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中写作
大卫·格罗斯曼
娜塔丽亚·金兹伯格(Natalia Ginzburg)在她的作品《难以描述的自我》中说：“无论是欢欣喜悦抑或是悲惨不幸，现实中偶然发生的这一切都对我们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章节还涉及了她的生活以及她在面临一些个人不幸时的写作状况。
谈论自己的确是很困难的，所以，在开始描述自己近来的写作经验之前，我希望站在目前的生活角度，对灾难、创击带给整个社会和民族的影响作一些反观。此刻，我顿然想起卡夫卡短篇小说《一则小寓言》中那只老鼠的境遇，当它发现陷阱近在咫尺，虎视眈眈的猫又紧逼其后时，禁不住叹道:“世界正日渐缩小。”
事实上，经过多年来在极端暴力的政治、军事以及宗教冲突环境中的生活考验之后，我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卡夫卡作品中那只老鼠的话是对的：日复一日，世界的确正变得愈来愈狭窄，也愈来愈小。与此同时，我还要告诉你，一种空虚和惆怅的情绪也开始在个体内心与充满暴力、混乱的外部世界之间滋长，这样的环境控制着每个人的生命以及他生活的方方面面。
更何况它并不就此罢休，很快，冷漠、玩世不恭，甚至比这两者更为严重的东西——绝望充斥了整个世界，这种绝望的情绪充当了畸形环境的燃料剂，支撑着它顽固的生命，有时候甚至可以延续几代之久。绝望的情绪一面不断影响着现存环境，一面又无止境地从日益扭曲的世界中获得蔓延的动力。如此往复循环，逐渐根深蒂固，绝望成为畸形世界的最佳代名词，最后也投射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我深切感到，我自己，包括我认识的人，还有周围的人，都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付出了沉重代价。我们正渐渐沦丧了“心灵领土”，其残酷程度比之外界任何一场血腥的战争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不能或者不愿，花哪怕一点点心思去体会他者所遭受的痛苦，道德的标尺也悬而未决。在如此可怕、复杂和充满欺骗的现存世界中，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实践中，大多数人都产生过无法在现实中认清自己的绝望之情。当这样的情况多次发生之后，你就会逐渐说服自己：我最好不必去想或者我压根不必知道这么多，抑或把这些思考和重建道德标尺的任务交给那些“可能知道的更多”的人会更好。
而最糟糕的想法莫过于，我的情绪最好也别受影响——反正这些事情早晚会过去。如果事情继续拖延下去，我这样做至少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自己减轻了痛苦，达到了有效的麻痹作用。同时，用一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一点点装聋作哑和自我麻醉的意图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自己。
换句话说，因为我们畏惧太多的事情，惧怕受到暂时或者永久的伤害，惧怕死亡，惧怕蒙受无法承受的损失，甚至有时候仅仅是惧怕受到外界那些微不足道的“羞辱”，这一系列的惧怕消磨着我们每个人的活力，也消磨着我们精神上与认知中原本存在的和谐。因此，无论是在战争中求生的公民们，还是战争的俘虏，都只能用一层保护膜将自己紧紧裹住直至窒息。
卡夫卡小说中老鼠的感觉没错，当天敌逼近时，世界越来越狭窄，而此时，用来描述这个世界的话语又何尝不是变得如此狭隘。从我的经验出发，可以说，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那些长期处于冲突中的人民所使用的，描述他们困境的语言就越显得肤浅。此时的语言已经逐渐变成了一堆连篇累牍的废话和空洞的符号。这一切均是由控制着话语权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以及其他政府部门所造成的。媒体报道的关于战争的新闻都经过了这些机构的快速过滤，它们使用一种更机巧的语言向受众传播事情的幻象，而非本质。因此，长期在这一语境下熏陶的大众很快从个人的内心上接受了这一事实，这点他们不承认都不行。
实际上，这一过程很容易被理解：毕竟人类的语言是如此博大精深，它可以触及到现实世界中的任何细枝末节，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觉得自己遭受了深深的伤害，因为它警示我们，原本丰富的生存语境正遭受着无情的掠夺，也警示我们，现实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微妙得多。事态越是发展，用来描述这些事态的语言就变得越肤浅，可以公之于众的信息范围也进一步缩小。余下的仅仅是一些仇敌或政党之间互相谴责时用的陈词滥调，仅仅是我们描述敌人和自己时的老生常谈，而这些既愚弄了我们自己，又诱骗了敌人的语言实际上充满了迷信和偏见。从这点来看，世界是变得越来越狭窄了。
然而我的思绪不止停留在中东战争上。纵观当今世界，数十亿人都深陷在这样或那样的困境中，在那些困境下，个人的存在、价值观、自由观和认同观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威胁。几乎每个人都处在令自己感到为难的境地，如宿命般挥之不去。我们可以感觉到或者意识到：对应于我们每个人的特殊困境是如何变成陷阱，接着又是如何将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国家所提供的家园意识、我们的私人话语，还有自由意志一一掠走的。
我们的作家和诗人就是在这样的现实中进行创作，无论他们身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车臣、苏丹，纽约还是刚果。有时，在我的工作日，我会在连续写作几个小时之后抬起头，然后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此时此刻，是否会有另外一位我根本不认识的作家，在大马士革或者德黑兰，在基加利或贝尔法斯特，在同样充斥着暴力、疏离、冷漠和减缩的现实中，进行着和我一样奇特的，唐吉可诃德似的创作。此时，我觉得有一位远方的同盟者，尽管他根本不认识我，但却和我一起在编织着这张无形的网。也许这张网并没有足够的威力去改造世界，没有能力使哑巴开口说话，但这种调和与修正的权力却在卡巴拉（kabbalah）中拥有它存在的真谛。（卡巴拉是犹太教的福音教书。）
在最近几年的小说创作中，我刻意回避了当下以色列的一些激烈现状以及一些最近的新闻公告。以前，我经常写书讨论这些现实问题，在评论、杂文还有访谈中从未停止过谈论它们，也从未放弃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还参与了众多的示威游行，参与发起国际和平提案。在此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邻邦，虽然他们中间有的是敌人，但是我每次都不放过可以与他们对话的机会。可到了目前，除了会阶段性地写一些有意识的决定和主张以外，我已经不在我的文学中涉及这些饱受灾难的地区了。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写点别的与之同样重要的东西，写一些不如旷日持久的战争那么容易吸引人们眼球的东西。
于是我开始写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狂妒之情，写一群流浪在耶路撒冷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写一对男女在一个虚幻的爱情泡沫中建立起来的私密语言。我描写圣经中的英雄——参孙（Samson）的孤独感，描写妇女与她们母亲之间的微妙关系，还有父母与他们的孩子之间的关系。
大约四年前，当我的第二个儿子尤里即将参军的时候，我却再也不能继续这样的写作方式了。我发现那时有一种急迫和惊恐感传遍全身，让我感到片刻都不得安宁，于是我开始创作一部以我身在其中的凄凉的现实为背景的小说。这部小说描述了外界暴力、残酷的政治军事力量是如何侵入到一个软弱无助的家庭中，并最终将其肢解的过程。
娜塔丽亚·金兹伯格说：“只要我们一开始写作，就会奇迹般地忽视掉现实的境况，因为我们的快乐和苦恼引领着我们用这样一种方式写作，那就是：当我们快乐的时候，总喜欢憧憬未来，而当我们苦恼的时候，又忍不住要回忆往昔。
谈论自己是很难的。因此，我将告诉你的，只是在这一点上并且从我所处的位置出发来看，我能做些什么。
我写作，我承受着尤里去年夏天在以色列与黎巴嫩冲突中丧生的悲痛，意识到自己的每个细胞都被这一残酷的现实浸染。此时，回忆的力量是如此地强大和沉重，强大到可以让你觉得浑身都像瘫痪掉了一样。然而，写作行为本身在那一刻为我创造了另一种类型的“空间”，一块我从未体验过的精神领地，在这里，死亡不再是一种绝对的单向度的对生命的否定。
作家们知道，当我们写作时，我们能感觉到世界的变化。它是有弹性的，充满了可能性，而不可能一成不变。不管何处，只要人们足迹所至，那里都不可能再停滞不变，事实上，这个世界并不存在现状这种东西，即便有时候我们会错误地认为它是存在的，即便还有人一厢情愿地让我们相信它是存在的。所以，当我写作时，哪怕是现在，这个世界也无法把我封闭起来，它也不可能变得非常狭窄：因为它始终在变化，始终在用各种姿态向我展示着一幅美妙的蓝图。
我写作，我想象。想象这种活动本身就令我欢欣鼓舞，它让我觉得自己在掠夺者面前并没有停滞不前或瘫痪。我在作品中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并时常感到自己像从冰缝中拯救一群即将溺死的人，尽管可能到最后，我真正拯救上来的人只是我自己。
我写作，我觉察到人类拥有着与生俱来的宝贵潜力。我发现自己完全能够在这两者之间游走：虽然失去了甜蜜的自由，却依然可以放任自己陶醉于只属于我的真实的亲密的语言之中。回想每次自己从那些口号和陈词滥调的幽闭中解脱的时候，总是欣喜难耐地用力呼吸。突然间，我明白我的肺原来已经自由了。
我写作，深感遣词造句的功夫如同对症下药。写作的过程就像空气净化器的工作原理一样，吸进新鲜的氧气，然后把那些阴暗的，企图操控语言的流氓和恶棍都统统驱逐出去。我一边写作，一边体验着语言的柔和与亲密，它蕴含在不同层面中的冲动、诙谐和灵魂让我仿佛做回了过去的自己，过去那个没有被政府和军队同化的我，没有被卷入冲突的我，没有被绝望和灾难袭击的我。
我写作，同时我感到，原本战争迫使我具有的一种可疑而特殊的意识——你只能当别人的仇敌，而绝不能有其他的身份，正逐渐从我身上消退。我开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直面敌人的呼声和苦楚，直面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直面他们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并承认自己曾经对他们犯下的错误，直面某些令我感到颇为诧异的，而又的的确确存在的，彼此之间的共同点。
我顿时感到，即使没有第三种更人道的选择，我也不想再被这种绝对的、荒谬的、令人窒息的“两面说”束缚——这种“不当侵略者，就沦为牺牲品”的残忍意识。只有写作时，我才觉得自己像一个人，我身体的每个部位之间都是如此自然而充满活力，我愿意近距离地倾听敌人的痛苦，愿意认可他们正义的呼声，绝不会对他们的身份有任何的贬低。
有时我写作，脑海里总会浮现我们熟悉的那个历史片段，30年前，当战争已经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持续数十年之久后，埃及总统萨达特乘坐的专机降落在特拉维夫，那一刻起，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背负着敌意、恐慌和怀疑的重担已经这么久了。
这是多么令人雀跃的一刻，在那一刻，大家终于可以卸掉这沉重的伪装，抛弃长久以来的怀疑、仇恨和成见。那一刻，我们体会到一种狂喜，人们终得坦诚相见，看清了彼此真实的面孔，不再像从前一样只能从一个角度观察对方。
我写作，我用一种极亲昵的方式为外部世界命名。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只属于我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感觉自己有了家，不再被放逐。通过写作，我对自己做出了一个小小的，却不易变化的改造。当我描述到象征命运不可逆转的专断时——那种掌握在人类或是命运手中的专断，我会猛然发现一些新的细节。我发现，通过在作品中描述专断使我感受到了自由对它发起的挑战，也只有勇敢地面对它，我才感到真正获得了自由——也许是一个人在抵抗专断时所能得到的惟一自由：用自己的语言描述自己所遭受的悲剧，在威胁还没有将你束缚在专断僵化、有限的规则之前，畅所欲言。
我在作品中描写一段无法倒流的时光，一些无法愈合的伤痛，之后却发现还是没有能力用很明了的语言去描述它们，也许是因为我生命中的那些遭遇并没有达到让我痛彻心扉的地步。如今每日坐在书桌前，悲伤与失落无数次地触动我的心弦，这种痛楚犹如电流击中了赤裸的双手，但是最终我并没有死。我并不能领会这个奇迹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也许当我完成了这部小说，我会尝试着去弄懂它，但不是现在，现在还为时尚早。
我在作品中描写我的祖国——以色列。这片被历史过度蹂躏、践踏和毒化的土地，饱尝了任何民族都无法承受的辛酸。极端事件和悲剧不断上演，人民内心充满了焦虑，理性亦面临着瘫痪，民众沉溺在对过去的回忆中不能自拔以至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这样一个国家的命运恐怕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以色列的这种现状都可以成为神话故事的一部分了，这个故事超越了现实生活的范围，让人觉得这中间的许多情节出了问题，甚至怀疑它并不是依据真实生活而写的。事实上，这个国家不像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它已经厌倦了循规蹈矩的生活。
我们的作家经历过绝望的阶段，也经历过自我贬低的阶段。我们的作品本质上是对人性的解构，是对人类最顽固的防卫机制的废除。我们自觉地论述心灵中最粗糙、最丑陋、最原始的部分，我们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要反反复复地确认人和艺术家的缺点。
我们的写作是一个伟大的神话，也是一个伟大的魔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要我们的手触碰到了笔，或者电脑键盘，我们就不再是没有开始创作之前那个卑微的，可以任凭摆布的玩偶了，不再是被困境和焦虑绑缚的奴隶，不再充当“官方作家”，也不再随意听从命运的召唤了。
我们写作，世界并没有将我们封闭起来，我们是何等幸运，因为世界也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日益狭小。
注：大卫·格罗斯曼,以色列著名作家。他的儿子在2006年8月的巴以冲突中丧生。
（原载于《纽约时报》,2007年5月13日）（李筱怡译）
转自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网友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