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性情•慧悟
刘再复
观照新文学的视角很多，我曾以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文学为参照系,论述从审美内容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大体上只有“国家、社会、历史”维度，而缺少另外三个维度：叩问人自身存在意义的本体维度，叩问超验世界的本真维度，叩问大自然与内自然（人性）的本然维度。说的是“缺乏”，不是没有。此次我在城市大学讲的则是以中国古代文学为参照系，找到的批评视角是“风骨•性情•慧悟”。“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时过於激进，以至提出“推倒古典文学”的口号。但是，若干年後这种激进态度有所软化，其中周氏兄弟更是努力去寻找中国古文学与新文学的相通点。
鲁迅找到的“魏晋风度”与周作人找到的“明末性情”，就是两个关键点。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间，周作人到辅仁大学作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学术演讲，第一次点破了中国文学的历史乃是“载道”文学与“言志”文学两大脉络浮沉交替的历史，而把言志文学推向极致的是以性情解放为主题的“明未新文学运动”。周作人认为，此次运动的倡导者公安派（袁辰氏三兄弟）关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与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差不多。胡适的主张不过是袁氏兄弟主张的复活（即袁氏观念的现代版）。
因此“五四”与明末两次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即都拒绝抄袭模拟、摆官架子、以文学为载道工具的前代风气，都主张文学应回归抒写真情真性的个人化立场，恢复对自由个性的追求。周作人这篇演说的贡献是它打通了“五四”新文学与我国明末文学的血脉关系，说明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理由，消解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对立。如果说，周作人道破了中国古代文学性情精华的话，那么，鲁迅则点破了另一精华，这就是“魏晋风度”。他在著名演说《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汉代的文学与经术没有分家，而且一些著名文人（如司马相如、东方朔）又成为皇帝弄臣，处於“俳优畜之”的地位，因此，回到“为艺术而艺术”，便是回到文学自身应有的状态，确立文学自身的价值。有了这一前提，才能形成不同於宫廷玩物器具的魏晋风度，才能出现曹植、何晏、嵇康、阮籍、二陆、张华、潘岳、郭璞、刘琨、谢灵运、范哗、裴顾等表面洒脱超凡内里却拥抱忧患的一代杰出诗人。鲁迅用“魏晋风度”这一慨念而未用“建安风骨”，大约是“风度”的包容量更大，既可包括洒脱超然的境界，也可包括忧愤悲歌的境界，尽管使用的是“风度”概念，但鲁迅却特别推崇嵇康，亲自编校《嵇康集》。这位不畏强权、尚奇崇侠、敢於把头颅付与汤火的慷慨任气之士，是鲁迅最为敬佩的。而嵇康的精神，则是魏晋风度中的“风骨”，精华中的硬核。因此，今天以“风骨”作为一种文学座标，也是有足够的理由的。周氏兄弟在中国漫长的诗文史中，唯独点破“魏晋风度”（风骨）与“明末性情”这两大文学穴位，都与推重文学的个人取向有关。
风骨是个人的风骨，性情是个人的性情，文学家最重要的特性是不求任何依赖而独自面对艰难复杂的历史人生。政治家并不是最勇敢的，因为他们必须依赖组织与集团，真正勇敢的是文学家，他们独立不移，独抒性灵。无论是周氏兄弟还是其他“五四”文化改革者，他们都不喜欢以韩愈的名字为标记的载道文学，不张扬被历来文人奉为圭臬的唐末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曾巩、苏轼、苏汹、苏辙、欧阳修、王安石等，与其说是载道文学，不如说是“济世文学”。济世文学的长处是关注世道人心，短处是叙述方式乃是“圣人言”的方式，缺少个人的性情独白。因此，也往往流露出官气与堂庙气。宏观地看，唐宋诗文家，虽也有李商隐、柳永等性情诗人，但多数都比魏晋时代与明末时代的作家多些功名心，即使杜甫、李白也难以免俗。除了“风骨”、“性情”这两大奇观之外，中国文学还出现另一奇观，这就是佛教禅宗赐与的“慧悟”。惮意入诗，使王维独具风格。以禅喻诗，则从苏东坡开始。而在理论上把禅悟视为诗道的第一要义的则是严羽的《沧浪诗话》。後来王士祯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显然都受到严羽的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虽有体系，可惜它如同诗文中的韩愈，也太多道经气与堂庙气。《沧浪诗话》虽短，却总结了一个西方文学所没有的真正属於中国文学特色的“慧悟”，给中国作家以无穷的启迪。王国维所讲的“境界”，无法实证，更无法分析，全靠慧悟。中国文学最终产生了《红楼梦》，走上了巅峯。《红楼梦》所以能卓绝千古，其价值无以伦比、正是它集中了中国文学中的“风骨”、“性情”、“慧悟”这三大精华。此巨著中的“性情”，人们早巳发现，但是风骨、慧悟则未被充份阐释。可惜“五四”的文化革新者虽也论及《红楼梦》，但未能把《红楼梦》作为旗帜高高举起。要说“文艺复兴”，《红楼梦》一部著作完成的则是西方数百年才完成的文艺复兴，它复活了自《山海经》开始的中国文化中最本然、最优秀的精神气质。
“五四”所倡导的一切，都可在《红楼梦》中找到。以“风骨”、“性情”、“慧悟”为参照系，便可发现中国现代文学草创时期的头三十年，陈独秀、鲁迅、胡适、闻一多等都表现出一些反叛的、战斗的风骨。鲁迅在解剖国民劣根性时，对浸入骨髓的奴性如此深恶痛绝，与他的崇尚风骨的审美理想显然有关。可惜中国社会环境太恶劣，逼得鲁迅的风骨变成“一个也不宽恕”的复仇情结，性情中太多愤怒。而周作人散文则表现出冲淡自然的性情，其论说希腊的文字更有慧悟，不幸的是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中暴露出风骨不足的弱点，至今让後来者还为知堂老人惋惜不已。冰心、梁实秋、林语堂等在风声鹤唳的时代中尽力保持性情，但似乎发展得并不充份，倒是沈从文於小说中、徐志摩於诗中发挥得更充份一些。郁达夫本也是性情中人，但其代表作《沉沦》结尾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矫情”，却令人十分困惑。
今天人们常常讨论的张爱玲、钱锺书，两人都有慧悟，聪明机智，可惜聪颖背後的慈悲之性似乎不够浑厚，其实真正的大慧大悟，归根结抵是属於具有宇宙感觉的大慈大悲。非常可惜的是在二三十年代叱咤风云的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等，到了上世纪下半叶，其慧悟之性完全被教条所堵塞，其风骨与性情几乎消失殆尽。直到八十年代，巴金才以他的《随想录》五卷恢复了部份个人尊严。“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批评韩愈的“文以载道”开始，可是，到了三十年代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兴起之後，新文学比韩愈更加韩愈。到了五六七十年代，大陆的载道文为讴歌文学，“韩愈体”蜕化为“台阁体”（明末杨士奇、杨溥、杨荣颂扬帝王权威的阿谀文学），结果都因为离风骨、性情、慧悟太远而没有甚么价值。今天纪念“五四”重温这一节悲剧，也许有益於“五四”的真精神在二十一世纪中生长。
此文系二00一年四月初在城市大学“华文文学”讲演会上的发言。同时演讲的有马悦然、痖弦、杨牧、聂华苓、郑愁予。
转自刘再复博客
