分还好，因为我找的都是小人物，不是大人物。这本书并非全貌呈现当时情况，我也无意作这样尝试，这是非常个人的写作，我自己追索这个年代所提出的报告，这不是学术着作，这是龙应台找到的一些答案。

　面对国家集体故意选择的记忆，我以访谈个人来对抗。这段时期国防部给我很大帮助，但我也常要不到资料，这并非国军故意刁难，原因是政府史料散至各处却不知去向。

　表面上是因流离和搬迁，但最重要原因是「战败创伤症候群」，因为战败就不想面对，不想好好整理那段历史。我要看资料，所有叙述都是解放军整理，换句话说，国军是被解放军所定义，一切解释权都给了别人。我处理本书就很困扰，中共资料有真有假，但要找国军的部份，却找不到。

　问：对于上一代的伤痛，妳认为政府应该作哪些事情？

　答：我会请中华民国的总统读这本书，了解集体的创伤症候群确实存在，这需要解开，需要治疗。因为战败症候群，不敢整理历史，以致于所有被时代绑架、被国家虐待、被社会遗忘的国军和其家人，在精神上都还没有「入土为安」。

　中华民国一百年时，是让父执辈这一代在精神上入土为安的最好时机。社会应该发挥温柔的力量，面对这些隐忍不言的伤。

　我认为纪念中华民国一百年的意义，就是跟那一代人说声「对不起」的最好时机。马英九总统应该代表政府，在民国一百年向上一代人致歉，让他们得到最起码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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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专讯】「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1949年，是改变了全球华人命运的年代，两岸数以百万计的人心中藏覑不同的「记忆黑盒子」，从未对彼此打开过。

酝酿10年、行走万里、闭关400天、跨越五大洲，寻访1949年亲历国共内战无名人物的亲身经历，台港着名女作家龙应台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昨天出版，新书颠覆了60年来两岸以军事史、政治史、国家领袖为核心的叙述角度，是叙述「你所不知道的1949」。

以身为失败者后代为荣

对大陆正举国动员热烈庆祝建政60年，龙应台别有所感地说，「战争，有所谓的胜利者吗」？她希望所有死在战场上的人都能入土为安，要由前人的悲惨历史中深切认知战争的悲痛，这不是解放军与国军的胜败，是「国家的悲剧」，她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因为军事上的「失败者」却在往后的60年中，在台湾建立起新的价值观，她也希望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建政60周年庆典上说的第一句是「对不起」，要有对土地的疼爱，而不是只有庆祝的典礼。

昨天在台北举行的新书发表会上，请来了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拉包尔战俘营幸存的90岁高龄游击队长李维恂、参与接收台湾的国军70军军人林精武、12岁就成了「少年兵」的桑品载、加入国军转而成为解放军的台湾原住民陈清山、亲身经历济南城破的卢雪芳等人，现场也播放了这几位历史见证者的亲身访谈纪录片段。

朱经武父亲与龙父早结缘

香港科技大学前校长朱经武昨天也出席新书记者会，他谈到其父与龙应台父亲在1949年的一段因缘。当年朱父是国军少尉，押送几箱黄金要上船，没想到在广州天河机场时黄金箱子掉了一地，被驻地宪兵给拦走，而龙应台父亲正好是天河机场的宪兵，还在自传中提到这段经历，龙应台笑说，「我爸爸抢了朱经武父亲好几箱黄金」。

「我带覑深情写这本书」，龙应台说，写作的动机是想用文学的方式，对她父母亲这一整代人做一个致敬跟告别，「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因为所有的伤痛一定要有温柔治疗，即使60年也不晚。（明报驻台记者彭孝维专电）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节选——住在一张地图上

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车站、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从1949年开始，带着不同伤痛的一群人，在这个小岛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
六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停下脚步，问问对方，你痛在什么地方？
是时候了，在历史的这一页即将永远地翻过之前，我们还来得及为他们做些什么？

******

我的名字里有个“台”字，你知道，“台湾”的“台”。

我们华人凡是名字带着地名的，它像个胎记一样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细。当初给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单纯地想以你的名字来纪念他们落脚、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长大以后，人们低头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在这里生生世世过日子，一切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没理由在这地方特别留个记号说，“来此一游”。纪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来轨道、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辈人里，你会碰到不少女孩叫“丽台”或“台丽”，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这“台”字一亮出来，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中陆陆续续流浪到这个岛上的外地人。婴儿的哭声，听起来像雨后水沟里牛蛙的鸣声，那做父亲的，把“台”字整整齐齐用黑墨写在红纸上，你可以想像那命名和写字的手，在一个勉强遮雨的陋屋里，门外兵荒马乱，一片仓皇，写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颠沛流离的困顿，也表达了对暂时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计程车，不妨看一下司机的名字。我每次看，每次都有发现。有一回，碰见一个“赵港生”。

嘿，“港生”啊，你怎么会在台湾开计程车？

只要你开口问，他就“啪”一下，打开一个流离图。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动乱中从滇缅丛林辗转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调景岭难民营去，一两万难民在荒山上那A字形盖着油布的木棚里战避风雨。你知道，难民营里也是有爱有情有欲的；港生，就出生在调景岭那遮雨棚下。两年以后得到入境许可，来到台湾，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台生”反而在香港做生意。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龙的本名是什么吗？如果我告诉你，他叫“陈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吗？稍微打听一下，你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房道龙，在战乱的一九四七年只身离开了安徽和县沈巷镇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儿女，随着战争局势的漂洗，最后到了香港，改名换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婴取名“港生”。和他安徽妻儿的那一边，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悲剧，与成龙这一边，是个患难兴邦的传奇。

今天我从台北的青岛东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机，名牌上写的是“问中原”。

“问中原”？

中原，是一个地区，指的是中国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个概念，指的是中国的文化和权力道统。姓“问”名“中原”，激发的想像就是一个气势万千、跃马中原的光复图腾。他的父母是江苏高邮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乱流中挤上了船，渡海来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复故土的悲壮期待，织进了小小孩儿的名字里。

在台北街头，你只要有一点好奇，开口敢问，一问就是一个波澜涌动的时代传记。战后这一代“台儿”，你几乎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一枚会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开的历史地理课本。

我这“台妹”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叫做“台北”，更绝了，它是一张大大摊开的中国历史地图。地图有多大？横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张两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图。

为什么称它“历史地图”？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欧洲全图，就是一张“历史地图”，它里头的“奥匈帝国”，现在没有了。台北城这张街道大地图上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时钟停摆在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地图。

你把街道图打开，靠过来，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画出一个大的十字座标，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块，那么左上那一区的街道，都以中国地理上的西北城市为名，左下一块，就是中国的西南；右上那一区，是中国的东北，右下，是中国的东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国地理，找“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吗？往西南角去吧。找“吉林路”、“辽宁路”、“长春路”、“四平街”吗？一定在东北角。要去宁波街、绍兴路吗？再笨也绝对不会往“西藏路”那头去找。“甘州街”、“凉州路”、“哈密街”、“兰州路”、“迪化街”，哈，猜猜看他们在哪个方向？

我们很多人对国民党的过去的统治历史是有反感的，我们都说，你看，打仗打败了，逃到这个岛上，便淘空了本地人的记忆，把中国地名强加在台北城上，满足自己“勿忘在莒”的虚幻想像，充分殖民主义的嘴脸，可悲可恶。

我一直也以为统治者把台北变成一个中国地图，是一九四九年的一个伤心烙印。失去了实体的万里江山，就把这海角一隅画出个梦里江山，每天在这地图上东南西北走来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可以用来卧薪尝胆，自勉自励。

做了一点探索之后，我大吃一惊，唉呀，不是这样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竟然会错。

原来国民政府在日本战败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在两个月内把纪念日本人物、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名改正。学者还会告诉你，其实用“改名”来称，是错的，因为日本人的都市规划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一九四五年光复以后，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命名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要“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个上海来的建筑师，叫郑定邦，授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

郑定邦又是哪儿来的灵感呢？

不奇怪，因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国省分和都市来命名的；南北纵向用省分，东西横向用城市。

把整个中国地图套在上海街道上来命名的这个“灵感”，又是哪里来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借合并成公共租借，各区的街道都得改名，英美法几路人马各说各话，都坚持保留自己原来的街名，英国领事麦华陀于是订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干脆用中国地名来命名，以免白人内讧。上海街道，从此就是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

让我意外的是，甚至连“建国路”、“复兴路”这种充满政治企图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国民政府给上海街道的名称，而不是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北所量身订做的。

所以台北城变成一张中国大地图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还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中华民国的江山。一切竟然是历史的意外布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崩溃而撤退到这个岛，以这个岛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把“光复河山”变成此后最崇高的信条，而台北的街道以完完整整的“河山图”大大地张开，接受这个新的历史命运到来。国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正式迁台在台北办公以后，就更详细地把大陆的地名慢慢填了进来。

我，和我的同代朋友们，就在这样一个已经搭好的历史架构里，在这样一张浮贴扫瞄的历史地图上，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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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台湾人

台湾总督府的统计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为止，台湾因为美军轰炸而死亡的有五千五百多人，受轻重伤的有八千七百多人。

战争期间，当作军伕、军属以及“志愿兵”被送到中国和南洋去做苦役、上战场的，有二十万人。

运到日本高座海军航空兵工场作“少年工”的，有八千四百多个台湾孩子。战争结束时，三万三百零四个台湾青年为日本牺牲了性命。

八月十五日，当天皇紧绷而微微颤抖的“玉音”从广播里放送出来的那一刻，台湾人，究竟是战败者，还是战胜者呢？

八月中，刚好是中元普渡。台北万华龙山寺庙埕里人山人海，香火缭绕，庙埕外小吃摊熙熙攘攘整条街。舞狮的动作特别活泼卖力，人们的笑声特别轻松放肆，孩子们嬉闹着向狮子丢鞭炮。卖中秋月饼的商店，已经把文旦和月饼礼盒堆到马路上来了。

黄春明说，天皇宣布日本战败的那一天，他的祖父兴高采烈，觉得“解放”了；他的父亲，垂头丧气，觉得“沦陷”了。十岁的宜兰孩子黄春明，睁大了眼睛看。

是不是，刚好生在什么年份，那个年份就界定了你的身分认同？

台南医师吴平城，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被征召到南洋。五十九个医师、三个药剂师、八十个医务助手，在高雄港搭上了神靖丸，开往南洋前线。太平洋海面已经被美国的空军控制，神靖丸以“之”字形曲折行驶，躲避轰炸。几乎可以预料的，这是一艘地狱船。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神靖丸在西贡外海被炸，船上的三百四十二名乘客死了两百四十七个。

活下来的吴平城，被送到越南西贡，照顾日本伤兵。八月十五日，他在西贡军医院里和其他三百个医院的员工肃立在中庭，低头聆听天皇的宣布。身为台湾人，吴平城心中只有欢喜，心里头最克制不住的冲动，是马上回到亲爱的家人身边了。军医长对吴平城－－现在他还叫“山田”，说，“山田，从此你是中国人了，我们是日本人，以后有机会中国和日本合起来打美国吧！”

吴平城还没答话，同是军医的日本人田中大尉已经发难，板着脸冲着军医长说，“军医长，您到现在还执迷不悟，说出这种话来。日本就是有太多人想法和您一样，想统一全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统统讲日语、穿和服，才会到今日凄惨的地步呀！”

西贡军医院里只有两个台湾医师。山本军医长询问两人愿意与日军部队同进退，还是选择脱离，两个台湾人选择离去。第二天，两位台湾医师领了薪水，坐三轮车离开，发现医院院长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列队在医院大门口，对两名台湾同仁脱帽敬礼。极尽隆重的送别。

“这是日本海军惜别时的大礼，”吴平城心中深深感慨，“从此大家变成陌路的异国人了，他们还是尽到最后的礼节。”

翁通逢是嘉义人，东京东洋医学院毕业。吴平城搭上神靖丸的时候，东京已经被美军炸得尸横遍野，满目疮痍，翁通逢决定赶快离开岌岌可危的日本，到满洲国去。

他没有听见十五日天皇的广播。早在八月九日凌晨的黑夜里，新京的空袭警报突然尖声响起，惊醒了本来就忐忑不安的市民。新京，就是长春。炮火和坦克车很快就进了城，苏联的红军打进来了。很多台湾人这才赫然发现，讯息灵通的日本人，早已疏散到城外，讲日本话、穿日本服的殖民地台湾人，没人通知，后知后觉地还留在城里头。害怕红军的暴行，也恐惧满洲人的复仇，台湾人聚集起来自力救济，存粮、雇车、找路，开始个别逃难。

翁通逢一群人带着两袋米、一包豆子、一袋盐，就上路了。长春市东区伊通河畔有桥，通往二道河，是出城必经之路；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了十四年的满洲人，这时守在二道河的桥栏上，专门“堵”日本人，见到就杀，“以致于溪水一两日都是红色的。”

日军在战时鼓励大约数十万的日本平民来满洲“开拓”，大多数是本来就贫苦的农民。八月十五日以后，这些人突然成为没有人管的难民。翁通逢认识一些开拓民，听说有些人流离到了长春，他赶到长春的“日人在满救济协会”去看望，却发现，一起从北满南下的人，死了三分之一。

在一间八个榻榻米大的房间里，睡了将近十个人，其中好几个已经是尸体，躺在活人中间；活人没有力气站起来，把身边朋友和亲人的尸体抬走。

台湾人在东北小心地活着；苏联兵四处强暴妇女，穿着军服当街行抢。苏联兵走了，八路军来了；八路军走了，国军来了，国军走了，共产党又来了。满洲人称日本人为日本鬼，称台湾人为第二日本鬼。在每一个关卡，台湾人都要努力证明自己不是日本人，会说一点蹩脚国语的，就大胆地说自己是“上海人”。会说客家话的人，这时发现，用客家话大声喊，“我是台湾人”，成了保命的语言。

翁通逢医师决定离开东北逃回台湾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冬天，那是一个冰冷的劫后余生的冬天：

“那时是十一月，看到一群从北满疏开（疏散）来的年轻人，大约有一百人左右，都是二十来岁。本来年轻人应该很勇、有气魄，可是他们的衣服竟被扒光，身上只用稻草当衣服遮着，在零下二十度里，走路垂头丧气。

我看他们走路不大稳，心想这群人大概活不了多久了。我尾随在后，想看看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住进一个日本人的小学校，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光是冷就冷得厉害了。经过三个星期我再去看，学校运动场像个坟墓。

我想到了夏天那个死人坑会流出死人水，流行病可能就发生，看来不离开东北不行了。”

摘自《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节选——追火车的小孩

我在夜车里，从广州东站驶往衡阳站。晚上十一点发车，清晨五点钟可到。总路程五百二十一公里。这个里程数，我开过。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去柏林，就是开车去的，从法兰克福开到仍在围墙中的柏林，是五百六十公里。

一进入东德区所谓公路其实就是一条被铁丝网、探照灯和监视塔所围起来的一条出不去的隧道。接近关卡检查哨时，看到穿着制服的边境守卫，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都是回乡的人吧？广州东站的候车室里，起码有上千的人，聚在一个大堂里，听见的全是熟悉的湖南话。很多民工，带着鼓鼓的麻袋－－都是那种红蓝白三色条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身披挂。出来打工的人，这很可能是两三年才一次的回乡。家里的孩子，可能都认不得自己了。

人们安静地上车，一入厢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铺位，就把灯灭了。灯灭掉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就没入铁轮轰轰隆隆的节奏里。行驶中的夜行火车永远是浪漫的，车厢像个秘密的、无人打扰的摇篮，晃着你的身体；韵律匀匀的机械声，像一顶蚊帐，把你密密实实地罩在摇篮里。

美君从广州站上车，回到衡山，想把孩子带出来的时候，她的孩子也不认得她了。

我在二○○九年走的这五百二十一公里铁路，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美君走过的路。李佛生，那两位淳安一同出来的庄稼少年之一，陪着她走。在广州半年，美君看见了更多的离散；她决心回到衡山，把孩子带出来，带在身边。

火车到了衡阳，不走了。到衡山的铁轨断了。火车里的人，又面临抉择：是坐在车里等，还是下车走路？这个时代，是个不寻常的时代－－每一个小小的、看起来毫不重要的片刻的决定，都可能是一辈子命运的转折点。

清晨五点，我跨出衡阳火车站，冰凉的空气袭来，像猛烈的薄荷，大雾锁城，一片白茫茫。天色犹沉，站前广场上已经站了很多人，这时纷纷凑上前来，口里低低呼着地名：

攸县！攸县！
祁阳！祁阳！
长宁！长宁！
永州！永州！

“永州？”我看了看那个呼“永州”的人，是个有点年纪的老头。跟着他走，我就会被送到永州，就是零陵，在那里，痖弦的命运转了个大弯。为了痖弦，我特别走到那个写着“永州”的牌子前，深深看一眼。

应扬来接我。车子驶出了有路灯的衡阳市区，进入乡间公路，车灯照出去，像在云里游泳一样，上下前后远近，只有茫茫雾气，路都看不见。如果突然有个大坑，车子会开进去。

美君很快地做了决断：下车走路。

她带着佛生，下了火车，开始沿着铁轨往北走。从衡阳到衡山，沿着铁轨走，大约是四十公里。美君和佛生一直走、一直走，在路上看见，铁轨整个被翻了过来。美君走得脚起泡，佛生就把臂膀伸出来，让她扶着走。走到第二天，远远看见了衡山车站，她心里一松懈，腿就软了下来，摔在铁轨上。

我没想到，二○○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和美君所描述的一九四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几乎一样。木头窗子一隔一隔的，玻璃上一层很旧的灰，从外面望进去，朦胧朦胧的，有一个老人拿着扫把畚斗在专心地扫地。冬日淡淡的阳光，从窗格子里射入，把那人的影子拉得好长，一直长到检票口。检票口，也就是两条木头扶手。这时南下北上都没车。候车室里一个人也没有，静悄悄的，墙上一个大壁钟，我想，我几乎可以听见那分针绕圈游走的声音，也看得见那阳光在地面上移动的速度。

我穿过空空的检票口，像旅客一样，走到月台上，这是南下广州的月台，立在铁轨边，看那铁轨往前伸展，伸展到转弯的地方。我有一种冲动，我想下月台，站到那铁轨上，趴下来，耳朵贴着铁轨，听六十年前那列火车从时光隧道里渐渐行驶过来、愈来愈近的声音。

美君离开了铁轨，走泥土小路到了山凹里的龙家院。那儿满山遍野是油桐树，开满了花苞，还没有绽放。水田现在已干，稻子半高，但是荒芜的不少。走在田埂上，迎面而来几个乡亲，美君不认得他们，他们却认得这是槐生的杭州媳妇，咧开嘴来笑着和她打招呼。一个肩上扁担扛着两只水桶的族兄，还把水桶搁下来，问槐生族弟是否平安，也问她战争打到了哪里。

我站在龙家院的田埂上，应扬跟挑水过来的大婶介绍，“这是我妹妹。”他说“妹妹”的时候，第二个“妹”字也用四声，说的很重，听起来就是“妹魅”。不一会儿，就围了一圈龙家院的族人，都姓龙。应扬一个一个介绍给我：

这一位，是你的哥哥…
这一位，你应该叫表姊…
这一位，是你的叔叔…

围了一圈人，各种亲属的称谓，全用上了。

“我记得你妈妈，杭州小姐，烫了头发的，”一个大婶说。

“对，我也记得，她还从城里带了一个收音机来，”一个叔叔说。

“她很好，穿旗袍，来这里住破房子，一点也不嫌。”

我站在那栋门窗都空了的红砖房子前面，看了很久，已经没有人住，野草长在屋顶上，也长在屋前和屋后的野地里。就是这一栋颓败的红砖房，美君来接她的孩子。

可是孩子躲在奶奶的后面，死命抓住奶奶的手，满面惊恐地瞪着眼前这个要带他走的女人。他又哭又闹，又踢又打，怎么也不肯接近她。

第二天，又回到衡山火车站。南下的月台上，火车已经进站了，又是人山人海，原弧形的车顶皮上，爬满了人。有人用一只手紧紧抓着门上的铁杆，身体吊在车外；车窗被人体堵塞。

美君一伸手要接过孩子，孩子就像触电一样大哭。奶奶本来就舍不得，眼看着火车要开了，她趁机说，“那……那孩子还是留下来吧？”

向来果敢的美君，看着孩子哭得发涨的红脸，火车里大难临头的拥挤，这时犹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缩了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火车要动了，千钧之重，都在一瞬间。美君做了一个决定。她转身对佛生说，“那，我们上车吧。”

然后对奶奶说，“妈，我们－－很快就回来。”

我问应扬，“后来，你对妈妈有任何记忆吗？”

他眼眶一下就红了，六十岁的人了，一说到衡山火车站，还要哽咽。

“只有一个印象留下来，就是－－妈妈在火车里，头发卷卷的。后来，长大一点，看到别人都有妈妈，只有我没有，很难过。开始的时候，奶奶还骗我说，我就是你的妈妈，后来当然骗不住了。”

应扬的眼睛深凹，特别明亮。一九八五年第一次找到他的时候，我从美国特地飞到广州去“认”这个失落的哥哥，在满满的人群中，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是他，这就是他。”应扬皮肤黝黑，穿着农民的粗布，带着底层人民的谦抑神情，过了一辈子挑扁担、耕土地的生活，但是他脸上有美君的一双深凹、明亮的眼睛，在大水般涌动的人潮中，我一眼就看见他。

应扬抑制着情绪，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说，“小时候，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老师跟同学指着你的鼻子说，你爸是国民党，像拿刀砍你一样，我总是想，如果妈妈在，多好，随时可以回家对妈妈痛哭一场，可是一想到这里，就更难过。每次火车从衡山站里开出来，经过龙家院都速度还很慢，我老远就从屋子里冲出去，拼命往铁轨那边跑，往火车跑过去，我去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妈妈妈妈妈妈……我看到任何一个短头发烫得卷卷的女人，都以为那是我妈－－我妈永远在一辆开动的火车里，我永远追不上……”

□　摘自《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节选——千斤担子两肩挑

  
调景岭外头，香港的街上，每年涌进来二十万人。难民潮里，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湾仔上小学，多年以后，像古时候的词，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诗，在华文世界里到处被人传诵。人们问她，你的古典诗的基础在哪里形成？她不直接答复你，只是淡淡地说，她在香港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会了她背诵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会讲广东话，但是六十年以后，她还可以用漂亮的广东话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白崇禧兵退海南岛之前，十二岁的白先勇已经被送到九龙避难，文静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书院。原本沉浸在中国古典戏曲及文学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触英文世界，也开启了他对现代文学的兴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国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离。他看过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过南京首都的上层生活，看过上海的繁华与崩溃，如今看见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见战争的荒凉：“家里住着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顾的亲戚和从前的部属。大楼外面骑楼里、走廊下，全睡着个人，街上也是到处是难民。”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湾，白先勇成为台湾现代文学的先驱作家。

同一个时间里，半岁的林百里被带到香港。他在解放军攻进上海前一个月出生，营养极度不良，扶着墙都不会走。被母亲抱在怀里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将军府”宅院里头的佣人间，后面的弟弟妹妹陆续出生在这狭窄的石头房里。石头房太热了，父亲就在屋角里种爬藤，藤的青叶盖满了屋顶。

“将军府是谁的？”我问。

“翁照桓。”

我睁大了眼睛，“百里，你在大埔家的房东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松沪血战中发出第一枪的国军旅长翁照桓？”

是的，林百里说，他还清晰记得小时候，翁将军把他叫到面前，给他糖果，摸摸他头，要他努力读书，将来好好报效国家。

林百里在一九四九年后难民充塞街头的香港长大。父亲和一百万其他难民一样，艰难地为生，在中环的香港俱乐部做会计。俱乐部大厅挂着水晶吊灯、铺着华丽的地毡，白人绅士淑女从大门潇洒地进出用餐，华人用旁边的小门。父亲告诫他，“你不可以到前厅去，那个门，是白人走的。”

父亲就在侧门后面那个只能放下三张小桌的房间里工作。为了儿子的前途，父亲让长子百里跟在身边。白天，百里去上学－－搭天星小轮过海到尖沙嘴，然后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学。大半的时候，为了节省那两角钱的巴士车资，十三岁的林百里宁可走路四十分钟到学校。

晚上，父亲看着百里做功课；夜静了，就从办公桌底下拉出两张折叠行军床，在三张写字桌之间勉强撑开，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繁华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细细的线。

这个一九四九年战火中出生、流离中长大的孩子，六十年后，他的笔记电脑制造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

我问他，“十一、二岁的时候，住在香港俱乐部的‘后门’里，不准进入前厅，一出门又总看见中环光艳夺目的精品橱窗，你有‘难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吗？”

“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华人之间地位的差别，所以我的民族情怀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丽的橱窗，我没有不平感，”林百里笑笑地说，“我只有想：有一天，我要买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话。”

******

秦厚修是从澳门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剧烈地摇晃，等小船过来接驳；从大船踏上摇晃得更厉害的小船时，踩空了，差点摔进海里。秦厚修带着一个还没上小学的女儿，肚子里还怀着一个，踏上澳门，马上转香港。丈夫马鹤凌在码头上焦急等候。

在孩子出生之前，秦厚修得找工作。她和亲友合伙在青山道附近顶下了一爿洗衣店。然后又在一九四九年新开张的大型游乐园－－荔园，找到一份工作：收门票。

荔园开张，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币五角，可以入场，摩天轮、碰碰车、哈哈镜、遥遥船、过山车，还有一个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场。

“可是，应台你要知道，那时没有票的，你丢钱进去，有一个闸门，我就坐在闸门旁边用脚踩一个控制，一踩，缴了钱的人就可以进来，每天就做这个。一个月薪水三百块钱，要养好多人。”秦厚修说。

荔园月薪三百块？我想到，同一个时间点，钱穆创了新亚书院，自己的月薪是两百块－－现在我知道那是多么微薄了。

“蛮辛苦的，”我说，“马妈妈，可是那时你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出生了，你出来工作，谁管那吃奶的婴儿呢？那时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问。

“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帮忙，还有姑爹，而且，逃出来的亲戚那么多，每天都有人来借钱，他们也帮忙。”

厚修的孩子在东华三院之一的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

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

他为孩子取名“英九”。

这孩子长大以后，成了中华民国总统。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会笑说，我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香港交货”的。

“我也记得，”秦厚修说，“有一天马爸爸说要去调景岭，听说救灾总会的人到那里发救济物资，结果回来了，也不过发了几块肥皂吧？那时候，也有‘第三势力’来找他，但是他没去。”

“第三势力”这个词这么顺溜地从马妈妈嘴里冒出来，让我吃了一惊。很少人知道这是什么了，向来对政治没兴趣的她竟然记得。

一九四九年落脚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关心国是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无法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不欣赏蒋介石的领导，这时美国已经开始在亚洲做大规模的反共布局，提供资源，于是一个名为“自由中国运动”的“第三势力”，就开始酝酿了。中情局结合流亡人士，有计划地训练独立于台湾之外的反共游击队。

调景岭有很多年轻的国军官兵，也有很多失学失业的青年，不管是为了生活的基本维持，还是因为胸中怀抱着经国济世的热情，当他们听说有个学校招生培训，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自由中国”，很多人去了。

学校设在塞班岛；“塞班”，是残酷血战的代名词，在关岛附近，面积比香港岛略小，战前是日本领土。一九四四年美军强攻塞班，日军战死三万多人，守将南云忠一自杀。三万居民中，两万多人死于战火，另外四千多个老弱妇孺调悬崖自杀。

受训的年轻人学习爆破桥梁、抢滩登陆、打阵地战等，还有跳伞。在塞班干校训练一年零两个月以后，学员就被送回日本基地，最后的主要任务是：空投大陆。四人一个空投小组，选择的空投点通常是游击队员的家乡；山东流亡出来的，空投山东；湖南出来的，空投湖南，因为你必须对那个点的周遭环境，了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厅里与蒋震闲聊一九四九－－对于像他或蒙民伟这样从一九四九年的艰辛中白手起家的人，我有一种特别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里，我随意说，“我发现关于香港的‘第三势力’的资料特别少，问了很多香港人，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好像谁都不知道似的。”然后我给自己加点咖啡。

蒋震接过去说，“是啊，自由中国运动。”

我吓了一跳，咖啡壶在我手上悬在半空－－会把“自由中国运动”这几个字这么不经思索说出来的，历史学者除外，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蒋先生知道内情？

他看着我吃惊的神情，笑了，说，“我就去了塞班岛！”

蒋震是香港极受尊敬的实业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东河南交界的荷泽，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和千万个与他同时代的爱国青年一样，他也当了兵，从山东一路打到广州，部队溃散，他就随难民潮来到了香港。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过，在码头上扛重物、在纱厂里打杂，在矿场里挖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岁的蒋震拿出仅有的两百港币，和朋友创设机器厂，发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十盎司螺丝直射注塑机，奠定了他的实业王国。为了回馈乡土，他又成立基金会，专门扶植中国大陆的工业人才培训。

蒋震说，要从调景岭说起，因为他也进了调景岭难民营。

“啊……”我看着他，“没想到。那－－您原来属什么部队？打过什么战役？”

“整编十一师。打过很多仗，譬如南麻战役。”

我看着这位极度朴实的霭霭长者，简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么。我一时无法把“香港实业家蒋震”与胡琏将军的彪悍十一师和可怕的南麻血战做连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编十一师在山东南麻就地防守，广设防御工事，周围建筑了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子母地堡，纵横交错。解放军的名将陈毅和粟裕以五倍于国军的兵力主攻。激烈的炮火交织七天七夜，战役结束之后，解放军损失惨重，自称一万四千人阵亡，国军方面则宣称“歼灭”两万人，“生俘”三千人，自己牺牲了九千人。这是粟裕少有的挫败，从此役开始，解放军严肃地检讨应付国军子母地堡的作战策略。

南麻七天战役结束，荒野中留下了三万个青年人的尸体。

实业家蒋震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塞班岛的结业学员在空投任务前，每人发配的装备是：手枪、冲锋枪、弹药、发报电台、足够一月吃的干粮、人民币，然后就被飞机秘密地送到某一个省的山区，跳下去。

有的人，降落伞没打开，当场摔死。大部分的人，一落地就被当地的居民给绑起来，送去枪毙。

我看看蒋震－－他如果被空投到山东，怎会今天坐在我面前，后面是一片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景？

蒋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里有一百个疑问。

“我一直以为‘自由中国运动’是个爱国的运动，也不知道中情局在后面，”他笑着说，“轮到我要被空投的时候，韩战打完了，这个空投计划，也叫停了。我差一点点就上了飞机。”

啊……原来韩战还决定了蒋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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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在大动荡、大离乱中，钱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头，看见满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从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学，开创了新亚书院。

每晚从外面回到九龙深水埗的新亚书院克难破楼前，钱穆很难上楼，因为骑楼下、楼阶上，全是蜷着睡觉的人。新亚的青年学生，也蒙头睡在走廊上。在睡着的人与人之间，钱穆小心翼翼地寻找可以踩脚的空隙。

学生交不起学费，老师买不起食物，学生和老师就拼命写稿挣钱。当时的学生中，有一个特别聪颖沉着的，叫余英时。二○○六年得到美国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终身成就奖时，余英时追忆一九四九年的新亚书院，特别记得，为了生活，他自己十几岁就开始写稿，创办新亚书院的恩师钱穆，也拼命写稿，“龚定庵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余英时笑说。

每一个香港人都有一个故事。那辗转流离的一代，自己历尽艰辛，但总是想方设法在动荡中找到一个给孩子避风遮雨的地方。

于是你就有像梁安妮这样的发现。安妮是香港公关界的“大姊大”，我问她的“来历”；她能说的，不多，但是，慢点，父亲好像有一个日记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写的，从出生到一九四九来港，是一个完整的回顾和记录。安妮一夜读完，无比地震动；父亲过世二十五年之后，她才知道父亲的一生，他如何亲身经历抗战中的桂林大轰炸，他如何飞越喜马拉雅山参与了中国远征军的对日战争。

在香港，程介明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为有名的教育理论专家，但是他清楚地记得“流离”的感觉。即使年纪很小，他看得出父亲在为养家挣扎，他明白，所谓“在保险公司”上班，其实就是失业。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换一个学校。而房子，总是愈搬愈小，愈住愈远，上学的路，愈长。

我和程爸爸说话，谈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讲到当年的艰辛，稍稍顿了一下，说，“介明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体贴。”

小孩子懂事，体贴，其实就是苦难让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语气有心疼的意思。

在香港，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记得一个小阁楼，在一个狭窄的“士多”（store）小店铺上面，全家人就挤在这样一个无法动弹的阁楼里。后来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母亲只好带着小妹重新回到当初离开的大陆老家，因为那里生活开支比较小；相依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现实拆散。

立之的父亲，也在“保险公司上班”。

“那，父亲本来做什么呢？”我问立之。

他犹豫了一下，说，“原来家境极好，父亲的毛笔小楷在浙江奉化很有名，所以蒋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谱是他亲手抄写的。”

我飞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像小学生一样坐在一群皓首穷经的历史学家后面，看刚刚开放的蒋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日记。极端重视家谱的蒋介石，在东北和徐蚌会战最惨烈、国事蜩螗的时候，仍旧在日记中不断追踪家谱修谱进度；徐立之父亲的名字，真的在日记里出现。

所以在四九年后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龙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浅水湾的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再怎么穷，水和沙是上帝送的。这个“士多”小阁楼上长大的孩子，也上了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分子遗传学家，回到香港来，做了香港大学校长。

二○○九年了，上环老区还是有些小阁楼，就在狭窄的“士多”上；每次经过，我还忍不住多看两眼，想起钱穆在一九四九年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校歌：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
……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摘自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谢谢为力转贴介绍。

走一趟吉林路

龙应台

跟朋友的约会，我常约在亚都饭店一楼的巴赛丽厅。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远离热闹的靠窗那个高脚凳。透过小格木框看出去，微雨，车灯由远而近，雨丝在光圈里晶莹滚动像动画；车慢慢停下来，在吉林路的路口等红绿灯。走路的人进入饭店的骑楼，暂时收起手里的伞，放慢了脚步，经过窗边不经意地和你视线相接，又淡淡地走过。

他若是一路沿着吉林路走，我知道他已经走过了德惠街，如果继续往南，那么他接下来会碰到的几条横街将是锦州街、长春路、四平街；和他的吉林路平行但稍微偏东的，是松江路和龙江路，旁边还藏着小小一条辽宁街。

我们曾经玩过“大富翁”的游戏，记得吧？在一张图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有得有失、有赢有输。这个城市里的人，每天都走在一张历史兵图上。

德惠街？德惠，在长春以北不到一百公里之处，是哈尔滨、长春、吉林之间的重要铁路城市。一九四七年二月－－你看，对日战争才结束一年半，国共内战已经烽火连天。国军新一军五十师的两个团守德惠城，林彪的东北野战军用四个师围攻。两军只相隔一条马路，炮火交织，激烈战斗了一个礼拜，共军退败而走。

满面烟尘的国军士兵从地堡中钻出来，冰冻的荒原上还冒着一缕一缕的黑烟。抬走自己弟兄的尸体之后，算算敌人的尸体有几百具。新一军的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巡视战地，看着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眼泪。英勇退敌的五十师师长潘裕昆走在尸阵里，默默不作声，只沙哑地说了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眼睛就红了。

德惠一战，是国共内战的第一次严重交火。死在德惠战场的士兵，破碎焦烂、面目全非的程度，看来令活着的士兵也不忍卒睹。后来在台湾任联合报采访主任的于衡，记得当天气温是零下十七度，东北的大草原上无边无际地一片荒凉。德惠城里，房屋被炸成黑色的废墟，浓烟滚滚，电线凌乱横倒在街心，到处是玻璃碎片。

城外野地里，堆积起来的共军尸体像座小山，细看一下，一具一具硬得像冰冻的死鱼一样。因为是冰冻的僵尸，所以看上去没有血迹。

男尸和女尸横的竖的胡乱丢在一起；于衡特别注意到尸堆里有十五六岁的女兵，头发上还扎着俏皮的红绳子。

沿着吉林路，过了德惠街再往南走，会碰到交叉的锦州街。

听过锦州吗？它在辽宁省，沈阳和山海关之间。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国共在锦州外围激战。范汉杰所统帅的国军调动了十一个师，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五个纵队，相互厮杀割喉。飞机轰炸，重炮射击，阵地一片火海，尸横遍野。然后突然下雪了，美国的记者拍到国共两边的士兵在雪埋的战壕里蹲着，冻得嘴唇发紫、脸色发青，但眼睛里全是疯狂的红血丝。

十月十五日，解放军“全歼”国军十万人，进入锦州。

同时，你要想像，战场上一片冒烟的焦土，战火还没烧到的地方，人们在挨饿。美联社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发的新闻，列表告诉你，一百元法币－－别以为这是法国钱，当时的币值就叫“法币”，法定钱币！一百法币，可以买到什么？

一九四零 一头猪
一九四三 一只鸡
一九四五 一个蛋
一九四七 三分之一盒火柴

锦州在打仗的时候，上海的生活指数，五个月内跳到八十八倍，再下一个月跳到六百四十三倍。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已经增加到三十七万倍。大学教授的薪水，已经买不起米；马路上，学生游行抗议的狂潮，瘫痪了整个城市。

再往南，我们先跳过霓虹灯闪烁的长春路，到一条小街。

它叫四平街，在松江路和伊通街之间，短短几百公尺，有一小段，满是女人的服饰和珠宝店，周边大楼里上班的年轻女郎喜欢来这里逛街。你大概不知道“四平街”这个中国城市在哪里。我们把台北街道图放到旁边，来看看这张东北地图。

四平街虽然叫街，其实却是个城市的名字。城，在沈阳和长春的中间，一九四九年之前是辽北省的省会，三条铁路的交叉点，既是交通枢纽，也是工业和军事重镇。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万解放军对国军二十八万人，足足打了一个月，解放军溃败逃往北边的松花江。

国军的资料说，美式的强大炮火加上空军的地毯式轰炸，估计有四万共军被杀。国军空军低空丢掷一种杀伤力特别大的“面包篮”，一次轰炸就造成共军两千人的伤亡。

什么叫“面包篮”？它是一种子母弹形式的燃烧弹，二战中苏联侵略芬兰时，就用燃烧弹轰炸芬兰的城市中心，造成大量市民的死亡。国际指责的时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轻佻地说，我们没丢炸弹啊，我们丢的是“装满面包的篮子”。火力强大可以化城市为焦土的燃烧弹因此被称为“面包篮”，是个恐怖的黑色幽默。

三月，东北白雪皑皑。炮火暂歇时，东北农民探出头来看见的是，原野上仍是一片白雪，但是炮火烧过、炸过的地方，是一块一块的焦黑；人被炸得血肉横飞，留下的是一滩一滩的腥红。

焦黑和腥红大面积点缀着无边无际的纯洁的白雪。太阳出来时，红和黑就无比强烈地映在刺眼的雪白上。

一年以后，一九四七年五月，像拔河一样，解放军重整又了打回来，现在换成国军要做“保卫战”。再一次的血流成河。新闻记者们被邀请去看国军胜利的“成果”，目睹的和德惠一样，断垣残壁中黑烟缕缕，因为不是冬天，尸体的臭味弥漫所有的大街小巷。

回到台北吧。四平街若是走到东边尽头，你会碰到辽宁街。辽宁啊？台湾的孩子摇摇头，不知道辽宁在哪里。中国大陆的小学生却能朗朗上口，说，“辽沈战役是国共内战中三大会战之一；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历时五十二天。五十二天中，解放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大获全胜，以伤亡6.9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四十七万余人。”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前夕，从九月到十一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国共两边合起来有几十万的士兵死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上，这是个什么样的景观，飞力普？你说你联想到二次大战时德军在苏联的战场，我想大概很像，但是我却没来由地想到一件很小、很小、不十分相干的事：

东北还是满州国时，很多台湾人到那里去工作。有一个台北人，叫洪在明，一九三五年就到了长春。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满洲国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当时大概有五千多个台湾人在满洲国工作，很多是医生和工程师。

日本战败之后，洪在明仍在长春，长春的冬天，零下二十度。有一天早上他出门时，看见一个乞丐弯腰在垃圾桶旁，大概在找东西吃。下午，经过同一个地点，他又看见那个乞丐，在同一个垃圾桶旁，脸上还带着点愉快的笑容。洪在明觉得奇怪，怎么这人一整天了还在挖那个垃圾桶；他走近一看，那原来是个冻死的人，就站在那里，凝固在垃圾桶旁，脸上还有一丝的微笑。

路上的行人来来去去，从这微笑的乞丐身边经过。

□ 摘自《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龙应台：统独对我一点都不重要

BBC中文网驻新加坡特约记者：李慧敏

台湾著名文化人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1949》今年8月底出版后，在全球华人社会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讨论。有读者被感性的文字打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将作品看完；但也有读者读了后大骂书本内容不属实，歪曲了历史真相。

此书在中国大陆至今仍无法出版，但尽管龙应台希望大陆读者看到这本书，并向大陆读者表示“这是一本和平之书”，然而在网络上流传更多的是关于龙应台是在“替台独和平招魂”以及要求胡锦涛在十·一中共建政之际向人民道歉的报道。

日前，龙应台来到了华人人口占约七成的新加坡，在《联合早报》与天下杂志举办的讲座《站在历史码头回看大江大海》中宣传她的新书。笔者于是借此机会向她询问澄清一些问题。

“你说希望胡锦涛在十· 一的时候向人民道歉……”问题还没问完，已处于备战状态的龙应台马上神情严肃地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报道。”

她语气和缓但坚定地解释：“当时讲的是说，60周年对两岸的人民都很重要，所以我是觉得在60周年，除了庆祝国庆之外，两边的领导人都可以花点时间去追思60年前在内战中所牺牲的那么多的年轻人，向那些因为内战而牺牲的人说一声对不起。不过当时报道错误，我的话被简化了。”

大国崛起应有的力量

不过十·一过去了，这一声对不起没有出现，反而大家在中国国庆庆典上看到中共展示的大规模军备。对此，龙应台说：“大国崛起除了是政治、军事力量之外，还有一种文化的厚度还有文明的力量的话，我想那个是大家都乐见的。”

书中另一个具争议性的问题就是，对于许多大陆读者来说，龙应台在书中对解放军的描写是难以接受的，因为书中所述有悖于他们对解放军的认识，与他们所知的解放军受到民众拥护的情况完全相反，因此有人认为她有抹黑中共的意图，是在“为台独和平招魂”。

龙应台对于台海政治交涉似乎不太感兴趣，也不愿多谈，并在讲座上公开表示“统独对我一点都不重要，和平价值超过统一、独立。”

她坦言书中留下了一些遗憾，因为缺乏了对“泥土的情感”，她对解放军的事情不了解，因此只能写出一半的故事，另一半的故事就等着大陆更多更优秀的作家去写，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当中也有很多的大江大海，这些故事都是需要当地有着“泥土的情感”的人才能写得出来的。

她补充：“我不愿意担当审判者的角色…但并不表示国共之间就没有对错的问题。事情总是有对与错，例如二战时期纳粹政府和日本政府作为侵略者总要付出侵略的代价，而国共之间也有对错问题。”

显然，她心中已经有着关于“国共之间对错问题”的答案，不过她也点到为止，拒绝对此进行更多评论。她继而指出，她的用意是希望读者能思索自己在“国家这个庞大的机器里的位置以及与这个机器的关系，从而对是非对错作出判断和抉择，并作出自己的结论”。

1840和1949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的祖辈多数是在19世纪因为中国国土上祸乱连连，为了寻觅更好的生活离乡背井，漂泊到南洋来。

虽然国共之间的历史对于更多的南洋华人来说关系并不直接，不过在看待1949这个年份的时候，却也有另一套见解。

出生于1949年的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认为，从新加坡看台海两岸，因为有点距离，也因为少了参与，因此多了一份客观与冷静。他不评价1949年到底是谁失败或胜利的年份，而将目光拉得更久远来看待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

他以10·1中共建政庆典中国旗卫队用169个步伐为例，指出这169步象征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的169年。 所以，中国规模盛大的阅兵大典不是在庆祝60年前的胜利，而是在宣告中华民族终于从1840年的沦亡屈辱中站了起来。

他说：“如果说这个国庆大典是在庆祝胜利的话，这个胜利应该是对1840年而言的，不是1949。那是一场更大更有意义的胜利。”

历史还是文学？

针对自己的著作是历史还是文学作品，龙应台承认，历史学家认为她的著作不够严谨，无法算得上是历史书，而喜欢文学的读者却又不喜欢文本上的注释和太多考证的痕迹，因此严格意义上也称不上文学，结果自己变得“两边都不是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也前来聆听龙应台的演讲，对于龙应台的这本新书，这位79岁的历史学家说：“书中其实试图去表达解放军的观点，不过这本书不能说是历史书，而是文学家的观点”。

他指出，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写作的方法不同，历史学家必须要考证断定真假的问题，不是为了感动人家而写；文学家则是以故事的形式将内容表达出来，每个故事本身都有价值，而这类结合历史故事的文学作品相当多。

他笑着表示，历史著作比较枯燥，读的人不多，像《大江大海》写得感人，大家才爱读。

□ BBC

龙应台谈新作，愿大陆读者了解台湾一代人伤痛

记者：陈苏

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9月26日下午在台北中山堂为其新作举办新书演讲会。龙应台向数百名台湾听众讲述了她写此书的心历路程，并表示希望中国大陆的读者能够读到这本书，了解台湾整整一代人隐忍不言的伤痛，才能了解台湾。

*拥抱人性--以小人物的生命历程诠释历史*

两位80岁的台湾国军老兵在接受龙应台采访时，用苍老的声音唱出他们60多年前学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两位老人是龙应台为撰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而采访的成千上万的受访者之一。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一片荒芜，这两名在台东土生土长的17岁青年参加了国军。他们被一艘大船运到山东打内战，在国共内战的激战中跟无数国军士兵一起被俘后立即编入共产党军队，掉转枪口打国军，后又入朝参加韩战，被美军俘虏后，两名台湾青年又被命运的抛物线离奇地抛回台湾。

龙应台说，她的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要通过60年前她的家族故事、以及无数个被那场残酷的国共内战“绞肉机”甩出来的个体的生命历程。

龙应台表示，希望她的读者在掩卷之余思索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人在国家、在集体、在一个巨大机器里的位置以及个人对其走向所能发挥的影响，这就是她写此书的意图。

她说：“我要做得比较单纯，我只是想把不管是苏联红军、德军、日本军、中国军--国军或者是解放军，我想要把每一个机器，集体的机器，把它拆解开来，让你看到里面那个孤零零的个人，而且让你看到，那个孤零零的个人他在流血、他在疼痛的地方。”

*一九四九--两德分裂、两岸分裂的年头*

龙应台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上个月面世正值中国在为欢庆建国60周年做准备，因此她的新书格外引人关注。龙应台说，大陆方面以及国际媒体的对此书反应令她惊讶。

她说：“我发现他们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这本书是不是冲着10月1号来的。我吓一大跳，就是说是不是冲着建国大业来的，我非常惊讶，因为在过去的一年400天之中，我连报纸都很少看，没有时间看，心目中也不会想到10月1号或者是10月10号是什么日子，更不要说是冲着10月1号来了。”

龙应台说，出书确实有时间的巧合，但决不是此书目的。她写此书最初是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起的念头，但一直到1999之后的几年里，父亲过世，母亲失忆，才让龙应台有了紧迫感，担心历史记忆的大门一旦关闭就永远敲不开，于是开始动笔。

*历史不仅是胜利者的 更不会是当权者的*

当龙应台为收集史料奔走于台湾各个档案馆和台湾国防部各个机构时才发现有关1949年的资料如此之残缺不全。

她说；“因为当时是溃散来台，因为是有一个集体战败心理，所以，历史都不是战败者在说，你没有时间，没有心情，也不忍去面对，结果就是，战胜者就会完整地在讲故事，他把你们的故事也讲进去了，所以当你在讲内战历史的时候，几乎都只有大陆的叙述。”

龙应台说，历史不仅仅是胜利者的，她呼吁台湾民众行动起来，把自己、把长辈的经历，把60年来一直藏在黑盒子深处的千千万万亡灵的痛苦、伤痛都化成文字，或上网、或出书。

与此同时，龙应台说，不能把历史留给官方来写，那样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一边一半对那段历史的叙述，合起来恐怕就是一个完整的谎言。

因此，龙应台呼吁，中国大陆作家也行动起来，动手书写大陆民间的历史，书写大陆人民60年来那许许多多隐忍不言的伤痛。龙应台说，如果能够如此，像《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样的书在大陆就不会仅是一本，而是成千上万本。

*胜利与失败的轮回*

龙应台表示，她和她的无数读者一样都是怀着对参加了60年前那场国共内战的父老一辈的感恩之情来撰写、来阅读这本书的。她说，有在国共内战战场上打过仗的长辈气愤地给龙应台写信，以当年自己的英勇与付出质问龙应台怎么敢把他们称为失败者？

龙应台说，国民党在60年前的战场上确实失败了，但她要给“失败者”打上引号，重新定义胜利和失败。

她说，正是这些失败者来到台湾，白手起家，建立起一个文明的、柔软的、尊重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新的价值观，建立起一个现代台湾。因此，龙应台说，她为失败者所取得的成就而骄傲，以自己是失败者的第二代为荣。

龙应台说：“他们刚刚好是因为当时军事上的失败使得我的长辈们这一整代人慢慢地在60年之中，在台湾这个地方逐步发展出另外一套价值，这个价值离60年前那种国家的、集体的、胜利的、战争的价值越来越远，而离我称之为温柔的力量的价值越来越近。在这个意义上，当时军事上的失败反而是一种收获。”

*超越胜败 超越1949*

一名来自中国上海的读者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深深触动，他说，他读书时流下眼泪。不过他认为，台湾更重要的是要超越1949。

这位上海青年说：“固然我们要回到1949这样一个原点来解读历史，也需要准确、清晰地来阐读那段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觉得对台湾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超越1949。”

龙应台的新作由大量史料构成，承载着历史的重量。但她强调说，她只是一名历史的小学生，无意撰写历史。然而面对历史，龙应台说，“台湾社会只有把过去抽丝剥茧地弄清楚，并让下一代人认识了解，前面的路才走得更好。”她说，“所有的历史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未来”。

龙应台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2009年9月份分别在台湾、香港出版，现在已经有很多大陆出版社跟龙应台联系，希望出版此书。但香港方面传来消息说，此书已遭中国大陆的网络封杀，以便“消除杂音”。龙应台的回应是，这只能更凸显两岸对彼此的不了解。她说，让中国大陆民众读到这本书非常更重要，因为他们能够以这本书为起点来了解台湾。

□ 美国之音

专访作家龙应台——她和千万亡魂一起写这本书

柴子文、张洁平

龙应台在写这本书的一年中，感觉有几千万亡魂跟她在一起，她希望两岸领导人能够对在国共内战中的亡魂举行一个追悼、说对不起的仪式。她希望打开黑盒子，真实了解那个时代。

第一时间看完书稿后，台湾舞蹈艺术家林怀民发了个短信给龙应台，只有一句话：「我要说的是：所有的亡魂都会站起来保佑你。」龙应台捧着短信，欣慰地说，自己的心情，朋友都懂了。

对作者来说，以零碎的个体命运串联起庞大的历史变局，并不是容易的事。在历史谜局，那是「一个小孩子进入大森林，森林里几千几百条路，每一条都有无数岔口，每一个岔口你都要做决定，往哪个方向走」；而对很多受访者个人来说，那是深藏心底、一辈子从未打开的黑盒子。

龙应台说，六十年来，对那黑盒深处的数千万亡魂，两岸的领导人都欠着一句「对不起」。一本书能做的有多少？她低声重复那句话：「希望能让他们，在诗的意义上，入土为安。」以下是龙应台接受亚洲周刊专访的内容：

你希望这本书的读者是谁？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比如一个战役的名称，你到底要称它为「淮海战役」还是「徐蚌会战」？你到底是要称它为「解放军」还是「共军」？这本书到最后，我决定统一称为「解放军」，可每次校对，我的朋友们都会问，不是「共军」吗，你为什么称它为「解放军」？所以一个用词就已经牵扯到你的位置在哪里的问题。如果说这本书同时给华文世界的读者来看是不可能的，我的第一读者是以台湾读者，或者香港读者以及海外的读者作为对象；第二读者是中国大陆。我希望这本书能进中国大陆，即使稍有更动。另外，我写这个书一个很核心的目的是，透过书写和研究，让我自己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我父母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希望这本书，对于现在二十岁这一代的人，他们对于历史既不知道也没兴趣，我希望我能够写到打动他，以至于他会买这本书去送给他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他的祖父祖母，而同时，他竟然会愿意，在他的祖父祖母在跟他说起过去的时候，他会坐下来听一次。

你提到，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该怎么理解「失败者」的意义和价值？

这本书恰巧在十月一日前出来，当大陆庆祝胜利，庆祝建国六十年的时候，对内战是否可有更深刻的反省？我真的觉得，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台湾的领导人，在六十周年的时候，可以对所有国共内战中的亡魂有一个仪式，不是一个胜利的仪式，是一个追悼的仪式，是一个说一声对不起的仪式。另外一个层面，台湾人的「失败者」情结很深，我也想小声地提醒，如果你只有「失败者」的认知，那表示，第一，我们的长辈当年来到台湾，白手起家，过去这六十年建立起的现代台湾，你其实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的成就，所以你还带着那个战败心理；第二，也是想提醒我们自己，这种失败以及失败后他们所创造出的新价值，是一个值得致敬的价值。它离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胜利主义越来越远，离追求个人幸福的价值越来越近，正是因为失败，你才得到这个文明的、柔软的价值。

一九四九是个庞大的题目，处理那么庞大的历史数据和细节，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有一个最重要的感受就是，过去一年来跟几千万的亡魂在一起生活，几千万，几千万的亡魂，那感觉特别奇怪。说来奇怪，你感觉他们都在。那么多的亡魂是，比如说，你在种田的时候，一队兵来了就把你抓走了，连跟父母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你才十七岁，然后从此以后你被送到集中营，你碰破了皮，没有药，五天之内，一定死；又或者你就被日军拖到坑里活埋了；或是像林精武的回忆，他的战友就死在身边，当时大部分人去从军的时候，都会换名字，所以他说，战友死在你?边的时候，你只能抱着他痛哭，你连通知他家人的机会都没有，因为连他的名字都是假的……几千万，几千万的人就死不瞑目了。在我整个写作的过程里头，一年的时间，发生了太多太多次，我要找一些几乎不可能找到的东西，它就突然在某个时间出现了，就感觉特别奇怪。我从来不信教，从没烧过香，也没有任何灵异经验，但在整个过程里头，就好像他们所有人都在那儿，那感觉特别强烈。

这是无数漫长的痛苦的故事，你要怎样去处理这里面的理智与情感、事实跟判断？

我很记得波伏娃和萨特，这一对情人大概在四十年代在伦敦的桥上的一次争执，在那个城市看到无限美景、繁华、夕阳西下，波伏娃在自传里写道就说，马上感动得不得了。然后她就觉得，为什么萨特冷冷地站在那里。两人争执，萨特就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创作者，当你还沉醉在感动中，你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昆德拉在解释kitsch的时候也说：第一滴眼泪是感动，第二滴就是kitsch（媚俗）。这本书里涉及的亡魂，三千万都不止。但是我如果停留在那个自己在感伤、悲伤的情绪里头，我出来的文字会很差，会感动不了人。我必须超越过那个层次，才能真正把那个力量传达出来。所以我写这本书是没有眼泪的。

另外，书里多次提到，这是一个做母亲的人对孩子的讲述，所以我从头到尾说，这不是一个客观的、全貌的现实。如果你要以那个要求来对我说的话，我会说对不起，本来就不是。但是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写批注，去查数据，因为我不希望它又是一个漂浮的、印象式的东西，它不是。我很严格要求自己，譬如我在网站上面找到的材料， 我虽然相信它是真的，但我都会请我的助理到图书馆找那个实体的东西，或是到网上去买那个书，都有实体的东西在，我才安心。我很希望很多历史学者，把我当历史的小学生来看，提出我有错的地方。我开启这个探索，就是想要真实地知道那个时代究竟是怎样一个时代，如果你不去下工夫，就没有一个黑盒子会打开。

书里你侧重写台湾，你怎么看一九四九年，对面留下来的那批人？

这是这本书没办法处理的。一九四九年，可能有三四百万人到了海外，加上他们的亲属，一个人大概要有十个亲属被连累的，四百万人对应四千万人。后来在大陆的肃清、镇反，后来所有的运动和打击，那四千万人的命运、遭遇其实也没有人好好写过。那也是一个更大的黑盒子。我甚至觉得，大陆人比台湾人还更该看这本书，如果你从历史里不得到任何一点清醒的教训的话，你是注定会去重复那些事情的。如果六十年后的十月一日，你还只有大肆去庆祝这一个角度的话，你势必会去重复你的过去。

若这本书能在大陆出版，你最希望读者是哪些人？

所有人，而且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我觉得这本书对大陆读者的意义可能还超过台湾读者，原来不太关心国家未来的年轻人也应该读，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天会轮到你。

书里有很多跟着时代浮沉，或者被时代湮没的普通人的命运。身为个人，遇到这样的大时代，他们可以做什么？

你看到这些故事里头，十三、四岁的人，都碰到了生命攸关、一辈子的决定：你到了一个火车站，南下还是北上，一辈子；到了码头，你上不上船，一辈子；你孩子带不带得走，一辈子；火车突然停的时候，你下不下车，又一辈子。乱世的时候，一个决定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当不当兵，逃不逃兵……所以到最后的结论——我访问的这些人，他们切身经验得到的结论，我自己学习得到的结论——作为一个人，你从小就要知道自己不能做一个盲目的跟随者，你要清醒地知道要思考、要追问，要了解自己在那样一个大的结构里头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任何一个以集体为主的社会，集体的意义就在于避免你自己做一些个人的决定。所以这本书试图表达的一个理念，就是你一定要思考个人跟集体的关系，是对抗或合作都是需要细细思索的。这本书试图呈现，你做不思考的螺丝钉的后果会是什么，日本人难道愿意让自己国家走上那个地步吗？德国人难道愿意吗？没有人愿意的。但如果大家都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的螺丝钉的话，那部机器就往那个方向走。

在你个人的创作历程里，你怎么看待这本书的意义？

其实创作经历里，有两条线是并行的。写《野火集》的时候我也写《孩子你慢慢来》。有个说法是，从《孩子你慢慢来》到《安德烈》、到《目送》，然后从《野火集》，一直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这两条线一直并行，最后汇集到这本书。并不是说先是《野火集》那种激烈、尖锐的批判，后来才变成柔情派。对我来讲，情感跟理智一开始就是同时存在，到这本书，两条河流进入大海。

□ 《亚洲周刊》二〇〇九年第三十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