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余杰
王朔一夜走红，与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文化和思想的"被动转型"有关——在那希望突然破灭的转折时期，否定一切正面价值的虚无主义最容易风靡一时；王朔一夜走红，也与他对传播力更强的电影电视媒介的敏感有关——他是最早"触电"的当代作家之一，他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从而深入千家万户，人们也许没有读过他的小说，但很少没有看过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如《顽主》、《阳光灿烂的日子》）和电视剧（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
王朔及其作品极具时代性，"王朔现象"的出现也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王朔作品的首要特点是，对暴力的张扬以及毫无节制的语言暴力。看看书名便一清二楚：《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动物凶猛》、《我是你爸爸》、《顽主》、《过把瘾就死》……王朔在其新作《我的千岁寒》的序言中，如同发癔症般地说："我以为你们拿我当仇人，我就是仇人……我以为我是作家呢，我以为我是知识分子呢，我以为我是新贵呢，我以为我是流氓呢，我以为我是名人……你以为剃头就是和尚，当兵打仗也剃头。你们一个个人五人六的，会武功是么？都是大侠是么？金庸是你们爷爷是么？你们各路大侠都来，我一门三七炮废了你们全体。"二十多年来，王朔一直保持着此种"愤青"心态和"备战"状态。对此，学者单正平在《王朔的勇气从哪里来？》一文中分析说："（在文革中）军事话语泛化为社会和文化话语，武断、强制、粗鄙的话语风格成为时尚和光荣。而这正好让读小学和初中的王朔赶上了。在他心目中，暴力话语是和少年的美好回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军队大院的孩子是暴力的受害者，但他们不去否定暴力，反倒拥护暴力。从初入文坛时候的《空中小姐》等纯情小说到后来的"顽主"系列，王朔发现，使用暴力话语，反而可以获得最大的成功和轰动。以否定一切、怀疑一切、摧毁一切为特征的"王朔流"，影响了九十年代以后年轻一代写作者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上的表达通常是匿名的，王朔式的骂街语言，成为网民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亦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四处弥漫的暴戾之气。
王朔作品的次要特点是，对仇恨的宣泄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拆毁。从金钱和名声上来说，王朔无疑是功成名就者，但他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摆脱失败者的焦虑，与边缘人的怨愤。他尤其仇恨知识分子，这是中国历史上游民阶层"反智主义"的一种现代表现。王朔说过："因为我没有念过什么大书，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体系，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而且打别人咱也不敢，雷公打豆腐拣软的捏。我选择的攻击目标，必须是一触即溃，攻必克，战必胜。"一方面，王朔认为知识分子是他的"拦路虎"，所以必须"打掉"；另一方面，他又晓得知识分子不是权力者，攻击权力者不安全，攻击知识分子安全系数高。评论家朱大可在《流氓的夜宴》中指出，王朔的履历正是八十年代社会转型过程的一个写照：他从一个骄傲的士兵，复员后成了国营公司的职员，继而辞职成为小贩，游荡在中国这个庞大的交易市场，他的身份在不断转移与变换，正是这种大院的败落、身份创伤和尊严的流走，诱发了"身份过敏－焦虑综合症"，并点燃了王朔们的焦虑、怒气和仇恨。朱大可指出："身份性仇恨是流氓赖以生存的首席秘密。没有这种内在的仇恨，流氓一天都活不下去。但仇恨的种子却意外地长出了一棵小树，那就是痞子小说。"吊诡的是，王朔投身于他所"憎恨"的事业——文学（因为它原本是传统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并"利用写作来展开话语复仇"。
王朔作品的第三个特点是，对作家（或广义的文化人）身份的自我贬低、自我诋毁。王朔将写作当作"码字"、当作消解所有正面价值的武器。王朔将自己定位为顽主、愤青、痞子。他的策略是：一个人一旦将自己看作痞子，任何人便没有权利再来要求他承担什么和对谁负责，他就获得了百分之百的"自由"，就可以为所欲为。这确实是一种"不战而胜"的高明伎俩。日前，王朔做客凤凰卫视《铿铿三人行》，在主持人询问到他的私人问题时，他大谈吸毒经历："（这是）我个人隐私，涉及到别人我不愿意说，我个人无事不可和人说的。吸毒嘛，我告诉你我吸过，我当卫生员的时候就接触了这个……"除了吸毒，他还直言不讳嫖娼的经历："我也嫖过娼，接触过性工作者，都是最好的人，都比小知识分子要好，内心要干净得多、善良得多……"许多人在震撼之余，首先发出的感叹是："他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只有很少人看出了"王朔主义"的要害，如学者朱学勤所批评的那样："不能因为虚假说教与虚伪崇高曾经结伴而行，就有理由从此躲避一切崇高，粉碎一切信念。"换言之，恶不能达成对假的否定。一个人可以选择躲避崇高，但不能侮辱崇高、否定崇高。
比起余秋雨、贾平凹、二月河等人来，王朔对人性的卑贱的展示，王朔的自我贬低和自我诋毁，是以某种不加掩饰和包装的"说真话"的面目出现的。因此，人们对王朔的误读之一是，王朔是一个说真话的孩子。连眼光老辣的二月河也被王朔骗过去了，他这样评价王朔说："王朔是个小孩子，小孩子在池塘里玩泥巴，把自己身上抹的都是泥巴。看见那边过来一辆中巴，抓起一把，啪，丢在中巴上，你说能有多大的错误，你要把这个孩子怎样的处罚？"王朔可没有二月河说的这么简单，王朔扔过去的那块泥巴，极有可能让司机分神，让中巴翻车。王朔的痞，让厚黑无形的二月河亦不得不退避三舍。王朔的泥巴从来不是随便乱扔的，他真话是有限度的，他从不去直面那让我们生活得如此糟糕的制度根源。不过，王朔确实喜欢污泥，在他的世界里，并没有什么"看上去很美"（这是他的一本自传体长篇小说的书名）的事物，而全都是些"看上去很丑"的东西，即便是亲情与爱情。在这一点上，王朔与绝大多数中国当代作家一样：在描写丑恶的人与事的时候，往往聚精会神、绘声绘色、激扬文字，甚至血脉贲张；但在写作高贵的人与事的时候，则束手无策、如履薄冰、不知所措，甚至江郎才尽。因为他们自己便从未体验过爱和怜悯的情感，也从未有过向着人性的高贵提升的意愿。所以，他们干脆否认爱、怜悯和高贵的存在与价值。
人们对王朔的误读之二是，王朔代表着北京的平民文化。其实，王朔是在军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他的家庭是一九四九年之后特权阶层中的一员（尽管只是这个阶层的中下层）。军人多半来自昔日边缘群体的游民。朱学勤指出，"王朔主义"的本质是"大院父辈消灭的市民社会，大院子弟再来冒充平民"。王朔与普通北京平民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他不知道大院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当胡同里的平民百姓冬天烧煤球取暖的时候，他的家中是有暖气的。而军队大院具有森严的等级秩序，尊奉残酷的丛林法则，这就奠定了王朔的欺软怕硬的性格。文革的动荡为这群大院子弟提供了一段特殊的、虚假的"自由时空"，正在度过青春期的这群年轻人，遂将发泄暴力和性欲当作人性的解放。文革对于大多数同胞来说，是一场血泪斑斑、家破人亡的悲剧；文革在这群大院子弟的回忆里，则无比"真实"呈现为"阳光灿烂的日子"（王朔是如此，姜文也是如此）。这就是"大院"与"胡同"的分歧与对立。在今天掌握着"话语权"的"公共知识分子"当中，有过王朔这样的生活经历的"大院子弟"还有很多，他们共同形成了一种宣扬"审美的暴力"和"语言的暴力"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磁场，并形成了一个关系牢固的"圈子"。
人们对王朔的误读之三是，王朔是反体制的，他的作品对官方意识形态具有相当的颠覆性。实际上，多年以来王朔虽然一直未能被"主旋律"所吸纳和招安，但他也很少受到官方文宣部门的打压与查禁。他的"胡言乱语"从来都是媒体的热点。担任过文化部长的王蒙，便相当器重王朔。王蒙在《躲避崇高》一文中，分析王朔作品的主人公"他们很适应四项原则与市场经济"，这句话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王蒙还如此评价王朔说："他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他开了一些大话空话的玩笑，但他基本上不写任何大人物（哪怕是一个团支部书记或者处长），或者写了也是他们的哥们儿他们的朋友，决无任何不敬非礼。"可见，王朔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单纯、朴实和"缺心眼"，别看他四面放炮、八方骂人，但他对放什么炮、骂什么人，都经过了精心的选择和考量。王朔的作品既不批判专制，也不礼赞自由。老奸巨猾的、在体制内外都有号召力的王蒙，偏偏就欣赏王朔，这本身就表明"二王"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相似性。或者说，王蒙是一个藏在斗底下的王朔，而王朔是一个摆在灯台上的王蒙。
以"无知者无畏"自居的王朔，其笔下只有血腥的暴力和玩世不恭的痞气，而没有对大地上的人们的爱、怜悯以及仰望星空的激情。所以，王朔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流氓"而已。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写过一本名为《流氓的归来》的回忆录，但他对"流氓"的定义与王朔截然不同。如果将《流氓的归来》与《看上去很美》放在一起对照阅读，其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仅是马内阿与王朔这两名作家之间的差异，更是罗马尼亚与中国这两个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差异。马内阿既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又是齐奥塞斯库政权下的受迫害者。作为一名犹太人，在从童年时代便开始经受的无边的苦难与无尽的逼迫中，他深味了人生的荒谬无常、残酷无情。马内阿以"流氓"自命，因为"党用津贴来表彰艺术家，写作是一种只有受党管理和控制的作家协会的成员才能使其合法化的职业，一个没有工作和收入的嫌疑犯被指控为'流氓主义'的危险，也就是说，他过着一种寄生虫式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法律给他的定义。"与那些御用文人相比，他是一个"流氓"，是一个有自己确定性的人生经验和价值坚守的"流氓"。
作为一名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王朔选择虚无主义为其作品的主潮，以对权力者的妥协来换取向弱者宣战的权利；而作为一名"能够在完全的沙漠中成长的作家"，马内阿在国家恐怖主义的阴影之下，仍然没有放弃希望，哪怕再微弱的希望。马内阿在荒谬的人生中竭尽全力地寻找意义，他对沉睡的同胞充满了爱与怜悯。他的流亡与归来，都是为了保持人性的完整与高贵。我们这个整体上患了软骨症、整体上缺钙的民族，只配诞生王朔，而不配拥有马内阿。王若望说过，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都有一个"小毛泽东"；同理，每一个中国网民的潜意识里都有一个"小王朔"。什么时候我们将这个"小王朔"像关公刮骨疗伤那样从我们的身体里驱除出去，什么时候我们才开始了精神的苏醒与人格的站立。
□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